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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见时难 别离亦难 我始终难忘我和父亲分别三十几年，仅在香港见面7天的那些情景…… 1981年1月14日，父亲从台湾到新加坡公务考察，转道香港停留——这是我们父母、父子分别引年后的首次见面，当然，也是仅有的、最后一次的团聚。 这个日子，我要把它永远钉在我的记忆中——它，太残酷了！ 父母均是近70岁高龄的人，余下光阴不多了。父亲迈过多重政治障碍终于到了香港，但是，香港政府严格规定：作过境处理，只能呆七天。 父亲准确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的时间，他出于某些理由，并未事先通知我，而是计划住进了酒店后，再电话约见我。 可是，有台湾的知情朋友和工厂的林先生，提前一天告诉了我新加坡到香港的准确航班。一来，想令父亲惊喜，二来情绪激动，我亲自到机场去接了机。这一来，节外生枝，反而造成了误会和紧张。 记得，新加坡的飞机是下午到，我提前了起码两个小时。我在旅客入境大厅外徘徊。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随着时间的逼近，我立在人丛中，眼睛开始搜索着每一位出来的乘客。父亲照片上的形象，早已刀刻般镶在我的记忆里，我坚信，我的眼睛不会认错人——哪怕分离了31年。 我像一部立在那里的飞速转动的机器，在每一张面孔上找寻痕迹。人流在减少，然而父亲并未出现。难道改变了日期？难道换了班机？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我习惯性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我感到时间太长了。终于，在通道的后面，人群的最后，我一下辩别出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不会错，那是我的父亲！那是我一岁时便离别了的父亲！他推着一架行李车，缓缓地向着我的方向走来。我已无法控制自己，飞跃般地疾走到他的面前，鼓着我一生中最大的情感和勇气叫了一声三十几年第一次喊出的幸福的名词——“爸爸！” 他一怔，注视了我几秒钟，如此地深沉和严肃。“我是九森，爸爸，我是你的儿子九森啊！” “哦……”他拉了一下我的手，脸颊上掠过一道疑惑和警觉的表情。没有拥抱，没有痛哭涕零，像两座山碰撞在一起，我们竟默然地朝前走着…… “……你是杜公子？”当然，我并不知道随父亲左右的还有带枪的保缥，我点了一下头。他打量了我一眼，拍了下我的肩膀。不远，几辆奔驰车早已候在那里。 进了汽车，父亲只问了我一句话：“妈妈还好吧？”我说：“还好，她等着你。” 历史，在这一光彩夺目的辉煌时刻，竟凝结成了一块冰冷的巨石！父子间，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话……竟然变成了惶惑、顾虑、警惕——直到华都酒店，近半小时的路程，我们之间竟没有多讲一句。也许，他对我的突然出现敏感到一种可怕的潜在的政治“统战”阴影；也许，父子之间人性天然的爱，已消褪得太久，已开始扭曲，变形？也许……太多的问题都陡变在太短的瞬间。 我只有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安排好了房间，父亲说：“你去接妈妈来吧，我在这里等她。” 我突然坚定理智起来：“爸，妈妈煎熬了几十年，盼望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有这一天，你要她来见你，恐怕不妥。” “……那你的意思是……”父亲感到有些突然。 “我的意见，最好是你亲自去看她，接她来酒店，妈妈的个性未必你不知道。” 父亲在房间走来走去，拿起电话，叫来了住在隔壁的两位我不认识的先生，父亲对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他们点了下头。 “这样吧，九森，我们随便用一点餐，立即去看你妈妈。” 这时，我才仔细看清，父亲中等个子，体格健壮，微有点发胖，头上留的小平头，头发开始斑白，皮肤是一种长期沐浴在阳光下的紫铜。 我开始有了感觉：父子间的血和心律起伏其实任何时候都同在一个座标上。 母亲来港已一年多，她盼望了31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临。我在电话中简单地通知了她，我听得出，她非常激动。 分离了30多年的夫妻，仿佛居住在同一个版图上的阴阳间人，在漫长艰辛的岁月中仅靠脑电波传递着不死的勇气和信息。这时刻，犹如轮回中的新生。 残酷的历史，已把人类的情感几乎炭化。夫妻的异地重逢，恍如隔世，那情景，令我感到意外和惊愕。 母亲还是住在租来的那个房间，房东告诉我，我妈听说我父亲要来，她又整理衣服，又是打扫房间。然而，当他们面面相对的那一瞬，却是如此的冷漠和可怕。 我们乘上电梯，进了客厅，我走在前面，一进母亲的房间，她正在抽烟，我说：“妈，爸爸来了！”她看了我一眼，面部毫无表情，她坐在床沿上，身靠着床头，两只脚跷在方桌上：“叫他进来嘛！” 父亲进了门站着，叫了声：“素云……”母亲调过头来，那眼神冷得令人打颤。她猛吸了一口烟，冷笑道：“哦，‘财政部’的大官来了嗦，对不起，没有来接你！” 父亲站在一边，唯诺着，直点头：“素云，我，我……对你不起啊……”父亲呜咽起来。我没有发言权，悄悄地，一声不响地退出房间，把门回身轻轻掩上——我坐在客厅里，大口吸着烟，心中感到一生一世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幸福，上苍有眼，她们总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涌上心头。 我隐约听见里面的斥责声、抽泣声和对话声。时间，已经入夜，母亲打开门对我说：“你送你爸回酒店去，我仍然还是住租的这间房子！” 父亲不安地看着我。我说：“妈，有话慢慢说，还是到酒店安全些。”“安全？哪个抢他，绑架他？我算什么，我不怕，你们去吧！”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十分固执，当然，不是这样，她也活不到今天。 这时，进来一位先生：“时间不早了，杜次长，先回酒店去吧？”父亲点了下头。我懵了，是留下守母亲还是随父亲到酒店？这时母亲对我道：“九儿，你跟你父亲去，不要管我！” 我们下了楼，坐入豪华的奔驰车中，我心里十分难受。车飞驰着，开向香港。在过海隧道中，我突然心中一惊道：“爸，我们不能这样子回酒店，我们父于今天才见面就走了，妈会怎样想？会多伤心。我怕她在这个时候想不通，快，还是返回养孚新屯阝。”父亲点头称是。 