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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窥视这繁华世界 刘大哥给了一封我父亲请他们转交的信： 九儿： 你远道只身出国，平安到了香港，在请托的朋友没有接着你的情况下，你也顺利地到了刘家，使我远道得知，真感幸运和安慰。同时，也对你处世为人有无限的信心。你要原谅我，没有事先到港等着接你。我同你电话上简短的谈话，我想你从未听过我的声音，恐怕还有些不相信吧？九儿，那声音是我的，是你30年未见的父亲的声音啊…… 你到后想已写信回家去了，应该时常写信，但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不留心把什么都写回去。特别是外面与家乡不合适、不合口味的话，不要写，要小心，怕增加收信人的麻烦。第二，不要把关于我的事或我讲的话写回去，不要刺激那边，不要增加家里人的麻烦，讲平安就行了。 我来看你，很麻烦，入境出境都要公家批准，不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我们30年不见的父子要痛痛快快地聚首详谈，也要商量你我今后的许多事情。九儿，千万要耐心，不要着急，住下来，等我，你已平安了…… 香港社会鱼龙混杂，十分复杂，你要洁身自爱，处处小心…… 父亲字 已是半年，我从刘家搬进了工厂，现在，又从工厂搬进了香港社会最底层的“木屋区”。也许，我算“住下来”了。 香港各行各业，经济发达，一个人工作只要认真、勤力，吃饭穿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住房，却是每一个老百姓面临的人生大难题。工作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未必能购置得起一套住房。 香港木屋区，实际上就是贫民区。香港贫富悬殊，无力承租房屋者大有人在。特别是大陆来的新移民，如果没有经济背景，能挤进木屋区，已算幸事。香港政府称这些自行搭建的房子为“非法建筑”。 这些依山傍水，偏僻荒芜的地方，其实早在几十甚至上百年前就开始了“非法搭建”。一家人，甚至几代人，都蜗居在这里。污水奇臭，蚊虫苍蝇蟑螂与人共存。面对面，门抵门，窗对窗，高的高，矮的矮，长的长，方的方。这些用铁皮、玻璃瓦、木头、水泥板搭建的成百上千户房子，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地搁在那里，与那些高楼大厦、洋房汽车、立交天桥相映成丑，真有点像西藏帐篷上的干牛粪衬之于头上的蓝天白云。 我借居李叔的木屋，我们白天一起打工，晚上一起回家，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李叔，你已年近50，咋还住木屋？”有次我和他闲聊。 “没有钱，买不起啦！”他洗着小锅，择着菜。 “你是来香港探亲的吧？” “探什么亲，我的老婆、孩子还在广东乡下。” “那你咋来的香港呢？”我吸着烟问。 “偷渡(口者)，有好希奇！”他冲洗着菜。 “老婆孩子咋办，你不想他们？” “咋不想哟，等我把身份证拿到了就去接她们来。”他打开煤气罐的开关燃起炉火。 “在家乡不好吗，何必硬要出来？”我想，农民嘛，靠天吃饭，不比我们这些城里人。 “唉，杜生，你不知，家乡穷，搞人民公社，我亲戚都饿死完了，那些干部都跑了，我为啥不跑？”哗地一声，他把洗净的油菜倒入锅中，油烟四喷。我帮他打开抽风扇：“未必你接她们出来住木屋？” “我要勤力打工，老婆出来也打工。我们再辛苦，都比家乡好，以后孩子可以读书挣钱有出息嘛！我图个啥，还不是发财！”他打开烧腊纸包：“你吃点？”他递罐啤酒给我。我摇了下头，爬上床，头上是被太阳射得发烫的顶棚，我感叹起来。 是呀，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从大陆出来？