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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罗密欧”行动



                 力嵘

             “罗密欧”打入总理府

  把谈情说爱与间谍工作结合起来决不是我的首创。谍报机构喜欢利用“美人计”打入敌对方面的领导层,然后窃取机密情报为总战略服务。通常情况是美女去接近上层人士。我们采取的则是用年轻美貌的男子去俘虏女人的心,从而获得机密情报,这类谍报人员被称为“罗密欧”。
  我的第一名“罗密欧”的代号叫菲里克斯(其真实姓名是保密的)。1952年春季,我29岁,负责情报部门的工作。一次我到德国东南部一个小镇,菲里克斯在那里一所学校学习工程学。他聪敏伶俐,诚实可靠,但不愿中断他的学业。我们对他进行说服工作,说明情报工作人员生活待遇优厚,有政治前途。他动心了。
  不久,他利用伪造证件在西德站住了脚跟,其身份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推销员。我们要他打入西德反谍报机构内部,即总部设在科隆的联邦保护宪法办公室。后来,他到波恩,我们重新调整了他的工作重点,要他转移到总理阿登纳的办公室。一个洗头香波推销员该怎样才能打入警卫森严的总理办公室呢?我们正焦急,他自己却闯出了一条路子。周末,他混人总理府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人群中,想利用机会认识几个人。经过几次失败后,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深色头发的女秘书,我们给她的代号叫“诺玛”。50年代初,二战结束不久,西德的男性与女性比例失调,中年女秘书生活深感孤独,渴望获得男性伴侣。他俩的关系发展很快,当他俩确立了情人关系后,菲里克斯经常应邀跟诺玛的同事见面,一起去打保龄球或坐船游莱茵河。他以美貌吸弓!了不少人,他们常常说说笑笑,跳舞喝酒,慢慢地,他从这些人身上获得了总理办公室的机密情报。
  按我们的眼光看,诺玛长得并不漂亮,她是我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然而,人的感情无法预测,菲里克斯却对她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他俩相处很好,前后持续了几年。后来,我们从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内幕得到情报,西德安全部门正在审查菲里克斯的身份。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立即撤回到东部。一天,诺玛下班回家,他已不辞而别。口来后,菲里克斯的内心异常痛苦,成天喝酒,许久不能自拔。

                性爱换情报

  菲里克斯注意到在总理府有一个中年女秘书,喜欢享受,只要一个年轻英俊信心十足的男子就可以获取她的芳心。我从几个候选人中选中了赫尔伯特·索勒尔。他是一个业余飞行员,战争期间,曾在纳粹德国军队里服役,后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改变了信仰,成为共产党人。他移居波恩地区,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不久,他跟古德拉姆(即菲里克斯提及的总理府秘书,这是我们给她的代号)认识了,果然,我们钓上了一条大鱼。他很快从她那里得到阿登纳和西德情报头子格林的谈话记录。索勒尔建议把自己装成苏联间谍,并吸收她参加工作。这听起来似乎十分新奇,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虽反对东德是合法的国家,但把苏联看作是全球强国,我们决定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举行吸收她为成员的仪式,万一她改变主意,我们就可以立即撤出索勒尔。我们把她安排在一家高档的旅馆里,结果一切进展十分顺利,我们多虑了。
  不幸,索勒尔得了重病,我们作了各种试探,想派新的罗密欧跟她联系,但都没有成功。我们虽失去了古德拉姆,但根据从她那里得到的重要情报,我们发起一场对前纳粹分子汉斯·格罗伯克的斗争。他跟阿登纳关系十分密切,最后阿登纳于1963年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这一事件也提醒了西方国家注意,在西德政府内部仍有前纳粹分子。
  我越来越相信,“罗密欧”招募的妇女所提供的情报是高质量的。我们对此作了一些分析,认为里面有积极因素。有的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多数是出于爱情,真心爱上了她们的中意人。她们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导致脱离她们的家庭和比东德更优越的生活环境。但为了爱情,女人宁愿牺牲这一切。
  每当一个年轻的男性谍报员到西德去执行特殊任务前,我们常常对他说,“你可以像别人那样享受自己的私生活,如你碰巧爱上了一个秘书,那就爱下去,越深越好”,其余一切由他自己去安排。事实证明,通过两性关系可以获得很多情报。

