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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事在戏上哩，糊涂事在世上哩。”王行兴满怀惆怅他说。他与许多陕西人一样，爱听秦腔。所有的戏唱下来，总有个是非、真假、善恶的结局，来教化和宽慰看戏或听戏人的心。现实生活可没那么简单。事事不如意，满眼望去，多有是非不清、真假难辨、善恶颠倒之事。人们困惑而软弱。秦腔唱腔，粗砺，激越，倔强，不加修饰，外向扩张，拔出冲天之气，扯开喉咙吼，十分气派给劲。走到陕西任何一个地方，陕北高原，秦岭山地，黄河岸边，关中平原，你都能听到秦腔攫人心魄的声调。 秦腔似乎还延续着古风——秦长城，兵马俑，汉唐气度，横扫六合……断断续续，跌宕回肠。金、元诗人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此。固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歌谣慷慨”尚闻，“山川之胜”、“游观之富”犹存，“风土完厚”、“质直尚义”安在哉！经济落后，法制赢弱，道德沦丧，民风调敝，怨斗频仍，几不堪言。 王行兴面相奇特，剑眉，凹眼，窄额，大耳，高颧骨。一看便知，他不是个普通的农民。高个儿，瘦削，行动敏捷，思维敏捷。他有很好的记忆力，条理清晰，谈话喜欢归纳总结，谦逊又不失己见，甚至固执己见。如果你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他会想方设法说服你。他喜欢读两大类书，一类是文学，一类是科技。他读过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李若冰的《柴达木散记》，等等。见面时间不长，他便问我：“你怎么评价《废都》和《白鹿原》？”这是文学界很专业的问题。他的敏感，已经远远超越了烽火一隅之地，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他今年55岁。谈到科学，他跟我滔滔不绝他讲米丘林和摩尔根，以及这两大遗传学派的差别，以及50年代重米轻摩、引起政治批判的科技界公案。谈种庄稼，他不是一般地谈种地经验，他可以把经验量化，可以进入微观解剖，提供基本概念，提供基础数据，阐述农作物生长机理，推出宏观判断和结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闲了就看书练字。 陕西人说话，他是“麦秆里睡觉——细人”。礼泉县产苹果，农村人吃苹果，树上摘下来，裤子上一蹭，连皮吃。他不。他吃苹果要削皮。别人笑他，他会反驳，“你们不懂”。“苹果树要打农药么。”他说。“刮风下雨，农药洗干净了么。”别人说。“再咋也洗不干净。有机磷残留物质洗不掉么。”他说。“都不洗吃，咋不见吃死哩？”别人说。这也是真的。他不管。他有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哩么”。他随身带着指甲刀，指甲长了，拿出来剪磨清净，手掌上下一翻，满意了，再揣回去。解手毕，一定洗手。他牙不好，吃完饭，剔牙，还要随手拿一根牙签，插进烟盒外的塑料包装纸里备用。当然，他的细还远远不是这些。 本来，他是烽火的第二号人物。1964年入党，1966年他便任了烽火历史上最年轻的支部副书记，也是烽火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党支部副书记，总共31年，一直到1997年6月砸了他的家、打伤他妻子、拉他游街为止。 他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1976年，他与礼泉县另一个先进村——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一起被提拔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进入县委常委。这期间有让他任另一个县县委副书记的动议，被王保京挡驾，说是烽火更需要他。1979年，他与郭裕禄一起被解除职务，回去任烽火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烽火党支部副书记。 他高中肄业，1958年回乡，因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回乡后即得到王保京的刻意栽培重用，先任烽火农业科学试验小组长，不久任烽火团支部副书记。他一直是王保京得力助手，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王保京1973年被提拔为礼泉县委副书记后，他是烽火的看门人。王保京主外，他主内，珠联璧合，黄金搭档，被外界称为王保京的“内务大臣”。王保京的许多想法，都是通过他组织实施的。 他父亲在烽火当了一辈子饲养员，看不惯王保京吹牛，听说儿子要当村干部，坚决反对，他不听。王保京是他当娃时心目中的英雄，“能行人”。