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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是个时髦人物，自然要做时髦事情。其中，“情商”一语即由他在中国首先使用，最起码在中国的印刷体的先后顺序上拔了头筹。柯云路的《情商启蒙》就是一部格外奇特的大书。 正是如此，即使在北京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却最少也有十多家出版社在大出特出各种有关“情商”和“哈佛情商”的书籍，纷纷与柯云路的《情商启蒙》进行竞争，不甘落后。 如果你有足够时间走入书摊，你准保能见到各种版本的“情商”。 “情商”一谓，横空出世，遂成公元1997年之特大“成功理论”。 然而，好景不长，面对极其时髦的“情商”，心理学家终于开口对之“批评”了，说这种概念“很不准确”： 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长车宏生研究员认为，“情商”的英文词组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这两个英文单词都不含有“商”的含义，之所以采用情商这个译名，可能是受了智商的影响。智商是可以用公式测算出来的，而所谓“情商”至今为止无法科学计算。 《羊城晚报》97年9月26日。 车宏生的观点在什么场合发表，我不知道，即使他本人，我也不认识。但从其对“情商”的态度上，我已嗅出某种“心理上的问题”。 一、“情商”的“成功” 在中国，谁是“情商”概念的发明家，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最先将此概念发表出去的是某位自称“思想性见长的著名作家”。他就是爱搞鬼神的柯云路。 今年年初，北京的书摊上，出现了一本叫做《情商启蒙》的“大书”。紧接着，就又有了各种翻译美国或自编的“情商”著作。仿佛国人有谁不了解这种“情商”，谁就跟不上历史之潮流，最终会被历史无情淘汰。否则，何以对中国百姓需要“启蒙”？ 面对“情商”，像我这样愚昧而又无知者，自然需要“启蒙”。于是，就将这种极时髦的“情商”书，找来阅读。《情商启蒙》一书，就不用说了，那不是什么心理学论著，因为作者根本不懂心理学，只是将平时生活中的若于奇怪例子，胡乱编造进了白纸之中，名之日“情商”而已。问题是，作者标明，谁不读此书，谁就可能不会“成功”。于是，他又将此书命名为当代“成功学”。 以我对心理学之略微了解，这样的“成功学”，是可以完全不看的。但其他人写的“情商”书如何呢？特别是有人翻译出来的那本号称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所写的“情商”书，我们又该持何种态度呢？我毕竟不是心理学专家，不敢乱说一句。尽管我对此问题存疑很多，却一直未发表看法。 我当时读过那位“思想性见长”的“著名作家”的书后，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一是如果“情商”真那么重要的话，那与之相当的“脾气商”必然同样重要；二是如果一个人的“成功”真与所谓“情商”有关的话，那么，心理学上讲的“非智力因素”必定与这种“情商”发生了包容，或者说，这种“情商”顶多也就是个“非智力”问题，只是由于商业炒作之需要，而在这“乱世”时期，又胡乱贴了个“情商”标签。 心理学家指出，“情绪”无法与“智商”一般，得不出什么“商数”。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情绪”与“智力”根本就不是一类东西。但我却对心理学家如车宏生等人所认可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则不敢苟同。 因为“情绪智力”的存在与否，涉及到一个哲学上的“认知”问题，即情绪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 我有一个初步想法，即如果允许“情绪智力”存在的话，那么，无论“著名作家”，还是不知名的“书商”，都可以“顺藤摸瓜”，将这种奇怪概念“转化”成“情商”。而且，中国的翻译者和美国的著作者，都是觉得“情绪”中，存在着“智力”现象，才得出“情绪智力”或中国式的“情商”判断的。 情绪是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一种较低级现象，与智力活动相差好几个“量级”。只要对心理学有点了解，就能知道这个差别。智力是与“智慧”‘直接相关的东西，而智慧的高低，又与“思维”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思维”水平的高低，才最终决定人们“智力”水平的高低。而一个人，想要有较高水平的“智力”或“智慧”，则其“思维”中的“抽象”能力，必须很高很高。物种有没有“抽象”能力，是检验其有无“智慧”的最基本条件。就目前而言，我们只发现人类是唯一具备“抽象”这种心理能力的动物。 