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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到1986年29年间，中国耕地净减少2.4亿亩，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偌大的北京有多少耕地？也不过700多万亩，这可相当今天30多个北京的耕地面积！ 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官员说，直到今天，中国耕地减少的趋势还没有完全控制住。 “减少的耕地”都哪儿去了？开始，我曾大惑不解，这土地也不是什么收藏品，可以搬到家里藏起来。也不是什么“消费品”，可以损坏、消失，或者转移为另外一种“物质”。 后来，有人告诉我：减少的耕地都被我们“吃”掉了…… 那个黄昏，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中，我在上海的外滩看“景”。那简直不是黄浦江的外滩，而是个人的外滩。男女老少，肩擦着肩，人拥着人，可怜那些年轻的情侣，在这拥挤、膨胀的空间，把本来属于静谧的温馨和甜蜜，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把目光从外滩移向渐渐被夜色笼罩的大上海，灯光的效果，在我眼前隆起了一个巨大的苍穹。 这是一个日渐膨胀的苍穹，这是一块负载沉重的土地。工业化已经使上海比过去扩大了几倍，人口的膨胀，使上海不得不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一万两千多个活生生的人。上海，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大上海，一个充满着矛盾，也充满着梦幻的大上海。 1991年新年伊始，两条关于上海土地的消息，几乎同时见诸报端： ——上海土地资源潜力已经接近临界点：日前开始大规模投入开发的崇明岛东滩，将是本世纪上海最后一块可供利用的大面积滩涂资源，这是上海市水利局围垦处提供的信息。90年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还需要土地45万亩，而90年代上海可供围垦的滩涂只剩下10万亩。所以，建设用地只能占用耕地。这表明，上海的土地资源潜力已经到了枯竭的临界点。 ——上海扩大土地批租：新年伊始，上海利用外资迈出了新的步伐。一月中旬，大陆首家“台商工业城”在漕河径开发区破土动工。这是上海迄今最大的土地批租项目，也是首块用于工业性投资项目的批租土地。该项目由香港齐来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为8000万美元，有偿使用期限长达50年，据悉，上海历年来已经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8.8亿美元，其中去年实际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1项…… 这就是处于矛盾中的上海。面对着显而易见的土地危机，还要挺起胸膛拿出土地去发展。危机与希望并存，失落与崛起相依，这就是今天的上海。 50年代，中国人曾面对着落后的工业，发誓要“超英国，赶美国”，要“手拨乾坤起新城”。然而，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在验证“物极必反”的历史经验。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我们仅有69个城市。到1982年，中国的城市已经发展到245个；到1988年底，我们的城市已达到434个。 建一座新城，就要占一片耕地，而且必须是土沃水美，地理条件、环境条件皆为上乘的好耕地。于是，向工业化进军，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也在丧失珍贵的耕地。这对渴望富裕，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丧失。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已经出现的“超工业化现象”，也作为一种必然。“六五”期间，中国城市市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已经从过去的2.4％上升为10.1％，远远超过了西方许多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 在美国，城镇、庄、道路三项用地面积，只占国有土地面积的4％；瑞典为2％；加拿大为1％。 而我们在20年间，城市公交基本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用地就达5亿亩，平均每年2500万亩，这个数字大于两个上海市的面积。 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已经超过了国力的承载能力。 要么不走，要走就过头，这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我们何时能够摆脱这种思维和实践定式的困扰？ 城市在走向“超城市化”，农村在走向“城市化”。有一幅漫画：鳞次栉比的楼群，近处，一栋高楼的顶上，一老农在扶犁耕种…… 浪漫的艺术在为我们描绘严峻的未来。