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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龙 徐国梁 虞骁 《世纪》杂志今年第2期发表了《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以下简称《揭》文）。《揭》文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以被弄得像真的一样，是1932年蒯世勋在翻译一本《中国的发展》中一段话时，“将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译成了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蒯世勋是30年代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馆成员，是一位对上海史造诣很深的学者……。《上海通志馆期刊》是上海史研究的权威性刊物，于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事被部分报刊转载”，随之流传开来。《揭》文接着又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有些“老人确实看见过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滩公园，而是解放后的博物馆里”（事实上，解放后博物馆从未展出过这块牌子——笔者）。因此《揭》文作者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哗众取宠”，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有关报刊摘登了该文，由此引来了众多读者包括海外侨胞的议论，许多了解上海历史的读者致函报刊，对《揭》文作者轻率抹煞和曲解历史事实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真的是‘没有根据”的故事吗？现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择要罗列于下，以就教于读者。 一、由来已久的不满和抗议 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正式公园，建成于1868年。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中国人入内，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878年6月的《晋源报》和《申报》均就此发表文章，对华人不得人园一事鸣不平：“华人独禁，不许一游……殊属不公。 1881年4月6日，虹口医院凯军（译音）等8人想进公园，被门警阻挡，为此向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关，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驻华公使的监督）提出抗议。工部局秘书索尔本（R·T·Tharburn）复信说，“我要解释一下，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见工部局1881年年报） 1885年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译音）等8人人国受阻，这些人为此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指出：“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工部局12月2日复信，“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见工部局1885年年报） 1886年7月下旬，又发生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的事情。（见《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在此期间《申报》曾于1881年4月28日、29日、1885年12月8日、1888年9月21日、1889年8月11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华人被禁人园的不满。“名之曰公家花园……而其实乃系私家”，“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西人得以人园中游，……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禁不得拦人”。1909年1月27日，《申报》更于第四版的上方正中地位，刊载了一张大幅照片，并加大字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示抗议。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书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1907年，清朝有位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时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情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1917年，民初有位姚公鹤，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闲话》史料笔记，提出“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问题，文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人，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绍西人公园（即外滩公园）时，几种版本在介绍公园概况后，都注明“华人不得入内”。 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外”。1917年9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二、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法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人埃德温·罗哲斯·思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三、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在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搞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40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人公共场所，即折花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我们相信，通过本文引述的材料已经回答了《揭》文提出的问题。 （原载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中流》1994年第7期转载） 谁对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蔺羡璧 编者按：本刊六、七月号曾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的“公案”，连续披露了一些有关文章和资料。本来，我们曾认为，既然基本的历史真相和是非已得到澄清，也就可以就此打住，告一段落了。