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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的历史，是伴随着新闻界的历史。数百的记者，上百的作家文人，踩热了烽火这块土地。记者作家热衷于一个小村庄，热情之高，时间之长，渗入之深，影响之大，闻所未闻。究其原因，与王保京的的个人魅力有关。反对他的人，一定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不准确，也不客观。他是一个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乡土政治家”，或者叫“农民政治家”。他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有在各种运动或政治危机中应付裕如的超常智慧，有与各种媒体各种文人打交道的天赋。他不乏乡土人情味，不管动机如何，为人实在，送瓜，送果，送面，送油，送肉，过年前，要杀好几头猪，一块块切好，大汽车拉着送西安。王行兴1959年去北京开会，王保京专门嘱咐带上小米、红豆去看北京的文人“乡党”。千山万水，小米红豆，推门进去，“乡党”见“乡党”，一掬乡音乡情，自不待言说。不要小看送瓜送果送面送油送肉，在物资极度匾乏的年代里，哪级干部，哪层人士，都有老婆孩子，都要居家过日子，足以重重打动人心。打动人心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俗话说“礼轻情义重”，被人惦念着，是个啥滋味？而且是长久地惦念。许多老关系，特别是新闻界的老关系，维系四十余年不断线，有的几成生死之交！这是王保京能从50年代“红”到90年代的诀窍之一。 王行兴长期主持烽火工作，按王保京吩咐，参与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接待过形形色色的记者，也结交了一些记者朋友。他“按人生观和世界观把到过烽火的记者分为五类”。一类令人尊重：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不唯王保京云亦云，看不惯烽火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这一套。他们是烽火的一面镜子，也是王行兴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寻找良知的一面镜子。二类令人悲哀：你说一是一，你说二是二，你说大红就是大红，你说大紫就是大紫，不核实，不动脑子，动机良好，热情很高，囫囵吞枣，“典型”犯错误，与这类记者有关。三类令人害怕：只讨好采访对象，对被采访人的事迹和观点，加盐加醋，你缺个叶子给你补叶十，你缺朵花给你补朵花，渲染拔高。四类令人惶惑：吃透上面的意图，上面带观点，烽火找例子，先进一切都先进，没有例子，没有说法，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出谋划策，制造例子，制造说法。五类令人厌恶：纯粹利用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给自己捞好处，与烽火结成利益共同体，“互利互惠”。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记者，归不入以上所述，弄得人哭笑不得。 1976年“天安问事件”之后，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打倒邓小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行兴跟着电视台朋友老调的采访车到钟楼看热闹。钟楼还是那个钟楼，历史沧桑，看尽了人间的悲喜剧。老调扛着摄像机，专拣那举两个拳头喊“打倒邓小平”的人拍。1978年，庆祝“三中全会”召开和邓小平出来工作，他恰巧在西安，又跟着老×到钟楼拍游行队伍。老×仍然像两年前一样，追着举两个拳头喊“拥护邓小平”的人拍。同样一个老×，同样一个邓小平，同样的地方，同样多的游行队伍，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勤勤恳恳，同样的认真细致，同样的汗流泱背。他跟在老调的后面，疾速行走。他看着老调的背影，满眼迷惑。人怎么会这样呢？他这个年龄，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可这回，也变得太快了一点吧？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吗？而且是从上到下集体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实搅乱了他的逻辑。烽火材是一团浆糊，社会也是一团浆糊。他和老×同住电视台招待所。晚上回来，心里憋得慌，要找老×说话。 “老×，咱今晚睡一起。”王行兴说。 “能行么。”老×家也是农村人，也喜欢和王行兴聊天。 他俩睡一个床。 王行兴说：“老×，你挨球的！你嘴里长几个舌头哩？锤子都没了！你是住谁的房，戳谁的窝么！打倒邓小平是你拍，拥护邓小平还是你拍，你是啥人么！” 老×不痛不痒地说：“行兴，这事情很简单么。吃谁的饭，跟谁转。任务就是（口外）么。” “你就没有自己的观点？你就没有自己的人格？” “行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好好念书，没把（口外）事情弄清。” “我咋没把（口外）事情弄清？” “孔圣人早就把事情弄清了。孔圣人说，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一句话，把王行兴的嘴堵住了，堵得一夜再无话。无话，可睡不着。人家老×倒睡得踏实，一会儿便酣声如雷。王行兴更睡不着。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王保京还在烽火村批林批孔群众动员大会上说：“以后不能叫孔子，叫孔丘，孔老二。”批林批孔，就是阶级斗争。烽火六年级的小学生部批林批孔哩：“天上星，亮晶晶，半夜我的笔没停，妈问为啥不睡觉，我是批林批孔的小尖兵。”女社员王芳玲批得更美：“敲的一个鼓，跳的一个舞，吹的一个号，唱的一个调，信的一个神，守的一个魂，念的一个经，做的一个梦。虽距两千年，都是害人虫。”王保京语出惊人：“儒家抓生产，法家抓革命。”儒家代表没落的地主阶级，法家代表革命的新生力量。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评法批儒，不是抓了革命，误了生产？他自己不也是大批特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折衷主义”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立一个，必须破一个。