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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重要，还是“非理性”重要？ 这不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更重要它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而现实的社会问题。应该说，我们不否认“非理性”的某些重要性，而且它在某种条件下常常发挥难以想见的“人生”作用。但是，只要是人类，只要人类还需要文明，只要人类还需要维护基本的社会法则，还需要发展科技，还需要思维，还需要自身的安全和健康，那么，较之“非理性”，“理性”就永远更加重要。 “理性”，是人类告别“迷狂”并与“迷狂”进行最彻底斗争的心理活动。 然而，“迷狂”的人，并没有因为社会理性对它的排斥而丧失迷狂。 理性社会中，时常出现的各种“神秘主义”、“伪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言论、思潮和举动，就是这种“迷狂”的死灰复燃。其中，当前非常时髦的一个概念和说法，就属于这种情况。它就是众所周知的“情商”。 一、“情商”，横空出世 1997年1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了一种叫做“情商”的著作。这是由一位自称是“思想性见长”的“著名作家”柯云路，向中国社会抛出的“最新概念”。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情商启蒙》。本书作者，以其“特异功能”式的“天才”，创造了各种有关“情商”的理论语句，预见了人生得以“成功”的前景。紧接着，中国大地，好些出版社真像是受了“情商启蒙”一般，纷纷争抢，出版“情商”。 在这种万马奔腾的“情商”出版竞争中，作者队伍中，却没有第二位作家，也没有真正的心理学家，甚至没有一个出色的社会学家，更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然而，即使这样，“情商”著作，却成了该年度的出版热门。人们只要走进书摊，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情商”。 就我所知，首都范围内，最少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并在继续出版着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情商”。有的是翻译品，有的是自创品，有的是“编著”品，有的是大杂凑。 各书的封面设计，也很奇特，都在想方设法，郑重强调，不读此书就不能成功，不买此书，就要落伍。 此情此景，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少有之奇观。 也许，一个“情商”的时代，就这样来到。 只是它来得过于突然，突然得让人难以认清它的本来面目。 二、“情商”高调 “情商”如此令人猝不及防，它扯着嗓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几乎每一本“情商”书上，都有这样的字样：“智商已经过时”，“情商决定一切，”“没有情商，就没有成功”…… 我所看到的几种“情商”书中，最起码都在各自的封面封底书写着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 《情商启蒙》这本书更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人生经典”，或者说是一部成功学著作，它要揭示的是人生成功的奥秘。 这部书将掀起柯云路创作的第三次浪潮。 柯云路《情商启蒙》封底（新华出版社） 一次划时代的心智革命：EQ才是人生成就的真正主宰！ 透过EQ，可以精确预知每个人一生发展道路上的每一种可能及其答案。 成就方程式：20％的IQ＋80％EQ＝100％的成功。 （EQ是）人类智能最重大的发现，最精确、最惊人的成就评量标准。EQ教育已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柯云路《情商启蒙》指出）：“情商比智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爱情、婚姻、学习、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整个事业” 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海云明主编 《哈佛“情商’》（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IQ（智商）高的人为什么事业无成，智力平庸的人却可能表现非凡。IQ决定人生的20％，EQ主宰人生的80％。 Emotional inteligence：人类进化史以来惊天动地的智能大发现。EQ，情绪智商：主宰人生的智慧圣经。 柏烨编著《情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高智商造就不了富翁。 当今商海，风云突变，如何才能把握商机，成就自己的事业？ 唯有提升EQ。 刘嘉敖、林木编著《情商》（团结出版社出版） …… IQ决定人生20％，EQ主宰人生80％。 成功，人类永远的欲望。 相信你能，你就能成为天之骄子来自哈佛的证明。 如果不懂EQ，可以宣布：你落伍了！ EQ汉语意为情绪智慧或情感智商，简称情商。 人类智能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最精确、最惊人的成就评量标准是EQ，而不是IQ。 IQ并非成功的唯一法宝，EQ才是人生的决胜关键。 杨博一编著《哈佛情商设计》（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这就是中国“情商”作者们的基本“态度”。他们的调门很高，他们的“预见”能力极强。以往不管人们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但由于未曾接受过如此“主宰人生80％”的“情商启蒙”，至今仍和傻子差不了多少。 照这种“情商”理论认为，人们在今后的任何“成功”，都只能乖乖跟着“情商”大师们的理论指导，亦步亦趋，否则，就会错失良机，绝无成功。 三、“情商”宗旨 每一位作者和译者，都在自己的书籍“内外”向人们展示了“情商”的“伟大”价值。对此，我们作为这一理论的学习者和被“启蒙”者，自然有必要了解一下，“情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有必要知道这一“理论体系”（姑且称之）的基本宗旨。只有这样，我们在接受“情商启蒙”中，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为此翻阅了所能见到的几种“情商”书籍，对其“理论”宗旨，略有了解。 “情商”的最基本宗旨，大概说来就是五条。我这里仍然照抄杨博一书中的说法，供大家参考。它们是： 一、认识自身的情绪。 二、妥善管理情绪。 三、自我激励。 四、认知他人的情绪。 五、人际关系的管理。 在国内所能看到各种翻译品中，“情商”学说的“宗旨”，基本上都是这样。