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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中华的心声 壮我中华的呼唤 ——向读者推荐颜元叔诸位先生的三篇文章 编者的话：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的摘要在有的报纸披露后，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和强烈反响。许多同志投书本刊，希望我们全文转载。有人还向我们推荐港、台舆论界与此有关的言论，要求我们一并转载，以飨读者。 我们感谢大家对本刊的热情关心，认真地考虑了这些建议，决定拿出足够篇幅将该文按原貌转载。同时转载香港《文汇报》发表的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致颜元叔的信：《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 为兔断章取义之嫌，我们刊登上述文章时，均一字不易，未加剧节。这样做，既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既然这里涉及的是牵动11亿人心灵、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已在港、台被人广泛议论，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大陆同胞窥其全豹，表示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呢？归根结底，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建设中国的亿万人民”自己。例如，漓江是否变成“泥水沟”？远在普林斯顿的苏晓康，是并无发言权的。他埋怨颜教授没在江边站“几分钟”。而潘教授却告知我们，颜教授恰恰在苏晓康之流起劲大搞动乱时，带着全家游览了桂林山水，他们在漓江呆了总不止几分钟吧？他的判断比起苏晓康蛊惑人心的渲染总要可靠点吧？连这个起码的事实都不准备尊重，又对中国的历史缺乏常识、没有体验，还居然自诩为中国一代“精英”，在正常人看来，这实在是一种无情的自我嘲讽。苏晓康所提供的其他所谓“数据”。“细节”有多少可信性是可想而知的！ 颜文也罢，潘文也罢，陈文也罢，他们所说的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在看待中国历史和现状上，有着不同视角，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并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实在太大、大复杂、大难解了。向读者推荐这些文章，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同意他们的每一个论断。但是，读到这些文章，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他们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胸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其中的这样或那样的判断和结论，却不能不被他们字里行间、溢于言表的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浓烈情感所感染、所激动。 他们真的像苏晓康指责的那样，“漠视”中国人民的“苦难”吗？不，恰恰相反，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遭受的难以言状的巨大苦难，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正是在这种感情支配下，他们珍视我们这个民族为摆脱苦难而取得的每一点哪怕是微小的进展，尊重为摆脱苦难而献身的人们的伟大业绩，也能够正确评价、理解在摆脱苦难斗争的历程中所遇到的曲折、磨难和失误。难道这是‘残忍”，而不是一种高贵的民族感情吗？可是，指责别人“残忍”地“漠视”苦难的苏晓康之流，却把近代史上给中国造成最大苦难的新老殖民主义当成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的靠山、救星和楷模，而把中国人为摆脱苦难而遇到的阻碍，统统归罪于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归罪于脚踏实地前赴后继地不懈奋斗的革命者，甚至责难于祖国的历史，羞愧于皮肤的颜色。这难道不是为制造苦难的真正罪魁开脱吗？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中国人民的苦难为口实，蓄意在神州大陆制造动乱，不惜把亿万同胞推入“流血”和“内战”（见苏晓康在台湾的言论）的更大的灾难之中。这种人的鳄鱼式的眼泪，受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怒斥和蔑视，也就理所当然了。说这种连国格都不顾的人是利用中华民族的苦难，火中取栗，进行政治投机，达到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不是更恰当一些吗？我们认为，这才是对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最大残忍呐！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其实，这不过是几年前围绕《河殇》那场大辩论的继续和深入。看了这些文章并将其与苏晓康之流过去和现在的言论加以对照，是大有禅益的。它将使我们更加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及其危害，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使更多的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不分海内外，不分男女老少，振作起来，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阵线，促进中华民族的真正振兴和腾飞。 亲爱的读者，你愿意在读了这组文章之后，和你的朋友交换一下看法，并把你们的感受和想法告诉我们吗？ 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 ——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 颜元叔 不容洋奴座上宾 两年前读到王晓波兄痛斥索拉兹与台湾“索奴”的文章，读得我老泪纵横；今天读何新先生的大文，痛陈我中国之立场，也读得我泫然泪下。我是不会为“凄凄惨惨”流泪的，更不会为“星星心心”流泪——父母86高龄寿终正寝，我亦流泪不多——唯独为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的近代史，为中国当前的挣扎、奋斗与成就，我有流不完的悲痛泪，流不完的兴奋泪！信不信，我为亚运183块金牌，也情不自己地流泪——无他，别无他因，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驱除鞑虏”已往矣——大家都是中国人了一一惟独“振兴中华”，则“同志仍须努力”！而40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40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说长江变成黄河（这是我的一位已入美籍的高中老同学亲口对我说的，而他既未去过黄河，也未去过长江），说黄河变成“黄黄河”（而事实上“黄河的水变色了”——见年前台湾某报“大陆新闻”），说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去过漓江的千万台胞，是吗？）！老兄，你依在美人篱下睁开瞎眼说瞎话，你完全背离事实，完全盲目于真相（他哪里都没去过，只去过昆明）！地球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你这么糟蹋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我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真的赶出去。我家不容洋奴为座上宾！）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称“疯狗”！）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1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爱美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日本，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就不爱中国？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痴梦！）的美籍华裔“烂香蕉”，你们说说看，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爱中国而被视为“沙猪”！要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40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一一这才是爱中国！