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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科学与伪科学,兼评“特异功能”及其问题




  科学,无论如何是人类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动物至今没有可以进行科学活动的丝毫可能。足见,人类从事科学活动,具有太大的幸运性和偶然性。
  为什么千万物种中,只有人类才有科学活动?这与人类这一物种的进化有必然联系。而人类的进化之所以导致了“认识”上的飞跃,又与这一物种的“神经系统”的高度发达直接相关。由此可见,“神经系统”的结构状态与功能状态是决定某一物种能否进行科学活动的唯一条件。人类在物种中的特殊性,就取决于他那特别的“神经系统”。
  人的“神经系统”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并发展出独特的“科学”活动,用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尽管这个学说已有些陈旧,但足以分析问题)来说,就是因其发展出了“第二信号系统”,即有思维、语言的能力。这些心理素质的出现,终于摆脱了动物的那种本能性的直党反应。人与动物的差别主要就在于思维、语言的差别,其他方面人类倒大大不如动物,比如运动能力、技巧能力等。
  然而,人类的“神经系统”怎样才能认识世界?众人中为什么只有科学家或接近科学家的人,才能做出科学贡献?
  回答这些问题,极有助于人们对科学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识别某些非科学、假科学和伪科学现象。今天,伪科学现象十分严重,关注并讨论这些问题,自然更有价值。

          一、科学活动必须具备正常的身心切能

  人的身心功能状态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第一条件,它就像一个照相机,镜头的功能状态或“曲光”的水平,是像片真实与否的第一条件。因为,外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对于世界本身来说没有丝毫意义,它自己不会说明,也不需要说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些“反映者”。我们说世界是“红色”的、“绿色”的等,就是我们的“反映”,至于我们所“说”是否正确,那要最终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我们能否正确“说”明这个世界,则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功能状态是否正常。只有正常的身心条件者,才能最终做出正确的“反映”。否则,一切非正常身心条件者,做出的世界反映,便必然都是虚假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并接受罗素的观点,即:外界世界无论怎样变化,观察者的身心功能则不能变化,人们必须以一种稳定的正常的身心功能来说明和反映这个变化的世界。他举例说:“当科学家想让别人目睹他所看到的事物时,他就调好他的显微镜或望远镜;那就是说,他使外部世界发生变化,但只要求观察者有正常的视力。”(罗素《宗教与科学》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一个科学假说,之所以必须接受其他人的检验,其实是人类“身心功能”的一种自我检验。一个人说世界是红的,到底他说的是否正确,那要由更多的人来检验,而且检验的人越多,正确的可能性才更大(检验上,由于总人口过多,没必要都来检验;符合统计学上的要求,有足够多的人来检验即可),大家都说是红的,则这位第一个反映世界的人,其结论就是对的;而大家都说不是红的,则其反映就是错的;而当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则情况较为复杂,那就不敢肯定他正确或错误,还需进一步观察和检验。科学研究及其进步的情况基本说来就是这样。
  人类对自身的世界反映进行检查,所以有效,那是因为人类的生物功能在进化时获得了“有效性”。这是一个重要依据。否则,人类自身便无法确立标准。人类的一切标准都是以人类自身生理心理的“有效性”为前提。科学检验的“标准”,在外在客观方面来说是“实践”,在内在主体方面来说,则是“有效性”身心功能。
  总之,人类的身心功能相对于物种的生存状态来说,是非常稳定而正常的,这种功能态最起码有一个“统计”上的正常标准。否则,众多之人就难以构成“类”的含义,今人也就无法理解古人的所做所为,中国人也就无法懂得外国人的所思所想,一切历史和文献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则情况不一,有的更正常一些,有的接近正常,有的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有的很不正常等等。原则上讲,越正常的人,越能接受“生存法则”的检验,能够适应反复变化的外在世界及其苛刻刁难。功能不正常的人,在其生存中经常是由于“反映”不对,而被其他动物所吞吃,进而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有效性”功能是由进化和生存两方面力量决定的。人体结构(含心理成分)与功能的逻辑与自然的逻辑相一致,才能获得生存的有效性。但是人类在获得“文明”以后,“人为”的力量越来越大,伦理的东西也越来越大,结果不少本来智力、身体各个方面的功能并不正常者,却没有有效淘汰掉,使不少功能异常者流人社会,在人类的世界反映上,增加了“错误”的可能。即使是总体上功能正常者,也由于人体身心功能的脆弱性、易变性,特别是在精神压力、紧张状态、药物刺激、刹那幻觉等方面的干扰,也会经常出现暂时性的“不正常功能状态”。这也为错误地反映世界增大了概率。
  因此,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接受检验而且是反复的“历史”性检验。这种检验,就是反复用“正常功能”来核准反映者的结论。这里,我们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再次证明:科学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具体一点讲,科学就是:外在世界及其变化,通过人体正常身心功能的反映活动而获得的一种正确描述。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例外的“科学”。那样的“科学”充其量只是“假说”。

