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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生的癌变





           ——自恃功高、一味索取的贪婪心态

                  一

    剪恶如草,飏奸如秕。
                     ——《皮日休文集·手箴》

    请问贪婪一点心,臭腐填腹几多足?
                    ——唐·韦楚老《江上蚊子》

  1995年以来,中国查结或查处的一大批厅局级干部顶风作案的大要案件,显示了中国惩腐的决心。
  北京:陈希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被揭露,王宝森经济罪案、国家科委原副主任李效时受贿贪污案被查处,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因接受港商巨额贿赂等经济问题被逮捕,原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也因经济问题被逮捕。紧接着,首钢原总经理助理周北方、市政府副局级干部李敏、办公厅原副主任陈健、原市村镇通讯开发公司经理何世平等一批局级干部分别受到法律的制裁……
  广东: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被查处;
  山东:以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为首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的案犯陆续被押上审判席……
  一时间,国人震惊:这些人目无法纪、挺而走险的行径到了何种地步!
  人民额手相庆:反腐败决心如此坚决,动作如此果断,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
  群众在庆幸之余,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在查办大要案件的决心愈来愈坚定、查处案件的效率和质量愈来愈高的情况下,这些官居高位,曾劳苦功高的领导干部,为何却走到这一条道路上来了呢?
  是的,他们曾劳苦功高。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包含着他们努力的心血。改革开放之初,正是他们年富力强之时,改革开放的春潮唤起他们生命的潜能,突显了他们人生的价值。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展现、生命潜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释放;国家和时代给了他们应有的回馈。当人生的年轮滚过正午时分,一片灿烂的晚霞正含着微笑、迎接这些时代骄子的时候,潜伏在他们思维的病灶开始活跃,那致命的病变细胞开始形成,扩散、再扩散……
  他们注定走不进那片灿烂的晚霞。
  妨碍他们的是居功自傲、恃权自大。
  人人都有成就感,人人都愿意回顾自己历经奋斗的艰难航程。当这种回顾中掺杂了要求回报的心态,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功劳、不能正确运用手中权力的时候,自恃功高、一味索取的贪婪心态便推着他们走向思维的死胡同。
  “功劳大、贡献多,退休之前多索取一些钱财,是理所应该的!”
  “为单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厂是我搞起来的,钱是我挣回来的,稍稍多拿一点算什么?”
  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恍惚间,那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中国封建王朝更迭的画卷浮现在眼前。
  农民英雄揭竿而起,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天幕下,顺应时代呼唤,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然而,一旦入主宫廷,便顿生功成名就之心,手中的权力便是索取回报的点金术,金钱美女消蚀了一颗又一颗奋进的心……
  时代不同了,历史的场景变换了,出场人物也迥然不同了。可是,一样的心态、一样的潜意识、一样的举动,却是如此的惊人相似。
  他们虽然挂着共产党人的金字招牌、顶着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头衔、戴着“现代企业家”的耀眼帽子,可骨子里,仍然浸泡着封建意识的毒素。
  中国是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家。短短几十年时间,要清除从“官本位”到全民意识中的封建遗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离不开人的意识、人的观念的现代化。
  封建意识包裹着一颗贪欲之心,终于膨胀为灾难性的癌变,最终毁掉了这些曾被誉为社会精英的改革之星和高级干部
  本章中,我们将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来剖析一个又一个畸变的人生和癌变的病体。

