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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严庞大的间谍堡垒 在华盛顿离巴尔的摩——华盛顿公园大道几百米处的一片丛林中，坐落着一幢镶有玻璃的塔式办公大楼，楼的周围布满一座座接收卫星讯号的银白色抛物面天线。楼内，大批特工人员神情肃穆，每天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他们通过接收卫星讯号、破译密码、翻译和分析形形色色的电子信号，时时刻刻为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提供有关外国元首、军事头目、贸易谈判代表、恐怖主义分子和毒品贩子活动等高度机密的情报。这里就是全球最大、耗资最多的神秘间谍堡垒——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所在地。 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利用卫星监视着地球上的活动，它在经费预算和人员数量方面，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局仅在马里兰州就有两万名工作人员，这使它成为该州雇员最多的单位，它负责管理从阿拉斯加到泰国的各地窃听站的数万名窃听员。 尽管整个窃听网络的费用是保密的，但是人们已经知道，国安局至少每年约35亿美元的年度预算。那些窃听卫星可能还需要30亿美元，这由五角大楼从预算里拨出。此外，陆、海、空三军约为国安局提供3万名军人负责窃听，这又增加了约20亿美元。有人计算，美国为获取通信情报，每年至少要花费85亿美元。 难怪中央情报局的同行们要抱怨，他们用于招募情报人员的钱与国安局用于技术装备的钱相比，真是微乎其微。他们举例说，1993年8月，由国安局组织发射的“大力神IV”式火箭，在加利福尼亚升空后不久发生爆炸，从而摧毁了它的秘密弹头；这弹头其实就是3颗价值各达2.75亿美元的窃听卫星。这次事故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国家园林局一年的预算。 如此一庞然大物，在过去几十年中竟能做到鲜为人知，不能不归功于它那严格的保密措施：白宫文件和国会的报告中凡提到国家安全局的地方，都一律删除。多数被采访者都拒绝谈论该局的具体活动；即使接受采访的人，也多数要求不披露他们的姓名。有些人还引用美国联邦法有关条款说，泄露美国通讯情报活动机密者可能被判刑。另一些人则引用了两句内部守则：对局内人要告诫，什么也别说；对局外人要否认，没有这个局。 无孔不入的窃听网 国家安全局几乎把全世界都罗在了它的电子窃听网中。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汇集到这里：从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的秘密电话，到塞尔维亚导弹和坦克特征的电子显示；从概述朝鲜核计划的计算机信息，到美国与欧洲竞争沙特阿拉伯一项飞机合同的传真文件，几乎应有尽有。所有这些情报都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从美国在海外部署军队到美国人应对进口小汽车支付多少关税。国安局局长麦康奈尔最近指出，“在对外政策或对外军事方面，美国担心的所有事情，国安局都提供了非常直接的帮助。” 这一切，都离不开用巨额资金营造起来的庞大窃听网。早在50年代，该局就建造了美国第一批计算机；70年代，又建造了一系列超级计算机；目前，它正在投资数百万美元，从事尖端通信技术和窃听技术的研究。 在世界各地安装窃听器并非易事。国安局通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卫星和外国使馆墙上的普通电源插座窃听情报。窃听员可以坐在行驶在华盛顿使馆区的汽车里，或呆在日本北端三泽空军基地的掩体中，也可以登上地中海乘风破浪的海军巡洋舰，或坐在波黑上空飞行的U—2侦察机里。 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哪一国的首相或总统的声音未在国安局语言学家的耳机里出现过，他们要么是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时被窃听，要么是在访美期间在饭店房间里会见客人时被监控。例如，有人曾听过国安局的一盘磁带，内容是已故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严厉斥责一个下属官员未能实现农业生产指标。一位前白宫的中东问题专家曾听到过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惊人的闲谈”，最后是阿萨德大骂伊朗人，其中夹杂着激烈的低毁言词。在美国领导人会见外国高级官员之前，国安局总是帮他们准备，向他们提供这位官员最新的谈话和书面指示。 美国还不惜花重金，把一颗颗间谍卫星发射到太空，当这些卫星运行到目标国上空时，就展开天线，截取该国通过中继塔发射到太空的微波讯号。与此同时，设在西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的地面站，以及设在英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面站，则把抛物面天线对准普通国际通信卫星，从中截取大量电话、传真、计算机和其他信息。 