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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它弹回了户口 由于我能弹吉它，还能自弹自唱，这样，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并且因每天弹唱还能混到吃饭、睡觉的地方。 那时我精力、记忆特好，一肚子中外歌曲甚至包括30年代周旋、夏梦、白光、姚敏、姚莉等歌星唱的老歌，竟然可以一首接一首，通宵达旦。嗓子，从来未嘶哑过，情感如瀑布般，总是源源不断。最先，我在其他知青插队的地方去串门走户，我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粮食，他们供给我肠胃需要的粮食。后来回到成都，一些工厂单位的年青人，轮流请我，他们对我十分尊重。这些穷工人，管我吃，管我住，一群又一群，一天又一天，他们非常欣赏我，冠以我一个好听的名称：“知青歌手”。而我却自认为是：流浪乞丐，我以歌声和琴声平衡自己的心理，渲泻一种不满，——感化别人，营养自己。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救济我的“歌迷”朋友。 由于自己有弹唱的本领，竟然在阴暗的命运中还“弹”出了希望和光明。 知青要把下到农村去的户口迁回城市，几乎是妄想，障碍、困难、关口重重叠叠，研究、审核、复查、等待，完全像一条雾海中的船，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到达彼岸。 一个黄昏，我被邀为“歌迷”们唱歌。在一个小院中，泡着茶，大家围着我，男女老少竟是那样地痴迷：朝鲜的《卖花姑娘》，苏联的《三套车》、印度的《流浪者》、三十年代的《人隔万重山》，我每次唱歌均是身心投入，因为我希望有人懂得我的心声。 “我点一首《红豆词》，你唱不唱得来？”人堆中发话的是一位瘦削高长的中年人。我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唱得来。”如每首歌一样，我照样倾心尽情，“目中无人”：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 展不开眉头 呆不明更漏 啊，恰是这不断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 余音消尽，起码有10秒钟肃静无声——突然一片热烈掌声响起。我抬头对那位点歌人，微微点头以示礼貌。大家都在对我唏嘘注目，他却正在掩面泣哭，一个中年堂堂男子竟为一曲《红豆词》撒泪，的确使我感叹。 他，在曲终人散时与我十分简单地对了几分钟的话：“你是下到哪个地方的知青？”他态度和蔼却非常认真。 “我下在西昌盐源，现在是病青等户口。”别人问得认真，我回答也老实。 “你能不能把你的姓名、地址和农村地址清楚地写一个给我？我们交个朋友。”他拿出了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 “当然可以！”我照他的要求，写在那本子上递给他。他握了下我的手，拍了下我的肩：“你唱得很好，琴也弹得不错，后会有期！”他转身走了。那一瞬，在灯光下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发红，一种特别的感觉顿上我心：知音。 不久，当我到“市安办”（知青安置办公室）去等准许回城的手续时，我才知道，这位多愁善感的“知音”是市安办的干部，好久好久我才知道，是他暗中帮了我拿户口回成都的大忙。 我怎会忘记他——这难得的好人，可我却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据说，他病逝了。 有关部门要再次透视，照片，最后复查。我请真正“二尖半狭窄”心脏病患者，乐加冕“代劳”过了关；派出所监督复查人，竟然是我中学的班主任曾老师。我福星高照，一一过关，终于把“风都吹得走，牛都拉不回”的户口，抢回了成都。 2 仿刻饭票只为生存 中国几千年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也是土地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吃饭的问题。