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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做了大半辈子军事、外交工作的袁庚，以六十花甲之年改行搞经济，被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 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公司的13条轮船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历任交通部长都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所以副董事长便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从李鸿章算起，袁庚是第二十九代了。 香港招商局在极左思想影响之下，单一经营，困守一隅，搞了几十年没有什么发展。袁庚到任，根据中央定下的“以航运为中心，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以铁腕大力整顿。 袁庚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 “我到香港的第一课，就是买了一座大楼，非常便宜，只花了6180万（港币）。第一次交订金时，支票2000万。那天是星期五，当时讲好下午两点钟，在一个律师楼里，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开了2000万的支票到律师楼去了，卖楼的对方也有好多人来了。楼下几部汽车停在那里，那个汽车发动机都没有停的。一上去之后，大家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签字。签完字，对方拿着支票，两个人夹住，下去了。剩下一个老板和我们谈善后的事，那个支票用车以最快的速度，马上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明天是礼拜六了，人家银行关门，礼拜天也关门，假如礼拜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3天2000万的利钱，所以他要求按时把支票交给他，我们的财务去了，他回来向我们报告，他说当时那个场面的紧张是很动人的，当然，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想到，资本家对2000万在银行3天的利息为什么那么重视，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中就是几万元的利息。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回家。他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第一课。我也不怕自惭形秽，一窍不通，我接触经济工作，仅仅是在五年多前开始。但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经济工作，毛病之多，简直令人发指！招商局的子公司多的是，一检查，发现支票在家里过夜大家根本不当一回事，就是内地理财的办法……很快我就把这个财务换掉了，换了一个华东财经学院毕业的来。他来了之后，我就给他讲这个道理，一个礼拜之内他就能够接受。他说这里理财和内地理财完全是两码事，立即加以整顿。经过整顿之后，财源滚滚而来……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很多人骂我，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中国很早就讲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它说得比我还厉害，时间重于金钱！” 招商局走上轨道，袁庚就考虑进一步的发展了。1979年初，他和有关同志带着蛇口开发工业区的蓝图，到北京向李先念、谷牧同志汇报。先念、谷牧同志很感兴趣，当时同意把整个南山半岛都划给工业区，袁庚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要了2.14平方公里。当李先念同志举笔在他们的报告上签字的时候，袁庚心里默默地说： “先念同志，签吧，您这一笔下去，将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呀！” 1980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届书画展开幕。观众进入展览大厅，迎面是一架屏风，正中间挂着一幅草书，苍劲流畅的书法，引人注目，细看那内容，更是气度非凡。这是多才多艺的袁庚的作品。我忍不住掏出笔记本，把它抄了下来。 登微波楼 微波楼上，雨初晴，水浸苍穹澄碧。极目纵横宇宙小，探手银河可摘。鹰掠浮云，鸥翻怒浪，何惧风雷激。掀天揭地，方显男儿胆识。梧桐山挹群峰，若游龙，直卷屯门西北。滚滚珠江南入海，洒满伶仃春色。厂舍鳞排，帆樯队列，似神蛇添翼。中华崛起，英雄豪杰辈出。 时维甲子，序属清明，雨后登蛇口微波楼，有清新感，兴之所至，填念奴娇。格律工否，非所计也，取其义耳。 宝安袁庚 我很注意“有清新感”四个字，袁庚在给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信中也说过，“每登微波楼，均有清新感”。可见清新一词不是随便用的。 我有同感。 蛇口经过五年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座新型的海港城市。工业区，当然以工业为主。引进项目98个，有52项已经开业投产。几十座工厂，几百栋宿舍楼，海滨的花园别墅，在昔日荒凉的海滩上拔地而起。“厂舍鳞排，帆樯队列”，完全是写实，没有一点夸张。工业区管委会七层办公大楼紧靠五湾码头，许多外国石油公司和财团的代表机构也在这里办公，水翼船来往于蛇口香港之间。大楼门前，蒲公英似的圆形水雕喷泉飞珠溅玉。大楼背后的山头上。就是引进的具有70年代先进水平的微波通讯楼，登楼四望，整个工业区尽收眼底，难怪这是袁庚心爱的一个去处。 六湾中央的岸边，停靠着邓小平同志书题“海上世界”四字的明华轮。