而中国已经被热爱了40年；她将继续被热爱，被那群建国者，真正的建国者，所热爱！（我手边这部大陆编《新英汉辞典》，这部大陆版《辞源》，编得如此周全，印制如此精致，细小的铅字用放大镜看都划划清晰，而且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错字：我为他们的心血表现而发抖！我们可以把这两部辞书掷在以精致称著的日本人的辞书之侧，而开始不觉愧色——而我们台湾，40年来，哪部英汉辞典不是翻译剪贴自日作！惭愧哪，台湾经验！） 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拼搏 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何新先生说，90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40年后还落后10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这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成就么？40年前中国参加奥运亦总是扛着零蛋四，见年后中国的奥运成绩虽未称霸世界，却已称霸亚洲。谁敢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1991澳洲世界游泳锦赛，中国得金牌八面，突破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从未得游泳世界金牌的纪录！且一举夺得四面。另四面为跳水金牌，六得其四，跳水金牌早已为中国包办。壮哉！中国人！）这就是“吃两辈子苦”的成就！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中国怎么出头！ 所以，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人天堂。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就像你要考上台大而一年不看电影的苦难程度不同，性质则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出头来的中国人，如今在人类中已经崭露头角了。所以，40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大蜕变——政治蜕变、社会蜕变到精神蜕变（现在的中国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竞泳则争半掌之长，射卫星则出从不出毛病的“精准先生”）。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40年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她们他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而我们呢，隔岸观火；而他们呢？他们拼搏，他们打仗，他们打的是我们的仗，打的是150年来的民族复兴之仗，打的是为全体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仗！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讪笑他们的厕所没有门，讪笑他们的所得低，甚至视他们为仇敌！我们究竟是什么一群没有良心的市侩，一群没有人性的畜牲？ “中国之光”中国人共享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像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人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为美国去中东对海湾作美帝侵略之战；你若战死，你的讣告中仍然是“美籍华人”，而不会像别人一样，“美籍美人”！何必骗自己啊，昨日今日以及今后的三、五万日，民族主义还是当令的食品，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异族之奴！）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像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中国今后的光荣——苦尽甘来的光荣——你是无法拒绝而非接受一份不可，连反中国的中国人也将同浴于中国的光辉中！这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管你是台独、独台、或统派、或无党无派——一旦生为中国人，今后你将分得一份“中国之光”——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中国之光”之诞生做出什么贡献；无功受禄，我们实在太侥幸！侥幸之余，我们至少要“吃果子拜树头”吧——总不能吃了果子，又对那棵树冷嘲热讽或视之为敌吧。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肥心症，象皮病！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简单得只一个字：于，干，干！多加三个字：苦干，实干，硬干。因为中国缺乏的就是成就，要成就只有干。干，说来容易做来难。个人想干，个人有惰性；团体想干，团体会涣散。这时候，你自己摆脱不了惰性，就得有人鞭答你；团体反侧于涣散，就得有人严加管束。其实，就像你考大学，你自己督促不了自己，就得有师长有父母在后面鞭策——甚至补习班鞭策也是应该，假使你想考上大学——而考上大学就是一切！就中国言，建设国家就是一切！于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集体主义之必要，社会主义之必要，权威专制之必要！ 当然，假使中国有二万年的悠闲时间来完成她的现代化，那么一切慢慢来，随各人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一万年做不成，十万年总可以做成吧。可是，中国原已落后，而这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世界，我们哪能悠闲，哪能慢慢地slow boat to China！我们不仅要快，而且比别人快；不快不足以竞争，不比人快不足以超前——至少迎头赶上。这就更显出专制、集体、极权之必要！因为，只有这种精神，这种体制，才能团结一切的人，团结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力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处处攻关，力成大业。就算是西方人笑讽中国人是“蓝蚂蚁”：我们为建国却必须做“蓝蚂蚁”，必须是千千万万的蓝蚂蚁，像蚂蚁一般单纯一致，才能造就出比我们个人大千千万万倍的大堤坝。再造中华，必须是每个人捐弃一己之见，乃至捐弃一己之身，为的是中国这大堤坝之建成。要讲求个人意志，要讲求个人欲望，个人利害，必然是蚁群四下溃散，永远建不成任何东西！而中国就是要建设，要成就——中国要改写《大英百科全书》——君不见现在“大英”的文明文化榜上中国有几人！ 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 就是为什么，为历史上此刻的中国，我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抽象地说，自由民主绝非绝对之善；而落实在历史的流程中，对此时此地的中国，它们是相对之“恶”！因为，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有人也许会讥诮：中国人为何如此可怜，竟然承受不了自由民主之“福”！我要反问以这种西方价值为人生价值的人：自由有什么了不起！民主又好在哪里！日本、德国如今又称雄，是它们的民主自由超过英、美？英国如今衰微了，是它的自由衰微？民主衰微？美国今日超强，是它的自由超强？民主超强？而美国的自由民主扩散开来，正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原动力！不是菸草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台湾怎么变成美菸的垃圾场！“鸦片战争”还不是一个君主立宪笃信基督的英国做出来的“撒旦之战”！而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些东西能帮助中国达成中国的历史目标？曾经有学生问我：老师，中国民主重要还是强大重要？我说：废话，当然强大重要。中国若不强大，而中国自由民主了，中国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中国不还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不是次殖民地的中国，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中国！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于，中国人才得解放——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自列强的囹圄桎梏中解放！ 西方人是充分了解这11亿“蓝蚂蚁”的可怕，这11亿众志成城的“蓝蚂蚁”的可怕，于是他们用“自由民主”的口号，企图分化我们，打散我们，划割我们，制造我们的内在矛盾，让我们自己互相抵消——因为，拿破仑早已叮咛他们，“让这条龙睡吧，他一醒来，西方世界就麻烦了。”可怜可鄙亦可悲那些学运民运小蠢才，连这点简单道理都猪油蒙心看不透，一味地接受西方价值，试图分裂中国，为西方的终极利益服务……让西方继续为世界之主，中国为奴——而尚自以为是为了“爱中国”。