国安局的一名卫兵说，他过去对停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国安局大院里的一排面包车并未在意，有一天他朝车里看了一眼，发现那里面装有许多计算机、传真机、电话机和不知用途的监听装置，甚至还有一副看上去像空调一样的自动展开式雷达天线。这些面包车都涂上了当地电话公司的独特颜色，混在使馆、高级住宅和饭店外面的车辆里。哪里有外交官或外国间谍聚会，哪里就有这些汽车。 白宫的一位外交政策助理透露说，美国曾在1990年8月落成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新使馆的每间办公室的混凝土墙里埋设了光纤窃听器，这种细细的玻璃丝在全面安全检查中没有被发现。直到这件事在前些时候被泄露给《悉尼先驱晨报》和其他新闻媒体后，才引起我国的警觉，随之而来的是这一情报来源枯竭了。 形形色色的秘密情报 国家安全局向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提供的各种秘密情报，使它成了一个在日常事件中无形地发挥作用的重要角色。 例如，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一个房间里，特工人员窃听到卡利贩毒集团秘密策划把12，250公斤可卡因放在水泥杆里，走私到佛罗里达的重要情报。据此，美国在1991年破获了历史上第二大可卡因走私案，并使贩毒集团开始瓦解。1994年春天，哥伦比亚逮捕贩毒集团头目，国安局又一次在暗中起了作用，它提供了渗入贩毒集团复杂的通信网络窃听到的重要情报。 有一次，国安局通过商用通信卫星，截获了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与沙特阿拉伯国家航空公司和沙政府之间的所有传真和电话内容。该局发现欧洲公司的代理人正在向沙政府官员行贿，于是将此情报及时传给了美国官员，结果使得美国波音航空公司和麦道航空公司在60亿美元的招标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国安局还把俄罗斯大草原上空的一颗卫星移到了朝鲜上空22英里处的一个位置，于是在发生朝鲜核武器计划危机期间，该局及时向美国官方提供了一系列关键情报。 1994年，在克林顿政府为是否出兵海地使阿里斯蒂德总统重新掌权而大伤脑筋时，官员们找到了国安局。在这之前，该局已侦获了海地军人集团的电话，发现塞德拉斯中将正在考虑是否交出权力；在更靠近总部的地方，还侦听到阿里斯蒂德总统在流亡美国期间的电话，他每次打电话给海地大使或找他的美国支持者商量问题时，谈话内容就会在白宫和国务院的安全计算机终端上逐字闪现。 在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紧急时刻，国安局的顾问理查德·艾伦正坐在他弗吉尼亚州家中的露天平台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监听着他的保密电话——窃听人员在随时向他报告双方交战的情况和伊拉克当局惊慌失措的表现，这些重要情报是通过侦听飞行员之间的通信联络得到的。艾伦后来回忆道：“国安局提供的宝贵情报，几乎使我们能同时了解交战双方的每一项战斗计划。” 在每次军备控制谈判或重要的贸易谈判中，美国官员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求助于国安局，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全球测谎器。美国的谈判代表常常能预先知道对方打的牌，因为国安局向他们提供了外国代表刚刚从上司那儿接到的命令。例如，去年在美日双方关于豪华轿车进口问题的激烈谈判中，国安局就提供了这样的帮助，从而把日方代表惊得目瞪口呆。一位美国代表说，在谈判桌上，他必须极为小心谨慎，以防止自己泄露所知道的信息；弄得不好，就会打草惊蛇，再也得不到这类极为宝贵的情报了。 高科技：情报窃听的支柱 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曾用一种激光窃听器，从行驶中的伊拉克高级将领汽车座位的反光镜中，“捕捉”到车内谈话的声音信息，经过特殊装置的分检和解调，掌握了车内谈话的全部内容。这种装置还能通过房间窗户玻璃，或室内的一件物品如文件柜、衣架和挂图等反射一种激光，再从玻璃或物品的轻微振动窃听室内的谈话。由于无需在被窃听的房间安装任何窃听器就可以窃听，从而克服了对那些无法进入的场所安装窃听器的困难；同时，由于发射的是人眼极难察觉的红外激光，它不仅在白天可以使用，即使在夜间也同样可以使用。 为了监听恐怖分子、外国士兵和警察使用的步话机，国安局发明了一种将雷达接收器、测向仪、电脑和录音机结合在一起的装置。它通过设在地面和空间的天线，能捕捉到大量有用的情报信息。 国安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是世界上功能最强的。它们能通过扫描，及时查到某些外国政府的电话号码，因为这些号码的编排是有一定规律的。更多的则是用来破译密码。据悉，可能解开一个普通加密系统的“底码”数大约是7000万亿个。如果用个人计算机来查找，也许能在1秒钟内查找10万个，但是要把“底码”的每一种可能的组合都试一遍，大概需要22，652年。