这艘豪华的大型客轮，诞生于1962年的法国，后来被广州远洋公司买下。21年间，它在海洋上奔波，到过数十个海港城市，如今它退役了，古老而又年轻的蛇口成了它的归宿之地。它虽然不再航行，但风姿不减当年，以它的客房、餐厅、舞厅、商场和游乐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入夜，灯火通明，烟花四起，它仿佛是一座海上宫殿。袁庚去年决定花300万元买它的时候，一片反对之声，现在事实说明，它为蛇口添了异彩，对的又是袁庚。 晚上，我到海边散步。坐在麻石栏杆上，观两岸灯火，听一片涛声，历史和现实在脑海里交叉、叠印，我的心像大海一样不能平静。西去不远，就是伶仃洋，就是珠江口。文天祥苦吟“伶仃洋上叹伶仃”的声音，陆秀夫背负宋帝昺投海的声音，仿佛从历史的深处传来。赤湾左炮台上那尊锈迹斑斑的古炮，更是历史的见证。140年前，面对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舰队，它勇敢地发出第一声怒吼，从而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但是，它能打掉海盗船的威风，却打不掉清王朝的腐朽，它和林则徐一道被出卖了。花开花谢，潮涨潮落，100年过去了，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炮兵团长袁庚，指挥炮兵健儿，威震敌胆，一举解放了这片土地，解放了伶仃洋上的大铲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30年的历史弯路，辜负了这大好河山。一些年轻人对祖国失去信心，月黑风高之夜，来到这荒凉的海滩，从这儿下水泅向对岸的灯火。几多人中途溺毙，涨潮把他们的尸体又推回他们出发的地方。五年前袁庚重返蛇口看到这些不幸者尸体的时候，痛苦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达。现在好了，才过去五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蛇口的夜间灯火并不比对岸逊色了。据说袁庚曾在对岸驱车遥望蛇口的夜色，他那喜悦的心情想来是同样难以描述的，我望着海滨花园长椅上喁喁私语的情侣，望着在年轻的父母身边蹦蹦跳跳的孩子，心里暗暗地说：祝福你们，幸运的蛇口人！ 这还是看得见的清新气象。还有那看不见的呢，经济体制、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由这些改革而引起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清新之处，比那夜间灿烂的灯火更加美丽动人。 啊，清新的蛇口！ 清新动人的蛇口，是几千劳动者用心血和双手雕塑出来的。这中间，袁庚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工业区创建初期，香港招商局所属远洋公司总经理张振声担任总指挥，他出色地贯彻了袁庚的意图，艰苦深入，日夜辛劳。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调回香港后，袁庚便亲自兼任了工业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他既考虑方针大计，又关心具体问题，处理问题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高瞻远瞩。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在藤椅上靠几分钟又工作了，晚上常常熬到深夜。 第一批引进的工厂中，有个华美钢厂，是招商局与香港资本家合资的企业。这位姓施的老板，本来是经营地皮股票的，对办工厂并无兴趣。袁庚在印尼工作时结识的一位华侨朋友，代施老板在国内考察了炼钢技术，认为在蛇口办一间轧制钢材的钢厂有利可图，便极力劝施老板投资。双方有利，一拍即合。引进的设备在国内是先进的。投资额近一亿港元。 1984年春，钢厂股东和工业区管委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经营方面面临的问题。港务公司提出一个悬案：建厂初期，厂方有3000多吨钢铁堆放在五湾码头的露天堆场，已经七个多月，港务公司要追收60万港市的堆放费，而厂方拒绝付款。一直未能解决。 这个问题一提出，气氛紧张起来。施老板很激动，把财务经理和总工程师都叫来，讨价还价。他们说，工厂里没有堆场，所以无法提货，这不能怪他们。袁庚提出到工厂去看看，确实没有堆场，但那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只要加以整顿，完全可以清出堆场来。 施老板知道理亏，答应出一半堆放费。事情没有解决，该吃午饭了，袁庚说下午再议。 午饭后的短暂时间，袁庚当机立断，做了我方人员的思想工作，说明吸引施先生投资办厂不易，应从大处和远处着眼，作出让步。 下午会一开始，施老板就不耐烦地说： “袁老板，你拍板吧！工厂你招商局也有份的！” 袁庚不紧不慢地说： “这件事，我看双方都有责任。钢铁既然是工厂的，工厂怎能长期让它堆放在码头？工厂没有堆场，这是管理混乱造成的。港务公司也不对，你们为什么不催货主提货，任凭这些钢铁长期堆放？难道只要有堆放费可收就行了？你们应当考虑工业区的全局利益，考虑如何促进生产。” “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第一次，我的意见，这一次堆放费就免了，下不为例，工厂必须尽快把这些钢铁运走。” 这种出乎意料的处理方式，使30多岁的施老板大为感动。他站起来说： “谢谢你，袁先生！我口服心服！工厂接受批评，一定限期运走。” 以后施老板积极性大增，双方合作一直很好。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使资方有利可图，才能进一步吸引外资，这一直是袁庚的一个指导思想。 