如此看来，这一“理论体系”的“定位”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即使较为严格的心理学工作者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车宏生先生，虽不同意“情商”这个概念，但还是认可“情商”理论中的“情感智力”，进而，他也就认可了“情商”的宗旨。他认为这种“情感智力”所包括的内容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理解他人情绪和情感的能力等。”（见1997年9月26日《羊城晚报》“人的情绪公式算不出”一文）他之“报纸言论”虽比著作家的“五条”宗旨少了两条，但其性质完全一样。 如果我们还承认语义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根据“情商”理论，将其“情商”的“宗旨”，进行概括，让它“更上一层楼”。 即，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具备“高度发达”之“情商”，就必须如同“五条”宗旨那样，“认识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激励自己的情绪”，“认知他人的情绪”，“利用好别人的情绪”等。 总而言之，将自己和别人的有关“情绪”控制得更好，使用得更好，就能满足“情商”理论的基本要求，也就进一步逼近了伟大而难得之“人生成功”。 这大概就是“情商”理论的核心。 从以上“五条”来看，“情商”理论给人以印象，就是人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让自己的情绪随意发作。不管你有多高的智商，都必须如此。 以我之观察，如此思想，不失为可取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态度，即对自身和别人之情绪进行“管制”。 一个个人情绪和社会情绪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管制的社会，必定会被“热情”所烧死，文明也必然会瓦解（请参看罗素对这一问题的阐述，见其《西方的智慧》一书，论希腊文明章节）。 四、“商数”引出的矛盾 如果“情商”学说，真同加上我们之“概括”那样，是一种社会理性的产物，问题也倒非常简单。因为，任何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都必须以人之“智商”为基础。没有人类的“智力”和“智商”，必然没有人类的任何“理性”。 然而，“情商”学说的所谓“宗旨”与其具体的“个人操作”完全背道而驰。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理性学说，而是一个旨在高呼“非理性”和“极端个人情趣化”的理论。 这种矛盾现象，使其学说的理论“自洽”性低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 我把这种破绽，予以缕析，供大家明断。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情商”中的“商”字。 现在，我将此“商”字点破，即可看出问题之严重，和理论之太不严密。 如果照“情商”本义而言的话，EQ“情商”这个概念，本不会有任何问题。否则，这类书籍的出版也就成了多余。更何况，据几乎所有“著作家”和“翻译家”的说法，一致认为，“情商”是由美国人创造的新概念，而非中国人和任何非美国人创造的概念。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情商”概念上，而且最主要的问题就在“商”上。 如果“情商”这个概念必须顾及“商”字的话，那么，“情商”概念就必须突出“商”在数学中的“余数”性质。智商所以得到了心理学家的认同，并经得起学术与实践之检验（当然不否认也有某些不足），就在其较好地突出了“商数”的价值。智商的意义就在于解决了这个“余数”问题。智商是由人们的“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两者相比，再×100，得出的“余数”。也就是说，这个“余数”就是人们的“智力商数”。如果得数接近100，则其智力正常，高出100，则天分更高一些，如果得数严重低于100，则其智力水平明显不高。智商检验，由一系列的具体办法所组成，但总而言之是由两类内容组成，即由“认知”活动和“操作”活动而构成。这种检验，主要是考察人们的“理性”水平。一个理性水平低的人，很难有高的“智商”。智商公式如下： IQ＝(MA(智力年龄))÷(CA(实际))×100 从此公式上看，“余数”越大，“商数”也越大，智力水平也就越高。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智商就是通过“商数”的大小，来检验人们的智力水平。 因此，“智商”就是通过“智力余数”的大小来反映人们智力水平高下的一个心理指标。 同理，“情商”（如果还要坚持这个说法的话），也必须服从这个道理，即在使用“商”这个概念的时候，必须以满足“最大余数”的要求。也就是说，“余数”越大者，“情绪”水平才会越高，进而“成功”的可能才会越大。 如果是这样，那么，情商的公式与智商的公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必然相同。从而，“情商”公式如下： EQ＝(EQ÷CA)×100 从此公式可知，“情绪年龄”与“实际年龄”相比而得出的“余数”越大，“情商”也就越高，“人生成功”的可能也就因此而越大。 既然，命名为“情商”，那么“情商”公式得出的“余数”，肯定就是“情绪”的“余数”。在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情商”理论，是一种旨在追求个体与社会双重巨大“情绪余数”的心理学理论。简而言之，“余数”越是大于100者，“情商”也就越是发达，也就更能满足“成功”的要求。否则，相反。 但是，“情商”理论家，却万没有想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公式便必然与前面的“情商”宗旨，发生严重矛盾。 “情商”的宗旨，是要“控制”和“管制”我们的“情绪”，而这个公式却又在高度突出着我们的“情绪”。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明显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是一个绝对克服不了的矛盾。 有此矛盾存在，“情商”学派，能否成立，不言而喻。 五、“情商主宰人生的80％”，纯属谎言 由前一项“矛盾”必然会推出另一项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情商”作者们，在其书中（甚至封面封底上）所特别标识的各种“高调”说法，其中“智商决定人生20％，情商决定人生80％”这一口号性的论点，就最为典型和突出。 我们姑且承认“智商”是一种“无能”的心理能力，但除了它20％的人生价值外，难道剩余的80％价值，一定要由“情商”来决定和“主宰”！ 由上述公式得知，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功”，则必须具备高度发达之“情商”，而通过公式可知，万一具备了这种发达的“情商”之后，这个“情商”拥有者，便很难再是个理智健全的人，因为他的“情绪”过于发达，以致接近于“情绪膨胀”。试想，这样的人，竟然真能成为我们的社会中所需要的“成功”家吗？ “情商”学家们，如果不承认我们对此矛盾现象提出的批评，否认“商数”，高抬“宗旨”，那么，就又会发生另一种矛盾。