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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律




  读到此处,或许读者早已提出问题:定襄县有法院吗?有检察院吗?有公安局吗?
  有。
  横山“一二·九”事件发生时,正好县公安局派人在村里侦察一起信用所失窃案,信儿紧紧地报了回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的负责人商量再三,终于决定出面“制止”。
  分管政法的副县长,带着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一个星期后出发了。这支本应该富有力量的队伍没有敢去横山村,而是在季庄乡政府大院里落了座,派人把李计银“请”来好言相劝。
  这些执法者苦口婆心,花了两个多小时,拐弯抹角地告诉犯法者:不论出了什么事,人是抓不得的,那犯法哩!
  待到李计银鼻子里不大情愿地“哼”过一声,于是大家心绪欢畅,完事大吉,笑谈而归。
  (李计银也并没有痛痛快快地卖这个“人情”,回去后接着审讯一天,直到次日晚上才放人。)
  横山村民李旭虎尚未成年的儿子在大队果园里拉着吃了几颗落地枣,被治保会抓了去,一根绳子捆上了,捆了一天两夜都不放,孩子的脸儿都蔫蔫的,脑袋耷拉在肩膀上。李旭虎磕头求饶不被理会,突然想起县里还有公安局,连夜小跑着赶来了。
  局长派了个人,坐着吉普车上了横山,去把孩子的绑绳松了,于是大功告成,屁股后一溜烟回城睡觉去了。
  县公安局干部张满怀无故被打住院后,曾向局领导报案,这里的局长突然“廉洁”起来,“咱们自己局子里的事,不好管,人家说不公道怎么办呢?”于是按下不表。
  张满怀干脆写成诉状送到检察院,检察院里的头头们却对这件轰动定襄的事件人人装作不知道。直到我们采访时问起,检察长十分幽默地摸了摸脑袋:“没见过呀,还有个诉状?”
  也是在1984年,横山治保会大过打瘾时,无意中破获了一起盗窃案。罪犯张会平偷盗电视机等价值上千元。由于这个案子早已报在县里并备了案,公安局知道后要求接收依法律程序处理,突然被李计银一口回绝了:“我横山的事,自己办!”于是,法院、公安局便一筹莫展,直到搬来地委领导讲了情,才在4个月之后把案子接过来。县法院也以情还情,接李计银的一张便条把打供者以“自首”判成“缓刑”(李计银并不是单纯好心突发,他有被保护者一桌酒席的报答)!
  这就是定襄的法和执法者。
  我们曾托那位小杨去找县检察院检察长,希望能约个时间谈一谈。来去者再三,这位推说“什么也不清楚”的老同志才含含糊糊地答应了。
  时间约在晚上,真巧,在县委招待所的小餐厅里,我们竟遇上了。同桌一位相熟的同志指着隔桌主客九人中一位头发花白的高个儿说:那就是检察长。
  我们因此留了一点意。
  他正带着四位下属,陪地区公安处的四位客人喝酒。他在席间忽而立起相劝,忽而坐下畅饮,活泼得像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桌上一位说天热,不想喝,检察长立刻举起大杯:“来来来,啤酒是下火的,天热才喝哩!”又一位说胃不舒服不能喝,话儿又巧巧地跟上了:“那你端小杯,白酒暖肚哩!这沦酒是咱县产的,别看在外边名声不大,可成色不下汾酒,来来来!”……
  当然,那酒是不需要个人掏腰包的便宜货。
  满腔热情频频地劝,大杯小杯交替着饮,我们作为后来者吃过离开时,他还在那里劝和饮。
  我们在招待所门口直直呆了四十分钟,才看见他和下属们陪着客人走出来,老脸儿红红的,连五十多岁的人本来有的皱纹都不大看得见了。
  坐下不一会儿,公安局局长也来了。他比原约的时间早到了一小时十分钟。于是,难分主客的四个人坐下来,以探讨问题的形式,平心静气、款款地谈。
  在对横山等等、等等的违法现象发表看法时,检察长对检察院数年间的沉默作了等等、等等的解释后,善意地提醒两位非法律工作者:“李计银可是人大代表,法律部门是不能随便对他采取法律措施的。”
  我们也以求教的态度问:“那么‘人大代表’是不是就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呢?不能‘随便’,几年时间里难道不能‘慎重’地采取些措施,以完成法律程序吗?李计银是‘人大代表’,治保会首恶杨吉顺不是‘人大代表’,为什么非要等到省委书记说了话才实施逮捕呢?”
