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王保京是灵醒人。他非常有角色意识。烽火是他的天下，他说什么，科学家不管心里怎么想，都会积极地去论证，去设计，进了大学门就不一样了。从他别上“西北农学院”校徽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学生。 他面前摆着一年13门功课：数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土壤学、昆虫学、病理学、作物栽培学、遗传选种学…… 首先是英语字母问题。发音不准，记不住。他灵机一动，和大家一起，给记不住的字母起外号：“T”——钉子，“d”——带背椅子，“Q”——带把鸡蛋，“Y”——双股铁锸，“V”——没锅盖盖…… 王保京还有说法：“农民只要听党的话，干啥都能成功。”“数理化再难，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人，总能学会它。科学，身上长刺，我们也要碰；理论是刀山，我们也要钻、要上！” 不知道是秀才们帮忙还是他自己，还总结了学习的“五怕”、“五关”、“五抓”、“五问”。 “五怕”：怕听不懂，怕记不下，怕不会用，怕考不好，怕人笑话。“五关”：名词关，笔记关，计算关，试验关，理论关。“五抓”：抓大头，抓实际，抓对比，抓关系，抓应用。“五问”：问科学的科学性、目的性，问科学定律的来源，问创造科学定律的人碰到什么困难又怎么克服困难的，问定律和实践的关系，问定律是否已经到顶。还有一个“四边”：边讲授，边讨论，边实验，边自学。还有“以土解洋，以洋解上”等方法。 抓住农民的学习特点和心态，抓住学习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学习方法总结得十分精彩。 他知道，上大学不是在烽火搞浮夸，搞浮夸，下面盯，上面不盯，不仅不盯，而且支持、鼓励，即使弄瞎了，也不会追究。上大学，完成党交给的学习的政治任务，大学生和老师的眼睛都面对面地盯着哩。到这里来，校方再照顾，一关一关都必须过。 王保京应该是农民中的顶尖人物，智商非凡，什么事都明白，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再尴尬，都会找到解脱的途径。比如对“科学”的认识，1961年4月学习结业后，他说：“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才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如果不按它的规律办事，就会走弯路，还可能把事情办坏。1958年我搞丰产时只知道水肥越上多越好，地越翻深越好，结果地翻得过深，麦子反而长得不好；肥多烧坏了根，反而造成了倒伏使产量没有达到原计划的要求。又如，没学习前，我只知道套种能增产主要是‘光’的问题，这就看得不全面。这次学了植物和植物生理以后，才知道除充分利用‘光’以外，肥、水也是增产的主要因素。使我们不但在生产上能很快提高一步，更重要的是懂得了科学道理，掌握了规律。” 哪些话是他自己总结的？哪些话是秀才们根据形势需要帮助拔高的？ 1964年2月，他在“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座谈会”上发言说：“搞社会主义农业，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但绝对不能有不切合实际的空想。空想，今天办不到，明天办不到，永远办不到，理想，今天办不到，明天后天也可能办不到，但经过努力，总可以办到，要敢想敢说敢干，但绝对不能胡思乱想盲目乱干。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少教训的。前些年，我们在提高丰产试验田（产量）的时候，地翻得过深了些，庄稼种得过密了些，指标定得过高了些，规划搞得过大了些，科学研究项目也过多了些，好心好意办好事，但是，由于超过了一定限度和实际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群众意见很多。”“学习了《实践论》，使我们越来越懂得了，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提高认识、改进工作、搞好科学试验的重要性。我们是好心好意为群众办事的，我们办的事情都是为群众谋利的，因而工作中的成绩总是主要的。” 这篇长篇发言在《陕西日报》发表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加了“按语”： 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搞科学实验，获得粮棉稳产高产的事迹，看了之后令人高兴。烽火大队在生产战线上获得丰收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在科学实验战线上，也都打了胜仗。在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中，那里锻炼出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生产技术、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农业是一项崭新的、极其艰巨的事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 烽火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农业建设，首先要有敢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要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烽火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把教育农民，当做最主要的问题来抓。他们特别重视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从而使生产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烽大大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必须进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要征服自然，首先就得摸清自然的脾气，掌握自然的规律，然后才谈得上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烽火大队实行了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在农业科学技术部门和农业科学家的指导下，大学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大搞农业科学实验，这就使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夺得了主动权。曾经有人怀疑，农民能不能进行科学实验，烽火大队作了肯定的回答，只要有科学家的具体帮助，农民不但能进行，而且能作出成绩来。