孰料，在此以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了不少作者和读者的来稿和来信。他们不仅从新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史料和论据，而且强烈地提出了如何从这次不寻常的争论中，吸取真正教训的命题。现仅从中选取其要者，继续加以披露，供读者进一步深入思考。 另1994年4月29日，《南方周末》有《史学家的骨头》一文发表。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有也不准备弄清楚，连基本的事实和谎言都不加以分辩，就见风就是雨，大兴问罪之师。这是怎样一种学风，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他的“史学家的骨头”又体现在哪里呢？ 今天第6期《中流》杂志以“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的通栏标题，披露了有的报刊做出“流传数十年在国人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原来纯系误传”的报道。这使我十分惊诧。 老实讲，我没有亲眼看见过当年上海外滩公园（或法国公园）门前树起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我中华的牌子。可在我40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它就深深地伤害过我的民族感情。所以，我也是属于数十年来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在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国人”之一。 我是内蒙人，抗战胜利后，进归绥（今呼市）上中学。1947年7月7日，归绥的各个中学，联合召开纪念“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十周年讲演会。会上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讲话。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讲话中就谴责过上海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侵略行径。乃至讲得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从此，我才知道洋人居然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树那样的牌子。会后，音乐老师特地教我们学《黄河大合唱》。我在中学里学了许多歌，然记得最牢，唱得最准确的是《黄河大合唱》。与此同时，国语老师还特地组织我们出墙报，主题是“洋人与狗不准进入中国公园”。青年学生，血气方刚，群情愤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欺人太甚。新中国成立后，我上了大学，又有幸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里，深入体察了他亲眼目睹上海法国公园树的那块侮辱中国人的“华人与狗不准进国”的牌子的感受。我还特地把其中的一段话，抄写在我的日记里。“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人园。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这段话，至今仍在我保存的大学时代的日记本里闪闪发光。……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就是这样在我这个“国人”的脑子里种下了深刻印象的。 方志敏是共产党。董其武是国民党。他们其时分别属于两个敌对的政治营垒。但他们却都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存在，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义愤，晓喻国人。方志敏叙述的是他在上海的亲眼所见。董其武在40年代以国民党省主席的身份向青年学生做那样的讲话，即使未曾亲眼见，也恐非道听途说；当然也难以设想是受了方志敏的“误传”，人云亦云。如果说，这些都是“误传”，恐也只能“误”一时。现在的情况是，不但“误”了数十年，而且“在国人的脑子里”还“种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这“误传”说，岂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真是无独有偶，这条颠倒黑白的论断，居然产生于历史上确曾挂过那样一块牌子的上海滩。做出这种论断的人，对得起自己蒙受其辱、其害的先辈吗？这就不禁使我联想到八九“6·4”风波中，有的“精英”叫嚷要请外国人来中国当总理；有的“精英”还大放“如让日本人统治中国，中国早就富了”，“如果早当三百年殖民地，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的厥词。 时间已过了数十年，竟然还有“国人”，挖空心思，呕心沥血，为那块“在国人的脑子里种下深刻印象”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翻案，替帝国主义列强开脱罪责，往“国人’的脸上抹黑。 做出这种武断结论的那篇文章居然还以教训的口吻说：“牌子一事与国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但在玩笑之后，人们不应该吸取点教训吗？” 到底谁对历史开了玩笑？现在已经愈来愈清楚了。那么，做出这种武断结论的人，该不该从中“吸取点教训”呢？ 意大利人奥雷利奥·佩西如是说…… 林一株 旧中国上海滩的历史上，是不是曾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践踏中国人权给中国人民带来奇耻大辱和悲惨命运的牌子？看过马福龙等同志撰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已经足够做出明确的答案了。 然而，最近在闲中翻书时，却偶而发现了一条闻所未闻的新的有力例证。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角度的新材料，介绍给广大读者和治史的同志，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不会是多余的“蛇足”吧！ 意大利著名的工业家、反法西斯战士、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和主持者之一，奥雷利奥·佩西，1977年出版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人类的素质》（1988年，由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薛荣元）。文中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1938年，他作为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代表，在中国“常驻”的一段经历，特别是他曾经在中国的上海作“暂时逗留”的经历，以及这段历史在他一生发展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下面这段话，就是他对这次上海的“暂时逗留”所做的简略描述： “我在上海作了暂时逗留。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上海的人口膨胀本身就是一个不祥之兆。另一方面，在国际侨民公园绿地上的牌子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标记，上面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尽管上海具有强大的魅力和诱惑力，但它毕竟是个可怕的城市。