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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作废、抢留后路的惶急心态 一 过载者沉其身，欲胜者杀其身。 ——《抱朴子·微旨》 贪利者害己，纵欲者戕生。 ——《格言联壁·悼凶》 1997年夏天，中央纪委发出一份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政治修养，严于律己，管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 清官难断家务事。可在事关党风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大事上，由中央直接发出要求管好领导干部的配偶和子女，这是多么沉重的一声警钟！ 中央纪委的通报是针对山东省日照市市委书记为自己妻子违法犯罪行为开脱罪责，从而受到严肃处理而发出的。 上年的金秋，我在胶东半岛采访时，已经了解过这一案情。当时，对市委书记王树文以及其妻子、市体委副主任徐峰丽，还有卷进本案的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朱士杰的审判在即，尚未开庭已是群情激奋。现在经中央通报全国，案情算是彻底真相大白。 王树文，已经担任二十多年的地厅级干部，原为山东省水产厅厅长。当日照市升格为地级市时，他便同妻子徐峰丽到日照市就职。 徐峰丽是个好出风头的女人。当地人谈到她当时在电视上和大小文艺、体育表演会场上的表演，至今仍嗤之以鼻：“王树文这个书记完全是给这个奥娘们害了！” 她在体委任职，却热衷搞一个念起来很拗口的公司——日照市桑托尔高新产业（集团）公司。这个高新产业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完全是拉大旗作虎皮搞倒卖，利令智昏竟干起走私摩托车来。 然而，共和国国门卫士不是吃素的，海关一家伙就给截获了。徐峰丽不依不饶，坚决要硬抗到底，死缠硬抵，最后顶不住了，便把王树文推到前台。这时，市里分管政法的常委，又兼公安局局长的朱某暗里明里帮一把，瞒上欺下，徇私枉法…… 案发后，这三人的职务、党票都没了；可群众还是议论：“反腐败敢不敢动真格的，王树文案子就是试金石！” 今天，党终于将圆满的答卷交到全国人民面前。 最终查明的事实是，当日照市桑托尔公司总裁徐峰丽伙同副总裁孙强等人走私350辆日产旧摩托车被海关和边检站查获后，徐峰丽四处活动，企图过关。省委领导明确要求王树文回避，可这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置党组织的忠告于不顾，一心为老婆开脱。他利用职务之便干扰对案件的侦查，还亲自为他们代写材料，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他在各种会议上大肆宣扬这个案子不是走私案，不是与境外的企业做生意，而是同深圳公司做生意，是国内贸易；当事情的真相逐渐明朗时，他又改口说桑托尔公司是上了别人的当；当“上当说”又被粉碎时，他便赤裸裸地保老婆：“徐峰丽没有走私！” 党组织再次警告他不要陷得太深，他干脆一口咬定：“我以党性担保，她如果有什么问题先处理我！”真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好角色！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是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展开工作。 到了后来，徐峰丽的走私行为已是铁板上钉钉——实打实的事了，他还是执迷不悟。省委决定调他的工作，“以便徐峰丽案件能在当地顺利展开侦查并结案。到了这一步，他居然仍气壮如牛，坚决不离开日照市：“即使是我的骨灰撒在日照的魁山之上，我也不走！”他同时要求上级派人直接调查，调查出他的清白以后，要向全省发出通报，进行恢复名誉的善后工作。上级调查组可以来，但他不离开日照市。 他认为只要他在日照，便是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保住了他就保住了妻子，保住了妻子也就保住了他。二人双双再享荣华富贵，熬到退休也就一了百了。 省委决定，由省纪委、省公安厅和青岛海关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组，进驻日照，展开调查。 