                  二

    塞先行于未形,禁食欲于危微。
                   ——北齐·刘昼《新论·防欲》

    贪者,常虞不足。
                       ——汉·刘向《说苑》

  有“湘中明珠”美誉的L市,两鬓飞霜的市长廖某在武警士兵的押送下,走上被告席。
  廖某完全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市长这个宝座的。他当过公社秘书、革委会主任、区委书记等职务,在基层干了三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时代赋予他更大的职务,当上了市长。
  就职仪式上,他慷慨陈词,决心率领家乡父老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他也的确起早贪晚,干了不少的工作。
  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大舞台。
  改革开放也给他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考试题。
  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自从位居市长、又兼任市委副书记以来,发现自己简直举手投足之间便有金钱相随。礼品、赠金、从几十元到数万元,简直说不清哪些是“感情的象征”,哪些又是“行贿受贿”。刚开始,钱少一点还敢接,数量一大便有些惴惴然。可是,久居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胆子也慢慢放大了。特别是知道班的人也得了一笔时,心里也就坦然了。
  “我辛辛苦苦为乡亲们谋利益,他们挣了大钱,送一点给我,我为什么不能得?”在潜意识中,这种观念在支配着他。
  然而,他闭眼不谈的事实是,围绕他转的却不是什么“乡亲们”,而是有求于他的“企业家”。
  他虽然身居要职,骨子里却有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他的翻船是缘于同建筑老板K某的交道。
  他雄心勃勃,立志要在任上改变家乡面貌,拟定了庞大的修建计划。
  这就免不了要与建筑界打交道。
  水厂修建计划要开始实施了,工程进行投标,各方老板都望着这个总造价一亿的工程。有一个小公司的老板更是猴急难耐,这就是K某。
  建筑界花样百出。这位K老板知道自己的公司牌子小、名气不大,便心生一计,决定去“联营”、去“挂靠”。他选择了一棵大树——一家省属建筑公司。双方各有所图,彼此心照不宣:由这家公司出面投标得手,然后K老板以这家公司的名义组织人马修建;当然这家大公司也不是白白出名出牌子,而要收取4.5%的施工管理费。为了方便操作,K老板也在这家大公司挂了一个“经理助理”的虚衔,俨然便是这家大公司的领导成员了。
  但是,这套障人耳目的把戏要“耍圆”,绝对要同一个人见面。也就是说,瞒天瞒地,是瞒不了这个人的。
  谁?他就是有权拍板让谁中标的廖市长。
  两家一大一小的公司勾兑完毕,主攻方向便是廖市长。
  寒冷的1月初,飕飕冷风使大街小巷显得冷清,但在市长办公室,K老板如沐春风,经过一番紧张的谈话,廖市长已爽快地表示:欢迎投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当然,这个承诺是在一条金项链和金戒指开路之后得来的。
  一大一小两公司的老板也虚晃了一枪:愿意带资600万投入建设。
  总之,一切都顺理成章,显得水到渠成:参加投标者极有实力,他廖某人也不过是顺水人情,不担风险,这样,金项链、金戒指才拿得心安理得。他认为,这一次也不过是像过去的若干次一样,一方面要吃糖。一方面又不能让糖烫了嘴。
  这就是这位“泥腿子”市长的狡黠之处,一个源于农民意识的小聪明。
  而对这一大一小两经理来说呢,他们也心中自有一本帐:不怕你说官话,只要你收下了我们的东西,就不怕你不一步一步地跟我们走。
  所以,看到廖市长收下金灿灿的首饰,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眼。
  所以,听到廖市长貌似公允的承诺,两人已听出弦外之声,开始盘算着下一步干什么了。
