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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敢立在坟头的墓碑 我寄居的东门街凄冷的院子老屋（现已拆迁），开始热闹起来。 1973年底，我的农村户口还在迁回城市的途中。一天，乐加找到我说：“现在，你一人独居这么大间空屋，不如借出来供我们习画当画室，你也学两笔。” 乐加的家只有二十多平方，几口人，连睡觉都成问题，反正我也无工作可干，我点了头。 后面那间又潮又破的小房间，竟然挤了七八个人，一尊乐加自己雕塑的石膏人头像美第奇，端放在铺了一层被单的八仙桌上，因上面无亮瓦，没法采日光，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直射在静物上。 七八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手握画版和铅笔，在那膝上、砖头上的画框里窸窸窣窣发出声响，有如小声织布。 “……素描是油画的基础，必须扎实，要注意黑、白、灰、深灰、浅灰的处理，要画出质感、量感、空间感；切记，画到一定程度要退出来重新找感觉，找差距……”乐加穿件破背心，手捏一支铅笔不停地挤来挤去逐一指导着。 我在蜂窝煤炉子上烧开水泡茶，一个杯子，大家凑合喝。这群“画家”几乎全部衣衫不整，头发蓬乱，有赤膊露胸的，有穿短裤衩的，脚气臭、汗渍臭加上不通空气和光线的房子的霉臭，几小时地被铅笔流动在纸上的声音覆盖着——这原本就是一幅灿烂的写实油画嘛！我眼珠转动，内心万分感叹着。 中午，该吃饭了，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人有经济供应得起集体一顿饭。你一毛我半块，他半斤你二两，凑着粮钱——又快又省又能胀饱的办法是吃汤面条，当然，我心甘情愿煮面洗碗服务。 几个月，从早到晚，每天亦是，这批青年人悄悄进来，分散地出去（那年月，年轻人天天聚在一起，不打成“反党集团”也要让人怀疑没于好事）；没有去抢，没有去偷，没有荒废时日，虚度光阴。这批乳臭未干、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的年青人，在乐加长期免费指导帮助下，竟然多年后成了才（有的考上省美院，有的当了教授，有的考上中央美院，有的还到了香港、美国）。 我耳濡目染，除了为他们现场弹琴唱歌兼当后勤，也公然学画了几张素描。 “……毕加索，是现代艺术最重要的大师，在精深方面，有人可以和他分庭抗礼，若论博大，除中国的张大千外，恐不作第二人想。从早期的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写实派到抽象、复归主义，在多产、多变和多才上，马奈、莫奈、凡高、古典大师安格尔……都不能和他同日而语。从铅笔画、钢笔画、水彩水墨画，炭笔雕塑和剪贴甚至陶器，他都涉猎并有好作品。他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近百年的西方艺术，受他的影响颇大的平面艺术，二度空间乃至古典派的三度立体感……而毕加索要表现的是四度空间，他的特点特征之一是，敢于变形……”乐加许多时候，只要一触及绘画艺术，便滔滔不绝，如痴如醉。 我惊讶他腹中有如此多的知识。 “有的同学在素描中把所画的对像画得大实了。这不是摄像制板，要怎样正确理解和掌握，我谈它的基础很简单并且只有一个：超越对象又忠实于对象，性灵，智慧和感觉；一句话，似与不似之间。”乐加一反日常生活中对琐事处理反应迟缓和语言短拙，仿佛在背诵早已在腹中打印成章的论文。 “我采取的基本上是苏联‘契斯恰科夫’教学模式，一般不允许轮铅笔作画。素描起码要掌握光、影、结构和‘五感觉。’”他对我和大家说。 “能不能详尽点，我也学点绘画知识？”我说。 “所谓五感觉即是体感、质感、量感、空间感和色感；‘三大面’即左、右和正面；‘五调于’即黑、白、灰、深灰、浅灰；‘六大块’即上、下、左、右、正面和背面。画人体一定要研究骨骼，寻找骨点，从明暗分界入手，要强调口腔圆、眼腔圆……” 但是，乐加的教学并不死板僵硬。 “我与大家的年纪悬殊很大，我们都生长在这同一的时代和土地上，怎样在艺术上才会有作为？只有生活，愈是苦难愈是磨出天才，历史上的艺术家，几乎都离不开苦难。大家不要自弃，自悲，要相信，不久的未来，你们将收获成功，但是有成绩也不要自高自大。西班牙大画家梵高一生画了800幅油画，900幅素描，37岁死前才售出一幅。那为什么要追求一生？因为艺术即生命，为艺术之付出，即生命之价值……”我当时吃惊之余产生感动，感动之余不禁自问：为什么我没有他这些见解？ 我只有不断地为他渗茶以表示我对他的钦佩。 “乐加兄，你比我大四五岁，同样没有进过大学，这些营养，你从哪里获取的？” “生活。” “我不也是在生活嘛。” 他红着脸憋住气，高高的鼻子一抬，丢出一句：“劳改农场监狱！”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我才真正懂得1961年至1964年近四年，在布满铁网，每天背诵监规的劳改农场里，15岁的他在“右派”、“反革命”和“坏分子”群中所汲取的养料的内容和价值。 当时，关在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画家汪子美，四川分会秘书长、理事、画家邱成久，都是他在素描和色彩美学、文艺理论上的指导教师。蒋介石的私人文书陈世辉先生一手好书法，无论正、草、隶、篆、行，都很有水平，他非常同情15岁的“小反革命”，手把手教乐加学习书法，亦是他在狱中的书法导师。文工团专业舞台美术师唐阳春教他学习舞美…… 原本，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而监狱——更是校中之校。对于15岁求知欲正浓的乐加来说，这三年多的痛苦感受和经历，当然，便成了他有价值的人生的重要“基础课”。 人的基本权利，道德价值和自由的追求，乃至于法律的阴影，通通过早地灌进了他瘦小的肠胃，强迫他消化吸收——是倒下还是直立，只有靠天老爷了。 1974年初的某一天，我去百花村他家找他。他把我堵在靠门边的小房；司门口，我见他双手沾满黄泥，一身水泥灰，我开口便道：“又在塑啥像了吧？我看看！”边说边往里挤，他面呈尬尴状，嘿嘿一笑，进屋在乱糟糟的几堆东西中，伸手一拉，用一条布遮住一长方形的东西。我向来不拘小节，也礼貌不来，都老朋友了，不必。 “这是啥雕塑？”我在阴暗的屋内蹲下，端详着一条四周用木条镶紧的石板。 “来，这边坐，喝杯茶。”乐加支吾，叫我坐在凳子上。 “等一下，我要参观你的杰作。”我蹲得更近，揭开布，在浇铸的水泥板块上阅读出一行隶书： 父亲苟怀谦之墓（1903年—1973年）。一生坎坷，为国共两党坐牢，70年人生大部分为铁窗悲剧。教训：人生不可介入党派之争，宁可庸碌以求平安。 此碑已浇铸成中英文，一部分文字已涂上金粉。 我心中一怔，猛抬头，见乐加垂头不语。相对沉默好一阵，我挑破沉默：“乐加，这是否是令尊大人的碑？”他点了下头，站起来给我倒开水。我发现，他双眼发红，嘴唇紧咬。我听友人徐坯兄介绍过，乐加父亲同我父亲一样，都是国民党官员，然具体情形一直不清楚，也从来不好深问。 “走！九九，我们到河边走走。”乐加拿起一包香烟，提只水瓶和茶盅，站起身对我道。 一本积满忧伤和不幸的书翻开，乐加向我抖落出一段血泪浸透的家庭故事。 四顾无人，他从内衣口袋中摸出一份折叠又折叠的电报：“你先看看这封电报再说。” 我双手展开，电文如下： 苟怀谦于1973年7月因脑机能不全，患冠心病等医治无效病亡。是否前来探望，请速回电。 落款为抚顺市507所。 “我父亲刚刚去世了，这是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电报，唉……”乐加边说边折好电报，塞进内衣口袋中。 “你们去探望没有呢？”我问。 “辽宁那么远，哪来路费，况且天气炎热，活着时不许见，死了才通知，去了有什么用！”乐加很悲伤，一脸茫然。 我垂下头，拼命吸烟。 “说老实话，你父亲四九年跑了台湾是幸运，我父亲没有跑，结果关了24年，死在监狱中。这24年，他在狱中反省改造，我们在社会上被歧视、受磨难，如今，灰飞烟灭人亡，一切都完了。” “令尊为啥当时不跑？咋会送进战犯管理所？” “听我母亲讲，四九年临近解放，重庆方面送来了飞机票，可是全家兄弟姊妹八口人，咋走？