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在创造高额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以超出城市企业三倍以上的速度，侵占着大片的耕地。在江苏、在山东、在四川，在许多地方的田边地头，我看到不少叫不出名的“乡镇企业”，拉铁丝网的，垒高墙的，前前后后占着好大一片耕地。可是，里面圈着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厂房，整个一个比例失调。 “圈”上了，就是属于自己的了。中国农民的“画地为牢”。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仅1979年至1984年5年间，中国兴建的乡镇企业占用的耕地约1亿亩。这其中90％以上是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自圈自占的。这比国家30年基本建设所征用的土地还多2500万亩，多么浩大的一场“圈地运动”！ 人门渴望发展的欲望在“蚕食”土地，大自然也毫不逊色地加入这个队伍，与人赛着“鲸吞”土地。 那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原，每年有16亿吨的泥沙倾人黄河，中国的西北高原，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40年来，中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陷入了水土流失的威胁。 美国《2000年的地球》主编巴尼博士，曾不远万里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在亲眼目睹了黄河流域的现状后，感慨他说：“黄河里流动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16亿吨泥沙的流动，这已经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大动脉出血了……” 何止我们黄河的大动脉在流血，我们的长江也在流血。仅以四川每年流入三峡泥沙量来看，70年代为5.1亿吨，到了80年代，已经高达6.8亿吨，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这三条世界大河的总输沙量。四川省副省长刘昌杰忧虑地说：“四川省自1985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2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 建国以来，中国每年被沙化的土地达到1500平方公里。如今沙化的土地，已经约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3.5％，超过了我国耕地的总面积。 过去，我们对中国的西北地区，还存着“处女地”的幻想。往昔，中国的西北，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55％，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5个省区，人口不足0.6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1人。但是，西北近年来也出现了危机。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的人口承载标准：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7人，半干旱地带20人。西北已经超过临界标准的倍数。往昔“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正在逝去，西北大草原正以每年2000万亩的退化速度向“枯竭”挺进，30年来，我们已经累计退化草原约10亿亩，自50年代以来，“以粮为纲”催促人们先后开垦了1亿亩草场作良田。今天，这些当年被称之为“新开垦的处女地”，由于我们自己破坏的生态平衡作用，已经变得老态龙钟了，据考察，相当多的耕地已经被风沙吞噬。 西北在走向沙漠化，西北已不是避风港。 这一组组统计数字似乎太枯燥，它似乎不该这样毫无浪漫色彩地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是的，如果我们把它仅仅看作一个个阿拉伯数字，那么它是陌生的，会使我们感到与己无关，至少与今天无关。可是，如果我们仍旧掉以轻心，继续过去的荒唐，那么，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今天的现实，就是一台已经开启了帷幕的悲剧。 这不是“杞人忧地”，如果我们没有淡忘，今天中国“人口危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佐证。我们总是在接受自己的教训，然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在上海采访，我听到一个故事：朱镕基带着上海市农委的干部深入农村，所到之处，到处可见农民占用大量耕地在盖新房。他曾问一个农民，盖房子，占耕地，如果以后没有地种，没有粮食吃该怎么办？农民说：“反正我们家里够吃的了……” 朱镕基听了这话，心情很沉重。他对县里的领导说：“在农村跑了两个月，到处在盖房子。如果说我们对农民教育得不够，还需要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首先要树立合理利用土地的观念。我们这些人绝不能目光短浅。” 