  投标正式开始了。考察人员经过缜密调查,认为这家公司所谓“垫资600万元”属于天方夜谭。
  廖市长沉默了,这一刻,他斗争过、权衡过。可是,那亮晃晃的首饰的光芒在他眼前一闪一闪,刺激着他的某根神经。
  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廖市长在烟雾缭绕中抬起头,缓缓地说:“我还是主张这个公司可以投标。”
  市长的意见受到质疑。一片反对声使他有些犹豫。
  这类企业家的情报是很准确的。很快便是春节了,K老板来“拜年”了,商场里购了一网篼礼物,礼物袋就数一个纸包最值钱——那里面整整包着2万元新崭崭的现钞。
  市长不在家,病恹恹的市长夫人收下了礼物。
  这位市长夫人身体不好,是不少企业家们都知道的,送礼送物常以此为借口。弄得这位跟着丈夫从跑田埂开始的夫人也不大看得惯送礼者的胁肩连笑样。
  不过,送来的钱还是要收下的。
  不知主要是这2万元垫底,还是由于根源于农民出身的执拗劲,廖市长力排众议,K老板走上竞标台。当然,在前台的不是他,而是那家省属大公司的代表。
  中标了!按事先预定,K老板的人马进场了。
  一切都按竞标规则办,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这只是“面前”,规则的“背后”呢?
  背后是不光彩的交易。这“鸳鸯公司”的操作手法,他的同事、下级都不知道,可廖市长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与“大老板”交上了朋友,廖市长也就入境随俗开始出入酒家、夜总会包厢了。
  在包厢里,他接受了K老板的2万元。
  这是他第三次接受同一老板的行贿了,心里也变得坦然:劳苦功高的,吃点、花点、拿点算什么?
  廖市长还在“进步”。迅速改变“土气”的他,开始只习惯于接受贿赂,不久便进步到开口索要。
  不过,索要也是很含蓄的、也有市长独特的风格。
  忽一日,市长召见K老板,垂询工程进展和质量。K老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老老实实地如实汇报。市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罢,便开始谆谆告诫:
  “质量得把紧哟!百年大计,这是欺哄不得的!”
  “那是,那是!”K老板鸡啄米似地点头,心中不停敲着小鼓:今儿个是唱哪本戏呢?
  云山雾峰之后,主题逐渐明确。
  “这些道理你是清楚的,响鼓就不用重锤了!”廖市长轻呷一口茶,漫不经心地举事例进行现身说法了,“你看那个市政府新盖的宿舍,质量就不行嘛!我刚进去,就掉灰……”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都被市长一五一十地统统端了出来,语重心长地要建筑企业家明白“质量第一”的重大意义。
  K老板眨巴着眼睛,细细地品味着市长的话……
  不几天,一彪人马开进廖宅,开始了现代化的装修。
  K老板挥汗如雨,忙前奔后地指挥。此时正值盛夏,望望毒辣辣的日头,他又派人从省城搬来一台空调。
  望着装饰一新的居室,廖市长频频点头,心里暗暗想:这个老板,值得交朋友!
  市长和老板的友情在加深。
  金风送爽之日,K老板不知从哪里弄来个二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含情脉脉的电话打进市长办公室,勾得市长推开忙碌的公务,赶往宾馆,成了小女人石榴裙下的俘虏。
  自此,K老板和廖市长的关系更粘乎了。
  好景不长。玩弄“鸳鸯公司”的K老板漏馅了。
  廖某终因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数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押上被告席。
  当他听到他被判处5年徒刑时,眼睛微微一闭,大脑一片空白。
  钱色皆空。
  5年徒刑,这足以蹲到他退休的年龄之后了。几万元和一个小女人的代价,值吗?
  这还算轻的。这是考虑到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干部被逮捕后,供述了全部受贿行为,还有检举他人违法犯罪的立功表现,法庭给予从轻判处。