案情很快查清。 不仅查清了走私案，还查清王树文在任市委书记不到三年时间内，收受贿赂近5万元，并同妻子徐峰丽合伙谋取非法所得18万元！ 原来大头还在后头！怪不得他拼着老命保妻子！ 他一下子便成了本案的首要人物。 原来同情他，以为他是被老婆活活拉下水的善良百姓才恍然大悟。 过去对市委书记一意孤行，不愿“大义灭亲”的干部，也才恍然大悟。 “要退休了，要捞点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种过期作废、抢留后路的心态，推动着徐峰丽这个“第一夫人”不失时机地从政府官员的角色转到“总裁”的经商角色上来，又推动着她铤而走险干起走私的勾当。 在妻子唠唠叨叨的“光阴迫”说教下，王树文在省里业务厅局工作时的廉洁形象慢慢褪色，又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默认，再到合伙干。当“第一夫人”出海走私触礁后，他竟奋不顾身，先在岸边指手画脚地指挥抢救，继而跌身下海，为她导航清道，结果是双双沉没…… 他俩双双被开除党籍、公职。王树文被判刑9年，罪名是受贿罪和徇私舞弊罪；徐峰丽被判刑4年，罪名是走私、受贿罪。 丈夫后来居上，罪名和刑期最重。 可悲的还有那个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朱某。身为副地厅级干部，干了多年政法工作，却抱着“保下市委书记夫人便能受到市委书记器重”的心理，鞍前马后搞假侦查真蒙混、假主持真干扰的一套，结果丢了党籍、丢了官职、甚至丢了公职。最后，还步前市委书记的后尘，走上同一个被告席。公诉人没有对他经济犯罪的指控，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名只是徇私舞弊罪。 换言之，他纯属是为夫妻俩开脱而蒙罪的。 山东法制报的同行深沉地说，这几年，俺山东太出人物了。孔繁森、张海迪、济南交警群体，全国知名，八方敬仰；而泰山脚下以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为首，包括副书记、副市长、秘书长、公安局长的一个班子烂掉，搞得全国轰动；这大海边，又来个日照市委书记，腿后也跟着公安局长…… 王树文当初大叫委屈，要求为他恢复名誉，并通报全省。 现在通报出来了，不是全省，而是面向全国的所有党组织和所有的领导干部。这是中央纪委发出的，当然不是“恢复名誉”，而是将他的犯罪事实作为反面教材，作为一记警钟： ——领导干部，请管好自己的配偶，并做到洁身自好。 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个堕落的男人，有时身后也有一个贪婪的女性。 江苏省淮阴市在查办一起经济罪案时，发现市政府副秘书长徐国熙的妻子、市公安局52岁的三级警督管侠有受贿行为。在突破这个即将退休的女警官装聋卖哑的防线后，她承认有5万元的受贿行为。撕开口子后，经严格的法律程序，起获夫妇俩40多张存款单，金额达130万元，还有4000多美元！这个副秘书长还兼城管会主任，早就被群众署名举报。当年近六十的他被羁高墙时，他的情妇也交待出他俩共同贪污购买住房一套的犯罪事实。最后，检察机关认定徐国熙和妻子管侠共同受贿33起近30万元；徐国熙单独受贿11万元，还伙同情妇共同贪污5起计3万多元。另外夫妇二人共同犯有近50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结果，财产全部被没收，丈夫被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妻子也被处有期徒刑14年。 可悲吗？可悲！可叹吗？可叹！ “是吉嫦害了我，是吉嫦害了我……”面对审讯检察官的凌厉攻势。能加，这个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的有着近万名职工的纺织厂长，不停地发出沉重的叹息。吉嫦，是他50岁的老妻。 “就要退休了，这么大的岁数，也该捞点了！”吉嫣经常在她丈夫耳边鼓噪。看着她打着他的旗号，大把大把地捞钱时，他也产生过恐惧，阻止她劝说她。可这个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女人总是说：“你不要管，有事我承担！” 终于，这个荣获过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厂长也裹挟进受贿的浊流。当检察机关依法搜查时，搜出二十余万元……“有事我承担”，法律是不认的，夫妇双双跌进高墙。 