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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牧惠”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颜元叔 早在年初，北京的《中流》已把收惠的文章《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这个“个”字好厉害，把我物化了）寄给了我。我觉得它的份量尔尔，在忙碌中没有抽时间答复。今年八月台北的《联合文学》居然重刊了这篇文章；两位朋友转知此事——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联合文学》——好像牧惠在大陆骂我之不足，还要追到台湾来骂！现在，为了满足牧惠先生老缠不放的拗劲，我就来答它一篇，免得落个“沉默的傲岸”或“傲岸的沉默”之讥诮。 既然提笔上阵，我想把火线拉大接宽一点，不完全囿于牧惠那篇文章已经划定的范围，不跟牧惠作私斗——这只会是浪费时间的事。所以，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谈牧惠那篇文章所引发的一些省思：一、从历史与国际看现代中国；二、牺牲与成就的逻辑；三、鲁迅在当年之作为破坏力；四、美国民主自由与美国企业组织。 从历史与国际看现代中国 牧惠的文章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思考范围完全封锁在中共建国后这四十余年之内，甚至集中在“大跃进’与“文革”那较短的时期之内。他的目光集中在主观选择的事物上，以主观的情思来观照这些事物，其结论虽则可像胡桃般坚实，却会像胡桃仁一般扭曲。国家之事，中国之事，必须如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所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甚至从更早的“自利玛窦到中国以来……”。假使我们拉开时间的长卷，看历史的大轨迹，大流变，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共加诸于中国的大革命，是一百五十年来，甚至宛近数百年来，中国人所渴求的、中国之所必需的大革命。没有这次大革命，中国会一直处在利玛窦吹拂起的西风下；没有这次大革命，中国会一直处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香港会永远是英国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中国颜面上的一个烙印；“振兴中华”永远只会是仁人志士的口号。中共所加诸于中国之大革命，是百余年来中国大大小小革命、各式各样改革的总结；是中国全体人民在颓于羞耻、陷入迷惘、继以悲愤、终致于洒尽热血抛尽头颅的总结。没有这场大革命，没有这40年来的大变革，不会有今天的美国已视中国为其最大假想敌；不会有世界货币银行的预测，中国在20年内将成世界第一经济超强；不会有1993年6月15日《洛杉矶时报》的专刊：China：The Giant Awakens（中国：巨人醒了）。 牧惠与中国的“牧惠族”，由于客观环境使然，被封锁在较短的时流内，较狭的空间里，他们的所见所闻，乃至亲身的体验，可能是某个共干的横蛮，某个领导的跋扈，某次斗争中自己或他人的伤害，甚至大局面的破坏，如大炼钢时大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的大砸烂。这些都是事实，甚至是血淋淋的事实，无人可以否认或文饰。但是，当这些“坏片段”与那些牧惠族所不愿提起的“好片段”——而“好片段”远大远多于“坏片段”——结合在一起时，它们便形成了四十多年中国这条苏醒的巨龙的鳞片！而若干在一时一地在若干人眼中被视为的“坏片段”，当它们被纳入历史拼图的整体，被流变的时空所转化，它的“邪恶”表层褪尽，而成为闪耀的巨鳞（我不是在这里说神话，且看那大运河，究竟隋炀帝是中国的罪人？还是功臣？也许是一时的罪人？也许是千古的功臣？历史经常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变化——也许唯一的历史邪恶就是“什么都不做”（inaction）。 我们身处海外的华人，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看自己的祖国，是看她的整体，看她的大形势，看她的全面流变，看她的历史之昨天。今天与明天，看她处在世界大格局中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例，相对大小，相对强弱。这种远距离的全景视野，不是相对于近距离局部视野的另一种视野而已，它实在是历史与国际（纵深向度与横断向度）所能接受为可作推算与可资评估的唯一视野。这个视野可以比较准确地估量中国，估量历史中与国际间的中国。其实，就是身在其中，身囿国内的人，也必须提拔自己，凌空观照，取得这种全景视野。因为，这个视野才能看出中国之整体，中国之大方向——特别是在国际格局中之中国。因此，我不否认或低估牧惠与牧惠族的亲身经验与因之而发的反应；但是，显然他们的视野是局部的，短暂的；在历史观与国际观下，这个视野变得无价值，无效应；时空一变即遭遗忘或成泡影。 自利玛窦以来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追求奋斗、奋斗追求，始终只有一句话：“振兴中华。”试问这句口号，在50年前的漫长岁月中，实现了多少？在这40余年来又实现了多少？50年前，有哪个外国看得起中国？今天有哪个外国敢于轻视中国？再过十年二十年谁能不仰视中国！这是海外华人的看法，这也是国际友人敌人的看法。为什么当整个中国在如此大跨步走上“振兴中华”之路，当长征三号火箭为澳洲送上卫星，当王军霞、曲云霞打破世界纪录时，当数不清的大小成就出现在奋起的神州之际，为什么还有像牧惠与牧惠族这样的人，总是为中国吹奏着挽歌？总是抱着自己不知哪年招致的旧伤与积怨，责怪全中国未曾为他一洒同情泪？总是看着小处忘了大处？看着个人忘了全体？看着过去忘了今天与未来？ 对牺牲与成就的认知 牧惠与牧惠族似乎最不能原谅我的地方，就是我说我的老友傅孝先的姐姐，一位科学家，以52岁的壮年，死于过度工作，我说“死得好”！扩大起来说，一切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人，都“死得好”。他们认为我是幸灾乐祸，麻木不仁，残酷冷血。从单纯的人情看，也许的确如此。就像牧惠所言，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许多科学家都是待遇太低，营养不良，工作负荷太重，以致夭折——这种情况如今还时而有之，我也在“长征号今夜起飞”中看到，当年研发火箭的科学家最好的营养品是发了霉的窝窝头！令人恻然凄然！中国的科技人员，乃至一切建设中国的有名无名的英雄们，在那种艰难岁月所受的大辛苦大创伤，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认的悲剧。那么，回顾这个悲剧，我们这些后来人应该怎么去面对呢？是不是我们只该执著于这个问题的“苦”与“死”，然后在敢言与不敢言之间悄悄暗示这是政府的恶政败德的结果，这是毛泽东凶狠跋扈的结果，这是中国共产党罔顾人道草管人命的结果？假使我们为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的答案，我们的政治性图谋是成功了：中共该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失败了：我们把这些我们所敬爱悲悼的死者归类为“暴政下的牺牲者”。他们死得没有价值，死得没有意义。这种思考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在于攻击“暴政”，不在于尊敬死者与肯定死者的价值及贡献。——而事实上，他或她们是做了大贡献，留下大成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若是把他或她们视为“暴政下的牺牲者”，这毋宁是对死者的亵渎与侮辱！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政治图谋，我不想借别人之死一遂自己的政治意志，简言之，反中共。我只是一以贯之地从“振兴中华”这个大前提下看问题，佐之以一个小前提：“有成就必得有牺牲。”我肯定这些人的生死正是向这个大前提所作的付出。条件许可，他们能在高待遇高享受下为国奉献固然是国人之所愿；条件不许可，缩衣节食，甚至餐风饮露，照样要为国奉献，为一百五十年的苦难中国作奉献，这就更显出他们的爱国热情，这就更需要我们顶礼膜拜了！也许，你会反驳：噢，你中共政府要搞原子弹、氢弹与火箭，就叫他们来牺牲！你无人性，不人道！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搞两弹一箭的人的希望不是他们自己的希望？不也是中国人一百五十年来的希望？你怎么知道为两弹一箭奉献牺牲的人不是这一百五十年来渴求“中国强”的中国人的标兵代表？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正为着能实现这一百五十年自远祖传至自身的热望，能在自己手中完成而倍感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太值得！死得太“好”了！能不死，活下来与国人共享两弹一箭的荣耀，固然是当事人与同胞们之所深愿；但是，若果累死、辐射死、炸死，总之死而留下这一百五十年来举国同胞大愿望的结晶，亦死可瞑目，因为这辈子科学研究得使民族大希望得以大实现，所以死得值得！ 中国的文人被中国文学的生死悲欢离合的题材蒙误了，总觉得死是绝对的，若铁板，若岩石，到此为止，没有背后意义。死就死了，死是大绝灭，大溃崩，大大的“零”。其实，我们也有“死有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说法，暗指死的价值，死后的意义。那么有人为什么把死总是看得那么缺乏价值？应当肯定的是：当生命是为成就付出去的时候，这死就是比生更高贵更有价值。