我告诉你们：当西方人对你翘起拇指叫“好”时，你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除了你们这一小撮牛油蒙心的小丑之外，天下任何聪明人都深知“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而为国自私，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当行本色——美国人更是如此。（某教授说：“美国大众传播是美国利益之文化手肩。”——信哉斯言！而美国大传诸君子女士时时自诩为超然的自由派！欺己欺世！）世界已被西方帝国主义dondnate二三百年，洋奴们，心头被殖民的洋奴们，香港的“英奴”们，难道你们的“婢妾惰性”如此深重，如此安于为奴现况（whatever is risht？），不也想换换主子，让中国人骑在世界之屋脊上！？ 为中国伸冤，为中国宣告 何新先生拿那个日本教授作谈话的靶子（东洋亦是中国之敌），长江大河似地滔滔不绝，他所谈的细目有些专门得超过我的门外汉了解，但是他的大意，是为中国辩护，是为中国伸冤，是为中国宣告，总的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切就是为了“爱中国”。他的这个基本立场，赢得我最深的敬佩，最大的认同。从纵的历史上看，从横的国与国的相对关系上看，中国的未来必能使“爱中国”的中国人，不再是孤臣孽子式的悲剧人物；“爱中国”的人，中国的命运必会使他们变成崇高的喜剧人物。说真的，经过150年的衰微，中国还会继续衰微？经过40年火浴的中国，已经走上复兴之路，除非是山崩地裂，这条路中国一定会继续走下去！中国已经强大，明日的中国若不更强大，那么天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反省我的爱国情操，似乎浓得近乎疯狂；其实，我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而已。历史大趋势这么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我跟着它走，实在只是大潮流的跟屁虫。但是，我乐于做这么个小虫子，因为今后中国的这个历史命运之完成将正是我一生梦想之实现。我如今是每天喜悠悠看着中国把世界金牌一块块摘下！ 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 ——迢致颜元叔书 暨南大学教授 潘亚欧颜兄： 去夏羊城阔别后，我一直担心你那慷慨激昂的言论会不会惹来麻烦？今天读到你在《海峡评论》第二期发表的大作《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一方面感到无比振奋，另方面又为兄捏一把汗。对比之下，映真老弟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读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较理论化，冷静得多，也平和得多，而见文却很个性化，情绪化，读来怦然心动，激情澎湃。 这使我联想近年来我俩三度聚首畅谈的老话题——中国。1988年夏，你来暨南大学讲学、座谈，而后是咱们南游从化温泉，在那朝夕相处的三天里，你我的话题总离不开中国。1989年6月底，正是海外谣言满天飞的非常时期，你偏偏选在这时携妻儿回大陆旅游，从昆明、成都、桂林到广州，我与东儿同你畅谈了一夜，你说这次是你怀着“报效祖国”之心而来，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非常赞赏你的举动，更欣赏你的高论，东儿说他在香港绝对听不到这种声音，深受启迪鼓舞。去年8月，你再度来穗，给我送来二十多本著作，我邀你为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你和映真见一样欣然接受聘书，这使我很感动——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三次聚首，我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而“中国”始终是我们谈话的主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我都非英雄，而在许多问题上“所见略同”。你在“六四”前后的一些预言，都已为事实所印证（了不起的判断），使我很是佩服。你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旗帜鲜明，提出“九七”乃“大庆”而非“大限”的看法，并痛斥“九七大限”论者，使我很受启发。常言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比较才有鉴别”。你对资本主义是有发言权的，你在美、加等国留学、执教、讲学、与会；对中国你当然更熟，你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又作过实地考察，你的观点有说服力，原因就在于此。说句老实话，在认识你和映真之前，我没想到留过洋的台湾知识分子会有这么强的民族意识，总以为牛奶、面包吃多了，思想上难免会崇洋。没想到你比大陆人更“传统”，当然也更富现代意识和环球意识。 文如其人，读你的这篇文章，你那慷慨激昂的神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整篇文章具有诗的奔放气势，看得出来，那些高亢的语调。炽热的感情，都是发自你心底的；有好些段落，如把句子拆行排列，就像激情澎湃的散文诗。我认同你文章中的主要立场和观点。你的大作，我分析一下，是围绕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来抒怀的，这也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命题。我读着、读着，感情上激起阵阵的共鸣。文中提到你那位已入美籍的老同学“依在美人篱下睁开瞎眼说瞎话”，胡说什么“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惹得你勃然大怒，当即把他逐出家门，说是“我家不容洋奴为座上宾”，真令人痛快淋漓。黄河不曾变成黄黄河，长江不曾变成黄河，漓江依旧风光旖旎，此三川我皆亲眼目睹，可以为你的观点作证。对这类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也深恶痛绝。祖国，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字眼，祖国以她广阔的胸怀和古老而常新的思想文化，养育了自己的儿女。每一个中国人在祖国母亲面前，只有尽力报答这如山似海的恩情的义务，绝没有背弃甚至肆意亵渎她的权利。谁要是公然去干不顾人格、国格的卑劣勾当，甘愿做中华民族的叛逆，就不齿于国人，必为国人所唾骂。不过，如果有这样的老同学（你称其“老汉奸”我也不反对）来拜访我，我决不会像你那样把他轰走了之，并非我的涵养功夫好，我相信真理是驳不倒的，我倒要问问他：“你如此胡说八道，究竟居心何在？”他不说个明白，我就不放他走，我要用事实驳得他心服口服，给他一个深刻难忘的教训。 我常想，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大风大浪、兴衰变迁而一直稳固地凝聚成一体，并且一直保持着伟大民族的生机和活力，炎黄子孙一如既往的爱国精神起着重要作用。热爱和献身于自己的祖国，这是古往今来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所具备的起码的道德品质。我长期在广州工作，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少壮争御侮，老弱同赍粮”的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一直令我感奋不已；台湾人民在反对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喊出的“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口号，至今令人热血沸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你在文中说：中国人在美国社会至死都是个“美籍华人”，“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异族之奴”！这话说得太好了！在祖国命运之外去寻找个人的出路，无疑是行不通的。 谈到民族自信心，我不由地想到了鲁迅。鲁迅的民族自信心向来为我所敬仰。“九一八”事变后，有人发出“民族之自尊心和自信心，既已荡然无存”悲叹，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杂文，回击了那种悲观失望的慨叹，他说：“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自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得何等好啊，今天，中国的脊梁更坚强地挺立着，就因为她拥有亿万并未失掉自信的儿女。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大陆40年来出现过不少失误（我这个“右派”便是直接受害者），由于这些失误，国家没有能取得本来应当取得的更大的成就，人民承担了本来不应遭受的痛苦和代价。现在的问题是，在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曲折之后（平心而论，要想历史按直接前进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看待这些曲折。“中国。还搞得好吗？”