立一个，不破一个，不是“中庸之道”、“折衷主义”吗？所以，抓革命，必须破生产。反之，抓生产，必须破革命。革命，生产，泾渭分明，二者水火不相容。可是，不抓生产，地里不长粮食，没吃的；不抓革命，又迷失方向，迷失路线，“有脚踏不上道，有眼看不清路，有嘴说错话，有心想斜事，有耳听错话，有手帮倒忙，有鼻子分不清香花毒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再加上有“资本主义复辟”，“受二茬苦，遭二茬罪”的危险。显然，革命比生产重要，革命比肚子重要。可是，农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庄稼，回到家，老人小孩等着吃，不抓生产吃啥哩？这时候，肚子显然比革命重要。都重要，便是“中庸之道”。逻辑又回来了。还可以这么解释，辩证法，对立统一，革命和生产，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眉，又和谐。要不然，怎么叫“抓革命，促生产”？这又像是诡辩。明白事在戏上，糊涂事在世上。现在，老×叫孔老二是“孔圣人”了。“黄河清，圣人出。”圣人一出，便说“文人无耻，文人无行”。孔圣人哪本书说的，没听说过，也不可查考。老×把自己都骂了，还有什么可说呢？ “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王行兴昏昏睡去。 其实，王行兴的觉，永远睡不踏实。 “西方取经，功劳是唐僧的，闯下‘麻达’是孙悟空的。”烽火王保京这本经是怎么念的，王行兴比谁都清楚。从1958年开始，王保京既是他的长辈，也是他的老师。出去开会带着他，有机会就培养他，重要的事委托他，村里的事仰仗他，言传身教，不厌其烦。西农学习，爷孙朝夕相处，动辄长谈。他在日记里记下了王保京的谈话：“1、你首先要做一个有朝气的青年人，活泼，主动，精精神神，不要疲疲塌塌，没精打采，乏乏没味；2、不论干什么工作，要小心细心，不要粗心大意；3、不管做什么工作，要有雄心，要有耐心，没有雄心、耐心，今后要搞许多科学研究，往往会搞坏；4、咱们几个人开会，要主动讲话，怕什么，咱们的人嘛，要大胆；5、你念书以来老粗心，不养成细心工作的习惯不好，今后要搞好多科研不细不行；6、要有雄心，不管搞什么工作要认真；7、要对我说老实话，不要操心，要好好认识；8、我们不光是要达到一个大学生的水平，而是为的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 王保京似乎观察到了王行兴的某些迹象，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跟前这个不多言语的年轻人。爷孙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为人处事态度。不到二十岁的王行兴在日记中写了大大的六个字：“谦逊，谨慎，稳重。” 六个字占了小笔记本的四分之一页！ 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小笔记本记下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良知。马克思，列宁，鲁迅，泰戈尔，高尔基，萧伯纳，富兰克林，奥斯特洛夫斯基，瞿秋白，达·芬奇，左拉，普希金，裴多菲，华罗庚，巴甫洛夫，莎士比亚，爱迪生……把这些大师的名字罗列出来，足以让后来读这些日记的人，感受到1960年西北农学院有一个青年农民的心在怦怦跳动，感受到一个青年农民对知识对智慧的渴望。他摘录大师们的箴言，有很强的针对性。 比如爱迪生：“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现。我的一切发现、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大家都引毛泽东，他引的与众不同：“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而且，他还记下自己的见解：“每个人的虚荣心是和他的愚蠢程度相等的。” 他摘录德国谚语：“接受别人的袒护，出卖自己的自由。”那么自由的价值何在？他引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显然，他的学习目标和态度，与王保京相距甚远。他来学习，不是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来学习，是为了求知求识，学习科学，探索真理。开会时，他沉默寡言，不是因为他羞涩，不是因为他没有话说。他向人生的提问，向现实的提问，是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的。他隐隐约约地发现了烽火1958年、1959年大失败的原因，但是不能明说。说出来，不是揭保京爷心上的疮疤？不是扫保京爷热火朝天的兴？ 他在日记中偷偷写道：“单株卫星是不是丰产的方向，值得考虑的问题？” 他对王保京只在“丰产田”里下功夫做表面文章提出了怀疑。 他在两个世界里生活，一个世界是王保京营造的，一个是他自己在他的小笔记本里营造的。在王保京营造的世界里，他唯唯诺诺，洗耳恭听，保京爷长，保京爷短。在自己的世界里，大可以让思想自由飞翔，并且顽强地与王保京保持着距离。聪明绝顶的王保京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经常敲打他。在日记里，他不称王保京“保京爷”，而是称“王社长”。王保京鼓励他大胆发言，他却在日记里反复告诫自己：“谨防言语泛滥冲堤。注意，注意，不言者为好。”他知道烽火本分的农民在背后怎么议论王保京：“上嘴唇在天上，下嘴唇在地下，胡偏不要脸哩！”他知道礼泉人怎么放声大骂“王骗子”。他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他：“帮王保京胡谝的铁杆么！”他更知道他追随王保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正如德国谚语所说的那样。问题在于付出的代价值得吗？从整个局势判断，王保京不仅不见颓势，反而如日中天。上级欣赏他，上级赞美他，上级支持他，老百姓的议论算个狗屁。王保京得大好处，自己得小好处，鞍前马后，各有所求，不借王保京的势，他永无出头之日。当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王保京脚底下这块土地的屠弱，王保京头上光环的虚浮，早晚会有“麻达”。权衡利弊得失，内心十分矛盾。但是，出人头地的诱惑太大了。王保京三番五次地跟他说，年轻人“要有雄心”，就是给他设计政治前途。他顶着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进了内心深处，藏进了日记本里。 