车子调头返回九龙，一进屋，母亲伏在桌上痛哭，地上，抛了一地烟头……第二天，母亲终于随我们住进了酒店。可是就在当晚，住隔壁的我被一阵说话声吵醒了。 时间，是凌晨三点过点，原来，母亲要离开酒店回她租的房子去。“不，我清清楚楚听到派出所公安局的来查户口，你简直睡死了。不行，我这种身分不能住高级酒店，我要走，我还是回租的那房子去住！”我披着衣服，进了房间，看见母亲已穿好衣服，父亲穿着睡衣呆呆站那里。 “九儿，你妈硬说有人打门查夜，哪来人嘛，不可能嘛！你解释解释，这是香港。”父亲不明白，也许，永远都不能明白，在过去岁月中我们那种经常在睡梦中被突击查夜的感受和经历，这伤口，还在淌血。而我，当然十分理解母亲。 “妈，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成都，你放心好了，不可能有人来查户口。我就住在你隔壁，有什么事，你叫我好了，半夜三更的去哪里嘛？”母亲不走了，但她坚持有人还会来找她。父亲更是紧张起来，我知道，他陪母亲坐完了后半夜——历史的阴影太深，大毒，它笼罩着每寸土地、占据着每一点空间，吞噬、压迫着每一颗跳动的心。 此情此景，我感到心凉肉跳。 “我没有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我之所以活着，决不是为了自己！”这是我父亲发自内心的真话。显然，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历史——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民族和“国家”，最后把我们家人也搭上。 “爸，我想问一些不该我问的问题，但我不得不关心。”我的话，井未使父亲尴尬。 “我觉得大陆对台湾，正如台湾对大陆一样，宣传过头，了解不够。为啥不可以坐下来谈一下，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拉倒嘛！”我的问题憋了好久，当然纯是个人的。 “其实，根本不是谈与不谈的问题，这不过是形式。当两边的政治，特别是经济缩短了差距，不要说大陆主动找台湾谈，就是台湾也会找大陆谈的。现在谈，只不过是让大陆赢去一边倒的国际舆论，对台湾也只有坏处。”父亲一本正经地答复儿子的问话，反而鼓励了我多问的勇气。 “爸，如果要你去当大陆的财政部长，你会怎样搞？”作儿子的我想趁此多受点教育。 “很难搞，中国太大，人太多。只单方面地强调经济改革，最后是行不通的，相反会引起很大的混乱。‘然而经济上不去，任何政权都是难以巩固的。” “爸爸，你说大陆很专制，人家有人说台湾还是专制，你有啥看法？”我已不揣冒昧，像在开记者招待会。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台湾能有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最起码的，台湾比较注重人权和法律，民主和自由较之西方世界来说，是比较不够，但是‘政府’还在极积地改进。”父亲说得比较客观，我也表示同意。 略一顿，我又问道：“爸，你看大陆和台湾得不得打仗？”我提出了一个实际上大家都最关心的问题。 “你现在虽然不是个小孩子，但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未来十几年的情势还很难说，我个人认为双方打仗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武力不过是力量对比的威胁作用，其目的还是达到一种平衡。毕竟中国人再打中国人，历史是再也不会原谅的。这样子搞，谁也没有好处，现在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整体，台湾在很多问题上也是在等待，中国只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方式、恐怕还不能单方面取决一方政治集团，世界局势成熟，民众自会作出抉择，那是不好挡住的。”父亲喝了口茶又道：“你知道我这次来香港与你们母子见面多不容易？不要说台湾方面了，就是香港政治部门在我入境前也限制了我的言行：不许在公开场所发表有关政治立场的讲话，不许召开记者招待会和进行使香港政府尴尬的任何活动。唉，不容易嘛，我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大陆的人也平平安安。如果你们认为香港不好居住，你们就来台湾，你妈妈也好安度晚年，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职业或求学深造。”他看我没有开腔，又道：“我没来之前看到你写的信和听到你弹吉它自己写词谱曲唱的歌，我简直不能相信！特别是见到你的照片，我高兴得不能入眠。孩子，你很聪明和有天赋，又这样能理解和谅解我，正如我在信中给你讲的，我以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 我泪水涔涔，找不到适当的话讲。 “你放心，我身体相当好，抽了四十年的烟也戒了。每年‘政府’特别检查身体两次。我每周都要去打两次高尔夫球，又吃得又睡得。对你和妈妈，大陆上的姐姐们，我都有安排，一切，都会变好的……”我充满了对父亲的爱。 “我问你，你在台湾有没有我们母子的户口？”妈妈突然大声问我父亲。 “有嘛，台湾早有登记的；这次到香港来和你们见面，我也是写了申请，作了交代的嘛！”父亲几乎是低声下气。 “你在台于上当高官、享受荣华富贵，你晓不晓得我们在大陆上的那些惨状？”母亲要发气，谁也无法阻挡。父亲不开腔。 “你父亲被枪毙，你几个哥哥关的关、监死的死。你的三舅子远春就因为你要他去当三青团洪雅分团的书记，被判刑关在石棉二十多年，老婆与他离了婚，娃娃一个都不认他，现在还是孤寡人。” 我倒了杯茶给母亲。 “你想一下，我一个女人，拖了六个小孩，又被判刑定成反革命，要拼命地挣钱供家养口，又要服服贴贴地接受思想改造。家里头又没有积蓄，连家具都卖了。你们倒好，一拍屁股走了，我们是怎样活过来的，只有天才晓得！” 我不敢劝母亲，这积压几十年的苦水，她总得有个地方倒。 “1962年自然灾害，我们一家人又吃糠又吃菜，你老丈母拖不过去，活活饿断气……这一生，令我最内疚的是，我的大哥那年从资阳到成都来找我，拄着一根棍棍，眼睛都肿得成一条缝，腿肚子已烂得不成样子，我又有啥办法？只有把房子上的瓦椽子拆些来卖了，让他吃顿饱饭。他说他们队上已饿死了一大半人，他不离开农村，活不出来。我把家里的破烂拿出去卖了，借钱把他送进二工人医院，才几天，他就死了。我追问医生为啥不拿药抢救他？医生说这不是病，最好的抢救药就是大米饭。人死了，连副棺材钱都没得，我只有去找街道办事处，办事处说反革命家属政府不发棺材！尸体已臭，医院又来催，没得法，我听了他们的建议，只好把他送给华西医院作教学解剖……” 母亲讲这些话时，眼中并没有眼泪，只有可怕的火焰。 