胶东半岛，还有个市长夫妇双双被判刑的案例。 滨州市长杨某从一个技术员，到地委的副部长，再到滨州市当市长。面对伴随炙手可热的权势而来的行贿人，他先是有顾虑、有惶惑。可想到五十多岁的人了，市长的位置还能坐多久，便伸手一次又一次地接过贿赂的钱财。而他的妻子孟某，胆子则更大。有时，连市长丈夫也有些心虚，劝她退一些回去，她总是说：“你别管，我负责处理！” 反贪浪潮中，一油区办的负责人因经济罪案被追查，在全部被查封的账本中，发现了市长不光彩的手脚。 市长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而作为同案犯的市长夫人，当时顶撞丈夫“我负责处理”，便将丈夫尚存的良知给噎回去了，可现在，能“负责处理”吗？作为“同案犯”，她同丈夫并肩而站，被同时宣布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有的时候，堕入经济罪案中的领导干部的妻子并不贪婪，甚至很贤惠。可是，做丈夫的想要给妻子一个安宁的晚年，竟不顾一生清白，以“过期作废，抢留后路”的思想为支撑，急切地下手捞一把，反倒葬送了虽清贫但可幸福度过的晚年，年迈的妻子也只能在凄凉的心境中苦熬余生。 新中国刚成立便参加工作，退休前已位居云南省人事厅副厅长的束开泰就是其中一个。 他一生勤恳工作，清白为人。按说，以他的资历和不断擢升的职务，不管在哪个台阶上，只要吱声，他的妻子便可有个工作。可是，他的恩爱妻子偏偏一直是家庭妇女。特别是当上人事厅副厅长的职务后，作为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妻子居然没工作、没医疗福利保险等等一切职工可享受的待遇，简直是一段佳话，如果以此为素材写一篇报告文学，肯定感人。 然而——在漫漫人生中，这种“然而”太多了——就在他由衷地、真正地清廉了几十年之后，到了临退休的前两三年，他突然萌发了贪念。这贪念是因为他有了一个可以突然发财的机会。他凭借自己过去的关系和而今的地位，从烟厂弄到了一张批条，可以低价购买5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那时，红塔山红遍大江南北，他把这个批条给了商贩，商贩给了他27万元。 案发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想起这遥遥无期的高墙生涯怎么度过，他就浑身发颤；而一想到高墙外还有一个老妻，更是痛苦难当，泪流满面：“想到明年就要退休了，老伴又是家庭妇女，收入也没多少，我就有了趁退休前有职务，还有人买账时捞点钱的想法……” 退休了好歹也有退休金。国家对一名退休的副厅级干部的待遇，肯定不至于让这老夫老妻吃不上饭吧？可现在抢留后。路、急切下手的结果是什么呢？高墙内自己苦度残生，没了公职、没了工资。没了公职人员的一切退休待遇（更谈不上副厅级），老妻怎么办？ 想到此，真叫人扼腕叹息！ 少来夫妻老来伴，人近黄昏，恋情尤足，想把退休生活安排得更充实一些，然后手携手将生命溶进大自然……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当在安排这一切时，却采用触犯律条的手段，那片憧憬中的灿烂彩霞便被撕碎了，而且是他们自己亲手撕碎的，再也听不到黄昏恋曲的浪漫旋律，再也看不到金色池塘里倒映的依依垂柳…… 这是多么凄凉的孤独！ 读懂了这些案例之中蕴含的内涵，再来读中纪委发出的通报，再来领会“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的谆谆告诫，是多么地人道，是多么地关心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啊！ 但愿所有握有重权，又开始有点按捺不住“急切”心态的领导干部，人人都听得进去。 二 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 ——宋·林逋《省心录》 放情者危，节欲者安。 ——三国·魏·桓范《政要论·节欲》 中纪委的通报还同时指出，领导干部要教育好子女。 这决非无的放矢。 有的干部子女打着父母旗号违法乱纪，终于触犯律条失去自由乃至生命。 而有的领导，则是为了在退休前，趁著有职有权有人招呼得动，一为子女谋取安乐窝而锒铛入狱、丢官削职，乃至失去生命。 正因为要退休了，心情更急如星火，动作更令人眼花缭乱，手段更胆大妄为，结局更使人膛目结舌…… 东躲西藏的史某认为风头已稍过，在小姨妹家里也藏了好一段时间，该出来透透风了。 