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5 过海关 经武汉转车到广州。 深圳到了。 这地方，真出我意料，又脏又乱，最高的房子也不过两三间两三层。除了一条小街，火车站附近四处是刚搭建的塑料木棚，地面挖得凹一块凸一块狼藉不堪。当然，这是一块刚在开放搞活中起步的样版，难免丑陋、混乱。 当地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土气的，然而，在他们审视我们这些四面八方来深圳的外地人的眼光中，却又隐隐透出一种微妙的自豪感和优越——或许，他们接近香港？了解香港？懂得香港？ 罗湖海关，不过数间平房情一条小河。严格说，河应该叫沟，宽不过一两丈，两岸铁丝网又高又长，绵延数十公里。 河水暗绿，流动缓慢。两岸杂草蓬生，太阳特毒。呵，这就是深圳海关——犹如冷漠顽固的阴阳界碑，睥睨着生命，冰冻着时间，它，横立了100年！ 我住进了深圳旅馆，硬板床，上下铺。放妥行李后，我赶到海关探询过关事项。一路上，我好生奇怪，有时5人一串，有时10人一车，不是用手铐，便是用绳绑，被捉者，穿着乱七八糟。——不像是本地人。 “这是偷渡客喽！”一个本地小伙子，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告诉我。 “日日都有喀，好平常喀。”说着，他递给我一支外烟：“到香港？”我点下头。“你有没港纸换我？”我迟疑一下算弄清楚，是他要换我的港币。 “我一共才只有20多元港币，还是凭通行证特许在广州的银行换的，实在没有，对不起！”我忙说。 他转身走了，趿了一双很脏的拖鞋。 我尚未走到入关口，一路上便见到遍地挤满人，有老人，有小孩，有单身，有家庭，他（她）们拖拉着大包小包行李，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报纸上。一地纸屑垃圾。黑压压一大遍，至少，也有几百人！ 我俯身问一位妇女，她告诉我，她和老母亲已在这里等了两个星期了，尚未轮到过关，无吃喝供应，当然露天当床，许多人都病了，齐齐挤在这里。我不以为然：“通行证上不是明明写好过关的日期吗？咋会这么混乱拥挤？” “哎，各省都来人，香港那边一天只收几个，咋不会挤在这里唷！” 我挤近入口处，更是人声嘈杂，水泄不通，好一片狼狈景象！ 我好不容易拨开人群上前，终于等到一位海关人员露面，赶紧递上我的通行证，询问何时可以过关。这是一位年轻女海关，我见她汗涔涔，一脸疲倦，又在忙于对其他人解答，又在拨开肩头伸手接我的通行证。 她进去了，约20分钟，她出来叫了我的名字。 “你想什么时候过关？”她盯着我问。 我一兴奋：“当，当然想，想现在就过关！” 她淡然一笑：“你看这情形，当然不可能。这样吧，我给你提前几天，23号，怎么样？” “可以！可以！感谢！感谢！”真出我意料，满以为要等至少半个月。 我收下她签了字、定了过关日子的通行证，满心欢喜地往回走。又到了那位妇女面前，她认出了我，问道：“怎样，要等一月半月吧？” “不，我后天过关。”我坦白诚实，并把通行证递给她看：“唷，四川的，怎么这么快就可以过关？”她把通行证还给我，蓬乱着头发，疾步冲向海关去了。 我赶紧走。事后我才知道，四川到香港的人数本来就少，当然，也许出自于上面打招呼的“特殊”关系照顾了，我也未知。总之，我的心落实了。 夜幕快降临，我没有去旅馆睡觉。心情不平静的我，无数次地眺望那插着英国旗帜的香港方向。 “你看得见没？香港就在那里！”一个小伙子指着模糊又遥远的群山那端对我说。 “在哪里？我咋看不见？”黄昏中我伸长着脖子，踮着脚，踩在一个堤坎上——“就在个度（那边），最亮个度！”他说。 “喔，是不是天空一片亮光那个地方？”我说。 “哽系啦，香港电灯多，不夜城喽！” 彩电！