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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的原回，87天后，武芳从四医大出院了。她做了四次植皮手术，已经欠医院五千多元的费用，催烽火村，也不见人来，医院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无休无止地拖下去，还有完没完？病人拖欠医疗费用，不只武芳一例，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不得不在《西安晚报》呼吁社会正视这个问题。不只武芳一例，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院方被迫做出了让武芳提前出院的决定。武芳在颅骨外露、多处创面未愈的情况下出院，听天由命。 1988年7月21日，快中午的时候，四医大的救护车把武芳拉回了烽火村，随车而来的医院会计始料不及，烽火村村干部闻讯演了一场“空城计”——他们全伙逃逸，留下了空空的村委会。八年后，这位医院会计说：“我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事先不该给烽火村委会打电话。我们到烽火村后，干部们无影无踪，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我们如果不打招呼、突然袭击就好了。但是谁能想到他们竟是这样没有心肝呢！” 汽车停在村委会或接待站门口，把武芳的担架抬下车，也放在门口。这个看见便让人伤心的门口。原来是进去了出不来，现在是出来了进不去。大门口，一扇铁门，一把铁锁，为推开锁，为推开门，欢迎谁，不欢迎谁，每时每刻都体现着烽火村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显然，武芳是不受欢迎的人，医院也是不受欢迎的医院。还在武芳住院的时候，就有烽火村的人在医院散布，武芳是个作风不好的女人，给她治什么病，活该，死了才好。现在倒好，她不仅没死，反倒抬回烽火村家门口来了。 7月的关中平原，天气炎热。烽火村地处渭北高原脚下，空气不能对流，更是酷热。武芳进不了屋，就在大太阳下躺着，挪到树荫下，仍然遮不住滚烫逼人的暑气。武芳是大面积烧伤病人，汗毛孔封闭，体内热量不能散发，内外夹攻，苦不堪言。 烽火村围观的人很多，没人给武芳送口水喝，也没人给同来的护士、会计、司机送口水喝。有的人幸灾乐祸，更多的人不敢。烽火人行事，必须唯党总支书记王保京、王二公子农业父子和村干部马首是瞻。全村的人，谁不知道这事儿的来龙去脉？谁不知道王家父子和村干部的是非好恶？谁不知道对他们的意志稍有许逆，便会有严重的后果？即使同情，也只能是心里同情，眼神里是看不到的。他们的是非好恶喜怒哀乐如果没有充分安全的条件，绝对不会表现出来。这是中国农民的生存之道。为了他人，为了宣泄一种情绪，为了一种抽象的目标，他们不会轻易地做出选择；心里再有数，如果条件不具备，再苦再累再受蹂躏再有冤屈，都会逆来顺受，苟且偷生。这时候最丰富的表情是没有表情。这时候最佳的存在是没心没肺一张白纸。你既可以把它看作麻木、冷漠或得以幸免的窃喜，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同情、关心或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外来人绝对没有资格对在场的人的真实想法做出判断。他们站在那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每个人所代表的利害亲疏的背景。他们在那里存在本身便说明了某种意义。然而，无论多么高尚，无论多么韬晦，无论多么有生存的道理，“无动于衷”实际上给恶一种暗示，一种鼓励，极而言之，不啻是为虎作伥！ 可能只有武芳知道围观者的真实心态，她毕竟在烽火村生活了八年，她了解烽火村的水深水浅细枝末节，她曾跟下峪口的派出所所长说：“你没去过烽火村，不知道烽火村的狼是麻的。”可惜她看不清楚，不知道来的是羊还是狼，或者是羊与狼结伴而来。不管多么窝囊和悲惨，人们有一种预感，武芳活着回到烽火村，给烽火村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的水面又扔进了一块石头，激起的波澜足以影响烽火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了解，她是个烈女子，这事儿不算完。 