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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兴预料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1981年，在礼泉群众和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咸阳地委和礼泉县委共同组织的18人工作组浩浩荡荡进驻烽火。地委副书记张世第任组长，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马云溪、地区农委副主任张宏勋等任副组长。 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的工作组。地委副书记牵头调查另外一个地委副书记的问题。这位负责调查的地委副书记也看清了局势，称病在家，把调查工作扔给了副组长们，他实际只挂了个名。调查级别立即降了一格，变成了下级调查上级领导的局面。 王保京是在职地委副书记，一年前还是礼泉县委书记，同时是烽火村党支部书记。地委要求王保京回避，王保京不回避。调查期间，王保京回村，要求出席工作组组织的村干部座谈会。张宏勋说：“你是地委副书记么，你说了算么！” 会上，张宏勋不敢说话，村干部不敢说话。王保京还在工作组里安插了内线，通风报信，干扰调查。 王保京私下召开村干部会，说工作组谁谁是咱自己人，要搞好生活，谁谁跟咱不一条心，别管他。张宏勋自然是“不一条心”的人。春节后，工作组下烽火村，天冷得很。“自己人”安排进热炕烧得暖烘烘的农民家，张宏勋等被安排进了冷冰冰的接待站（也就是七年后武芳被硫酸毁容毁身的地方）睡硬床板。王保京还跟王行兴等村干部交侍：“他们的结论写不好就不让他们走！” 什么是农民？当地人说：“拎起来一吊子，放下来一堆子。”这话刻薄，不太恭敬。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土地是他们的生存底线。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不可能站在土地上为人处事，除了农民。土地可以长庄稼，长树木，长花草，长虫豸，长牲畜，长野兽，也可以长思想。土地的享性，也就是人的享性。政治惩罚中最严酷的一条，就是撵到农村与农民为伍。因为没有比农民再低下的社会阶层了。农民当不了自己的“家”，做不了自己的“主”。既被称为“革命的阶级”受到尊崇，又被称为“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受到贬斥。鸡猪吃食，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你拱你的，我刨我的。农民自有一套办法对付。只要能活下来的办法，他们都能找到。逆来顺受，抗租抗粮，瞒产私分，吃糠咽菜，逃荒要饭，实在活不下去，便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半个世纪以来，没有陈胜吴广。“三年困难时期”，一村一村的人饿死，说是不能给“大好形势”抹黑，饿死也不出村不出家，饿死也不准出村出家，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时而顽强，时而懦弱；时而稳定，时而摇摆；时而主意大，时而心胸小；时而瞻前顾后，时而挺而走险……都取决于现实的判断，都取决于靠天吃饭的不确定的生存状态。经不起大棒子，也经不起胡萝卜。 王保京起家，把烽火人折腾得不善，也给烽火人带来了诸多好处。从50年代起，烽火人便挺着腰板走路，充满了优越感。只要在街上，看见穿日本尿素袋子衣服的人，一定是烽火人。化纤编织得细密结实，白底黑字，染黑，压不住黑字，屁股上是“含氮46％”，胸口上是“尿素”、“日本××株式会社”。那时候，日本尿素尽烽火用，袋子要收回，烽火六角钱一个买回来，便是天大的面子。把人羡慕的。那是特权的标志。要钱有钱，要物有物。1964年，王保京便在“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座谈会”上介绍经验时承认“省、专区、县、公社党政领导”“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了我们以很大的支持”。70年代、80年代“人力”支持不如50年代，“人力”贡献主要是成千上万参观者的屎尿积肥，最多的一天达5000人，物力、财力则变本加厉。而且，王保京搞浮夸，产量上弄虚作假，早期只在几亩科学丰产试验田做文章，后期大日高产，是在“瞒亩增产”、“多报少交”、“迟交缓交”做文章，房子，水利，电力，道路，化肥，农药，水泥，石灰，木材，钢材，粮食，要么是钱，要么是物，都从国家的腰包里为烽火人捞到了好处。王保京不像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一举两得”，勒紧村民的裤腰带讨好上级，换自己的好处，而是“一举三得”，上级满意，自己满意，村民满意。里面好处的区别，仅仅是大和小、多和少的区别。这种一平二调弄虚作假皆大欢喜的“烽火模式”或“王保京模式”，对烽火村民来说是“人道主义”，然而，对于陕西、咸阳、礼泉最该支持的贫困农民来说，就是不“人道主义”。陕西、咸阳、礼泉本来就是不富裕的农业地区，财政困难，僧多粥少，烽火分得多，他们就分得少，烽火全拿走了，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更实际的是，烽火拿走的部分，包括他们每年给国家的血汗“贡献”。党和国家不是能下金蛋的母鸡，钱和物皆取之于民，用之于烽火，也不是掏自己的腰包，拆自家的东墙，补烽火的西墙。这说明，小人道是建立在大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肥一个瘦一方的社会再分配机制，因为不是明目张胆地打家劫舍，一平二调，分摊在每个人每个村身上微乎其微，感觉不到，可是聚敛起来，给一个人一个村，便是肥乎其肥。加上意识形态说法，加上黑匣子运作，大家要么不知情，要么敢怒不敢言。烽火人不管那么多，谁给好处就支持谁。上面得了（主要是政治上的）好处，下面得了（主要是经济上的）好处，上下都起来维护自己，后院不起火，上级不追查，即使追查也是走过场敷衍，是王保京地位稳固、屡经风浪而不倒的诀窍，也是王保京聪明过人的另一个侧面。 王保京是农民，他了解农民，懂得用农民的办法来应付危机。他关在烽火村的屋子里与党支部一班人密谋对策时，就不是地委副书记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村党支部书记，而是本乡本土的农民。 没有委婉，没有含糊，没有顾忌，没有隐蔽，指示明确：耍横，耍泼！这是王保京的“杀手铜”。农民耍横耍泼，能把农民咋！何况背后有我王保京哩！ 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显然对烽火不利。工作组要走，烽火人不让走。王行兴在家主持工作，对王保京的做法有意见，但是必须执行。这种关键时刻，烽火一致对外，他如果有二心，可能会在烽火名声扫地，无立足之地。烽火的天下，还是王保京的天下。他不得不遵照王保京的旨意，带着人，把张宏勋的工作组堵在了村里。 “张宏勋出来说话！”有人呐喊。 张宏勋被迫出来见烽火的群众。他说：“我们是地委派来的！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的做法是错误的！” 什么地委！王保京就是地委副书记！ 围堵者不听：“说不好，不准走！” 张宏勋不吃这一套：“好！不走就不走！我们工作组不走了！” 马云溪和县委负责人闻讯，赶来解围，工作组才连夜惶惶脱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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