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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横山村、定襄县和忻州地区，毕竟是太小了。不论迟早，一个纸糊的方舟，总是要在现代社会的海洋中沉没。 封建专制，拯救不了任何人和任何“地久天长”的美梦。 一封又一封横山群众的告状信，终于飞进了北京，并有一件从北京批回了山西。这是1985年9月间。 这是一封匿名信。当这封匿名信产生的日子里，全国许多报纸上由于一些人的无端被告和调查改革者的工作组的满天飞，而对匿名信热论一时，想把它从中国的土地上铲除，甚而干脆提出不予理睬。孰不知，苗儿都有它的土壤和养份，谁又能保证每一份反映问题的信件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谁又能保证横山人一信告准，告不准也不会再次进李家祠堂和治保会呢？ 幸亏，横山人依然比较闭塞，还没有经意关于匿名信的书生式议论；幸亏，横山人的信也没有在中纪委和全国人大的办公室里真个儿“不予理睬”。不然，横山人的解放，横山命运的变迁，尚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 不论什么事，只要“批”了就有动静。1985年10月4日，一个以省人大督办、地区纪委牵头的三级十员的调查组，正式进驻横山村。 这不是横山旧历史的结束，但这毕竟意味着横山新历史的开始，不管它怎样艰难。 第一个回合是在村委会会客室里。 李计银仍然昂昂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半睡在沙发上，有意半闭着眼睛说话。这是他往常显示威严的作态，而现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儿空虚的成分。 那些他不欢迎的客人面前的茶几上，连个茶杯也没有，气氛紧张得每一个人都觉得胸口憋。可每个人都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讲，来意已经讲清了，只好等待李计银对此作些表示。大约五分钟之久的沉默。这是精神的对峙。 “不用调查了，谁告的？叫上来，当面锣，对面鼓，把情况摆清就行了，还用调查？”半睡间，李计银突然一摆手，劲儿鼓得足足的，像打发他的下属般地说。但眉间脸上，还挂了一点儿商量的神色。他不能简单地打发了这帮肚里喝足了墨水的人。 工作组组长、地区纪检委检查员薄海元，是个年纪、经验都有一把的老同志，他不为所动，脸上友好地笑着：“不算调查，也不是来调查，只是与群众正常接触一下，了解一点情况。” 的确，这不能说是一次专门的调查，行前，地委负责人就定了调调：通过工作了解情况。尽管信上告的是非法拘禁，倒卖汽车等与法律有关的不能不严肃对待的问题。 但是，连这样的话李计银也听不下去，他有限的耐心宣告结束，两手一撑沙发扶手站了起来，两眼瞪得圆圆地扫了全场一眼，胸腔里狠狠地“哼”了一声，转身甩门走了！ 当天下午横山村那覆盖每一户村民的大喇叭上，便传出李计银近乎歇斯底里的喊叫：“上面来调查组了，告状的狗种来吧，现在告才方便哩，不用你出路费、贴邮票，来吧！” 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那声音在横山的天空一遍遍地回荡着，在村民的脸上加层霜，在工作组成员的脚前挖条沟。 治保会的成员们也全部被李计银派出挨家“敲山震虎”，要么监视工作组的行踪去向，远远地跟在你屁股后面，看你上了谁家，谁跟你讲了话。 大白天里，几乎横山每家的门都关严了。南头一个老婆婆守着门，工作组老于的一只脚已经迈了进去，又被她轻轻地推了出来，老人家脸上一副哀求的神色，好像在说：“别进来，求求你了。” 一位曾在县政法部门作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是横山人，离休还乡家居，工作组几位同志都认识，顺路走了进去，想寒暄几句，女主人站在院里为难地说：“你们来了，我不赶，不过还是别来的好。” 他们站在院里愣了会儿神，悻悻地转身回来了。 不能说一点收获也没有。街口拐弯的地方，一个小伙子匆匆闪出来，与工作组老张擦身而过，胳膊肘撞了他一下，塞进他口袋里一张纸条，人已忙忙地拐弯了。待老张回头，连人的面孔也没看清楚…… 第一天的工作结束归来，大家一盒又一盒地抽着烟，在一间4张床的村招待所的房间里，互相难过地苦笑着、静默着，几乎谁也说不清心里是个啥滋味。那位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老阎，长叹一声：“简直是进了白区了！” 于是，大家更久地沉默。 古柏森森，在晋西北的秋风拨动下，哗哗响着，隔窗陪伴着他们。 秋雨沙沙，秋风寒骨。 雨天，夜色早早地降临横山。在横山泥泞的街巷里，几个人费力地跋涉着。 老薄、老张、老阎、老于……他们冒雨夜访。他们有的穿着雨衣，有的打着雨伞，有的只戴一顶草帽，冰凉的雨水打湿了双肩。老薄的屁股上黏乎乎的，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仰坐到泥地上去了，老阎的手里拿一根棍，那是准备打狗的，横山村几乎每家院里都养着一条狗，都凶得很；没有雨鞋，他们每个人的鞋子都灌满了雨水和泥浆，走起来叽叽地响…… 他们就这样模进一个个人家去，有的人家夜里也怕，就黑着灯谈。