即人们的情绪一旦得到控制，他的“成功素质”就不能在“情商”公式中得到反映。那样，人们则成了“低情商”者，变成了跟不上时髦的傻瓜。因此，想要“情商”高，就不能控制情绪，就必须处处显露自己的情绪，而且显露得越多，“情商”才会越高。因为这是“情商”二字在逻辑上的必然规定。 如此这般，则又与“情商”的“宗旨”大大发生了矛盾，即“情绪”无法得到“控制”、“管理”，不仅别人的“情绪”无法得到认识和识别，就连自己的那点情绪也不能得到控制和管理。这样，由于自己的情绪都无法控制，别人的情绪也就无法识别和利用，“成功”对于我们来说，大概只能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于是，高“情商”者，便必然都是“疯子”，都是可怕的危险分子，是为社会所难以容忍之极端分子。 可一旦将情绪控制和管理起来，虽然可以有助于成功，却又大大不能满足“情商”公式对情绪的很高要求。 这种“矛盾”，任何人也克服不掉。这种矛盾就像是幽灵，不论“情商”学者们走到哪里，幽灵都会跟到哪里。矛盾跟着“情商”，“情商”如何是好！ 如此这般，又何来“情商主宰人生80％”？ 六、“成切”源自“智商”，而非“情商” 一说起成功，大概最令人心动。一个处处需要竞争的社会，成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义非凡。没有人的成功，就意味着没有人的利益和价值。 “情商”作家们，自然明白这个意思。于是，就将这个“情商”死死地与人们的“成功”发生了联系。成天想“成功”者，见了这样的“成功学”著作，自然会“情”不自禁，购得一册，探听虚实。 任何一种“成功”，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成功需要一系列条件。但条件再多，却离不了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或要素，它就是“智力”。 只要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著作，都会告诉我们，智力在“能力”中，发挥着如何关键而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成功”，就必须具备“能力”，而要有能力，就必须具备“智力”。一个不具备基本智力条件者，肯定不会成功。即使有某些“成功”者，也必然是来自偶然，而非正常。 然而，即使这样，智力也需要某些“非智力”因素的配合。一些需要“胆量”、“气质”、“果断”、“灵活”、“多疑”等心理要素的活动（如政治、军事、商业、外交等）更是需要某些“非智力”条件的协助。 最少在五年前的一系列的文章中，我就呼吁人们注意培养孩子们的“非智力因素”，而不要“只注重”书本知识那种“智力”培养。我甚至还借着陈独秀和毛泽东的一些说法，要孩子们适当多一些“兽性”和“野蛮”。其目的就是要“协助”将来发挥作用的“智力”。话虽然如此，但我从来没有将这种“非智力”要素，鼓吹到“情商”的地步，更没有要让这种“非智力”因素发挥到“80％”的离奇比例。将成功的“秘诀”归结到“80％的情商”上面，自然是想让人们发疯。因为，如果到了那种程度，人们再也没有理智，社会再也没有理性。如果有一些理性，那也只有非常可怜的“20％”。 如此渺小比例的社会理性，自然会使社会发生动荡，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除了恩恩怨怨，你打我杀，就几乎再也没有。 滑稽而不可思议的是“情商”作者们，在其“教科书”中，所举的各种“成功”“理由”，竟无一例是“情商”，却全部都是“智商”。这就让我们非常怀疑“情商”家们是否真得搞懂了心理学。 仍然以我手头的这本（哈佛情商设计）为例。其中讲到这样一系列的“成功”“要素”： “主宰你自己”，“做一个务实的梦想者”，“谅解使你心平气和”，“消除你的焦虑”，“学会放松心情”，“有效控制生活的方式”，“认清你的心灵”，“自律精神”，“透视他们的心灵”，“不使对方说‘不’”，“应酬里的奥妙”，“寻找佳径”，“如何应付压力和苦恼”，“如何避免耗竭”，“应该有达观的心态”…… 我随意从“情商”书中，挑选了一些“成功”条目，大家好好看看这些“情商”的内容，一定会发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所谓“情商”者，完全是“智商”的内容。如果“情商”一说成立的话，那么它的公式也必须成立。如果其公式成立的话，“情绪”甚或“情感”就必须高度“突显”。这在前面已经讲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真是“情商”决定“成功”的话，那么，“情绪”必然是“80％”以上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决定性”条件。而万一如此，则以上这一系列“成功”的条目，将没有一个可以实现。因为诸如“主宰”、“务实”、“谅解”、“消除”、“学会”、“控制”、“认清”、‘咱律”、“透视”、“不使”、“应酬”、“寻找”、“达观”等等所谓“情商”的内容，都恰恰是“智力”要素，最起码需要高度发达的“智力”活动来参加才可实现。否则，就根本实现不了这一系列的“成功”。 说句老实话，“情商”一派，是想让读者通过这种“理论启蒙”，学得“诡诈”一些，进而更“聪明”一些，更会利用自己和别人一些，更多掌握机会一些等等。但这一系列的“聪明”甚或“诡诈”，却恰恰不是“情绪”问题，而无一例外都是“智力”问题，它需要很高的“智商”才有可能掌握。如果要是靠“闹情绪”来实现的话，则尚未展开各种“奥妙”，狐狸尾巴早已露出，让“智商”同样很高的对方一眼看出。如此这般，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成功”可言。 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国式的“情商”理论家，还是美国式的“情商”理论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所鼓吹的所谓“情商”，正是特别的“智商”。他们似乎也都忘记了“成功”必需“能力”，必需“智力”。 我总觉得，“情商”理论家们都像是得了“情商”病，只有发达之“情绪”而无必要的“智力”，将无数个不应该出现的矛盾暴露在了“理论”当中。 “情商”家们应该注意的倒是，不是“情商”决定“智商”，而是“智商”决定“情商”。这个重要观念，最起码是在“人类”这个物种水平永远正确的。 心理学家早已指出：“情绪和情感是通过认知活动的‘折射’而产生的”，“其中认知因素在情绪、情感的产生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而在分析“成功”所必需的“能力”时，心理学家老早就已指出：“人在顺利地进行某种活动时，必须常常是既具备一般能力，又有特殊能力参与其中。一般能力是在很多种基本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抽象概括能力等。特殊能力是指出现在某些专业中的能力，如数学能力、音乐能力、飞行能力等。”而能力与智力呈何种关系，心理学家又特别指出：“一般能力则是在种种特殊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智力。”（以上引文均见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下册第十章“情绪”部分与第十三章“能力”部分） 曹日昌等人编写的心理学书，的确是本老书。但老书不一定“落伍”，特别是揭示出“真理”的老书，就更是如此。