突然，几个豆绿色制服身影闪入眼帘——那是检察人员！他拔腿就往藏身的屋子跑，情急之中无处可躲，竟一头钻进床底下。 从上海跟踪追击到这里来的检察官撩开床单，一头蛛网和浮尘的他，尴尬地笑着：“嘿嘿，我找鞋，我找一双鞋子……”那抽动鼻翼硬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这不是一个小毛贼，而是1942年便参加共产党的工作队，离休前在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和金山石化总厂担任重要职务，后又投身商海，就任于“上海金山卫华侨实业公司”董事长一职的老干部。一个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何以落到这步田地？ 知情人说，他被儿子牵进牢狱。 儿子东渡扶桑，事业处处受阻，便想转到香港“发展”。他让儿子去找一个港商。这个港商当年曾受惠于史董事长，在这个老革命的关照下，港商狠狠发了一笔。 现在，儿子在海外受阻，他想到这个港商，觉得该索些回报了。这与他多年的为人性格不相符合，但在儿子的催促下，他决定什么也不顾了。 港商给了他一万港币，让他儿子转去泰国“发展”。折腾了一番，还是一无所成。儿子再次恳求老子出面。 为了儿子，他再次向港商开口。港商再托人送给他儿子4.29万港币。儿子又拿着这笔由老子涎着脸放下架子讨来的钱，大摇大摆地去南美发展去了…… 搁在大陆的老爸，却因受贿被指控，继而被追得鸡飞狗跳，钻入床底，尝尽酸甜苦辣。 子女关难过！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意识是有关的。父母对儿女实行“终身承包”，遇到不争气的儿女，读完书进了社会，还是要靠父母。为子女经商搞条子（批条），为子女出国搞票子（钞票），为子女升官通路子（门道），其中就有些见不得阳光的肮脏交易，最终一头撞进法网，闹了个“老子手腕上戴铐子”的晚年悲剧。 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1933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渔村，曾先后担任东莞县革委副主任、主任，惠阳地区副专员、东莞市委书记。60岁那年，当选为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他利用职权在老家修建私人别墅，受贿四十多万元，还运用权力和影响，将子孙两代共8人分别搞到香港定居，为了其中的一个女儿能顺利出去，竟不惜弄虚作假，顶替了一个假名字出境。 最终，欧阳德丢官撤职并被开除党籍，同时被绳之以法。 号称“贵州第一夫人”的阎健宏受到法律的最严厉制裁，被执行枪决。她的堕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信仰信念的丧失、贪婪无比的性格、强烈的权势欲等等。但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专横的女人身上，有一种温情，这就是对“宝贝儿子”的娇生惯养，乃至有求必应，搞钱、搞批条，最终都是为了满足儿子的享受和愿望。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冷嘲中的禅意，似乎总是参不透。 镇江船舶修造厂的郑总工程师，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到主管全厂业务的副厂长，真不容易，眼看已到58岁，即将功德圆满，功成身退。回首往事，他没什么缺憾。只是儿女都长大成人了，由于住房限制，儿子恋爱多年不能举行婚礼，婚期一推再推。 舐犊之心，人皆有之。他多么想为儿子购置一套住房呵。 通过关系，他与一开发房地产的朋友认识了。对方有房源、而且地段很好，儿子和未来的儿媳也满意。然而，关键是钱。对方答应优惠，但也先要付3万元预付金。 到哪儿去搞3万元呢？郑总工程师为难了。 他找到本厂的一个“神通”人物曹某，请他帮助在业务上有来往的单位里借一点。精于世故的曹某回话说，有单位愿意借，但借款比较困难，得找个借口。两人便商量套用本厂的材料款，并最终打入造船成本。几番改头换面，在几个帐号上倒来倒去，3万元到了郑总工程师手里。他以儿子的名义去付了购房定金。 尝到甜头的两人，又商商量量搞了4万余元公款。郑总工程师分得3万元，正当他准备为儿子的新房和自己的晚年锦上添花时，检察院侦破了此案。