也许是在上海，我才成熟起来”。 这位意大利人是根据什么需要，为了“配合”什么“形势”，在口顾自己一生的专著中，明确无误地证实这块“不应有”的牌子的存在呢？这个影响他的一生，促使他“成熟起来”的“可怕”事实，难道也是他“人为编造”出来的吗？ 这位在世界范围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意大利思想家，已经在1984年逝世。如果他至今仍健在，听到某些中国“专家”就此大做翻案文章，加人以莫须有罪名的事实，又将做何种感想和反应呢？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这位佩西先生，这位西方的工业家和思想家，尽管一再强调他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却在自己的这部著作中一往情深地表露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友好、同情和敬佩： “在南昌，我们接到警告说：江西南部（即苏区）‘土匪’活动猖獗。要是我早知道所谓的‘土匪’就是长征以前那些团结在毛泽东及其追随着周围的农民的话，毫无疑问，我一定会设法去拜访他们的。不幸的是，那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的长期接触，认识并且表达了他的敬佩之情： “然而，中国人民却表现出最文明、最慷慨的行为，始终帮助我们……我被中国人深深地感动了。我发现他们有许多品质是值得敬佩的。” 这足以证明，作为一个西方人，佩西并没有像当今以权威、专家自居的中国人那样，十分蛮横无理和武断地为外国列强践踏中国人权的历史事实辩护和开脱，也没有一味地向这些深受其害的普通人民大泼其脏水。相反，他当时就对这一侵犯中国人权的露骨表现，表示了应有的愤慨，并且明确无误地站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为打掉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从事着正义斗争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一边。这与某些人借此向中国人民大设“劣根性”的脏水，对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进行无理指责，不是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吗？ 在颠扑不破的、大量的事实面前，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园绕“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大开（而不是“不大不小”）历史“玩笑”的，到底是谁？ 有资格被认为反映了中国人真正的“劣根性”的，到底应该是谁？ 在开了这样荒唐的历史大“玩笑”之后，需要真正从中“吸取点教训”的，又应当是谁？ 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历史一页，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够真正体现“史学家的骨气”？ 一切爱我中华，一切具有真正民族良心和骨气，而不存历史偏见的人们，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来的！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 陈漱渝 周氏兄弟，鲁迅与其二弟周作人的合称。两人的文学成就举世瞩目，但政治上却分道扬镳：鲁迅一身正气，被中国人民誉为“民族魂”，而周作人却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堕落为民族罪人。但周作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是汉奸胚子。他的蜕化变质有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青少年时期，周作人身上也沸腾过爱国的热血。请看他1903年9月11日（旧历七月二十日）的一则命题日记： 公园之感情（二十日）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竞血冷至此！”（见影印原件。该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当时是跟鲁迅从绍兴经杭州赴上海：鲁迅乘海轮东渡日本，他则回南京读书，可见这块牌子是周氏兄弟共同所见。在年方十九岁的周作人看来，那些目睹公园辱华牌示而神情麻木的国人与冷血动物无异。然而，他书写此则日记时何曾料到，九十年后，某些同胞不仅会对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熟视无睹，而且还会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考证家”撰文证明周作人当年目睹的那块牌示为子虚乌有，还会有无脊梁的“杂文家”辱骂利用这块牌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单位为“作伪”、“卑劣”、“太下三流”，还会有一些颇有销路的副刊不恤血本付高稿酬刊登这种“太下三流”的文章。将周作人本世纪初的日记跟本世纪末个别国人的高论相对照，真是令人不禁感慨系之！真正可以问一声“奈何竟血冷至此”了。 毋庸讳言，由于“左”或右的错误影响，对历史滥施刀斧的现象确曾有发生。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对传统说法一律采取“翻烧饼”的态度，更不能把殖民主义者侵华、辱华的行径也都说成是“人为编造的故事”。近些年来，报刊上新论迭出，奇文屡见，诸如周作人当汉奸系共产党派遣……有人相信，有人不信；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开因为不同人知识水平不同之外，更重要的似乎还是不同人观念、心态各个不同。比如辱骂别人“卑劣”、“哗众取宠”，是“下三流”的这位“杂文家”，知识面不可谓不广博，文笔不可谓不犀利，但他对殖民主义者辱华这事，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在一份不大知名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真正“不顾史实”，真正“自己作践自己”的文章，就笃信不疑，愤怒得完全失去理智，哪里有一点“史学家的骨头”！窃以为这种心态和情绪，倒真正反映了一种至今未泯的“劣根性”。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中国积弱溯源论》，他在斥责“伪事”、“伪文”、“伪语”的同时，更鞭挞了那种“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的国人，深刻指出“不甘为奴隶，则必无能奴隶我者”。先驱者九十年前的论述，难道不值得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警醒吗！ 看到那篇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博物馆大肆辱骂的杂文，我不禁又想起六十九年前的一件往事：在北平前门附近，有两个美国兵殴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被激怒的群众跟在暴徒身后高喊“打！打！”于是有位吃过洋饭的“正人君人’就借题发挥，在文中斥之日：“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阅后挥笔写成了杂文《并非闲语（二）》。他回敬那种希望中国人挨打而不作声的“正人君子”说：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毛泽东同志怎样评论“狗和华人不准入内”这块牌子？ 