我看父亲已实在有点受不了，急忙打断母亲的话：“算了嘛，妈，这些事日子还长，以后慢慢说嘛！” 母亲又猛抽起她戒了无数回都戒不脱的香烟来：“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了，力也效够了，年纪也差不多了，该为后代着想，把精力多放点在儿女们身上了。”母亲看来已趋于冷静。 “我已递交过几次辞请书，但上面留我，上次‘蒋总统’还亲自找我谈话挽留，你要多给我点时间作出安排。”父亲道。 “我那阵在上海读大学时，成绩你是知道的，你结果要我去搞那个政治，这一生我算被葬送了。我已别无它求，粗茶淡饭我已吃惯，大陆的儿女特别是九儿，吃的苦头、耽误的光阴太多，你应尽父责，为他奠定一个前程基础。”作母亲的总永远是在为子女着想。 “这点你放心，我在台湾从政几十年，作官虽清廉，也有点小积蓄，在台湾我还有几个信任的道义朋友；就算我有个三长两短，‘政府’也不会对你们不关照过问。我也拟定了些文件，准备了点纪念品给全体孩子们，今后也只等他们去慢慢看了。我这个当父亲的，总还为‘国家’、为社会做了点事情，还有人看得起。”父亲每一句话，都诚恳实在。 “大陆上几个女娃子，哪个读书不是在全校头几名？结果因为家庭出身，没得一个考得上大学。九儿的品质纯良，素质你是看到的。只有这一个儿子，总不至于连根根都毁完！”母亲的口气像是在给父亲打招呼。 “我问你，你台湾那家人怎样处置？”父亲汗颜，无言以对。“听说你那边的小孩十分养尊处优，进出专车接送，去游泳都有保缥；一架打字机，都要专人去美国选购。我看，你这样是害了他们。’ 父亲尽量表态：“我将用我余生的精力公平处理好这些问题。” “现在九儿来香港已两年多，还在工厂打工，白天干活，晚上看厂，睡在货仓中。你那边的小孩留学的留学，读大学的读大学，开公司的开公司。我出来也有一年多了，你应该怎样作具体安排，我也不多说，你看着办吧！”母亲还是不客气。 “现在台湾有规定，每年可合法寄3000美元给亲属，我准备办，也正在托朋友设法，先买一套房子。另外，已在一家公司给九九安插了一个工作。”父亲在尽量宽母亲的心。 “我再重申，我已过惯了清苦日子，你如果有困难，我自己有双手，可以去工厂打衣服，也可以去洗碗、当佣人；但是你唯一的儿子，你总不会让他丢他老子的脸吧？”母亲仍然不放过父亲。 父亲用眼睛看我，仿佛像是在求援。 “妈，你老人家也别说这些了，任何事情都会有个安排，你要给爸多点时间。”我急忙做母亲的工作。 “九九，你已33岁了，该考虑一下你的婚姻问题了。”父亲突然转向，提出我的人生大事。 “‘黑五类’、‘狗崽子’，在大陆有哪个女娃子敢嫁给他唷！”母亲帮我在回答。 “现在已经来了香港了嘛，可以在海外，台湾或香港选择一个嘛。你自己不着急，也应当为我们老人想想。”父亲十分心切。 “我现在事业没一点基础，哪能考虑这个问题。”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爸爸说的也有理，可以注意选择一厂。”妈妈当然关心。 在这之后，父亲曾托人介绍过台湾的、香港的、国外的女孩子。她们有信件，有的还有照片，然而，我一个都不敢考虑——这些小姐们，有容颜姿色，有地位教养，但是，我和她们之间有什么共鸣呢？我的大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观与她们相距太远，要生活一辈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父亲同意了我的观点，还是在内地找。找谁？有没有人愿意？到那时，说不定摇身一变，我成了“港澳同胞”、“国民党高干子弟”，在内地，可能就成了抢手货。 我第一次回成都，消息传出，络绎不绝的各种人都找上门来了。有母亲携女儿来的，姐姐带妹妹来的，有亲戚的亲戚介绍来的，有朋友的朋友推荐来的……这些漂亮的、俊俏的、纤细的、丰满的姑娘，令我眼花缭乱，头昏脑胀。究竟是别人选我，还是我选别人？ 我退缩了，深深陷入另一种苦恼之中。你也许可以怀疑别人爱上了你“港澳同胞”的身分，但是，也不乏有好姑娘置疑你的诚意，揣度你在招摇过市。当然，我也害怕别人借船过河，暗渡陈仓！我自认为自己可以正确处理这件事，然而，闹剧，悲剧发生了。 一位女子开了结婚单位证明，我亦在香港办理来单身未婚证明，一箱礼物也送到女方家中。可是，就在我们已经准备办结婚和发请帖的时候，父母亲来了急电：为子孙幸福，暂缓结婚。 我傻了，对方也傻了。在电话中母亲训诫说，怀疑女方有“先天遗传病”，我当然不敢结这个婚了。 祸事来了，女方家把我的证件扣留，把我“锁”在家中，女方又要上吊自杀，扬言：“不成亲，便成仇！” 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本来，我想违抗父母指令，但对方的表现，令我反感，令我清醒。我毅然决定：长痛不如短痛，分手！ 客观效果是，我伤害了别人，别人也伤害了我。我内心也痛苦内疚，但亲人朋友都劝我说，一切都是缘份。 那什么是缘份呢？孽缘，恶缘，善缘？当我选去选来，最后相中一位姑娘，结果是自作自受：她跟我到了香港后，1989年在成都市太监我最危险的时候，她背叛了我，与我分手…… 这难道就是缘份？ 七天，三十三年的万分之七，按香港政府的过境规定和台湾“政府”的规定限期，夫妻、父子分别的时候又到了！ 望断天涯路，才相见，又要分手。昨天的尚未结束，明天的尚未开始——有如一部连续片的镜头定格——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过是一晃而过。父亲又要离开香港，踏上他的规定航程。 父亲从海那边带来了一颗悔恨和内疚的心。父亲要走，我们赠送给他的最好礼物，就是从家乡带来的海椒面、胡豆瓣、花椒面。不值钱，却胜过一切钱。 母亲给父亲亲手煮了碗四川面——又酸又辣，连问父亲好不好吃？父亲连连点头道，“好吃，好吃！几十年没有吃过这种家乡味道的面了！”我看见父亲已辣得头上冒汗，妈妈禁不住笑道：“你当大官几十年，山珍海味吃腻吃烦了，也该换下口味了。这总比我们在困难年头吃糠咽菜强！” 父亲只尴尬地不住点头：“是、是！” 我和母亲都忍不住，差点没笑出声来。这33年的阴霾换回的这几分钟，是如此地清纯、透明、快乐和幸福。 33个春秋，对于一个妻子、女人、母亲和知识分子来说，几乎就是一生的全部；何况这一全部还是在不断的专政、管制、改造、赎罪中一天天数过来的。没有超越常人的那种顽强生命力和坚韧耐力，没有一颗透明光灿的母爱之心，别说剃头发、游街示众，别说绑在树上、跪在瓦渣上的凌辱批斗，只是6个未成年的儿女拖累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负荷，也把人压垮、拖扁了。更何况深深地为爱和婚姻之付出，心甘情愿地——守那33年的活寡！ 这情感上的深深刀伤实际上已无任何人、任何力量能使之缝合，而且，它还在扩张，绷裂和流血！——如果停息不了的话。 