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革命的起点。 要生存，就得吃饭，要吃饭，就得革命。似乎可以说，凡是为了肚皮才逼迫革命的，都是无可指责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特别是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 一个接近中秋的某日下午，气候有点寒意，风冷雨飘。在一条光秃秃的冷清道路上，走着一个中年人，背微弓，颈紧缩，他手中端了一个瓷盅，很旧，有的地方已脱落了瓷。几步一个回头，百米一个停顿，显然，他在绕小街靠边行。步履缓慢，神态拘谨并且有些微紧张。从老南门到青羊宫住家，不足三里路，但他走了2个小时！ 他是谁？是落魄艺术家乐加。 他没有生病，也没有受伤。肚皮今天恰恰相反——吃得很胀，还很好。八两白米干饭、一份回锅肉外搭一份鱼香肉丝和一份汤。物质得到了满足，精神却受到极度的压力。 他在甩“尾巴”，说有一个人保组的大爷在“跟踪”他，他紧张又害怕，尽选无人的小道走，在回家的方向上又折回来绕弯子转圈子…… 肚子吃饱了，却瘦了精神。 在同一天，乐加刚离去的同一家饭馆，我端坐在桌上吃着一份回锅肉，一份酱肉丝，一份原子汤。同样，我也带有一个瓷盅，里面早已使劲按紧了若干份油浸的回锅肉。不同的是，乐加与我用餐的时间错过了大约一小时。 我大嚼大吃着，好像饿了有整整一世纪。我目中无人，意满自得，活像我已占有了地球的一半。 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那时似乎全仗似在伟大又实际的回锅肉上。 我吃得下巴流油，额头发亮——这从来未有过的伟大享受，其实从第一次我和乐加的“创作”开始，已有差不多近一月了。 我非常明显地感到我的皮肤在变得滑腻细白，体重在骤然增加，精神在焕发，有好多用不完的力气。 青春是贪婪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亦是可怜的。 我打了一个金黄油腻的饱嗝，用袖口擦了擦嘴，端起好重好重的盛满回锅肉的瓷盅，像一个战胜了的英雄——离桌起程了。 这盅回锅肉，首先，我要给我的老母亲，患气管炎、咯血病仍在为儿女不停踩着缝纫机的母亲端回去。其次，如过去几次那样，请几个穷老友——整一顿。 我出了餐馆门，一阵毛毛雨和冷风吹刮过来，但我却不像周围的人那样无精打采，面无表情。 馆子售票窗前，正排了一长串人在用粮票和人民币购票，这吃饭排班站队候轮的场景，恐怕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而我全免此烦恼。 刚出门跨上街道，我回头突生一念：何不将身上剩余的菜票退点现金，买包烟来抽？ 好主意，可是，却因此犯了错误，没有遵守“见好就收”的法则，搞得自己惊心动魄，以至进了派出所。 “退五份回锅肉票，拿两元钱来！”挤在窗口旁，一只手把那五张联在一起的票递了进去。旁边人的眼光朝着我，当然羡慕，仿佛在说：五份，好富态！ “……请你等一下，马上拿钱给你。”售票员是一个女人，少有的客气态度。 “我吃不完买多了，快点退我，我有事情。”我一只脚尖在地上点着漫不经心的节奏，理直气壮得很。 突然，肩膀上一只大手拍了我一下，吓了我一跳。 “同志，请你进来一下。”一个中年男人，态度和蔼，他身后还有两个小伙子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我的神经在快速地旋转，简直像汽车轮子，心中血流一下加速，心跳猛然加快：坏了、这盘吃出问题了！ 跑是不可能的，何况为什么要跑？社会亏欠我的太多了，吃点(鬼其)头营养下身体算什么，比起那些以权谋私吃大(鬼其)头的贪官污吏，我不过是耗子偷猫饭——饿慌了才为之。 我表面很镇静，很配合地随他们进了一个办公室。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合作馆子，当然也是我们选择的可行性进攻堡垒。 办公室很脏很乱，还堆得有油桶和米面口袋。我把手中塞满肉的瓷盅放在桌上，看着他们。 “请问你的票是哪里来的？”那中年男人是个主任。他严肃，但语气不凶。 “当然是买的啰！” “你在哪里买的？” “我花两元钱就在你们这里买的啰。” “不，我问你是哪天买的。” 问者有心，听者无意，但，毕竟我是知青，这倒霉的命运已教会我定要比问者多心。 “哪天买的又咋个嘛，这个是假的吗？”我理直气壮，横杀一刀。 “是不是假的我们暂时不说，问题是你是咋个买的，好久买的？”他毕竟不是专业公安。 “哎呀，给你明说，我是不想排队，刚才是别个卖给我的，吃不完是要退回钱嘛，你说是假的也好，真的也好，不关我的事情。退钱来，我要走啰！”我想到一句伟大的名言：中国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这很平常，正常。 “这样子，”他顿了顿，“如果没得啥，你也用不着怕，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下，把情况说明一下。”他注视我良久，又无可奈何。 “派出所？我花钱吃饭，买票退票，犯了啥子法，为啥去派出所？”我一听派出所，肚中的回锅肉就自动消化了一半。 “同志，我们并没有指定你犯了啥子‘你协助我们一下，我们这里近来出了假票问题，请你帮个忙行不行？”据我的经验，我的问题还不至于不可收拾。 “好嘛，我可以配合协助你们。”我端起了那瓷盅，又突一转念，要不得，派出所不是饭馆办公室，这瓷盛满满的回锅肉岂不完全可以变成“饮食诈骗证据”？ “这样子，这个瓷盅暂时存放你们这里，端在手上不好走，等会儿转来拿。” “可以，你等会儿来取就是了！” 那中年人没有同去，两个小伙一左一右与我一齐上路。 进了派出所——又是派出所！恐怕我上辈子就是在派出所生的，它对我才这么有感情，老是在我背时的时候来照顾我，唉！ “是好人，不会进派出所。”这是社会流行的定语。 “虽然你从派出所出来了，也不能说明你就是个好人。”这又是社会的公正评判。 天晓得哪个才对！恐怕只有天天在这里上班的人才是对的，他们每天都一进一出，却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有问题，当然，如果没有那身衣服，也难说清。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首先是假定你有罪，但在没有证据和法官审判定罪前都把你作为一个“疑犯”对待，而只仅仅是怀疑而已，却没有半点异乎平常人的有损尊严和人格的对待。而“社会主义”的法律或派出所的惯例是：先把你当成“犯人”对待，所施所行可以任意侮辱甚至打骂虐待，直到完全搞清楚你的确是“冤枉”无罪才放你出来，轻者，人格自尊受到屈辱，重者伤痕累累。这种身心内外受创，于我已是家常便饭，见惯不惊。 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走进派出所，令我心紧和哀伤的不是大家所了解的那些从来就有的恐惧场景和被剥夺了人权的悲哀侵袭。 我见到了罗鹤君！他也因“乱杀伙食”被抓进来了。他立在派出所墙边，一眼，他就看到了我。只几秒钟，我们的磁场在发着同一种信息，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用眼神勾通了心灵的语言。 只相视轻微的一笑，“攻守同盟”就解决了。 我们不敢，也不可能见面和说话，只佯装并不认识。 我被叫进了一间正规的“审讯室”，一个脸绷得出水的职业面孔发着一串职业语言，我却也只有那句老话：我的票是在一个小伙子手上买的，只不过是捡懒不想排班站队。 “那小伙子多大年纪，啥样子？”职业语言很有分量。 小伙子恐怕有廿多岁，穿的黄军服，头上还戴了一个军帽。在那年月，最时兴的就是穿全套军服，学解放军（当然无领章帽徽），却也是运动后期社会上提劲打靶惹是生非的“准坏人”的装束打扮。这样描绘，多半八九不离十。 那职业公安思忖一阵，口气缓和，叫我出屋来站在院中等着。他走过去又与罗鹤说了几句，招手把我们叫了过去。 “你们两个听好，今天你们来派出所，不是说你们犯了买卖假票的罪，人家馆子头最近收入大减，发现大亏本，硬查不出名堂，怀疑有人刻卖假票。”他咳了两下，掏出两支烟递给我们，并把火柴递过来让我们点燃，又道：“你们两个运气不好，都是乱买那个小伙子票遭的。这二年，吃回锅肉也好，吃(鬼其)头也好，都不行！事情虽然没得好大，你们两个去给我抓！把那个小伙子抓到！” “我们要上班，没得空咋办？”罗鹤低声说道。我也说哪里去抓嘛？ “这样子，你们回去商量，每天去一个人，到餐馆门口守一下，抓不到就算啰。回去！”说后他转身进屋。我和罗鹤对视一眼，长嘘一口，三脚两步，跑出了派出所，头也不回。罗鹤掉头小声道：“老九，我先回去，你马上到我家来集合！” 我原本不敢再去拿回我那盅回锅肉，首先我想到了我多病体弱的母亲需要营养，后又想，不去拿，岂不是证明我心虚有问题？ 