有人心存疑虑，由于失误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相当多，因而时有这类怀疑，我觉得不足为奇。有一些人眼里：中国那么落后，有什么可爱？对这种人我就不能原谅了。难道爱国能以祖国必须繁荣富裕为前提条件吗？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名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祖国落后，更需我们努力奋斗，这正是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严肃考验。颜兄，你写的那一段令我读了为之动容：“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人天堂。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40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蜕变。”是呵，中国这只凤凰已经从火中再生了。 可惜不少中国人看不到或者熟视无睹。只要是不存偏见的人，都能看到不论曾经遭到多少严重的挫折，祖国毕竟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全国范围有计划地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已揭开了腾飞的一页崭新的历史。记得当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看到祖国的新貌，就深有感慨地说：这“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颜兄，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识：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近年来，我对此每每撰文加以表述，并获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同和好评，堪以告慰。 “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1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合‘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陈若曦也曾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但看来还欠深刻。羊城深夜我们促膝交谈时，你就是这么说的。文章中的这段写得很精彩也很动情，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度陨落！……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读你这篇政论，我觉得像是在读一首热情洋溢的散文诗。虽有偏激之处，却是才华横溢之突出表现。跟你一样，我对这些脚踏实地、流血挥汗，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祖国落后面貌的人，怀着最深的敬意。为了中华崛起，他们在无私地奉献着，在他们心目中，祖国的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在他们身上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精神、伟大智慧和创造力。“被耽误了的中国，只能由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拯救”。颜兄，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这句话吗？这是许多大陆人爱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正确估价和充分肯定自己民族所蕴含的伟大力量，看到这一点，能使我们在国家发展顺利，取得伟大成就时产生自豪感，又能使我们在国家遭到困难、遭受挫折时，仍然坚信自己具有克服困难，复兴发展的潜力，充满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奋斗。从中华体育健儿身上，世人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身上的这种伟力（例如白先勇在北京观看亚运会时就被这一伟力感动到热泪盈眶）。23届奥运会上体育健儿取得了32枚奖牌的好成绩，中国在奥运会金榜无名的记录已成了历史，确实令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啊！兄为亚运183人金牌而流泪，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我坐在电视荧屏前不禁诗兴大发写下好几首诗（下次见面请你指教）。 从体育事业的崛起，我看到中国的前程未可限量！成绩来之不易啊，正如你所说，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换来的。你发的关于“蓝蚂蚁”的宏论，深得我心：“为建国却必须做‘蓝蚂蚁’，必须是千千万万的蓝蚂蚁，像蚂蚁一般单纯一致，……要讲求个人意志，要讲求个人欲望，个人利害，必然是蚁群四下溃散……”见不但比喻用得生动，还含有哲理呢。说得是啊，众志成城，道理就在于此。文章尾声那段话尤其精彩，我读之不禁拍案叫绝：“中国的未来必能使‘爱中国’的中国人，不再是孤臣孽子式的悲剧人物；‘爱中国’的人，中国的命运，必会使他们变成崇高的喜剧人物。”对这一点，我也坚信不移。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还为你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凭你这颗坦荡的赤子之心，凭你这奋臂一呼震聋发聩的举动，就算不得“逃兵”，“隔岸观火”了。我倒觉得你是个很有水平的预言家和鼓动家，真希望你这样的预言家和鼓动家多一些才好。文中说此时此地的中国，“民主”、“自由”是相对之“恶”，“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对这一观点，我却不敢苟同。你我生活阅历、实践经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时有异同，这是很正常的，希望我们有交流。而对祖国，我们都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和共同的愿望与理想，这就是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思想基础，也是我读赏大作的原因所在。 我周围的年轻的学者都认为你火气大些，担心‘江南案”重演；我则认为像我俩已到花甲之年已荣辱不惊，能为祖国捐躯，死得其所，有何畏哉！你送我的书，因忙于编写《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辞典》（100万字）及几本专著，致至今尚未读完。本来还想就读过的几本谈谈感想，看看这封信拉拉杂杂已嫌冗长了，留待下封信再谈吧。不过，我可肯定地说，台湾文坛称誉你是“十大散文家之一”，你是受之无愧的，我衷心祝愿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敬祝 全家羊年喜洋洋 弟 亚暾手上 1991年3月3日于暨南园 （原载香港《文汇报》1991年3月24日—26日，《中流》1990年第6期） 真正的爱国者 ——读颜元叔诸先生文章感 魏巍 最近《中流》杂志6月号上，以显著地位转载了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先生的《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一篇是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还有一篇是暨南大学教授潘亚暾先生的《中华民族揭开了腾飞的历史》。《中流》编者说，这三位作者“胸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确乎如此，只要你血管里还奔腾着中国人的血，你读了这样的文章就不能不怦然心动。 自从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一天起，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真正开端。四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承认的。即是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颜元叔先生说得好：“……40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40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他还一针见血地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称‘疯狗’！），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1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了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这话说得何等好、何等令人动情呵！