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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我从嫩江平原的那片黑土地起步，向南，向西，一直向前，去寻访那片在我梦境中变幻过无穷色彩的土地。 那生长着大豆高粱的黝黑的黑土地，那包裹着红薯马铃薯的发黏的红土地，那只能孕育刺枣砂棘的贫瘠的黄土地……直到我的双脚走近它们，我才发现，那梦不是虚幻的。 土地，这方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似乎太熟悉了。 当我挣脱母亲血浸的脐带，呱呱坠地，擎起我第一声啼哭的，是这片母亲般深情的土地； 当我拍打着沾满泥土的小手，无数次从摔倒的地上爬起来，抚慰我伤痛的，是这片母亲般柔情的土地。 这是一片以理解的微笑，接纳我的幼稚、我的顽皮、我的幻想的土地——儿时，我和邻居家的那个扎红头绳的小女孩儿，一起玩儿过家家，为谁来生那个“布娃娃”，我们互不相让地打了一架；稍大，我朦胧地明白了，男人不能躺在温暖的床上生孩子，男人命里是该站在这片雄浑的大地上当“安泰”的。于是，迷蒙的细雨中，我和伙伴们一起用黄泥砌起拦“水坝”，在一片我们制造的“汪洋”中，漂起钉得七扭八歪的木帆船，我神气地自命是“远洋船长”…… 土地，这片承载我生命故事的土地，给了我们充腹的粮食，给了我们御寒的房屋，于是，我们就认为与土地打成一片了，就认为深刻地了解它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这片土地，并不了解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未来，它超载的苦衷，它受辱的悲愤，它也是一个生灵，它的心也会流血的…… 还记得小时候，外婆抱着我，坐在村口那个废弃的大碾盘上，给我念那首当时我还听不懂的诗：“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如沙尘。”她用苍老的、乡土味很浓的口音，给我讲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我们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人。后来，天上飞来了一个很美很美的仙女，名字叫女娲。她心可善良了，看这世界太冷清，于是，一天，她就用一块儿黑泥巴捏出个男人，又用一块儿彩色的泥巴捏成一个女人。女娲见他们活起来了，就教他们吃饭，生儿育女，慢慢的，世界上的人就越来越多……” 人，是用泥土造成的。这个印象和这个美丽的故事一起，深深地烙入我的记忆。 人源于土，人离不开土。“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日贵土。”“有地成霸业，无地难为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帝王，竟把土地顶礼膜拜到如此地步。帝王的余威使得举国上下、八方庶民对土地也都怀有一种神圣的敬意，连天高皇帝远的边寨村落，也无不如此。有《名山县志》记载：“土地，社神也。村巷处处奉之，或石室，或木房，有不塑像者，也以木板长尺许、宽二寸，题其主曰某土地。塑像者其须发皓然曰土地公。” 后来的人们，几乎很少再带着那份庄重的情感，那份神圣的冲动，去品味这块养育了他们骨肉之躯的土地。说不好这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还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抑或是两者交融的复杂现象？过去的人们，把土地奉为神，“土地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可以保佑农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许是唯心论，许是对土地的盲目感恩。而今人冲破了思想的牢笼，本应该更加珍惜土地，尊重客观规律。可事实是世人对规律似乎淡漠了，对土地不屑一顾了。他们觉得土地给予人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土地奉献五谷，让我们充腹滋生；土地撑起广厦，让我们挡暑御寒。这都是天之生成，供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古代，外族的骚扰和自然的灾祸，总在造就人们的危机感。而后来，新中国的疆土基本上没受到很大的威胁，虽然偶尔也遇天灾人祸，但是，从人均土地的绝对意义上讲，我们还没有尝到过深刻的土地危机。于是，在不断升温的极“左”氛围中，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学会了自我陶醉。 在日本，小学的第一节地理课，老师给予孩子们的是无情的警告：“日本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岛国，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寸土地，并且要创造高技术，赢得高效益，这样，日本民族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而在中国，也许到大学毕业，也没有人向他们交待中国真实的家底。多少年了，从小学起，所受的教育就是叫人高枕无忧：“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土占世界第三位，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富有”的欲念，即便是盲目的，也会叫人头脑发热，无所顾忌。于是，毁林、烧荒、挖沟、开渠、圈地，贪得无厌地掘土烧砖、垒院儿盖楼，划地为牢。20世纪50年代的下半叶，甚至还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误批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多力量大”像一幅高放“催产剂”，就在这块仅有的土地上，使炎黄子孙陡增近两亿。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今天仍然是世界的第三位，但是，被11亿人口这个庞大的分母一除，结果是相当可怜的。 世界人均国土面积为44.5亩，中国人只有12.4亩，少32.1亩： 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只有1.3亩，少3.5亩； 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10.4亩，中国人只有5.2亩，少5.2亩； 世界人均林地面积为13.6亩，中国人只有1.6亩，少12亩。 这样，在全世界26个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本，是世界倒数第三位。 