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可能曹书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理论‘咱洽”和体系“自足”两方面，我以为它倒是大大超过了所有“情商”理论。 人类是有智慧的物种。既然是这样，想要办成事（成功），就不会离开智慧这个心理条件。离开智慧而想“成功”者，那才是真正的“梦想”家，那样就会与动物同处一个水平。无论“情商”家如何鼓吹“情绪”的重要，只要你还是个“人”，你就必须时时拥有你的“智商”，而不是什么“情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七、“情绪”岂有“智力”？ 为“情商”做最后支撑的就是情绪具有智力。他们将这种“智力”叫做“情绪智力”。这种叫法似乎也不是中国人“独创”的，而是由美国人“创造”的，因为中国的“情商”家们，一再使用着英文中的词汇“emotional intelligence”，并以此来给自己增加“理论分量”。 从中英文两种“组词”情况来看，都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认为“情绪智力”是成立的。从字面情况来看，我这里提请大家注意，这两种语体的确都是“情绪智力”或“情绪的智力”，而不是“情绪与智力”。既然如此，人们从其“词组”中，必然会推断出“情绪自身具备智力”这样一种概念。“情商”家们不仅难以否认这个事实，而且处处都在推广这个概念。 然而，这是个完全错误的判断。 最起码，它在脑生理学上无法讲通。 “情绪”的神经中枢位于“下丘脑”（当然不否认其他部位的作用，如扣带回、海马等“边缘”部位等），而“智力”中枢，则毫无例外，是在大脑皮层。皮层与下丘脑，无论在脑功能进化的顺序方面，还是在具体的空间位置方面，都实在是“相差万里”。一个是古老的低级中枢（下丘脑），一个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新型高级神经中枢。所有的人类智力，都必须涉及观察、感知、注意、记忆、推断、思维等一系列“认知”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思维”。这是人类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否则，人就不会比动物有任何优越之处（如人之力量、勇猛、灵敏等各种运动能力，都不如动物）。而“思维”过程，又恰恰是个“抽象”过程，抽象程度越高，思维才能更加正确。而思维的中枢，毫无例外，就是在大脑皮层，绝对不会在任何其他部位。 从此一点来看，所谓“情绪智力”，如果不是一种习惯性叫法的话，就完全是个胡说。原因是“情绪”中枢下丘脑，根本就不会“思维”，进而也不可能有什么“智力”。如果有智力的话，那么一切有“情绪”的动物，也都因此而都大大沾了“情商”家们的光。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下丘脑，因此也就都有情绪。但它们却没有会思维的“智力”。狗能读懂哲学吗？猪会进行数学计算吗？牛马有逻辑能力吗？ 这实在是对“情商”学说的重大打击：“情绪智力”不能成立。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具备智力就否认了“情绪”的作用。 “情绪”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检验着我们的有机体所处的环境状况，凡是有利于机体的，情绪都会“兴高采烈”，凡是不利于机体的，它也就毫不客气，要闹闹“脾气”，表示出“不甚高兴”。这种“情绪”状态，属于典型的“价值选择”，见了“好”的，它就高兴，见了“坏”的，它就不高兴。从而，情绪为一切动物（包括我们人类）提供了一种机制：趋利而避害。 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格外地容易“发作”。凡是不符合它的意愿，它就会一蹦三高，或恨或怨，怒形于色；相反，则又会喜形于色。情绪正是这样特别没有“常性”，人们才有戏称之为“狗脾气”。显然，“狗脾气”是一种“动物情绪”。 既然人类是一种比动物水平更高的动物，那么，他的理性水平就必须很高。其所以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理性素质，就是要对“情绪”进行控制。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有所克制，自然也就没有文明和规则，进而也就没有人类目前的一切。 事实上，人类做任何事情，都难以成功，尤其对于那些天资不高但又好吃懒做之辈，成功就更是困难。即使是对于天才来说，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相反，他需要各种条件，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有机会问题，也有自身的努力问题。其中，用理智控制情绪，就是最突出的“内在”条件。一个人在艰难困苦之际，在事业不顺时期，常常不能让各种沮丧的“情绪”流露出来，该哭时还要装笑；“大兵压境”，已到“山穷水尽”，却为了鼓舞将士勇气，还需装得“镇静”等等，这都是“控制情绪”的典范事例。总之，越是在关键时期，就越需使出全身解数，去“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目标”，进而才会接近“成功”。而这个过程，无一例外，都是高“智商”而绝非什么高“情商”。如上所说，“情商”越高，倒越会露馅，越会发作，越会让别人爆发脾气，越会让合作者无法合作。 人类是一种具备“大脑”的动物。这个“大脑”天然具备“控制”和“管理”低级中枢（如情绪中枢）等各种“非理智活动”的能力和责任。否则，人类就不成其为人类。 人类的大脑皮层，在利用情绪的同时，又专门控制着诸如下丘脑等低级中枢的情绪发作。无论是个体生理现象，还是群体的社会组织，都服从这个道理。只要读一点《文化人类学》，读一点《生理心理学》，智力健全的人（而非“情商”饱满的人），一定会得到“启示”。 情绪不仅在人类生活中必须得到控制，就是在动物中间，也需得到脑皮层的有力控制。著名美国生理学家W·B坎农，早在1927年的动物实验中，就发现：动物之丘脑，在失去脑皮层时，就会“情绪激动”（参看匡培梓主编《生理心理学》第271页，科学出版社）。由此可见，低等如动物的情绪，也必须接受自己脑皮层的严厉控制。只有这样，它的行为才不至于因“情绪”发作而失常。如此这般，更况乎人！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情绪本身没有智力。如果它有智力，自然就不需要“皮层”对它的控制。 八、认知理论不支持“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一说，不仅不符合生理学和心理学原理，而且在哲学上和“认知”科学上也显得“漏洞百出”。 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人类的主要心理。 二百年前，康德就此问题第一次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讨论。他认为人类的主要心理活动不外是理智、情感和意志（简称为智情意）三大方面。