王行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是重要的。王保京对此没有充分的估计。 王保京一辈子犯的最大错误，可能就是培养王行兴，重用王行兴，小看王行兴，猜疑王行兴，排斥王行兴，失去王行兴，最后用极端的手段对待王行兴。本来，年轻人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完全可以让王行兴死心塌地。王保京犯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大忌。 王保京可能是矛盾的。烽火村是他的根据地，是他获得荣誉获得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他与政界其他对手抗衡并取得政治支持最有力的一张牌。烽火村对他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他当县委副书记、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从不放手“烽火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牢牢把握着烽火的最高权力。离开土地，真正进入官僚阶层，游戏规则一变，“农民政治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土地，“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便失去了意义，“王保京”便失去了意义。所有说法便会烟消云散，甚至可能导致颠覆性的后果，因为烽火的底太“潮”了。 70年代宣传王保京当官亦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白天是地委书记，晚上是村党支部书记”，一时传为美谈。当市长，是“农民市长”；退休回家，是“重归黄土地”。这就是特色。这就是金子都换不来的特色。打下烽火的江山不容易，巩固和维持烽火的江山更不容易。他对烽火的控制，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翻开王保京在党支部会上和烽火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革命形势，方针政策，方向路线，政治教育，政治运动，接待参观，科研生产，干部作风，计划生育，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分钱分物，记算工分，奖勤罚懒，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他有一个本事，村里发生的小事情，他可以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往往出语惊人。 1975年底，烽火有人放猪吃庄稼，沾集体的便宜。12月24日，地委副书记兼烽火党支部书记王保京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召开社员大会，挽着裤腿挽着袖子骂：“最近不学习出了很多怪事。不学习，人心比猪心还瞎！（放猪出来）乱踏路，乱走路，是路线乱了！放猪不是放猪，而是专门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通过猪看人，这是（阶级）斗争新手法！人不敢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叫猪破坏！会说话的不敢破坏，叫不会说话的来破坏！” 王保京活得够辛苦，始终不松阶级“斗争”（注：“斗争”，是王保京政治语言中的一个关键词。斗争哲学，维系了王保京的政治生涯）这根弦。他的今天，烽火的今天，全是“斗争”得来的。他说：“一天24小时，连做梦在内，都反映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果只占领了）23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就是专政无产阶级！做梦也一样，做梦为公，还是为私？为社会主义，还是箩筐筐贩猪娃？” 1976年1月26日中午，王保京跟党支部一班人提出工作要求，并传授了政治斗争经验： 1、要针锋相对； 2、要争主动权，要夺主动权，不要打被动仗； 3、要有对敌斗争的勇气、志气、手段； 4、要学会制造舆论； 5、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于用权，人家当然不服权； 6、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困难是前进的台阶，斗争是前进的加油站； 7、当干部要当秦始皇，要高度集权，这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 8、党支部要成为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领导农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战斗指挥部； 9、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精彩！精辟！刀刀见血！炉火纯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他告诉党支部一班人，他就要兼任礼泉县委书记了！果然，一年后1977年4月走马上任——权力由名誉和象征走到了实处。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番讲话，既是给一班人布置工作，既是他总结的“权术”，也是他将来的施政纲领。这套施政纲领，可能这样归纳更清晰：高度集权，敢于用权，采取手段，制造舆论，争取主动，针锋相对。其中，他凭经验概括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高度集权”，“民主”是虚，“集中”是实，而且“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而是秦始皇式的“集中”。唯有此，才能有效地使用权力，贯彻第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党中央主席，村党支部书记，上下同理。所谓的集权统治，便是如此。 咸阳是秦朝故都，站在这块土地上思考历史，观察现实，王保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自上而下，打通了中间环节，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烽火和王保京的问题。礼泉的政治局面完全在王保京的控制之中。