雨和夜，成为这支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队的掩护。 一家家地访，一件件事提证，流着眼泪听老乡们诉说秋的买粮之苦，冬的无房之寒，李家祠堂里的长夜，治保会“麻花鞭”的狰狞。十位共产党员的心，震撼了，他们强烈地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神圣和庄严。 整整一个月零一天的艰苦工作，事实真相基本大白，他们把数以百件计的笔录和证明材料分类装订成十三个分册，写出了洋洋万言的调查报告，赶回去向县委和地委汇报。 横山群众在匿名信里反映的五方面问题，是只轻不重，只小不大。 多么诚实的人民！ 县委常委会。 委员们围坐一圈，听工作组的同志汇报调查结果。 室内烟雾缭绕，每一张嘴都还在一下紧接一下狠狠地吸。空气在那冷酷无情的事实的叙述中震颤。 汇报结束以后，全场静默，有的人一手拿烟，一手捺着打火机，就是不去捺动那“叭”的一声。人们都在等待。 终于有人说话了，那是有气无力的声音：“这件事情，汇报了，县委知道了，也就行了，是上面组织调查的，看给地委汇报后怎么办。” 沉默。 没有迎合，没有异议。会议就此结束。 调查结果很快汇报到地委。整整过去近两月，这个地委产生了一个“处理意见”：都是工作中的问题，领导方法问题，失误，谈谈话，让李计银给群众道个歉，继续做好工作！ 多么美好的失误！ 多么轻松自如的失误！ 横山人不得不继续期待着。正义和真理不得不继续期待着。 横山呢？我们的前台角色李计银呢？不用“谈话”，他已紧锣密鼓地“继续做好工作”了。 11月5日工作组离村，三天后，村里请了戏班子来，开始唱大戏。戏台的立墙上，街道的黑板上，大写着李计银口述的“对联”：“上告状宽了心到头来枉费心机； 破横山多年来谁改变我主沉浮。” “坏人告状是非多，为子孙担点风险怕什么？” 戏没唱完，他“斩将封神”和“水淹七军”的行动也付诸实施。把会计找来，扒拉扒拉“算”了不到一个小时，7名村干部便都成了贪污犯，“贪污”总额逾20万元，不光一句话撤了这些干部的职，连向法院的起诉材料都写好了，横山村党支部名副其实只剩下李计银一个光杆儿“书记”。 说起这“斩将封神”和“水淹七军”的来历，那也是有点意思的。这位在横山村不择手段地忙着建设“文明村”和“共产主义”的支部书记，对超人、超自然的力量却崇拜得五体投地。村里盖戏台，花了十来万，台顶竟没有封盖，因为人们在传说：“搭了顶盖，当官的下台”，李计银便指示盖了一个只有后墙和两边帮墙的高大怪物；心里不明的时候，他喜欢找“先生”算卦或请“懂行”的人“圆梦”，以预测祸福。工作组走后，他特意跑到数十里的丘村找一个叫做刘补应的“先生”掐算，结果得了个“姜子牙斩将封神卜”，原因是“身边出了小人”，于是，那些本来在他面前俯首贴耳的村干部们便合伙儿遭了殃。 那是一个多么气魄的批斗会：村里的“能人”都被李计银调动起来，起草一篇篇批判稿；村干部都被赶到台上，在飞溅的口沫和挥舞的拳头下站了整整五个小时；“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在治保会干将们的嗓门里一声高过一声，数百名群众被传来旁观。现场录音，随后便在村里的大喇叭里毫不修饰地播出，一日三次，连续嚷嚷了十多天。 李计银也担心“官逼民反”，他开始让治保会成员在大白天保护他的安全，晚上从村委会回家，没有人护送绝不出门，夜里睡觉，枕下还压一把120元钱买的“宝剑”…… 横山的每片瓦，横山每个人的心都在这登峰造极的恐怖气氛中颤栗，呻吟。 在这来势凶猛的“反击”中，横山不少干部和群众跑到本地区的岚县、本省的太原、省外的内蒙等地避难，直到李计银被逮捕后才回来。 县委、地委的暧昧，横山干部群众的遭遇，苦苦地折腾着横山之外许多善良的心。 一天晚上，在定襄县委机关办公大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里，两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正对坐交谈。 年老的，是定襄县人大副主任阎志龙； 中年的，是中共定襄县纪检委副书记于良良。 两个人都是赴横山工作组的成员。 老问是个有名的“笑老头”，什么难过的事儿，他都能嬉着多皱的脸庞道给你听，可现在，那深深的皱沟里全是阴阴的愁：“还真给说准了，没查得个处理结果，倒给横山群众带来了新的祸。” 在他准备行装赴横山前，就有人劝他：“这事儿推了算了，到头来你和告状的都落不下个好。”当时他想得简单：“咱自己不图落好，也没什么可怕的。”还是嘻嘻地上路了。 于良良，是个在县里以刚直著称的汉子，这晚上，他已经在那个蓝颜色、浅底儿的烟灰缸里曲碎十来个“大光”烟屁股，他方方正正的脸上流露出不可遏止的感情：“看来，我们也只好背上铺盖上北京了。” 老阎认真地看一眼他的“难弟”，脸上的阴凉没有了，嘻嘻地：“我们相陪着……” 世上的事，真是神仙也难料定。 正当阎、于两位决心已定的时候，横山村里又发生了殴打公安干部事件。受害者张满怀，县里、地区都告不应，干脆告到北京去了，一纸批件又转到山西省人大和省纪委。于是，一个由省人大。省纪委、省检察院、省工商管理局以及地县相应部门组成的一个阵容庞大的真正的调查组，再一次开进横山。 这是1986年2月14日。 横山人时来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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