             二、“信仰”的两面性

  反映世界的道理易明,但真正每个人能保证其反映一定正确则非常不易。
  这是由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的。人的心灵的复杂性,是由人心灵中复杂的内容决定的。人的心理内容总的来说是由三大部分构成,即康德讲的“知、情、意”。“知”是最终决定能否认识世界的那种心理能力;“情”是对生存状态进行反馈性反应的心理机制;“意”则是主观性的意志能力。这三者成分紧密联系,互相促进,并同时相互干扰。没有“情”的积极反馈,“知”便没有鼓励;没有“意”的保证,“知”也将没有动力;同样没有“情”作支持,“意”也没有情趣;没有“情”与“知”反复的提供素材,“意”也就越来越失去信心。
  然而,“知”这种品质,毕竟是一种出现最晚的东西。“情”与“意”两种成分都比“知”要早出现不少。特别是“情”(情感与情绪两种因素都算),简直与生俱来,与生命起源俱来,是一种古老而深厚的心理现象,它时刻反映着机体的状态,但也及其盲目地干扰着后来才出现的“知”性素质。
  人类在不是“人”的时候,和动物一样主要依靠本能与情感来认识世界。情感认识世界的特点就是“什么好,什么就对”。这里面显然有强大的功利在起作用。人类依靠情感与直觉而认识世界的时间太长,长到了至今都有严重影响。人类能较为自觉地反映世界的历史顶多有一万年时间,真正成其为“科学活动”的有效认识则更短,只有两千来年,实验性科学认识只有三百多年;而不自觉地依靠本能识别世界并解决自我生存问题的历史则长达几十万年。在没有科学以前,在没有自觉主动并有效认识世界以前,人类认识自然并力图战胜自然的方式,主要靠“情感性的神话”。
  “神话”的特点,就是“在想象中解决问题”,至于问题是否听从解决,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神话”具有“情感”性,所以一切神话本身在解决问题时,必定具有“一厢情愿”性。人类的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这种“一厢情愿”上的“情感世界”。由于宗教是情感的,于是它永远不具备“认识”能力,它只培养人们的“信仰”和“态度”。宗教与科学的势不两立,就在这里。科学的结论只能是一个,不能有两个,即使从真理的相对性来讲,也是这样。中国人“反映”出的结论,美国人也应如此,反之亦然。这才是科学。而宗教不是这样,天下五花八门的宗教,本身就是“差异”,就是“不统一”。宗教中完全不同的宗派、教义、法典、理论、信仰、崇拜物,正说明它们是互不讨论、互不检验,任凭自己的情绪和爱好随意堆砌其精神家园。
  科学活动,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事物。它必须“摈弃情感”,天下的好坏情感,在这里不能有丝毫渗透,否则就不会得出“客观”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命运问题和幸福问题”的终极原因。“人生”的好坏,基本上是个情感问题,是用情感作解释作总结的一种现象。一个人很穷,但并不妨碍他可以很充实;一个人很富,但未必就能感觉幸福等等。这些都不是科学能说明和解决的。科学解决的只能是“真假”判断,而非其他。
  有趣的是,科学就是与神话进行斗争的产物,也是与情感进行斗争的产物。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其著作中早就做过总结。他说:“从发生上说,伪科学态度比科学态度更为原始、更为在先,就是说,它是一种前科学态度。”又说:“因此,科学必然开始于神话和对神话的批判;既不是开始于观察的集合,也不是开始于发明实验,而是开始于对神话、对巫术技巧和实践的批判讨论。”(《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第7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因此,科学活动,受到干扰最厉害的就是情感或与情感有联系的其他因素。人的想象是一种介乎于情感与理智的心理现象。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在先,则其想象内容就极易升级为“不可动摇”的“情感真理”。这就是古今中外好些科学家,晚年滑人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泥塘的心理学原因。
  人的信仰就是这样,没有它,人生就会缺乏自信,有了它则会增加进取的勇气,但这种信仰成为先验的价值取向后,则会严重干扰人们的视听,甚至抑制科学活动的开展。目前气功中的“信则灵,不信不灵”、“心诚则灵”就是这种“信仰在先”的结果。宗教教徒不易接受科学道理的原因,也在于信仰在先,绝不怀疑。信徒否定上帝的存在,比杀其父母还要痛苦。他们的痛苦就是上帝不容怀疑。而科学活动和科学精神,则必须“怀疑一切”,即使是信仰问题也要接受科学的怀疑。科学无权威,只承认事实,而且是只承认众多身心条件正常者反复检验的那种事实。

