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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一○

  烽火的历史,是伴随着新闻界的历史。数百的记者,上百的作家文人,踩热了烽火这块土地。记者作家热衷于一个小村庄,热情之高,时间之长,渗入之深,影响之大,闻所未闻。究其原因,与王保京的的个人魅力有关。反对他的人,一定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不准确,也不客观。他是一个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乡土政治家”,或者叫“农民政治家”。他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有在各种运动或政治危机中应付裕如的超常智慧,有与各种媒体各种文人打交道的天赋。他不乏乡土人情味,不管动机如何,为人实在,送瓜,送果,送面,送油,送肉,过年前,要杀好几头猪,一块块切好,大汽车拉着送西安。王行兴1959年去北京开会,王保京专门嘱咐带上小米、红豆去看北京的文人“乡党”。千山万水,小米红豆,推门进去,“乡党”见“乡党”,一掬乡音乡情,自不待言说。不要小看送瓜送果送面送油送肉,在物资极度匾乏的年代里,哪级干部,哪层人士,都有老婆孩子,都要居家过日子,足以重重打动人心。打动人心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俗话说“礼轻情义重”,被人惦念着,是个啥滋味?而且是长久地惦念。许多老关系,特别是新闻界的老关系,维系四十余年不断线,有的几成生死之交!这是王保京能从50年代“红”到90年代的诀窍之一。
  王行兴长期主持烽火工作,按王保京吩咐,参与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接待过形形色色的记者,也结交了一些记者朋友。他“按人生观和世界观把到过烽火的记者分为五类”。一类令人尊重: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不唯王保京云亦云,看不惯烽火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这一套。他们是烽火的一面镜子,也是王行兴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寻找良知的一面镜子。二类令人悲哀:你说一是一,你说二是二,你说大红就是大红,你说大紫就是大紫,不核实,不动脑子,动机良好,热情很高,囫囵吞枣,“典型”犯错误,与这类记者有关。三类令人害怕:只讨好采访对象,对被采访人的事迹和观点,加盐加醋,你缺个叶子给你补叶十,你缺朵花给你补朵花,渲染拔高。四类令人惶惑:吃透上面的意图,上面带观点,烽火找例子,先进一切都先进,没有例子,没有说法,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出谋划策,制造例子,制造说法。五类令人厌恶:纯粹利用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给自己捞好处,与烽火结成利益共同体,“互利互惠”。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记者,归不入以上所述,弄得人哭笑不得。
  1976年“天安问事件”之后,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打倒邓小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行兴跟着电视台朋友老调的采访车到钟楼看热闹。钟楼还是那个钟楼,历史沧桑,看尽了人间的悲喜剧。老调扛着摄像机,专拣那举两个拳头喊“打倒邓小平”的人拍。1978年,庆祝“三中全会”召开和邓小平出来工作,他恰巧在西安,又跟着老×到钟楼拍游行队伍。老×仍然像两年前一样,追着举两个拳头喊“拥护邓小平”的人拍。同样一个老×,同样一个邓小平,同样的地方,同样多的游行队伍,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勤勤恳恳,同样的认真细致,同样的汗流泱背。他跟在老调的后面,疾速行走。他看着老调的背影,满眼迷惑。人怎么会这样呢?他这个年龄,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可这回,也变得太快了一点吧?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吗?而且是从上到下集体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实搅乱了他的逻辑。烽火材是一团浆糊,社会也是一团浆糊。他和老×同住电视台招待所。晚上回来,心里憋得慌,要找老×说话。
  “老×,咱今晚睡一起。”王行兴说。
  “能行么。”老×家也是农村人,也喜欢和王行兴聊天。
  他俩睡一个床。
  王行兴说:“老×,你挨球的!你嘴里长几个舌头哩?锤子都没了!你是住谁的房,戳谁的窝么!打倒邓小平是你拍,拥护邓小平还是你拍,你是啥人么!”
  老×不痛不痒地说:“行兴,这事情很简单么。吃谁的饭,跟谁转。任务就是(口外)么。”
  “你就没有自己的观点?你就没有自己的人格?”
  “行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好好念书,没把(口外)事情弄清。”
  “我咋没把(口外)事情弄清?”
  “孔圣人早就把事情弄清了。孔圣人说,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一句话,把王行兴的嘴堵住了,堵得一夜再无话。无话,可睡不着。人家老×倒睡得踏实,一会儿便酣声如雷。王行兴更睡不着。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王保京还在烽火村批林批孔群众动员大会上说:“以后不能叫孔子,叫孔丘,孔老二。”批林批孔,就是阶级斗争。烽火六年级的小学生部批林批孔哩:“天上星,亮晶晶,半夜我的笔没停,妈问为啥不睡觉,我是批林批孔的小尖兵。”女社员王芳玲批得更美:“敲的一个鼓,跳的一个舞,吹的一个号,唱的一个调,信的一个神,守的一个魂,念的一个经,做的一个梦。虽距两千年,都是害人虫。”王保京语出惊人:“儒家抓生产,法家抓革命。”儒家代表没落的地主阶级,法家代表革命的新生力量。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评法批儒,不是抓了革命,误了生产?他自己不也是大批特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折衷主义”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立一个,必须破一个。立一个,不破一个,不是“中庸之道”、“折衷主义”吗?所以,抓革命,必须破生产。反之,抓生产,必须破革命。革命,生产,泾渭分明,二者水火不相容。可是,不抓生产,地里不长粮食,没吃的;不抓革命,又迷失方向,迷失路线,“有脚踏不上道,有眼看不清路,有嘴说错话,有心想斜事,有耳听错话,有手帮倒忙,有鼻子分不清香花毒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再加上有“资本主义复辟”,“受二茬苦,遭二茬罪”的危险。显然,革命比生产重要,革命比肚子重要。可是,农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庄稼,回到家,老人小孩等着吃,不抓生产吃啥哩?这时候,肚子显然比革命重要。都重要,便是“中庸之道”。逻辑又回来了。还可以这么解释,辩证法,对立统一,革命和生产,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眉,又和谐。要不然,怎么叫“抓革命,促生产”?这又像是诡辩。明白事在戏上,糊涂事在世上。现在,老×叫孔老二是“孔圣人”了。“黄河清,圣人出。”圣人一出,便说“文人无耻,文人无行”。孔圣人哪本书说的,没听说过,也不可查考。老×把自己都骂了,还有什么可说呢?
  “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王行兴昏昏睡去。
   