我想得到的难道就会有吗？ 多喝啤酒也醉人，李叔来了情绪，哭泣起来。我问他发生了啥事，他说已出来两年多了，没法回去，想老婆和孩子。因为在香港还没有领到身份证，要等政府特赦。就算是拿到了，也不一定敢回去。 “杜生，你有所不知，和我一起偷渡的还有我的一个亲戚，是我的表妹，人挺漂亮能干，她未能来到香港……”他眼睛湿漉漉的，不停地用纸巾捏鼻子。 “现在不是报纸上说几乎天天都有人偷渡来吗？她还可以试试运气嘛！”我盯着他道。 “哪还能来唷，她已经死了……是被鲨鱼咬死的。当时船翻了，十几个人落进水中，那边又在开枪追，我看见她身上冒血挣扎中喊着我，被冲走了。你要知道我是第三次偷渡，被香港差人（警察）抓住遣返过一次，被公安民兵抓住过一次罚了几百元放了……”说到此，他大哭起来。“是我动员她偷渡出来的啊，她死得好惨……”我埋下头，沉默了好一阵：“难道你们在乡下活不出来，非要跑出来干啥呢？”我觉得他不会有比我更充足的来港理由和追求。 “杜生！枉自你老豆（父亲）还在台湾当官，如果大陆能不打人不抓人，可以自由地揾钱（挣钱），不三两个月搞政治运动整人，边个（哪个）想出来辛苦哟……没追求！”他说得有理，我无言以对，人，应当有所追求，农民都知道。 “自由可贵啦！”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说实话，他是一个无知识的农民，但他却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我，一个台湾高级官员的儿子，来到香港竟活得这般无奈窝囊！他的话触动了我，我应该反省，应该勇敢地选择，应该忘掉过去，争取未来。 我成夜翻来覆去地研究床头一大堆书报杂志，我经常爬上高坡（木屋区紧挨近一小山丘），用买来的一架望远镜，居高临下地审视着灯火通明的那些大厦。我窥视着那些屋内的人们，楼房中的家庭——我在苦苦地思索他（她）们究竟在怎样地思想？怎样的生活？怎样地追求？有时，我赤身裸体，关在房中狂饮酒……我像关在笼中的兽，烦乱、狂躁不安…… 我似乎开始有点变态？徘徊在繁华的大街上，倘祥在名贵的商店里，停立在人头攒动的街头——看那些毫华的住宅，注视那些名贵的汽车，……我的瞳孔布满血丝，我的喉咙似要伸出爪子，我的血在沸腾，我的气在下沉……我想得头胀、头痛，‘看得眼花——为什么我比人不如？为什么我像一条可怜虫？——未必两个世界都对我遗弃？ 难道，这就是如幻梦的香港？难道，这就是我万里寻亲的目的？ 与父亲隔海相望，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我不能去，他不能来，然而大陆家人的目光……我无人谈话，我无法化解这思亲的痛苦，离乡的仿惶，被命运欺诈的悲哀——我这可怜的灵魂和羸弱的肉体，仿佛并不属于这世界——我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我已落后、停滞，死亡了整整30年！ 工厂里的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我：“四川在哪里？中国是一个国家，我们香港，也是一个‘国家’……” 我俨然成了痴呆和哑巴。在这偌大的一个现代大都市中，不通语言、不谙人事、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我竟然已找不到一个能如正常人一样躺下去的位置——我恨谁？！我怨谁？！ 我后来连木屋都住不成了，它竟被一把冲天大火烧毁。 记得那天，我在上班，李叔从电话机旁跑过来脸色苍白抓住我的手：“快，房子着火了！”我未反应过来，他边跑边喊：“木屋，木屋！”我明白了，放下手中活，跟他冲下楼，一路上小跑。大道上汽车阻塞，消防车阵阵嚣叫着警号，不远处，我们的木屋区处在浓烟滚滚的一片火海中。 喘着粗气终于跑拢。消防水龙头水柱冲天洒下，人群骚动围成几层，叫喊哀号着。火海中不时产生爆炸声，是冰箱、彩电，时而，石油煤气罐在爆炸声中冲天而起。