         三、“特异功能”及其引发的“思维问题”

  强调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价值,常因非科学现象的泛滥。当前,我们之所以必须重视“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则因为“特异功能”的干扰。
  “特异功能”是个中国概念,其较为准确的含义就是人体“超自然能力”。人作为一个特别的物种,个体间有很大的差异性,进而导致了能力上的差异。这在体育选材方面显得格外突出。不同肌肉的蛋白结构,跑跳能力就差之千里,甚至不同人种的运动能力亦有很大差别。黑人的运动能力比白种人要好出很多,白人比黄种人又要好出不少等等。尽管这样,人类这一物种的差异再大,却大不到超出“自然”的“类”范围。人种的差异只反映在谁更符合和逼近“规律”,而不表现为谁否定或消灭了“规律”。目前流行的“特异功能”现象或理论,更多的倒是这些“能人”用其行为否定和消灭了“规律”,或者创造了另一种目前人类根本没有见过的“新规律”,比如“耳朵认字”、“眼睛遥测,“人不吃饭”、“呼风唤雨”、“意念搬运”、“意念拨表”之类,比比皆是。有些“特异理论家”在此奇特现象基础上也总结出了一大堆的“新理论”,如什么“三维以上的物理空间”,“逆时间”,“超自然能力有果无因”,“爱是一种物理现象”,“潜意识无所不能”,“鬼神无所不能”等等。
  理论是事实的表述。“超自然能力”事实如何,其理论自然也就如何。
  这里,我就这种极为奇特的“人体现象”做一些“不可能”的分析。以期人们对时下很为时髦的“怪异理论”予以注意。
  “超自然能力”之所以不存在,盖因人体在进化中获得的物种能力极为稳定。
  人体的一切功能都是自然进化而来的,并不是某某神异之人,想当然自我设计出来的。人体功能所以要进行分工,即眼睛专于看,耳朵专于听,嘴巴专于吃与说(动物没有说),鼻子专于嗅,四肢专于动等等,是由人体进化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原始生命的确是可以不分工的,有些病毒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是通过“全体”蛋白的变化完成的。但这种面对变化、全体适应的动物,由于不懂得能量节约,注定是不能进化和发展的,是不能发展出精神世界的。人在一切动物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功能。但在自然属性方面,则与动物没有太大差别。由动物不可能有“超自然能力”这一点来看,人类也不可能有什么“超自然能力”。因为一个自然的物种有了“超自然能力”,将会出现很多“矛盾”,并严重威胁自我生存。
  举例言之,如果老虎的耳朵可以代替眼睛,或者身上的一切器官与功能发生了“超然”转化,那么这个老虎一定会出现“反映”错误:耳朵看见了事物,那眼睛又该干什么?即使是所有功能发生了“调换”,又和原来就有的功能“分工”有何区别?显然没有。一切功能都是服从于生存的是否有效。我们在任何地方见到的动物都是眼睛看物,耳朵听声,嘴巴食物,鼻子嗅觉,而不是相反,完全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最合理最有效地捕获食物,逃避追杀。如果相反,鼻子看物,耳朵吃饭,则此动物由于“反映”功能严重错误,必定出现大脑混乱,判断不确,从而既抓不住食物,也无法躲避追杀。结果,是自取灭亡。
  严酷的生存竞争,决定了任何动物也不敢拿生存开玩笑,绝不敢发展什么“超自然能力”。没有一个傻瓜动物用鼻子吃饭,这一基本事例已告诉我们生存竞争是决定正常功能的唯一依据。