不如此看，我们何以面对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千千万万的文明烈士？千千万万为建设国家而付出生命的建设烈士？他们的死有价值，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成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成就”照汗青。牧惠与牧惠族把他们的死看成“歹死”，显然是想通过“歹死”将死换来的成就视为“无成就”，“非成就”。不过，这么否定下来，他们就否定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的意志，否定了中国人的渴望之合法性，；否定了“振兴中华”的中华大愿！那么，牧惠与牧惠族是站在中国。人这一边还是反中国人的一边？（其实，两弹一箭最先是美国人搞出来以称霸世界的；假使若干中国人出于任何情操或立场反对搞，那么这些中国人为什么不以同样的崇高情操求之于美国，求他们不要总是两肋夹弹以骑跨别人为乐呢？！） 其实，最简单普通的中国格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够说明一切了。最大的苦莫过于死，其次是流血流汗，日以继夜不断地干，这才能期望“振兴中华”。只有不回家过年的人，才能破世界纪录！中国人从前追求安逸，如今追求成就；中国人从前追求平山远水，如今追求波澜壮阔——因为中国人醒了。小成就，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原意把性命抛舍，才能做开天辟地的人。这是铁的逻辑！于是，在这么一个大考虑下，说营养不良就显得偏离主题——衣食住行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不该因之质疑大原则。今日不是大家都吃穿无虞了吗，那又何必老抱住过去一时的技术困难，企图以之否定永恒性的原则呢？ 鲁迅在当年之作为破坏力 牧惠在文章里大引鲁迅（好像要用鲁迅的威望把我压死），说鲁迅当年一再抨击中国，批评中国，对中国是好事，是真正爱护中国。又说鲁迅见到骂中国的外国人，视之为友；见到赞美中国的人，反而怀疑他的居心，视之为敌。因此，牧惠引伸，我既然一味的赞美中国，是害中国，居心叵测。 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鲁迅用杂文加小说，吹打弹唱，冷嘲热讽，是把当年的传统中国骂惨了，他和他的“鲁迅族”终于把传统中国给骂垮了。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延安推旧中国的屋墙，鲁迅在上海挖旧中国的屋脚，一上一下，联手合力，把国民政府赖之以存的旧中国推翻了。鲁迅配合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时代使命。 牧惠先生似乎跟传统中国的文人一样，或抱着孔夫子千年不变，或抱着鲁夫子百年不变。实际上，时代变了，中国变了，鲁迅的文化战略与战术也该改了。今日的中国难道还跟清末民初的中国一样，今日中国难道还要鲁迅死而复活，以杂文骂吃人的礼教，写小说讽抨土豪劣绅？牧惠捧出鲁迅的神主牌，未免是有点“泥鲁”了吧。考究鲁迅的心态，他是恨那个旧中国，他是想推翻那个旧中国，所以他拿起笔杆，就像毛泽东拿起枪杆，要把那个中国干掉！牧惠先生，在“泥鲁”之余，大概没有意识到鲁迅的终极意图？还是你意识到了而有意仿效？只是，中国已经被鲁毛联手打倒一次了，死而复活，爬起来，脚跟刚站稳，你又想来击倒她？！中国是一个“人”，不是练习拳击的沙包，不要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打她揍她掴她，打多了她是会死的。人不打固然不成器，打得太多太久也就打成死尸了。部分中国人到今天还是难以摆脱自我作贱、自惭形秽。自卑自辱的心态，部分原因不能不归之于近百年以至于今天某些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自以为先知先觉的读书人，残酷而无情地给予自己的祖国之毒恶搏击！是他们把中国骂得一无是处，骂得连一堆狗屎不如，以致骂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掩面自惭，自信丧尽，乃唾弃中国，跪舔西方！我在西方文化文学里打滚打了三十多年，在美国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在美国读书教书九年，我从来没有遇到读到西方人像中国人作贱中国那样作贱西方！连莎士比亚这位很能超越的大文豪，对英国历史与利益却曲尽维护，时而变成一头“沙猪”（chauyinist pig）！至于现代美国知识分子，面对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之嚣张霸道，至多耸耸肩膀，表示无奈。（有没有英国知识分子为鸦片战争惭愧过？向中国人道歉？自知羞愧过？）——其实他们心中乐不可支，因为他们正分享帝国主义之利益呢！天下人好像只有中国人是最会自省自贬自损自残的！其实，损人者也不是在自损。当鲁迅族在损中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他们视自己已跃登高阜，超脱旧中国，居高临下地咒责旧中国。所以，他们损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损的是他们的同胞；而辱骂同胞，是最方便，最安全，最惬意，最能满足优越感之举。“我超脱了，你们还在泥淖粪坑中，哈哈哈！” 中国人骂中国，外国人骂中国，中国人挨骂被骂也一百多年了。不说别的，就为了换个新调子，也该停止这种知识分子的耙粪游戏，开始找点好话说说。学学外国人，他们整天自吹自擂，敝帚自珍；他们谈自己，就算坏透，也坏得很男性、刚强、英勇；谈外国人，尤其是黄黑种人，就算有好处，也好得阴柔、可怜、无知！且看好莱坞的电影，上帝与撒旦全是白人，黄黑人总是被虐待、被迫害、被拯救的弱者！咱们中国人是个生来谦逊怕羞的民族，不作兴自吹自擂，那就有一句说一句，有好的就说几句好话吧。我那几篇牧惠看不入眼的文章，也不过是觉得中国有些好处，就为她说几句好话，如此而已。时代不同了，我不步鲁迅骂中国的后尘；中国曾被骂垮过，我不做损垮中国之事。何况鲁迅骂中国，我颜某赞中国，对象各有不同。鲁迅骂的是传统中国留下的各种消极与负面，我赞的是新中国的积极面与成就面。我赞赏的事情，其实我想也该是鲁迅会赞赏的。难道你牧惠叫我讽骂千千万万建设新中国的人，那是我疯了还是牧惠疯了？ 实则，牧惠的终极心态可能同于鲁迅的终极心态。鲁迅已骂垮旧中国，牧惠则似在责我何不与他联手骂垮当今的北京政府？这种事我不能做。我虽与北京政府非亲非故（家父一直供职国民政府，我自己未曾见过一个北京七品芝麻官），可是我知道北京政府若是垮了，环顾中国内外，没有一个差一千步的取代者，其结果必定是五胡再度乱华，中华再坠！牧惠与牧惠族，要权衡，要珍惜呀！今天的北京政府，你若不是从美国华府的观点来瞧她，她好像还蛮不错的。干嘛要骂垮它？为了出你自己的一口鸟气，你不惜毁掉全中国的命脉？ 美国的民主自由与美国企业组织 由于我曾经喊出“反民主反自由”的口号，可说是犯了大禁忌；朋友们惋惜默尔，敌人咬住我的后跟不放。其实，我这么“反”，我有我的道理。就我看来，民主的对立点是协调，自由的对立点是纪律。民主政治是派别争利的政治，而自由经常只是人之兽性的放纵而已。民主政治据说涵盖两支：制衡政治与民意政治。现在就随便谈谈吧。 我在美国读书教书呆了那么多年，虽说专业在文学，对美国政治文化，耳染目濡，也嗅出一些味道。一般的美国老百姓，应该说是美国民主政治之所本，其实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赚钱花钱与用钱买刺激。美国的运动事业，尤其是各种球类，非常发达，各种赛事一年到头层出不穷，吸引着举国的注意力，尤其是中下层阶级。美国人自己也说，美国的运动狂实则是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之麻醉剂。大家醉心于打不完的球赛，打不完的拳击，哪有心情关心什么政治或社会问题！演艺传播是另外一个美国人醉心的焦点。这些刺激还不足，他们便吸毒。为什么全世界的产毒贩毒事业这么潮水般前赴后继，全是因为美国有最广大的吸毒人口！在这么多的“兴趣”让美国人醉心分心之余，何况还有谋生的工作占据了上班时间，试问美国人如何还能去关心政治？政治他们就让给政客们去专管，只到了四年一次要投票的时候，听政客们透过传播媒体的诱导，“很独立自主地”投下他或她的“神圣”的一票（请读美国名作家包可华对美国选举文化的杂文），投给没有选择的选择：二（永远是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选其一（这算选择？）；而这两个候选人，真是天高皇帝远，素昧生平，唯一的印象全来自大财团控制的各式传播媒体。 1958年我去美国密瓦基的马克特大学读英文硕士学位，次年在该校亚洲研究所做助理。当时正逢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打出the man for the sixties（60年代看我）的口号。肯尼迪来自一个大世家，是巨富，包了专机，免费招待记者，全国飞来飞去，到处活动。跟他打对台的是汉弗莱（好像是党内竞选），原是明大的历史教授，弃学从政，在国会中有藉藉名。可是他没有钱，来回竞选，只能买票搭客机；记者要跟踪，得自掏腰包，人数大减。结果，报纸电视几乎全为肯尼迪盘踞，汉弗莱聊备一格而已。 肯尼迪还有个大优势，就是他有个漂亮而年轻的太太杰奎琳·肯尼迪。每次肯尼迪演讲或赴宴，她都出现在他身边，一语不发，只是眯眯笑，颇似一尊活观音。当肯氏这一对来到密瓦基作总统竞选时，我们所里那位平日从来不谈政治的美国秘书小姐梅里营，大学三年级生，突然向所主任请假，要求去参加肯尼迪的政见发表会。所主任吴博士说：“梅里蕾，你向来不谈政治，你去听什么政见？”梅里青说：“我不是要去听政见，我是要去看肯尼迪太太的发式！”第二天，她来上班，满口肯太太的发式，说周末她也要去发廊弄一个同样的。当年，肯尼迪夫人梳成一个德军钢盔式的发式，加上她那张俊俏的脸蛋，风靡了美国。据说，她就这样无言地坐在一旁，替肯尼迪拉到不少票。肯尼迪是胜了，成了美国第一家庭（据后来的传闻，肯尼迪与杰奎琳结婚之时即已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的婚外情，因两人婚前早已各有所恋。