  贪婪的人,只有在贪婪的梦被惊破之时,才会感到空虚。湘中的“贪市长”听到宣判时,大脑一片空白。而中原某县的县长王某在被押向被告席之前,则是另一番表现。
  铁窗内,这名身为一县之长的囚徒,泪流满面,抱头痛哭。旋即他抬起泪眼,吟出一首“囚徒之歌”:
  我从家乡来到牢房/牢房的生活又苦又长/何时才能重见阳光/劳改释放后回到家乡孝敬爹娘……
  这名“从家乡来到牢房”的县长,原由同样是“受贿”,跌倒的地方同样是建筑工程的承包之地。
  同廖市长出身相对,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一路搞工业起家,当上了一家棉纺厂的厂长。
  棉纺厂要搞基建,吸引了不少建筑包工头的目光。在这个行当里,以钱开路者不乏其人。
  “你只要把这个工程交给我,事成之后孝敬您一万元……”这位Y老板悄悄耳语。
  这位厂长含笑不语。
  不显山不显水,工程由Y老板来做。
  一取得建筑权,Y老板果然悄悄送来一万元。礼毕,便悄悄离去,像一个影子。
  几年以后,王厂长就任县长,施政纲领中亮出“八大振兴工程”,其中之一就是要建一座棉纺厂。
  工程一上议事日程,谁来承建呢?自然又是一番角逐。
  王县长含笑不语。那个静悄悄的影子飘在他面前了。
  Y老板应召而来,他十分兴奋,当年的王厂长还记得我!当年的一万元的伏线竟可埋到今天!当年的王厂长,而今的王县长,同样的含笑不语,多么熟悉的神情!
  然而,他哪里知道,此时的王县长已经相当“成熟”了,一开口便吓了他一跳。
  积小贪而成大贪,贪婪的欲壑是越填越大的。自恃劳苦功高的王县长,已张开索取的大口了。
  建筑行业僧多粥少,Y老板只得硬着头皮接招。趁着夜色,他提着包悄悄走进县长家。提包里是沉沉的4万元。
  Y老板顺利接到工程。可是他面对的已不是当时的厂长了,此刻的王县长正指望在他这棵摇钱树上摇下更多的“孔方兄”来呢……
  工程正进行到紧张时分,“工程款不能拨付!”理由当然是充足的,只是苦了建筑工程队,一班人马叫苦连天,只有Y老板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悄悄飘进王县长的办公室。
  “为难呀,为难呀……”这位县长仍是含笑不语,引而不发。
  干脆明砍,要多少?Y老板情急之中摊了牌。
  弯子绕来绕去,最后叫响13万。
  王县长撕掉面纱了,王县长不再含笑不语了。
  终于,王县长的县长当不成了,检察机关给他发放了“从家乡走到牢房”的通行证。
  这“通行证”的取得,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接受4万于前、索贿13万于后。事后有人说,这“四”和“十三”都是不吉利的呀,一个是中国的“不吉利数字”,一个是西方的“不吉利数字”,中西不吉利都凑到一块儿来了,王县长咋不倒霉嘛!
  不是数字不吉利,是心态不正常!自恃功高、一味索取的心态就是癌变的病灶。
  于是,这个前县长,以“受贿”之罪名戴罪于身,只有在铁窗内写诗的份儿了。
  但愿他的悔恨是真诚的。