他们的经验证明，必须把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才能使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 烽火大队进行科学实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应该走的道路。 社会主义农业，是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难免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关键的问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总结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烽火大队在总结经验时，坚决听党的话，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精神，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既能坚持真理、肯定成绩、爱护群众革命热情，又能改正错误、检讨缺点，把群众引向更正确的道路。这样，他们便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烽火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大家认真学习。 1958年大跃进浮夸、1959年反右倾、“二年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饿死人，人吃人，国民由于没吃没喝缺少营养，大面积浮肿病，都要有个交代，于是又拉出了烽火这杆旗。 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自然灾害”？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作家金辉先生又根据此表编制了《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结论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得不到科学数据的支持。“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害。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1961年到底因饥荒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一直没有官方正式数字，至今仍是一个谜。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和推算，没有定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儿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至2700万。”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曰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推算：全国在1959—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仅农村就可能达3471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其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计算则是2158万人。外国学者还有五花八的统计结果。 人类历史上单位时间里死亡如此多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年，死亡84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七年，全世界总共有4000～6oo0万人死亡。八年抗战，中国人死亡2100万人，平均每年死亡也不过只有262.5万人。 没有战争，风调雨顺，却有千万人的饥馑饿孬，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悲剧。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 张国华伸手做了一个“八”字手势。 “8万？” 张国华摇摇头。 “80万？” 张国华又摇摇头。 “？……”对方骇然了。 张国华低声道：“800万！” 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害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国家主席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240万人。 一位作家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说，三年灾难中，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酿成了所谓“信阳事件：。一位信阳籍的干部回忆说，当时人饿得走不动路，出不得屋，妇女出去挎一个筐，里面放一把镰刀，看见刚饿死在路边的人，便割肉拎回家。“那时，只要看见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与四川、河南、安徽等省比较，陕西总体上没有上述省那么严重，但也损失惨重。 20世纪，陕西发生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1929—1931年），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前者是天灾，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后者是人祸，由“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人祸。 历史记载，1929—1930年，关中一带，“三年六料无收，村舍为墟”，1929年，光是礼泉县就有129000人饿死，逃荒66000人。 陕西省博物馆有一方字字血声声泪的《荒岁歌》碑刻，记载了清光绪三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大旱人吃人的情景：“……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即为人所餐。别人餐，还有可，父子相餐甚不堪……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儿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灵。