但是，当时的竞选宣传一再把他们描绘成一对如胶似漆的甜蜜夫妻！）。 肯尼迪算是一位有点见识的总统，大概是自罗斯福以至今日美国最好的总统；当然还是一个美国至上的“沙猪”，不过尚有些开明的国际观。可惜他被刺杀了。谁刺杀了肯尼迪到如今还是个大谜。最近，美国政府公布了五千多页的秘密文件，仍旧让专家解不开这个谜。年前美国独立制片家拍成了电影“谁杀了肯尼迪？”，直指是美国大财团与中情局联手搞好的阴谋，原因是肯尼迪想结束越战，而这将使美国大财团（那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损失百十亿美金（战争是美国经济最大的推动力），所以只有干掉他，换个约翰逊上台，让他言听计从，把越战一直打下去——直到把自己给打出越南为止！ 现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向国会提出新税制方案。白宫与国会为了这个案子争来辩去，耗时达数月之久。后来，付诸表决，居然反对赞成各半，形成僵局，还是副总统一票，替克林顿赢了这一局。我在想，克林顿是赢了，赢在一票之差上，这能够证明他的提案本身是好或坏吗？是对或非吗？假使光凭人头计数，50人说非，51人说是，这不能证明这课题本身的是或非，而只是在为辩论而辩论，为斗争而斗争上，打了一场技术性的胜仗而已。是非真理之争结果以投票定胜负，以一票（或数票）定真理？！所谓美式民主，据说其核心即在府会互相制衡。结果，制衡变成了一切，议题本身的是非被抹煞了！（本年6月14日的《时代》周刊居然来了一篇文章谈儒家的民主观，说儒家强调的是“和谐”，而西方民主强调的是“制衡”——是“斗争”。醉心西方民主的人能不能回头研究研究儒家之民主，发扬发扬中国的传统——据洋大人说，那里面也有民主，只是不同于专搞制衡搞对立的西方民主！） 我想美国的政客们何必为这个问题或任何问题，斗来斗去，为什么不大家坐下来静静想想，大家聚首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商量，究竟是非如何，真理何在，达成一个共识，总结出一个最终的方案。就像一对夫妻决定要不要投资一项房地产，两人平心静气商量商量，作成最佳决定；何苦各自联络儿女，先来一场辩论比赛，然后以投票决定是夫胜或妻胜。这样做，是投资房地产最明智的决定？真理愈辩愈明？这只是善辩者的口号吧。 我近来悟出一个大矛盾：作为美国立国之核心与基础，美国的企业组织，却从来没有听说使用民主制度。有没有工人投票选举厂长？有没有职员投票选举总裁？就是股东投票选厂长？有没有职员投票选举总裁？就是股东投票选董事，董事互选董事长，那也是依股权多少决定投票权，你若占51％的股权，你永远是董事长，大老板。这算民主？实际上，美国企业无论多大，员工千千万万，领导权完全操之在十来人组织起来的董事会之手，甚至操纵在董事长一人之手。这次与布什克林顿试图鼎足而三的企业巨子佩罗，他在他的企业里便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而且是个英明的独裁者，乃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美国的企业要采取这种体制，无他，一切为效率，一切为成就，一切为繁荣昌盛。实际上，美国政府在紧急危难之秋，为了效率，为了有效施政，也采取独裁制，最有名的是1929年大不景气之后出现的罗斯福总统；那时，为了挽救美国之狂澜于既倒，他提任何方案，国会立即照案通过，不敢有半句异议，这样才把美国从覆灭的边缘拯救过来（而其中许多方案是很社会主义的）！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在和平时期，不必讲求施政效率，不必强调立竿见影的成果时的一种政治游戏。时间拖沓无所谓，方案妥否无所谓，实施起来的成或败亦无所谓，反正没有危机压力造成国家存或亡的分别（我要摘一句，这种所谓民主政治的运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又造成多大的浪费！——牧惠似乎颇欣赏台湾的“民主”，请来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吧！）。因此，这些众议员参议员们，一个个一手插在裤口袋，一手挥裁着空气，继承自古罗马元老们以来的滔滔雄辩（而在古罗马谁是真正的政治家？谁对罗马乃至世界的贡献大？是凯撒？还是西塞罗？），而雄辩争的是民主党之利或共和党之利，争的是幕后财团大老板辗转交代的立场，争的是各个利益集团游说的好处！而沉默的大多数，那些美国百姓，忙着工作，忙着度假，忙着看打球，忙着我刺激，谁管国会山庄在争什么！而你一个小老百姓又管得到吗？平时，一个法案实施下来，个人之利分摊不到多少，个人之害也分摊不到多少，就利害由之。战时，要一旦决议征兵上前线，Uncle Sam want you（山姆大叔要你）！你还能不去韩战越战卖命送死——就算知道那是帝国主义不义之战。（其实，每个美国人也一直分享着帝国主义之利，那自己战死也是活该！只有克林顿这种聪明孩子，既享受帝国之利，又逃避了上前线面对死亡之险，难怪他的才智足以入主白宫！） 看多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你就觉太虚伪，太无效，太消耗，太是一场假严肃的真游戏，太与是非真理无关系！而这么一套商业化的平庸的（美国政客全是三流人才）无效率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还那样堂而皇之不可一世呢？没有别的，全是依托于它那经济体制与经济实力！而经济体制则又与政治体制背道而驰，实行反民主制，你说滑稽不滑稽？！ 又说，美国国内民主，是否可以保证它在国际间也民主呢？比如说，大家辩论辩论，大家投投票，这至少是一场和平的游戏嘛！而众所周知，众所共睹，历史及新闻为证：民主美国的国际行为，完全继承了已垮民主帝国英吉利（英国的民主制度未垮，垮的是经济，所以帝国垮了，这可见民主制度与国之强弱无关）的“炮舰外交”，动不动就是航空母舰开来了，巡戈飞弹飞来了，氢弹核弹蓄势待发！民主政治，除了解释为府会制衡的政治，也可解释为民意政治。美国对内不一定依民意行事，对外可是完全以民意为依皈；因为你翻开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有没有任何美国民意（成气候有份量的民意）反对过美国任何一场侵略战争？从早期的杀尽红人（奴役黑人也应该算是种族侵略）到中东之残杀伊拉克人（利用高科技武器杀害了20万伊拉克人），哪个美国百姓不是欢欣鼓舞的！韩战打了个平手，越战吃了败仗，美国百姓才会反省反思——我们怎么打输了？“人性本善”，孟老夫子的神话！人性以兽性为主，它好血好杀好利。帝国主义正好满足了这些嗜好，也可说是这些嗜好的集体意志之表现。（中东海湾战争协议停火之次日，美国眼镜蛇直升机队发现了一个伊拉克装甲师正向巴格达撤退，美机调集火力立即将始终未曾反击的伊拉克部队全部以火箭摧毁。美国大兵，据报导说，一边发射火箭一边大喊欢呼：“送你们去见阿拉广此一消息曝光之当日，美国统帅施瓦茨科夫将军上美国国会发表胜利演说，国会全体起立鼓掌达13次！）人性兽性难改，所以我们需要不世出的圣贤，英明善良的政治领导人，真正关怀人类的国际政治家，他们才能克制自己国内人心中的兽性倾向，克制这种兽性结合而成的帝国主义，去殖民，去剥削，去强占油田，去垄断国际经济，把他国他民族逼上绝路一一而后又拉他一把，让他活过来，以俾继续为帝国殖民主义做奴隶！美国的国际策略不就是这么一径地迫害人作弄人吗？这种民主，无论对内对外，牧惠先生（我几乎忘了你的存在一一借用台湾一句电视广告词，那广告品则不宜曝露），你说我们中国人该塑起女神像去学习模仿吗？只怕你想模仿，美国人还不让你“全模仿”：你若搞起帝国主义来，它是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它只是叫你模仿“制衡”民主，搞得你的政府无效无能，自己对抗分裂，自己僵持，僵持得奄奄一息，好让他们来凌空驾驭你。我想这是美国人要你模仿它的民主制度的真目的——“和平演变”的真目的，而今之俄罗斯就是现身说法，现世报应！我的终极意见是这样，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不仅它的品质不良，而且有分解中国之图谋。中国应从自己的传统出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搞中国自己的民主。让儒家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结合如何？ 讲到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这真是吓坏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权。我儿子爱睡懒觉，假期睡到中午12点不肯起床，说他有睡觉的自由。美国中学生不修数理化，说不感兴趣，或坦白说太难，他们有不修不感兴趣的课目的自由，有自由不让自己的脑袋负荷太重，有自由轻松愉快闲散放荡。美国的年轻黑人看见这个同族打拳年人三千万，那个同族打球年人五百万，另一个同族唱歌，派头排场赛过总统国王，于是大家舍学校教育而不由，群起直攻拳击玩球唱歌，直攻不下，万无一成，纷纷落下马来，一无所长，一无所学，加减乘除都不会，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过，还好，打抢是会的，贩毒吸毒是会的，包娼卖淫是会的。我的老二在美国留学，他的室友一月之内被黑人连抢三次，吓得我儿只得转学。我的一位朋友，两年前，就在纽约大学的后门早晨上学时被抢，进得教室惊告同学，同学们哈哈大笑说：“你到今天才被抢呀？” 自由诚然可以鼓舞想象，激发创造，启动活力，促进追求，没有人说自由没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自由之积极应用或积极性之自由，也许只出现在万中一人之身，正如在学却不上课，全凭自己跑图书馆修成正果，万人之一而已。（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就是一个名例。）但是，那万中剔一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那怎么办？