                  三

    填不满欲海,攻不破愁城。
                         ——《劝戒全书》

    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
                       ——《抱朴子·任能》

  面对检察干警举起的存折——这是在搜查中获取的证据——他突然跳起来,一把抓住那存折紧紧不放松:
  “这都是我的钱,这都是我的钱呀——”
  悲怆的叫声、凄苦的神情使在场的侦查人员惊讶不已:已经国身于牢房,面临身败名裂的审判,对于金钱的占有欲,还是那样执著;那神情,还是那样贪婪!
  他便是四川达县原副县长王泽珠,一个年届50的老干部。
  他毕业于技工学校,当过装卸工、县经委副主任、钢煤公司经理,从1987年开始当县长,直到1996年颓然落网。
  他拥有巨额钱财的贪贿行为一暴露,在交待巨额存款的来源时,他总是说:我从小就爱存钱,这是我人生一大爱好,这些,都是我一点一点存的……
  身为副县长和铁山隧道工程指挥部工程长,王泽珠的确太爱钱了,也太爱存钱了。可这些钱一旦与他的职务联系起来,便使人看到被金钱腐蚀而痼疾难除,一味索取的贪婪形象。
  在反贪干警的强大攻势下,他不得不一笔又一笔地交待自己的受贿款。他也清楚,每交待一笔,他都会失去一大笔“属于他”的财产;每交待一笔,都是在他身上重重地割下一块肉。痛心啊,他在受审期间,几乎每天都在抽自己耳光,刚交待一点又立即后悔,于是,自己抽耳光,左一下、右一下,抽得脸颊发麻发木。
  王泽珠是跌倒在铁山隧道工程的发包上的。
  铁山,横亘在达川通往巴中地区、广元市的咽喉要道上,山势陡峭,弯多路窄,成了交通要道上的“瓶颈”。
  进入90年代以后,改造这条公路提到达川地委、行署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改造这条公路的重点则是开凿铁山隧道。如果这条隧道开通,两个小时的路程则可缩短到20分钟,从各方面权衡,这条隧道都非修不可。
  预算下来了,隧道工程造价高达1亿人民币。这是山区人民走向富裕要付出的代价。
  争揽工程的勘查公司、建筑队、工程队都跃跃欲试,结果一番角逐,勘探设计和开凿工程分别被A勘察大队和B煤矿等单位投标竞争得手。
  1996年春节前后,是人们一年中最“放松”的时候。亲朋好友不免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论世风,话题忽然转到开工不久的铁山隧道工程。
  “工程还没开工,就送出去那么多钱!”
  人们痛恨腐败,其言也愤愤。
  别人都听听而已,唯在场的一名女检察官,细细地把这话记在心里。上班后,她又及时向分管反贪的领导作了汇报。
  几乎是同时,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达川地区检察分院负责人的案头。
  匿名举报信是以顺口溜形式写成的:
  有人不像话,胆子特别大,隧道未开工,先捞一大把。企盼检察官,火速查一查,要想知详情,请找李不怕。来者务切记,亮明卫中华。
  两条线索汇合在一起,证明了铁山隧道“有名堂”!
  经反复查证,最后查明这位愤愤不平的人,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幕内人。
  原来,这个勘察大队为了获得铁山隧道的勘探工程,指定了几个人领出现金28万元去“打通关节”,这是经过领导决定的。他们当然也知道这是行贿行为,为了掩盖,又以“青苗补偿费”、“民工工资”、“钻探进展费”等名义搞了三张假发票,冲平了账面。
  可是,钱送给了谁呢?是否真的送出去了呢?这位“幕内人”也说不清楚。
  单凭口头反映尚不成熟,关键是要取得证据。只有取得证据,才能迅速揭开行贿受贿的黑幕。
  这位“幕内人”表示愿意配合。很快,三张按原样摘抄下来的假发票秘密送到检察人员手中,继而,又复印出支付此款的有关凭证。
  证据在手,信心大增。检察官们将初战的突破口选在送钱人之一的D身上。他承认,的确领走28万元,只送出去12万元,还有16万元是用活期存起来的,准备机动使用。但这12万元送给哪些人,他却一问三不知。
  在搜集到的相关材料里,检察官们查到了一个电话记录,上面写着一连串不引人注意的数字:王5000,张5000,牟3000,唐2000……
  这几个姓氏迅速被检察官破译,原来与铁山隧道工程的指挥部成员名单相吻合。他们分别是:达县副县长兼指挥长王泽珠、交通局长兼副指挥长张清远、交通局副局长兼副指挥长牟川、高级工程师唐代全。巧合吗?偶然中肯定包含着必然!
  检察官的突破口果然选得准、选得稳,D只得交待出送钱的经过。
  A大队为了得到这个工程,不惜重金贿赂。他们送给王泽珠4.2万元、上述其余三人各2万余元。