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那个“帮忙”又分了钱的曹某也被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他终于没能看到儿子住进自己亲手为他购置的新房。 为了儿子的幸福，反倒毁了自己、毁了全家人也包括儿子的幸福。 还有一个为了儿女们的幸福而坐牢的女总经济师。她姓朱，是上海高桥石化公司副总经济师，已经55岁了。 油料价格的双轨制，使她权力倍增。在很多人眼里，只要她一挥笔，便是钱。她成了很多生意人攻关的目标，总想将她“拿下。 “朱总，您年纪这么大了，又是女同志，该为自己想一想了。”她不太爱听：年龄大怎么了？ “朱总，您看很多人在您的帮助下都发了，您也该留条后路……”人家要唤起她的攀比心态和“过期作废、抢留后路”的心态。 最令她心动的是：“您老了，要为儿女们的幸福想想……” 终于，面临退休的朱总潜伏在心底的急切心态被唤起。 一旦恶魔出笼，贪欲便迅速膨胀。 在出卖一批油品时，对方公司送来1.5万美元。对于55岁的总经济师来说，收下贿款可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可她一下子全部独吞了。后来她承认，想到马上就要退休了，在职位上不拿，以后就没机会了！ 迈开第一步，以后就更胆大了。一公司业务员揣摩透她的心理，请她批油料，她一下子批出1000吨，让这家公司赚了127万！那业务员捧来50万“感谢金”，她当仁不让收下了。 果然她为儿女们谋来幸福。当她和女儿一道畅游南国时，一家老客户送来12万元供她和她的千金尽情游玩。 然后，幸福是短暂的，痛苦是长期的。 受贿行贿的链条再严密再紧固，但在贪欲酸液的浸泡下，总有一个环节要先锈蚀，最终颓然而断。 57岁的老太婆终于被押进高墙。短暂的满足和幸福感，是以后半生的自由为代价的。这样的破碎家庭，会幸福吗？ 被贪欲包裹的“爱子之心”，不仅葬送自己清白辉煌的前半生，还可能彻底毁灭自己，同时，也不会给儿女们带来幸福，反倒带来灭顶之灾。 这不是假设，而是事实。 父子三人被同时押进高墙。父亲是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总经理、党委书记陈铭。 1997年初夏，新闻传媒以《盛名之下不能自律，利用权力大捞一把——原全国劳模陈铭鲸吞公款伏法》为题，报道了这个“爱子”的父亲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 与父亲喋血刑场同步，他的三儿子陈大力被判处无期徒刑，大儿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陈铭曾经大权在握，他所在的企业是一个与首都人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重要企业，仅提供的民用燃气就占全市供气总量的40％。 他曾经享有的“盛名”，使他的名字同光荣和荣耀连在一起。他是北京市工业系统连续5年的优秀厂长（经理），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这些光荣是他从17岁到58岁，用了41年一步一个脚印换来的。 致他于死地的罪名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经查明：他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11笔，计人民币416.6万元；挪用公款3笔，计人民币158万元，二者合计共574.6万元。真是名副其实的“鲸吞”！ 这种疯狂是他58岁到60岁全部能量的迸发，罪恶如同火山爆发。 这个分界线在1992年。在他的供词中，他懊悔地写道，干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人和事，心理就不平衡，就萌发了退休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安排好一条退路的想法。 过期作废、抢留后路的急切心态跃然纸上。 在他权力魔杖的挥舞下，一笔笔公款从公司转出，供他办私人公司、买高级轿车、买房以及包租大酒店的豪华房间。 值得一提的是，他有两个儿子，初中毕业便进厂当工人。商海大潮涌起，两人自恃有一个好老子，又被周围的人捧得飘飘然，认为自己已是做大生意的材料，吵着嚷着要开公司。可是，注册资金、流动资金从什么地方来呢？不怕，有父亲这棵大树！ 丧失理智、迁就儿子的陈铭明知儿子不是经商的料，可“爱子之心”还是使他心软了。