智，就是人的智慧和思维，它解决事物之间的“真假”判断，它可以不参加“价值”选择，是人类科学活动得以产生的最终依据；情，就是情感（而非“以思想性见长的作家”及几乎所有的“情商”作者们所说的那种低级的“情绪”），它直接与人类的“利益”判断相关，什么好就赞美什么，什么不好就否定什么，它决定着人类的“功利”选择，是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主要源泉；意，就是道德意志，即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比如有小孩儿掉人水中，老头可以奋不顾身，跳水而救，它是人类道德与伦理产生的基本条件。 康德，其所以伟大，就在其从哲学上第一次阐明了人类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活动，并分别对人类的科学、艺术和道德三种最现实最重大的“心灵活动”，予以了“大体正确”的阐述。即使他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唯心主义特色，也无法否认其这种功劳。 由此可见，“情绪智力”一谓，一定是将人类的“理智”与“情感”在结构与功能上发生了严重的“混乱”。这种“混乱”的企图，绝对得不出理性的结果。道理就是，理智与情感，不是想“结合”就可结合的“合金”。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配合”关系（即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但在各自的分工方面，则不会有任何“混乱”，也不能有任何“混乱”。如果有了这种“混乱”，则人类世界必然因此而发生混乱。比如，宗教是情感的，不管它的教义多么动人，但最终不能得出任何像样的真理，即使有某些“道理”，那也是些支离破碎，不成体统。因此，情感不可能解决理智的问题。相反，理智也不好解决情感的问题，比如现今科学已经非常发达，已认识了微小的粒子和巨大的宇宙，但却没有（并永远不会）解决人生“幸福”和“命运”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涉及情感现象的“感觉”问题。 “情感智力”一谓，如果成立的话，必然是有另一种“企图”，是要让宗教代替科学，让迷狂揭示真理。因为情绪的中枢有了智慧的能力，哪还能解决不了科学问题？！宗教能否代替科学，情感能否解决“认识”问题，虽是个“常识”问题，可这些“情商”家们，竟然懵懂不知，或有意回避，或视而不见。 美国耶鲁大学的塞拉斯和哈佛大学的戈尔曼俩人，也敢创造连自己都根本讲不通的“情绪（感）智力”这种奇特概念，足见这是两个在心理学和哲学方面都不及格的教授。我不知道这两位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创造这两个极其蹩脚的概念时，是怎样发动自己的“情绪智力”进行问题思考的。莫非美国人的概念，就都是这种“情绪”性极强的概念！ 而国内一些“心理素质”极其敏感的“学者”，也跟着大赶时髦，给中国人输人了这一绝顶奇特的“新概念”：“情商”及“情绪智力”。 同时兼任“北京芙蓉教育与应用研究所所长”和“北京纵横商务管理研究院院长”的一位名叫“文硕”的“高级人士”为此而指出：“在我国心理学界，最早关注情商概念的是一批年轻的心理学家们，他们经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敏锐地抓住了情商的内涵和意义，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见《EQ，唤醒心中的巨人》序言，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5月第二版） 美国人如塞拉斯和戈尔曼俩人是否经过了“严格的心理训练”，我无法知道，但如果说引进“情商”的中国年轻心理学家们是“经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我则大大怀疑。如果是“经过严格训练”，则其心理学知识，应该说，不会让这些“年轻心理学家们”犯这种不该犯的常识错误。 这个问题，从作者之名不见经传到出书者确属“年轻人”的事实来看，很能说明是否“经过严格的心理训练”。尽管若干编著者，是受过心理学系的培养，但未必是“经过严格的心理训练”。经过严格训练的人，面对情商，是不会轻易发表那种“EQ主宰人生80％”的惊天动地的胡言乱语。 害人非浅如“情商”者，使得那些只想“成功”的读者，云里雾里，似是而非，找不着感觉，倒像是练了柯云路先生的“九大技术”，鬼神缠绕，丧失理智，回到了原始。 九、“率先”及其“情商”岐解 然而，就这么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国内“学者”之间，还发生了“争风吃醋”现象。其所以“吃醋”就在与标识谁是国内“第一个情商”的引进者甚或创造者。从出版的速度来看，柯云路似乎是中国第一，他的《情商启蒙》于1997年1月出版，且冠以“启蒙”一谓，当然是非其“第一”而不可。而柯云路在其书中，也是因此而认可他的这种“第一”，并以此要发动他的“第三次浪潮”；可事实如何呢？原来还有一位比他更年轻的“心理学家”，也在标识自己是“第一”，在其书中大讲特讲自己如何“第一”个引进了这种惊天动地的“情商”。 为写这篇长文，我跑了好多书店，无意中发现了这种“争闹”。 柯云路是个爱争“第一”的人，这已被各种事例所证实。比如新派小说如《新星》，比如“生命科学”如《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比如商业欺诈小说如《超级圈套》，比如男女俗情如《东方的故事》等等，都是如此。虽然这样的“第一”，换来的只是“低档品牌”，但毕竟这种“第一”给这位“时代产物”般的作家，带来了滚滚利益与赫赫名声。然而，在“情商”这个“成功学”的“大是大非”面前，却有一位名叫唐映红的“年轻的心理学家”，不甘其后。 同在系列“芙蓉丛书”如《EQ，唤醒心中的巨人》一书的“作者简介”中，有这样一句实在话：“（唐）率先把EQ理论系统地引进中国，并且旨心于EQ理论的研究与开发。”一个“率先”恰就是不甘心柯云路的“第一”。以我之对中国文字的尚且了解，“率先”无论如何也是“第一”的意思。更何况这位唐先生还有“系统地引进”这个本钱，是他柯云路等“非系统”现象根本无法相比的。 在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上，唐先生开始吃起了柯云路的醋。柯云路应该将其“启蒙”权交给这位更年轻的后先生。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谁将“情商”和“情绪智力”这种“惊天动地”之概念“第一”或“率先”引人中国，居然“理论家”们各持一词，不相统一，可见，这种“理论”“输人”中国时，就不是一个“严格”问题。 更为有趣的是，“情商理论家”们，在大叫“不知道情商就已落伍”，“智商决定人生20％，情商主宰人生80％”的同时，居然都曾忽略了他们的美国老师说过的另一句“情商”话。 台湾人与美国人属于什么关系，不用我说，大家知道。美国人如戈尔曼者，发明了“情绪智力”和“情商”这等概念之后，台湾人当然不会不赶时髦。为了增加出版的分量，台湾人自然也会想出各种办法。其中，请原作者给台湾中文版书写序言，就是重要一步。 作品为外国人重视，理论被他方同行引进，对于作家与理论家来说，自然都是好事。他们当然愿为“另一种语体”的出版物去写“序言”。哈佛大学的戈尔曼，当然不能免其庸俗。他自然要为台湾版的中文书《情感智力》，不遗余力，要写序言。他不愧为教授，为自己的序言设计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人生处方”。 在给宝岛台湾的中国人讲解自己的“人生处方”时，他这样写道：“在现代社会中，EQ的重要性绝不亚于IQ。