正是这样，也只有人类才能解决“认知”问题，进而才有诸如物理数学化学哲学等等完全是用“概念”等“抽象”产物砌造的“理念”大厦。 二、情绪的中枢问题 而“情绪”与“智慧”根本不同。它是一种低级中枢的心理活动。它是检验有机体在生存环境中（甚至包括“内环境”，如果血压高的人，脾气可能不好，血糖水平高者，脾气也怪一些等等）的“好坏”状况的一种“反馈机制”。也就是说，凡是对身体有利的时候，情绪就会“高涨”，而当处于不利状态时，情趣则会“低落”。有了这种“情绪”上的反馈，有机体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或乘胜追击，或逃之夭夭。在人类的生活中，即使情绪非常重要，但最后起关键“定夺”作用者，却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更高级的“智慧”，也就是大脑皮层才有的那种“思维”能力，即智力。情绪在大脑中的位置，与智力中枢，相差“万里”。情绪的中枢，在“下丘脑”，属于典型的“低级中枢”。其所以是“低级中枢”，是由其进化之先后及在物种中的“发生顺序”决定的。脊椎动物，都有这种产生“情绪”的下丘脑。我们知道，猪狗是有情绪的，连鸟儿也有某种情绪，但我们不能承认猎狗鸟儿有什么智力。因为它们没有“思维”。根据是它们根本不存在人类的这种“抽象”能力。由此可见，情绪是一种很低等的心理活动，它甚至比人的情感还要低出很多。而情感与智力相比，则又低出不少。情感是在情绪的基础上，溶进了一些“理智”的成分，才形成的一种检验和感受人之生存状态的心理活动。 除了动物界普遍具有的低级心理活动外，人类的主要心理活动有哪些？ 二百年前，康德就作了较为清晰的划分。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外智、情、意三要素。智，就是人的智慧和思维，它解决事物之“真假”判断，是科学得以产生的最终依据；情，就是情感（而不是那位“思想性见长”的“著名作家”所说的“情绪”），它决定着人类的审美，是人类艺术活动和审美情趣的最后根据；意，就是意志（不同于心理学教科书上的那种“意志”），是一种天生的“道德理性”，比如小孩落入水中，一个老头可以奋不顾身，挺身而下，它是人类道德的根据。 康德，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哲学上第一个搞清了人类的这种心理结构和各自的功能，并分别对人类之科学、艺术和道德三种最现实最伟大之心理活动，予以“大体正确”的阐述（我们不否认他有好多“唯心主义”的看法）。 显然，“情绪智力”的提法，必定引出一个矛盾，即“情绪”也有“思维”的能力。“成功学”家如那位“思想性见长的”作家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不仅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受了莫名其妙的某种诱惑，人云亦云，也创造了什么“情商”的概念。“智商”是个比较可以经得起检验的概念，而“情商”则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依据。如果能够成立，则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必然出现，即狗也能读哲学。 狗能读哲学吗？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我不否认狗有很多生存能力，甚至有人类永远不可能企及的能力（如嗅觉、视觉、敏锐、勇猛和忠诚等），但它唯独没有人类的这种“思维”能力。狗有“情绪”，甚至狗的“情绪”很发达，见了主人总会“摇尾”，见了生人就会“汪汪”狂吠。正是由于狗之“情绪”发达，所以又有诸如“狗脾气”一谓。 如果我们也承认这就是狗之“情绪智力”（甚至“情商”）的话，我们要这种“智力”又能有什么好处？充其量还不是个“狗脾气”‘！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就那么缺乏这样的“可爱”的“狗脾气”？依靠这种“狗脾气”式的“情绪智力”或“情商”，真得就能有那位“思想性见长”的“著名作家”所说的“成功”？ 建立在这种类似于“狗脾气”基础上的“情商”，会有“成功学”及其“启蒙”的价值吗？ 三、“情商”引发智力倒退 我总觉得，大提特提什么“情商”或“情绪智力”，就是让大家的智力倒退。让大家用“情绪”去做不着边际的什么“思维”，我倒觉得像是教人去搞“胡思乱想”。如此这般，即使有什么“成功”的话，那倒更像是“犯罪”的“成功”。 人类怎样才能获得“成功”？这的确是个太复杂的问题。 即使“思维”如“智慧”者，也不能很好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如果真能解决了这种类似于“命运”的问题，反倒人类也就没有了什么意思。你想，如果谁生下来，根据其大致“心理”状态，就能知道他或她的一生能否“成功”，或者知道他会有哪些“成功”，这个世界还不如同掌握在“算卦先生”手里，全人类的命运都在其“掐掐算算”之中！ “智力”是解决“判断”（涉及假设、归纳和推理等步骤）的最基本心理活动，但一个最聪明的人，一个智力因素最发达者，却不一定能有成功。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涉及到的东西，绝非“智力”范围下的那些简单因素和条件，它有外在的机遇问题，有内在的“气质”问题。我觉得，讨论“成功”问题实在如同讨论“股票”的输赢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面对自己的“成功问题”时，智力常常是不够的，而且永远不够。智力高者不能保证一定成功，相反，倒是由于知识过多，显得十分迂腐。某些情况下，非理性因素，的确是会起到“关键”作用，比如战争中的“诡诈”、“勇猛”；商业上的“狡诈”、“奇着”等等，都不是简单的“智力”问题。这种情况下，气质、性格等非理性因素，倒是统领知识和智慧的“灵魂”，是决定能否成功的“刹那”条件。 但是，非理性因素再突出再重要，也轮不到“情绪”。相反，成功者，倒是如同诸葛亮那样的“空城计”，独坐城楼，控制“情绪”，镇静若定，抚弄琴瑟，不慌不忙。司马懿面对如此镇静若定，不乱方寸者，当然无从判断真假，只好“存疑”而去。 试想，如果那位精明“近乎于妖”（鲁迅语）的诸葛亮先生，真有什么发达“情商”的话，他老人家面对敌人之“大兵压境”，一定老早就沉不住了气，发作起“情绪”来，在那位聪明如曹操一般的司马懿面前暴露出“慌张”！ 诸葛亮这一“空城计”之成功，首先还是来自于他的“智慧”，其次是他的胆略（由智慧与气质两方面因素决定），再其次，就是这种“佯装”之相，死死控制自己各种不安之“情绪”，表演出“就像真的一般”的“骗人把戏”。 其他方面的成功，与诸葛亮之成功，只有具体事例上的不同，道理上总是大同小异。成功，需要控制情绪，而不是突出情绪。 通过“情商”以发展人们的“拉关系”、“走后门”、“使用美人计而攻关”等等“能力”，从而逼近“成功”之巅峰，于己于人实在都不可取。在我看来，尽管“成功”这种东西，扑朔迷离，犹如“不着边际”的某种“概率”，但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是否能够真正成功，特别是能否长久成功，实在不取决于这些“花里胡哨”的“情绪素质”，而是取决于“实力”。 再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非理性的关系条件”会起到某种神奇“效果”，那也不是“情绪”在起作用，而是比之高出许多的“情感”在发挥作用。 四、我们需要什么？ 把重视非理性素质，硬要说成是开发“情绪商数”，则无论如何是把心理学方面的概念和顺序大大搞错了，是将一个低级如猪狗鸟兽的那种心理现象，高抬到了非人而不可的高度。这本身就是错误，就是极不科学。以不科学之“学说”，还要对人们进行“情商启蒙”，并指导人们“成功”，头脑健全者，应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我倒觉得，在中国的目前甚至很长时间之内，最需要的不是什么“情绪”素质，而是实实在在的智慧水平，仍然需要发展的是人们的“实学”（如数学、物理、化学、工商、工程管理等等能力），而不是诸如“情商”书中所讲的“非正常手段”。中国人倒是应该学一些德国人之刻板机械但做事认真，而不要学法国人之情欲发达，过于浪漫，也不要学意大利人之油腔滑调，不讲信用。宁可学习日本人之“亡命”精神，发疯工作，也不学美国人之流里流气，油里油气。中国需要的是实力，而不是要闹各种小儿科式的“小聪明”。 由此可见，情绪并不能帮助我们成功，只能让我们坠入“危险”。 正是这样，不懂得如此道理者，才在那里胡乱编造什么“情商”，进而还要让人以此而获得“成功”。即使这种不科学的概念，可能是先由美国人编造出来，亦复如此。美国同样有一些做事不认真，学问不扎实的所谓教授。可怕的倒是我们中国人，有意无意中了这类“教授”的“邪当”。 我劝那些热衷于“情商”的“作家”或学者先生，在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最好还是先读点“脑生理学”或“心理生理学”，明白了人脑（当然加上动物之脑比较一番，会更好一些）的不同区域与不同功能，再来发表观点，可能才会更准确一些。切莫像那位“思想性见长”的作家，根本不懂心理学（甚至不懂解剖学和生理学），却还要高喊“情商”之“启蒙”，并以此让国人乃至中国获得“成功”。 正在我为此“情商”而大惑不解之际，却遇到了一位新入学的“教育学博士”。我问她将来选择什么课题，她说她的“老板”（研究生们的时髦话：“博士导师”）让她做“情商”课题。我一听此话，就知道这位博士及其“博导”，实实在在是受了“情商”学说的严重“启蒙”。一个教授，如果真的是让学生去做这样的“博士论文”，看来他这一辈子也只能是当教授而别无出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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