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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明白事在戏上哩,糊涂事在世上哩。”王行兴满怀惆怅他说。他与许多陕西人一样,爱听秦腔。所有的戏唱下来,总有个是非、真假、善恶的结局,来教化和宽慰看戏或听戏人的心。现实生活可没那么简单。事事不如意,满眼望去,多有是非不清、真假难辨、善恶颠倒之事。人们困惑而软弱。秦腔唱腔,粗砺,激越,倔强,不加修饰,外向扩张,拔出冲天之气,扯开喉咙吼,十分气派给劲。走到陕西任何一个地方,陕北高原,秦岭山地,黄河岸边,关中平原,你都能听到秦腔攫人心魄的声调。
  秦腔似乎还延续着古风——秦长城,兵马俑,汉唐气度,横扫六合……断断续续,跌宕回肠。金、元诗人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此。固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歌谣慷慨”尚闻,“山川之胜”、“游观之富”犹存,“风土完厚”、“质直尚义”安在哉!经济落后,法制赢弱,道德沦丧,民风调敝,怨斗频仍,几不堪言。
   

  王行兴面相奇特,剑眉,凹眼,窄额,大耳,高颧骨。一看便知,他不是个普通的农民。高个儿,瘦削,行动敏捷,思维敏捷。他有很好的记忆力,条理清晰,谈话喜欢归纳总结,谦逊又不失己见,甚至固执己见。如果你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他会想方设法说服你。他喜欢读两大类书,一类是文学,一类是科技。他读过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李若冰的《柴达木散记》,等等。见面时间不长,他便问我:“你怎么评价《废都》和《白鹿原》?”这是文学界很专业的问题。他的敏感,已经远远超越了烽火一隅之地,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他今年55岁。谈到科学,他跟我滔滔不绝他讲米丘林和摩尔根,以及这两大遗传学派的差别,以及50年代重米轻摩、引起政治批判的科技界公案。谈种庄稼,他不是一般地谈种地经验,他可以把经验量化,可以进入微观解剖,提供基本概念,提供基础数据,阐述农作物生长机理,推出宏观判断和结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闲了就看书练字。
  陕西人说话,他是“麦秆里睡觉——细人”。礼泉县产苹果,农村人吃苹果,树上摘下来,裤子上一蹭,连皮吃。他不。他吃苹果要削皮。别人笑他,他会反驳,“你们不懂”。“苹果树要打农药么。”他说。“刮风下雨,农药洗干净了么。”别人说。“再咋也洗不干净。有机磷残留物质洗不掉么。”他说。“都不洗吃,咋不见吃死哩?”别人说。这也是真的。他不管。他有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哩么”。他随身带着指甲刀,指甲长了,拿出来剪磨清净,手掌上下一翻,满意了,再揣回去。解手毕,一定洗手。他牙不好,吃完饭,剔牙,还要随手拿一根牙签,插进烟盒外的塑料包装纸里备用。当然,他的细还远远不是这些。
  本来,他是烽火的第二号人物。1964年入党,1966年他便任了烽火历史上最年轻的支部副书记,也是烽火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党支部副书记,总共31年,一直到1997年6月砸了他的家、打伤他妻子、拉他游街为止。
  他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1976年,他与礼泉县另一个先进村——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一起被提拔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进入县委常委。这期间有让他任另一个县县委副书记的动议,被王保京挡驾,说是烽火更需要他。1979年,他与郭裕禄一起被解除职务,回去任烽火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烽火党支部副书记。
  他高中肄业,1958年回乡,因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回乡后即得到王保京的刻意栽培重用,先任烽火农业科学试验小组长,不久任烽火团支部副书记。他一直是王保京得力助手,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王保京1973年被提拔为礼泉县委副书记后,他是烽火的看门人。王保京主外,他主内,珠联璧合,黄金搭档,被外界称为王保京的“内务大臣”。王保京的许多想法,都是通过他组织实施的。
  他父亲在烽火当了一辈子饲养员,看不惯王保京吹牛,听说儿子要当村干部,坚决反对,他不听。王保京是他当娃时心目中的英雄,“能行人”。搞科学试验,当农业劳模,到北京开会见毛主席,到省里开会见领导,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还给烽火招来那么多参观学习的人。真给烽火争光长脸。没有王保京,谁知道世上有个白灵宫,有个烽火?人怕出名猪怕壮,怕不被别人说哩!
  他父亲骂道:“你跟(口外)干嘛!(口外)不是个正儿八经的人么!跟他,你要吃亏哩!人家胡吹浪偏哩!人家在外面好吃好喝哩!人家有本事,你没本事么!”