值得探究的是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平衡”。 老天爷，原来这位创造了不可思议如“情绪智力”与“情商”的哈佛大学教授，基本上还是个“理智健全”的人。虽然他的“概念”完全近于“妄说”，但他还没有“妄图”到“情商主宰人生80％”的地步。相反，他只是说“EQ的重要性绝不亚于IQ”，并为此而提出了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即“值得探究的是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平衡。” 原作者戈尔曼，在“情商”与“智商”问题上，无论如何还算“客气”，也还算“胆量不大”，他没有去叫唤什么“情商主宰人生80％”，他只是大着胆子说“绝不亚于智商”。 戈尔曼，说这样的话时，一定已经感到非常得意。大概弄不好也还鼓了不小的勇气。没想到这位“狂人”，在“智商”与“情商”的天平面前，也就这种“半斤八两”的“对半”水平。 水平高、胆子大的，倒是我们中国人（含台湾人和大陆人），一口气咬定“情商”要吃掉“智商”，一口气认定“智商落伍，情商新潮”，一口气喊出“情商主宰人生80％”的绝高口号。如此胆大，大概是“大”到了“超越大师”的地步。 美国人如戈尔曼得知中国人大胆地“超越”了自己之后，我不知又会有何感想。 十、疵谬连篇 “情商”及“情绪智力”理论的问题，并不只是如上这些。只是以上问题，过于荒唐，直接影响其“理论”能否成立。 而其他一些小问题和中问题，在各种版本的“情商”书中，依旧不绝如缕。 现偶举一二，供大家识别。 （一）不识“情绪”与“情感”差别 比如，“经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的“情商”家们，就对“情绪”与“情感”做不了分别。他们在叫“情感智力”时，常常将之“又叫做”“情绪智力”。有的人在书中甚至直接写作“情绪（感）智力”，那意思是说，无论是叫“情绪智力”，还是叫做“情感智力”，都是一个东西。显然，作家们、理论家们，都未对“情绪”和“情感”进行一些基本的鉴别和小小的说明。看来他们是把“情绪”与“情感”看成了一种东西。 “情绪”与“情感”真是一种东西吗？ 即使不用“经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而只是较为系统掌握了若干心理学理论的人，也都知道两者之间尚有不小的差别。虽然，情绪与情感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互相转化，相互影响，机制复杂，且其神经中枢往往就是一个，但其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却差别甚大。 心理学家指出，“情绪通常是在有机体的自然生物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情感则与此略有不同，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着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由此可见，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情绪”是动物的、天然的、原始的和低级的；而“情感”则是社会的、后天的、溶进理智因素的和高级的。在生理行为上，两者也有不小的差别，情绪具有短暂性，而情感则具有长久性。在生理机制上也有它们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大脑皮层促成感情体验，下丘脑促成情绪表现”（以上引文均见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下册第十章）。 从这一点来看，“情感”更需要接受大脑皮层的“控制”，受其影响也就更为直接和明显。而情绪则不如此，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需要体验”。 “情感”与“情绪”都不能直接进行认知，但由于认知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大脑却真正“折射”出了“情绪”与“情感”。 “情商”理论家们，则对此问题不加区别，似乎也做不了区别，只是为了“痛快”而大发言论。如杨博一先生，在其大作《哈佛情商设计》的封皮上就这样写着：“EQ汉语意为情绪智慧或情感智慧，简称情商。”在这位同样也“经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的“情商”学家眼里，显然“情绪”与“情感”就是一个东西。 到底两者间，有什么具体的差别，还是请各位“经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的“心理学家”们认真读读有关“心理学”著作。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分别。 我倒觉得，如果不做这个基本的甄别，“情商”的水平，肯定会因“情绪”与“情感”的混乱，而或高或低，就像闹着脾气一般，让人读了找不着北。 （二）“编造”之“马脚” 在中国的正规大学里，心理学教程上，本来并没有的“情商”，突然间出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莫非这是中国人的聪明，突然爆发而不可收拾，形成了一种“心理学风暴”吗？ 我本人非常佩服这些“年轻的”心理学家，一夜间给中国人“引进”、“创作”或“编著”了如此众多之“情商”作品。速度太快了一些，人马也太多了一些。正是这些小小的“反常”，倒让人怀疑事物的本相。我的疑问是，莫非这种“情商”理论家们，犹如“地下工作者”，早就潜心在中国大地，久久思索，苦苦等待，一伺机会成熟，借着“情商”，一个个都从“地下”蹦了出来？ 读“情商”著作，终于明白了事实真相。原来，他们并不是潜心很久思索很久，而是突然间来了“灵感”，要宣布“智商”落伍，从别人那里“挪”了一大堆东西。 何以见得？看看书中的“照抄”都不下功夫的痕迹，就可知道。 这里仍以杨博一先生“编著”之著作为例。 谁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发表著作，首先要“书写通俗”，最起码要用“标准”和“公认”的汉语文字，不能使用各种令人歧解的怪文怪字。这是常识。 然则，我们这位“情商”理论的“编著”者，却不是这样，仿佛他不是中国人，最起码他不是中国大陆人，尽用些读者必生歧解的词语。比如我们大陆统一将量子物理学家Heisenberg，Planck分别叫做“海森堡”和“普朗克”，将心理学家Skinner叫做“斯金纳”，将著名篮球运动员Johnson叫做“约翰逊”，而我们这位“编著”者，却分别叫他们为“黑森堡”、“派拉克”。“史金纳”和“强生”。“强生”一谓，兴许真还更接近英文发音，但我们大陆谁也不那么去叫，我是搞体育研究的，对这位“强生”，就十分陌生，而对那位“约翰逊”倒是格外熟悉。我因为不懂“量子力学”，自然也就不知道什么“黑森堡”，我差点将其理解成“黑森林里的城堡”。 还有，对美国大学的称谓中，我们大陆都熟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而我们这位编著者，却将这两所学校叫做“史丹福大学”和“加州柏克莱大学”。如果我们不是尚有些“知识”，一定要上这位“情商”理论家的当，会以为美国又为世界创造了什么新的大学。 更有甚者，这位“大家”，还将“智力测验”（intelligence test），莫名其妙地叫做“性向测验”，我怎么也看不出“智力”与“性向”之间有什么联系，莫非“智力”本身还有什么“公母”的“性别走向”！ 