分离了30多年，我们只获得了这7天的团聚（听后来人说，这一次来香港见面，都是通过蒋经国亲自过问批准，还有多位政要和台湾家人的担保才换来的。）；分离33年后，就像放风，上帝只安排了7天见面。可以说，就只一个完整的家庭而言，夫妻、父子间，只有7天的太阳，这夺目灿烂的阳光一消失，一切又复入黑暗。 “你们放心，我有生之年，定会安排好你们母子的，会安排好在大陆的姐姐们的。”父亲好像在向我和母亲下保证。 “爸，你回台湾后他们还会让你出来吗？”我已经不再相信这辈子还会有什么侥幸的好事。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在‘立法院’咨询我，说我这种职位的人，出自对台湾的安全，不应该许可去香港。我拍了桌子，我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妻儿都产生怀疑，连骨肉亲情都可以置之不顾，请问，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前途？我们在这里苦熬下去还会有多大意义？孩子，你要相信我的话，相信‘政府’，台湾并不是被外面所宣传的那个样子，仁政和人道，是中国人的传统。” “仁政和人道，是中国人的传统”——是这样的吗？父亲，如果你九泉下有知，台湾当局在怎样地对你的儿子行使“仁政、人道”，我敢断定，你会寒心，永不瞑目！ 11 局长出面 亲戚出马 9月30日，到台湾的第三天。 我在长庚医院被看押着，几次逃跑均被抓回。我已走投无路，像绝望的困兽被关在囚笼中，除了哀求，便是咆哮：“你们这些帮凶、走狗，我诅咒你们……”我已忍无可忍，破口大骂起来。 “杜先生，请你安静一下，镇静点，马局长他们来了！”一个看守匆匆走到我面前，把我安抚在室内一张单人沙发上。台湾“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马躬耕和几位随从人员，气势汹汹地来到长庚纪念医院，进入软囚我的病室。马局长，高个，精瘦干练，眼光冷酷无情。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足有两三分钟不说话，用他那犀利如刀片似的冷冷目光，想层层剥开我的内心。一屋的人，都在狠狠地审视我，像排山倒海的巨浪一样，想征服我，冲垮我。 我半垂着头，半眯着眼，牙齿紧咬，十分轻蔑地抬头扫了他们一下——我不信，你们能把我嚼来吃了！ “你怎么知道你父亲公祭的时间地点？”马局长突然发问。 “是治丧委员会冯慕鸿先生的太大电话告诉我的。”我很平静，只把眼睛翻了一下。 “你箱子里还有些什么东西？” “箱子在你们手中，你们还不知道？” “你这次来台湾的行动还有哪些人知道？” “就我自己一人。” “事前你有没有与大陆那边联系接触？” “这是我自己的家务事，为啥要找别人？” 他背着手，转来转去，像是思考什么。又有人插话：“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30多年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件，你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目的、奔丧，求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什么？” “你难道不清楚逃机冲关是违法的？”又有其他人插入问话。 “奔丧，去见自己死去的父亲，违了什么法？”我据理反问。 “你为什么要采取自杀方式？” “因为我觉得，活着已没有啥意思。” “那为什么又要逃跑呢？” “我失去了行动自由，我要去殡仪馆。” “告诉你吧，这件事不简单，你背后难道会没有人支持？你用什么证明你背后没有共产党指使呢？”马局长咄咄逼人。 我受不了，大声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了，去奔丧尽孝道还要人教唆指使，恐怕我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到那种程度吧！” 空气十分紧张，屋里的人陷入缄默，有人点燃一支香烟。他们还想问什么？ “我们在你的袜子里找到几个电话号码，为啥要藏在袜子里？是什么电话？请你解释。” “那是你们台湾报纸的电话号码，如果我遭到不幸的对待，总会有人帮助我。” “杜先生，你要替我们‘政府’着想，也要替你父亲着想嘛；你为什么不守法呢？” “什么法？不许儿子见老子的法7不许亲人团聚的法？马局长，我也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第一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也无任何组织或个人指使派遣我来。要说有，是我的孝心和我们的骨肉亲情！请你换个位子想想，如果这件事轮到你的头上，你会作何感想？我既然来了，连死都不怕，还有啥可怕？不见我父亲一面，我是决不甘心的！”我一古脑把话说完，闭上眼睛，不再理他。 “可是，现在人已下葬入土了嘛！”旁边一个人插话。 我一听火冒三丈：“我早申请过，你们不理！我前天下午就到了台湾，今天上午也一再提出要求，你们故意拖延，这个时候，讲这种话，有没有良心？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们，我父亲虽然已下葬，我也要去坟上尽孝，我也要祭奠他，磕一个头。不然，我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没有再发问。突然，马局长把手一挥，一行人快步走出房门，室内又陷入死一样的沉寂。 那几个看守仍然守着我。 他们走后，我陷入了沉思：台湾当局竟然怀疑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我真是啼笑皆非，欲哭无泪…… 1949年，我父亲离开大陆到台湾后，我母亲次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群众管制”3年。“帽子”未摘，1957年因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又划成“右派”，戴上双重“帽子”20多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撤管揭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这些子女，也自然而然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作为一个母亲，要养育从1岁到12岁的六个子女，这已经是非常艰辛的事情，何况几十年来还要遭受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母亲每天工作不下18小时，洗衣服、打石头；踩缝纫机……并且每天还要被监督扫街。