而用国安局的超级计算机，几秒钟就能试一遍。 密码一旦被破译，计算机就可以查出外交电报或商业传真等书面通信中的关键词，其中可能包括一个有供应化学武器嫌疑的公司的名称、一个贩毒集团在瑞士银行中的帐号，或者“核”这个词。 通过语音加密的通信比较难以侦破，因为每个人的发音差异极大。国安局不惜耗资数百万美元。研究出一种新软件，它不仅能识别独特的嗓音，并且能在监听目标出现时自动录音，甚至能把讲话要点归纳出来。这种器材曾被提供给哥伦比亚人，它们在追捕大毒枭埃斯科瓦尔时派上了用场——这个歹徒在1993年12月被保安部队击毙。 在前不久的一次军事情报研讨会上，国安局麦康奈尔局长指出，面对全世界通信量剧增的情况，如何迅速、自动地拣选所截获的情报，变得越来越重要。他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所有书籍和期刊所包含的信息大约有1000万亿条。这些信息如果用一个卫星频道来传递，大约需要9个月；如果用光缆传递，也需要3个星期。“但如果有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那种技术，那么我们在3个小时内获得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一座国会图书馆。” 附：美国窃听史 自从美国军队1916年在美国边境追捕墨西哥歹徒帕乔·比利亚以来，通信倩报就已经开始在每次国际危机和事件中发挥作用了。 1929年，当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数学天才赫伯特·亚德利把他玻译的几份日本秘密外交电文递交给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史汀生时，没想到不仅没有受到褒奖，反而遭到指责。这位贵族出身的国务卿批评说：“不要阅读对方的邮件。” 到194且年，美国军方开始揭露日本对美国开战的企图。其中一位急于阅读那些秘密急件的人，正是当年曾反对阅读对方邮件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由于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密码，美国取得了中途岛、珊瑚海和所罗门群岛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 在欧洲，盟军也在窃听纳粹的通信，他们破译了德国“神秘”机器发出的军方密码，那些截获的情报使美国军舰和潜艇逃过了德国潜艇的疯狂袭击，保证美国在大西洋战役中获得了胜利。 从1942年到1946年，美国截获了当时被称作盟友的苏联的外交情报，从而暴露了苏联在美国的巨大间谍网，并导致一批苏联间谍如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及其同伙的被捕和定罪；他们被控为苏联提供了原子弹的幕后秘密，以及喷气式飞机、雷达和火箭的详细资料。 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式成立。它继续组织刺探苏联边界的情报，监控苏联高级领导人的行踪，并利用飞机、军舰和潜艇来侦察对方的防御力量。大约有200多名美国人在这种任务中送命，但美国没有公布他们丧生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 1962年10月，从英国沼泽地带的一个偏远的窃听地点，国家安全局第一个报道：满载核武器朝古巴行进的苏联军舰，在美国隔离线的水域抛锚了，从而消除了古巴导弹危机。 肯尼迪总统急于在登月方面胜过共产党国家，他下令国安局密切监视苏联的航天计划。1967年，窃听员监听到苏联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巴罗夫在他的船撞入大气层并被烧死之前发出的惨叫声。 越南战争爆发后，国安局曾放弃了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些活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越南，在一些关键战斗中提供了越军兵力的至关重要的情报。 80年代初在中东，当以色列军队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黎巴嫩时，国安局曾一度怒不可遏。但是在阿拉法特逃到突尼斯后不久，它又可以监听到巴解的活动了。一度，国安局想监听在黎巴嫩境内兴起的诸如“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等神出鬼没的恐怖组织，但苦于没有办法。后来，伊朗向这些组织提供了一批收发两用无线和移动电话，无意中帮了美国一个大忙，为它窃听这些组织提供了方便。 “漂白”这个名词可回溯到二十年代的芝加哥。当时有位黑手党的财 主买下一家投币式自动洗衣连锁店，每晚收账后，他只需将赃款加入账上， 就可以向税务机关申报，如此一来，钱就简单地被“漂白”了。 黑钱全球大漂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惊人报告，全球的“黑钱”，经过慢慢累积的结果，至今已高达一兆美元，且每年不断增加一千亿！这在世界金融系统中，如同一块毒瘤，没有人能确切掌握它蔓延的面积和速度。 