我掉头在一家低矮窗口看见彩色电视屏幕在闪光。我踩上一块石头，仍看不清，索性，爬上一截断墙：彩色的电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见到的物质文明的高新产品。我眼睛一眨不眨，屏幕上正在演武打片——我第一次饱眼福，那种饥渴馋劲，多年后，自己都好笑——我从墙上摔了下来，还好，没伤着。那农民小伙子笑起来。我拍了下屁股上的灰，迈进旅馆，心满意足睡觉去了。 我真可怜！？ “请你把证件给我，行李打开。”23日，我终于排队进了海关，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讲标准的普通话。 那时，深圳海关还尚未安装有电脑检测设备，非常简陋，人工操作占多。 我立在木柜台后，打开我的大提包： “这是什么？” “成都花茶。” “这个呢？” “卑县豆瓣。” “什么？”她提出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用塑料袋包得严实却又湿漉漉的东西。 “你把它解开。”她盯着我的眼睛道。 “打，打不开，打开会漏出来。”我说。她提起：“你等一下。” 我站得笔直，眼睛直对，不敢东张西望。 等一会，她从一个隔断里出来了，态度缓和了些，把那豆瓣放在一边。我想可能是照光透视吧？ “这包又是什么？打开打开！”她有点不耐烦。 我生怕惹麻烦过不了关，赶忙拿起那塑料袋包的东西使劲一扯。这下闯祸了，原来是一大包辣椒面，这一抖一扯，散开来，在头顶上的风的吹拂下，椒粉飞扬起来。 “啊嚏！你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毒品？”她捂着鼻子，泪水直涌，打着喷嚏直朝后退。 “报，报告，这，这是四川出产的海椒面……” 我有点手足无措，生怕得罪了她，把我退回海关那边去。 “这个呢？”她掏出手帕捂着鼻子，远远地指着挎包里的另一个小塑料袋问道。 “这，这是花椒面，就是吃了嘴巴嘴皮发麻的类似海椒面的……”我尽量仔细解释。 “算了，算了！收起来！你们这些四川人！”她手一抬，把证件退给我。我如同捡便宜一样把摊放在柜台上的东西胡乱塞进挎包，提起另外的几件行李，像被赶下水的鸭子，头也不敢回三脚两步赶快穿过通道奔上罗湖桥，直闯香港罗湖海关。 “站住！跑什么跑？”一个头戴宽边大檐帽的警察，对我挥着手。我一抬眼，好吓人，他腰拍短火，目光冷峻，粗声粗气命令我挤进拉有铁链的窄道。 “紧跟后面排好！” 这时我才发现，前面早有一串长长的队伍，正在转角上卡起，男女老少，面带倦色，神魂颠倒，疲惫不堪地望的望，站的站，倚的倚，靠的靠，有点像自然灾害年凭票排通夜割猪肉——眼巴巴地引颈望着那个迷人方向。 你敢抱怨吗？不敢。这一长串人，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候到下午，等候香港海关验明正身和缓慢的询问、记录。幸好，队伍终于前移，见一士多店，我急忙买了一个三文治外加一听可乐，狼吞虎咽起来，眼睛仍然咕碌转。 至少，排了3小时，终于轮到了我。 进了一间塞满了人的空棚屋，连凳子都无。墙上开孔，递上证件复候轮等喊号。 终于叫到我，一位海关小姐面无表情领我拐进一间小房间，一位又像中国人又像英国人的人坐在一张小桌后，他一伸手（手上长满了毛），要我坐在桌前的凳子上。 他注视了我三五秒钟，用英语味普通话问起我来。 我一看他，便知是一个官，见官便操神说话，这是我历来改不掉的毛病。何况是英国官，未必还有中国官水平高？ “什么文化程度？” “报告，凉拌中学毕业。”我顺口溜出。 “什么中学？”他盯进一步。 “凉拌，就是民办中学。”我改口。 “什么叫民办？”他手指中夹着一支笔在转。 “就是……人民办的中学。”我想说出来他恐怕也不懂。 “嗯……你有何特长，学过什么技术？”他进一步问，眼睛始终看着我。 “报告……” “用不着客气。”他说。 “我会煮饭洗衣裳……会弹吉它。”我回答。 “你到香港干什么？”他的笔在记录，眼睛却不眨。 “探亲，我父亲在香港……”我说。 “你是成都人？” “是土生土长的四川成都人。” “这张地图你认识吗？”说着，他移过来一张地图。我伸颈细看：“是，这是成都地图。” “成都是不是有个东郊郊区？” “有，九眼桥那头。” “东郊是不是有许多国防信箱厂？在哪里，你指给我看。” 再傻，我也意识到这个问话有问题，况且，我虽是成都人，东郊究竟有啥子信箱信号的厂，我还真弄不清楚。 “报告长官，我搞不清楚。” “你不是成都人吗？怎么会不清楚？”他手指夹笔，笔在不停旋转。我想，算了，少惹事。 “报告，本人成都人，但是是知青——就是下乡当农民的那种知青，所以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上过班，所以对一切厂矿都不晓得。”我心想，几下脱手赶快走人。 “腥，知一青……你可以走了！”他那毛茸茸的手一摆，很有点鄙夷不屑的味道，又仿佛是在表示他赠给我了一个不甘愿的施舍。 我站起身，转身挤出小门，心头想，你龟儿子，哄老子不懂！ 从上午10点进入罗湖海关，一直拖到下午近6点钟才出得海关！搭上到九龙的火车，天已昏暗，硬折腾够了，但是，我终于到了香港。香港，这块东方明珠，弹丸之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黑暗社会，抑或腐朽没落的剥削世界？或者，是自由光明的天堂呢？可惜，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一个真正的“白痴”，如果说了解，不外乎读书时，尚挖得到的那点书本上的东西：1841年7月20日，清廷政府价善擅自订立了穿鼻条约，允割香港；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海面上的英舰“康华立司”号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紧接着1858年6月26日，签定《天津条约》，同意“南九龙”租借给英国。南九龙割让后，1898年6月9日，李鸿章在北京与英国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尖沙咀界限街以北的整个九龙半岛以及大鹏湾至深圳湾，南厂岛和大屿山等大小200个岛屿租借99年——这一系列条约，当然只能证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软弱落后，距今快100年了；新中国政府成立仍未收回她，是无力？不想？不愿？当然，这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像难民样往外涌？难道他（她）们宁肯舍弃光明，提着脑袋拼命地堕入那水深火热地带——任其资本主义吞噬？ 坐在罗湖——九龙的火车上，我被窗外挤进的景物冲击，无法不胡思乱想，未必我也是在“自投虎口”？ 唉，梦幻般的香港——你在我搞不懂的心中起伏！ 6 在九龙车站上的笑话 坐了约两小时火车，九龙车站到了。 我进入车站大厅。早已被眼前的一切搅得眼花缭乱：装修堂皇的四壁，净洁如洗的地面，琳琅满目的商店……我坐在一圈圆盘坐位上，死死地守着脚下那两大包装满辣椒豆瓣、茶叶和衣服的行李，活像怕被人抢去。我不愿傻呼呼地，双目长久好奇地四扫，干脆低垂着头，观赏那些不停走来动去的旅客双足——天呐，鞋子双双款式不同！ “请问先生，你在等人吗？”一双高跟鞋走近我的面前，我一抬头，见一中年妇女，穿着雍容华贵，戴一副金丝眼镜，普通话十分标准。 