你说你有自由不上课，他便也有自由不上图书馆，他的人性兽性教唆他，自由的最美的运用，就是留在床上睡懒觉！就是这样放任，就是这样让他们自由选择，于是美国有这么多黑人，这么多波多黎各人，还有白人及其他种族的年轻人，选择了“少壮不努力”之路，选择了“自由落体”之路，沿着物之惯性，自由坠落到底！说实话，美国的大人们，特别是白种人们——因为他们是大家长——没有尽到教育后代之责，没有教诫年轻人做人做事讲求“纪律”之根本必要性。美国的白大人们，有意无意，拿“自由”这一听来神圣的口号，茶毒了美国年轻的一代，毁掉了美国明天。一般而言，赴美第一代华人移民，事业学问做得有声有色，第二代勉强守成，第三代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就全垮了（这是一位移民美国的亲戚亲口对我说的）。自由是个潜能库，它可以让你飞上青天，不过百分之九十九点儿的人，还是变成“自由落体”，坠入地狱。（罗马帝国是怎么垮的？美国帝国也将这样垮。别向它“输梦”吧，太迟了。）所以，还是少讲自由吧，多鞭策自己，多压制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像懒驴一样，前拉后推，牵上征途；人不琢不成器，个人有太多的自由，个人垮了——国家也随之垮。实际上，那些善用自由，自动自发，自我实现的人，他们是用了更高度的纪律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悬梁锥股，才把自己打造成器。意志力不够强的大多数，就要靠别人的督促鞭策；当别人打断你的懒筋——那人性中的兽性时，你要感激他才对！ 至于谈到制度性的自由，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等，使用得好，有益国计民生，造福文化文明；但是滥用之祸亦可倾国！就举赵紫阳时代出现的《河殇》为例吧，西方人誉之为中国自由主义之一现的昙花。可是，就中国人的观点言，这样糟蹋中国传统，这样践踏龙的文化，这样否定黄河母亲，这不是反省，这是背叛；这不是批判，这是连根拔起的扬弃；问题是传统文化一旦被连根拔起，留在地上的大窟窿，大空虚，一千年也难得填平！这民族虚无主义把民族传统虚无掉了，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但等外国主论入侵——但也无法完全浸透填满，所以一直只会留下一个大空虚！（文化传统的形成是要千百年的累积，不是说换就换得成的。）像这样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简直是向中国投原子弹，你说这是造福国家社会的自由吗？任何人没有自由毁掉他自己的民族与文化。 新闻自由是美国人自诩最了不起的自由。可是，非常怪异，美国的自由的新闻界，从来不违背美国利益，从来是鼓吹美国价值，从来是膺服“美国至上”。他们就像一群同类鱼，看来条条独立，但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沿着美国主义这条路线游下去，甚至沿着美国总统个人的好恶游下去：卡特私恨伊朗的霍梅尼，美国大众传播把霍梅尼描绘成撒旦；里根私恨利比亚的卡扎菲，美国大众传播抹黑卡扎菲；布什私恨伊拉克的萨达姆，美国大传亦视之为眼中钉。（所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西方教育出来反西方的有人格的东方知识分子——倡议建立亚洲的大传体系，摆脱西方大传之钳制；而新加坡到如今尚不准《时代》周刊在该国发行，每期仅购五百本供政府人员参考。）中国的言论家，文化领袖，牧惠族知识分子，应该向美国人学学，他们是怎么爱美国，爱美国主义，爱美国的帝国主义。说到底，美国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两人或一两党搞得起来，他们是全国人一起联手干。不过，让我们只学他们的爱国主义，不要学他们的帝国主义；学他们的国家利益至上，不要学他们的霸权主义，睥睨万邦。 牧惠先生——我又几乎忘了你的存在——至于漓江长江黄河的黄度问题，就留给时间去回答。假使那些江河昨日是黄的，不一定今天还黄；假使今天还黄，不能说明天也黄。你总要给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的千千万万同胞，给他们一两句鼓励话，一点点同情心。中国人口多，中国要发展经济，水土流失污染是个大问题。不过，觉醒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方面也一直在作相应的大努力，联合国也鼓掌过多次。所以，只要多努力，不要束手扼腕悲泣吧。您与其交臂忧天，不如攘臂照国家要求一年一人植五颗树吧（你植了吗？）。最后，你影射我写那些文章可能出于策划阴谋，又指出我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正中是国民党的书局；作为该局的总编辑，我应是反共都来不及，怎么会替《中流》写文章支持中共（我的文章都是发表于台北的《海峡评论》，《中流》转载我事先不知情），特别是你所谓的“左派”（让爱国鸟飞在一起！）——我要串连也该串连有派如吾见者，一起来反共反华嘛。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从五岁开始就恨“日寇占我山海关”的人，如今天从人愿（应说人定胜天），眼见“中华振兴”可期，却又见一簇簇汉奸甘愿受国际反华势力的驱策，企图挫折这“振兴中华”之大努力，我乃不得不为此平生大愿大声疾呼了！ 后记：近来你又在《岭南文艺》上发表一个短文，攻击我对外国人冷嘲热讽，不友善。你所说的那故事是以讹传讹，全属虚构。不过，我在做台大外文系主任时，倒的确“整肃”过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西德歌德学院派来教德文的，他老兄一连五信臭骂学校与政府；我给他回了一封六页的长信，痛驳他，限他一周之内向我道歉；附本告到歌德学院。结果，他如期来道歉；歌德学院亦来信道歉。另一个是fulbright Foundtion来的美国教授；他每到系办公室总是大呼小叫，颐指气使，我火了，把他轰出去，命令他以后只准站在柜台外面，不准进办公室，要跟哪位助教讲话，必须先从“May I……”开始。从此他乖得像只猎。不过，次年他要求延期，我还是拒绝他。这就是我“刻薄”老外不顾“国际友谊”的两个劣迹。你觉得我太不“崇洋”了吗？ （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3年10期，《中流》1993年第12期转载） 牧惠为什么大骂颜元叔？ 武汉中南民族学院 刘志洪 牧惠先生所作《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洋洋洒洒七八千言，说起来不过是这么几个意思： 一、指控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在台湾发表的《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是‘极左”的“上纲上线”的“大批判”； 二、指控“颜元叔隔岸观火”为大陆知识分子“英年早逝”“拍手叫好”，这是“极左”之极，并且“确实是活学活用的标兵”； 三、指控颜元叔鼓吹中国人民个个“不准有思想”，那就是“呼唤”“教唆”“文革”“再干一次”，“再来一次”。 于是颜先生就成了“打着爱国旗号因此更能骗人的‘衍太太’”。他的文章，就成了“心怀叵测的教唆和诬蔑”与“欺人之谈”。 由于《中流》杂志转载了颜文，于是牧惠先生又向《中流》杂志发出了如下指控： 一、《中流》把颜元叔的“大批判”奉为样板，“编《中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二、《中流》转载颜文，他“不能不拆穿《中流》上演的把戏！” 三、《中流》杂志的“‘左’是多么孤立无援，使得颜元叔也成了他们的‘中流砥柱’”。 于是，“引进个颜元叔”就成了《中流》的一大罪状！成了《中流》杂志“左”的突出例证！ 现在，我要直截了当地回答牧惠先生：你对颜元叔的“指控”和对《中流》的“指控”，都是可笑的。 “为什么《中流》引进个颜元叔”？说来也很简单，其实牧惠先生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那就是颜先生以炽烈的爱国激情，用《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盘古龙之再临——答苏晓康先生》、《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邪恶帝国》这样一些无可指责的命题，不仅表达了他爱我中华的热忱，而且由于客观的观察，得出了中国有坚持社会主义之必要，有提倡集体主义之必要的公正论断。其中，虽然可能有个别激烈偏颇之词，但是纵观全文，它们和当前我们所强调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并没有相悖之处吧！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好文章。把它说成是负有“来意不善的”“特殊使命”的“欺人之谈”和“心怀叵测的教唆和诬蔑”，难道是符合实际的吗？为了暗示其言外之意，牧惠先生竟然把“有人说他（颜元叔）是正中书局总编辑”这种“查出身”。“查三代”的老手段都搬了出来。《中流》转载了台湾同胞颜元叔教授的这些文章，你为何兴师问罪，气急败坏地责问“编《中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倒要反过来问一下：牧惠先生，你把一连串“左”的“别有用心”的可怕的政治大帽子和政治“大棒”追赠到一个远在台湾宝岛的爱国学者的头上，那恶毒、吓人的罪名竟无以复加，这又是上演的什么“把戏”？这倒使人联想到“政治帽子满天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限上纲上线”的年代那种似曾相识的典型做法。如果说牧惠先生的文章才真正像是一篇“无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具有当年的“大字报”的特征，恐怕是更符合实际些吧！不同的也许仅仅在于其“棍子”挥舞得更远。更凶，帽子扣得更大、更多，罪名定得更可怕、更邪乎，打击面更宽更广，立论更不讲道理、更武断而已。