世界第三与世界倒数第三，这难道不是令人心酸的反差吗？ 莎士比亚说：“错的不是我们的生辰八字，而是我们自己。” 战国时期，韩非子颇有先见地说过一段话：“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尽管老天有眼，风调雨顺，近年来粮食产量不断上扬，但是，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过760斤，这个数字与世界发达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相比，是在温饱水平之下的。历史这般巧合地应了韩公所提醒人们注意的那个生活常识。 一个人，究竟该占有多少耕地，才能合理地生存？ 战国时代的孟子认为：“百亩之田，一夫更之，八口之家，可以充饥。” 清代，洪亮吉认为：“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 而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按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如果达不到人均六亩，是很难长期合理解决粮食问题的。 但是，中国人就是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硬养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原因何在？专家们普遍认为：一是我国的人均耕地实际占有量，远远超出所统计的数字；另外，据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希·帕金斯研究后发现，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中国是靠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两条腿走路，养活了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再有，我们是一个农产品进口大国，1988年我国就进口粮食1533万吨，减去出口的718万吨，一年净进口粮食800多万吨，仅次于苏联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后备耕地资源不足，从20世纪后，中国粮食产量增产的途径，已经从靠两条腿走路变成只有一条腿走路，基本上只能靠提高单产来补偿因耕地减少造成的缺陷。中国耕地的后劲儿已经很弱了。 当然，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人在耕地和粮食占有量上，也有过与“四大发明”一样辉煌的历史。 大汉王朝，中国人均占有耕地9.6亩，人均占有粮食640斤； 盛唐时代，中国人均占有耕地12.6亩，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 直到明代，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仍保持着唐代的发达水平。 华夏古人曾创造了人均粮食占有量1300斤的辉煌纪录。 而在今天农业科技不断发展的世界上，即便是最发达的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过是千斤。面对历史，我们可以用阿Q常喜欢讲的一句话说：“哇！先前，我们可阔多了……” 可今天，这句话只能聊以自慰，更大的危机在于，这种自我安慰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1957年至1986年的29年间，我们的耕地已经累计净减少2.4亿亩，这个数字相当一个法国、两个英国和三个半日本耕地的总和。1986年，中国土地剧减的警报，终于使中央决策层痛下决心，在全国上下“精兵简政”的热浪中，批准建立了与所有土地使用部门相脱离的国土管理机构，以遏制土地的恶性减少。于是，198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土地管理局诞生了，这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不能不说，这个专职土地管理部门的建立，缓解了当时土地急剧减少的状况。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土地问题，和中国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同样裹挟着叫人难以琢磨的纷纭复杂的“中国特色”。土地在生长和负载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粮食、房屋时，也在生长一种观念，负载一种欲望。这样，土地问题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土地与传统、与经济、与政治、与法律、与文化，都在直接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土地问题也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抗争，也就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使中央和地方，上上下干部感到棘手的问题。 于是，在社会舆论的呼吁中，人们感到土地问题的重要了，放下茶杯，他们也开始询问过去从未关心过的这方黄土地、黑土地了…… 从东北平原走向黄土高坡，从这一片黑土地，融入那一片黄土地，我发现，你只有走进中国这片广袤而负重的土地，你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懂得中国。这片土地的性格是淳朴的，像淳朴的中国人一样。它耿直、坦荡，绝不会虚伪地向你讲“假话”。尽管土地是沉默的，但它有灵性，它是中国过去和今天上下两部活生生的历史。只要你把心贴近它，它就会给你讲许多你也许从未听到过的故事。它会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袒露给你，叫你惊异，叫你思索，信手拈来一例，就会使你感慨万分…… 今天中国究竟还有多少耕地？这个事关中国人生死存亡的家底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说得准。这可不是天方夜谭。通过各级组织层层往上报的数字，那是14亿多亩，但也有调查分析资料的结果是19亿亩。在我从北到南对土地的采访过程中，有多年从事土地研究的专业人员告诉我，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中国目前的耕地面积可能为21亿亩。14亿-21亿，整整7亿亩耕地的误差。这等于七个英国的耕地面积！ 那一天，在江苏一个县城的小旅店里，我和那位县土地局负责地籍管理的老孙大发“侃”兴。