一间间干燥的木屋，如一张张废纸在风中火中眼睁睁化为灰烬…… “完了，没了！”李叔想冲进去，被消防员和警察伸着的手拦住。我手抓警戒绳，也被挡在安全范围内不许动弹。 “不能冲，不能进去，太危险！”我扯住跪在地上又欲冲进火海中的李叔，制止着他。 “我的房子，我打工挣的辛苦钱买的，没了！没了！都没啦！”李叔嚎啕着。有好几个灾民也在诅天咒地。我好着急！我来港的所有东西，证件、信件、存款、衣物……全都放在那木屋里。我刚要满一年期，准备回成都探亲的那两个大行李包早塞满了一天天、一月月购置的东西。我头一热，见火势小了，蹿过警戒线迫不及待地冲下斜坡，许多人学我冲了进去，警察拉也拉不住…… 我踩着地上的水和未烧化的瓦砾、木头，冒着扑面而来的热蒸气，东窜西寻，穿过倒塌和烧尽的废墟——真是运气！我们那间木屋，一堵墙烧穿大半，大半间房被水龙头淋得透湿，房上顶棚已被消防员拆开。我拼命推门而人，惊喜地发现，我的那两大件行李还倚在墙边，斜浮在打起脚背的水中……我拖了过来，有一件外皮已被火烤焦，不顾三七二十一，我两个肩头挂着，跌跌撞撞走出火海。李叔见我背出行李，眼睛一亮。 “李叔，上天保佑，你的房子还在，东西还在，刚好烧到墙边……”我话说完，他弹跳起来，破涕为笑：“真的？” 一警察见我从火场中扛出行李，要我出示证件，李叔忙说：“对的，他住在我家，是他的东西！” 火灭了，消防车也开走了，警察招呼黑压压、闹喳喳的一大群灾民排队，开始登记，发放救济品：毛毡，面盆，碗和食品…… 真是有惊无险，我叫了辆“的土”，把东西拉进厂中，从此，我再也没去过那木屋区。后来听人讲，那是有人故意放火，目的是迫使香港政府早点把“人民”安置住进“公屋”——天，原来如此！ 9 台湾来人 李天民伯伯要从台湾来了。 李天民（1910—1993）先后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为四川省选立法委员，历任南京《中国日报》主笔、总编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国立师范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 李天民伯父是我父母好友（即前文中提及1949年与我父同赴台者）。他安排我去徐天秩（我父母三青团同事，1949年赴台）的儿子家见面，我匆匆赶到美孚新屯阝。 我先到，坐了一会儿，李伯伯到了。他一见到我，便热情地伸出一只丰润的手握住我：“像，像！太像你母亲了，祝贺你，九森贤弟，平安抵港，不容易啊！你妈妈还好吧？”李伯伯这一串亲切言语，顿使我放松：“妈妈还好，您老人家好吧？”我们坐下喝茶。 “唉，恍若隔世，恍若隔世！记得30年前你还在你妈妈怀中，又瘦又小。从成都走时，正值大势风雨飘摇，我苦劝你妈妈好久，她舍不得你们儿女哟，硬是不走……好了，你也出来了，都熬过来了，九森，可喜可贺啊！” 见到李伯伯，我干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李伯伯，您还好吧？我爸他还好吧？” “好、好！很好！你看我精神怎么样？身体多壮实，还有你父亲，抽了40多年的烟也戒了，70岁的人了，每周还要打几次高尔夫球，精力好得很啰！”李伯伯一口四川话，乡音一点未变。 “李伯伯，咋我来香港快一年了，我爸怎么还不能来……”我终于把想说的话憋了出来。 李伯伯顿了顿：“唉，九森，不容易嘛！你父在任上当官，人家要看着他，管制他嘛！何况，你也清楚，香港复杂，统战厉害，不得不防嘛……”他见我低头不语，又道：“我这次到香港特别受你父亲之托来看你，给你带来5000元港币和一封你父亲的亲笔信。”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信和钱。 我拿在手中，未拆信也未揣钱：“李伯伯，您老是我家的历史见证人，父亲的挚友，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我说。 “说嘛，我这次来，代表你爸爸就是专门来听取你的想法和今后的打算的。”