我终于厚起脸，壮起胆，去馆子头取走了我那盅回锅肉，没有任何人对我怀疑，很顺利。 我想，为肚皮犯点小错误又没有伤人，上帝是会原谅我们的，然而，乐加，上帝却没有保护到他。也许，是他脸皮太薄了的原因，才出现乐加被“人保”跟踪的故事。 我到了罗鹤的家，一见面，真是悲喜参半。 “简直料不到，你我检举的都是个小伙子卖给你的，更加神的是，我还又瞎编的那个小伙子头戴军帽、身穿黄军服！”我们两个又是说又是笑，暗自庆幸没有被抓到证据。 “罗娃，不要端了，不吃了，抓到不得了！”罗伯母瘫痪在床上，暗黑中发出哀鸣般的话语。 “是，是，不去了，不去了！”罗鹤示意我小声点，免得他老母听到害怕。 我们把回锅肉拿出来各人分了点出来，又去买了窝大莲花白，又是煮又是炒，并把好友韩眼镜叫来，高高兴兴吃了顿夜饭（菜饭票的章是韩眼镜仿刻的，后来他真成了大名鼎鼎的金石家）。 可是，乐加出问题了。 第二天晚上，乐加面色苍白，紧张得语气都变了。一进门，他就对我和罗鹤道：“哎呀，好危险，老子差点遭！” 我们齐齐问他前后经过，才知又是虚惊一场。 原来乐加那天在“公家食堂”免费进餐后，黑心装了一盅回锅肉，红光满面出门，殊不知被一位大爷“打吊线”。他东绕西弯，直到擦黑才甩掉“尾巴”，回到家中。 回锅肉也吃不下去了，无胃口不说，还躲在家中半病半昏地睡了一天，又是怕又是惊，分分钟钟提心吊胆，怕被抓进公安局，心脏病差点引发。 原来，今天下午他出来解溲，与那位“盯梢”在W·C中撞了个满怀，弄得他半天解不出。出厕，乐加开始打“反吊线”才发觉，原来那被他怀疑跟踪他的“人保”大爷，就是滓子坝卖叶子烟的王大爷。 “算啰，我的意见是大家休整几天，不要再惹祸了，最好，把“饭票”烧了，吃不得(鬼其)头了。”乐加等我与罗鹤把精彩又惊险的遭遇讲完后，开始作决定性的发言。显然，他仍心有余悸。 “我看，这‘搭伙食’也算不了犯好大的事，风声紧可以休息几天。如果每星期去吃一次，不要退票，还是可以的。”我仍然不肯罢休。 “你我大家都是昧良心出于无奈，乐加是经手者，我们都是发起人。这模仿刻饭票的事吃的是公家，天下公道何处有，犯险皆因肚皮饿，我看那家馆子去不得了，建议把剩下这几百份全烧了……”罗鹤话还没说完，乐加立即道：“对，我同意，算了，把裤腰带勒紧点，你我这么有手艺，还怕找不到饭吃！” “这些现成的票烧了，乐加，你另外刻几张东大街甜食店角把钱的糖油果子百合稀饭票，我都去侦察过了……”罗鹤对乐加抱着新的希望。我说：“不要烧，一人一叠分了，各人负责。” “算了，算了，我的美术字虽写得好，我宁肯还是去街上公园里速写人像，就是挣不到钱，决不致于抓起来关起！”乐加从来就对人对事忠厚诚实，受激动，是一个艺术家的坯子。 在罗鹤家那盏昏黄的、电压不稳的灯下，我们互相看得见对方悲哀又苦愁的脸和在说着同样话语的眼睛。失业又要供养母亲，疯狂的政治压力下，工作的权力被理所当然地取缔了…… “老苟，老九，你们两个走得了，不要骗我们罗娃去搞那些名堂。我不吃肉，我吃泡菜稀饭就是了……走得了、等会要‘查夜’了……”罗伯母瘫痪在墙角边的床上，声音凄凉。 我们大家沉默无语，从床底下把那几十份已油印好了的“饭票”拖出来，擦了根火柴，一张又一张放在地上，全烧了。 我们凄惶的脸上映着火光，好像烧的不仅是“饭票”，而是赖以生存的权利和证件。 3 为了继续玩弄她——把她判刑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多么迷人的晚上。 …… 一个昏溟的夜暮中，在南门白花村的河边，我、乐加、顾老师、小刘倚倒在稀落的草地上，我弹着那把盲人音乐家张明远交换给我的吉它，偷偷地哼唱起这首优美动人的苏联歌曲。 月色朦胧，河水闪着熠熠幽光，四周散发着枯叶和潮湿的泥土气息。我轻声地、偷偷地唱着这首“苏修”的“黄色歌曲”，这首歌带给我和我们的已不仅仅是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在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土地上，它其实已幻化为我们青春的追求，美好的憧憬和遥远的政治希望。 我边弹边唱着，我把一切都倾入在歌声中，这歌声似乎成了我的所有。 乐加哭泣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哭泣——深沉、轻声，却非常悲伦。 顾老师和小刘在死寂中发着几乎连心跳都一齐要蹦出的叹息。 我把手指停在琴上，嘴唇紧闭，看见乐加在用手揩着眼睛…… 我心里紧极了。 