  孤证尚不足,检察官运用策略,取得了与D共同参与行贿的几个人的证据,他们的供词与D的供词基本一致。
  铁山工程贪贿案外围战取得彻底胜利,检察官迅速把主攻方向对准受贿的指挥部成员。
  冬天的清晨,寒气逼人,大巴山的浓雾把这座名城笼罩得严严实实。数十名检察干警分三路出动,将张清远、牟川和唐代全传到预定地点突审,同时展开依法搜查。
  这三名副指挥长。高级工程师如同惊弓之鸟,如实交待了他们在发包铁山隧道工程中,与指挥长王泽珠共同或单独收贿的事实。
  王泽珠的面目彻底暴露了。
  如同热锅上蚂蚁的王泽珠也在紧张地活动。就在检察人员对他的几个副手展开行动之时,他用手机将女婿火速叫到他家,手忙脚乱地打开保险柜,将一个小布袋交给女婿,让他赶快带走。就在女婿急匆匆要离开时,他一把抓住他,压低声音叮咛道:
  “莫走电梯,走楼道!谨防有人!”
  殊不知,网开一面,迫其就范,正是检察机关谋略。王宅已被严密监控,无论是电梯还是楼道,都已布控。根据对王泽珠身居副县长多年、关系网极广的情况以及对他贪婪心态的分析,检察机关认为他极有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转移赃款赃物和证据,于是布下了明松暗紧这一阵。
  当王泽珠的女婿左顾右盼走进大门之时,监控的检察干警便知道有好戏看了。
  果然料敌如神!
  几分钟后,气喘吁吁的他下得楼来,一见围上来的检察人员,立即面孔煞白、浑身发抖。“啪”地一声,夹在腋下的小布袋掉在地上。
  检察人员拾起一看,好家伙,里面有现金8.7万元、融资券20.3万元!
  这一情况迅速反映到指挥部。一小时后,传来地委领导坚决支持依法查办的指令。办案人员立即传唤王泽珠,并依法对他的住宅进行搜查。
  王泽珠已有思想准备,并自认为后事处理得很干净,便平静地宣称:勤勤恳恳几十年,为党为民,没有对不起党的事。
  那么,29万元的现金和融资券是怎么回事呢?办案组抓住王泽珠贪婪的心态,及时使他明确“这29万是我自己的”,同时,对他的亲友和家人展开查证。大量的旁证材料证实,这是王泽珠的非法所得。
  当这一事实已是铁板钉钉——实打实之后,王泽珠想改口反悔,已无济于事了。
  可是,他又一口咬定:“除了这29万以外,再没有其他经济问题了!”
  依法对他住处的搜查,未能搜出新的赃款赃物。在空空如也的家中保险柜里,也只搜出7个笔记本和两把钥匙。
  只有8.7万元现金?没有一张存折?
  办案人员把一张张融资券摆在桌面进行分析,发现都是两年以来的,前几年的根本就没有。为什么保险柜还有两把钥匙?经查实,这钥匙是另一个保险柜的。这一切,说明这个“县太爷”极有可能有大量赃款隐藏在某处。
  可是,王泽珠滴水不漏,坚持说自己没有其他问题了。
  办案人员的目光投向缴获的几个笔记本上。
  果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笔记本中夹着一张记有银行存款时间、年限和数额的纸条,那数额累计起来有57万元之多。另一个笔记本上,写有“经干院晓云(3)、(4)、(3),银杏王九(3)、(3)、(4),春熙仕中(1)”等字样。
  这肯定是某种密码。办案人员破译查实,晓云、玉九、仕中等都是王泽珠的亲属名字,那些数字的总数是21,这“21”极可能是21万;而三组数字前的“经干院”、“春熙”、“银杏”是什么意思呢?省城成都有一条春熙路,这倒是都知道的,那其余两个是不是与成都有关呢?目光投向成都。果然,成都有“四川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银杏酒楼!
  达川的检察干警立即赶赴成都,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支持下,在经干院对面的储蓄所、春熙路储蓄所和羊市街西延线的银杏酒楼旁的王建墓储蓄所里,查出王泽珠7笔存款共21万元。
  同时,成都之行,还查出他用14万赃款购置的私房一套。
  起获赃款赃物共62万元的战绩,使办案人员胸有成竹。
  审讯室,王泽珠还是一副“再没有其他问题”的模样,不肯正眼看检察人员。
  一声断喝:“王泽珠,抬起头来!”
  王泽珠双眼圆睁,看到检察人员查获的巨额存款依据的复印件,全身一下子瘫软下去。
  一声绝望的嚎叫从王泽珠的嗓门里挤出来:“我完了!彻底完了……”
  审讯室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声。
  王泽珠的防线彻底被突破。
  他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待。自1986年以来,他利用工作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304000元。