他拍了下我放在椅把上的手。 “……听说我爸爸在台湾……已经另娶，另有了妻室……”我想这件事我不问，再也找不到人问了。 他略微迟疑，端起茶杯，未喝，又放下：“这就说来话长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艰难于此，夫复何言。当初分手后，你父亲1950年曾请人邀约你母亲，就是黄萝萍、许伯超离开大陆那次；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也是子然一身到台，我的夫人，也就是那次会邀约你母亲走，可惜为时太晚，你母亲已被关押……我太太和儿女一共8口，颠沛流离，好不易才到台湾团圆哟！”他端起茶杯，呷一大口：“九森贤弟，有句不当之话，说也无妨。台湾传言，你母亲在大陆已经蒙难……。” “那我爸爸是啥时安的家呢？”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这段历史，我有责任弄清楚。 “大概是民国53年吧，也就是1964年，他请辞‘立法委员’，被委财政厅长。当时，他只请了我、冯慕鸽、谢静吾等几个极好的朋友，在他家中办了一桌，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当时，你父亲一直没有考虑再娶，没有办法嘛，你当官，人家要借故攻击你的私生活嘛……唉，九森，形势逼人强，你要体谅，理解你父亲之苦衷。你不知道，他拿着你的照片有多高兴，逢人便赞扬你健康、聪明，长得帅气。哈哈哈，喝茶，喝茶！”李伯伯话锋一转，我也实在不好多问。 “我留在大陆的亲戚情况，你知道多少？比如我大哥李至刚、兄弟李天福？”他突然态度严峻起来。 “我只听我妈妈说过，情况不太妙。”我尽量在搜索。 “但说无妨，我极想了解！”他注视着我，目光炯炯。 “解放后，你大哥和兄弟都受到很大株连，你大哥被抓了起来，最后……”我不忍再说。 “说呀，我承受得了！”他像在命令我。 “被枪毙了……”我脱口而出。 他顿住了，眼中闪过一片哀伤和茫然。长久，他喟叹一声：“国难当头，时势危艰，唉，我们害了多少人成刀下之鬼哟！”我见他眼中闪烁出泪光，浓眉大眼，透出一派坚毅深沉…… 良久，他仿佛自语：“我辈偏隅海岛，思念之情，寄语云天。愧疚中只有反省，检讨，痛定思痛，庄敬自强，禅思竭虑，鞠躬尽瘁，将有生之年勤奉家国。要不，我不会研讨时势出任教授，你父亲也不会辞去立委，策筹国家经济。唯此为大，岂有它哉！” 当然，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李伯伯是台湾“中共”问题专家，政治大学的教授，著述甚多，如：《刘少奇传》、《林彪传》、《邓小平正传》、《周恩来评传》……等。 我们无所不包，谈了6个小时，他回台湾后将我们的谈话情况转告了我父亲。之后不久，父亲又在给我的来信中言：……李伯伯见你后，已将详情告我，他对你甚为称赞，我对吾儿充满信心…… 我拆开了父亲托李伯伯带来的信： 九儿： 你前后两次提到我这一生内心最伤痛难过、死不瞑目、无以对妈和你们解释的伤心事，我在这边有了家，还生了子女。这件事，我自责难安，愧对你们启口说话，我只有一人痛苦在心，吞在肚子里，希望和我人生终结一齐埋入土中。我希望你们不要责难这边的他们，你们的难过和苦痛都是我造成的。 谢（静吾）伯伯上次从美国回家乡去看你们，曾来信问我这件事怎样说，我不忍再增加妈妈和你们的痛苦，我请他不要说，以免伤了你们的心。他这样做了，千万希望你们不要怪他，他回美国来信说，你们希望我不要忘记你们，也希望我不要亏待你们。我曾写信说过，我此生此世不会忘记你们。我亏欠你们太多，绝不亏待你们，还要以有生之年尽心尽力来补偿你们，弥补我内心的罪过…… 这里大女青莲在做事，五月份要同朱姓结婚，大男孩季康大学毕业，要服兵役两年，三女培文在读大学二年级学工程，四女敏珍读高中，最小的男孩钟宁还在读小学，什么都不大清楚。 这里的大小，都是善良的无辜者，他们都晓得我有家有室，更晓得你来了香港。