他也是吉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买来烧鸡和猪耳朵，又买了一瓶“双沟大曲”，在旅店坑坑洼洼的桌子上，我们吃着肉，灌着酒，继续侃土地。 说实在的，我对中国耕地面积数字相差那么悬殊很怀疑：“那些搞统计的难道都是吃干饭的！”我狠狠地灌了一口酒，忿忿不己。 “你呀，爸弟，你还不懂。”老孙长我11岁，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他是学农业机械的，但这几年受重用，被抽调到土地管理部门当科长，对过去隔行如隔山的土地问题，倒也有了深刻的研究，讲起来头头是道，俨然一个行家里手。 “对于这种事情，你们舞文弄墨耍笔杆儿的，可以说是还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他有板有眼地讲话，叫我感到有点儿滑稽。 “这种数字的误差量，有时是统计技术和统计质量不高的结果，这没办法，谁叫中国这么大。但有时误差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每次上报的统计数字是‘死’的，而实际的存在是‘活’的，这就使各级领导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有了缓冲的余地。比如说，今年要增加一些粮食单位产量，那么，只要把没有上报的耕地产量有计划地增加，就可不断显示领导的‘政绩’。另外，这也可以使他们那一方人，在决策土地如何使用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那毕竟是一笔没有上账的‘财富’。通俗地说，那是一个‘土地小金库’，我啥时想用了，就从里面拿点儿。可不管怎么占用，属于我这一方土地的总量，在统计数字上是不会减少的。这就可以左右逢源，绝处逢生……” 县土地局的局长曾告诉我，说孙科长对土地问题钻研得特透，看来，不是虚夸。 过后，一想到我采访的那片土地，我的心情不知怎么又沉重起来。说真的，我不知该怎样面对昨天那位孙科长对我讲的那些“内幕”。许是该兴奋，因为只要是肉，早晚会烂在中国人自己的锅里，这没准会给前途严峻的中国土地问题，带来“柳暗花明”；或者该悲哀，中国这么一个大家族，也这么多年了，到今天怎么连自己的家底儿也弄不清楚？这叫我们该怎样去安排未来的生活呢？ 中国耕地知多少？今天我们也许只能从个别看一般了。在湖南的桃源县，飞机航片判读的数字比上报的数字要大45.6％；在江西部阳县，航片判读的数字比上报的大75％；山西吉县的实际数字比上报的大85％。黑龙江有的县“计划外”耕地面积，比上报的数字几乎要大一倍。 我们的确该数数“家珍”了。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用“准、绳、规、矩”作为测量土地的工具，来计算自己的土地；周朝的时候，人们则大进一步，开始用地图来“周知九洲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今天，我们已经不乏最现代的电子计算机系统，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拿出让国人都放心的土地数据来。 七年前，国务院就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了准确进行中国土地利用现状详查和准确统计各类土地数据资料的通知，按计划，今年应该是出结果的一年。作为中国人，我们都企盼着它能给我们带来吉祥的讯息。 尽管我们还说不清今天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地，但是，耕地量在绝对减少的现实，却是任何人也难以回避的，即使土地法已经颁布五周年了，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格依法办事，合理使用土地，可直到今天，中国耕地减少的速度仍然是惊人的，如果按照建国以来耕地每年减少的平均值，加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起计算，五六十年后，中国人均耕地只会剩下0.7亩，这将和今天的日本一样，粮食三分之一要靠进口。用不了二百年，中国的全部耕地就将从地球上消失，即便中国人有钱去进口粮食，即便全世界的贸易口粮全部卖给中国，但那也只够一半儿中国人生存。剩下的那一半儿中国人怎么办？难道能把脖儿扎起来？ 中国人要吃饭，要生存，要给子孙们留一块繁衍生息的土地，这需要我们“截流”，寸土必保；可是，中国又要发展，又要实现现代化，这需要“开源”，不可能不占用相当大的土地。这就是矛盾，有矛盾就会互相掣肘。这也就是中国，一切都在矛盾之中，一切都在“新”与“旧”的夹缝之中。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可能会不习惯，可能会窒息，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生存，走向明天，这是历史的一种赋予。 1991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把合理利用土地与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一起，列入中国的三大基本国策。 有人说，这广袤的土地，是一个大“魔方”，转动起来，叫人眼花缭乱；也有人说，它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折射着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叫人慨叹不已…… 中国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和后来接踵而至的革命运动，究其原因几乎都与土地有关。所以“等贵贱，均田地”，“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成为集聚人民力量的一面旗帜。今天，改革开放又把土地的意义和价值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于是，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二次“土地革命”，第一次，人民得到了土地；第二次，中国人将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得到心灵的解放。 我们应该一起走向这片黄土地、黑土地，走向这一片孕育着中国人无穷欲望和梦望的土地，走向这负载着光怪陆离的现实和五颜六色生活的土地，走向这充满着悲剧角色和喜剧情节的土地，走向这交织着光荣与失落情感的土地，去探询今天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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