在他的安排下，手下人把60万元转到三儿子陈大力的公司帐号上，把50万转到大儿子陈小平的帐号上，这样，两个儿子都搁平了。 他也知道，这也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便摆摆手：只管拿去用，不要想到还了。 可两个儿子的智商不适合经商，其“崩盘”程度连他也低估了。100多万元的资金，兄弟俩比赛似的，很快便消耗殆尽。 父子仨相继走进牢房，陈铭老泪纵横：是我的“爱心”害了他哥俩呀！如果我不给他们钱，也许他俩能保住…… 可知情人又从另一角度说：是两个不成器、不争气的儿子害了父亲！如果不是他们追着逼着父亲给钱，父亲也许不会把手伸得那么长；如果他们挪用出去的公款真正用到经营上，又能体面地挣回钱，也许父亲不会闹上个死罪。 究竟是谁害了谁？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名著中点评汉朝一位名将家败人散的史实时，曾这样说：“纵妻专横，多置私党，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况子孙以奢骄趋之哉！” “纵妻专横”的王叔文、“子孙奢骄”的阎健宏、陈铭等人仍在重蹈着两千年前的历史覆辙！ 三 君子得位则昌，失位则良；小人得位则横，失位 则丧。 ——《意林·太玄经》 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位或失，有时可再来； 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 ——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下 害怕手中权力过期作废而抢留后路的急切心态，是“五十九岁现象”中最常见的犯罪根由。 留后路，为自己、为妻子、为儿女、为朋友留一条后路！在这些心里总是这样敲打着小鼓，随着“六○大限”的一天天逼近。鼓点越来越急。 在这种心态下，权力便将他们异化成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 但这不是一条后路，而是一条绝路啊！ 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资料搜集、采访和撰写过程中，我常常心中涌起历史的沧桑感。古人把关于遏止贪欲、珍重晚晴的话已说得够多够透了，可历史仍在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场景再现。 我第一次对“五十九岁现象”产生关注是在四年前，产生这种历史沧桑感也在四年前。 那是在四川三台，唐朝称为梓州的地方。那里，以59岁的国土局长为首的，整个国土局的班子全军覆灭，只有13人的国土局，就有7人走上犯罪道路，几个局领导全被判刑。即将退休的老局长本是德高望重，可望率领一班人开创一番事业的，然而，事业的开创者却成了违法犯罪的带头羊。可见，“五十九岁现象”的负面效应有多大！它不仅害了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把自己送上绝路，而且，由于它的辐射作用，会间接或直接影响一大片，污染着党风和社会风气，其严重性比例下他一个人更严重得多。 梓州，是唐代诗人杜甫客寓过的地方。 那一次，我是沉浸在诗圣杜甫的诗意中去采访对几名现代贪官的审判的。“诗中圣哲”的诗句充满着哲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不是当前反腐惩腐大潮的象征吗？ 这曾是当年四川极有影响的案件之一，直到今天也是。尽管犯罪者的“爵位”并不高，“鲸吞”的财物也并不多，但它以其独特性而载入巴蜀反贪实绩之中。而在我，是首次让我萌动系统地观察“五十九岁现象”的念头，其地其人又让我产生强烈的历史沧桑感。我愿意把对这个案件的剖析和记叙，放在本章、放在本书的末尾处，使我们最后一次得以在苍劲的历史氛围中再次反思“五十九岁现象”…… 金秋，三台县人民法院庄严开庭。三台县国土局原局长和两名副局长、勘测规划所正、副所长等被告垂首而立，等待着法庭的宣判。 在一个政府部门，“蛀虫”如此之多，其中3名领导全部堕落犯罪，这不仅在当地，在全省也极其罕见。本案从侦破的第一天起，就引起省市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和无数群众的关注。 改革开放的大潮唤醒了沉睡的国有土地。