可惜他们不懂家乡的痛苦生活。我正在沟通他们，一家要做到血肉相连，结成一体，在我有生之年，把这一层烟云消散…… 我早已经在这边报备你到了香港，想来见面，或我来见你，但有规定不许可，我在努力，你要有耐心。…… 父字 手捧这封信，我心潮起伏，思想斗争非常复杂，台湾弟妹与我的生活环境及经历，真是天地之别。我能怨什么呢？怨天？怨地？怨命？ 试想，如果我父亲1949年没有走脱，情形会是怎样？难道还能逃过历次运动大难？再则，父亲赴台湾不到40岁，台湾局势未定之时，人生前程难以逆料，况且，他以为母亲已蒙难，我们子女凶多吉少。仅从中国人传宗接代留有香火之传统，亦应理解，况且“反攻大陆”只是幻梦一场！ 眼下，一个家庭，地处三方，大陆、香港、台湾，特别是母亲，尚在大陆内地。政治的、家庭的、历史的、情感的结……怎样“烟云消散”？我感到我肩头太沉重…… 我必须理智！ 1980年8月4日，台湾的大妹青莲及妹夫从台湾到马尼拉、曼谷，至香港旅行结婚，同行的，还有父亲另娶的台湾阿姨。她们到香港给我来了电话，我即从工厂出发，在半岛酒店和她们见了面。 这又是一个人生遭遇中的特殊时刻和悲喜时分；握手、注目的那一瞬，凄苦和生疏、尴尬和无奈，均在胸中打滚。 两种社会，两种环境，两种心态，统统挤压、交织在短暂的沉默中，既突然，却又必然。还是我先打破沉默： “爸爸还好吧？”我注视着青莲，她瘦削，戴了一副眼镜。 “好，很好！他好想你唷，要我们这次特别来看你。大哥，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吧？”她斜睨了一眼坐在旁边表情紧张的阿姨。 阿姨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她老是在注视我、打量我，有点心事重重。旁边的妹夫一言不发。 “阿姨，谢谢你这许多年来照顾爸爸。”我觉得我应该主动，看在父亲的份上，去化解这层迷檬。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来台湾后情绪、身体都很差，几次大病，都是我招呼他，把他救转来……”台湾阿姨一字一句，说得沉重。 “妈，别说这些嘛，快把爸爸给大哥特别定做的金牌拿出来，给大哥戴起！”青莲把话支开，指着台湾阿姨抱在胸口的皮包道。 “对，你爸爸听说你出来了，专门在台湾给你定做了一个挂在胸上的金牌，要我亲自交给你。”她边说，边从皮包中取出一个小红绸包，递给我。 我双手接住，心头闪过一串喜悦，忙打开，取出一面带项链的纪念金牌，正面写着：“九生”；背面写着：“民（国）78．11．23．”。我捧在手中发呆。 “快戴起，戴起！”妹夫在一旁道。 “对，大哥，来，我帮你戴！”青莲站起来，笑逐颜开地帮我。 “爸爸说你辛苦，九死一生，故改你森字为生命之生，牌上那个日于。是你从家乡到香港的日子，这可是重要的纪念物，你要天天戴，千万不要丢啰！”青莲边说，边帮我戴好。 我敏感地觉到那边的阿姨，她有点不是滋味。那妹夫，只喝茶，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不开腔。 “弟、妹们还好吧？”我总是要率先打破沉默。 “好，他们做事的做事，读书的读书。你还好吧？”台湾阿姨见我关心她的子女，心里总是高兴的。 “我很好，在工厂打工。”我讲的是无可奈何的实话。 “……我，我给你2000港币，你自己买东西吧！”台湾阿姨从皮包中拿钱给我。 “不，我不要，我有钱用。”我怎能收她的钱，我双手推倭。 “妈妈一点心意，这次我们旅行也没有在台湾给你特别买东西，大哥，收下吧！”青莲说。 “好，这样，我们去逛百货公司，拿这钱给弟妹和父亲买点东西，可以吧？”我很难处，但必须处好。我有思想准备，这些小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家好宽哟！有花有草有树，还喂有小动物，有一二十间房子，你来台湾，有得你住……”青莲讲得高兴，却被台湾阿姨瞪了一眼马上收口。 