  他听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提问者,好半天没有说话。然后,慢慢地掏出一支烟,点着,慢慢地吸两口,慢慢地说:“这事儿,的确没有多想过,研究研究也好。我还是1983年底从社队局调到政法部门的,半路出家。”他一脸谦虚的模样。
  县公安局局长是个比较坦率的人,谈到公安局的长短,他竟然笑了:“咱公安局跟检、法两院还不大一样。他们都是上面任命的,我们是县里自己任命的,你得听县委的,不要说李计银没人打招呼不敢动,还有个村的支书扼死了一个老人,证据确凿的,还得县委领导同志表了态才能逮捕,拖了一个多月哩,你咋能独立办案?”
  检察长闻此,突然把话接了过来,也笑着说:“一样,一样,都一样,咱虽是上级人大任命的,可实际上还是县组织部定了,报上去走走形式。”
  他们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神情。
  言外之意,不按县委哪个人的眼色行事,这“长”的位儿就会由别人去坐,而他们自己又舍不得,因此,遇上为难的事儿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看来,对于社会,对于个人,大理小理他们都清楚得很,这是两个既有见解又很会处世的人物。
  不过,他们所说的,毕竟是实情。
  李计银被逮捕后,又有一些记者来这里赞叹“法律的胜利”。可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脱离事实或欠了考虑。
  1986年3月12日,横山人福从天降。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同志前去定襄视察工作。
  对这一视察活动,地委、县委的领导同志都精心地作了安排。几天前,身在地委所在地忻州的县委书记贾树华,打回来电话,要把横山也“考虑作一个视察点”。于是,季庄乡党委闻讯,抓紧组织人力赶修一截去横山的烂泥路;横山党支部书记李计银,抓紧组织村民往大街上铺黄土、洒清水,准备这次对他个人事关重大的迎接事宜。说起铺土洒水之事,这是李计银对上面他看得上眼的几位领导经常的礼遇。一次他接到通知说地委书记要来,便赶紧准备,阎迟到三天,他指挥村民铺铺洒洒折腾了四次。
  横山村头,又出现李计银那高大的身影。这位横山主人,腰板儿又挺得直直的,见一个人摆货一遍:“省委李书记要来了,来看我。我看他们怎么个查法!”
  正在横山村艰苦工作的省、地、县三级调查组,从李计银的作派中得知消息,紧急磋商,当天上午,便全体赶回县委招待所住处,要求向已经到达的李立功书记汇报调查结果。
  定襄县委招待所午饭开饭推迟一小时,李立功同志闻知横山基本情况后,决定“先听汇报后吃饭”。
  招待所二楼办公室里,在调查组负责人的叙述中,望着省委书记专注而严肃的面孔,全场每个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一位调查组成员事后说:“巴掌攥巴掌,麻了都不知道!”
  听完李计银犯罪事实的详细陈述,李立功书记离开沙发站了起来:“有功也不能抵过,法不讲人情,不讲地位,当办则办,没有什么好拖延的!”
  闻此,在座一位调查组成员转身出屋,三步并作两步抢进三楼的23号房间,向守在那里个个手里捏着一把汗的伙伴们报告“特大喜讯”。
  于是,早应该进行的一切,便疾风暴雨般地来临了,震撼了横山,震撼了定襄,震撼了忻州,震撼了山西。
  当天,县委作出决定:横山村党支部书记李计银停职检查;
  次日,横山村治保会首脑,绑人打人惯犯杨吉顺逮捕归案;
  3月底,省、地、县三级检察机关召开联席会议,确认李计银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同时还犯有贪污和投机倒把罪行,并立即向有关部门送交提请逮捕归案的报告;
  4月30日,省人大通过决议,罢免李计银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
  5月2日,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罢免李计银第六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及同意逮捕法办的决议;
  5月2日下午4时5分,一张盖有人民检察机关红印的逮捕证书,历经多少曲折、坎坷,终于拿到李计银面前。
  写到这里,我们既为曾经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横山人感激这位果断的省委书记,我们又为横山之外更多的人感到忧虑。
  如果我们的法律机器只有在哪个人一言半语之后才能转动起来,这毕竟是一个当代社会不能不正视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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