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们踩在脚下几十年熟视无睹的土地，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三台，这个古称梓州的古老县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条条街道被拓宽，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1230年前，那位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杜甫，颠沛流离风尘满襟被一场叛乱从成都通往这里，慨叹神州之大巴蜀之广竟容不下病躯之身。西风古道，诗人来了，吟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满怀着“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期冀……而今日之三台，群楼矗立，开发区的建设号子声里，已很难觅到那苍劲的叹息。 三台的城建功不可没。 城市建设与国土开发和管理密不可分。 于是，那个设立之初尚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国土局，份量越来越重。征地拆迁、土地审批，哪些离得开它？ 1992年10月，一封署名“正义者”的匿名举报信，把三台县检察院检察官们的视线也引向了县国土局。信上称局长帅兴隆有贪污受贿问题。检察长和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很快在一起进行认真的研究。 59岁的帅兴隆，1952年参加工作，1965年任区委书记，以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是现任局以上机关领导干部中资历最深、颇具影响的。 战前动员之后，县检察院精心制定了“积极稳妥、秘密展开”的调查方案，着手缜密的调查。 费了一番周折，通过秘密渠道找到了举报人。通过他的介绍，检察院决定将帅兴隆在印刷土地使用证中有贪污、受贿行为的线索作为突破口。他们通过负责处理国土局帐务的审计事务所查阅了国土局的帐务，了解到1990年11月国土局与浙江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工艺厂业务员洪某签订了印刷土地使用证35万份的合同，尔后，洪某又将使用证内页转交给三台县印刷厂印制。国土局分两次转给洪某20余万元，对方却开出了26万余元的发票。 帅兴隆为什么舍近求远？发票金额超出实际付款5万多元哪里去了。 恰逢一年一度的财税大检查正在进行。为避免打草惊蛇，暴露侦查意图，侦查人员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化装成财税人员，以财税检查的名义审查了县印刷厂的有关帐务，查出了国土局在付印刷厂印制费时多转款5万多元，其中1.6万元被人用化名分数次领走。 年终，各级领导班子正忙着换届，帅兴隆由局长改任党组书记。 县检察院加快了调查步伐。 直接经手印刷土地使用证的是国土局地籍地政股长兼勘测规划所所长王庆伟。检察官的目光牢牢盯住了他。 2月18日，王庆伟坐到了检察官面前。 他对那多出的数万元解释是“部分支付招待费，部分给县市有关人员发了奖金”。在凌厉攻势面前，他终于不能自圆其说。到次日早晨，他交待了当那个浙江业务员来揽生意时，他和局长帅兴隆为了捞到“想头”，共谋将定价0.72元的土地使用证每本加价0.03元，并要业务员先将加价款10500元付给他俩才签订正式合同，还虚增了印证套号费等，然后以“回扣”、“奖金”、“征稿费”等名义领取现金，二人私分2.6万元。 经过进一步深挖查证，口子撕大了：他俩与勘测所副所长蒋兴富、副局长李廷均等人还长期勾结或单独采取收入地籍地征地测量等费用不入帐、利用公家胸物机会为自己购物品等手段大量进行贪污活动。 检察机关果断决定：立即立案侦查。 就在王庆伟坐在检察官对面吞吞吐吐交待问题时，帅兴隆的办公室里，两人正关紧房门紧张地商议。他们就是局党组书记帅兴隆和副局长李廷均。 检察机关得知这一情况，马上传讯了帅兴隆。兵贵神速，连谈话也是直来直去。 “你在担任国土局长期间，有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比如，贪污受贿？” 帅兴隆显然还不习惯这种谈话方式。“笑话。我革命几十年，违法事从来不做！” 一下午就这样对峙过去了。 当天晚上，行动开始升温，一组人马继续对帅兴隆进行审讯，另一组人马则开始依法搜查王庆伟的住宅。 