  一天三顿饭都免不了挨骂,直骂得他不敢回家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打发小娃或妇女打探:“看我大(注:‘大’,关中方言,这里是‘父亲’的意思)在家没?”不在家才回去。
  王行兴是王保京“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杰作。他也经常犯错误,比如光抓生产不抓路线,王保京便耐心教育他:“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抓生产必须先抓路线,如果不抓路线教育,势必越抓越乱。”
  王行兴跟随王保京40年,一步一步地看着王保京和烽火村听党的恬,听毛主席的恬,紧跟形势,突出政治,对错都有理——对了是党的英明,王保京领导有方,错了有党在前面遮挡着,党就是“挡”嘛,总不可能党犯了错误由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来承担吧?——怎么着也不会阻挡王保京和烽火村从胜利走向胜利。
  “嗨!烽火村瞎事好事我都做完了!说给下一代听,天方夜谭哩!脸红哩!”王行兴说道。
  王行兴便是这样走进了王保京的世界。
   

  1960年初,一则消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陕西省委和乾县县委决定,让王保京等九名农民上大学。庄稼汉上大学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社会上有什么议论,王保京都不会在乎。王保京心里“有底”。他跟记者说:“党让学,就一定能学成。只要听党的话,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
  王保京当西北农学院学生的身份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乾县烽火人民公社社长、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带着小麦和玉米高产的“纪录”,带着一系列农业科研成果(有公开的表彰为证:培育出小麦、玉米、棉花优良品种7个,进行过112种小麦试验)。其成果超过任何一个农业专家,包括西北农学院的教授。
  所以刚入学时,有人间王保京:你来学习,是当学生呢。还是当先生?
  王保京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他说:“同学们,老师们,我上大学是党交给的一个政治任务。我一生有三个父母,一是党,二是父母,三是老师;党给了我政治生命,母亲给了我肉体生命,科学知识要你们给我哩!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不要因为爱护我,把我耽误了。”。
  1958年搞浮夸,一年以后上大学,在王保京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回事,都是“党交给的一个政治任务”。“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农民上大学,其政治象征意义超过一切意义。他是一个极其清醒的逻辑大师。翻开所有的报道,他始终把他个人行为的大前提廓得很清。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王保京就是一个棋子,一个能把大前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棋子。
  他的概括不错,甚至可以说很精辟。他直言不讳的魅力,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魅力。
  西北农学院热情欢迎烽火农民兄弟的到来,专问为农民兄弟准备了一个庞大的教师队伍,一年学习13门课程,每门课配备一名老教师,一名青年教师。
  九个农民中,有一个像王保京一样穿着黑色对襟棉袄的青年,喜气洋洋,东张西望,为眼前热烈的气氛所陶醉。他今年18周岁。他叫王行兴。
  16岁回乡,18岁跟着王保京上大学,幸运降临得是不是太快了点儿?王保京把王行兴叫到社交际处(注:交际处,是为了营造烽火典型,由省县两级政府出资建设),说道:“行兴,省委决定,要让农民进大学深造,给咱名额,你跟爷(注:论辈分,王行兴叫王保京爷)一块去。爷文化程度低,你跟爷能帮忙。”
  他说:“能行。”
  他是烽火农业科学试验小组组长,1958年、1959年的大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他憧憬科学,渴望成功,狂热地追随王保京,废寝忘食,不知道苦,不知道累。王保京的动员,总是言简意赅,总是激动人心:“第一,咱弄事就要弄老先人手里没有弄过的事。第二,要敢弄科学家不敢弄的事。第三,搞新东西,不要怕别人讥笑讽刺,不要怕挨骂,失败了没有关系。六六六粉试验了666次才成功哩!(后来在西北农学院学习,才知道,六六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而是农药的分子式。)人这一辈于,屁都没人骂你,成不了大事!”“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到的事情,立即去办才办得到。”
  都是真知的见。对传统的叛逆,对权威的挑战,成大事业而对世俗评价不屑一顾。王保京布置试验任务,王行兴负责记录,整理后请王保京过目实施。对王保京,老年人怀疑,年轻人崇拜。他的奇思怪想,他的花样翻新,他对科学的激情,他对新事物的敏感,他不怕事的精神,没有一项不符合年轻人的口胃。
  王保京咋说,大家咋千。遇到问题,便向王保京请示汇报。
  王保京要用狗肉沤肥,安排王行兴他们去买,许多人家要留着看家护院不卖。
  王行兴请示:“狗买不够哩。”
  王保京说:“你们咋这笨哩!买儿只母狗去招引么!”