是不是这样？我想只要读读《中流》所转载的颜先生的文章，读一读大陆的作者和读者对颜文所作出的反应，对照一下牧惠先生名副符其实的“大批判”文章，就不难得到客观公正的判断的。 这种“左”得出奇的“大批判”式文章，竟然在反“左”的名义下写成并发表出来，倒是很令人深长思之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把它载人《防“左”备忘录》倒是颇为“得体”的。它用活生生的事实提醒我们，这种可怕的妄加人以罪名的“左”的流毒，是怎样在新的堂皇的名义下，继续大行其道，恶性发作。防“左”的斗争，确实任重而道远啊！ 《中流》编者在1991年第6期该刊转载颜文时，其“编者的话”——《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中表述是十分明确的：“读到这些文章，我们不能不深深感到，他们（即颜元叔、陈映真、潘亚嗽三位作家、教授——刘志洪注）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胸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其中的这样或那样的判断和结论，却不能不被他们字里行间。溢于言表的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浓烈情感所感染、所激动。从《中流》“引进”个台湾同胞颜元叔教授充满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好文章之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的巨大“轰动效应”来看，这个“引进”是非常及时而成功的，社会效果相当之好。 不错，《中流》应许多读者的要求不加任何删改地转载颜文，如同“一字不易，未加删节”地于同期转载苏晓康攻击颜文的奇文《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一样。对此，《中流》编者在“编者的话”中写道：“这样做，既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若按牧惠先生的逻辑，凡是“全文转载”的文章，就“意味”着编辑者均“认可”其转载的“全文”的每一句话，那么文章作者的“文责自负”之说岂不是不复存在？并且，如果《中流》编者要对颜文中的个别词语“负责”，那么，按此‘逻辑”，《中流》编者岂不是还要对该刊全文转载的苏晓康“精英”在（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中所狂叫的诸如“不要疯狂得像毛泽东、邓小平那般”一语“负责”？由此，牧惠先生的“逻辑”之荒唐可见一斑！ 颜文中个别词语与论断，当然也可能有值得推敲以求更加准确之处。看来，《中流》编者在转载颜文之际，对此也是充分注意到了的。《中流》编者既要满足读者们的要求而全文转载颜文，又要尊重作者颜元叔教授而对颜文不加删节与改动，在这种情况下，《中流》编者在那篇“编者的话”中原则性地又十分得体地声明：“颜文也罢，潘文也罢，陈文也罢，他们所说的也并非句句是真理（刘志洪按：即可读为“并非句句是对的”）。在看待中国历史和现状上，有着不同的视角，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并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实在太大、太复杂、太难解。”《中流》编者甚至还接着再一次强调：“向读者推荐这些文章，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同意他们的每一个论断。”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这一切都是光明磊落，这一切都是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里是什么牧惠先生所强加于人的似乎《中流》编者成了颜文“每一个论断”的“支持者”和“赞扬者”呢？牧惠置颜文全篇于不顾，抓住颜文中那么个别一、两句话“上纲上线”为“左”，继而又把《中流》打成“左”的“鼓吹者”与“宣传者”，如果不说这是恶意栽赃，也至少是太不近情理，太不讲作文的道德了！ 牧惠先生强加于《中流》头上的“左”，也许会一时蒙骗住那些看不到颜先生原文和《中流》1991年第6期“编者的话”的人们；然而，一旦读了牧惠先生之大作的人们都看到了颜文，得到《中流》“编者的话”中还有认为颜文“并非句句是真理”、向读者推荐颜文“也并不表明我们就同意他们的每一个论断”的话，那么牧惠先生不就立刻显露出了一派不顾客观事实、乱打棍子的凶狠相，真的留下了一份对历史很不老实的铁的“备忘录”了吗！ 牧惠先生写道，他发现《中流》“每期必有的大部分都是夸《中流》如何如何好的《编者与读者》栏，则更是少不了说颜元叔如何感人的读者来信了”，他也看到了“《中流》曾在一个小范围内掀起‘颜元叔热’”。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得知：牧惠是深知颜文如何痛斥“学运民运小丑”，也是深知“叛逃精英”苏晓康如何污蔑颜元叔的，而《中流》编者及其广大读者又是站在颜元叔这个真正的爱国者这一边，一起向背叛祖国的反共小丑苏晓康辈作严肃斗争的。在这里，牧惠不仅打了颜元叔和《中流》，而且也攻击了《中流》的普遍读者。他们看了颜文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何罪之有？你不是“株连”得过宽了吗？ 那么，在颜元叔教授这位爱国的台湾同胞与卖国小丑苏晓康之间，牧惠先生站在了哪一边呢？ 事实告诉人们：牧惠先生之大作，不仅一词一字不指责苏晓康，反而是“老牧”先生“鹦鹉学舌”“小苏”先生，实在是可悲可笑。 请看—— “小苏”在《对苦难漠视的残忍》中大骂颜元叔“只配去做中国共产党‘老人帮’的弄臣和策士”，而“老牧”则冲上前去，指鼻大骂颜元叔一句“媚共”！ “小苏”大骂颜文“通篇是不堪入目的脏话谓语”，而“老牧”则再次冲上前去，吐着口水大骂颜元叔“脏话满嘴”！ “小苏”大骂“你颜元叔没掉过一根毫毛，过了20年来幸灾乐祸地高唱什么‘累死，多值得的死，千千万万的她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一类的昏语”。“老牧”则跺着脚跟叫骂“最好让颜元叔有当上一次‘右派分子’的光荣，到北大荒伐树，去新疆哪一个农场或诸如此类‘炼狱’体验一下这种‘累死，多值得的死’的美妙境界”！ “小苏”大骂颜元叔“走火入魔……当面骂人家是‘老汉奸’”。“黄河长江生态破坏之严重，难道颜老先生这样的教授会有发言权吗”？“你有什么权利漠视40年来生活在那两岸的中国人的著难”？而“老牧”则翻遍香港报刊为“小苏”找“证据”，终于在香港某报上“喜出望外”地找到了“漓江每年有五个月的枯水期”以及“黄河今年几度断流”这样的字句，继而大骂颜元叔“动辄”给人以“种种恶谥”！ “小苏”大骂颜元叔“欣赏”“大跃进”，而“老牧”也大骂颜元叔是一个“盼望”“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和灾难般的‘文革’”“再干一次”的人：“我们都为自己曾经干过这种蠢事而羞愧，而‘衍太太’颜元叔却说：‘好，再干一次，我记着，看谁干得最卖力。’”……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语言”与“腔调”，又何其相似乃尔！说“老牧”之文不过是“小苏”1991年《对苦难漠视的残忍》的1992年大陆版，岂不是很恰当么？ 牧惠先生之文，还有比《对苦难漠视的残忍》“棋高一着”的地方，那就是—— 牧惠先生来了个“黑虎掏心”，抛出去一个“杀手铜”，公然在文中将台湾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诬陷为负有“台湾”的“特别的使命”的人！（注意，这可是顶右得不能再右的帽子！“反‘左’”的牧惠先生及其同仁组建的“帽子进出口总公司”制造的“吓人的政治帽子”，就这样，左右开弓，从大陆扣到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头上去。然后又扣回到大陆《中流》编者头上！）为防“杜撰”之嫌，特别录牧惠原文如下： “当然，在这段话里，他（指颜元叔——刘志洪注）没有忘记插进‘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的话，因此有文章说他反的仅仅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但是，请问颜元叔们：你能在台湾发表这种‘媚共’文章，如果不是出于特别的使命，那么，你享受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 ——牧惠先生上述的话，阴险而且恶毒。照牧惠先生的惊人“逻辑”，你颜元叔在“台湾”能发表颂扬大陆40年建设成就的文章，要么得承认你在台湾“享受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要么你就是“出于特别的使命”，“二者必居其一”！然而，牧惠先生恰恰忘记了不仅在台湾，而且在西方世界，称赞大陆4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14年伟大成就的言论不计其数，而这与所谓的“西方的民主自由”风马牛不相及，这只是一种客观的评价。当然，照牧惠先生本意，那是说你颜元叔“不可能”如此大胆地发表颂扬大陆40年经济成就和“反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既然你颜元叔“发表”了，那就是“出于”“台湾”的“特别的使命”！ 名日最“反‘左’”的牧惠先生上述此语的全部阴险与恶毒就在于：你颜元叔在《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文中讲了“那么多”大陆的“好话”，那你颜元叔就是“媚共”（媚者，诌媚、拍马屁之谓也。把说了几句肯定社会主义中国和建设者的话，斥之为“媚共”，你把自己又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呢？）