她，手持一束鲜花，和蔼地注视着我。“先生，你是在等人吗？”她再次重复那句话。 我一怔，心想，并没有安排约定一位摩登女士来接我嘛，何况……她不是找错了人，多半是骗子！都说资本主义社会坏人多，要吃人，警惕点好！ “不，不！我不等人。”我忙用四川普通话回答。顺手，把行李拉近自己。 “喔……”她缓步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围着我坐着的大圆凳兜了一圈，眼神显得疑惑又有点遗憾。她消失了，我松了口气，抽起我的“中华”烟来。 时间在向前滑过，我抬头看钟，已近晚上9时，车站里从内地来的人都走光了，我有点心慌。厅内透亮，大窗外却夜幕降临，我坐不住了，起身找电话。一位车站服务员虽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却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热情地拿着我递给她的那张写有电话号的纸开拨，通了。 “刘先生吗？我是成都刚到的九九、小杜，我，在九龙车站大厅。” “喂，不是说林老板的太太开车来接你吗？” “林老板的太太……喔，她来过，刚才我不敢认，她已走了……”我耳朵发热，且有点语塞。 “哎呀！九九，你把香港想得太可怕了。等着，一步都不要离开，我马上来接你！”电话放下。我拖着行李，复又坐下，环视周遭，仿佛所有的眼光都在笑我——傻！ 刘先生终于来到了车站大厅。这时大厅坐位上只孤零零地坐着我一个人，不用我寻，他径直走来一边伸手给我，一边用成都话道：“你肯定是九九吧？久等了，上车走！” 我住进了刘家。刘伯母的丈夫刘跃和先生在台湾，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也是1949年离开成都的。他们一家8口，也刚从成都到港不久，一套二居室的租房，挤得满满的。当然，夫妻儿女分离几十年，其遭遇经历与我家大同小异，因而他们待我，视同家人。暂住他家，是我父亲的安排。 进门洗涮一番，唏哩胡噜吃了东西。刘大哥问我：“累没有？累了就睡觉，不累我带你去楼下金芪坪戏院看电影。” “看电影？当然要！”我激动地说。 “你喜欢看啥片子？今天只有鬼片。”他叼着烟问我。 “管它啥片于，只要是香港的，统看！”我忙不跌起立马上想走。 他拍了下我的肩膀，我们下楼，看到半夜关门。住下刘家后，我首要的兴趣是狼吞虎咽地看书、阅报、翻杂志。刘大哥把一堆又一堆的书报推放在我面前：“你慢慢啃，慢慢看，看了你才晓得啥子叫资本主义。我上班去了。” “我昨晚给我父亲写了封信，没有地址，怎样交到台湾？”一天我拿出未封口的信。 “九九，你父亲哪会留地址？我们到这里与我父亲通信都是等机会托人捎带的，咋敢直接寄唷！” “那我怎样和我父亲见面呢？”我睁大眼睛。 “还早，还早，我们来了大半年，才与我爸通了几次电话呢。耐心点，先适应，后学习！”他转身出门去电子厂上班了。 我吞噬起脚下这几大堆“资产思想”来，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有滋味，好像饥饿了100年的肠胃，充填进万吨的食粮。我胀得恼火，撑得可怜，《明报》、《东方日报》、《早报》、《星岛日报》、《香港时报》、《中央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色情小报……《八十年代》、《读者文摘》、《明报月刊》……真是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世界，竟有这么大？！ 