我们在妹夫亲戚开的酒楼吃了饭，随便采买了些东西，我把我自己的1000元，全部搭了进去，我决不愿显穷相和表现吝啬。说穿了，只有一个意思，一句话：理解万岁。 “你想做生意开公司，我回去筹划一下，筹笔钱，支待你。”两三天的接触中，台湾阿姨对我的本质和表现，有了些良好的印象，她几乎放了心，也动了点感情。 我点了下头，没有说话。 在山顶公园，我们照了像，然后，我送她们去飞机场。 分手时，青莲突然一个人跑了过来，动感情地、恳切地对我说：“大哥，大娘（我母亲）那边，你一定要解释，善说哟……”我拉着她的手，使劲地点头。她们飞走了，回到了她们的温暖、幸福的家园。我立在候机厅，见那“中华航空公司”飞台湾的飞机起飞，心中好不怅然…… 我慢慢地走回工厂，一路上，我千头万绪，心难平静，矛盾中似乎见到一线光明，死亡中又仿佛寻到一点生机。 我倒上我的尼龙床，让梦把我压扁。 10 血浓于水 青莲返台后不久，工厂王太转了封厚厚的台湾来信给我。 “大哥好： 我是今年刚满20岁的培文。本来刚开始写这封信时还不知要说些什么，提笔之后，却又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晓得应从何处开始，若是有些欠缺条理、欠缺秩序，也请大哥包涵。 姐姐由香港回来，诉说了许多大哥的事，妈妈虽然也说了不少，又看了大哥的信，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大哥的程度相当好，写出来的书信既通顺又流利，大出我意料之外！猜测大哥曾自己进修，私下以为。我们对海那边了解太少，希望有机会能由大哥的亲身体验知道些最真实的情况。 这纸太过疏薄，我还是挑最重要的话说。这许多年来，爸一直挂记着在大陆上的你们，由于某些人的罪过，造成今日多少家庭的流离失散。我不知你心中是怎么想的，是否痛恨父亲抛弃大陆上的家人？是否埋怨父亲只身来台再次成家？还是……相信大哥有足够的理智和正确的判断，必定能设身处地地为父亲着想，今日若换了另一人处在父亲的立场，必然会有相同做法，因而能谅解这一切。这是父亲多少年来的心愿，人虽在台湾，却无时不刻在希望能早日得到你们的消息，全家团聚。当得知大哥逃到香港，父亲高兴的程度无法形容，大哥，你应该了解的。 妈知道我在写信给你，特别嘱我替她写上一段，请大哥自己保重身体，不要太省钱，吃些营养的好东西，自个要照顾自己；有空出去玩玩，常写信来，因爸极欲得到你的消息。还有，妈很思念你，希望你能早日来台。 不晓得大姐介绍我们的个性，特点时是怎么说的，我们即使有时很调皮，也有分寸，大哥请放心。再说，慢慢就会习惯的。还要谢谢大哥送的礼物，我很喜欢，但送与没送不会有什么差别，你仍是我的大哥。 大哥在来信中曾提及我们会将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在此，我可作一答复，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又各来自那么遥远的一方，但有一事实不容抹煞：“血浓于水”，不管怎样，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相同的血液，彼此是陌生，感情可在时光的培养中增加，慢慢会消除初见的隔阂，相处得很好的。 敬祝安康！ 妹 培文敬上 民69年8月 大哥： 你好！我是幺妹敏珍。 看过你的信，也听过妈和大姐的叙述，更看到了你的照片，对你也有大概的认识。听妈说你也对美术、音乐颇感兴趣，那么，以后我们可以交换彼止匕的意见。大哥见识多，我想我一定能从你那儿学到很多。…… 我想多听一些大陆上的事情，出生在“自由乐土”，养尊处优惯了，对那片“赤焰迷漫”的土地，一无所知。希望大哥能讲给我听，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国土山河是什么样子？ 敬礼健康快乐 小妹 敏珍 敬上 1980．8．17 大哥您好！ 接到来信心中感到十分高兴，且有说不出的兴奋！