搞科学试验，当农业劳模，到北京开会见毛主席，到省里开会见领导，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还给烽火招来那么多参观学习的人。真给烽火争光长脸。没有王保京，谁知道世上有个白灵宫，有个烽火？人怕出名猪怕壮，怕不被别人说哩！ 他父亲骂道：“你跟（口外）干嘛！（口外）不是个正儿八经的人么！跟他，你要吃亏哩！人家胡吹浪偏哩！人家在外面好吃好喝哩！人家有本事，你没本事么！” 一天三顿饭都免不了挨骂，直骂得他不敢回家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打发小娃或妇女打探：“看我大（注：‘大’，关中方言，这里是‘父亲’的意思）在家没？”不在家才回去。 王行兴是王保京“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杰作。他也经常犯错误，比如光抓生产不抓路线，王保京便耐心教育他：“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抓生产必须先抓路线，如果不抓路线教育，势必越抓越乱。” 王行兴跟随王保京40年，一步一步地看着王保京和烽火村听党的恬，听毛主席的恬，紧跟形势，突出政治，对错都有理——对了是党的英明，王保京领导有方，错了有党在前面遮挡着，党就是“挡”嘛，总不可能党犯了错误由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来承担吧？——怎么着也不会阻挡王保京和烽火村从胜利走向胜利。 “嗨！烽火村瞎事好事我都做完了！说给下一代听，天方夜谭哩！脸红哩！”王行兴说道。 王行兴便是这样走进了王保京的世界。 1960年初，一则消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陕西省委和乾县县委决定，让王保京等九名农民上大学。庄稼汉上大学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社会上有什么议论，王保京都不会在乎。王保京心里“有底”。他跟记者说：“党让学，就一定能学成。只要听党的话，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 王保京当西北农学院学生的身份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乾县烽火人民公社社长、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带着小麦和玉米高产的“纪录”，带着一系列农业科研成果（有公开的表彰为证：培育出小麦、玉米、棉花优良品种7个，进行过112种小麦试验）。其成果超过任何一个农业专家，包括西北农学院的教授。 所以刚入学时，有人间王保京：你来学习，是当学生呢。还是当先生？ 王保京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他说：“同学们，老师们，我上大学是党交给的一个政治任务。我一生有三个父母，一是党，二是父母，三是老师；党给了我政治生命，母亲给了我肉体生命，科学知识要你们给我哩！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不要因为爱护我，把我耽误了。”。 1958年搞浮夸，一年以后上大学，在王保京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回事，都是“党交给的一个政治任务”。“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农民上大学，其政治象征意义超过一切意义。他是一个极其清醒的逻辑大师。翻开所有的报道，他始终把他个人行为的大前提廓得很清。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王保京就是一个棋子，一个能把大前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棋子。 他的概括不错，甚至可以说很精辟。他直言不讳的魅力，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魅力。 西北农学院热情欢迎烽火农民兄弟的到来，专问为农民兄弟准备了一个庞大的教师队伍，一年学习13门课程，每门课配备一名老教师，一名青年教师。 九个农民中，有一个像王保京一样穿着黑色对襟棉袄的青年，喜气洋洋，东张西望，为眼前热烈的气氛所陶醉。他今年18周岁。他叫王行兴。 16岁回乡，18岁跟着王保京上大学，幸运降临得是不是太快了点儿？王保京把王行兴叫到社交际处（注：交际处，是为了营造烽火典型，由省县两级政府出资建设），说道：“行兴，省委决定，要让农民进大学深造，给咱名额，你跟爷（注：论辈分，王行兴叫王保京爷）一块去。爷文化程度低，你跟爷能帮忙。” 他说：“能行。” 