一切静止，像死一般，只有流水潺潺中月影摇动。 “……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歌声，主要是我太激动，实在忍不住……”乐加喉咙哽咽着，喃喃说道。 “没得啥，我完全能理解。” “唉，为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失去了3年的自由，失去了3年的青春……”乐加的话中带着哀怨和忧伤。 “来，老苟，抽支烟。”小刘递给他一支烟。顾老师不会抽烟，他的头几乎垂在胸口上。 我把琴放在地上，手撑着草地，细细倾听着一首没有音符的歌。 1961年，乐加15岁，被孤儿院安排在成都一家工厂（一家公安系统内的小厂）当工人。15岁的他，瘦骨嶙嶙，神色憔悴，但他极喜欢听音乐歌曲。 同厂的一位张姓小伙子比他大10岁，爱好无线电。一次，那小伙子叫乐加打下手，他要修一架收音机。于是，事情发生了。在那些干扰和杂音之后，传来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乐加欣喜若狂，小伙子也尖起耳朵在听。声音越调越清晰，音量和胆子一样，越来越大。歌曲听完，心灵滋润了，可是祸事却降临了。 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厂保卫科。一个“战犯”的儿子收听“敌台”还了得，不出三天，公安厅来了公事人，与厂保卫科一起分别“审讯”了他们两个。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强力高压审讯，对一个才15岁的人来说，几乎是被绑进了阎王殿要下油锅、上刀山。 “……” “你是不是收听了苏联电台播出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 “……是” “是不是你与张某一起听的这首歌？” “你是不是说过生活差，吃不饱？” “是。” “好了，你在这个上面签个名，没得事了，你回去上你的班。” 审讯后的第二天下午，乐加刚在食堂端起饭碗，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厂门，保卫科长领着两个公安走到他面前，把他手中的碗扔去一边，双手卡上一副象征着人民力量的手铐。 他被抓进车，关了起来，并很快地被送往Ｓ山区劳改农场。罪名：“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偷听敌台，恶毒攻击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妄图翻天。年龄15岁被临时添成18岁，这正符合判刑年龄。 欲哭无泪，喊冤都没有地方！ 那荒僻偏远的劳改农场，成了他生命中一个黑色恐怖的驿站。在那里，他未成年的瞳孔中刻印下了一幕又一幕惊心的人间悲剧，他纯洁的心灵从此也就注入了那一剂非同寻常的生命营养。他在里面认识了很多名人“右派”，文学界的，诗歌界的，绘画界的，以至于政界的，比如著名歌唱家陈乐天，演员张文艺、彭晓兰，诗人陈谦，翻译家张复来，戏剧家孙由美，漫画家汪子美，美协秘书长邱成久，蒋介石的上校私人文书陈世辉……他们统统成为了他不正式的老师——一部惨重深刻的活教材。 乐加年龄太小，身体太弱，于是，被分到了女子班——他被当成女孩对待，对他也许是个幸运，对“法律”却是一个嘲弄。 夜开始深了，月亮也爬起来老高。乐加在不断道来，我们屏住呼吸在倾听，倒抽着冷气。 河水流动声也消失了，四周一片漆黑，乐加自己的故事未道完，也未听完，却又引出一个女人悲凉的经历。 女子班，关押着年龄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犯人，她们把乐加看成小弟弟，因为无论他在男人中或女人中或者整个劳改农场犯人中，他的年纪都最小。他干着她们一样的活，接受同她们一样的待遇。在那个年月，面红都意味着心虚，所以，不可能发生任何形式的“桃色事件”，因为世界正分化为两种颜色——纯红和纯黑，遗憾的是，这正是那个时代颠倒了的人格错误。 乐加认识了一位叫小艺的女孩，她对他很好。她是宜宾人，18岁，一位婷婷玉立的姑娘，纯洁朴实，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幻想。她长得太漂亮。当然，这二者加起来，就成了她天然犯罪的根据。年轻美丽，会带来幸运，而美丽和年轻同样会被厄运追踪。 