柳岸牛 编者按：继本年6、7、9期之后，本刊这一期又发表柳岸个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怎样评论“狗和华人不准入内”这块牌子？》和正言同志的文章：《请读陈天华的〈警世钟〉》。我们决定就这个问题继续发表文章，当然首先是为了“华人和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例证，同时也是为了对“华人和狗不准入内”这块牌子应该怎么看待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我们坚信：只要摆事实，讲道理，是黑是白，谁是谁非，人民自有公论，历史自有公论。 令人高兴的是，白于柳岸牛同志的来稿，让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有关此事的讲稿。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就曾经多次到过上海，他的话又是在全国解放之前讲的，证据确凿，条理分明，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当时说得就理直气壮，如今读来仍鞭辟入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感人肺腑、发人深醒的高论良言，不可不读！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当时以书面印发，同时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这个口头报告的全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杂志编辑部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第二次誊抄稿整理，发表于该刊1993年第六期。 报告的第三部分讲了个性与党性、党内几部分干部、讲真话这三个问题。 讲到个性与党性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意见，接下去说—— 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狗和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斗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作，经济上要这样作，文化上也要这样作。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关于帝国主义在上海外滩公园竖的那块凌辱中国人民的牌子，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讲得明明白白：这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到过上海的人”，这里面恐怕就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吗！1919年3月17日，他在黄浦江码头为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1920年5月5日至7月上旬，为湖南省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事宜在上海盘桓两个月。1921年7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1923年至1924年，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块牌子的见证人。 这块牌子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子虚乌有？究竟是在“人民五亿不团圆”的黑暗岁月里，魔怪们坚在那里的，还是1949年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发展了个性以后共产党为了欺骗人民而制造了一个“谜”？这本来不是问题。现在之所以成了问题，是上海《世纪》杂志的文章制造出来的。《中流》杂志接连发表文章以一系列的证据批驳这种半殖民地时代的买办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表现，是完全必要的。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再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是尤其必要的。 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具有一种特殊重要的意义：他是以什么地位、什么身份讲的？是在什么场合讲的？是以什么形式讲的：他是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和身份，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这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上，向代表们作的正式报告中讲的！在如此庄严的代表大会上肯定“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狗和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这个客观历史事实，它的庄严性是它所独具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看到的。 再者，毛泽东同志不是就牌子论牌子，而是将这块牌子问题放在帝国主义摧残中国人民的个性、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全局中来处理；非如此处理不能显示这块牌子所象征着的欺凌与屈辱，也不能说明欺凌与屈辱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这里有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资产阶级喋喋不休的个性（以及自由）问题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与雇佣劳动是一种对立的运动，资本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是一种“社会的地位”（后来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要想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个性和自由，就得消灭资产者的个性和自由，就得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人是以生产关系为根本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把人的个性问题放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生产关系的全局中处理，是说不清楚，也解决不了的。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时候，人民大众就只能得到受欺受辱、受饥受饿、受屈受杀的“自由”，还有什么个性可言呢？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我们国家建立起来了，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又向这种生产要什么“个性解放”，除了浅薄，不过是为“蔚蓝色道路”鼓吹帮腔而已。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将没有骨头的买办思想同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相对照而提出。