这个局面，整整维持了三年。奋斗不到20年，王保京拿到了礼泉县的最高权力，开创了礼泉政治生活的“王保京时代”。 听完工保京的教导，王行兴回家后，在日记的扉页上写感想： 1、共事不诚心，虚伪； 2、专权，独裁； 3、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4、回来一个样，走了一个样； 5、贪天之功（为己功）。 王行兴内心的苦闷和矛盾，说明他是清醒的，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双重人格。 王行兴与工保京周旋、妥协，如愿以偿。他1964年入党，1965年任大队党支部委员，1966—1976年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1976—1979年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兼烽火党支部副书记，1979年回村继续任党支部副书记至1997年。 然而，他仍顽强地在日记里与王保京保持着距离，固守自己对科学对人生的态度。 1965年2月9日，小麦地。王行兴田埂上坐着，想烽火的事儿。烽火搞科学种田十多年，最后搞出了什么名堂？他心里明白，都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还在延续50年代的那些做法，经不起查，一查就露馅。几个月前，工作组来，结论一作，省长批示，辛辛苦苦一风吹。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如火如茶，让人心惊肉跳。烽火的立身之本是“科学种田”，科学还怎么搞呢？显然，王保京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这个大队科学试验负责人真不得，假不得，左右为难，前途迷茫。外面的事情想不清，烽火的事情王保京自有腾挪躲闪的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正月里春风不温暖，煞冷煞冷往领口袖口里钻。他掏出随身带的日记本，写道： “对搞农业科学实验的同志来说，老老实实，扎扎实实……抓紧时间试验，求得正确的科学数据，提高科学的准确性，就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就等于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搞科学实验）既不‘知而不说’，也不‘不知妄说’。” 1975年，正是烽火继1958年之后第二个高潮时期，“学大寨，赶烽火”，烽火学小靳庄，全省学烽火，唱歌，写诗，打球，热热闹闹，翻天覆地，不亦乐乎。王保京亲自抓，还发表了诗词《永远革命》： 革命使我获得生命， 革命推动我为自己的阶级陷阵冲锋， 革命指出前边有更艰险的历程， 革命时刻传达党和毛主席的声音： 贫农的儿子要和自己的队伍一起， 永远前进，大步不停！ 王行兴也写了《心中太阳永不落》： 批林批孔新事多， 农民登台赛诗歌， 纵情歌唱毛主席， 心中太阳永不落。 王行兴也要应付台面上的事，跟着起哄，内心却十分鄙视，不情愿。王保京大讲“书、戏、球和粮、棉、油的关系”，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结果村里人编了个顺口溜：“球打赢了，戏唱红了，庄稼种冲了。”村里人的情绪，他都看在眼里。可是王保京势大，惹不起。王保京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就搞“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他在日记中写道：“咋样叫真学大寨？第一条，真说实干：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实事求是。第二条，少说多做：说一件事，办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他在两个日记本的扉页摘引恩格斯语录：“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烽火这场戏，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演到了极致。庄稼没人管，杂草长满地，县委副书记郭福生不敢找王保京，把他找去，一顿臭骂。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批评也在理。他有苦难言，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以前在日记里还是含沙射影，现在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发泄对王保京的不满： 1、说假话； 2、说高话； 3、说绝话； 4、说空话。 1977年9月，他又写道： 学习上老老实实， 劳动上扎扎实实， 革命上忠诚老实， 工作上实事求是， 作风上言行一致。 往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倡导“实事求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寨”运动，清算“学小靳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王行兴预感到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而且，他还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清算，可能不仅是一般性地清算烽火“左”的错误，可能会挖几十年的老根。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三个问题一直对烽火和王保京紧追不舍：一、产量不实；二、土地不实；三、国家给钱给物支持。这三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可亏心事做得大多了。1959年混过去了，1964年混过去了，“文革”混过去了，“文革”之后，“华国锋时期”混过去了，调查从未间断过，调查从未深入过，调查从来都是不了了之。王保京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青云直上。究其根本原因，党没有清算“左”的东西，“左”的路线、“左”的思想、“左”的做法仍然主宰着中国的现实生活。那么，这次能混过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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