一天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独自悄悄第一次下楼上街——从居住地官塘秀茂坪公然步行几小时到弥敦道…… 我像一条小河沟长大的游鱼坠入湛蓝深广的大海；我如山顶洞中的土人，迈入了富丽堂皇的宫殿——我像一朵浮云完全失去了重心。 严格地说，70年代末期的九龙，新起的高层大楼建筑还不算太多。然而，各式霓虹灯、吊牌、广告、招牌加上大瓦数的店铺灯光，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在头上、半空中篷起一片通明，架起半空彩虹，让你感到被繁华所绑架，被喧嚣所支配。川流如泻的小车串穿着七彩街景，似乎要在庞杂拥挤的热闹中划出齐整的秩序。那些银行、金铺、手表商店、电器铺头、超级市场、百货大楼、统统向你伸颈扬手；一幅又一幅不同面孔的装修、装饰，勾引你、诱惑你投怀送抱，倾尽皮囊。人，满街都是人，穿戴着“奇装异服”，鱼贯穿梭，进进出出，缓缓慢慢，匆匆忙忙，沉沉浮浮……这是物质发达的世界，可没有人，又哪有这种昌盛的组人 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国货公司超级市场。我自认为勇敢，竟然挤进去游览参观，看到这些堆积如山的食品，品种繁杂齐全，水果、冻品、罐头，……眼花缭乱的我好生感慨。感慨之余，好生纳闷，纳闷之中好生气恼：六二年“自然灾害”，我肚皮饿得曾用竹杆搅蛛网用口水做成粘胶，然后粘树上的蝉、蜻蜓用火烧来吃；曾把喂牲口的油枯饲料空口吞咽，吃后气胀、脸肿。尤其是烧蝉和蜻蜓，吃后心中发慌，恶心呕吐，甚至腹泻……哦，这些山珍海味，鲜馐，双拳大的苹果，鲜嫩的鸡鸭，喷香的罐头——统统被运来养活资本主义去了，难怪，人民这么受穷，我这么瘦！——为什么我无理由仇恨它！ 经过一家电影院，刺激、香艳和醒目的片名把我铐住：《强奸》。我在街对面偶然看见影院的这块显赫的广告，复又过街，在影院门口徘徊，始终有如做贼心虚，不敢跨进去看个究竟。终于，过门几次，犹豫良久后，掏出10元买票冲进去——我的肠胃，难道连肉欲都如此饥饿？沉沦吧，只此一次！ 这是一部取材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烧杀的纪实片，写的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残酷厮杀和报复，现代战争中人性的毁灭。妇女被剥光衣服强奸；一位杀伤美军的女人被捉回轮奸后，在河中被一次又一次按入水中，直至最后溺毙、僵硬，赤身裸体地弃入河流… 一只长期困囚笼中的小鸟放生后未必会高飞；一颗隐在死角的阴暗潮湿中长出的野草或霉菌，未必能经得住闪电和雷鸣…… 我承认我懦弱，苍白，贫血，胆怯，空虚和渺小——这部电影中那令人惊骇的奸杀镜头，砍入我的脑际，使我几乎一星期失眠，恶心和呕吐…… “九九，你去了哪儿？电话没来一个，你太胆大了！”刘大哥披衣开门。此时，已经后半夜，我困乏、难堪和紧张，拖着脚步回到他家。 “我没有带电话号码，巴士路线太多，东拐西弯，硬找不着……我只有步行回来……” “语言不通，道路不熟，不带电话号码，你太胆大了，大胆大了……”大哥摇着头缩进地铺。 这一夜，我睁大着眼睛躺着，想着，直到天亮。 我被过去严重扭曲过的神经，今天又被再次严重地扭曲。 7 一个女人的“气功”表演 我进了一家手套厂打工。 这家工厂位于九龙新浦岗，在10楼，总面积2000平方米左右。 这是一家小型的皮手套加工厂，进口巴基斯坦或意大利羊皮，加工成手套后成批转口欧洲。全厂不足100人。我充当工人兼看更（守厂）。白天，我守在一架半手工的压花机旁（把那些有伤痕的皮子压上花纹以遮其质量之丑），晚上，独自一人守厂。 令我惊异的是，厂里的工人那种劳动纪律和工作精神。他们上班相当准时，打卡机上的记录，一月下来几乎没有一人迟到、早退过。