  这一招果然灵。“母狗不摇尾,公狗不跳墙。”这句话,可以说人的男女关系,当然更是狗的公母关系。小青年们牵着母狗出去转,母狗尾巴一摇,不花一分钱便招引回烽火一群公狗。
  把那么多狗整死也不容易。先把狗撵进铁匠铺的大院子里,拿着木棍迫着打,狗疯狂逃命,追不上。后来发明一种打法:给铁丝通上电,把狗往铁丝上撵。奇怪的是,狗的脚似乎绝缘,踩在通电铁丝上无动于衷。后来又发明用棉袄捂头勒死的办法。这办法很灵。狗悉数勒死,愉快地煮进了锅里,圆满地完成任务。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工保京要试种100斤重的大南瓜,嫌养分通过南瓜根南瓜蔓吸收太慢,南瓜长到碗大的时候,他把王行兴找来吩咐:“我们要试验间接吸收为直接吸收,在南瓜上刻个孔,把人粪尿灌进去,果实就会膨大得快了!就像人生病,身体虚弱,靠吃饭补充营养慢,打葡萄糖见效快么!”
  动物植物,生命同理。王行兴便领着小组成员上贵祥、王万英、王殿胜、王天顺等六七个人,挑了十几个南瓜试验。南瓜上划开一个方孔,都是小伙子,没有忌讳,就地脱了裤子,往南瓜里拉屎撒尿,拉完撒完再封任口。倒是立竿见影,三天时间,拉过屎撒过尿的南瓜稀烂如牛屎,一塌糊涂,臭气熏天!总结经验,是不是把王保京的想法理解错了?王保京说的人粪尿是不是沤熟的人粪尿,而不是生瓜蛋子们直接(尸巴)哩尿哩?或许往南瓜里灌了沤熟的人粪尿,真的能结100斤的大南瓜哩?不敢和王保京细说。
  还有不敢汇报的事。
  社里杀狗杀牛和棉籽饼沤肥,他们负责煮。大锅里,或是牛肉牛头牛蹄牛下水,或是狗肉狗头狗腿狗下水,咕嘟嘟,咕嘟嘟,满屋子满院子肉香扑鼻!意志再坚定,也被摧毁了!肚子呱呱叫,由不得他们。他们偷偷揣上白酒,牛肉狗肉下酒美得很么!牛肉狗肉,麦子吃得,人吃不得?人吃牛肉狗肉,天经地义么!一口牛肉一口酒,或一口狗肉一口酒,哥儿几个,就着瓶口轮流喝,直喝得面红筋胀,东倒西歪,夕阳西斜。吃牛肉,打牛肉嗝;吃狗肉,打狗肉嗝。恐怕遮不住,这事,在烽火可是“杀头”的罪!要打隔,赶紧捂住嘴,转过脸,远远跑开。大家都缺肉,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对肉味儿敏感得很!打个嗝,没准儿十里八里都能闻见!
  王行兴吃得心里不踏实,觉得辜负了王保京培养他的一片苦心。先说1958年带他到西安人民大厦开农村工作大会。他一个碎娃,第一次到西安,啥时候见过这么宏大的场面。王保京让他和塬上村的造林模范王德生老汉睡一个屋。老汉也是第一次到西安,闹了不少笑话。晚上睡觉,不敢睡沙发床,说:“塌下去咋办哩!”床上扯过一条毯子,铺在地下睡。王保京曾和老汉住过一块,说老汉不会关灯,用袜子把灯罩住;开会不会坐沙发,一坐下去,身子就翻了,两脚踢翻了面前的茶几。王行兴不上会,在屋里呆着,收拾收拾屋子,打打开水,每天等着王保京回来谈会上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王保京每次回来,都是神采飞扬,讲全国的形势,陕西的形势,会上的形势,如何大跃进,如何放卫星。
  第一回到西安,没出过大厦的门。第二回就不一样了。省里支持烽火放卫星,给了烽火一台新南京“嘎斯”车。爷!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肉夹馍!大大的事!风光得很!县委县政府也就有一台美式中音普么。别说看见,就是听见,都能让全国农民嫉妒得眼睛冒火!任务重大,王保京派他押车安安全全地去,安安全全地回。他和司机接上车,与司机商量:“西安城里转转么。”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围着钟楼美美地转三圈,再往回开。这是1958年!两个农民开着南京“嘎斯”逛西安城,何等惬意!何等畅快!街上车辆稀少,行人稀少,他们仍然摁响喇叭。他们要向城里人证明::‘我们来了!’”望而却步的西安城,今天如此妩媚亲切。不知其大的西安城,今天如此短暂狭小。王行兴把头伸出车外,仰望古老而厚重的钟楼,仰望在秋风中嘻戏的燕子,给古老而厚重的钟楼带来些许轻松和快乐……逛了西安城,再上北京城。
  好事接踵而来。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农业科学试验经验交流会”,给陕西两个名额,烽火村有一个。
  王保京把他叫去,说道:“行兴,北京开会,你去哩。”
  他惊讶道:“咋,我去?”