在祖国的大地上，那些英勇献身的洒下成吨成吨汗水的创业者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了！ 和颜元叔那种火辣辣的诗人性格不同，陈映真更近于理论家的冷静思维。他在举出极有说服力的论证后说：“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发挥了无法否认的成绩。”他对40年来的评价是：“而即使有过1958年‘三面红旗’。‘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的转折，到50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了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这些对中国社会进步所作的具体分析和公允的评价，比起那些只懂得从人均收入上看问题的浅薄之见，是多么地高明阿！ 对中国人民建国以来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在基本态度上，是承认它还是贬低它、否定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最后势必归结到，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领导中国的问题。回顾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教训。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大家对“左”害都有切肤之痛，集中一段时间批“左”，以便认真汲取教训，不再犯同类错误，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是没有注意到，在长时期漫无节制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隙而入，以批“左”的面貌出现，实际上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大肆兜售资本主义的货色，其势力越来越大，否定的东西愈来愈多，否定的时期愈来愈长，最后发展到公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本人进行诋毁和诬蔑；对建国以来的光辉历史大部否定或全面否定；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共产党几乎没有做什么好事。其间虽然出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错误思潮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从实际情况看，那些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对这个庄严的决议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他们掌握的报刊上，依然继续兴风作浪。一些理论刊物是这样，一些文艺刊物也是这样。那些泛滥成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集中营文学”，都渐渐发展成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控诉。作品中出现的小小的支部书记，你都很难找到正面人物，把人民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写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试想，在这种作品包围下的青年人，怎么会不受到消极的影响，走向歧路呢？所谓的“三信危机”，和这种宣传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的宣传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尤其是涉及到党的历史，更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有多大成绩就讲多大成绩，有几分错误就讲几分错误。而我们往往为了突出现在的成绩，就把过去拼命贬低，甚至说得一无是处。其结果不仅否定了过去，也否定了现在，使整个党的形象受到损害。这是很失算的。 夸大错误，否定成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声誉的主要手段。他们多年来就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以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达到全盘西化的目的。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同类也莫不如此。（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手段不屑一顾，长时间的混淆黑白，就会搅乱人们的思想，最后导致悲惨的结局。这种活生生的例子，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吗！？）而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或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的人，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成绩，总是抱热情肯定的态度，对其决策中的或工作中的失误，也是比较容易理解和谅解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需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路来，其间就不可能不出现曲折和失误。我多次举过长江、黄河的例子。我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长江也是千四百折，为什么它不一从巴颜喀拉山和各拉丹冬出来就笔直地流到大海里去呢？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天底下几乎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事物的发展过程无不充满着迂回和曲折。例如人们经常指责和嘲笑的“大跃进”的确是一次大的失误，也确实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你如果冷静、仔细地分析，也不是没有深层的原因。一个站了起来的人民，手中既掌握了政权，就急欲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对于毛泽东这个一向壮心不已的革命家，自然更是这种意志的代表者。再加上50年代初期和中期，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三大改造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和损失就顺利成功，其他各项事业也都获得了巨大成就。往往过分的顺利就是挫折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就不那么谨慎了。这样就产生了主观愿望和客观规律的矛盾。加上对经济建设毕竟缺乏经验，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失误。这里我谈的都是主观因素，还没有谈国外的因素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当然，一个郑重的党必须从失误中接受沉痛的教训。但是站在历史的高处看，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看，这些失误毕竟不过是前进中的一个曲折。退一步说，即使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也不是从头到脚都是错误，没有成绩。且不说工农业的进展，我们的核工业不就是在那最困难的年代加紧攻关，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吗？几年之后不就响起了震动世界的原子弹的爆炸声吗？如果要叙说全国万千座水库（它已经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因素）的历史，就不能不从1958年说起。大家都知道的十三陵水库，现在已是京郊风景优美的旅游区，那不就是大跃进的产物吧？人们不会忘记，那里还洒下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领导人的汗水。可是对人民的事业一向冷眼相看的人，不管你用血汗换来多少成绩，他一丁点儿热情都没有，而对错误则千方百计地夸大，无非是要把共产党打倒在地，让她再也爬不起来。这里我想问一声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精英”好汉：凭你们那点本事，让你把中国革命重新领导一遍，你胆敢说就不犯一点错误吗？叫我看，这种人别说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战争时期，你叫他跟着部队行一天军，怕也咧着大嘴哭啦！时间是无情的，它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各种人的面目。