一一

  其实,王行兴的觉,永远睡不踏实。
  “西方取经,功劳是唐僧的,闯下‘麻达’是孙悟空的。”烽火王保京这本经是怎么念的,王行兴比谁都清楚。从1958年开始,王保京既是他的长辈,也是他的老师。出去开会带着他,有机会就培养他,重要的事委托他,村里的事仰仗他,言传身教,不厌其烦。西农学习,爷孙朝夕相处,动辄长谈。他在日记里记下了王保京的谈话:“1、你首先要做一个有朝气的青年人,活泼,主动,精精神神,不要疲疲塌塌,没精打采,乏乏没味;2、不论干什么工作,要小心细心,不要粗心大意;3、不管做什么工作,要有雄心,要有耐心,没有雄心、耐心,今后要搞许多科学研究,往往会搞坏;4、咱们几个人开会,要主动讲话,怕什么,咱们的人嘛,要大胆;5、你念书以来老粗心,不养成细心工作的习惯不好,今后要搞好多科研不细不行;6、要有雄心,不管搞什么工作要认真;7、要对我说老实话,不要操心,要好好认识;8、我们不光是要达到一个大学生的水平,而是为的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
  王保京似乎观察到了王行兴的某些迹象,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跟前这个不多言语的年轻人。爷孙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为人处事态度。不到二十岁的王行兴在日记中写了大大的六个字:“谦逊,谨慎,稳重。”
  六个字占了小笔记本的四分之一页!
  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小笔记本记下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良知。马克思,列宁,鲁迅,泰戈尔,高尔基,萧伯纳,富兰克林,奥斯特洛夫斯基,瞿秋白,达·芬奇,左拉,普希金,裴多菲,华罗庚,巴甫洛夫,莎士比亚,爱迪生……把这些大师的名字罗列出来,足以让后来读这些日记的人,感受到1960年西北农学院有一个青年农民的心在怦怦跳动,感受到一个青年农民对知识对智慧的渴望。他摘录大师们的箴言,有很强的针对性。
  比如爱迪生:“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现。我的一切发现、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大家都引毛泽东,他引的与众不同:“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而且,他还记下自己的见解:“每个人的虚荣心是和他的愚蠢程度相等的。”
  他摘录德国谚语:“接受别人的袒护,出卖自己的自由。”那么自由的价值何在?他引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显然,他的学习目标和态度,与王保京相距甚远。他来学习,不是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来学习,是为了求知求识,学习科学,探索真理。开会时,他沉默寡言,不是因为他羞涩,不是因为他没有话说。他向人生的提问,向现实的提问,是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的。他隐隐约约地发现了烽火1958年、1959年大失败的原因,但是不能明说。说出来,不是揭保京爷心上的疮疤?不是扫保京爷热火朝天的兴?
  他在日记中偷偷写道:“单株卫星是不是丰产的方向,值得考虑的问题?”
  他对王保京只在“丰产田”里下功夫做表面文章提出了怀疑。
  他在两个世界里生活,一个世界是王保京营造的,一个是他自己在他的小笔记本里营造的。在王保京营造的世界里,他唯唯诺诺,洗耳恭听,保京爷长,保京爷短。在自己的世界里,大可以让思想自由飞翔,并且顽强地与王保京保持着距离。聪明绝顶的王保京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经常敲打他。在日记里,他不称王保京“保京爷”,而是称“王社长”。王保京鼓励他大胆发言,他却在日记里反复告诫自己:“谨防言语泛滥冲堤。注意,注意,不言者为好。”他知道烽火本分的农民在背后怎么议论王保京:“上嘴唇在天上,下嘴唇在地下,胡偏不要脸哩!”他知道礼泉人怎么放声大骂“王骗子”。他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他:“帮王保京胡谝的铁杆么!”他更知道他追随王保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正如德国谚语所说的那样。问题在于付出的代价值得吗?从整个局势判断,王保京不仅不见颓势,反而如日中天。上级欣赏他,上级赞美他,上级支持他,老百姓的议论算个狗屁。王保京得大好处,自己得小好处,鞍前马后,各有所求,不借王保京的势,他永无出头之日。当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王保京脚底下这块土地的屠弱,王保京头上光环的虚浮,早晚会有“麻达”。权衡利弊得失,内心十分矛盾。但是,出人头地的诱惑太大了。王保京三番五次地跟他说,年轻人“要有雄心”,就是给他设计政治前途。他顶着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进了内心深处,藏进了日记本里。
  王行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是重要的。王保京对此没有充分的估计。
  王保京一辈子犯的最大错误,可能就是培养王行兴,重用王行兴,小看王行兴,猜疑王行兴,排斥王行兴,失去王行兴,最后用极端的手段对待王行兴。本来,年轻人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完全可以让王行兴死心塌地。王保京犯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大忌。