  王保京说:“行兴,你去北京,好好逛一下,开阔一下眼界。好好介绍经验,好好学习人家的经验,带回烽火来,指导科学试验哩。”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的科学家、省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站长、县农业局长,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为他写发言稿。发言稿的题回是:“农民咋搞科学试验”。他也不怯阵,大会发言,一炮打响。接下来的是新华社记者采访,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邀请座谈。故宫,颐和园,天坛,全国科协……都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
  没有王保京,哪有今天的殊荣?
  说起来,充满了矛盾。许多试验,道理上都是通的么,怎么会失败呢?“话都说得对着哩!想法部好着哩!”王行兴说。
  是否同种同属同科暂且不去管它,也没有必要去管它,也不知道怎么去管它,反正有党的支持,地多的是,人多的是。玉米和谷子杂交,秆儿上长玉米,头上长谷子。失败。小麦与芝麻杂交,让小麦颗粒长得像芝麻一样多一样密密麻麻,两者不同季节,就调整小麦的杨花期。失败。大白菜与萝卜嫁接,把萝卜缨削掉,在萝卜上切口,插进大白菜苗,地下长萝卜,地上长大白菜。结果是大白菜长起来了,萝卜成了空壳。失败。杂交成风,嫁接成风。人们甚至想到了“驴日马下,骡子养大”,让马与骡子杂交生骡子,让铁匠与木匠杂交生铁木匠。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失败不可怕,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没有比失败更正常的事情了。这是常识,他懂。可怕的是,至今搞不清失败的原因。
  放小麦卫星的时候,王保京说,“要有地下水库、地下肥库,才有地上粮库”,“不种百斤,难打百石”。说起来顺嘴,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
  王保京的说法怪异,村里人凭经验不信,却说不出理论,只会调侃。“乳牛的肥大水大,可以在乳牛的沟子上种小麦哩!”“把化肥倒进水井,水井里种小麦,肥大水大。”
  农民诗人王老九1956年写了叙事长诗《王保京》,现在也加入了调侃的队伍。他1958年第二次来烽火寻找素材,没为烽火写诗。他可能觉得烽火王保京太邪乎了吧?烽火试验养鸭,全养死了,只剩下“养鸭池”一潭死水,几声蛙鸣。王老九唱道:“养鸭池不养鸭,养了一群蚧蛤娃(癞蛤蟆)。”
  丰产田小麦种植过密,收获时节,一片凄惶。村里人形容说:“麦穗像蝇子头,麦颗像茴香,茴香不窜(香),磨起没面,麦秆烧起没焰。”
  调侃不顶事,大错已经铸成。
  问题在于,不仅不总结失败的原因,不仅不对巨大的损失和浪费有丝毫的内疚或沉痛,反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光荣走向更大的光荣。如今,他们在王保京的带领下,英雄一般地被迎接进了大学的殿堂。
  王行兴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先前是沮丧,现在是迷惑。
  说起来,他对科学家并不生疏。1955年从苏献忠开始,到烽火来的农业专家科学家络绎不绝,1958年达到了顶峰,一大堆人扎在烽火搞科研,创高产。他认识科学家就是从偷杨鹏年和任尚学的烟抽开始的。
  “任老师,你还认得我么?”38年后,王行兴见了任尚学问。
  “咋不认得你?偷我烟抽的娃么!”任尚学一眼就认出了王行兴。
  他们都是花白头发当爷爷的人了。
  “还是‘宝成’、‘红金’烟哩。”王行兴说。
  “几十年了!”任尚学感叹。
  “几十年了!”王行兴也感叹。
  “你们村的人我还都认得哩。就像昨天一样!”任尚学说。
  这回好了,上大学,可以和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的农业专家朝夕相处了,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和探索烽火科学试验屡屡失败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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