我们既看到了像颜、陈、潘这些真正爱国者的可敬，也看到了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可鄙！ 一个人胸中燃烧着爱国的火焰，自然会觉得那些舐洋人脚后跟的叛逃“精英”可鄙可憎。颜先生骂他们是“猪油蒙心”的“可怜可鄙亦可悲的学运民运小蠢才”，真是骂得痛快，一点都不过分。可这一来倒真地把他们刺痛了。于是苏晓康就来了一个反击。只要你看看那个反击，你就会看出它是多么色厉内在，苍白无力。我真没有料想，这个“小蠢才”竟堕落到这种程度，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他竟说大陆上“谁藏粮食就吊起拷打，甚至点‘天灯’”。这不是多年前出现在反共传单上的下流语言吗？过去我们在战场上不是经常缴获到这样诬蔑解放区的传单吗？现在也被他抄在这里了。苏晓康还说大跃进时期的几个月内就死了2000万人，等于抗战八年的死亡总数。这不是说共产党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可恨吗？而且他说这是“官方承认的数字”。我们在大陆多年谁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数字，经向有关方面询问，也说并无此事。苏晓康的这个数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所说的“官方”究竟是哪个官方？因为现在的官方，既有他仇视的官方，也有他卖身投靠视若父母的官方，这样的官方也许还不止一处。但是凡是有脑子的人都会想一想：当时中国才6亿人口，几个月就死去2000万，那就是说二三十个人中要死一个。苏晓康说那时是“易子而食”，他本人那时还是个娃娃，大概是出于某种侥幸才没有被吃掉。不仅没有被吃掉，而且还健壮地成长起来了，上了大学，成为能够写点儿像《河殇》那种电视片的作家。颜元叔先生说，看了《河殇》，无论剧中人摆出什么学者口吻、理性姿态，在“虚假的理论之后看到的只是‘不更世事’的知识孩童”！这点我有同感。我当时就感到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拼命拉开架势发表纵论天下大势的演说。既可恨可气又滑稽可笑。不过他现在确实进步多了，从《河殇》到这次对颜先生的“反击”，可以看出这个“知识孩童”已经颇像说谎话大话脸不红心不跳的反共老手了！这个进步的秘密，后来我看了台湾的报纸才明白：原来洋主人100万美元的施舍真叫没有白花呵！ 苏晓康在他的这篇《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中，一口一声大陆的“苦难”，斥骂颜元叔先生没有在大陆呆过，所以才这样残忍，说如果颜先生到长江或黄河边上住一阵子，哪怕是一天都会受不了的。但是，我倒想问问这个“小蠢才”：你真的懂得什么叫苦难吗？你见过旧中国卖儿卖女的惨象吗？你见过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惨象吗？你见过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广大乡村是怎样搞“三光”政策的吗？你见过美国人在朝鲜丢下了多少炸弹，造成了多少孤儿吗？你见过日本人制造的“无人区”和美国人在南越制造的“战略村”吗？是的，这些不久以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你全没见过，全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你但凡多少知道一点儿，也就不会被“猪油蒙心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苦战所得到的独立和解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解放，其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是没有多少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人们常常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光辉代表，其实长达28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法国大革命要深入得多和彻底得多。中国人民得到实际利益是有目共睹的。纵然目前人民的生活还不能说十分富裕，但比起旧中国，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旧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这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吗？现在我们的青年身强体壮，身高普遍超过他们的父辈，这不也是事实吗？更重要的是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已经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正是由于这种根本变革，才使得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那种长期被压制的生产力，像地下的岩浆冲天爆发出来。中国的各项事业在短期内所以能出现奇迹般的成就，其奥秘正在这里。在这些问题上，苏晓康们是既不懂历史，也不懂现实。如果人民像苏晓康说的那样每天都觉得自己在受苦受难，能释放出这样的能量吗？那些奇迹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在旧中国为什么就出现不了这样的奇迹呢？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苏晓康辈须知，手执劣势武器的战士，并不是谁用鞭子赶着前仆后继，压倒现代化的敌人的。这些本来都是一般中国人最基本的感情，然而苏晓康辈身上没有，而且感觉相反。也许他们喝“蓝色海洋”的水喝得太多了，已经失去了一般中国人的人性。 读过颜元叔三位先生的文章，再次使我深切感到，爱国同反帝是两个多么密切的命题。其实，一部中国现代史已充分说明，凡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有不反帝的。反过来说，凡是在反帝立场上模糊和动摇的人，也很难做到真正的爱国。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爱国思想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强烈地激发起来的。帝国主义和我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反帝何以救国呢？又何能称之为爱国呢？从三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爱国的思想如此浓烈，正是因为他们反帝的立场十分鲜明。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看穿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他们的爱国热情才如此炽热。而且应当指出，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并不因中国的解放，并不因大陆上驱逐出帝国主义的势力就结束了。这一点，颜、陈两位先生都有洞察。颜先生在《盘古龙之再临》中说：“时至今日，东方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中国，非中国还是想吃掉中国！外籍的个人可敌可友；但是作为国，作为族，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则永远是死对头！”陈映真先生的文章则通篇都是从世界帝国主义同第三世界的矛盾来阐明问题，中国自然是第三世界中的一个主要棋子。他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第三世界的穷人，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不要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他还说：“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举出的这些事实，看来是很值得已出国、想出国的青年学子们警惕的吧！此外，他提出的不要忽视阶级分析的意见，也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 民主、自由，是近几年被搅得最为混乱的题目。反共分子，叛逃分子，以及大小汉奸卖国贼、烂香蕉，莫不以民主、自由相标榜。颜先生斩钉截铁地提出：“为历史上此刻的中国，我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话说得如此激烈，无非是想让一些糊涂人清醒清醒。这里说得很明白，反的是西方民主，西方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之所以说得如此痛切，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体会得太深了，彻底地看穿了。当然，他不是指社会主义民主，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必须日臻完善和充分发扬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本性所决定的，而且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我们一向鄙视的。