这些男女青年（只有几位中老年人）坐在缝纫机旁，站在切裁机边，人仿如机器的一大配件，伴随在隆隆哗哗的机器声中共同旋转，聚精会神，工作十分自觉认真。他们每天工作最少10小时，有许多时候晚上还加班至凌晨。 我见他们上厕所，加餐吃饭都如在打仗。我不解，这些在资本家老板手中的“奴隶”和“牛马”工作何以这般亡命？内地许多厂矿单位的“主人翁”、领导阶级，干部老爷们“上班先看报，紧接把茶泡；茶水未喝白，厕所又报到。”这种做也三十六（工资），不做也三十六，差异实在太大了。 这些年轻人（不过十几甘岁）许多时候，白天在工厂干，晚上加班不归家，困了、累了，随便拉几口袋货，倒上去，抓张报纸搭在身上——呼呼而眠。第二天一大早，揉揉眼，浇水冲下脸，胡乱吃点东西——又开干。一连几天，甚至几周都是如此。偶尔晚间，他（她）们聚集在一起打牌，赢家买回几箱啤酒请客，开怀大醉，嘻哈打闹一番后倒在货物中便睡。 这种日子，我很纳闷。 但我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三餐在厂里自煮，除了买菜买米采购，四五天不沾地气不下楼，晚上展开折叠式尼龙床，趿一双塑料拖鞋，着一条短裤，在闷热拥挤的库房兼车间随便选一角倒下。可多半睡不着：难道我不远千里，还是逃不出当打工仔临时工的苦命？ “你们为啥不去做生意当老板？”有几次，我参加他们喝啤酒，忍不住问道。 “你话（你说得）更么易咩（这么容易）。”一个小伙子不停抽烟。 “为啥下班不回家住，要睡在厂里，这么辛苦呢？”我呷酒抽烟。 “杜生，你有所不知喽，我的屋好晒（家很小），一家6口人，才住200尺度（约30平方）。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重有（还有）阿姐，上下铺都没得住，便系（当然）只有在依度（这里）睡觉喽！杜生，吾该你（请你）莫赶我地（我们）走喔！”他递一支“万宝路”烟给我。 “他们也同你一样？”我扫视一下那几位男女。 “差不多啦，好穷嗜！读书不得力，哽系只有打工喽！”他（她）们又狂欢乱醉起来。有时，男女拥吻，选择一个角落，搂抱入眠……这就是香港？由此看来，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又分房子又报药费，还可以吃补助要病假。 ”一次，工友阿明带我去“娱乐”，真使我“开了眼界”，却更开了“心戒”。 “杜生，哽辛苦作么野，去玩吓啦！”他拍着我的肩头。见我迟疑不决，便说：“我请客，唔晒（不用）你出钱！”他拉我的手。 不出钱找快乐？反正闷得慌，憋得恼火，去又何妨。 他带我“打的”从九龙过海到了香港湾仔红灯区。 “是去夜总会跳舞？”我这是第一次到湾仔，很好奇。 “唔晒问啦，到了就知啦，叫你地大陆仔开吓眼界！”他快步走着，一边又在看表。 来到一道不起眼的小门前，他推门叫我进去。好黑好暗，一阵隐约的音乐声传递入耳。 “两位，呐，20元！”看来，阿明是常客，他递上钱。 “唔该（请）把身份证我睇下（看下）。”一位职员向我俩伸出手。我看了阿明一眼，他掏出身份证：“两位。” “OK！”那男职员收下钱退还身份证，并一人给了一张卡。 “这是啥，门票？”在往里走时，我翻弄着手中这张卡，小声问阿明。 “这是会员证，防差人（警察）抄牌嗜！”“喔，……”我想，最好少问为妙。 选了张靠近舞台的小桌子，我和阿明坐下。环顾四周，瞳孔逐渐放大，在一桃形舞池周遭，有几圈桌椅，上面早已坐满客，也许有四五十人吧。朦胧中，我扫视了一下。 阿明要了两大杯啤酒和一碟美国开心果。在粉红色的笼罩中，我静候着。“阿明，这么小池子咋跳舞呢？”我挨近他耳朵问道。 “跳洋也鬼舞吗，睇表演，咸湿（黄色）表演！”他得意神秘地对我挤了下眉眼。 “……”我的心一下紧抽，兴奋加亢奋，端起啤酒，大啖一口——不再说话了。 