加之奶奶去世正逢丧事，父亲意识到非走不可时，已经走不脱了。为不牵连家庭，他在眉山向当局自首，立即被送往成都转重庆急送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清朝未代皇帝博仪也关在里面。”乐加手中的烟头已烧到手，两眼望着河面，若有所思。 “未必你们连信都没有通过？” “收到过几封，父亲每次写信都一纸悔过，他几乎封封信都在说‘每看到祖国产生一项新的成就，我就感到自己又多一项罪恶’ 这一切，与我的家庭经历太相似，我有点同命相怜起来。我到他家中去过多次，我知道他母亲与我母亲一样，是受管制的反革命“四类”分子，他母亲给人拉车、锤石头、捡破烂养着他们。最小的两个妹妹送人抚养，两个姐姐六一年饿死，五弟也因抚养不起送人，乐加，被送进了孤儿院…… “没有办法，只有请求管理所火化，我们收到父亲的骨灰和照片，一件汗衫，一件旧睡衣，一双胶鞋和一套中山服。我们这些子女背了半辈子黑锅，却不清楚父亲的经历，他究竟犯了何罪，连父亲的简历我们都写不出来，直到几次要求才收到管理所一个简单介绍。”乐加像是自言自语，只注视河对岸。 “我记得简历上这样写着：‘你父亲早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又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调查长等等职务，……” “唉，你我这些‘黑五类’、‘狗崽子’，受了父辈政治影响牵连，遭了罪，还不许清楚‘罪状’。许多年来，我连我父亲在不在人世，啥样子都不晓得！”他双手抄在蜷曲的双膝上。夜暮，把我俩的身影隐进竹林丛中。 眼前这条河（府南河），在缓缓流动着，一架索桥系着两岸，在风中荡来荡去，头上的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一片、两片飞满一地。坐在草地岸边的我们，沉寂在夜的深处。历史，难道会永远从这里剪断而再也无法焊接？ 河水，开始泛红。对岸景象模糊起来，像在远飘…… 半个月后，我又到乐加家，我说我想再看看你刻的那块令尊的墓碑。 他说：“扔了。” 我十分吃惊，一时反应不过来。 “原来，准备把碑送回老家眉山立在父亲的坟上，可是，全家商量后不敢，为国民党反动派立碑，岂不成了现成的反革命？所以只有扔了。” “你咋能扔掉呢？太软弱了！”我激动起来。 “……我扔进了这条府南河里，你不要再说了！”乐加几乎硬出声来。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在深沉的夜半，他捧着墓碑，跪在岸边，偷偷地磕头，悄悄地哭泣；趁四面无人，他抱着父亲的墓碑，趴在跌荡的索桥上，轻轻地、偷偷地把那块沉重的孝心和怀念送入湍流的水中……他独坐了一夜…… 直到提笔的今天，他父亲的坟头，仍然无碑无文…… 他父亲是四川眉山人，毕业于北师大，黄埔军校二期。因为职务关系，手中掌握有大量共产党叛徒名单，文革中几次要被江青枪毙，是周总理设法保全下来。——但是，有如这碑的隐没，从此历史的真实再也打捞不起来了…… 5 自然灾害·生死线上的挣扎 时钟正打十二点 拿起我心爱的土巴碗 走进我心爱的伙食团 干饭稀饭整一碗 …… 1958年5月5日，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被确立，提出“15年内超英赶美”的狂热口号。 于是纯朴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从街道到工厂、机关学校，遍及各单位的土高炉垒了起来，家家户户都必须完成上交废铜烂铁的任务，只要溶化后流出一股冒着金星白光红色的液体，大家便欢呼雀跃庆贺胜利。仿佛木头可以变钢的日子也不远了。 农村，刮起了高产风，把若于亩田的稻谷移在一亩地里，用愚昧、妄想和热情培植出亩产万斤、10万斤的样板。 亿万人把希望、企盼化合成愚昧无知的狂热。 在中国几千年的土地上亩产几百斤粮食，一下提升陡变为十几万斤，这当然是对科学，更是对自己的嘲弄导致出的最后失败的闹剧。 而大、中、小型用手推风、电鼓风、把废铁和石块倒进去就企望出钢的人工操作，无异于喂母鸡吃泥沙却等待她下金蛋。 