这种提法，这种告诫，不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当年具有现实意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使它的现实意义降低。“华人和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在上海外滩竖了几十年，举世周知。现在，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是在坚过这块牌子的上海的刊物公然发表文章说这块牌子根本没有坚过，公然为帝国主义凌辱中国人民的恶行翻案。帝国主义本来夹着尾巴逃跑了，他们的思想现在又招摇过市地回来了。中国人民本来站起来了，某些人现在又跪下去了。买办思想如果只有九足而不是十足，中国人的身份如果只抛弃九分而不是抛弃十分，这样的文章写不出来，发不出来。这样的文章是个别的，却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崇洋媚外思想的尖端。这是对自己的个性的消灭，是不会被人看得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再强调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又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时候指出中国人民自从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精神上就从被动变成主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些论述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1993年11月4日 请读陈天华的《警世钟》 正言 编者按：正言同志文章中提及的《警世钟》，是1903年陈天华去日本留学期间所著，与周作人在日记中的记载在同一时间。毫无疑问，它为周作人的记载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这个新的例证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更深一层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陈天华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他是一个已经载入中国近代历史的著名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他的《警世钟》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中，曾经鼓舞过千千万万的爱国者。可是，我们今天的某些以“史学家”自居的人，却连他70多年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都毫不顾及，便武断作出了“狗和华人不准入内”这块牌子从未出现过的论断，并且还大讲什么“史学家的骨头”，这不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吗？问题还在于，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最近几年，公然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劳动者的行为翻案，为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行为翻案，甚至为人民公敌蒋介石背叛民主革命的倒行逆施翻案，就连续不断的出现，而且无一不打着“历史权威”的招牌，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吗？ 上海有一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中国如今尚有一个国号，他们待中国已是这样；等到他瓜分中国之后，还可想得吗？各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中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为何中国人要受各国人这样欺侮呢？ 以上这段文字，见之于陈天华的《警世钟》。 陈天华为何许人也？ 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与黄兴等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影响甚大。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未成，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编辑，12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 由此可见，“狗和华人不准入内”的张贴，早在1905年之前就已存在，决非50年代共产党人的宣传。《史学家的骨头》之类作者，读史似甚多，可巧偏偏漏了陈天华的《警世钟》？！ 若君尚存中国心，请君长听《警世钟》：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造警钟呜？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思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成了火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 真呀！真呀！真呀！中国要瓜分了！瓜分的话，不从今日才有的。康熙年间，俄罗斯已侵入黑龙江的边界；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吉利领兵三千六百入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许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讲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岛（属广东省），又前后赔他银子二千一百万两。从此那传教的禁条也解了，鸦片烟也任他卖了。 …… 到了庚子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打破北京，这时大家以为各国必要实行瓜分中国了。不料各国按兵不动，仍许中国讲和，但要中国出赔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一百万）两，把沿海沿江的炮台拆毁，京师驻扎洋兵，各国得了以上各项利益，遂把兵退了。于是人人都说瓜分是一句假话，乃是维新党捏造出来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么？瓜分慢一年，各国的势力越稳一年，等到要实行瓜分的时候，只要把满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费丝毫之力。中国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些儿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害，天天怕各国瓜分中国。我只怕各国不实行瓜分，倘若实行瓜分了，中国或者倒能有望。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 …… 耻！耻！耻！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听？外洋人不写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 …… 奋呀！奋呀！奋呀！