我们认为，民主、自由，决不是一个空家伙，它首先要有经济内容，也就是要建立在人与人经济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要消灭剥削、压迫、奴役，要人人都有饭吃。单是这一条资本主义就做不到。有人把美国看作民主、自由的天堂，它的数百万无家可归者也只有挨饿的自由。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他们有实质上的自由吧？也没有。朝鲜战争时，我曾到俘虏营中调查访问。我同众多的美俘谈过话。可以说几乎100％的美军士兵是不愿到朝鲜来打仗的。尤其是那些刚刚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怀有强烈的不满。但他们的自由最多也只是骂骂杜鲁门，此外，别无他法，最后还是得乖乖地到异国他乡来当炮灰。一些糊涂人只看到美国议会上可以互相对骂，可以掷墨水瓶，就以为这是令人陶醉的民主了，其实，这样的“民主”、“自由”对人民毫无用处。现在美国正是用这样的“民主”、“自由”，作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颜先生看得很透，美国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是要“企图分化我们，打散我们，划割我们，制造我们的内部矛盾，让我们互相抵消”。现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就是这样吗？人民面对着政治分裂、经济崩溃、思想混乱的困境，往往苦笑着说：“我们这里除了自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多么痛苦的教训！经验已经证明：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它既包含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民主，又包含着对一切反动力量的专政。两者构成了完整的统一。我们应该使这个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成熟。民主与专政两者不可偏废。但是现在两个方面我们都还做得不够，不仅民主不够，专政也不够，现在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和得不到有效的防止，就是证明。因此，我们在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都要做出足够的努力。不管帝国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小丑如何叫嚣，我们只能沿着人民民主专政的路线前进，决不能听信他们的胡说。 最后，我还想顺便谈一下近年来出现的“振兴中华”的口号。提出这口号的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是如果以为中国革命取得的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和几十年的创业都不算“振兴”，那就不能令人同意了。陈映真先生就说：“1949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予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茶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改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难道这些都不叫振兴？这样就把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含辛茹苦得来的建国成绩全看得太低太低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的发展还远远不够，还要做很大努力。这只不过是一个继续发展的问题。如果把1949年建国作为中华民族已经复兴的起点，把此后的发展看作是持续振兴的过程，那就比较适宜了。颜先生高声赞美盘古龙之再临，我看这是除一小撮卖国贼之外全体炎黄儿女的心愿。而且我将预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已经重新腾飞的盘古龙，定将为全人类带来更为辉煌的贡献，也将为我们的民族带来远远超过往昔的光荣！ 1991年七一前夕 （《中流》1991年第8期） 盘古龙之再临 ——答苏晓康先生 威斯康星Wisconsin一Madison英美文学博士 颜元叔 “11亿中国人像长江像黄河，日夜奔流，不会为难止步，不会为谁停留。它会灌溉你，也会淹死你——看你置身什么方位。中国之存在，岂是为了取悦世人的！只会冬眠不会死的盘古龙，这是你第几度觉醒？第几度降临？”（拙作《忆长江》） 苏先生，昨日才读到你在香港《信报》骂我的文章，从一方面说，你骂得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大陆同胞过去三四十年既然如此受苦受难，甚至牺牲性命，而我却在一旁鼓掌叫好，看似我是太残忍了。苏先生，容我先告诉你一个私人故事：我是独生子，自幼跟表见刘超一同长大，虽是表亲，实同兄弟；加之超兄生性鲠介，判事有独到之明，数学生来天才，令我自小就对他十分崇拜。40年前，我们来台湾，他留在大陆，文革的时候，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做教授时被红卫兵整死（关牛棚二十余天，放回家就死了）。他的死对我打击甚大，一时冷冻了我对大陆百分之七十的热情。我日夜苦思苦想，我的童年的哥哥，就这么去了吗？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吗？就这么白白的完了吗？在这种绝望的低回中，我想，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他的死总该有点什么价值，有点什么意义才是吧——就我个人言，才能给我一点点安慰。我试图为死者扳回一点什么，想给他的死赋给某种意义、某种价值，于是，我这才可以说“发明”了这个“炼狱”的说法：刘超之死应该视为一种牺牲，一种祭献，是在中华民族大祭台上的一头羔羊之死。 上面这段话，让普通人看了，也许会说我莫名其妙，荒诞不稽；你是有学问的人，你当然知道我的立论是凭藉什么“原始类型”。耶稣死在两个盗贼之间，死得如同任何血肉凡人；但是圣保罗说他复活了，他的死乃被说成一种牺牲，他死了乃成了“舍身赎人”的奉献？！死亡的意义或由自己肯定，或由后人确立——死亡的意义是可以被发明或发现的。苏先生，我是不忍让在这个大激变中死去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忍让他们死得无价值，死得无意义，我才把他们从地狱打救出来，提升他们到炼狱！ 我不忍只说“死者已矣”，死了就算了；我们总该替那些亡魂孤鬼，在中国历史上找个位置，让他们在中国历史转变中找一个栖息之地。我们不能老是无益而无用地诅咒，诅咒，诅咒，诅咒，因为，你在诅咒杀人者的同时，非常反讽的，你也诅咒了被杀的人。就像我的表兄刘超之死，你假使只抓表层，认定是一群无知的红卫兵的谋杀、滥杀，或误杀的结果，那么刘超之死就像在路上被车子撞死一样——一个偶发的死，在人类的价值格局中就找不到坐标！ 然而，给刘超与像他的千万人之死赋予价值，也不是纯主观的假设，纯自慰的虚拟。我的价值之赋予是以历史为根据的。40年过去了。如今是可以从历史的远近景中，去解说过去，让解过去，赋给历史以意义的时候了。看历史，只能宏观；看历史，只能抓住两头，抓住“始”，抓住“终”。那么，当我们要赋与这两千万死者——还有亿万未死者的苦难——以意义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今天的中国看，从明日的中国看。对于今日明日中国的看法，你我会有许多争议。然而，也许一位原属“左派”现转右派已入美籍的某华裔科学教授的话，有基础性的公允，他说：“当然喽，中共统治大陆至少做到了两点：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把中国真正统一起来了。”我想这该是最低的评分吧，我想再加两项：“把中国的国力提升到国际水平，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想这两项，你也不太能一言否定吧，那么，假使有这四项成就——甚至只算前面两项一一你说，这是不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梦想的初步实现？数不清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这些？！ 既然今日中国有这四大成就，那我们在赋给三四十年来这两千万死者与亿万苦难者以意义时，我们还不必像圣保罗那样凭空立论地肯定耶稣之死的价值。我们可以像今天的基督徒，以基督教文化席卷半个世界的成就，来坚持耶稣之死的价值。是的，两千万中国人没有白死，千千万万的未死者的大苦大难，没有白受：他们的死亡与苦难是因，今日中国之成就是果。他们的牺牲（管你自愿不自愿），才创造了今日之中国，乃至明日之中国！这不是历史事实吗？今日中国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这样来的？既然有这样的果，在土壤中的一切该都是它的因。苏先生，我是这样地从历史的流变上，打救我们的死难同胞与苦难同胞，让他们的死与苦在中国历史上mean something！你说，我这样做是残酷的吗？你说我这样做是幸灾乐祸的吗？至今我收到二十余封大陆同胞的反应信，多数来自五六十岁的人，他们经过这40年，而他们都肯定我的说法，没有一个例外——唯一的例外就是你！而你呢？你假使把他们的死与苦，定位为暴政下的无谓牺牲，像希特勒杀犹太人，你是残酷地不肯赋给他们的“死”以任何意义，不肯赋给他们的“苦”以任何价值，不肯在历史的神庙替他们立一方无名英雄碑！