1961年，城市居民也学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公共食堂化，我在读小学，深受其苦，记忆犹深。 在我就读的大学路小学附近，有一个伙食团叫第七食堂，实际上，是一居民小院改装。为了上学读书方便，我用粮钱买菜饭票在那里搭伙食。 前面那首记不全的民摇，便是当年流行，自己也经常处于饥饱之口的真实记录。 同食堂一个绰号叫猴子的大个子，是一个中学生，他与我同在一个伙食团搭伙。 那时，政府配给城市居民每月23斤粮票（搭伙证），3两菜油（后来减至卫两）、3两肉（后来减至2两），经食堂一克扣，份量就更加可怜了。 猴子哼着那首“等饭歌”敲着碗走进食堂，三口两吞，把自己碗中的(火巴)(火巴)饭吃完舔尽，来到我面前，嘻皮笑脸挪揄着我桌上尚未开始吃的2两锅巴稀饭：“老九，你吃不完倒点给我嘛！”他比我大，也比我瘦，他想以强凌弱。都在“吃长饭”的年龄，要吃我的饭等于收我的小命。我当然不肯。 猴子见我不搭理他，在众人嘲笑的眼光下下不了台。 “相不相信，老子把稀饭给你倒在炭灰中？”虽然他的家庭出身是军属，但我这“反动”家庭出身的孩子也并非无胆。 “你敢倒，我不信！”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敢打架的强者。 哗地一声，他抢起饭碗刷地泼在侧边的炭灰中：“看老子不敢，龟儿管制分子的娃娃还嘴硬！” 一碗热腾腾的我舍不得吃的稀饭，竟然被他泼进不可能捡拾起来的炭灰中！腹中饥渴的我，胃气上升为愤怒，不甘受辱的个性，开始拼命。 “赔我的饭！”我扑了上去，抓住他的衣领。他一拳打在我左眼上，又是踢又是抓。个子矮他一个头的我，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手脚开始浮肿的我，已不是他的对手。 周围的人团团围住我们，像观赏两个脱毛的斗鸡。 我愈是占下风，愈是不退却，这是娘胎带来的本性。 鼻青脸肿，一身泥灰的我掏出一把刀叶有一寸多长的水果刀，用不着警告，用不着比划，左手箍着他的后颈，右手的刀尖朝着他背心上扑扑扑就是五六刀！ 如果猴子当时在冬天里不是里三层外三层穿得特多，如果他那件大棉衣并没有塞进足够抵挡我刀的长度的棉花——我不说杀死他，即便是杀伤他，12岁的我不在劳改队至少也要在“少管所”度上几年。 猴子的新棉衣的背上绽出了乱七八糟的白棉花团，有如几堆小雪。众人惊愕了，他顺势跑回家，抓出一把凉衣的铁叉向我乱刺来。我口中咆哮着：“你还要杀嗦！”一扭头，我冲进伙食团厨房，两手托起两把雪亮的大菜刀向他冲去。 这场仅为2两锅巴稀饭的斗殴眼看要上演成血案，食堂里的男女炊事员一拥而上，有的扭猴子的胳膊，有的抢我手中的菜刀，我与他各被四五个成年人拖开。 “老九，老九，我们伙食团赔你一碗稀饭，打不得了！”一个长得很胖的中年女人朱姆姆，捡起地上的碗一阵风似地给我舀了一满碗锅巴稀饭出来，递在我手中。 一场饥饿引发的血与火的大战，终于平息了。我立在空无一人的食堂里守着稀饭发呆。泪涔涔的我喝了几口，盖上书，慢慢走回家，端给了我在咯血中踩缝纫机的母亲…… 1960年至1963年这一千多天，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铺满了饥馑。一个公社，一个村的大人小孩倒在路边，死在饥荒中。 在高刮共产冒进风可笑复可悲的阴霸里，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都在浮夸、虚报，谎报粮食大丰收，人们，在数据里陶醉。上交公粮的数目，在成倍或成几何数地上涨，预支三年的收成一年交光还要倒欠，连种子都吃光了。广大的农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啃光，赤地炎凉，饿殍遍野，像疯狂的蝗虫。人民煎熬在死亡的边缘。 惨境如滚烫的铅水，开始渗透侵袭着城镇。城里的工人、学生、居民、教师、甚至于部，均开始在定量供应中难以支持。 我们全家，由于吃不饱，开始吃糠咽菜，那些传统上不能吃的，甚至鸡猪狗食的树叶、野菜、草根，统统塞进肚中。 