他又对上海市农委主任说：“你如果再不保护耕地，再过两三年，上海就没有农业了，你的农委主任就当不成了。” 朱镕基在上海农村看到的，农民大量占用耕地建房的情形，是中国土地流失的又一个主要渠道。如果说，国家在使用土地问题上还有情有可原的必要丧失，那么，近几年来，在中国广袤农村刮起的超标准建房风，则是个由传统观念与现代欲望相融合制造出的“怪胎”。莫看这一家一户占几块宅基地算不得什么，可建房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攀比，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农民的住宅越盖越气派，占地面积越来越大，甚至有的还修建了花园，我们的舆论还不加分析地以“喜看今日农民住房的变迁”大加讴歌，孰不知，这竟是一个挂着喜字的“虎口” 据国家土地管理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89年全国共发生各类违法山地案件46.5万件，违法占地面积30万亩，这里有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 1989年，违法占用土地的主体，国家单位下降了36％，集体单位下降了3.4％，而个人上升了22.4％，竟占案件总数的96.4％。 看来，《土地管理法》多少约束了国营和集体单位违法占地的欲望，可它却没有制止住个人违法乱占土地的混乱局面，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是“土地法”有漏洞？是“法不责众”的效应？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原因呢？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养着每年都要吃国家救济的一方人。重庆的潼南县，一个还没有甩掉“贫困县”帽子的地方，这几年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建造私房热。万余户农民，风起云涌地圈地占地盖房子，手里充裕的盖楼房，盖瓦房，手里紧巴的砌石墙，于打垒。有“路子”的，可以守着旧房的宅基地，再要一块新的宅基地，“喜新不厌旧”，不亦乐乎；没有“路子”的，在原有的旧宅基地做手脚，向南、向北、向东、向西，明里暗里地挪几米，占几米。于是，本来就贫瘠的土地，又雪上加霜，几百亩、几百亩地减少。如此下去，潼南的耕地都盖了房子，潼南人还吃不吃饭…… 我风尘仆仆地来到河南巩县，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故乡。那大，刮着大风，黄沙扑面。我是为土地来的，可这块诞生过伟大诗人的土地，这块被杜甫无数次赞美过的故土，同样不让我轻松，我难以在这儿找到杜甫笔下的那番田园牧歌了。 离城西南30公里，是夹津口乡铁生沟村，这个村群山环绕，由于在此发现了一处汉代采矿、冶矿的遗址而远近闻名。另外，它名声在外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在清朝人均耕地还七八亩的山清水秀的村落，如今土地人均耕地已经下降至0.87亩，到了一方难以养活一方人的田地。可是，全村500多户人家，却还是像着了什么“魔”似地疯占耕地。至1989年，全村又新建住宅437处，新房比肩接蹿，占地一家比一家有气魄。于是，这个并非很富裕的村落，出现了这样对比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农民无地可种，吃粮要返销；另一方面，全村的房基地比总户数还多140处，有一户6口之家，就占着4处住宅。 越穷越吃，越缺越占，中国人不知都怎么了！1989年统计的全国违法占地案件中，农村个人违法占地建私房案件竟占90％以上。该年度的四川省达县地区，就发生个人违法占地案件6万件，其中一个有145户人家的贫困村，就有133户违法占地，拿得出钱的就建房，拿不出钱的就圈地，你占我也占，不占白不占。 好像是无法无天了。不！并非没有法规，1986年6月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早已有明确规定： “农村居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那些违法占地建私房的人，难道都吃了豹子胆，竟视法律于不顾，如此为所欲为？ 其实，引导他们思路的是传统的小农意识，农业部曾向有代表层次的3200名农民问卷调查，结果，绝大多数的农民选择“种田为口粮，增收先建房”。 而为他们壮胆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有脸有面，有权有势，带头建私房以谋私利的干部们。 被人称之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有一位县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在县城既是商业中心又不失雅静的一流地点，建起了一栋四层的小楼。“别墅”建成后，这位主任又向有关土地管理部门打了一个报告说：“现主体房己建成，但在房屋设计时，忘记了设计厕所，无厕所是不能居住的。所以，特申请在原地补征30平方米土地……” 人体是一个循环系统，只进不出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这位主任要地修建厕所的要求是绝对不过分的。可让人疑惑的是，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建楼房，工程设计一定是精益求精，决不会草率马虎到忘记留修厕所的地盘。