武芳在地下躺着。她热，穿着医院的病号服，盖着白被单，无法散热，五脏六腑都在燃烧。她想喝水，没人给她倒水；她想吃饭，没人给她送饭。护士、会计、司机从上午到下午，别说吃饭，水都没有喝一口。他们找干部找不来，等干部等不来，没人问，没人管，武芳交给谁呢？武芳不能妥善交出去，他们也不敢走。又渴，又饿，又热，又急，又气，他们早已失去了耐心。会计还指望着能与烽火村谈判，让烽火村交上拖欠的医疗费用。不管怎样，烽火村是陕西省响当当的先进文明村，还能不讲道理？她是个好心的老大姐，在医院时就给武芳很多关照。她同情武芳的遭遇，了解武芳的案情，认为烽火村应该对此负责任。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更没有人积极协助，指点迷津。她太失望了。她放声大骂：“什么先进文明村么！人的死活都不管，还是人么！”任凭怎么骂，没人吭声，没人接茬，烽火村如同一只缩头乌龟。眨眼的功夫，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走又不敢走，武芳没有着落，哪走得掉？可这样呆下去，烽火村摆出这般唱空城计打持久战的架式，何时能了，何时能休？ “我要是早知道烽火村那个样子，我根本就不去！”八年后，王会计说起这事儿，怒气未消。 此时他们正陷在烽火村，走，走不得，留，留不得，进退两难，煞是难堪。这个局面，早在武芳的预料之中。开始征求她的意见时，说能不能把她送回娘家，她坚决不同意。“我是烽火村的人，烽火村把我搞成这个样子，烽火村不管谁管！原来我是死也不进烽火村的门，死了，尸体荒郊野外喂狗，也不埋在烽火村。现在不行。我死也要死在烽火村！”她说。可是到烽火村，干部跑得无影无踪，婆家的大门锁着，显然是不想让她进家门。哎呀，太阳西斜，僵持下去，何时能了，何时能休？ 被逼无奈，会计和武芳商量：“武芳你看，我们来了一天了，见不着一个干部，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你都见着了，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我家里还有孩子，他爸开救护车和我们一起出来了，家里没人做饭。我们商量一下，我把担架和医院的衣服都给你留下，把药也给你留下，我们先走，你看行不？” 事已至此，已经不是行与不行的问题了。他们已经尽力了。武芳在担架上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救护车一走，武芳便陷入了绝境。没有人照料她。她孤零零地躺在担架上。这时，来了个老妈妈。老妈妈颤颤巍巍走路，手里端着一碗盯豆疙瘩。“疙瘩”是关中一带面食的吃法，用面裹着某类蔬菜蒸制而成。 “武芳臭得跟狗屎一样！做了啥光彩事嘛？还给这种人吃哩！”有人在一旁恶狠狠地说。 老妈妈撇了一眼说：“咱村人，弄成这了，还说这话！就是犯人也要给吃哩。” 老妈妈把虹豆疙瘩端到担架前，痛惜地说：“娃受苦哩。” 论辈分，武芳该叫老妈妈“婶”。 “婶……”武芳一声“婶”音落地，一老一少已是泣不成声。 武芳说：“婶，难为你老人家哩。你这样待我，人家要寻事哩。” 婶说，“娃，说啥哩。婶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怕啥哩！” 人心都是肉长的。武芳会裁缝，谁家有困难，谁家有事求她，她都帮忙。婶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她帮着量布做衣服而不计报酬。在婶的眼里，武芳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受武芳恩惠的人家不少，武芳的亲戚朋友也不少，别说主持正义了，要在这个时候伸头相助，确实要担很大的风险。老人不怕。老人的家离接待站很近，一会儿又端来了水，等武芳喝完水，又给武芳接尿。 娘家人不知道武芳这天出院。一大早，母亲带着东西去西安看女儿。不到探视的时间，母亲就趴在病房窗子外面找。咦，女儿的病床怎么空了呢？床单已经换成干净的了，床上什么日用杂物都没有。 母亲敲窗子，间里面的病友：“武芳呢”？ “武芳早上出院了。”里面告诉她。 伤势那么重，怎么会出院呢？母亲眼一黑，手一软，从窗台仰面摔到地上，失声痛哭。 