  人类本来也遵循这个道理,但是人毕竟不同于动物。这种差别在于人在后来终于脱离了直接的物种竞争。好些人可以在他人的供养下保护下得到安全保证,于是乎,这种安全使一些人有闲想入非非,创造各种神话。其中“超自然能力”就是一种靠想象发明的功能。人的眼睛如果能看见几千公里以外的事物,自然是件美好的事情,可这件事情给人体带来的麻烦也很大,即人体需要多大一个辅助系统才能维护这个巨眼的功能?人体由于惧怕困一只眼之神光而累死全部生命,从而绝不敢创造出那么一只伟大的眼睛,甚至连老鹰的那种锐眼也不敢创造,怕的也是给人体带来生理上的麻烦:代谢负担过重,加速死亡。
  由眼睛遥视之不可能,就可推知耳朵认字之不可能。耳朵在功能设计上从未装置感光细胞,只安装了感声细胞,且接受声波并转化成电信号又需各种物理装置(如耳鼓、纤毛、半规管、半规水、小石子等),大脑听觉中枢只接受这些装置发来的信号,而不接受其他信号。正是这样,耳朵从不敢装置感光细胞(如视网膜、视神经之类)。况且大脑处理视觉信号的中枢与处理听觉信号的中枢也“差之千里”,一个在枕区(视觉),一个在颞区(听觉)。
  如果耳朵能看见东西,那么,一定是出现了如下可怕的问题:
  一、人体功能极度退化,向混乱状态转化,向浑浊状态退步;
  二、人的大脑不再分工,几乎变成了一团豆腐,视觉与听觉两中枢混乱。
  有了这样可怕的“退化”与“混乱”,即使有“异常感知”,大概那个混乱的大脑也没有做出反应的可能,更谈不上什么“表演”。会“表演”的人,都没有出现这些新的古怪功能,反倒是借用“表演”逞示“异常”,以引人注目为“高人”或“能人”。“神仙”之类。
  所有这些“超自然现象”都仅仅是“结构”上的问题,但这种问题足以宣布“超自然能力”的死刑。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超自然能力”,即结构并未改变,但人的“反映”开始异常。这是由人的神经系统出现偏差造成的。人的神经系统极易变动,受生理、心理、食物、血糖、激素、睡眠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古时中国人有占卜习惯。占卜的人,就是利用“通神”的方式来完成。只有见着天神,并与之说话,才能获得先知。于是商代时期,人们就知道借用药物和酒来麻痹神经,使之出现轻度异常,如见鬼神,如晤上帝,从而获知占卜。
  好些人在失眠状态,会出现异常感知,如幻听、幻视、幻动等,有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常有恐惧症,老觉得有人在追赶他陷害他,某些疑神疑鬼症就是由某种刺激引起的幻觉疾病。所有这些,都是结构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功能”异常。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李白就是七天不睡觉扶乩以后有了幻化,他的诗中也充满了这种鬼神色彩和幻觉味道。
  文艺创造与哲学思考稍有一些神经异常,有时反倒会别开生面,另有意趣,笔如神助,汪洋狂恣。但这样的笔调再好,也得不出科学的真理。真理这东西实在是奇特,非要求人们以正常功能而不可。它不许人们异常与幻觉,不允许有浪漫色彩,不允许不切实际,只允许实实在在、认认真真。一句话:如实反映。
  所有“超自然能力”,都是打破了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这种“打破”不同于科学进步中的“否定”或“扩充”、“扩展”之类。后者是正常功能之间发生的事情,前者则是异常功能与正常功能之间的事情。
  至于是异常功能更接近世界的逻辑还是正常功能更接近世界的逻辑,根据以上“科学条件”和“生存有效性”法则,在此无需累赘,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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