1982年在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开幕式上，袁庚宣布装卸费减半，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当时有的同志还不理解，后来事实证明了袁庚的战略眼光，这一措施对于吸引外资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日本三洋（蛇口）公司的开业典礼上，袁庚风趣地对来宾说： “先生们，我们希望你们赚钱，你们赚钱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当然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赚钱。袁庚又对西方石油公司的老板们说： “先生们，我要从你们的口袋里掏出钱来，是否掏得出来，那就看我的本事了。” 对这些坦率的语言，老板们总是报以掌声。 但是，如果以为袁庚不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工人的利益，那就错了。在根本问题上，袁庚是坚定不移的。 1983年5月，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经营的凯达玩具厂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工业区的事件。 一个时期以来，这家工厂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有时干到凌晨三四点甚至六点，一个工人当两个工人使用。许多工人累得昏倒在地。工人发病率急剧上升。不肯加班的就要开除。凯达厂成为工业区人们议论的焦点。 5月下旬，工业区召开首届团代会，凯达厂女工郑艳萍是团员代表。而这时候工厂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的销售旺季，接受了大量订单，正在拼命赶工。尽管团代会是晚上举行，并不占用正常的劳动时间，厂方还是不准郑艳萍去参加会议。郑艳萍平时劳动质量好，效率高，很少出差错，可还是因为参加团代会而被厂方无理停工，罪名是“拒绝加班”。 工人们愤怒了！蛇口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天下，岂能任资本家为所欲为！ 共青团管不了工厂的事，工会来管。 凯达厂是在工业区投资较早人数较多的一个大厂，当时有1200多名工人，占工业区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筹建工会的时候，管委会副主任熊秉权说，“凯达厂工会搞不起来，整个工业区工会等于没搞！丫工会建立起来了，由工业区团委副书记端木默兼任工会主席。这个来自江苏连云港的戴眼镜的姑娘，别看才23岁，已经做了三年团的专职干部，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去年凯达厂非法搜查工人宿舍，她就向工业区领导写过一个调查报告，当时招商局从全局考虑，没有把这件事闹大，平静地解决了。现在端木默又及时地把情况逐级上报工业区领导。 报告送到袁庚手里。 袁庚没见过郑艳萍。但他早在三年前就和凯达厂的女工打过交道，近来更关怀着她们的命运。他对她们怀着父亲般的感情。 1981年，袁庚从香港过来，听说凯达厂的女工没有热水洗澡，没有桌子写信，写信要在走廊里写，有些人流泪想家，马上同副指挥刘清林和办公室主任余为平到宿舍去看望工人。他同工人谈心，安慰工人，答应三天内一定解决她们的困难，临走伸出小手指说： “你们信不信我的话？要不要勾手指？” 姑娘们没想到总指挥这么和蔼可亲，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开朗地笑了，“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这不是相信他袁庚个人，而是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啊！如今厂方对待工人无理到这种地步，再让步就丧失原则了。 他激动地在报告上批道： “加班应是自愿原则，要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 替工人说话，为郑艳萍复工，维护独资企业工人的合法权益，工会是责无旁贷的。 根据他的批示精神，端木默深入女工宿舍，反复做了大量的调查。由于工人加班，找工人谈话大都要在深夜12点以后，往往谈到一两点钟。有的工人怕老板报复，在宿舍里当着别人不敢讲，常在深夜去敲她的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此深圳市总工会工作组曾写信到工业区党委，赞扬端木默同志警惕性高，组织性强，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 接着，在工业区党委、区工会及深圳市总工会的具体指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把工厂几年来违法的行为，包括去年非法搜查工人宿舍、侵犯人权，以及厂方无限制加班加点，给工人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的事全部搜集起来，整理成材料，向厂方提出：如不改正错误，就诉诸法律！准备循法律途径解决。 厂方明白诉诸法律的后果。还是价值法则起了作用。在多方面努力下，厂方不得不答应给郑艳萍复工，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工人加班自愿，每天加班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斗争胜利了，原来很普通的女工郑艳萍，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成了凯达厂工会副主席和工业区工会妇女委员。原来在连云港只念过两年英语专业的端木默，现在已由工业区组干处推荐，考上了深圳大学干部进修班企业管理系，凯达厂工会工作的重担落在郑艳萍肩上了。 工业区所有的独资合资企业都看到了这场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是我方对凯达厂开工以来的一系列不良行为的总回击。那些怀疑蛇口“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人，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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