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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袁庚开了一整天会，据说8日也不会有空，而9日一早又要回香港了。我对于这两天见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一次如果不能和他交谈，我将等待，直到他下一次从香港回来。8日清晨，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请他转交。 8日上午，我到办公大楼访问工潮梁，两人刚坐下来，办公室副主任黄振超匆匆忙忙地叫我：“袁董回来了，快去见他！” 我向王潮梁道了歉，说明另改时间，急忙跟着黄振超向袁庚办公室走去。 工业区办公室和袁庚的办公室是相通的，中间隔着大块的透明玻璃，老远就看见了袁庚，他手里正拿着一大叠文件。 我和他握手的时候，黄振超在旁边向他说明：“只是见见面，不会占你很多时间。” 袁庚却非常随便地笑着说： “你是《花城》的？来搞什么阴谋诡计？” 一句玩笑话把距离缩短了，而且我感到这句话的背后似乎有某种潜台词。我知道袁庚对文艺问题也是相当关心的。梁宪说过，前几年在北京开会，有一天袁庚看了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有关的争论文章，问他：“你认识这个作家吗？咱们把她请到蛇口去！”我相信他对这几年颇为引人注目的《花城》也是有所了解的，“阴谋诡计”的调侃大约是有感而发。 我也笑着说： “我搞的是阳谋，要写你和蛇口。” 他引我到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小会客室坐下，舒服地往藤椅上一靠，摆出了准备谈一阵子的姿势。 “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不要说我们这里什么都好，这里问题多得很，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到处充满着矛盾。” 我说：“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 “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是不行的，而群众无权监督干部和罢免干部就没有民主。我们在干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在外国，政治家演说，群众可以用臭鸡蛋、西红柿扔他，他用雨伞挡着还是讲。你说他的民主是假的，但这一套对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有用。我们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孙中山是想搞民主的，他死得太早，没搞成。我们的革命，许多人来自农村，长期搞的是阶级斗争，没有民主的传统，封建主义的影响倒是很深。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是历史的包袱太重了。” 半路走进来的黄虹坚，这时插话说： “我最近接待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女儿，她在美国学企业管理，谈起来也说：在美国深有感慨，感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史的负担太重。” “美国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框框，我在报告会上也说了，他们的‘总督’牌香烟广告有一句口号是‘想做就去做’，这句话香港也接受不了，译成‘应做就去做’。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但我们许多应干的事却干不成。” 接着我问了他的经历，他扼要地作了回答，着重谈了他入党和“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情况。不知不觉已经谈了近一小时，这时管委会副主任王令贵走进来，微笑着站在那里不动，我知道是催他去开会，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 黄虹坚用电话约好了住在太子宾馆的袁庚夫人汪宗谦同志，我们马上又赶到太子宾馆，和温文尔雅的汪大姐谈了一个小时。重点是袁庚坐牢，对监狱内外的情形都比较清楚了。汪大姐慢条斯理而又深情地说： “许多人经过那样的折磨，出来就蔫儿了，可是他不，他的劲头反而更大了。” 我心里说：这才是袁庚！ 过了几天，乔胜利对陈宜浩说：袁董看了我的信，答应下次回来再和我谈。可是不久他被项南同志请到福建去了。 8月25日上午，我得到袁庚回到蛇口的消息，急忙打电话到太子宾馆和他联系。但是太迟了，他过了中午又要回香港，而上午的时间已经排满，就在和我通话的时候，他不得不放下电话去开门。他说： “你还有什么问题就在电话里说吧，不要紧的，我们没有秘密。” 我没有准备电话采访，一时想不齐全，只好问他出国访问的几个细节和数字，他一一作了回答，“这些也要发表吗？”我说：“不一定发表。”“发表也没关系，那天我讲话外国人也听了。” 我说：“将来排出校样，送给你看看好吗？免得事实有出入。” “不必了。不要什么都审查，出点差错也不怕。人是有血有肉的，难免出点差错。捅点漏子也不要紧。” “好了，谢谢您。” “谢谢。” 我忽然想起袁庚的两句话。 一次袁庚亲自带领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学员参观，来到铝村厂门口时，他向学员们介绍：这厂家的厂房施工包给了日本人，23个日本人仅用27天就把它盖了起来，大雨淋得睁不开眼他们也不停工，一个工人从高处摔下来受了伤，他的哥哥跑过去看了看，见弟弟没有生命危险，便又回去干活了。袁庚说： “日本不富没有天理！中国改革了，不富也没有天理！” 现在我想说：蛇口的改革不成功没有天理！ 66岁的袁庚，魁梧、潇洒，兼有外交家和实业家的风度，具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他是从哪儿向我们走来的呢？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坚实的脚印。 他出生于宝安县大鹏的水背村。家里有一个果园，算是小康人家。大鹏湾的风浪陶冶了他的童年。 1935年，他毕业于广州广雅中学，随后又进了测量学校。做了一个短时期的测量员，他又进了陈济棠办的燕塘军校，陈济棠下台后，这间军校成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分校。在学校里，袁庚是活跃的足球门将，炼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军校毕业，他看到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教官们，一个个腐化不堪，对民族危亡无动于衷，便愤然回到故乡大鹏城，担任区第一小学校长，同时兼任地方自卫队教官。 学校是国民党办的，自卫队是邓演达的第三党搞的，但是学校和自卫队中都有中共地下党员。 戎装佩剑回到故乡的袁庚，在当地是一个重要人物，三种政治力量对他都很注意。 中共地下县委书记王文，和他住到一起，亲自考察他。 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袁庚很快和王文、仲文、赖仲源等地下党员成了朋友，和党组织正在培养的教师王相等也很接近。办夜校，演戏，凡是宣传抗日的活动，袁庚都积极参加。一次演《放下你的鞭子》，王柏演卖唱的女儿，袁庚演阻止父亲鞭打女儿的青年，当他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时，他完全进入角色，忘了自己是在演戏，许多观众也跟着他冲了上去…… 1939年3月27日，袁庚由王文、仲文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他没有一天辜负中国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 当地有一个进步刊物《大鹏魂》。