  那么,这些钱放到哪里去了呢?
  王泽珠交待,早在3个月前,他就找来妻妹夫,去买了一个保险柜,将存折和成都的购房凭证转移到这个保险柜内,把保险柜藏在妻妹夫家中了。
  检察干警立即前往起获赃款赃物。可赶到他妻妹夫家,保险柜却没有了。
  在凌厉的攻势下,王泽珠的妻妹夫不得不交待,王泽珠的存折和购房凭证等的确在他这里。王泽珠被抓进去后,他和王泽珠的女婿商量,要打开这个保险柜,但钥匙已落到检察人员手里。两人一合计,又去商量购买了同一型号同一颜色的保险柜,准备着检察人员由钥匙追到保险柜时,抛出一个空保险柜来金蝉脱壳。想倒是想得挺圆满,可保险柜买回来,才猛地想起:保险柜是一样的,钥匙却不一样,怎能蒙混过关呢?情急之中,再无他计可施,只得砰砰一阵乱撬,砸开旧保险柜,取出存折等物。然后将两个保险柜扔进大河里……
  缴获了赃款赃物,王泽珠完全失去了精神支柱,只得一笔接一笔地吐出接受赃款的事实。
  “我从小就最爱存钱,这是我最大的爱好。这些钱,都是我一点一点存的……”这位当初的“县太爷”曾威风八面,此刻不得不委屈地暴露内心的隐秘。
  他的这个“爱好”和他的职务、权力相结合,很快就暴露出“贪婪”的原形。
  1989年秋天,达县投资7000多万改造县氮肥厂,上马一个新项目,分管工业的王泽珠担任了这个工程的指挥长。一上任他便整肃原指挥部的领导班子,换上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懂得起”,可以引以为友。这个人是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在乾,王让他掌握财务。设备购置的大权。这个孙副主任(副县级),莫名其妙被选中,自然有桌面上的理由:原担任过氮肥厂厂长,而深层次的原因呢,两人是心照不宣的。从此,如有包工头行贿或购买设备的回扣,他都要给王泽珠分一半,两人和和睦睦,共同“发财”。孙在乾先后17次收受各方贿赂近20万元,把其中的近10万元分11次送到王泽珠手里。他们的“友情很铁”,也延续得很久,直到王泽珠被抓走的那天早晨,风声已紧张得不能再紧张了,孙在乾还顶着寒风,给他送来包工头的一万元贿赂……
  又一个县处级干部露出马脚!
  检察干警迅速扩大战果,查出孙在乾收受大量贿赂的事实。
  王泽珠还在沮丧地交待,又牵出一个接一个的贪婪嘴脸。
  他自从担任副县长分管工业交通以来,主持了一些项目,”并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将一些工程发包给包工头W,而W则知恩当报,又源源不绝送来一个又一个的红包。
  万合铁厂立项上马了。W想做这个工程,找到王泽珠。王泽珠一个电话打到该铁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家里,要他把工程交给W,对方同意了。W则在没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揽下了这个造价550万元的基建工程。紧接着,王泽珠又不遗余力为这个包工头奔走,使他揽到了总造价为1300余万元的基建工程。同时,他还多次出面,帮他催收工程款。W则分三次送给王泽珠共11万元。
  在令他彻底翻船的达川——广元公路的铁山隧道工程中,他利用指挥长的身份,掌握着合同签字权力,A勘察大队通过多方联系和谈判,与指挥部签订了总金额为300余万元的3个勘察合同。自第一个合同履行结束,为了使合同继续履行,并尽可能地多获取利益,该勘察大队大队长主持集体研究,分别以感谢费、好处费等名义,及邀请王泽珠参加赌博发赌资的方式,共向他行贿4.2万元……
  根据王泽珠的交待,检察人员又挖出达县特殊钢厂厂长受贿10余万元,钢厂党校书记受贿数万元的案件。
  “铁山隧道工程串案”一举挖出9人,其中副县处级干部二人,共查实犯罪金额12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我是如此的贪得无厌!我痛恨不已!金钱毁了我的政治生命!毁了我的家庭,毁了我的人生!
  “金钱是恶魔!我过去所追求的金钱,今天成了我最痛恨的根源,一想到金钱我就有气!”
  年过半百的王泽珠最终大彻大悟的悔恨,给一切迷信权力可换来金钱,金钱可换来一切的贪婪官员,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
  这个由于自己的贪婪,彻底完成人生角色转换的老干部,终于没迎来绚丽的人生晚霞。
  他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他的余生将在冷寂和悔恨中。一遍又一遍地诅咒贪婪、诅咒金钱。金钱本身无过错,害他的是贪婪。
  让鸟儿坠上金块,它只会颓然倒地。