另外，即便此事为真，一个家庭的厕所占地，有五六平方米足矣，为何要30平方米？ 这30平方米，足够城镇里平民百姓一家人居住，难怪乡民们惊呼，“这当官的屁股好大噢！” 容得这些权势人物“屁股大”，也就难以约束平民百姓的“胆子大”。“村看村，户看户，人民群众看干部”，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川潼南县，全县10个区镇，61个区级干部中，就有9个区镇25个干部超标准建起了自己的私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等县级机关，有32名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建起了私房。 一栋栋富丽堂皇的干部楼，一条条由“干部楼”组成的“干部街”……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差，这是一个穷困县，贫瘠的土地造就了这里的贫穷，然而，贫穷也造就了“土皇帝”私欲的疯狂。 一个区委副书记建好了私房后，左看右看，还嫌不满足，于是，又用围墙圈了0.3亩地，就算是个人的了。 一位乡党委书记，挪用公家建筑物资建起一座百余平方米的私宅还不算，又建起一栋百余平方米的楼房。 一个局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挪用公款，私拿建筑材料，为自己的儿子，建起了“安乐窝”…… 面对这种现实，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潼南这个“贫困县”，上上下下会刮起如此强劲的滥占土地建私房风？ 党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严禁党政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1989年底，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监察部曾联合发出通知：严办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占地建私房，并把这件事作为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 可是，屡禁不止。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干部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今天干，明天也许就不干。可在国家集体的土地上建起属于自己的私房，这就成了张家李姓永久性产业，有房即有钱，这里面的奥秘深着呢。 就在潼南县城，有十余名县里的干部，共同占用耕地一亩，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私房，楼上居住，楼的底层是营业店面用于出租。他们是“遵纪守法”的，没有“经商办企业”，可是，他们每年出租店面，则可以赢利2000多元，要知道，他们中很多人，还有着另一处公家分配的“公房”。 曲线捞钱，曲线致富，这才是永久的实惠，受用无穷的“保值储蓄”，也许还是“升值储蓄”呢！ 可他们占的是国家集体地价的便宜，他们“吃”的是国家。 月光照进这栋漂亮的小楼，8月，浙江正是热得冒“火”的时候，可这栋小楼的一个房间里，却密闭着窗帘。这里在进行着一笔交易。 房屋的主人，也是这义乌市稠城镇的一个当家人，他家里还有一处住宅，但他又煞费苦心经营起这栋楼房。19间，500多平方米面积，多惬意啊！他背着手，楼上楼下转着、欣赏着。陶醉的微笑浮现在他的面庞，如果他不是个副镇长，他怎么能够盖得起这么大、这么好的楼房。事实上，他家里数得过来的几个人，并不缺房子。他找了许多借口盖起这栋楼房，心里自有他的打算。 很快就要换届，是否继续在位还难说，所以，他不能不想自己的后路。别人都在搞活个人经济，他作为镇里的干部，自然不能像那些小商小贩，去找差价，去对缝，他要有自己的“打法”。盖楼就是他的一步棋。 现在，他正在精心地走自己的这步棋。 “我们也是小本生意，你看你出租这房要多少钱？” “我们先结算3年的房租，5万元吧……” “5万元，这房租太高了……” “高？房子是现在的，地点又是一流的，你哪找去……” 后来，当这起私房出租交易败露，了解了实情的人们，不由惊叹这位副镇长曲线致富的精明和贪婪。 据国家土地局的调查：广东省违法占地建私房的干部达3万多名，平均每个干部占地110平方米，是乡镇非农业户口每户建房用地标准的两倍。 江西省违法超占土地的干部，占党政干部建私房总数的94％。 湖南省108个县、市、区，竟有102个查出有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的问题。全省建私房的干部有3万多名，据统计，造价少则二三万元，多则五六万元。 靠国家工资生活的干部，拿得出几万元去建楼，这钱是哪来的？ 潼南县机关的一个干部，以前连抽带嘴的烟都感到力不从心。可担任区长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盖起了一幢造价2.5万元的300多平方米的独户四合院。有群众问他怎么一下发起来了？ 他言不由衷地说：“我这钱都是借的，不是我自己的。” 管谁借的？也许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如果说仍未摆脱贫困的农民，把自己的“命根子”土地全舍出去建房，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贫困，是中国农民的悲哀；那么，那些以权谋私的干部，在国家集体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发财致富，屡禁不止，则是民主监督程序的贫困，是中国法制的悲哀。 