于今的中国人怕洋人怕到了极步，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终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 …… 快呀！快呀！快呀！我这人人笑骂个个欺凌将亡的中国，一朝把国势弄得蒸蒸日上起来，使他一班势利克，不敢轻视，倒要恭维起来。见了中国的国旗，莫不肃然起敬，…… 读史需明志，毋“自己作践自己”。否则就“太下三流，卑劣得令人愤怒”了！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续考 绿原 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令人不愉快的掌故是真是假，热闹了一阵子，现在算是消停下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照说真的假不了，可有人为什么硬说是假的呢？颇值得继续考一考，想不到却一直没有后文。今年天气特别热，该不是这个缘故，使得人们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 按管见所及，先是某大报发表了一篇《史学家的骨头》，根据某刊所揭露的“解放后流传甚广的所谓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外滩公园悬挂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内幕”（据说，“原来，这是50年代上海一家博物馆为了配合形势教育，不顾史实人为编造了一个受人侮辱的故事，所谓的牌子解放前并未在上海出现过！”），于是便判定这是“哗众取宠，自己作贱（践？）自己，就大下三流（滥？），卑劣得令人愤怒”！ 当时读了，真叫做如堕云里雾中。虽还没读到那篇文章所依据的某刊，但它们（包括同时照本宣科摘录一通的某文摘报）众口同声地断定洋人当年悬牌昭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人为编造”的，我也一点不敢表示异议，因为当年我毕竟没有到上海，自然也没有亲眼见过那块牌子。没有见过的东西，未必是真的，虽然同时也未必是假的，表态还是审慎一点好。但是，将这件讹传（姑且假定那块牌子是假的）诿之于“50年代上海一家博物馆”，便不得不大声疾呼：那可真是冤哉枉也！本人年逾七旬，明明记得远在30年代上半叶，斗大字自己还认不到几个的时候，就亲耳听见老师给我们讲过那块牌子，而且是连同汉口租界一个日本孩子打了中国孩子扬长而去的新闻一并给我们讲的。难道我们的老师会向他的小学生们“哗众取宠”么？太不可思议了。 好在不久，各种“反馈”纷至沓来；先是有人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周作人的日记，接著有人从郭沫若、蔡和森、孙中山等名人的文章和讲演词，最后还有人从上海工部局（旧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构）的档案，以及英国的《不列颠周刊》和日本的《朝日新闻》上陆续发现了证据；原来不是中国人喜欢“自己作践自己”，而是“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确喜欢“作贱”中国人，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确“在上海出现过”！后文呢，没有了。也许果真天气太热，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但问题却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老实说，岂止这块牌子是真的，不知还有多少血泪斑斑的往事说出来更令人难以置信，说不定也就更令一些人“愤怒”，这里不说也罢。至于那位提倡“史学家的骨头”的作者，他会不会后悔把话说得太满了，从而吸取教训呢？那是他个人的事，用不着别人操心；何况他不过是轻信道听途说，今后慎重一点也就是了。令人寒心的倒是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某种流行的“思维定势”。 没有读到那个始作俑的某刊，只好仍从这位作者说起。从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架势来看，他的年龄不会太小；但就其中的火气而论，又未必会大到哪里去，很可能（也许猜错了）不过是解放后生人，想不到在新的形势下一变而否认“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存在，硬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践自己”，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如此这般，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并非不可理解，那块不合时宜的牌子被人说成“是假的”之后，他之所以“愤怒”起来，是觉得外国人本来一贯对我们好，我们不应当裁诬他们？是怕自己在相熟的老外面前丢脸？还是从根本上认为提到“国耻”就是“卑劣”？都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幸那块牌子竟是真的，而不是假的。虽然他的“愤怒”也并非多余。不过，现在值得那位作者以及我们读者每个人“愤怒”的不是别的，倒是害得他或他们“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客观原因吧。 那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始作确的某刊，不如说是被他们作践的博物馆事业做得太不到家了。据那张文摘报转录，曾经展示过那块牌子的那个“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尚未正式对外开放就在60年代解散了”，那块牌子由于“大多数同志认为……，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被“扔在废物堆内准备最后处理”。足见，在一股莫名其妙的舆论压力下，该馆才把它这样处理掉，致使解放后出生的观众对解放前这段痛史终于一无所知，而没有花点功夫，把它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拿出上述种种铁的证据来说服观众，批驳别有用心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段经历。几年前在德国波茨坦参观络可可风格的无忧宫，正在那儿漫步欣赏好一片“凝固的音乐”时，忽然远远望见绿色草坪上立着黑黝黝一尊庞然大物，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比人还高一两倍的大鼎，鼎侧赫然铸有“雍正三年造”等字样。它怎么搬到这里来了呢？我立即想起了圆明园，随之心便如阴霾的天空，再也露不出愉悦的光彩。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48年），无忧宫建于1745—1747年；前者毁于1860年（咸丰10年），后者至今安然无恙。德国人的博物馆事业可真发达，一点小掌故或传说之类都可以弄成一个纪念碑或塑像什么的，让后人永志弗忘；特别是那轻言细语在你耳边细说的意译风，更令人倾慕不已。可这个大鼎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在附近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字的答案。未见得是火烧圆明园当儿弄来的，因为后来统率八国联军侵华（1900）的德国当时并未参加那次殖民主义的劫掠罪行；但也肯定不是花钱从中国买来的，其“内幕”肯定不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光彩。当地博物馆为什么单单对这座中国大鼎不置一词，我不了解；他们本国人不识汉字，看见这件怪物肯定会莫名其妙。