                  四

    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
                     ——《后汉书·陈蕃列传》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韩非子·喻志》

  “贪婪”二字,害了多少曾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他59岁了,拿他的话说,就是“一只脚已踏进退休的门坎里”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个被誉为“优秀企业家”的重庆起重机厂原厂长张某,便以他的59岁为分界线,人生之路被分为两个板块。
  他的确有功于企业。他上任时,这个厂正处于严重亏损的泥潭里,他立下掷地有声的军令状:头年打基础,两年迈大步,三年大变样!回顾当年的情景,那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一头扎进工人之中,抓管理、抓改革、抓质量,把握住市场走向,开发新项目。奇迹出现了,当年便实现了扭亏目标,第二年消灭了赤字,第三年销售收入便创了历史最高水平。工厂名列重庆市工业企业“五十强”之中,他本人也被评为“优秀企业家”,选为党代会代表,各种光荣称号更是不计其数。提起他们的厂长,全厂数千名工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是个好当家!”
  在这个时候,这位工人出身的张厂长不冷静了。迎来人生的辉煌顶点,他产生了是本人拯救了工厂、拯救了全厂职工的想法。随着退休时限的日渐逼近,劳苦功高的念头愈发膨胀,“何不趁机索取点辛苦费”的想法挤进了他膨胀的大脑。
  二分厂要扩建一个车间,各路建筑人马纷纷找上门来。
  张厂长暗自琢磨:发财的机会到了。
  他已物色到一个关系公司。
  殊不知,捷足先登的是他的副厂长,他也有自己的关系户。两人暗暗较劲,都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工程交给自己的人去干。
  正在对峙之中,第三家建筑公司的郭老板又登门拜访了。他可两人的关系户都不是,但他一口表示,只要能搞定这个工程,一正一副两个厂长各给一万元。
  副厂长首先欣然同意,他知道僵下去自己也不一定能拿下工程,乐得有第三人来“解套”,反正都是得钱嘛!
  他惴惴不安地找张厂长摊牌,满认为这位”优秀企业家”还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摆出铁面无私、一心为工厂的架式。哪知道,厂长一听,爽快地一口应承:“好嘛,很好嘛!只要照这个样子办,给谁不是一样呀?”
  副厂长恍然大悟:他也不过如此。
  两人便欣然合作起来。
  起重机厂附近的乡镇要办一个工厂,找到老大哥要求支持。这样的事,符合政策、也符合工厂的长远利益,起重机厂便在技术上派人去指导。这个厂很快就运转起来了。
  村干部悄悄给张厂长送来一个纸包:“我们村有了这个企业,全靠您的支持,这是点‘小意思’……”
  待村干部离开,他打开纸包一看:呀,一万元!
  从此,这位“老大哥丫长更热衷扶持。支援乡镇企业了。背靠大树好乘凉,村里又办起了机械厂,很快见了效益。春节到了,村干部又送来一万元,很快,又送来价值近1.5万元的高档手表。
  随后,他又答应帮助扶持巴县(现巴南区)的小厂开发新产品,又进了1.8万元的财物。
  他贪婪之心越来越大,作为总厂厂长,受贿的手竞伸向他的分厂。他的这个第二起重机厂,是总厂数年前收编一家街道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浪潮,使得这个厂羽毛丰满,除了总厂分配的业务外,还自己外出揽业务,这一次,竟与总厂争起了业务。他自然不同意,并扬言要把所有的业务权都收回来。分厂厂长急了,找到说客撮合,塞上一万元,他便笑逐颜开,与他的分厂厂长“相对一笑混恩仇”了。
  短短的两年,这位迅速崛起的厂长,又迅速坍台,11万余元的受贿款成了人生分界线上不光彩的界碑。
  他的欲望膨胀了,刚见起色的起重机厂又急剧滑坡了。到了他“三年大变样”的诺言实现的第二年开始,连续出现亏损。这正是他思想抛锚、吃里扒外的必然后果。
  可他仍然认为自己有功,不仅有功于起重机厂,而且也有功于乡镇企业!
  锒铛入狱后,他仍然自恃功高、认为自己的一味索取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他一本正经地写信给检察干警,大呼冤枉:在我的扶持下,这个村成了“亿元村”,我是有功的,我为他们日益操劳,他们聘我为经济顾问,拿点报酬,完全不是受贿,完全是该得的……
  什么是“自恃功高”?什么是“一味索取”?什么是居功后走向贪婪?这位将近六十的厂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贪婪的祭盘是永远填不满的!
  除了法律力量的震慑,除了制度上的约束,更需要借助社会的道德力量,也更需要这位握有实权的“公仆”的个人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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