；你颜元叔的文章有个别激愤之词，那就是“极左”，那就是“心怀叵测的教唆和诬蔑”。总之，“由于”你颜元叔教授人在台湾，就断定你不是一个“好东西”；“由于”你颜元叔颂扬大陆40年巨大成就的文章发表在台湾，“必定”是“大阴谋”无疑，“绝对”是“出于特别的使命”！——牧惠先生的眼光如此惊人之“左”，谁敢与之争论？！ 但是，我愿意为台湾同胞颜元叔进行辩护，并坚决驳斥牧惠先生没有一点根据、没有任何道理的指控： 第一，广大读者都心说诚服地看到了颜文的中心之主题是：“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化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称‘疯狗’！），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不能让‘中华’再陨落！”——我们为颜教授这些掷地有声之言，深感敬佩！“指婊子为婊子”那不是脏话，而是道出了事实，鼓吹“中国被殖民化才能现代化”的“民运人士”只配被骂为“疯子”！“学运民运小丑”确是小丑！ 第二，颜文公开承认大陆有过“大跃进”与“文革”这样的“弯路”，而不是像牧惠辈所诬蔑的那样——所谓颜元叔希望将“大跃进”和“文革”“再干一次”！颜文感人地写道：“而40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40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诚哉斯言！ 第三，颜文是骂与他友善、“来访的老同学”，为“狗华人”、“老汉奸”、‘作奴”，言词显然过激，但还终究是两个尚有友好往来的老同学之间的事儿，咱们局外人最好不要“横加干涉”；同时，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绝不能置颜文全篇“向建设中国亿万同胞致敬”的大量感人例证与肺腑之言于不顾，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四，颜文明确指出，“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这是“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这说明颜元叔对大陆“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的中国苦于者，是“肃然起敬”的，绝不可能是“幸灾乐祸”地巴不得让大陆人民都去“累死”，而是认为有人虽然以身殉职，虽是莫大的不幸，却绝不是完全不“值得”。而且，从颜文中“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了”！其深深惋惜与痛惜之情，已是溢于言表，这哪里是牧惠们所说的是对大陆知识分子“英年早逝”“拍手叫好”，这哪里是肯定。呼唤再来一次“大跃进”和“文革”？这哪里是“希望我们沿着‘左’的轨迹一直滑到底”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我们不能不深含些许忧虑地指出：在台湾《海峡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台湾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的大作，数千言虽无一句直接明指“中共”（尽管此词近年已获准在台湾报刊上使用）或“共产党”，但此文对大陆40年来巨大建设成就的热情赞美，已无不令人动容；可是当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周围的年轻的学者”都认为颜文“火气大些，担心‘江南案’重演”（见《中流》1991年第6期潘亚暾文）的时候，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上万册的《防“左”备忘录》中的牧惠之文却心怀叵测地向海内外频频发出并无明指“共产党”的颜文“媚共”！“媚共”！这就使好心的人们“担心‘江南案’重演”的忧虑，更加深了。至于颜文这种“媚共”之浓烈情感，被同一个心怀叵测的牧惠有意“指斥”简直是负有“台湾”方面“特别的使命”所为，那么这种向“海外”的险恶“暗示”，又意味着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在台湾若能“除掉”这个并非负有“台湾”方面“特别的使命”的“极端”的“危险”的热烈“媚共”者，岂不更可让苏晓康和他的“政治密友”们大“开”其“心”吗？！ 1993年1月3日于留轩斋 （《中流》1993年第3期） 不忘民族恨，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 中国旅美学者 雁湫 编者按：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悲惨一页，刚刚翻过去还不到半个世纪，有些人就已经在那里大作其翻案文章了。不久前，日本一位法务大臣，上任伊始，就公然大放厥辞，为日本侵华暴行大翻其案，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此事在国内外触犯了众怒，这位大臣不得不被迫撤回错误言论，最后连个官位都丢掉了。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中国人自己竞也自觉不自觉地起劲地参加到这种翻案的鼓噪中去了。最新的例证，就是有人竞公然宣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说根本没有根据”、“纯系子虚乌有”，而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这条消息不仅在国内报刊上郑重披露，而且还由一家通讯社作为专电传到了大洋的彼岸，在海外的一家华文报纸上刊登出来，并立即引起了海外爱国学人的义愤。这里发表的中国旅美学者雁湫先生的文章，就对这件事提出了自己的强烈看法。据我们所知，上海的《报刊文摘》摘登了这条翻案消息之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说明早在30年代，方志敏同志就看到“华人与狗不准入园”的那块“刺目的牌子”，并进行揭露和控诉了。难道他也是“在1949年后的博物馆里”看到的吗？难道他的那一番感受是“配合形势”凭空“编造”出来的吗？ 问题在于，一块展出的牌子是原来的实物，还是其复制品，难道能够从根本上否定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吗？这不是小事一桩。我们希望有关的历史学家和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出来还清这个历史事实的真相。一个日本人，不得不为违背了历史事实而请罪、认错，那么，那些得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纯系人为编造”的“专家”们，是否要为自己的论断所带来的后果承担历史责任，并作出负责的交代呢？ 据香港中国通讯社上海4月11日电，《世纪》杂志刊登了篇文章，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曾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事，“纯系误传”，据称，该牌子是1949年以后，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为配合当时形势而制作的。”1983年，上海成立历史文物陈列馆时，“许多专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说根本没有根据，何况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于是这块牌子便被弃”。鄙人对历史虽有一定兴趣，但无研究，对上海地方史，更知之甚少，比起“专家们”来，自然是自愧弗如的。本来么，一块牌子的真伪与否，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需劳动众专家的大骂。但这块牌子的留存，竟牵涉到能够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看来确实不是一件小事。鄙人向来对“劣根性”这样的字眼感到毛骨悚然，试想，中国人之劣，又劣在根上，进而成为一种本性，我等不都有被划人“劣等民族”之可能吗？慎之慎之。 “专家们”从一块牌子的真伪判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根本没有根据”，这话听起来颇具权威口气，可惜的是专家们恐怕是太专注了一点，眼睛里看到的大抵只是“天有一口井大”。鄙人绝不敢夸口见多识广，但对外面的世界之精彩略知一二。前几天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专题节目上，就有一个镜头显示在南非的一个公共场所门口高悬一块“有色人种与狗不得入内”的大牌子，想必不是为了“配合形势”而制作的吧。这种故事在殖民地是司空见惯的，怎么就变得“根本没有根据”了呢？“专家们”另外一个高论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人侮辱的故事怕是“专家们”数都数不过来的，岂止是侮辱，任人宰杀，命运不如一条狗。远的不说，光南京大屠杀（距专家们的府第仅几百里之遥）几天就杀了30万人，这故事想必是具有“劣根性”的中国人们想造也造不出来的。美国大兵在北京强奸了女大学生，一走了之，屁事没有，这又是一个造不出来的故事。至于海外华人受歧视、侮辱之事，现在还无时不在发生，“专家们”当然是不知道也未必想知道的。三年前，在康乃尔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被白人无缘无故地打至昏迷过去，就是一例。 就算这块牌子以至具体的故事是人们杜撰的，又有什么可以小题大作的呢。历史上，每个民族、教派为了教育后代，无不是大书特书其先人们经历的苦难，其中不完全和事实一致之处，在所难免。