            “记者”、“神甫”演技不凡

  超级“罗密欧”罗兰·G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善于化妆和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决定派他去波恩,接近一个名叫玛格莉特的妇女,她在盟国驻欧洲最高总部任翻译,总部设在法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玛格莉特长得很漂亮,未婚,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北约工作十分勤奋,过着安静的生活。我们三个工作人员曾试探对她发起攻势,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罗兰·G本人素质不错,假装成丹麦记者,设法跟她一起去维也纳,带她去博物馆里看意大利的裸体像,西班牙的骑术学校,并去高档的咖啡馆。当然,一切费用全由情报经费中支出。后来,两人又去了剧院,对他的热情款待,她给了一个亲吻,并说,“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在一起过得这么痛快。”他们俩第一次欢度了罗曼蒂克的夜晚。第二天早上,他向她倾吐“衷肠”。他说,他是丹麦军事情报官员,丹麦虽是北约的成员,但因国家小,总事事被排斥在外,丹麦常常感到需要得到自己的秘密情报。玛格莉特答应帮助他获得有关北约的机密。
  从此以后,他们俩经常在巴黎一家小旅馆见面,她向他倾吐自己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关于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及对其评估。这样使得我们了解北约如何分析自己的成绩和弱点,为华沙条约国制订计划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她还利用担任翻译之便,从海军和陆军部门了解到有关后勤供应的情报。
  苏联人跟我们一起共享情报,但他们的胃口很难满足。他们对北约军队调动计划、用核武器打击东方的时间和第一批目标等特别感兴趣。苏联驻东德最高指挥官科谢沃伊还常从我这里了解到北约的核战争计划等。他说,“你们东德人好得很,能否为我们获得更多的情报,特别是北约基地的具体分布图,在核冲突中,苏联人可以首先将它们消灭。”他还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报告,只需要分布图及基地的坐标值,我们可以投下炸弹把西方分割开。”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从未获得苏联人希望的完整的情报,或许是美国五角大楼认为没有必要让西德等北约成员了解军事方面的绝密材料。
  为了工作需要,我们给罗兰·G在财务上有较大自主权。1963年,他获准带玛格莉特到瑞士的阿罗沙去欢度新年。但鉴于玛格莉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没有结婚跟一个男子长期生活在一起,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如不向神甫忏悔,她不愿继续保持这种关系。考虑到丹麦记者的身份,罗兰·G无法跟她结婚,但从安全考虑必需安排她向一个丹麦的神甫仟侮。为此,他就请求我们提供帮助。我们让一个谍报人员学习当神甫,讲话带丹麦乡音的德语。罗兰·G跟她来到一个小镇教堂。正好,教堂里空无一人,玛格莉特就向我们的“神甫”进行了一番仟侮,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劝她继续维持这种关系。他们的关系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们将罗兰·Gi出西德为止。