  王保京可能是矛盾的。烽火村是他的根据地,是他获得荣誉获得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他与政界其他对手抗衡并取得政治支持最有力的一张牌。烽火村对他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他当县委副书记、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从不放手“烽火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牢牢把握着烽火的最高权力。离开土地,真正进入官僚阶层,游戏规则一变,“农民政治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土地,“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便失去了意义,“王保京”便失去了意义。所有说法便会烟消云散,甚至可能导致颠覆性的后果,因为烽火的底太“潮”了。
  70年代宣传王保京当官亦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白天是地委书记,晚上是村党支部书记”,一时传为美谈。当市长,是“农民市长”;退休回家,是“重归黄土地”。这就是特色。这就是金子都换不来的特色。打下烽火的江山不容易,巩固和维持烽火的江山更不容易。他对烽火的控制,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翻开王保京在党支部会上和烽火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革命形势,方针政策,方向路线,政治教育,政治运动,接待参观,科研生产,干部作风,计划生育,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分钱分物,记算工分,奖勤罚懒,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他有一个本事,村里发生的小事情,他可以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往往出语惊人。
  1975年底,烽火有人放猪吃庄稼,沾集体的便宜。12月24日,地委副书记兼烽火党支部书记王保京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召开社员大会,挽着裤腿挽着袖子骂:“最近不学习出了很多怪事。不学习,人心比猪心还瞎!(放猪出来)乱踏路,乱走路,是路线乱了!放猪不是放猪,而是专门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通过猪看人,这是(阶级)斗争新手法!人不敢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叫猪破坏!会说话的不敢破坏,叫不会说话的来破坏!”
  王保京活得够辛苦,始终不松阶级“斗争”(注:“斗争”,是王保京政治语言中的一个关键词。斗争哲学,维系了王保京的政治生涯)这根弦。他的今天,烽火的今天,全是“斗争”得来的。他说:“一天24小时,连做梦在内,都反映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果只占领了)23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就是专政无产阶级!做梦也一样,做梦为公,还是为私?为社会主义,还是箩筐筐贩猪娃?”
  1976年1月26日中午,王保京跟党支部一班人提出工作要求,并传授了政治斗争经验:
  
  1、要针锋相对;
  2、要争主动权,要夺主动权,不要打被动仗;
  3、要有对敌斗争的勇气、志气、手段;
  4、要学会制造舆论;
  5、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于用权,人家当然不服权;
  6、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困难是前进的台阶,斗争是前进的加油站;
  7、当干部要当秦始皇,要高度集权,这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
  8、党支部要成为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领导农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战斗指挥部;
  9、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精彩!精辟!刀刀见血!炉火纯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他告诉党支部一班人,他就要兼任礼泉县委书记了!果然,一年后1977年4月走马上任——权力由名誉和象征走到了实处。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番讲话,既是给一班人布置工作,既是他总结的“权术”,也是他将来的施政纲领。这套施政纲领,可能这样归纳更清晰:高度集权,敢于用权,采取手段,制造舆论,争取主动,针锋相对。其中,他凭经验概括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高度集权”,“民主”是虚,“集中”是实,而且“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而是秦始皇式的“集中”。唯有此,才能有效地使用权力,贯彻第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党中央主席,村党支部书记,上下同理。所谓的集权统治,便是如此。
  咸阳是秦朝故都,站在这块土地上思考历史,观察现实,王保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自上而下,打通了中间环节,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烽火和王保京的问题。礼泉的政治局面完全在王保京的控制之中。这个局面,整整维持了三年。奋斗不到20年,王保京拿到了礼泉县的最高权力,开创了礼泉政治生活的“王保京时代”。
  听完工保京的教导,王行兴回家后,在日记的扉页上写感想:
  