袁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幅讽刺国民党的漫画，刺痛了国民党区党部，他的处境变得危险了，党组织于1939年冬天把他转移到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此开始了他在东江纵队的战斗生涯。大鹏湾的儿子，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了。 抗日战争期间，美军作为盟军，在延安和东纵各派了一个观察组，担任东纵联络处处长的袁庚，和美军驻东纵观察组保持经常的联系。根据中央指示，东纵和美军观察组交换有关华南日军的情报，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寇投降时，英军远在缅甸，一个海军少将只率领一营人乘航空母舰赶到香港。他的兵力不足以维持治安，要求我东纵港九支队不要撤退。东纵请示中央，中央复电：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坚决撤离港九地区；同时要求在香港设立联络机构。东纵派袁庚前往香港谈判，袁庚不辱使命，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并成为驻香港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办事处就是后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谁能想到，历史前进的道路竞是如此曲折，二十多年之后，这些功绩居然变成了“罪行”…… 1968年4月6日，袁庚一大早就离开在西苑的家，到机关去上班。北京的四月初，春寒料峭，风沙迷眼，加上到处是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形成一片肃杀气氛，使袁庚的心情极为压抑。他参加接运印尼难侨的工作，刚告一段落，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回来上班了。近来不断听到东纵的老战友失去自由或下落不明的消息，他于愤懑中保持着镇定。 回到办公室不久，有人通知：部长有事找他。他推开部长办公室的门，看到除部长之外，还有两个公安人员。那位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部长，面孔板得像一座木雕。 “袁庚，你被捕了！” 下午，机关召开大会，部长在会上宣布：“袁庚是美国特务，已经依法逮捕。”袁庚的好友和邻居、50年代一道在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当过领事的刘亚民和刘丹一，互相交换着悲愤的眼光。1954年袁庚和他们共同保卫万隆会议、保卫周总理安全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袁庚奔走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周旋于华侨社会之中，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这样赤胆忠心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与此同时，汪宗谦同志从办公室被押回家中，勒令交出所有的钥匙，开始抄家。翻箱倒柜，从下午抄到天黑，然后又押回机关抄她的办公桌。出门时，才发现三个孩子被关在门外不准进家，左邻右舍也不敢收留，孩子们在抹眼泪…… 从此以后，袁庚在生活中消失了。汪宗谦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也不知是死是活，到哪里打听都说不知道。1969年，汪宗谦随机关到了设在山东邹县的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跟姥姥生活。汪宗谦虽然也算“干校学员”，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她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如掏大粪、洗厕所之类。她的左肩患了肩周炎，痛得胳膊抬不起来，医生建议回北京治疗，干校就是不准。直到1972年初夏，林彪摔死半年之后，她的大孩子中印就要下乡插队了，她请假回京为孩子拆洗衣服、打理行装，才被批准。 1972年7月，袁庚被捕四年又三个月之后，突然通知汪宗谦到秦城监狱去探监。“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汪宗谦心中被这个念头塞得满满的。 探监当然是在监狱之外的某个地方。 汪宗谦辛酸地发现，袁庚行走困难，说话声音也变了。而且他不知道当时是何年何月！ 原来，监狱里日夜亮着灯，犯人分不清，记不住日夜的交替，失去了时间的概念；睡觉时只准脸朝外，一条腿总是压在下边，时间长了造成萎缩；长期不讲话，声带都沙哑了。 我曾经听说，袁庚在狱中数年见不到有生命的东西，只有放风时在天井里看到墙根的小草。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 “不，还有蚂蚁，我对蚂蚁很有研究。” 这句轻松的话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分量！ 汪宗谦见过了袁庚，就为救他而奔走了。 “没见他不知道他死活，既然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怕他死了！问题还没搞清，死了孩子们都得背黑锅呀！他住在楼上，要到楼下的大井放风，上下都很辛苦，我到中央接待站去上访，请求把他搬到楼下来，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袁庚搬到楼下的一间房，发现席子底下有一团开始花白的头发，他判断这里关过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偶然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件事，王光美说：“没错，正是我住过那间房。” 袁庚出狱，已是1973年9月30 日，整整关了五年半。 在狱中，睡觉时只要一转身，看守就在外边敲门。夜晚，敲门声常常把人惊醒。袁庚回到家里，刚一入睡就惊醒了，这才是真正的心有余悸。过了半年，这种心悸病才逐步消失。而恢复那条萎缩的腿的功能，却用了更长的时间。每天，汪宗谦搀着袁庚，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快，走了一年之久，两条腿才恢复了平衡。 更有可悲的，有的人在狱中常年在牢房里转圈子，出来不会走直路了，一走就转圈，连马路也不能过。人啊，人！人的尊严到哪里去了！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治疗，1975年，袁庚被分配到交通部，当了外事局副局长。 一恢复工作，袁庚的头脑便和刚刚复元的身体一样活跃起来。 恢复工作之前，袁庚骑自行车上街，总觉得擦身而过的小汽车太霸道，“不能开慢点吗！”恢复工作之后，自己也坐上了小汽车，有时就觉得路边的自行车碍事了，“不能靠边骑吗！”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在心里警告自己道： “可不能让屁股指挥脑袋呀！” 多年来，这成了他的一个信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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