特别是糠，任我们搀合进米粉麦面，一进口，如同针刺满口乱钻；即便鼓起勇气吞咽下去，三天解不出便——次次只有用指头抠出……人，不能长时间不沾蛋白质，不补充脂肪而只嚼纤维，只吸收炭水化合物——长纤维的艾蒿菜（又名棉花草），喂猪的厚皮菜（吃前须煮熟过滤去汁，否则中毒），芹菜根……以至后来发展成吃“小球藻”（即小便积聚久后浮面的一层蒙）、“树蛋白”（各种树叶捣碎混和杂粮沫捏成）。从农村到城市，大面积缺乏营养症（肿病）在全国开始蔓延起来。 我的家庭的死亡悲剧，开始上演。 1961年，四川境内资阳县的贫农，我母亲的哥哥谢治皲，拄着一根树枝，一路乞讨，跄跄踉踉走到我家门口。母亲放下手中的活，一看，吓了一跳：大舅舅周身浮肿，双眼眯成一条线，褴褛的衣服中露出的手肘和双腿双脚，已肿得发亮，局部已开始溃烂，流出黄水。他那凄凉微弱的哀求声音，我一生难忘：“……大姐，我们队上已饿死一半了，救我一条命啊，我还有两个孩子……”灰泪长淌的他，跪了几次，却跪不下去……两只腿，活像两截光滑的圆木头，僵硬巨在瑟瑟发抖。 我母亲终于辨认出他，她强忍着伤心，我放下作业与母亲把大舅舅悄悄搀扶进屋。 母亲掩上门，找出一件旧衣服，要替大舅扒下身上千疤万疤，早已不遮体的破衣服。 谈何容易，大舅的一身衣裤部分已沾连在浮肿的皮肤上，一阵恶臭。没法，母亲端一盆热水，用剪刀，一条条、一块块剥离着那些破布，用盐水洗着溃烂的伤口。 “……不用脱了，不用换了，我饿，我饿！”大舅眼睛扫视着我家厨房，不断地，用一种难以辨别的声调吼着。 母亲进厨房，端出一碗稀饭给他，转身筷子还没有递到他手中，他已倒进肚里，双手捧碗，开舔起来。母亲的眼睛红了…… “哥，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治治病。”母亲一边给大舅拢衣服，一边说。 “……好，好，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大舅双眼盯着那碗，还在幻想之中。 “饿得太厉害，一下不能多吃，等会再吃。” 母亲用湿毛巾在替大舅揩伤口。 “噢，噢，要得，要得。”大舅其实已病得不轻，喉咙舌头仿佛已纠缠不清，好像只剩一口气在搅拌发声。 下午，外婆捡野菜回来了，一见大舅这模样，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有啥办法呢。母亲晚上到派出所去作了汇报，也登记了临时户口。回家，叫了辆架架车把大舅送进离家不远的工人医院，大舅住了进去。 第二天，母亲把外婆的羊皮毛衣和自己的一件冬天衣服卖给收荒匠，拿着几元钱到了医院。 “医生，请问他患的是啥病，该吃什么药？”母亲紧随值班医生小声追问道。 那值班女医生取下口罩盯着我母亲：“你要我讲真话还是假话？” 我母亲讷然道：“当，当然请讲真话……” “唉。”那女医生叹了口气，小声道：“说这是病，也不是病，吃啥药都救不了……” “你的意思……”我母亲焦急地问。 “一句话，开剂药给你：只要吃饱了饭，加快抓紧进行营养，人就有救！”说完，把值班室一关，再也不肯开门了。 第三天中午，我妈端着饭盒盛的蛋炒饭，匆匆赶到医院病室：“哥，好点没有？我给你送营养来了！”一声，两声，病床上无人应答。我妈走近床边伸手把被盖一揭，大吃一惊：人呢？这时，那值班女医生出现在门口：“你来晚了，人昨天半夜就断了气，在停厂房，看完回来办手续交钱。” 我妈懵了，双手端着饭盒，返身寻到医院停尸房，她哭成了泪人。 她走出医院大门口，脸上没有了泪迹。那女医生赶上道：“天气热，尸体不能久放，你交住院费赶快处理后事吧。” 我妈愣了下，点了厂头：“我这就去凑钱。” 哪来钱交住院费和处理后事？一家八口人每月仅靠母亲不分白天黑夜做工那40多元钱收入。借？找谁，一个“四类分子”哪来那么多“人缘”。再说，这年头都在为生存挣扎，哪来多余钱借出。 一天，两天过去了，母亲没有对外婆和我们讲大舅的死讯，她埋着头，一句话、一丝笑都没有，十几小时都坐在缝纫机旁拼命踩。 她那苍白的面颊，枯瘦的身体，挤在乱七八糟的劳保品中，像一幅变形木雕。 她反复想来想去，鼓起勇气走进了街道办事处的门。 “你这种人也想领社会主义的补助？民政局是为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办的，反革命分子倒吃起人民政府来了，简直是笑话！”