火葬场火化室后门慢慢地被推开了，三个人拥着一个身穿簇薪的黑色中山服、头戴黑色礼帽的人，走向停在门外的一辆面包轿车。 面包车风驰电掣地驶出火葬场，向县城外疾驶而去。那个头戴礼帽的人歪靠在座位上，汽车的颠簸使他的身体的晃动显得僵硬，不自然，突然，汽车一个刹车，他的礼帽被惯性冲掉了，露出一张虽然化了妆，但仍然是惨白而僵直的面孔。下垂的眼皮耷拉着，一副冰冷的表情…… 就在一个小时前，火葬场的殡仪馆里，刚刚为“他”举行过隆重的向遗体告别仪式。他躺在青松翠柏鲜花丛中，四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哀乐声中，一百多人为他肃立默哀……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今年八十有四。然而，就凭他的人威，怎么也不会有今天这般的排场。这花圈，这默哀，这三鞠躬，可以说都是冲着他的儿子，那位颇有实权的局长大人来的。老爷子生前与这最小的儿子感情不错，所以，另外四个儿女准家也不去，大城市也不去，偏要在这偏远的小县城里送终。老爷子自有自己的打算，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死后许会落个全尸。人老了，别的还能图个啥？ 咽气前，他紧紧拽住儿子的手：“好儿呀，让爹落个全尸，来世也好托生……”气咽了，他还抓着儿子的手不放。 这给当局长的儿子出了一道难题，当然，他是愿意成全爹的那份心愿，特别是当着哥哥姐姐、老少爷们儿，也争个孝子的名声。可是，他是党员，是局长，太惹人注目，这县里县外，上级下级，整不好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可划不来，这事简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是他的一个莫逆之交，在大屯乡当罐头厂厂长的朋友，为他出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于是，在隆重的向遗体告别之后，就上演了开头那一幕“狸猫换太子”的“移花接木”戏。 局长和县里来的领导，带着悲痛的心情回家了。车上，一位县委副书记还深有感慨地赞扬他，在这个地区丧葬陋习日趋严重的时候，×局长为全县带了个好头。 也就在这时，在远离县城的一块山坡耕地上，正在举行真正的安葬仪式。 墓地已经用砖石砌好，在一块崭新的大帆布的遮盖下，那老爷子的尸体被放进紫色的棺材里，铁桶里燃响了闷声闷气的鞭炮，引来男男女女，高高低低的哭嚎声……土掩盖完了，大理石碑竖起来了，供品摆上了祭台，点着红喜的馒头，烧得焦黄的鲤鱼，香蕉、桔子、苹果，一行人跪地把酒，磕头送行。 于是，一座新的坟墓又崛起于田地之间。 于是，那颗渴望来世的灵魂终于“入土为安”。 人死灯灭，建国以来，“火”与“土”之争所取得的胜利，已经证实了唯物主义的胜利。可不知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越走向现代化，手里越有钱，却越往过去倒退。在一些地方，标志着丧葬文明的火葬被打败了，土葬又支撑起一些人“灵魂永恒”的欲望。 如果这仅仅牵涉某一种观念，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倒也罢了。可这是死人与活人在争地，今人与后人在争地，中国的土地本来已经减少到危险的地步，有的地方已经到了难以养活那一方活人的地步，可人们还是要为“死人”带去一块“活人”的地。 “生在苏州”令人羡慕，而今天，“死在贵州”也使人骄傲。因为，在全国到处推行火葬的时代，贵州却是一个重敛厚葬的地方。 并非贵州至今没有推行火葬，在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备有在全国也是一流水平的火葬设备，但是，1989年贵阳市死亡人口逾8000人，只有2800人实行了火葬，火葬率仅为33％，而贵阳市在过去9年的时间里，共有5万多死者“入土为安”，土葬率高达71％以上。以土葬一人占地6平方米计算，共占用耕地440多亩。 湖北省枝江县七星台镇沈家店，是一个不大的村落。可就是这个小村，竟有4处坟场，1200座坟墓，已经占地80多亩。但这坟墓仍以每年20座的速度在增加。这个村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死人每年却要占去两个活人的“饭碗”。 安徽省现有坟墓2500万座。占耕地42万亩。其中大和县127万人，有坟墓127万个，人头与坟头持平；利辛县110万人，而坟墓竟有115万个，坟头超过了人头。 人口不足700万，只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省温州市，以造坟豪华著称中华，在这块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口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的地方，关于坟墓的独家新闻也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的。在坟墓的造型上，这里发明了流线型坟墓、椅子形坟墓、凉亭式坟墓、花园式坟墓……在坟墓利用上，已经有夫妻合墓、三代合墓、房屋和坟墓合壁，还有力4岁小孩准备的“活人墓”……既然建坟墓也成了一项事业，那么，研究坟墓新造型的设计师，就应运而生了，研究“风水学”，研究“脉象说”的人也应运而生了。在温州，一年要新建坟墓3万多个，每年需耗资2亿多元。