路人惊问，她便把女儿如何被骗如何受害如何住院如何不明不白出院的故事讲了一遍。“女子这样子回去，是不得活了。” 路人说：“那你还在这哭什么！赶快回去找呀！” 母亲这才清醒，一骨碌爬起来，往回赶。先回北屯村，不在，然后又急到烽火村。 母亲在接待站的走廊地下看见了武芳。 “芳儿！芳儿！”母亲呼喊着奔过去。 “妈……”武芳轻轻地答应着。 母亲扑到女儿身上，母女抱头痛哭。母亲哭着说：“芳儿，你回来，这病咋治哩……咱家没钱，这病咋治哩……” 武芳的姐妹们也是束手无策，跟着哭作一团。 武氏母女的冤屈，感天动地，惊泣鬼神，却不能让烽火人良心发现。 天气大热，创面未愈，恶臭招来了苍蝇和蚊子。母亲赶紧拿出手帕驱赶。然而，这烽火村的苍蝇和蚊子有那么一股子穷凶极恶的狠劲儿，叮住伤口不撒嘴，像是一群饿极了的饕餮之徒遇上了盛大的宴会，打死也不肯离开，密密麻麻一层。第一拨吃饱喝足了，第二拨便扎下来填补空当。 这一天，可能方圆儿十里的苍蝇蚊子都赶赴烽火村，呼天抢地地来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 二姐夫拿来了“敌敌畏”，撒在担架周围，企图建立一个死亡隔离带。可不知为什么，苍蝇蚊子不怕，仍然疯狂地俯冲下来，置死亡的威胁于不顾，它们似乎断定，软弱的武氏母女不能把它们怎么样；它们似乎认为，87天前的战役胜负已定，它们也是烽火村的一个部分，它们不过是打扫战场罢了，分一点残羹剩饭罢了。那种肆无忌惮的疯狂劲儿，在场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惊心动魄。 武氏母女的哭泣声，苍蝇蚊子的“嗡嗡”声，仿佛是87天前、4月26日晚惨绝人寰的恐怖交响。 武芳终于安顿了下来，住在烽火村自己家里。这个家已是空空荡荡。丈夫被逮捕，不到七岁的女儿被婆家领走了。当初，她姐姐把她从这房子里救出去，现在又住了进来，一进一出，恍如隔世。这个只有恨没有爱的家，这个让她伤心透顶的家，这个毁了她一生的家……她的眼睛蒙着纱布，看不见，但是，她能听见，能闻见。一切是那么的熟悉。一切是那么的陌生。不管是熟悉还是陌生，一切的一切，都与她毫不相干。 这种天地翻覆般的变化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所有的人无法适应。母亲第一次去医院看她，进了病房，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女儿，问：“芳儿在哪哩？”有人指给她看。“床上睡着一个烧焦了的炭人哩！哪是芳儿、”她说。“芳儿，妈来看你来了，”她试探着走近喊。“妈……”炭人的声音十分微弱，但是足能让母亲判断出女儿的声音了。“芳儿！……”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现在母亲和女儿又在一起了。现在只有母亲能与形如“鬼魅”的女儿在一起。 医院说，武芳必需有专人护理，可是，包括姐妹，谁也不敢来。母亲让外甥女给姨换药，外甥女不敢，母亲喝叱道：“咋不去！” 外甥女忐忑着去揭姨脸上的纱布。“姨的脸儿原来好看着哩，现在能咋样？”她倒想看个究竟。她刚一揭开纱布，便：“妈呀……”一声怪叫，一屁墩儿坐在了地上。外甥女双手捂着眼睛，一面哭一面说：“婆，你看姨成了（口外）（注：‘（口外）’，在这里是‘这样’、‘那样’的意思）！……我不敢看姨！……我怕！……” 只有母亲守着女儿，给女儿端屎端尿，送水送饭，洗伤换药。越是在这种时候，母女亲情越是强烈。对于母亲来说，不管女儿变成了什么样子，永远是自己的女儿，永远是自己身上的骨肉。 十多天的日子里，母女形影不离，耳鬓厮磨，把过去30年的亲情都浓缩在了一起。即使如此，母亲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内疚。“不是我逼着芳儿嫁到烽火，芳儿不会成今天这个样子。”母亲经常这样念叨。 “天哪，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芳儿住里屋，母亲住外屋。看着芳儿的模样，母亲就想哭。哭还不敢在里屋当着芳儿哭，自己跑到外屋哭；哭还不敢大声哭，只能小声哭，“害怕芳儿听见。”母亲深深地懊悔。 “把芳儿嫁到烽火图个啥？图名，图钱。没图上名，没图上钱，反而把芳儿推进了火坑。”母亲说。 为了赎罪，为了忏悔，为了拯救芳儿，叫她做什么都可以。 为了给武芳筹集经费治病，武家倾家荡产。农村家庭怕两件事，一是天灾，一是人祸。