他是烽火农业科学试验小组组长，1958年、1959年的大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他憧憬科学，渴望成功，狂热地追随王保京，废寝忘食，不知道苦，不知道累。王保京的动员，总是言简意赅，总是激动人心：“第一，咱弄事就要弄老先人手里没有弄过的事。第二，要敢弄科学家不敢弄的事。第三，搞新东西，不要怕别人讥笑讽刺，不要怕挨骂，失败了没有关系。六六六粉试验了666次才成功哩！（后来在西北农学院学习，才知道，六六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而是农药的分子式。）人这一辈于，屁都没人骂你，成不了大事！”“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到的事情，立即去办才办得到。” 都是真知的见。对传统的叛逆，对权威的挑战，成大事业而对世俗评价不屑一顾。王保京布置试验任务，王行兴负责记录，整理后请王保京过目实施。对王保京，老年人怀疑，年轻人崇拜。他的奇思怪想，他的花样翻新，他对科学的激情，他对新事物的敏感，他不怕事的精神，没有一项不符合年轻人的口胃。 王保京咋说，大家咋千。遇到问题，便向王保京请示汇报。 王保京要用狗肉沤肥，安排王行兴他们去买，许多人家要留着看家护院不卖。 王行兴请示：“狗买不够哩。” 王保京说：“你们咋这笨哩！买儿只母狗去招引么！” 这一招果然灵。“母狗不摇尾，公狗不跳墙。”这句话，可以说人的男女关系，当然更是狗的公母关系。小青年们牵着母狗出去转，母狗尾巴一摇，不花一分钱便招引回烽火一群公狗。 把那么多狗整死也不容易。先把狗撵进铁匠铺的大院子里，拿着木棍迫着打，狗疯狂逃命，追不上。后来发明一种打法：给铁丝通上电，把狗往铁丝上撵。奇怪的是，狗的脚似乎绝缘，踩在通电铁丝上无动于衷。后来又发明用棉袄捂头勒死的办法。这办法很灵。狗悉数勒死，愉快地煮进了锅里，圆满地完成任务。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工保京要试种100斤重的大南瓜，嫌养分通过南瓜根南瓜蔓吸收太慢，南瓜长到碗大的时候，他把王行兴找来吩咐：“我们要试验间接吸收为直接吸收，在南瓜上刻个孔，把人粪尿灌进去，果实就会膨大得快了！就像人生病，身体虚弱，靠吃饭补充营养慢，打葡萄糖见效快么！” 动物植物，生命同理。王行兴便领着小组成员上贵祥、王万英、王殿胜、王天顺等六七个人，挑了十几个南瓜试验。南瓜上划开一个方孔，都是小伙子，没有忌讳，就地脱了裤子，往南瓜里拉屎撒尿，拉完撒完再封任口。倒是立竿见影，三天时间，拉过屎撒过尿的南瓜稀烂如牛屎，一塌糊涂，臭气熏天！总结经验，是不是把王保京的想法理解错了？王保京说的人粪尿是不是沤熟的人粪尿，而不是生瓜蛋子们直接（尸巴）哩尿哩？或许往南瓜里灌了沤熟的人粪尿，真的能结100斤的大南瓜哩？不敢和王保京细说。 还有不敢汇报的事。 社里杀狗杀牛和棉籽饼沤肥，他们负责煮。大锅里，或是牛肉牛头牛蹄牛下水，或是狗肉狗头狗腿狗下水，咕嘟嘟，咕嘟嘟，满屋子满院子肉香扑鼻！意志再坚定，也被摧毁了！肚子呱呱叫，由不得他们。他们偷偷揣上白酒，牛肉狗肉下酒美得很么！牛肉狗肉，麦子吃得，人吃不得？人吃牛肉狗肉，天经地义么！一口牛肉一口酒，或一口狗肉一口酒，哥儿几个，就着瓶口轮流喝，直喝得面红筋胀，东倒西歪，夕阳西斜。吃牛肉，打牛肉嗝；吃狗肉，打狗肉嗝。恐怕遮不住，这事，在烽火可是“杀头”的罪！要打隔，赶紧捂住嘴，转过脸，远远跑开。大家都缺肉，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对肉味儿敏感得很！打个嗝，没准儿十里八里都能闻见！ 王行兴吃得心里不踏实，觉得辜负了王保京培养他的一片苦心。先说1958年带他到西安人民大厦开农村工作大会。他一个碎娃，第一次到西安，啥时候见过这么宏大的场面。王保京让他和塬上村的造林模范王德生老汉睡一个屋。老汉也是第一次到西安，闹了不少笑话。晚上睡觉，不敢睡沙发床，说：“塌下去咋办哩！”床上扯过一条毯子，铺在地下睡。王保京曾和老汉住过一块，说老汉不会关灯，用袜子把灯罩住；开会不会坐沙发，一坐下去，身子就翻了，两脚踢翻了面前的茶几。王行兴不上会，在屋里呆着，收拾收拾屋子，打打开水，每天等着王保京回来谈会上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王保京每次回来，都是神采飞扬，讲全国的形势，陕西的形势，会上的形势，如何大跃进，如何放卫星。 第一回到西安，没出过大厦的门。第二回就不一样了。省里支持烽火放卫星，给了烽火一台新南京“嘎斯”车。爷！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肉夹馍！大大的事！风光得很！县委县政府也就有一台美式中音普么。别说看见，就是听见，都能让全国农民嫉妒得眼睛冒火！任务重大，王保京派他押车安安全全地去，安安全全地回。他和司机接上车，与司机商量：“西安城里转转么。”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围着钟楼美美地转三圈，再往回开。这是1958年！两个农民开着南京“嘎斯”逛西安城，何等惬意！何等畅快！街上车辆稀少，行人稀少，他们仍然摁响喇叭。