早在数月前便已知您在香港的消息，自个计算可藉着鱼雁往返联络情感，增加彼此的认识，这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大哥，你在香港的生活大致已由姐姐及妈妈口中略知一二，对于你的馈赠实在感谢，在你所得不多复又须照顾老家的情形下，尚且送如此珍贵的东西给我，真是不好意思。在此先谢谢你，等到哪天我在台北找到适合哟物品再寄给你。巴！ 其次，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在这个世局多变，时势日艰的时代里，我亦希望能借着事业发展，一展抱负，为家为己，为国家民族尽一番心力。今后我想在你的鼓励与支持下，将更加奋发自励以一遂心愿，理想能早日实现。 诚为大哥所言，片言只字是无法表达出我们彼此间的关怀。但以笔代口，以字代声，希望藉此短短的数行文字，能使我们更近些，尚有未尽之言，只好留待下次再说了。 祝您 身心健康 弟 季康 敬上 民国69.8.19 一个小信封，内夹有最小的弟弟钟宁寄来的小画片若干张。 我读完这几封信，禁不住目光远眺，心绪滚沸。的确，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传统永世不灭，历史再混沌，血也浓于水！ 九生： 阿姨在港看见你，回来后的表现，以及在港和你短时间相处，可以说都是很愉快而满意的。你处理得很好，很适合得体。我希望你们将来和睦团结，亲爱相处，我为心也较安慰，也较放心了。你买那么多东西送她和弟妹家人，她认为你大好意，也夸奖你对弟妹们的好意。我们应当相信，应该相谅相让相忍来收拾这个我一人造成的艰苦局面，望我儿在妈妈面前解释，求她宽容谅解我，不要以他们这些无辜者为仇恨。 他们给你写信来，预先我不知道，他们生长在顺境中，说话有得罪你的，你要原谅。今后，你要领导他们，教导他们，他们无罪，罪责在我。唉，我心愧疚，不知如何说好，对我这件遗憾终生的事，愿以亲子之情，会同姐姐她们一起来化解转变，三个地方，结为一体。 你们见了面，我心里好受多了。你对人的观察力很好，以短短几面或一面之识可以看出生人入木三分，以后见面我当可再把我一生经验，识人待人的心得告诉你，增进你的人生阅历和经验。 我在忙着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想念你们，我一有空间，特别是夜半梦中醒来，总是辗转不能入睡，想念得安静不下来，以至汗流浃背，热泪长流直到天明，这只有对你说，我无法，也不愿对任何人说。 你来信很详细地把你的观念和看法告诉我，我很安慰，也很自傲。你在他们的压力下长大，还有志气、认识和主张，这是难得的，也是与别人不同的。你信的“血仇家恨”归罪于我，谅解而关心孝敬我，不记我未尽教养之责，我今生也满足了。更难得的是，你完全受母教的影响，接受教育很少，但是知识，文笔，爱好音乐、文学艺术，连写字都受你妈妈的影响，很多相像，这又是我内心再三再四感到罪过，对不起妈妈的伤心难过之处。 妈面前你要善为安慰，多尽孝心，要代我把无法自己写出来及说出来的话，善为转达。我痛苦，我精神上的难过，世界上唯有你知道一些，别人我无法说起，也不让人家知道。…… 九生，你来了，只有你才能把我同你妈妈姐姐间的双重痛苦，隔离的误会和无法谅解的事，打通化解。难得你不仅不恨我，未以我为仇，反而来安慰我，愿替我向妈妈和姐姐们解说，我心安慰，难得你这样一个有见地，爱护你父亲的儿子！ 父字 手中捧着这些涂满情和泪、苦和痛的来信，我感到历史的沉淀重新泛起，背脊和双肩好生沉重。我了然一身，初到香港不足一年，却仿佛在苦恼和希冀中度过了一个世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做的是一个大团圆的美梦。 然而，明天会是一片光明吗？——我不得不表示严重的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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