办事处领导把我母亲臭骂一顿。 “我哥是贫下中农出身，可不可以借一副棺木钱嘛？”我妈不死心，还在相求。 “贫下中农‘！他户口在资阳，我们这里是成都，管不了！”办事处领导把我妈一推，呼地一声关上办公室的门。 出门过街不过一百公尺就是医院。我母亲在医院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一脸凄楚茫然：活人苦，死人，未必不苦？人生，连收尸的能力部丧失，活着，有啥意思？ “哦，你来啦，来值班室。”又撞见那女医生，像招魂，我母亲跟随她走。 也许，那女医生看出了贫困和无奈的悲哀，也许，她出自同情或恻隐之心。 “……实在没有钱，只有一个办法，只要你同意，医药住院费缴清还有剩……”站在医生的立场，一点也不过分：为了医学研究，你只签个字，尸体便“献”给四川医学院作科学解剖……”她顿了顿，见我母亲瞪着惶遽的眼睛，没有说话。 “是有代价的，除此之外，我也帮不了你的忙了……”她埋着头整理着桌上的东西。 天空一串闪雷，炎热的天气泼下一阵大雨。我妈微微颤抖的手，伸向桌子，拿起了那只钢笔…… 也许过了一周，也许是10天。一个傍晚，我母亲到派出所请了假（派出所规定，超过街口或过南河大桥，必须先请假），她回家拉起我的手，要我跟她走。 去哪里？她咬着牙，不要我讲话，自己也不说话。 走了不久，她带了我拐进了四川医学院的大门（现华西医科大学）。暮色苍茫，医学院内的小路，又长又细，两旁的万年青树影在风中沙沙作响，几乎看不见有人。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很慢。地上，头上，树影摇曳，一排排一幢幢美国人修建的古典教学楼，立在低云下，夜风中。一盏电灯暗黄，一道小门在灯光的斜照下。母亲敲门，出来一位干瘦、胡髯蓬乱的老大爷，他嗯了一声：“是你，进来嘛！”我随母亲进了漆黑的小院。那大爷的面孔在灯光下一闪一闪，仿如欲垮塌的老墙，没有任何表情，他，恐怕根本没有看见尚是小孩子的我。 一道更小的门，嘎地一声推开。母亲松开抓紧我的手，示意我站在门口，她随那大爷朝里面走去。 一幅令人毛发直立、恐惧可怕的景象横呈在我的视线内：不大的房间，左右一排床板，白布单下无数的尸首有的垂露出一双双腊黄的手，有的裸露出一双双僵硬的赤足，一股股刺鼻恶心的药味，充满着小屋。我的心跳在加剧，我的瞳孔在放大，僵立在这间停尸房中动弹不得的我，像一条凝结的冰棍。 前面20米左右，左边一排，一具尸首的白布单被大爷揭开。他打燃手电筒晃了几下，我母亲像一株枯树立在那里，许久，许久，直到那大爷盖上白布单，关掉手电筒，几次催促着我母亲出来。母亲，走过我呆立的身边，没有理我，径直朝门外走着，我三脚两步赶了上去。她伸手抓住我的小手，几乎是我在承受她的重量。她走得好慢，好沉重，拐上有灯的路面，突然，她越走越快，像拖着我逃跑。 华西坝古老的钟楼敲响了，我听得十分明白，是九下，是晚上9点钟。这钟声敲进了我的心中，从此，每当我打那儿经过，像蔓藤、像荆棘，这冰凉透骨的景象，永远爬在我的滴血的心口上。 半夜，我发现母亲哭了，她拼命地捂住嘴，头发蓬乱，浑身颤栗，我披着被角，呆坐了大半夜…… 不到一个月，外婆因患肿病，也去世了。临死前，她要求尝一口点心，可是，当我姐姐终于买到赶回家时，她坐在水缸边，咽了气……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她连骨灰都没有留下，遗体同样“献”给了川医…… 更令人迷茫的是，当我们全家在生死线上挣扎，在饥寒中乞求一口饭、一两米活命的时候——也正是这人生艰难之时，我父亲正在台湾任“财政部政务次长”、“亚洲开发银行理事”、“国家建设计划委员”及“中国银行监察人”等职务，掌握着台湾上千亿美元的财经大权……那时做父亲的又怎么可能了解，他的儿子为了果腹充饥，经常和十几个孩子结伴，半夜“奇袭”农民的菜地，当贼，偷那些半生不熟的瓜果，被农民抓住打得半死，我家饿死了人的悲惨情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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