搜查是顺利的，从王庆伟住宅保险柜内搜出现金和存单共9万元。审讯却仍然僵持着，帅兴隆守口如瓶，毫无进展。但他一个劲地猛抽香烟，这对平时很少吸烟的他来说，不难看出他内心的搏斗。 凌晨3时过，帅兴隆揉着红肿的眼睛，摊开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无可奈何地开口了：“是得过一些钱，三五千元，不多。” 轮到副局长李廷均和副所长蒋兴富了。 蒋兴富很快便尽吐真情，而李廷均则绕了一些圈子。到了21日上午，他开始老老实实交待了，同时，他还供出勾结他人挪用征地拆迁专用资金近4万元用作其妻承包餐厅作抵押金，并参与另一饭店的入股分红以及利用负责分管城区征地拆迁工作索贿受贿的问题。 三天两夜的奋战，堡垒基本突破。 同时，外围调查也进展迅速。侦查人员收集了大量证实帅兴隆等人犯罪的物证、人证和书证，案情逐渐明朗。随着侦查的深入，案件线索也不断扩大，侦查人员顺藤摸瓜，又抓住了曾信誓旦旦表白自己没有经济问题的另一副局长。 3名局领导全部涉嫌经济犯罪！ 惩腐之剑直捣龙潭！ 然而，就在大功即将告捷之时，又遇到新的阻力。据他人交待和已获取的证据，帅兴隆贪污金额达数万元，而他本人却只勉勉强强交出近八千元的现金、存单和债券。在监视居住期间，每天中午晚上他都要独饮几盅，俨然悠闲自得。 侦查人员在紧张地寻找对策。他们得知，早在秘密初查之际，已有人向他通风报信，他极可能已有思想准备，赃款可能转移。 侦查人员来到他妻子和儿子面前。亲情没有拗过法律，妻子交出3张存单，其子也交出转移了的存单10张，存单计2.6万多元和1万元现金。 赃款被查获，帅兴隆勉强抽起的香烟更加苦涩。这个已到59岁的老干部，担心自己一旦退下去以后，无权无势，会出现“人走茶凉”，谁都靠不上的情况，便想利用现在手中的权力，能捞就捞点，为今后的退休生活作些铺垫。而今，幻想已破灭，“老革命”摆出的品酒姿态不再优雅了——那真成了难咽的苦酒。 这桩“窝案”一经揭露，迅速引起了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 为了尽早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检察机关集中优秀兵力，数路昼夜兼程，飞南京、去浙江、赴成都、奔绵阳，翻查帐目单据，寻访证人证据，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查清帅兴隆、李廷均、陈定学、王庆伟、蒋兴富等人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共17.3万余元的基本犯罪事实。 较长时间来，他们几为单位购买东西，都要想方设法“跟班搭车”，谋取私利，为自己购买私物。从1990年以来，仅此一项就花掉公款近两万元。 无论集体还是个人与这伙人打交道，他们总要挖空心思从中“揩油”。单是这两年国土局印制各种表、册、证、袋、夹等文印办公用品，他们就采用加大价款、增大数量、开假发票、多转现金等办法贪污三万多元。 从1991年初到1992年底，他们利用支付临时人员地籍。地控、征地测勘费用的机会，采取虚增金额、多报少支的办法，截留临工工资三万多元…… 今天，他们终于走上了被告席。 囚车内，帅兴隆等人沉默不语，掂量着那漫漫刑期的长短。刚才，审判长的宣判声切断了他们为官为宦为一方“土地菩萨”的生涯，他们将在高墙内度过一段时光：帅兴隆被判刑6年、李廷均被判刑7年、王庆伟被判刑8年、蒋兴富被判刑3年缓刑4年…… 囚车外，尘土飞扬处，正是一片新开发区，打桩机挖掘机搅拌机声声震耳。那是孕育他们成长的家乡的黑土地，也是使他们跌了跟斗的土地。土地与人关系是那样紧密，他们茫然的目光搜索着熟悉的一切。 令他们陌生的，是一排排高楼已具雏形。他们堕落了倒下了，家乡的建设仍然勃勃生机地进行。改革大潮奔腾不息，几片枯枝败吐颓然而去，无损于那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和一泻千里的风采。历史会遗忘他们，遗忘一切细微末节。 尘土飞扬、飞扬。尘土之上，在远离红尘的地方，传来沉郁顿挫的诗句——“尔首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是诗圣杜甫的声音，苍劲的感慨穿透时空洞悉古今。 不知他们听到没有？ 反正，这片土地，这片曾给予诗圣无限灵感无限情爱的土地听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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