人需要倾吐，何况在那种窒息苍白的环境中，她把埋藏在心中的不幸故事倾泻给了乐加，他又把这故事藏进心里——由于这一曲歌声，乐加把这段故事吐给了我们，没有带进棺材。 小艺（请允许我不能道出她的真名，因为，不能让一个不幸的灵魂再次痛苦和躁动）是某文工团的“双科”演员，既是舞蹈演员，又是歌唱演员，业务和容貌均出类拔萃，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她当然也是全团的“台柱”。 在一次为某军区演出的时候，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后犯其它错误被解职）把文工团团长找去谈话。这在当时，不仅非常正常，而且还十分荣幸，部队，就是保障和荣誉，权力和希望。 这位副部长开始第一次接见她，改变了她的命运，改变了她的一生。“来、来，请进！”当警卫员把小艺带进办公室，等在那里的副部长满脸是笑，非常热情。 小艺已卸了装，穿着一件自己设计制作的连衣裙，白衣浅蓝碎花，那匀称玲珑的身材在这件连衣裙包里下诱发出青春芬芳的线条。 她脸色微红，睫毛凝霜，伸出小手去任那只等待和迎接她的大手紧握不放。 “不错，不错，我看了你的演出，真太好了！”副部长口音有点南腔北调，身体高大，是个大肚胖子。他随即倒了杯开水递给小艺。 “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些啥人啊？” 这一串热情洋溢的问话，显示着特权阶层的威严，首长的宽厚与风采。 小艺除了轻吐几个字外，便不是摇头便是点头。双手端着那杯开水，大眼睛看着首长，聆听着，当然沉浸在温暖和荣誉感之中。 “一个年青人嘛，应当要求进步，你入团没有啊？” “没有。” “咦，为什么不入团呢，不入团怎么入党呢？今后又怎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呢？” “……” “这样吧，你写个入党申请书，我告诉你们团长，应该先把组织问题解决了，你还有很好的前途嘛，为什么不主动争取呢？你们是地区文工团嘛，管一管，我们还是有这点权力的，嗯。”一阵爽朗的笑声，既自然又热情，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大官的小艺来说，可谓受宠若惊。 “好了，你把我的电话、姓名记下，今后凡是遇到什么，工作上、生活上的麻烦和困难，请一定通知我，千万不要客气，行吗？”副部长又伸出手拉着小艺的手不放，另一只手，抚着小艺光滑细嫩的肩头。 他叫进警卫员，拿出一包东西。 “这些是一点营养小食品，请你不要客气，收下。” “不，不要！”小艺站起身来，小声地拒绝着。 “哎，小同志，这几年国家困难，生活上要差一点，就算是你今天的辛苦演出的答谢总可以了吧？”副部长是搞宣传的，语言独特。 小艺收下了那些水果、肉罐头及白糖。副部长送她到门口，还笑眯眯地摸了下她留着短辫子的头，叫警卫员带她出了小院坝。 这第一次“接见”，竟有这么愉快，印象有这么良好！在小艺的心灵中浮现出几个闪亮的大字：首长就是不同！ 半月过去了，小艺却并未写入党申请书。那些“慰劳品”她也分给几个演员吃了。首长的询问电话打到了文工团长那里，团长叫小艺坐上接她的汽车。 “哎呀，你好吗？快进来坐！”副部长异常热情。这次不仅有开水，还有丰盛的糖果、糕点等，这在那困难年代是稀奇的奢侈品。 “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呀？” “副部长，我家庭出身不是工人。”小艺不是那种容易发昏的女人，她有她的见解。 “嘿，这有啥了不起！就是地富反坏出身，也可以背叛嘛！”副部长政治水平当然很高。 小艺有点感动了。 “你听我的话，相信我，不会错，以后我还可以推荐——保送你到省、中央歌舞团去，也可以到总政歌舞团去！”副部长手叉腰，单手又指又划，声音宏亮。 小艺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前途和理想的缤纷色彩在她眼前脑海中翻腾。 副部长把小艺拉在一张三人沙发上，抓住小艺的手，另一只手在上面轻抚着，不时，那眼光在小艺隆起的丰乳上滑动。小艺害羞地移挪着位子。 一股浓烈的香烟味熏得小艺喘不过气。她身边的这位首长，牙齿油黑还有一颗包金牙，肚子隆起老高，头发已脱落稀疏，那大而偏的鼻子几乎遮住嘴巴。年龄，少说也有五十好几。 