  1、共事不诚心,虚伪;
  2、专权,独裁;
  3、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4、回来一个样,走了一个样;
  5、贪天之功(为己功)。

  王行兴内心的苦闷和矛盾,说明他是清醒的,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双重人格。
  王行兴与工保京周旋、妥协,如愿以偿。他1964年入党,1965年任大队党支部委员,1966—1976年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1976—1979年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兼烽火党支部副书记,1979年回村继续任党支部副书记至1997年。
  然而,他仍顽强地在日记里与王保京保持着距离,固守自己对科学对人生的态度。
  1965年2月9日,小麦地。王行兴田埂上坐着,想烽火的事儿。烽火搞科学种田十多年,最后搞出了什么名堂?他心里明白,都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还在延续50年代的那些做法,经不起查,一查就露馅。几个月前,工作组来,结论一作,省长批示,辛辛苦苦一风吹。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如火如茶,让人心惊肉跳。烽火的立身之本是“科学种田”,科学还怎么搞呢?显然,王保京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这个大队科学试验负责人真不得,假不得,左右为难,前途迷茫。外面的事情想不清,烽火的事情王保京自有腾挪躲闪的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正月里春风不温暖,煞冷煞冷往领口袖口里钻。他掏出随身带的日记本,写道:
  “对搞农业科学实验的同志来说,老老实实,扎扎实实……抓紧时间试验,求得正确的科学数据,提高科学的准确性,就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就等于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搞科学实验)既不‘知而不说’,也不‘不知妄说’。”
  1975年,正是烽火继1958年之后第二个高潮时期,“学大寨,赶烽火”,烽火学小靳庄,全省学烽火,唱歌,写诗,打球,热热闹闹,翻天覆地,不亦乐乎。王保京亲自抓,还发表了诗词《永远革命》:
  
  革命使我获得生命,
  革命推动我为自己的阶级陷阵冲锋,
  革命指出前边有更艰险的历程,
  革命时刻传达党和毛主席的声音:
  贫农的儿子要和自己的队伍一起,
  永远前进,大步不停!

  王行兴也写了《心中太阳永不落》:
  
  批林批孔新事多,
  农民登台赛诗歌,
  纵情歌唱毛主席,
  心中太阳永不落。

  王行兴也要应付台面上的事,跟着起哄,内心却十分鄙视,不情愿。王保京大讲“书、戏、球和粮、棉、油的关系”,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结果村里人编了个顺口溜:“球打赢了,戏唱红了,庄稼种冲了。”村里人的情绪,他都看在眼里。可是王保京势大,惹不起。王保京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就搞“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他在日记中写道:“咋样叫真学大寨?第一条,真说实干: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实事求是。第二条,少说多做:说一件事,办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他在两个日记本的扉页摘引恩格斯语录:“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烽火这场戏,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演到了极致。庄稼没人管,杂草长满地,县委副书记郭福生不敢找王保京,把他找去,一顿臭骂。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批评也在理。他有苦难言,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以前在日记里还是含沙射影,现在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发泄对王保京的不满:
  
  1、说假话;
  2、说高话;
  3、说绝话;
  4、说空话。

  1977年9月,他又写道:
  
  学习上老老实实,
  劳动上扎扎实实,
  革命上忠诚老实,
  工作上实事求是,
  作风上言行一致。

  往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倡导“实事求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寨”运动,清算“学小靳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王行兴预感到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而且,他还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清算,可能不仅是一般性地清算烽火“左”的错误,可能会挖几十年的老根。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三个问题一直对烽火和王保京紧追不舍:一、产量不实;二、土地不实;三、国家给钱给物支持。这三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可亏心事做得大多了。1959年混过去了,1964年混过去了,“文革”混过去了,“文革”之后,“华国锋时期”混过去了,调查从未间断过,调查从未深入过,调查从来都是不了了之。王保京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青云直上。究其根本原因,党没有清算“左”的东西,“左”的路线、“左”的思想、“左”的做法仍然主宰着中国的现实生活。那么,这次能混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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