这个数字两倍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富不富，看坟墓。这在今天的温州，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不愿意让自己化作火葬场的一缕青烟，既然有钱，今生阳间能享受，为什么不带一些到阴间去继续享受呢？人享受的欲望是不分阳间与阴间的。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方的人，拒绝火葬、渴望入土的愿望越强烈。 海南文昌县火莽场，是1978年建立的。然而，至今13年了，这里仅仅火化了一只狗。 当时，县火葬场落成，也算是文昌县的一件大事。移风易俗，改造中国，那是谁也不能抗拒的。然而，改造世俗是艰难的，为了搞好火葬，火葬场不仅设了停尸间、炼尸炉、运尸车，还设置了吊唁厅、化妆室，县里专门抽调一名资深的干部任火葬场场长，还配有20多名王人，开炉那天，有人牵来一条狗，用狗试炉，效果颇佳。但是，自从那以后，火葬场就再没有升过火。 过了两年，老场长不幸仙逝。人们以为，这次火葬场可能要开张了。可老场长临终留下一纸遗书，向自己的家属交代再三，万万不可将自己的遗体火化。老场长也怕不吉利。至此，火葬场终于以老场长“意味深长”的遗言，而宣告事实上的报废。 如今，这个火葬场成了“养鸡场”。 火葬，丧葬走向现代文明之举，终于只是一种无奈的失落。 一个又一个坟墓，带着现代人对来世的企盼，在大地间不断崛起。 海南省民政厅的官员说，当时，与文昌县火葬场同时兴建了11个火葬场，今天，全省除了海口、三亚两市还保留住火葬场外，其余已经全部报废。 1989年，有关部门对全国死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进行了调查，结果是，这一年全国死亡人口650万，其中470万实施了土葬，有370万占用了耕地，全国仅此一项就丧失耕地达74万亩，加上所占的其他土地，约有100万亩。耗费人民币70亿，消耗木材近100万立方米。 中国人的未来，可别贻误在对“阴间”的梦幻中…… 对天之冥冥的“阴间”，死者也许只能有一种选择。但是，对于“阳间”的人们来说，他们打发死者的选择却可以多角度，而每一个角度部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对于万众唾骂的千古罪人，人们可以掘之以坟，鞭打以尸，这种故事，古来有之，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在古代，如果皇帝死了，他的葬身之地一般都是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北京城郊的十三陵，哪一座陵墓不是占地壮观？去过陕西，游过历代皇祖墓地的人，谁不惊叹皇帝死后也摆出的“大谱”。且不说，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是如此壮观，也不说秦始皇陵园内外两城，仅兵马俑几个大坑，就足以使“老外们”叹为观止。就是唐女皇武则天其母杨氏的墓地，陵园占地就有110万平方米。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惠陵、茂陵、昭陵、建陵、顺陵、汉陵，环西安沃地，皇家之陵可谓连绵数百公里，波澜壮阔…… “活人名，死人墓。”这墓地在人的观念中，似乎成了某种象征。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仍在作用着现代人。 这里很幽静很幽静，新栽的幼柏，新铺的草坪，一座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那位与抢钱的歹徒搏斗而英勇献身的女烈士的名字。陪同我来的团委的同志带着庄严的神情告诉我：“她牺牲的时候刚刚19岁，所以，我们竖立的这座墓碑高1.9米，台阶也是19层，这象征着她十九载青春年华……” 不久，我又听到一个相类似的故事：一位挂职下乡支援贫困山区的干部，在一次抗洪抢险中，为救他人不幸牺牲。为了让这里的乡亲永远地记住他，于是，在他牺牲的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投资二万元，占地400平方米，碑座33级台阶，象征着烈士33岁的生命。 为祭奠一个伟大的生命，为让后人永远效法他不朽的灵魂，修建一个纪念地，并非过分。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这位烈士年逾七十、一百，这台阶，这墓碑，是否也要象征性地涨到70阶，涨到100米呢？当然，这也许不可能，但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是会制造人们难以预料的“奇迹”的。 面对地少财薄的国情，长眠于高碑高台之下的烈士如心灵有知，他们会感到心安理得吗？ 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诗人、剧作家本·琼生死后，是站着人葬的。这不但节约了场地，也节约了安葬费用。政府官员约翰·杨为诗人写了与他死后安葬风格同样节俭的碑文：“啊，真是少见的本·琼生。” 于是，由于站立着，本·琼生的头就有机会朝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堂顶。这座大教堂里安葬着许多伟大的人物，但是，惟有这位诗人受到人们如此地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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