灯转暗，只见一电子琴手、一吉它手亮相，开始演奏了一曲音乐；紧接着，一位女士手拿麦克风出来报幕———节目正式开始了。 在一阵飘荡的乐声中，在粉红、玫瑰加暗黄的光环中，浅色的幕帷后，缓缓伸出一双脚登高跟鞋的粉腿，一个裸背闪出，猛一转身，是位金发外国女郎。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毛茸茸的雪绒花围带，身上披穿着一件华丽的长披，珠光宝气，皮肤嫩白，眼波荡漾。她开始了表演。 似脱非穿，半遮半掩。在音乐中，她忽旋转，忽抬腿；时而下腰，时而张臂。像一只鹅，她张开羽翅，昂起颈脖——“嘿！还好看！”我对阿明流露出高兴。 “好睇的在后头啦！”他聚精会神有点得意。真还有好看的吗？但见她舞了一会儿后，在舞蹈中开始除衣，先是长披，后是长围，原来，是露三点式！我眼睛睁大了：一个后旋，见她背过双手，开始解乳扣；忽转身扣落，她双手捂罩面对观众；一笑中，她甩掉胸罩双手又捂住双乳。突然观众中有嘘声响起，此时见她忽张开双手，一双乳房袒露无遗。她又跳一圈，忽地，除下三角裤；掌声响起，原来，里面还有一层。“脱、脱呀！”有人吼叫。她脱光了，一个女人，近在咫尺，赤身裸体，一团洁白的肉在闪白光……她故意煽动着双乳，对观众做飞吻。音乐止，她转身跑入幕后。 我张着嘴，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吓人得很的脱衣舞？当然，我并不知道在外面的世界这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的“娱乐”。 可是，令人骇愕震动的还在后面。 一个女人，最多不过20来岁，她出场，跳完脱衣舞后，开始了“气功”表演。这是什么“气功”？我一生从未见，简至未有听说过——不是亲眼所见，决不敢相信！ 她用女人的阴部，当众表演从地上吸纸，燃吸完5支香烟还吐烟圈，开汽水瓶，挤破鸡蛋，塞活金鱼和香蕉…… 这是一个像泰国人又像台湾人的漂亮女子，白皙的皮肤，浓黑的秀发，丰腴的体态，清纯的眼睛——我不明白，她不像一个欢场女子；我惊愕、叹息，她唇红齿白，还透出一股慧气，为什么，她要干这种工作？不可思议！ 难道她是我们中国人吗？但愿不是。这也是“气功特技”？这也算“艺术”？我唇焦口燥之余，平息战兢之后，硬想不通。我们的道德、文化、传统、人类的价值……回到工厂，我哪能入睡！ 仅到港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只在这家工厂——还未正式进入社会之大门的我，观念和思想却尽然先翻了个转，这搅得我失眠失魂失魄，搅得我不安。我确实有点“心肌梗塞”。这是一种观念的俨然解体的痛苦！ 然而，这家厂中接踵又发生的怪事使我更是惊魂不定。 由于王太（厂长兼经理）的表哥在台湾，与我父亲认识，故此我才很快打上工，进了该厂。出于信任，我也才当上“看更”。虽月工资港币八百，加看更费二百，但是日子却并不好过。 白天，我要如大家一样工作，晚上还要守厂，防火、防盗、防台风…… 王太知道我允许那些年轻人在厂里过夜，批评了我，迫不得已，我赶走了他们。这下，我更加孤独了。夜来，无电视，无收音机（广东话，听不懂），又不敢下楼；等人走完，抬过尼龙床，疲惫不堪，倒头便睡；一早醒来，昏昏沉沉，开门烧水，上班。 这厂（严格说叫车间）堆满了货物，那些陈年的碎皮张、线头、灰尘一经顶上风扇吹下，四处飞扬；不开风扇又闷热难熬，于是眼耳鼻喉，痛痒难忍。 哪能不想问题！来港近一年，不能见到父亲，且蜷缩在这工厂之中，窝囊之至。大陆、香港、台湾，过去、现在、明天——我不可能平静，心安理得。 许多时，我半夜被阵阵响声惊醒，持电筒巡视，原来是重叠如山装满皮件的塑膜口袋在风扇的长时间震动中培塌。这世界，我本已惶恐不安，睡中惊醒，更是肉跳。 一夜，我睡梦中听见说话声，似人哭泣，又似长吁短叹。