许多年来，我与母亲很少见上面。等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时，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当我们起床时，母亲也早已到生产组上班和扫街、扫厕所去了。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加上物质贫乏营养不良，我母亲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有时，母亲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在咯血，经常休克。40平方的两间房子，还强迫捐献出一间作街道缝纫生产组，不仅无分文房租费收入，母亲还要包揽卉门、关门、清洁卫生等一切杂活，稍不留意就有人说“抗拒改造”并反映给有关部门。我们几姊妹在半夜里常被母亲的痛哭声惊醒。有时，一家人抱成一团痛哭，还不敢大声哭。因为在我们隔壁常有一双警惕的眼睛一天到晚监视着我们家：来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包括吃了什么，穿了什么，都有人一一记下向派出所汇报。有几次，我看书，电灯关晚了，也有人骂我们半夜搞反革命活动，汇报给派出所，母亲一气之下剪断了电线，一家人十几年点的是煤油灯。遇上开批斗会、检查会，母亲弄不好就饱尝一顿拳打脚踢，侮辱谩骂。我们当子女的抬不起头，不仅有人要动员你“背叛家庭”、“检举揭发”，甚至要你参加批斗会，对自己的母亲“口诛笔伐”，强迫你对亲人进行“皮肉专政”。我们被父母问题株连，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都受到影响。近30年来，我母亲除了到派出所“学习”外，没有准许走出过不到1000米的桥外边…… 1965年以前，凡是学校填表，我姐姐都教我填写父亲死亡。直到1965年，父亲托王春秋医生带信寻找家人并寄来港币200元，我才知道父亲还活着。母亲收到信和汇单后，彻夜未眠，第二天，她向派出所汇报，并全部上交信和汇单。但派出所乔所长回答很正直：我们没有权利没收你的信件和汇款，也没有这个政策嘛！我母亲当时不敢回信，我也不敢。因为我有一个“坏”父亲，父母的政治身分在那个年代给子女带来的不同命运，我有切肤之感。 人生充满着戏剧性。就在我等待马局长的回复，请求允许我去父亲坟上磕一个头的时候，一位我从未晤面的亲戚行色匆匆地来到医院。“九弟，我是升哥，我看你来了！”一个十分精神的高个中年人，身上穿了件风衣，突然走到床前拉住我的手。 “我是你亲戚升哥，怎么你忘记啦，我们在香港还通过信嘛！”他靠近我坐下。我注视着他，是的，我确实有个亲戚升哥在台湾，他这次来目的何在？ “九弟，你现在身体怎样？感觉如何？”升哥凑近我，想听我说话。此时，我才清楚地看见他袖子上挽了一条青纱。我听说过，升哥在台湾是农林方面的专家，但我们之间，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想把我怎样？未必就这样算了？”我盯着他，在试探他的口气。 “九弟，你这次来台湾知不知道闯下多大的祸？那架飞机在机场等了你五个多小时，影响了整个机场的运作，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的语言和口气，似乎在诈我、吓唬我。我睁大眼睛听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已闹到台湾‘警总’，连‘蒋总统’都知道了。你不能再胡闹了，新闻界的记者都跑到医院来了！”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是奔丧，其它与我无关。”我终于忍不住，冷冷地说道。 “不，不会这么单纯。我们不是外人，九弟，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大陆有人支持你来？你到台湾还有什么其它目的？”面对他的“套供”，我越来越感到陌生，越来越觉得反感。我们虽已拉手，鼻息相倾，然而，我们的心，乃至于情感，仍然隔着一条大海。 “我是来奔丧，并不是来闹革命的！”我有气无力，但很干脆。 “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尽孝尽心，已经够了，现在，人已入土，古语道‘入上为安’，葬礼也非常隆重，蒋经国‘总统’不仅送了花圈挽联，还亲笔为令尊的墓园题了字，台湾电视也作了转播。‘政府’对得起我们啦，你还想怎样呢？”显而易见，他是站在台湾当局的立场上在说话。 “那我问你，讣告上、墓碑上有没有我们大陆一家人的名字？”我眼睛死盯着他。 “这个……这个问题我不大清楚，我想是不是你们没有送得有关资料来……” “不会，我早在10天前就邮递快件寄出香港给治丧委员会，我还留有存根的！”在我的诘问下，他显得有点尴尬。“你不是刚从墓地回来吗？怎么连石碑上写没写我们名字都不清楚？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难道你会承认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名份，连祖宗族源都没有的亲戚吗？”在这位俨然充当说客的亲戚面前，我只有怨气和冲动。 “这个上面不是没有研究过，主要是出自——安全方面的政治因素嘛。”他也许不想支吾也无法支吾过去。 “你们未必不清楚，我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我们全家人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况且为亲人奔丧祭奠怎么会与台湾的安全、政治扯得上边呢？如果是你的亲弟弟来了，恐怕你不会这样讲了吧？” “九弟，请你仔细考虑一下，你们生活在大陆，我们生活在台湾，30多年，大家都在苦捱求生，说句不恰当也不好听的话，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你这样给‘政府’过不去，等于破坏了我们在这边的政治生态平衡，你可以一走了之，但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他也开始激动起来。 “我们几十年分离受苦，难道台湾当局没有责任？你是中国人，难道也敢忘记自己的祖宗？我们好不易盼到今天，结果一无所有，连合法的权益和名份都没有了，我当然要找当局说清楚。常言：‘有理问得君王道’，蒋经国又怎样嘛！”我也心横了，口无遮掩。 “九弟，你再不能这样让‘政府’下不了台了，‘政府’这样对待你，已经非常宽容了……” “宽容？！把我软禁在这里，不许我有行动自由还宽容？未必他们还要把我抓进监狱？杀我的头？” “九弟，我劝你算了，不要与‘政府’过不去，请不要破坏我们亲人在这边的安定生活……” 升哥这席话，使我痛心疾首！一个根在大陆的中国人，安于一隅，养尊处优，他哪里知道，他的姊妹过去曾经为这个家庭背黑锅受苦难；他的母亲在“文革”中怎样惨遭红卫兵的折磨以及疯后临死前，还呼喊着台湾的丈夫和儿子的名字……可是，我没有告诉他。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没有共同语言。 时间在倒数，已经下午五点。这时，马局长一行人又进来了。升哥站起身十分尴尬道：“九弟，我去给你买套新衣服。”说罢，他匆匆离去。 我对马局长再次提出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请求他们允许我到父亲的坟头上，磕一个头，照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走。他对我说他作不了主，要向上面汇报。说罢，一行人离开了病房。 我伤心欲绝，势单力薄的我仍然只有靠在床上苦等。 12 无情遣返 9月30日下午，父亲生前好友冯慕鸽一行人来到长庚纪念医院看我。冯先生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负责人之一，台南市长。他是1947年先我父亲一步到的台湾，他既是我父母的婚姻见证人，亦是历史知情者。 他激动地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拉着我：“九森……”他哀伤地看着我，说不出话来，禁不住老泪纵横。 “来，这是你爸爸生前好友廖老伯，这是李老伯，这是……”他把簇拥过来的人逐一拉过来介绍。 “九森……”他们拉着我的手抚着我的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各位伯父，请你们主持道义，帮帮我，我要到父亲坟上去磕个头，我不能就这样子走啊……” “好，好，你快起来，我们大家给你担保，你去坟上磕一个头就走。”冯老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扶我起来。父亲的朋友们臂上戴着青纱，难过地擦着眼泪。 升哥把我搀到床边，为我脱下病员服，换上刚买来的衣裤鞋袜。 “磕了头就走，再不要出事了……” 我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几位世伯向马局长他们作交涉，并在桌上写着担保文字。我看到，马局长在这些人面前显得有点无奈，脸色也像失去了平时那种威严。 “九森，你的孝子行动我们都理解。我们来得太晚了。你安静地在这里等着，我们大家已为你担了保，等会儿坐上车，到沙帽山你父亲坟上去磕个头烧点纸，马上离开台湾，行不行？我们马上到‘警总’去办手续，你耐心等着，很快我就回来。”冯伯伯使劲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神色凄切地匆匆离去。 我孤独一人坐着，若有所失，呆若木鸡。我抱着这最后的一点点希望，守着这最后一点点要求，默默地等待着。 时间，已经在分分秒秒中过去了两三小时，看守我的人把我安放上床，来了医生，他们不声不响地给我输液。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到父亲的坟头上去磕头、痛哭，把家乡的泥土撒上去…… 输液不久，我的头开始沉重，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困乏。 黄昏来临，我只感到人头面孔在晃动，房门走廊在倾斜，医院的花园又呈现眼前。我被扶上一辆汽车，左右各坐着两位我不相识的人。汽车发动，在一条又平又宽的高速公路上飞驰。我的眼皮开始打架，思维不能集中，但我极力振作精神——我要到台北沙帽山，父亲的坟上去…… “杜先生，到了，请下车。”马局长一行人给我开了车门。说着，他把我带来的那只公文箱退还给我。 一位满脸泪痕、头发蓬乱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台湾的阿姨——钟女土。她用一种哀怨的眼神盯着我，突然，一声号哭：“没有了！人没有了！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她跑开了。 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走吧，杜先生！”一边一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下意识跟着走，几步，十几步，我猛然发觉，我在一座庞大的建筑内。他们把我推入一个入口处——我的大脑一闪：这不是墓地，是机场！ 我突然转身，想大叫大喊，想厮咬号啕，但我感到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无力…… 朦胧昏冥中，我耳畔飘来双手又腰的马局长最后一句话：杜先生，你回去，我保证你还可以很快申请进来…… 我被他们“送”上一架飞机。一位男人把我安置在前排只有两个位子的椅子上。他紧紧地靠着我并排坐下。 “杜先生，这架飞机为你专门等了三个多小时，我恳求你不要找我个人的麻烦。事已至此，我也无能为力，请你配合一下。在机上需要什么，告诉我就是。”说着，飞机发动了，他帮我绑紧安全带。 “这飞、飞机……飞……”我分明是问身边那人飞机飞哪里，舌头硬不听使唤。“杜先生，别动，放心，这飞机飞香港，我‘护送’你安全抵达。” 他一招手，一位空中小姐端了杯热茶给我。茶水，从我微颤的手中泼溅出来。 一滴，两滴，我的泪水落进手中的茶杯中。我知道，我被他们——蒙骗了！ “杜先生，我也是四川人，在华阳县还有个舅舅……”身边的年轻人一直在主动与我说话。而我，不过是一块木头。 “你不要恨我，我也很同情你，谁没有父母兄弟，谁不想团团圆圆过日子……”他的眼睛是真诚的。而我，一句话、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我的心，已经死了。此时的我，多希望飞机失事，葬身鱼腹啊！ 雾海茫茫，台湾海峡在我的脚下掀着滚滚波涛。这是一道飘浮着血泪与耻辱的历史鸿沟。 我的家庭便是这鸿沟中漂流沉浮的一片黄叶…… 想着大陆上我的亲人和朋友，及其他无数双企盼着我的眼睛，想着在香港孤单的母亲，想着那些如我一样凄切地期待团聚、盼望归根的人们，我该用什么向他们作出回答？ 我，太累了…… 香港，9月30日晚上8点30分。启德机场。 一阵猛烈的震动，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着了陆。我被推醒。