武家什么都摊上了。武家的所有成员在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生活秩序翻天覆地地变了一个模样。 四医大治了一半被推出来，在家呆着也不是办法；在家呆着，只有死路一条。出院时，医生说，出院三个月后，“门诊复查。”这都是空话！农村这样的条件，武芳这样的病情，三个月？三个月死了好几回了！武芳回家十几天，病情不断恶化，可又回不了四医大，欠了人家几千块钱，咋回？可是必须住院。 第二次住省医学院，需要1500元住院费。八十多岁的外祖母把寿材卖了，870元；母亲卖了肥猪，190元；二姐夫在信用社贷了300元；大姐把纺的羊毛线全卖了，大姐夫到河里捞石头卖……只要是能卖钱的东西，都卖了；只要能借钱的地方，都去借了。刚凑够了治病的钱，还没有吃饭的钱，找西安的叔父借了50元，才勉强凑合。为了省钱，武芳把医院规定的五顿饭减为两顿，两顿饭也拣最便宜的买，有时饿着不吃，等家里人给她送干粮。 那天下着大中，“大得很大得很”的大雨，把一个西安城都下黑了。母亲早早地卖了布，拎着十几个鸡蛋，冒雨去看武芳。武芳天天盼望着母亲，盼啊，盼啊，就是盼不来。今天这么大的雨还会来么？她已经饿了好几顿饭了。病友和医生问她：“咋不吃饭哩？”她说：“不想吃。不饿。”“妈呀，妈呀，你咋还不来哩。”……正盼着，浑身湿透了的母亲进了屋，喊着“芳儿，芳儿”。母亲第一次到医学院。一个乡下人，一个平时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一辈子进县城都有数，偌大个西安省城，这个车转那个车，蒙头转向，茫茫大雨中迷了路。她知道武芳吃不起医院的饭，等着盼着她给送饭。她心急如焚，还是一个好心的大妈把她带到了医学院。到医院时，天已傍晚。 武芳听见母亲来，轻轻地喊道：“妈，我饿……” 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芳儿……” 母亲不知为芳儿流了多少眼泪。武家，母亲是灵魂。父亲是上门女婿，老实巴交的木匠，村里人叫他“武老汉”，又叫他“武老实”，谨谨慎慎处事，老老实实做人，在外从不争强好胜招惹是非，在家大小事都听任母亲做主。母亲生性好强，里里外外操持着，养大五个孩子，最大限度地维护着这个“外来客”家庭起码的尊严。 一看便知，这是个有主意、担得住事儿的农村老太太——瘦削的身材，挺直的腰杆，齐脖根的花白短发，利利索索地别着发夹。武芳的性格像她母亲。武芳出事后，母亲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女儿救回来。 武芳情绪不定，经常变态，冲着母亲大嚷：“妈，你救我做啥哩！我这副样子，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妈，你救女儿，是害女儿哩！是害女儿哩！” 母亲一声不吭，只是擦泪，依旧给武芳擦洗伤口，端屎端尿。母亲知道武芳安了必死的心肠，说：“芳儿，你不要寻死寻活哩。你死了对得起谁！为了给你治病，全家都掏空了。为了给你治病，跑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泪，磕了多少头！你死了，谁来给你伸冤，谁来给你报仇？” 母亲知道女儿活得屈辱。女儿活得屈辱，何尝不是母亲的屈辱？ 母亲说：“芳儿，这是命，你谁都不要埋怨了，这是命啊……你今天活着，你死人变成了活人，我们母女能在一起说会儿话，这就好啊……” 母亲是个坚强的母亲，但是，为了救武芳，她也可以屈膝下跪。武芳住院要钱，有人提示说：“烽火村发生的事么，烽火村委会发生的事么，村干部参与的事么，烽火是先进村文明村富裕村么，咋不找村干部？找王保京！” 王保京？谁敢找。他可是个一跺脚，三秦大地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人家全国劳模哩，副市长哩，见咱？” “咋不见！他还是烽火村支部书记哩。烽火村的大小事，他拿着哩。” 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王保京虽然位居咸阳市副市长，但烽火村的事，他说了算。 “对，到咸阳城，找王保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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