我翻身而起，忙打电筒：“哪个还不回家？”无应声。我倒下来，不久，此声又起。我心想：妈哟，龟儿给老子开玩笑，于是，端起一满血水——老子泼你个落汤鸡！ 轧机房没有人，缝纫机下，也没有，办公室、厕所、厨房、过道、桌椅下……我找遍了，并无一人。我开骂了：“再不出来，明天给王大讲，炒你龟儿鱿鱼！” 还是无人应。我有点毛骨悚然，是否贼？我蹑手蹑脚走近那内挂大锁的铁闸门，一看，锁上好好的，并未有撬砸之痕；闸门，关得紧紧的，不可能有贼！ 我退回来，把尼龙床移近靠窗的地方——自己吓自己！ 殊不知，后半夜，一阵女人哭泣声和恐怖的叹息声又起。我不敢动，竖耳再听，确实存在。是否窗外隔壁发出？不可能！这层10楼，上有楼层下有楼层，四壁皆是钢筋混凝土，哪会透漏声音！ 是厕所方向发来的，太清晰了。我扯一把头发，发现并非做梦，我拿起枕边一把剪刀，坐起来，眼睛直盯那边…… 这后半夜，我不敢入睡，直坐到天明。 后来几次，又有发生。我虚了，心中害怕起来。要知道，从小，我便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神的人，难道神经出了毛病？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悄悄向管工林先生谈起声响怪事。他一听完，脸色立变，眼睛鼓起不动，直愣愣的。好久，他才顾左右而言它。我发现有点不对，再想问，他一言不发走开了。中午，他说他请我“饮茶”，叫我不必煮午饭。这餐饭吃完，我才真的后怕。 “这家厂几年前被大火烧过，烧死几个人，有女的……”他挨近我的耳朵，轻声说。 “真的？”我头发差点竖起来。 “在你之前也有发生过，你千万不要传出去。香港人都信鬼信神，工人都跑了，工厂哪里去雇人？”林先生是中老年人，在厂里工作了几十年，是一个老实的老打工仔，我相信他不会说谎。 “那我不想守厂看更了，你给王太讲，请另外找人。”我下定了决心。 “我给王大汇报一下，另外找人。你坚持几天，好吗？”他给我斟了满满一杯香片茶水。 “算了，今天我就不想守了。”我说。 “这样吧，我叫阿明陪你两天，好吗？”看来林管工也是个信鬼信神的人。 我点了下头。后来阿明陪我守了十来天。不久成都来了朋友江先生，他很乐意进厂打工和看更。殊不知，才干了不久，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九九，我不想干守更了。”仔细问他，他语焉不详，接连几次，他才如此这般地道出原委——他比我更“走运”，真闯见了“鬼”。看来并非我一人“神经短路”。 我不守厂看更了，白天上班，晚上与广东来的农民李叔打挤——住进离新蒲岗工厂不远的大窝坑村木屋，睡上下铺。 我不远万里来到香港，满怀着希望，满怀着梦想，怎么也未料到，来港大半年，不仅见不到父亲，甚至连一个满意合适的工作都没有找到。 老香港人总是认为，大陆新移民，懒惰无能，好逸恶劳，穷凶极恶，无一技之长。难道我们这些曾被过去历史扭曲和鞭挞过的人，就没有自己的抱负，没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千里迢迢离乡背井进入这个世界，难道就找不到一个自己的位置？这民主，繁荣，可自由选择的空间。于我为啥这么狭窄？过去，我被封闭在内，而今，我却被封闭在外，俨然一个命运的弃儿。 我原本奢望，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个人首先的要求便是：读大学，去美国或英国留学，我的理想是学艺术——读导演系…… 看来，我的美梦在横跨过深圳河后，已从香港最高建筑跌落进社会最底层——贫民窟，木屋区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