我的“情商”实在是低，无法理解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 有鉴于此，我怀疑这位“编著”者，连书都未去“编”，只是从不知哪里（电脑网？）胡乱将台湾人的“情商”搬运进了大陆，署上自己的“大名”而已。 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大陆造假，也不会造出这种“莫名其妙”之假来。杨氏之作如此，其他大师之作，也一样。多是这种“搬弄”出来的东西。 （三）胡言乱语，荒诞离奇，前后矛盾 仍以杨博一“情商”为例，他在书中写道：“假设一个人参加性向（智力）测验，数学一项仅得50分，也许他不宜于立定志向当数学家。但如果他的梦想是自己创业、当参议员或赚100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影响人生成就的因素实在太多，相比之下，区区性向（智力）测验何足道哉。”（《哈佛情商设计》第4页） 这样的“情商”言论，实在是为“傻子”们“立论”。 心理学家“经过大量被试的测验和统计处理，显示出人的智商是按常态曲线分配的。智商为90—110的人最多，110—120的也较多，140或140以上的人很少；80—90的人也较多，70一80的人较少，70以上的人很少”。又说，“我国心理学家陆志韦。吴天敏曾对比纳一西蒙量表加以修订，提出按智力比例对人进行分类的标准：智商在90—110者为智力水平适中的人；智商在140以上者，为才智出众的人；智商在70以下者为低能。一般情况下，智商在70以下已属于病例范围。”（见《普通心理学》下册，第149—150页） 智商在70以下者就已属于病态，而我们这位“情商”理论家却要为“数学一项仅得50分”的人塑造“成功”，让他“自己创业”，去“当参议员”，去“赚100万”。如此这般，却还觉得那“区区的性向（智商）测验何足道哉”。 这简直是傻瓜的言论，在为傻瓜开道。 虽然，数学水平低的人，不一定就是智商在70以下的病态人，但这种人之缺乏逻辑，则是肯定的，自然他的“智商”也不会太高。 我就不明白，怎么“情商”家们和“气功”家们，很有些类似，说话从不讲究连贯和统一，尽出这样一些洋相，尽让功课很差，甚至不及格的人（如这数学50分水平的人）去发财挣钱，获得“成功”！ 杨博一先生还说：“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切解释每个人的际遇如何受EQ的影响，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EQ的确很重要，甚至比IQ更重要。”（见《哈佛情商设计））第4页）这样的话不说还好，一说就等于泄露了“天机”。书皮上都已写好了“情商主宰人生80％”，而到正文里面，却不再这样自信，只是说“还无法解释每个人的际遇如何受EQ的影响”，这不是胡闹又是什么？“无法确切解释”，居然就能知道“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请再看杨先生如是说：“诸多证据显示，EQ较高的人在人生各个领域都较占优势，无论是谈恋爱、人际关系或是理解办公室政治中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成功的机会都比较大。”（《哈佛情商设计》第6页）原来，智商低下者，却还拥有着各种优势，且“成功的机会都比较大”。谈恋爱、人际关系，还有“政治中不成文的游戏规则”，都有其发挥优势的绝妙机遇。我总觉得，这种理论，是故意在培养无赖，并蔑视社会理性，低毁并破坏各种社会规则。 还有；“很多IQ（智商）160的人为IQ100的人工作，原因就是前者的内省智能较低。”（《哈佛情商设计》第12页）看看，智商高达160者，在这些“情商”家们看来，也得给低智商的人“打工”。如果这是一个“全称判断”的话，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一切智商高的人，都必须给智商低的人“打工”。这样的道理，显然又是在给这个社会培养“傻瓜”，让“无赖儿”，充当国家的“主宰。 杨先生还指出：“纯粹高IQ型几乎是一种夸大可笑的知识分子型，知识的巨人，生活的白痴”，反之，“EQ很高的人多是社交能力极佳，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忧思，对人对事容易投入，通常较直，富同情心，情感生活通常较丰富但不逾矩，自处和处人都能恰然自安。”（《哈佛情商设计》第15页） 杨先生的理论，把接近160如此“纯粹高”的“高能人”，进行了耍笑，当成了心目中的“傻子”，而又把那些几乎没有智商，却“情商”高得惊人的人，当作了这个社会的宝贝“玩主”。 “玩主”固然可爱，但肯定成不了“气候”。想不到“情商”家们，鼓吹的竟是这样的一些“高级”人物。 如此这般，又怎能支撑“情商”理论家们在自己的“书皮”上鼓噪半天的“智商决定人生20％，情商主宰人生80％”！ 如此等等，简直是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胡吹乱侃，矛盾百出。杨先生书如此，其他先生的书，又能与这本书有何差别？俗话讲，“一叶以知秋”。杨先生一人之书，足可让我们知道所有“情商”家的书。更可知柯云路的书。 十一、疵谬连篇（续） （四）“哈佛”邪例 为了更好地鼓噪“情商”，“情商”家们不惜给美国人大做广告，将一个“哈佛大学”吹得大高水深。他们一再鼓吹，“哈佛人”如何创造了奇妙的“情商”理论，“哈佛大学”如何创造了许多个总统和总裁。杨博一在其“大作”的封底如是写道：“哈佛培养了6位美国总统，3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32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数十家跨国公司总裁的全部奥秘，就在于除了重视智商的培养之外，更重视情商的教育。” 这和气功师玩弄的那种“眼见为实”般的把戏，绝无二致。说得玩笑一些，这也是想拿“美国人”降服我们“中国人”，让大家眼睁睁地去上他的（甚至他美国人的）当。 如果好好分析这个“举例”，我们即可看出问题的实质，只不过是噫语一堆。 哈佛大学成立至今360年的历史，如果每年毕业一千名学生的话，那么至今的毕业生总数也该在30万之多；如果每年毕业一万名学生的话，则其毕业生总数就会高达360万之多；而假如每年毕业五万名学生的话，则其毕业生总数就会有1800万之巨。因其“数十家”跨国公司总裁没有明确数字，这里我们不好进行统计，现姑且忽略不计。6位总统加上3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再加上32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一共也就71名所谓“成功”者。这样一个“71人”的成功者队伍，相对于“哈佛大学”庞大如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毕业生总数来说，这在统计学上，简直都是“偶然事例”，没有太多的意义。我给这种“成功”现象，进行了初步统计处理，71名成功者，360年来他们分别只占年一千个毕业生总数的0.02％，年一万个毕业生总数的0.002％和年毕业生五万人总数的0.000394％。这样的比例，还有什么“成功”可言。滑稽而可笑的是，哈佛的名气越大，培养的学生越多，这种“成功”就越是显得微乎其微。这种成功的概率，甚至比不上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英国这两所大学的毕业生，照样是英国的首相大臣等高级官员的诞生地，更是现代科学诺贝尔奖的主要获奖地，且其比例比美国的哈佛还要大出不少。 