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 “三年困难时期”，《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记载：“由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捧风），因而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摧残，农村普遍出现了‘三少三瘦’（农村劳动力、耕地、牲畜减少，人瘦、地瘦、牲畜瘦）的严峻情况。全省劳动力比1956年减少20.4％（78.7万人）（注：劳动力减少，什么意思？死亡？逃荒？疾病？语焉暖昧）。大牲畜1962年比1956年减少55.9万头，其中能使役的牲畜还不到60％，比1956年下降16.5％。有的地方每头牲畜负担耕地达六七十亩，甚至一百多亩。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犁、人拉车、人推磨的现象，1958年粮食放‘卫星’，实际上当年秋收因大批劳力被抽去大炼钢铁而搞得十分粗糙，损失不小，丰产未能丰收。1959年以后几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到1961年下降到75.6亿斤，比1958年减产27.5亿斤。棉花总产量由1957年的232.4万担，到1962年下降到90万担，减少1424万担。油料总产量由1957年的126.7万担，到1962年下降到38.9万担，减少87.8万担。生猪由1957年的274万头，到1961年下降到2133万头，减少60.7万头。农业大幅度减产，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造成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物价不断上涨，使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当时，全省的棉布计划供应由每人每年24尺减少到4尺。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由过去一月1斤，减少到除节日供应外，平时根本不供。食油供应由每人每月1斤减至2两。农村的困难情况更加严重。当时全省农村人均曰粮由430斤左右下降到230斤左右。就连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高陵县，农村人均口粮也只有260多斤。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据1960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有浮肿、干瘦病人4万多人。有的地方（如安康地区和山阳县）还发生有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有的社员全家饿死，有的一家8口饿死5口，其情节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民国18年，“三年自然灾害”，陕西人，至今谈之色变。 秦惠王时，苏秦游说，说道：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史家考证说，最早的“天府之国”不是指川西平原，而是指八百里秦川等地。而今，实在看不出“天府之国”的气象。1958年大跃进，1960年上大学，1964年烽火第三次被引上了政治轨道。发言两万多字，两个整版发表在《陕西日报》上。又是上面派来的写作班子与王保京合作的结果。王保京的发言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搞科学实验连年稳产高产”。他们又一次公开在陕西人面前撒了个弥天大谎。就在王保京在陕西人面前、西北人而前信誓旦旦宣称烽火“大搞科学实验”，培育出一系列棉花、玉米、小麦优良品种，一年两熟，改进耕作制度，粮食“连年稳产高产”的时候，正值春荒，烽火人“一半的人家没粮吃”！这一状况受到了省工作组的严厉批评。 台上掌声雷动，台下饥肠辘辘！50年代未和60年代初，烽火是有名的高产穷队。烽火人悄悄流行着一个顺口溜：“驴粪蛋，外面光，不知里面多凄惶。”知情者愤怒了。他们向上反映情况，并导致了半年后的大规模调查。这次调查，是烽火出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调查。这次由省委农工部、省农业厅、县农业局、科学家、记者等18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相当仔细慎重。比如，王保京1959年拿回一种玉米品种，第二年种下去，第三年他便对外宣传他培育成功了小麦、玉米杂交新品种，并在烽火农业科学研究室作为试验成功的标本陈列。这种玉米长得奇怪，秆比一般玉米秆细，叶子比一般玉米叶子窄，玉米植株上可以长三四个又细又短的小棒子，玉米颗粒两头尖，与小麦形状相似。王保京对王行兴等说：“是我用小麦与玉米杂交出来的新品种。” 中国农科院遗传研究所的专家来烽火考察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参观烽人农业科学研究室，王行兴陪同参观。专家走到小麦、玉米杂交新品种标本面前停住了，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后来才知道，这位专家是青种学家，小麦与玉米杂交成功，是农业科学技术里一件大大的事！天大的新闻！“你把玉米剥下来，给我看一下。”专家跟王行兴说。 王行兴把标本棒子扳下来，搓下玉米籽，用纸袋装好送到接待站。专家提出疑问：一、通常情况下，“芒种不见面”，小麦10月播种，第二年5月扬花，麦收以后播种玉米，即小麦杨花时，玉米还没播种呢，怎么授粉杂交？二、为了试验，科学家曾经找了许多玉米品种和晚熟的小麦品种，调整扬花期，作了大量的杂交试验，都没有成功，你仅仅一次，咋能说成功？这些道理似乎没有说服王保京，两条理由不算扎实。你科学家没有实验成功，就能说我不能试验成功？你们也说杨花期可以调整嘛！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研究员张相麟与同院的玉米专家张彩霞参加了调查组。张相麟为了调整小麦和玉米的扬花期，搞了50个单项试验，都失败了。这种争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家鉴定说：这是“爆裂型玉米”，玉米品种里的一种，烽火属于引种，不是什么新品种。 烽火相当紧张，调查组的活动受到了监视。调查组晚上开会，分析情况，张相麟出去小便，回来时看见有人趴在门上偷听里面的谈话。他回忆说：“我们两人主要去了解烽火科学试验情况。烽大的做法，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1964年的形势还‘左’着呢。对烽火一些‘左’的说法，不敢很大胆地批评，只能说‘不可能’，不能说‘吹牛’，害怕这样说打击积极性。王保京当时是知名人士，有权哩！他和省上能说上话，我们算什么！我们走后，他就到省上告状。我们了解到，王保京解放初期关押过。” 这次调查结果被随行记者捅出去后，省长批示，今后电台报纸不准宣传烽火。从此，烽火在陕西媒体上消失了整整七年。 这是烽火历史上第一次挫折。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