他们要向城里人证明：：‘我们来了！’”望而却步的西安城，今天如此妩媚亲切。不知其大的西安城，今天如此短暂狭小。王行兴把头伸出车外，仰望古老而厚重的钟楼，仰望在秋风中嘻戏的燕子，给古老而厚重的钟楼带来些许轻松和快乐……逛了西安城，再上北京城。 好事接踵而来。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农业科学试验经验交流会”，给陕西两个名额，烽火村有一个。 王保京把他叫去，说道：“行兴，北京开会，你去哩。” 他惊讶道：“咋，我去？” 王保京说：“行兴，你去北京，好好逛一下，开阔一下眼界。好好介绍经验，好好学习人家的经验，带回烽火来，指导科学试验哩。”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的科学家、省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站长、县农业局长，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为他写发言稿。发言稿的题回是：“农民咋搞科学试验”。他也不怯阵，大会发言，一炮打响。接下来的是新华社记者采访，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邀请座谈。故宫，颐和园，天坛，全国科协……都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 没有王保京，哪有今天的殊荣？ 说起来，充满了矛盾。许多试验，道理上都是通的么，怎么会失败呢？“话都说得对着哩！想法部好着哩！”王行兴说。 是否同种同属同科暂且不去管它，也没有必要去管它，也不知道怎么去管它，反正有党的支持，地多的是，人多的是。玉米和谷子杂交，秆儿上长玉米，头上长谷子。失败。小麦与芝麻杂交，让小麦颗粒长得像芝麻一样多一样密密麻麻，两者不同季节，就调整小麦的杨花期。失败。大白菜与萝卜嫁接，把萝卜缨削掉，在萝卜上切口，插进大白菜苗，地下长萝卜，地上长大白菜。结果是大白菜长起来了，萝卜成了空壳。失败。杂交成风，嫁接成风。人们甚至想到了“驴日马下，骡子养大”，让马与骡子杂交生骡子，让铁匠与木匠杂交生铁木匠。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失败不可怕，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没有比失败更正常的事情了。这是常识，他懂。可怕的是，至今搞不清失败的原因。 放小麦卫星的时候，王保京说，“要有地下水库、地下肥库，才有地上粮库”，“不种百斤，难打百石”。说起来顺嘴，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 王保京的说法怪异，村里人凭经验不信，却说不出理论，只会调侃。“乳牛的肥大水大，可以在乳牛的沟子上种小麦哩！”“把化肥倒进水井，水井里种小麦，肥大水大。” 农民诗人王老九1956年写了叙事长诗《王保京》，现在也加入了调侃的队伍。他1958年第二次来烽火寻找素材，没为烽火写诗。他可能觉得烽火王保京太邪乎了吧？烽火试验养鸭，全养死了，只剩下“养鸭池”一潭死水，几声蛙鸣。王老九唱道：“养鸭池不养鸭，养了一群蚧蛤娃（癞蛤蟆）。” 丰产田小麦种植过密，收获时节，一片凄惶。村里人形容说：“麦穗像蝇子头，麦颗像茴香，茴香不窜（香），磨起没面，麦秆烧起没焰。” 调侃不顶事，大错已经铸成。 问题在于，不仅不总结失败的原因，不仅不对巨大的损失和浪费有丝毫的内疚或沉痛，反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光荣走向更大的光荣。如今，他们在王保京的带领下，英雄一般地被迎接进了大学的殿堂。 王行兴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先前是沮丧，现在是迷惑。 说起来，他对科学家并不生疏。1955年从苏献忠开始，到烽火来的农业专家科学家络绎不绝，1958年达到了顶峰，一大堆人扎在烽火搞科研，创高产。他认识科学家就是从偷杨鹏年和任尚学的烟抽开始的。 “任老师，你还认得我么？”38年后，王行兴见了任尚学问。 “咋不认得你？偷我烟抽的娃么！”任尚学一眼就认出了王行兴。 他们都是花白头发当爷爷的人了。 “还是‘宝成’、‘红金’烟哩。”王行兴说。 “几十年了！”任尚学感叹。 “几十年了！”王行兴也感叹。 “你们村的人我还都认得哩。就像昨天一样！”任尚学说。 这回好了，上大学，可以和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的农业专家朝夕相处了，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和探索烽火科学试验屡屡失败的原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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