但是，又不是选丈夫，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人，都是有缺点的，何况是首长。算啥？ 难得的政治关心。 一次、两次、三次……这有如卫星上天核弹起爆的倒数，该发生的始终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却终于发生了。 又是一个傍晚，副部长请小艺“谈心”、“汇报思想”后吃晚饭，这与上几次招待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瓶酒。 首长与一个普通演员共餐，老人与姑娘对饮。 小艺不会喝酒，在百般地劝说下她喝了两杯。 她几乎醉得不省人事。当她头昏脑涨地微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身上已一丝不挂，玉体横陈，一双又大又粗毛茸茸的手指捏在她处女的乳房上。旁边，躺着那位赤裸的首长。 副部长斜着身体，另一只手开始在抚弄她的处女地…… 小艺惊惶挣扎，副部长一翻身压在姑娘的肉体上——一阵阵痛楚和天旋地转，在大汗淋淋中，副部长占有了她——人生的第一次。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终于，在纠缠和威迫利诱下，她被他多次占有，终于，她怀了孕。 当女人怀了某个男人的孩子的时候，男人的漠然是对女人的痛苦的第二次打击。况乎这种性质！ 副部长有妻室儿女，有名誉地位。他强迫她做了人流手术。 小艺咬紧牙关，含着眼泪对副部长表示，请求今后不要再有往来，放她一条生路。可惜，副部长兽性不改，还没有玩腻，在她身体尚未恢复前又强迫了她——她绝望了，向地方领导控告了副部长。 这鸡蛋碰石头的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地方某领导私下持控告信找到副部长。副部长不仅不翻然悔悟，还反咬一口，说阶级异己分子诬谄党的干部，拖他下水。某领导哑口无言，不敢吱声，有什么能比乌纱帽更为重要？ 但是，小艺并未因此得到安宁，她已开始明白控告是多余和愚蠢的，也更是徒劳的。她沉默了。然而，在一个沉默都仍然躲不脱大祸临头的时代，一个弱女子，并不因为她奉献了自己的贞操便成了合格的圣女，而变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人，相反，她只不过因为纯洁和漂亮，成了“革命的需要”。 原本，一个受侮辱和损害的人应该可以相对获得宁静和缄默的权力，可是畸形的社会来源于畸形的权力，如果道德或传统力量能战胜或制止甚至惩罚淫威特权，社会早摆脱了那特权的魔影。可惜，这是一个人治社会。 党性和人性是矛盾的统一，在某些大多数人身上，随着权力的膨胀，党性的异化，人，有权力的人就成了典型的社会癌细胞。 权力，从来就是拿来分秒必争地运用的。副部长，并不因此而却步。欲望、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使他不想放弃她，他认为，女人是他权力的玩具。他找到一位公安厅从前的部下，说他“爱上”了某某，需要一个安全、长期的“恋爱”环境。恶人与恶人总是容易联在一起。 “只有一个办法，把她先以‘腐蚀首长’、‘作风败坏’名义抓起来劳教，送到劳改农场办的‘文工团’，今后，还怕她不依，还怕她敢闹？”这位“职业杀手”出了毒计，正中副部长下怀。 一个夜晚，小艺被铐上了囚车，以“流氓”罪，判劳教3年，送往劳改农场。那年头，劳教和劳改在法律上是同义词。 小艺无休无止地受副部长“合法”的折磨摧残。当乐加已满刑3年保外就医放出来后，不幸的小艺也早该放出来，可是，厄运总缠绕着她，劳改队的干部又以当然的正当理由“接管”了她。虽然，那时她已姿色大褪，虽然，她已患神经衰弱，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但在老山区不毛之地，她仍然是一朵花，一朵被权力随意攀摘蹂躏的花，一朵再也没有香味和鲜艳色彩的花。 乐加说：“据说她已经疯了，不死，现在恐怕已快40岁了吧！” 南门百花河边的晚上，代替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琴声歌声这时都已熄灭了，一切又归于沉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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