在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人人都知道耶稣为救众生受难的故事，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笃信不疑。君不知，梵帝同珍藏的那块被称作是耶稣裹尸布的东西，早在60年代就由康乃尔大学的一位显微学教授鉴定为假货，但至今仍被视如真迹，这又是谁的劣根性在作怪呢？日本人也是很绝的，记得去联合国参观，讲到二战之恐怖，仅仅显示了原子弹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儿童们会认为日本民族才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而中国人死了几千万，连提都没提起，这公道吗？和大和民族相比，中国人在自己的博物馆里竖一块小小的木牌（顶多那算是实物的复制品），以示后人，永远不忘受人侮辱、宰割之惨痛历史，实在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为何使得‘专家们”如此愤愤然起来？真是令人费解。 以鄙人之愚见，专家们大抵也有难言之隐，如果说当时“制作牌子”是“为了配合形势”的话，如今废弃牌子怕也是为了“配合形势”，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让“友邦人士”瞧见，“莫名惊诧”起来可如何是好。至于《世纪》杂志的那位可敬的撰稿人拿这事来借题发挥，是为了“配合”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心中有数。鄙人只是希望专家先生们和撰稿的先生脚下留神，不至滑落到那群具劣根性的中国人之中。 1994年5月3日于波士顿 （《中流》1994年第6期） 牌子与骨子 柳下舟 编者按：本刊六月号发表了留美学者雁湫寄自波士顿的文章，就《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一期临近截稿之际，我们又收到了柳下舟同志推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卜文的文章。正当西方某些强权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华风波之际，重温一下列强们践踏中国人权的罪恶纪录，实在是大有必要的。尽管这仅仅是罄竹难书的践路中国人权的历史中的一例。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在列强针对中国的人权鼓噪达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当口，在首当其冲，蒙受过这一奇耻大辱的上海滩上，经历了四十多年之后，竟然有人出来以“揭谜”的名义，摆出“专家”的架式，极力要把这一铁的事实彻底推翻，从中国的历史上彻底抹掉。《揭谜》一文，不仅无视起码的历史事实，开了无知加武断学风的恶劣先例，还并非善意地加罪于深受其害的中国及其人民。这真正是太岂有此理了！说这样做的人，是当年那些蒙受其辱的先辈们的不屑子孙，大概不算过分吧！这足以说明，“勿忘国耻”，仍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主题，这是万万忘不得的。 经过这场“揭谜”的周折，又有了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进一步澄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遗愿，在上海外滩的相应地点（而不仅仅是在影片中、舞台上），真正立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找不到原件，做一个复制品并加以说明也是可以的），使我们子孙万代不忘这耻辱的一页，其意义不是更大了吗？ 《党史信息报》在1994年6月1日发表的，由马福龙、徐国梁。虞骁三位同志合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很值得一读。它以数十件无可辩驳的客观历史材料，雄辩地证明了，在半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在上海外滩公园竖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历史存在，因而从根本上澄清了上海《世纪》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这篇文章（以下简称《揭谜》）散播的所谓这块牌子不曾有过的无稽之谈。马、徐、虞三位同志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者，而不是历史的歪曲者，更不是历史的伪造者。 “哗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不是一块简单的木板，也不是一般的行政性、事务性的告示牌，而是一种严酷历史的象征——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象征，压迫中华民族的象征，凌辱中华民族的象征；它是“百年魔怪舞翩跃，人民五亿不团圆”的象征。它记录着中华民族永远不应忘记的奇耻大辱和悲惨的命运。 我们还记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吧，那里面有一个场面就是“百年魔怪舞翩跹”时代的上海外滩。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和美学史上的这部杰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出世的。他审看了排练。在排练的时候，在那个场面上，江面停着帝国主义的兵舰，江岸公园旁边我们的搬运工人艰难地背扛着。周恩来同志指出，公园这里应该竖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文艺工作者果然这样做了，以后就照这样演出。这块牌子一竖，这个反映帝国主义罪恶、中华民族灾难的场面不是因此而提高到了与历史真实性完全相符的高度吗？这件事是参与过《东方红》排练演出和报道的人都当面听到可以做证的。据舞台演出而拍摄的影片中，这块牌子至今仍赫然在目。周恩来同志曾经长期生活在旧上海，并且曾是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反帝斗争的领导人。难道他也是在“编造”这个“故事”吗？ 然而时至今日，《揭谜》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不过是“人为地编造”的“故事”，上海外滩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牌子。 就在发生这一历史事实的地方所出版的刊物竟率先做出这样的论断实在令人惊异和难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与各国通商的最大口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并不是无足轻重、不引人注目的中小城市。外滩是上海最显眼的地方，外滩的景物简直成了上海的象征，并不是僻街小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就竖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它竖在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中国人、外国人到过这个地方、见过这块牌子的无法计算有多少万，真可谓举世周知；有的目睹者至今健在，记忆犹新，怎么敢断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出现过这块牌子！怎么敢断定这是人为编造的！怎么敢断定有些“老人确实看到过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滩公园，而是（在）解放后的博物馆里”！解放后的博物馆从来没有展出过这样的牌子，那么多的人又怎么看到了博物馆的牌子？这真是惊人的武断。 《揭谜》又一个大胆的说法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为地编造”的“故事”是由于《上海通志馆期刊》上的一篇译文中写上了这句话，“被部分报刊转载”，这才流传开来的。这种说法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人为地编造”“故事”的究竟是谁？请注意年代：这一期《上海通志馆期刊》出刊是时间是1932年，而马、徐、虞三位同志列举的客观历史材料起于1929年，止于1930年，究竟哪在前？哪在后？在那一期《上海通志馆期刊）出刊以前64年，即1878年，《晋源报》和《申报》就发表文章，对于帝国主义的执行机关工部局派巡捕监守外滩公园、不准华人入内提出不满了。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同胞的不满、谴责和抗议，外国友人的批评，已经进行了60余年，这与1932年出刊的那一期刊物有什么关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怎么可能知道在他逝世七年以后上海要出那么一期刊物？他怎么可能在他生前就按照他逝世后出刊的那期刊物中的一句话来谴责“狗同中国人不准人”这块牌子？ 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编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故事”呢？为什么要制作这块牌子呢？这些做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呢？