除此之外，“成功”，并不能以谁当了什么“大官”和“总裁”来衡量。各种行业有各种行业的成功，硬以“总统”和“总裁”等“官职”来做“成功”衡量标准，我总觉得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老套。 哈佛在科学上的“成功”就比不上同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比不上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可我们的“情商”家们。偏偏爱哈佛而没商量，举了那种奇怪的“成功”例子，而又不做进一步的分析。这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 如果拿此例“套”在中国，洋相就会更大。比如北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近年来当“部长”以上等大官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校，难道这一事实，就一定能证明清华大学的学生是“情商”更高，于是“成功”更多？而北京大学等其他学校，其学生由于当部长级大官的比例偏少，就都是“低能儿”的“不成功者”？显然，这是讲不过去的。 （五）“启蒙家”之漏洞百出 说了大半天杨博一先生的问题，挺有些不好意思，让坏名声都让这位“情商”编著家背上了。我们现在为杨先生卸一些负担，专来看看另一个“情商”重镑高手的“毛病”。柯云路既然是（情商启蒙）的作者，那他一定就是中国“情商”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在“启蒙”别人的同时，应该说，他自己也是最先接受启蒙的一个。否则，就有可能落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坏名，甚至还会让人怀疑那不是“启蒙”而是“蒙骗”。 现在，我们来看看柯云路先生，在“启蒙”别人的同时，他自己如何处处“打倒智商”而高抬“情商”。他的所做所为，正是想证明他在“恋爱、婚姻、学习和工作”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功”，是得了“情商”的“启蒙”。柯云路曾明确表示：“情商比智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恋爱、婚姻、学习和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整个事业。” 在诸多方面，柯云路无疑都是“成功”者。照理来说，他自己的“情商”，一定会比别人更高不少。否则，他的“启蒙”书，就不可能成为有关“成功”的“人生经典”，自然也就很难刮起什么他所说的“第三次浪潮”。 就在他的“成功学”大著《情商启蒙》出版后的大半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最新”著作《中国气功大趋势》。这部书虽属“杂拌拼凑”，将以往的《中国气功九大技术》和《柯云路新疾病学》两书合并而出，但他为了体现其“新”，还是加了个很长的“伟大”的“附录”。在这个“附录”中，他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最新”言论，再一次为人类指明了新的航向。 应该说，在他深深启蒙别人半年之久，他自己更应该趁热打铁，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要继续进行“情商启蒙”。因为一种新的理论，就是一种新的台阶，好比物理学界和天文学界，自从有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之后，再来观察宇宙时，就不能老守着牛顿的那个刚体力学，抱残守缺，没有进步。 然而，柯云路先生却不是这样。他启蒙别人可以，就是不能自己启蒙自己。或者说，他在启蒙别人的不久，就忘了自己前面说过的“启蒙”话语。 他在该书的“附录一”序言中这样写道：“科学在这时要能表现出去伪存真的大智与大勇。不能去伪，被各种伪现象所蒙蔽，这是低智商，是可悲的。”《中国气功新趋势》第319页） 问题是，既然你柯云路说“情商比智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整个事业”，那么，在这同样属于人生与事业的“气功”问题上，你怎么就不让“情商”来发挥作用，解决这个“必须”是“科学”的问题。 既然，“情商主宰人生80％，智商决定人生20％”，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又觉得“低智商”就非常“可悲”？ 此外，既然，“情商”比“智商”更为重要，那么，为什么你柯云路先生却又要拿出了“科学”这种“智商高情商低”的东西，而不拿出“情商高智商低”的“非科学”东西，来解决“气功”的学术问题？ 显然，我们敬爱的柯云路先生，在“启蒙”完别人之后，就再不信自己的“启蒙”，仍旧觉得“智商”比“情商”更为可靠。柯云路总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使用着“理论”。不懂“情商”的人，拿他一点脾气没有。 而在同书的第326页，他以自己高度发达之“情商”，列举了几十种奇怪的“假说”，诸如“特异辐射假说”、“异态的假说”、“负能态的假说”、“虚物质、虚能量的假说”、“关于特异功能场的假说”等等，不一而足。最要命的是，他还为人类贡献出了一种足可再一次“惊天动地”的“最新”假说，即“时空拓扑虫洞的假说”。我们知道“时空”，我们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拓扑”，但唯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上的“虫洞”。柯云路的想象真好，好到了一高兴即可钻进“虫洞”的水平。 这样的“假说”，就是柯云路发达的“情商”！ 由此可知，“情商”发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情商”及其理论家们，问题之多，简直是无以复加。 面对如此问题，我竟然不知如何总结他们。一个理智的感觉，直让我想说： “情商”者，乃“情煽”也，它唯恐天下不乱，乱得不够，于是，便铆足了劲儿，让那低级中枢下丘脑发作，从而全身“发清’，“商”比人高。得此“情商”启蒙者，自然难免性欲高涨，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极端自私，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屁大小事，火冒三丈，稍有不悦，一蹦三高，丧失理智，杀人放火，为了“成功”，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社会纲纪，面目全非，无法无天，无理无德，无情无义。如此这般，真可谓，大盗不止，小盗如缕，情来即发，欲来即涨。赤县神州，朔方大地，经其“启蒙”，‘人欲横流。如此这般，真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这就是“情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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