但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到这里来参观，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从什么姿势站起来了；这一点倒真值得感谢。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好的！让外国人来华赚钱，也中！对国际友人要有礼貌，更是绝对正确！然而，因此而把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屈辱、压迫、痛苦、愤怒一笔勾销，恐怕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吧。时至今日，诚然我们站起来了，那些屈辱和压迫已是昨日黄花，“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对许多青年都会是陌生的名词。偏偏有些人却致力于磨灭一切新旧伤痕，根本不愿让青年一代认识过去，真不知是何居心。如果近在眼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都是假的，一百多年前的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岂不更可能是假的？搞不好（例如再不把博物馆业搞好），连“南京大屠杀”在若干年之后也可以引证日本阁僚的胡说八道，被我们自己某些人斥之为“下三流”的造谣，那时再喊呜呼哀哉怕也嫌晚了。 今年天气特别热，说这番话也许更令人烦躁，好在孟夫子帮忙为我道了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1994．8．8汗雨后 （原载《大地》1994年12期） 都怪中国人犯了贱 老编 自从北极熊负伤踏地后，恰似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倾，东西均势登时失衡，国际政治舞台也随之停锣息鼓。虽然中东、北非、加勒比海不时有小型戏剧上演，但有生没旦，有旦没生，一台戏也唱得不成样子，好比《牡丹亭》，老在“游园”，没有“惊梦”，任她杜丽娘使尽浑身解数，究嫌没趣。 新戏没得唱了，大伙儿不免翻翻旧戏码，来个旧戏新唱，此之谓“翻案”。君不见前些时日本法相永野茂门力辟“南京大屠杀”为捏造乎？又不见西方各地旧纳粹党改装门面成了光头党，厉行祖宗遗教，大排异族，行动日见鸱张乎？李义山句云“留得残荷听雨声”，没有几茎残荷，连雨声都听不到，岂非没趣？因此，翻翻旧案，制造新闻，算是在百无聊赖中聊以赖之。 中国人说“闭门思过”，永野茂门及其同志与光头党中大小各当家有没有“闭门”？不得而知，“思过”肯定是有的，不过不是思自己的“过”，而是思人家的“过”，一本老账翻起来，只翻出自己的理长，人家的理短，老在自己的脸上抹粉，往人家的脸上抹灰，究竟是蛮夷之邦，气窄量狭，上不了台盘。你看咱们龙子龙孙，百数十年来不但思自己的“过”，而且孝思不匮，连老祖宗的“过”也一并代劳了。那“思过之学”，真是举世无匹。 为表言而有征，且引录一段报道： 香港中国通讯社上海4月11日电： 《世纪》杂志刊登一篇文章，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曾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事，“纯系误传”，据称：该牌子是1949年以后，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为“配合当时形势而制作的”。……许多专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说根本没有根据，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里不是搞考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究是实在抑或虚构，不拟多议。老编只是奇怪，如果该牌子是中国人有心栽赃，这许多年来何以洋老爷噤口不言？人家人材济济，不要说如此彰彰在目的大事，即连中国大地上的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都摸得一清二楚，此事果系捕风捉影，自有洋专家引经据典去辨证正误的，岂会背了几十年的黑祸？这下倒好，人家肯含糊，咱们不马虎，人家的专家不辨不正，咱们的专家却又辨又正起来了。 之所以要弄这么一块牌子来，咱们的专家认为乃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劣根性”是啥？老编身上没半个文艺细胞，弄不明白，请教文艺界的朋友，好不容易才算有点眉目。“劣根性”也者，“犯贱”是也！ 说起中国人犯贱，倒是碍难反对的。就说文章罢，肯定传统价值的文字如果有人拿来覆瓿投溷，算是作者的祖上积德，盖虽不是用来看而是用来揩屁股，究竟还有些许价值。至于那些专鞭老祖宗尸体的文字，大家可就来劲了，你看一个个龙颜大霁、龙心大悦，鞭尸鞭得愈厉害，悦的劲头就愈大。因此，《霸王别姬》与《蝴蝶君》这类电影一推出来，真是众情咸悦，雅俗共赏。洋老爷那边更加乐不可支。嘿！原来赛泥屎不但搞同性恋，而且源远流长，可见吾道不孤了！感动之余，说不得抛几个啥啥奖意思意思，特兹鼓励，以策来者。有人不识好歹，偏要指手画脚，如名角张君秋看《霸王别姬》，就曾拍案而起，怒斥该片“程蝶衣”一角，演来“舞台上不像女人，舞台下不像男人”，不三不四、不四不三云云。真是缺了把子的便壶，从何提起！盖大伙儿欣赏艺术尚在其次，最要紧是凑鞭尸的热闹。咱说张大爷，您便省把劲罢！也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果真是一团糟？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何以不见有人拍几部电影介绍一下？你说啥？这样的电影有人看么？就算有人看，人家洋老爷会颁个啥啥奖给你呀！至于拿人家皇室的菊花表征设计“国旗”，以当日本人为荣，当中国人为耻的，大有人在焉！究竟是否中国人的“劣根性”？得请教心理学家。虽然，此乃只许做、不许说的事，老编不识相再啰嗦下去，得罪的人可就多了，还是就此打住可也。 且说咱们的专家何以会有这份雅兴替洋老爷翻其旧案？此乃想当然耳！你看洋老爷开口“民主”，闭口“人权”，大至鲸鱼，小至蜥蜴，蛇虫鼠蚁，一律保护如仪，何况彼此同属圆颅方趾？若非如此，博学如方励之教授如何会说出“洋人没有种族歧视”的话来？以今概昔，人家仁慈厚道，怎会干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荒唐行径来？寄语各位专家，如大驾惠然奔向蔚蓝色的海洋，洋老爷定会倒履相迎，待之如丹顶鹤、护之如大熊猫，这一身的福推都推不掉的也！ 也有人说：南非联邦黑人在获取政治权利之前，“有色人种不得入内”的牌子随处可见呢！你说啥？瞎扯！没有的事！南非的白人不是英育就是荷裔，系出白人中最尊贵的诺狄克（NORDIC）种，人家大公至正，民胞物与，岂会这般野蛮？“有色人种不得入内”当然是为了配合形势而造出来的谣！谣言止于智者，专家自然都是智者，是不是？ 咱们的专家愈来愈睿智英明，看来终会有一天考证出“南京大屠杀”是为了配合形势而捏造的，什么“胶东事件”，什么“七七事变”，都是无稽之谈！最近不是有一位超级专家说过，“中国要富足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功”的话么？以此推论，大日本帝国哪里是侵略中国？那是中国人恭请“太君”们来殖民的哩，只可借雄图中沮，否则中国人早已人人洋房、个个汽车了，何需费偌大的劲改革来、改革去？ 那么，“八年抗战”如何定位？呸！抗什么战！活折腾！当初大家安安份份做“顺民”不就结了？有福不会享，都怪中国人犯了贱！ （原载澳洲《汉声》杂志1995年2月号） 洋奴的嘴脸 郑永慧 天地有正气，世间不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顶天立地的铮铮汉子。他们虽不像颜常山那样在对敌斗争中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他们却在异国纸醉金迷的环境中经受多年的考验，没有丧失人格、国格，最后摆脱了高位厚禄的诱惑，回到自己的祖国，报效于父老乡亲。他们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不愧为我们时代的英雄。然而正如最上等的酒在酿酒桶里也不免有酒糟一样，在英雄的下面，还有渣滓。