这些庞大“黑资本”的钱主包括第三世界的游击队、走私军火毒品者、遭制裁的禁运国家、非正派银行以及黑社会等。为了避免遭到国际刑警机构的抄查，他们必须将非法得来的巨款合法化，进行所谓“漂白”工作，把钱放入正常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循环一回。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查缉一宗日本黑社会资金渗人高尔夫球场的案子时透露，80年代因房地产景气而获利的日本黑道，在美国西岸的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之间流通的资金，总计十亿美元以上。 另外，人口仅1500万的荷兰，非法活动的营业额，一年就超过100多亿美元，其中仅贩毒金额即占三至五成，这些钱都在积极寻求漂白。像这类大宗的非法资金流人投资市场之后，便搞乱了整体经济的合理发展，更让金融界鸡犬不宁。 制造泡沫经济 一触即资 银行界一位反洗钱部门的主管指出，就像八十年代末，许多来路不明的资金，大量投入世界各地大都会的办公室不动产，先制造了一个泡沫荣景，但过不久随即崩溃。巴黎金融界有多家银行就在这一波上，套牢达一千亿美元之多，损失惨重者不在少数。 而在各国政府还不能有效制止的同时，黑钱漂白又因手法翻新，使问题日益棘手。例如比利时和美国相继出现一些所谓“电信金融公司”或“票据交换公司”，设计精巧的转账技巧，利用现代电子系统的便利，每天经手上兆的美元做资金转移，速度奇快。在辗转间，使人无法查出最原始的票据签发人和受益人的身份。这类公司更大大地方便了洗钱的渠道。 另一方面，自九十年代起，经济危机也提供了洗钱的大好机会。只要一家公司传出经营困难的消息，金融掮客就向手头拮据的老板游说，建议做“整理”，由他从中安排、引介资金。但是这类公司的困难最后都没有被解决，反变成完全仰赖犯罪组织的资金。意大利最出名的Camorra和Cosa nostra犯罪组织即用这种方式，在意北部建立起势力庞大的地盘。 洗钱一本万利 竞争激烈 由于暴利诱人，一些具特殊手腕的分子也集结起来，抢接生意，例如走私者可帮助载运大批硬币到隐秘的外岛；兑汇商则提供转换多重外汇再还原的服务等。一般来说，漂白的佣金付给走私者是5％；精巧些的电子系统转账约8％。 澳大利亚曾遇到一宗案例：悉尼某家银行对一名客户要求电汇一千万美元到巴基斯坦起了疑心，通知警察。果然警方查出那是一家洗钱公司在为十吨巴基斯坦大麻的销售收益做转账工作，其总金额高达5100万美元。 其中的4100万美元已经以数种方式被漂白得无影无踪：3500万的硬币被藏在改装过的海水脱盐机里面，运到新加坡以后消失；他们又用一个假的澳洲宗教协会以接受慈善捐款为名，将部分现金转账到国外；另外以一家掩护的假珠宝公司购买300万美元的黄金，出口到香港，转卖后再汇到逃税天堂去。 英国警方也挖出一桩惊人的线索。1993年3月，车臣驻伦敦代表乌兹耶夫和他弟弟的尸体被人发现，头部各挨三枪，双手反绑。调查显示，乌兹耶夫兄弟在伦敦居留时，曾在前东欧集团、西方世界和逃税天堂如塞浦路斯、英属维尔京群岛之间，建立起一个公司同。 他们在佛罗里达设立的公司，乃是跟费城的黑社会勾结的工具。其旗下所有的“企业”，以一个“电子蜘蛛网”联结起来，在欧美各著名银行开立四十多个账户，里面有几百万的美元、马克、瑞士法郎和英镑在循环流通。直到现今，警方仍查不出这批神秘的车臣资金来自何处，将流往何地。 尤有甚者，一位哥伦比亚裔的大麻走私者乔塞——安东尼奥尼·费南多想出“海盗银行”的点子，干脆直接控制银行以方便黑钱的流通。这类银行当然只是幌子，它们的地点多选在前东欧等缺乏金融经验的国家。 沙洛老爷洗钱 本领高强 加勒比海的荷属圣马丁岛上，有一名意大利裔的商场大亨，人们尊重地叫“沙洛老爷”。在八十年代中，短短不到十年期间，他建立一个产业达3亿美元的旅游一旅馆王国。而事实上他是一名超级洗钱家，藉着与纽约和意大利黑手党的密切关系，他在该岛迅速买下多处休闲设施、旅馆和大型赌场、咖啡厅，以及该岛西南的40万平方米土地和圣马丁商业银行。圣马丁直到1993年还没有海关，也没有海岸巡防，因此成为哥伦比亚毒品走私到美国的最佳中继站，“沙洛老爷”即看中这点。他贿赂当地官员，以便为贩毒买盘做洗钱生意。后来罗马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向荷兰政府提出大量证据，证明意大利黑手党和当地官员勾结，才促使荷方进行反漂白的行动。沙洛最后被捕入狱。 意、美两国警方的黑名单上目前列出一名“超级沙洛”，叫帕拉索维。此人据传在南非拥有更大规模的赌场和旅馆，专为数十亿美元的数额进行漂白工作。 巴林银行于1763年由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创建于伦敦，至今已有200 多年历史。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既为客户提供资金和投资建议， 自己又参与买卖股票、土地或咖啡，承担风险。 1995年中国春节期间，一位叫尼克·里森的年轻交易员却使这样一家 举足轻重的银行老字号在一夕之间破产了。 在服刑期，里森将他搞垮巴林银行的全部过程写进了《我如何弄垮巴 林银行》（Rogue Trader）一书，现选精彩部分刊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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