“杜先生，请你跟我们下飞机，目的地到了。”两位陌生人一左一右扶着我，一人提着我的公文箱。 我已经犹如一具行尸，只有任随他们摆弄了。 在人潮中，他们把我“送”进香港海关，“陪”我办完入境手续，把我带到机场出口，丢下东西，一溜烟消失了。 我茫然地立了好久，终于挪动脚步，提着公文箱，踉踉跄跄地走到电话亭边。我抓起了电话，却不知道打给谁，我没有勇气给母亲通话，也没有力气自己回家。我想到了送我登机到台湾的锡仁和奎光两位知情的患难朋友，头脑中搜索了好久，才记起两人的电话号码。在电话中，只有一句话：我已在香港启德机场出口大厅，请来接我……话说完，眼睛一黑，我便栽倒在地上…… 13 香港媒介的关注 一股刺鼻的药味直灌入我的肺腑。 “九九，醒醒！”我微睁开眼睛，发觉面前围上了不少人。锡仁扶着我使劲摇，一位好心的我并不认识的中年妇女，不停地掐我的人中穴，给我鼻孔涂抹白花油。我的嘴唇动了几下，见奎光神色凄惶地向我走来，他说：“九九，记者来了……”一位女士走近我，阵阵闪光灯在闪烁，我举起手中的机票、证件，喃喃地说道：“……我要见我的父亲，求求你们！”以后，又昏了过去。 我被救护车送进香港伊丽莎白皇家医院，睁开眼睛，已是第二天。我躺在病床上，床头堆满了水果饮料和鲜花。一位护士对我说：“杜先生，有许多人来看你，却不认识你。”她给我盖了下被盖子，转身出去了。躺在床上的我并不知道，我已成了香港几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 奎光、锡仁搀着我母亲来到医院。母亲看着我，强忍住快流出的眼泪，只说了一句：“九儿，人不死，就有希望，你要坚强点……”说完，老母冲出病房，在外面嚎啕大哭起来…… 锡仁对我说：“九九，香港记者采访了你妈妈，他们可能还要到医院来采访你。你要振作起来，向社会讨个公平，我们在香港的朋友，全力支持你！” 我点了下头：“锡仁兄，请你告诉我母亲，只谈事实，不要牵涉政治，不然，今后咋办呢？” 他沉重地点着头：“我们会照顾伯母的，台湾这么黑心，真想不到！” 许多次，记者来到医院对医生、护士说要看朋友杜九森，医生、护士问：“你认识他吗？”他们点头。他们被允许进了住满无数人的病房，却一片茫然，他们并不认识我。 我能对记者说些什么呢，香港“新闻自由”，各报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我敢说什么？我只有把委屈和不幸吞进肚里——我还想给家人留一条路。 可是，香港几家主要大报和台湾作家李敖仍把这件事曝了光。 香港《成报》1983年10月2日以《申请赴台奔丧被拒，男子乘机经台北自杀》为题报道了此事。香港《文汇报》1983年1月4日也报道了此事： 9月30日晚上8时30分，在启德机场的接机大堂，一个刚从台湾抵港的旅客晕倒在地，引来人们的围观……他用微弱的声音喊着“……让我见见父亲最后一面吧！让我见见……”他叫杜九森，是台湾前“财政部政务次长”杜均衡之子…… 台湾作家李敖也对此事非常关注。他在《乱世父子泪》一文中披露和评述了： 台湾报纸封锁的“杜九森事件”……今年9月13日，杜均衡死了。杜九森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消息，决定到台湾看看爸爸最后一面。 不料事与愿违，国民党是不喜欢这种“温情主义”的，飞机过台时候，国民党任凭杜九森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就是不准这场生死会。杜九森气不过，偷服下了事先准备的毒药。国民党发现不妙，强迫给他洗肠，并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把他架上到香港的飞机。 杜均衡的例子，杜九森的事件，又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得见最后一面、怎样使人“不准看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而对国民党的假面具，也就思过另一半美！ 当时，香港还有许多报纸都有专门报道，涉及我赴台奔丧之事，一度在香港炒得沸沸扬扬。 在伊丽莎白医院住院一周后，我被送回筲箕湾东大街家中。 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我的身体仍极度虚弱，要恢复精神重压和肉体折磨的内、外伤不是短期的事。郑世英（著名诗人流沙河的学生，原成都第二工人医院的医生，也是从成都到香港的台属）每天主动为我输维他命氨基酸，帮我逐渐恢复身体，但精神创伤实难以愈合。 在香港短短的几天休养中，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打进我家里的匿名电话：“杜先生，我非常同情你不幸的遭遇。国民党太寡情绝义，对他们自己的子弟都如此，令人发指，对他们不要抱什么希望了！” “杜先生，我是真诚关心你的人，我奉劝你不要再沉默，有什么顾虑。应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对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胆的揭露……” 一位声称有良知的记者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他向我透露了如下消息： 蒋经国曾为此事生气，电话指示：采取有效措施，安抚好家庭，勿使事态扩大。为此，台湾“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严密封锁消息，迅速查明杜九森事件背景…… 他说：我本人已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 以上来电话的人，我从不认识，当然，我也没留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姓名，我当时已是六神无主。 回到香港不到一个月，台湾“立法院”部分川籍“立法委员”给我母亲寄来一封联名信，除了对我们表示慰问外，特别强调和肯定了我的奔丧行动： 九森来台，是孝子亦是勇者智者之举，他的坚定与智慧都使人敬爱。九森受苦难极多受教育甚少，我们在台的朋友对他此行未达成目的，实至感歉咎！但他的所为实可歌可泣 香港东华三院院长、香港苏浙旅港同乡会会长徐季良老伯的秘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要我去见他。 我在中环他豪华的写字楼见到他。他柱着拐杖，从桌后椅子上站起来，开口便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责问我：“你怎么不找我？令尊与我多年挚交，这么大的事情我难道能不管？我不见报还不知道你去奔丧的事，他们太过分了！”