这些渣滓是一群目光短浅、只顾一己私利的无耻之徒，他们对西方的汽车洋房崇拜得五体投地，因而在洋人面前自觉低人一等，腰板直不起来，膝盖只想下跪。他们千方百计要到外国去，到了外国，似乎就同自己的祖宗十八代断绝了关系，第一件事就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向洋主人摇尾乞怜，讨洋主人的欢心，让洋主人收容他们。洋主人从狗嘴里取回一根骨头，扔给他们，就买下了他们。他们一生的憧憬，就是躲在异国领上的一只角落里，拥有自己的一个窝儿，安安稳稳地当个下等公民，享受别人祖先开拓的成果，承认拿破仑或者华盛顿是自己的祖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贞操，不惜献出自己的妻女。一旦有所成就，他们马上向家人报喜，吹嘘自己已经登上了天堂。他们忘记了哺育他们的祖国大地，忘记了父老乡亲们正在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去迎接富强中国的诞生；临产的阵痛触动了他们的小利益，他们就一走了之，把白粉朝自己黄皮肤的鼻子上一抹，混进白人堆里，寄人篱下，吃些残羹剩饭。他们成了洋奴，永远跪在尘埃里仰视主人，总觉得主人高不可攀。主人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歧视和轻蔑，他们和主人之间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但是主人只要在某些社交场合，对他们微微颔首，有时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惊喜欲狂，高呼“民主万岁”！恨不得去舐主人的脚后跟。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小小私利，卑躬屈膝，卖身投靠，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衣冠禽兽，将他们归人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一伙。 前些日子，收到美国来信一封，谈的就是这一类人。现将信公布于后，让大家看一看洋奴的嘴脸。 ……您的信很让我鼓舞。从照片上看，您老仍像先前一样，很健康。我为老师的健康感到由衷的高兴。 您老对W的评语，我完全赞成。（郑按：W原是某学院教授，流窜美国后，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祖国射出恶毒的诽谤之箭。）来美国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们的一些国人在美国的丑行感到苦恼，常常为一些知识分子堕落之快、之深感到惊讶。台湾来的中国人常常因此看不起大陆来的中国人。每当我的美国朋友谈起一些中国人的行为时，我只好对他们说，到美国来的一些中国人，已经被异化，已经不是典型的中国人了。我这也许是自欺欺人，但这样说后，心里感到好受些。读了您老的信，我又觉得我没有说错，事实正是这样的。 我在佛蒙特念书时，同学中有一位北京来的女同学，其父母均为大学中文系教授。她来美国后一直跟学校里一位退休教授同居。我们中国同学不知就里。一天，该教授托这位女生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席间该教授（已经七十多岁）用手托起该女生的下巴，用教训的口气对她说（当然也是对我们说）：“You're re mine！”（郑按：you既可作你亦可作你们解，mine既可作我的亦可作我的东西解。）该女生出乎意料，我们更是出乎意料。但女生毫无抗议举措，我们也无可奈何。还有北京来的另一位女生，在国内是攻美国史的，英语的听、说、写全不过关。上课根本听不懂，我常为她在课堂闹出的笑话感到难堪。她为了能够过关，只好在老师中找“保护人”，保护她过关，当然她为此也要付出代价了。 许多在国内时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学人’，来美都变成了人家的“走狗”。刘其雁、王若望等人来美后全靠骂中国共产党来领取美方的津贴。刘宾雁自己接受台湾报纸的采访时自供，来美后与其他许多“精英”，无所事事，每星期到校方领取生活津贴而已。而津贴来源据刘讲，是一位匿名的“好心人”捐了一百万美元来“供养”他们这些“精英”。刘宾雁与王若望等人，在国内时，我对他们尚有一丝敬意，看了他们来美后的作为，原有的敬意全没有了。 中共在当政的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伤了不少人。要讲吃苦，您老并不比刘、王以至W等人少。但您老对祖国的赤诚不变，更增了我对老师的敬意。看中共的功过，要历史地看，评价中共，不仅仅关系到中共，还关系到祖国。古人有投鼠忌器之虑。我们要评议现代中国，也不能不三思。我来美后看一些国人与美国学者异口同声大骂中共及其政策，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我深不以为然。写了个百多页的论文驳斥。既说了某些过失更进一步谈了某些进步。特别是在农村。Monthly Review出版社一直在催我增加一下篇幅，作为一本书出版，我因学业忙，无暇顾及。台湾一帮学者想在台湾以中文发表，我已表同意。我写该文，一是出于尊重事实，同样也是对那些卖国求荣之徒表示驳斥。 在美国一切都是有价钱的，人格、尊严都可以出售。一位自称为毛泽东同志私人医生的人前不久写了一部关于毛泽东同志的秘闻，售价50万美元。我读了该书的片断，觉得完全是一派胡言、100％的恶意诽谤。但英国BBC公司不管真实与否，拍成纪录片在全球发行。中国有位张姓的名作家逃亡美国，下机伊始，第一句话便是他有证据证明中共在文革当中有吃人肉之暴行。其所谓证据是他偷着复印的云南某一少数民族地区公安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该少数民族的中学生在文革中武斗杀人食肉。美国各大报纸、电台争相报道。这位作家为何要在下机伊始，对这件发生在十几年前中国边远地区农村怪事大作文章呢？无非是向美国人讨好而已。殊不知美国这里杀人吃人的事也时有发生。两年前有一叫达玛的人连续杀死十几名少年男女并落食受害者的心脏。这位作家后来到哈佛讲学，又大谈中共杀人食肉之事，被一位台湾来的社会学博士生提问，当众出丑。该台湾人问他知不知道该少数民族本来就有杀吃化人之习俗？他说不知。该台湾人又进一步阐说该少数民族在中共掌权后，放弃了食人肉的原始习俗，文革时中共领导权削弱，该原始习俗复萌。该生质问他把这种少数民族原始习俗归罪到中共的领导是否合理，是否正当？该作家无言可答。从此不敢再招摇。 您老要我们海外学子以W氏为戒，我认为很重要，写这封信让老师放心，也让老师知道我的立场，我决不会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 中国每年出国深造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像来信所说的那些洋奴，只占极少数，出国人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抱着学习人家的长处，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回国后可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的崇高目的。他们没有忘记父老乡亲们掏出血汗钱，把他们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培养到出洋留学，在中国的繁荣富强指日可待的今天，他们愿意回来一齐作最后的冲刺，使祖国摘除贫困落后的帽子，达到人人富裕，个个文明。只有自己亲手缔造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贪图享受别人的成就，吃嗟来之食，只能把自己的身价降为奴仆。我们谴责这些洋奴，不仅仅是还爱国者们一个公道，还将这些洋奴嘴脸曝光示众，让善良的人们共同唾弃之。《中流》1995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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