《揭谜》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 这句话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究竟是5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制作的，还是几十年以前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制作的？这种历史真相，马、徐、虞三位同志的文章已经摆得再清楚不过了，不必讨论了。需要讨论的是另一层意思：50年代是什么形势？ 50年代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这一伟大成果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了109年得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年革命武装斗争打出来的，特别是其中的最后三年打败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那场反革命内战打出来的。这是盛极一时、凶极一时的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遭受过的大失败，他们的白皮书就作出了最好的招供。但他们不可能甘心失败，并且推行采用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这一战略的东方部分便是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武装占领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又发动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用这三把钢刀直刺社会主义中国。面对着这种穷凶极恶的新的侵略，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要不要站住？我们的民族要不要生存？你认为要，你就昂首挺胸进行斗争，包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你认为不要，你就俯首贴耳，任凭宰割，让舞了一百年的魔怪继续舞下去。共产党、毛主席教育的全中国人民一齐说，要！因此坚决斗争，而且又是胜利的斗争。这便是50年代的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教材之一便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反抗斗争，包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在内。《东方红》中的一个场面就使用过它。我们与《世纪》《揭谜》一文的分歧在于，这块牌子究竟是半殖民地时代的客观存在，还是社会主义的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凭空编织造来的？否认了半殖民地时代的这块牌子，这就否认了什么？为什么要否认真实的历史？ 《揭谜》进一步的说法为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故事”，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哗众取宠”，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并没有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中国人“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共产党领导的50年代的形势教育“人为地编造出来的”，这种“人为地编造”正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裹纸千层无用处，开言三句现灵魂。文章标的题目是“揭”别人的“谜”，实际作出来的文章是“揭”自己的“谜”。一切精神生产者须知：任何形式的精神产品中都是包含着精神生产者的灵魂的。精神生产者不把自己的灵魂倾注到自己生产的产品中去是不可能的，否则你就不可能成为某种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了。 概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凌辱，中国人的态度一直都是一分为二的。绝大部分是坚决抵抗，决不妥协投降，直至慷慨悲歌，赴荡蹈火，视死如归；少数是苟且偷生。卖国求荣。前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伎俩口诛笔伐，痛予揭露；后者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 一种是政治精英的观点和手法。苏晓康的《河殇》就是鼓吹“蔚蓝色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的，即拥护帝国主义侵略的，因此辱骂祖宗，辱骂同胞。王若望逃到海外后，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说，宣扬“英国早就不是帝国主义了”，它“主动”“情愿”地使殖民地独立，它占领香港有“贡献良多”，中国人反帝是“错觉”、“思想僵化”，等等，简直与汪精卫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一模一样了。 另有一种作法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用文化解释历史，而不是用历史解释文化，因此英国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就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剑桥的那部《史》完全否认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反抗的矛盾实质，否认侵略者的大炮屠刀与被侵略者的鲜血白骨，而以悠然、漠然的神情将一场接一场的火与剑的斗争说成只是“文化冲突”。北京的一家刊物于是发表题为《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长文予以阐发，并且说，要将“那些喧器一时的政治风云”“从记忆中漾去”。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应该毁掉。因为这座巍峨的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鸦片战争以来的几代人民英雄而树立的，正是为了使我们这一代的儿孙万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树立的。纪念碑底座上精美的十块浮雕反映出来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八大历史事件全都是轰轰烈烈的“政治风云”，人民群众到这里来瞻仰了它们，肃然起敬，牢记于心，不把它们毁掉，怎么可能“从记忆中漾去”呢？ 《揭谜》的错误比这篇文章严重，但不管怎样严重，依然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然不是“小事小非”。提高一点说，这两篇文章都有一个世界观问题，但世界观问题仅仅是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而不都是政治问题，我们决无意于把它与前面讲的政治精英的政治问题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然而有一种事实我们也不要回避：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某些同志的认识与政治精英的观点还是有相同点的，至少是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淡化了。这对于我们同那些人严格地划清政治界限是不利的。我们愈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愈是努力摆脱西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影响，对于我们同那些人严格地划清政治界限愈是有利。这一点希望我们自己的同志三思。 毛泽东同志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系列文章中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应该重温。那里面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精神上的主动应该保持并且发扬；如果有些被动，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再转为主动。 我们还应该向鲁迅学习。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半殖民地状态虽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结束了，将中国造成半殖民地状态的那种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并不因为奴才王若望说了那么一句谀词就从世界上消失。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鲁迅的骨头性格也是应该保持并且发扬的。 精神上的主动，鲁迅的硬骨头性格，实质是一致的，都是丢不得的。 1994年6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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