              堕入情网的女报务员

  与罗兰·G相比,赫贝特·斯谢鲁德尔是一个十分普通的谍报员,长得并不英俊,对女性来说也没有什么魅力。他魁梧的身躯、方脑袋、宽大的双肩,说话粗声粗气。他承认他采取的手段十分简单,他认为对付女性比男性容易,她们容易堕入情网。他讨厌足球,也不酗酒,但喜欢跳舞。这就是他接触女性的良好手段。
  我们派遣赫贝特到巴黎盟军总部。这里是招募间谍的好地方,因为西德政府常常派女秘书到此学习法语。赫贝特在巴黎碰到了19岁的姑娘吉尔达·奥斯特里德。她个儿瘦小,人很机灵。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生活在一起。赫贝特见时机成熟就向她暴露了身份,她同意为我们提供情报。她工作热情,干得十分出色。
  1966年起,她开始在电报公司工作。这是波恩外交部的翻译电报的中心。德国的驻外使馆发来的外交电报在这中心翻译后再交外交部。电报公司的工作很随便,没有严格管理。每天从自动收报机上接到大量电报,吉尔达可以将电报纸条撕断后,放进手提包里带出办公室,谁也不会对她产生任何怀疑。她为我们干了整整5年。
  当她后来跟赫贝特分离后,情绪十分消沉,成天酗酒,以酒解愁。不久,她认识一个记者,两人立即投入情河,碰巧这个记者是西德的间谍。他连哄带骗从吉尔达身上得到了不少东德谍报活动的机密。
  幸运的是,她及时给赫贝特打了电话,他才没有落入西德人的手里。当天晚上,西德人准备将吉尔达押送回国。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个不停,各方要求我指示搭救这个姑娘。我请求波兰情报部门介入这一事件,我们立即建立了“救援热线”。正当西德情报官员将吉尔达押送到华沙机场准备登机时,波兰便衣上前挡住吉尔达,问她是否愿意在波兰政治避难,她愣了,西德官员对这突然的干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而,吉尔达对波兰人却摇摇头,向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走去。后来,她被判刑3年,鉴于她已全部坦白了自己跟东德情报部门的来往情况,最终获得了减刑处分。
  赫贝特的身份已经暴露,不适合在安全部门继续工作下去。为了争取时间,我安排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海边去休假。

              煞有介事的假婚礼

  几个星期后,赫贝特从黑海返回东德,一见我就高兴地说:“我给你找到了另一个有用的女朋友。”我简直无法相信他的话。在黑海海边,他碰到了一个具有魅力的年轻妇女,叫达戈玛·卡里格一谢费尔。赫贝特用一个假名做了自我介绍。达戈玛告诉他因刚离婚心情很痛苦,才来黑海度假。他也说自己离过婚,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不久,他们俩就沉浸于罗曼蒂克的生活之中。一天中午,他来到她房间,翻阅她的期刊,看到刊登在杂志上的有关吉尔达案子的报道,并还有他和吉尔达在一起的照片。他无法继续隐瞒下去,只好照实说明自己是东德的谍报工作人员。达戈玛对他的诚恳十分钦佩,两人照旧继续罗曼蒂克下去。
  达戈玛是慕尼黑一个记者的助手,对这一职业,我们毫无兴趣,但我们还是安排她到东柏林访问赫贝特,并共度周末。对我们的热情接待,她十分感激,并同意为我们工作。我们出钱送她去学习法语,并承担她女儿在瑞士寄宿学校上学的费用。不久,达戈玛给波恩大学的教授当助手。一年后,在教授的推荐下,她找到了一份在斯密特总理办公室当秘书的工作。我们给她的代号为“英格”,她为我们工作了好几年,提供了斯密特智囊团的工作情况和波恩领导人的思想情绪等重要机密情报。我们最感兴趣的情报是斯密特第一次跟美国总统卡特会见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她工作十分勤奋,受到同事们的称赞,如工作需要,她总自愿加班工作到深夜,她经常为同事们替班。殊不知在许多个寂静的夜晚,她拍下了一些重要机密文件的照片。
  她继续跟赫贝特保持着联系,并迫切要求跟赫贝特举行婚礼,我们担心如果拒绝她的要求,她会中止为我们服务。于是在东柏林一家婚姻登记处,我们安排了一次假婚礼。他们俩严格按照程序举行婚礼仪式,各自都庄严地表示要白头偕老。然后,两人交换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签名。在婚礼进程中,还播放了婚礼进行曲。待他们离开,就销毁了所有文件,以免留下后患。
  1977年,我们驻在西德的情报官员彼得·戈斯拉斯夫妇被西德谍报机构怀疑。在搜查他们的公寓房时,西德官员在菜篮子和卫生间找到一些机密文件,其中有斯密特总理的谈话记录和跟英国首相会谈的记录等。调查小组很快找到了走漏这些机密文件的人。他们跟踪达戈玛的行动,并拍下了她跟彼得交接情报时的照片,结果,达戈玛被逮捕,并接受了审讯,最后判刑4年零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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