你在你自己发泄了一番情绪之后——是大公的人道情绪还是自私的政争情绪一一你给我们这些死难者留下了什么？！他们死了，你将他们再打入Imbo）（一个无意义与无价值的死域）。 不谈玄理，且落实在现实中。什么成就不需要牺牲？！小成就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要把中国从那种落后的境界推向现代世界，这牺牲必须惊天动地，才能有惊天动地的成就。理论上说，这一切的牺牲既属必要，因此该牺牲也就牺牲！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有些死亡与苦难显然是不必要的，应可避免的。可是，一部开山机推过来，该推翻的被推翻了，不该推翻的也一齐给推翻了。时代的巨变是全面的，无选择的。欧立德（T．S．Eliot）的“三王朝圣”说耶稣之降临，毁掉了坏的，也毁掉了三王手持S．herbert的优美生活。叶慈（W．B．yeafs）的“二度来临”中的宇宙魂巨兽带来巨变，是善恶不加抉择的。我是以这种模式看中国之巨变。固然，这巨变引发多少血泪，然而巨变是历史之必须，不变则中国不会变。而且，在人的良知指引下一一若非全部指引，至少是部分的指引——这巨变乃是从坏变好，从旧中国变到新中国。 你身临其境，你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比我多，比我更全面。以我三四十年来对大陆的遥观，从前只知道大陆爆了原子弹，后来又听说射了东方红卫星，近五六年来，两岸信息较灵，我乃发现大陆的成就不仅止于“穷兵黩武”的那些硬东西，她的成就还是多方面的，甚至可说是全面的。我看到那些软性的成就如动画“牧笛”，我看到制作“牧笛”的几位形容枯槁的制作者（而电视上的你之白晰丰润，简直好像跟他们不同类族！），我大叫：“竟是如许的丑陋涌出如许之美丽！”我几乎扑倒在那几位比屈原还要憔悴的中国艺术家之前！他们的枯槁血肉与精美成就，最足以象征现代中国之苦难与荣耀。 几个月前，我在录影带出租店无意碰到一卷《丝路花雨》的歌舞剧，居然是甘肃歌舞团演出的。从前的甘肃能有什么文化？除了玉门关，左公柳？然而这卷录影带一看之下，我不得不折服，今日之甘肃竟有这等艺术。再说，70年代北京有沙漠化之虞，90年代北京春季沙暴从三十天降至十余天，而今年好像只有一天的大风沙（吹掉了咱们陈长文先生的眼镜）。这种绿化环保的成就，你不在乎？“三北防护林”多雄伟的大工程，你不在乎？1990年起，“长江上中游防护计划”开始了，四川的一位先生来信说，数年内必见成效。这些远景，你不在乎？中国产煤已世界第一（一百年来一直是美国第一），钢铁产量世界第四，棉毛麻丝产量全部世界第一，你不在乎？11亿人口基本上获得温饱，这种空前的成就，你不在乎？你不在乎这一切，你跟你那一小撮民运学运分子，似乎全不在乎，你们只在乎“民主”——而且是“美式民主”。其实，民主易求，你去40年前，抗日以前的上海租界去寻求就好了；再不然，今日香港也听说有民主，而且非常英式，你去香港享受民主好了；再不然，欢迎你再来台湾，来享受一下台湾的打架民主。好美丽的香格里拉！多可爱的香格里拉！打住情绪语，重归理性话；历史因缘的凑泊，使“民主”与“殖民”在中国变成了一条铁道的双轨。在民主霸权的环伺下，打开民主之间门，流入的必定是西方民主；而西方民主之流入，不可避免地，必然带来西方的殖民，西方的帝国势力——正如同鸦片战争为基督教打开中国之门（见P．W．Fay的《鸦片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先甩脱殖民，自立自强，而后方能有真民主——不听命于民主霸权的“民主”。于是，你该知道民主化在中国建国的程序上该占有的先后位置。 苏老弟（你既然称呼我为“老先生”——诠释为“老糊涂”？“老朽”？“老贼”？实则我只应算是快毕业的少壮派，虚度春秋五十有八），不等你骂我，真的，我早就想骂你了——自从看了你的《河殇》。你说何新被李鹏御用，我觉得你跟你的《河殇》明显地被赵紫阳御用。我看完《河殇》，第一个感想，就是你在替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做宣传——是一部公关影片。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应该还不错。宣传推展他，应该就事论事，直话直说，犯不着来一套什么“蓝色海洋”的理论作为说词；在别的事物上理论理论也许不打紧，在这里，你跟你那一群，不知轻重地为了一个经济政策，赔上了整个的中国传统！你们把盘古龙给屠了，再把黄河给填了，又把几位代表民族气节的漂流死士给鞭了尸，然后把郑和的舰队给一艘一艘戳沉了！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搞沿海经济特区，搞外贸！经特外贸毕竟是有时而尽的政策，而你不惜把永恒的中国去作支付！你太不平衡了，你太不知道传统之可贵。你只看见一个一个铜板的价值，就把一荷包的珍珠丢掉，去换一只猪耳朵！ 30年来的锁国政策，好好坏坏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令像你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了大观园中的刘姥姥。一旦目击外面的世界，无论西洋或东洋，你们就崩溃了，脱尽撕尽自以为的“满身褴褛”，一呼一跃，跳人了向往不已的“蓝色海洋”——其实那里面载浮载沉的全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抛下的塑胶罐！塑胶袋！ 我看完你的《河殇》，无论剧中人摆出什么学者口吻、理性姿态，我在你们的虚假理论之后看到的只是“不更世事：’的知识孩童！（于是，我当时在中央日报副刊就以“《河殇》之伤”痛斥了一番。）好像时轮未转，你们的头脑尚处于清末民初——甚至更早期的——襁褓中！到今日还来暗搞全盘西化，还来搞民族虚无主义，未免是还在崇拜维多利亚女王的发式吧。如今你，苏老弟，你在西方世界也待久了，你可知道人家是如何的敝帚自珍！只要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祖宗传下来的，死的能说成活的，坏的说成好的，假的说成真的，好的说成最好的，真的那当然就是放诸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喽！人家是怎么“敝帚自珍”，你们却是怎么“珍帚自敝”啊——这话好像说不通，你但知其意就好。“敝帚自珍”的人创造了帝国，“珍帚自敝”还要留恋上海租界之民主，殖民香港之民主——伟大的名言是Medemization through colonization！我把这个词儿解释给一位美国教授听，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头！我的朋友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六四”之前数日人在北京，也凑热闹去宣慰天安门广场扎营的学生。他跟他们演讲，谈民主，谈自由，谈到最后，他说：各位同学应该适可而止，不要把事闹得不可收拾。聆听的同学们——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寄一一立即反驳：“我们就是要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好让美国出兵！”突然间，成教授跟我说，他好像跌四百年，跌口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国的知识分子，你们的脑细胞究竟是什么“异型”构成的哟！这等卖国言论。卖国思想连正常的三岁孩童都不会有，而北京的大学生有，这是不是你们教唆的？（此事你若要求证，拨个电话给成教授好了。） 你们似乎昧于一个事实：时至今日，东方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中国，非中国还是想吃掉中国！外藉的个人，可敌可友；但是，作为国，作为旅，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则永远是死对头！从古到今——我敢说，在未来的千年，国与国，族与族的利害总是磨擦，总是矛盾，总是冲突——尤其是当美国这个傲慢的恶霸企图主霸全球的时候！天下有什么国家，真是友邦？！为什么美国派布什去作北京办事处主任，派李洁明作大使？而他俩都是中情局的大头目。中情局是干什么的？拉小夜曲娱你之耳的？卖炸鸡娱你之口的？你们的代表人物方励之，怎么可以跑到李洁明的鸡翅下躲起来！这不太obyious了吗？ 近来台湾报纸恭贺地报导你们这些民运学运人士（而且还附照片）终于在普林斯顿大学落脚下来，通过一位华裔美藉鸿儒，接受着华尔街一位股票商一百万美元的供养（其实，何不学穷留学生以洗碗盘刷厕所维持生计——当然，这不是你们各位民主斗士憧憬的Lifrstyle你们是要吃甘乃迪龙虾，喝密特朗香摈，在纽约长舞达旦的）。把你们看成政治难民，只是政治斗争中挤出来的“粉刺”，吃谁的饭原也不必挑剔——面包实在是活着的惟一条件——别听耶稣打高空。问题是各位女士先生，自命为中国之救世主！如果果然而又万一，各位有朝一日真把中国给“救”了，你想那位华尔街的股票商能让你们忘掉旧思？你们各位这么善良，又怎会对恩主负义？！当你们各位以“美式民主”（要不要加几枚美国飞弹？）“救”了中国的时光，你们所痛恨的毛泽东的尸体当然是要烧掉，留下那个空位，放谁的尸体呢？华尔街的那位思公？林肯？甘乃迪？布什？索拉兹？莫洛西？还是“民主女神”？告诉你，当你抛出“民主女神像”之当时，台大外文系美藉客座Profbssor Maglila对我说——诚恳地，略带嫌恶地说：“他们大概想拿美国绿卡。”此事亦可直接求证。苏老弟，我看你们是被世人“误解”得太深了。何不做个单单纯纯的“中国人”？阿门！ （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6月号，《中流》1991年第8期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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