他招呼我坐下，叫一佣人倒了杯茶给我。我说不出话来。 “难道就这样算啦？你去领份申请，要求再人台，我给你担保。我想，他们总会给我这个老面子吧！”徐老伯为我打抱不平，并在我正式申请入台申请表上盖了章、签了名。可是，申请很快被台湾当局拒绝。 随后，台湾巨商、父亲生前好友李该博先生也为我赴台上坟再次作保，但仍石沉大海。 我几乎年年都在“合法”申请入台，要求给父亲上坟扫墓，但都泥牛入海。一次又一次申请仍不能实现。许多年来，我只得靠香港朋友陈绍华先生去台湾时，帮我偷拍父亲陵墓的照片，并代我为父亲磕头、祈祷、烧纸。我把父亲陵墓的照片翻拍放大，给各地的姐姐一人一张，我们一家人，只有对着照片祭吊亡灵…… 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达不到扫墓的心愿。我也始终平静不下这颗忧伤、失望的心。我始终担心，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会被明天的历史一笔勾销。一天，奎光兄来探望我，对我说：“九九，你一定要坚持住，这血泪的事实、人生的悲剧，你要为历史、为后代，一个字一个字用笔记下来！” 我面对父亲10万字的书信，堆满一桌的资料，每翻阅一次，心就开始颤抖疼痛，泪水难以抑制。多少次，好不容易铺平稿纸，却发呆、发木，写不下去…… 父亲生前留下的遗嘱，至今我没有见到，我只有在法律上保留起诉的权利，我要求知道父亲对我最后的希望、安排和交代。 我的“闯关”事件触动了台湾的死政策。尽管后来台湾当局对奔丧、探病的条例有了松动，尽管台湾当局放宽了台湾人民到内地探亲、经商的一系列规定，但是，我还在殷切地企盼、等待有那么一天到来——在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一注香、磕一个头，添一把土…… 14 并非结束语 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写到这最后几页，手中的笔，太重，差点提不起来。好多次，我强忍住泪水，站起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好不容易镇静下来，又写——这不是在创作，而是在重复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父亲总共写来几十封信，给我的有139页，给母亲的有40页，有十几万字。每看一页，每看一行，甚至一个字，我都要付出很大的决心，很大的勇气…… 人生经历过的苦难太多，许多时候都不想回忆，不敢回忆。有时我自问这些人间悲剧、血泪阴影，在今天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多大的意义？ 有时我想，自己多么渺小而可怜！ 我们苦难的过去结束了，然而不幸的家庭也完结了。我的父亲悲惨地死去；母亲回到了大陆家乡后，多活了几年，然而在疾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她也死了，死得突然，死得蹊跷，死得惨不忍睹……（我们正在搜寻他杀、或自杀的证据）。 我的姐姐们，在历经大半生劫难后，对这一切只有认命，只有噤若寒蝉，余悸犹存，只有沉默。故此，在本书中，我答应不写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看来，她们还未跳出历史的误区，走出那场死亡的噩梦。 我咬紧牙关写这本书，只写到1983年我父亲去世，我台北闯关。然而，生命的悲剧是否就从此休止、打住呢？没有，远远没有！ 我的爱情、婚姻、经商、离婚，以至无辜坐牢和晚年凄凉的母亲之死，和台湾第三代人产生的分裂…… 记得1989年7月，我在狱中，公安局的官员提审我时问我：“杜光生，你一会儿是省委书记接见的港商，一会儿是逃机问台北的名人，今天，咋又成了阶下囚？你要说清楚。！’ 我说得清楚吗？ 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也能说清楚。 香港已经回归，而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我的父母都已作古，而我们的家庭却仍处于分裂——我能三缄其口吗？ 当我父亲的孤坟尚在台北纱帽山眺望和企盼，当我母亲的新坟（合葬，父亲仅有衣冠）立在龙泉驿真武山，死未瞑目，仍跷首等待阴间团聚——这生不能团聚，死不能归根的情形，究竟还要拖多少年？等多少代？ 你能撒手不管吗？ 回忆痛苦，是痛苦的加倍！然而，这国家、民族、家庭、子女——下一代的下一代，都有权利知道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 当那些台湾回来的老人（书中绝大部分人已经辞世），我们家庭故事的知情者，那双双饱经祸乱、历经沧桑的眸于完整地告诉我一代人巨大的悲哀的时候，我只有一条宽慰自己，报答他们的方法——提起笔——写。 面对历史的不公，面对所有类似我之不幸者的遗憾，看来我只有倾尽悲哀，写出铿锵了。 我想在这里，请读者朋友们允许我摘抄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以作本书不是句号的的句号： 素云，九儿及各位女儿： 我们悲惨的一生，经过祸乱，家败人亡，妻离子散，好不容易有了点转机可以在海外相见，正因团聚了此残生，可恨老天不怜恤，在这要命的时刻无情地让我突患胃癌和肺癌的绝症，把我一生和我们的愿望变为渺茫。天啊，你是何等不开眼看我们这一群可怜人！ ……素云，请求你自己早回成都居住，要女儿们分出人手轮流照顾你的生活，尽到孝道，扶持你到终老。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不要再怨恨再仇恨，我们的缘已尽于此了…… 九儿，各女儿，我生不能照顾你们，死也会保佑你们，即使我死后化为灵魂，我也将在海角天涯，随狂风巨浪，飘荡八方，随时随地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爱护你们，保佑你们，直到永远、永远、永远…… 父亲 1983年8月17日晨刻于台湾 虽然人已入土，然而无可更改的痛苦却永远、永远在海峡两岸凄然地活着！！ …… 忧愤 在版图上摸索 在废墟中寻觅着出路 希望 在四面碰壁 想索回扼住它的理由 灯，照破了天…… 世界在断裂中组合 阵痛正分挽着一个崭新的梦 我终于找回了我 和我的踪迹 昨天过去了 静寂蜷缩在死角 一个声音 是父母发出的 是腐烂的泥土味的声音 ——回来吧，孩子 是在叫我？ 还是在叫孩子的孩子…… 《生日的歌》1988年10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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