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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光 1996年8月6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深圳特区报》、《中华文学选刊》、《十月》杂志社在北京文采阁联合召开了我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作品研讨会。会上来自北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各大报社的记者50余人，对《没有家园的灵魂》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我也在会上谈了采写这部报告文学的体会以及后来去泰国采访的情景。散会后，与会者和《中华读书报》的编辑让我把创作这部报告文学的过程和甘苦写一篇体会。后来我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王建业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文章发表后，我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电，要求我将《没有家园的灵魂》再写一个续篇。许多老师和朋友也一再勉励我，写好续篇，不辜负读者对我的期望。我于1996年11月20日，又赶往广东省韶关市韶关监狱，采访了被判死缓在狱中接受改造已近一年的史燕青，连同我后来在泰国追寻王建业踪迹的经历，写出了一部4万多字的续篇，如今一并出版。同时，我想借这次出版的机会，谈一谈采写这部作品的过程和甘苦。 一个偶然的巧合开始了我的写作 1995年元月5日，我的一部“献给国际反贪年”的长篇小说《欲壑·天网》开始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正巧这一天，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王建业案，至此，我对王建业案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知之不详。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王建业的妻子打来的，她认为我的小说是写王建业的，她说，王建业案件正在审理中，报纸的报道，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影响司法公正。从道理上说，王妻这个意见是对的。在这之前不少传媒已有报道，王妻说，没有一个记者是完全客观公正地报道王建业案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我说，这部小说确实不是写王建业的，不过我准备去采访王建业案。一个偶然的巧合，开始了我的写作。第二天我就开始了采访王建业案。当初根本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从1995年元月开始，一直持续到王建业被枪决后的1996年的元月，又持续到今天，一部报告文学采访写作持续了两年多，这在我的记者和作家生涯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的甘苦和沉重，只有自己知道。 记得，一次王建业案开庭，我头一天晚上翻出王建业案的采访本，准备第二天的采访工作。当我打开采访本以后，王建业的事立即一件件历历在目。王建业虽然年龄比我稍大，但我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人生起点上起步的，今天他走上了法庭，并要走上刑场，对我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是一件沉重的事，我久久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睁开眼，已是8点半，法院是9点开庭，我骑摩托车去法院。一路飞车，在法院前的路口红灯亮案的记者，宽容地挥挥手，一声“以后开车注意安全厂让我赶快赶去法院。这时，我看见押解王建业的囚车开来，我和囚车几乎并行着开进法院，我看见王建业从车窗里注视着我。 一次与读者同步交流的特别写作经历 一开始，没有计划写这么长，约在1995年5月初写出第一稿，只有4万多字，主要是此案侦破过程。送审征求意见再修改，大约花费了20多天，7月13号《深圳特区报》开始连载。由于此时案件还未审理终结，我还在继续采访，并等待着审判结果。一审判决下达后，我写出二稿，此时增加到s万多字。我将二稿寄给了《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刘茵老师。刘茵老师出访新加坡回国时，途经深圳曾嘱我将此稿写好后寄给她。刘茵老师又将此稿推荐给《十月》杂志副主编田珍颖老师。《十月》杂志于1995年第6期发表，改名为《灵魂何归》，接着，《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又将作品名改了回来。以后，全国约有30家报刊转载。至此，我的写作基本结束了。 后来，之所以欲罢不能写成这么长，与读者的参与分不开。一稿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后，慢慢地开始有了一些读者反应。先是一些我熟悉的朋友，接着是王建业、史燕青的领导、同事、朋友。同学及熟悉他们的人，后来就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读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我的写作。曾有一天，我在编辑部，先后接到几十个电话，最多的一次是一个公司写字楼的六七个小姐把电话按在免提键上，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地和我“开着电话会议”，讨论著王建业和史燕青的命运。知情的读者向我提供了王建业和史燕青过去的情况，不知情的读者和我谈他们的感想。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少见的现象，作品在发表中，事件在发展，读者在参与，作家又继续写作，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的续篇。续篇发表时，已经不是深圳的读者在参与了，全国各地的读者都有信件来，最远的来自兰州，还有来自监狱犯人写来的信，又迫使我继续写作。 这样，又出现了一种有意义的现象，昨天采访到的素材或与读者讨论的话题，几天后就出现在我的作品中，甚至，头一天发生的事，第二天就出现在连载中，这样就给编辑们加大了工作量。比如，王建业是1995年12月28日执行枪决的，这时我的作品还没有连载完，当天的详情，就出现在29日报纸的连载中，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恐怕也少有先例。这一要感谢读者，二要感谢编辑，让我有了一次与读者同步交流的写作经历。 在曼谷街头，我寻找王建业的踪迹 1996年元月6日，我随一个旅游团去泰国，其主要目的不是去旅游而是去采访，同时想了解王建业在泰国被捕的情况。这时，王建业刚被枪决一周。 旅游团到曼谷后，我离团想去找王建业被捕前住的那幢“明灿”公寓。结果大失所望，我查了半天，才得知整个曼谷差不多有几千家“明灿”公寓。因为，“明灿”在泰文中，是“高级”的意思，根本不是公寓的名字。想起在国内有人让我在文章发表时，不要出现“明灿”公寓具体的名字，我不禁哑然失笑。笑完以后，我茫然不知所往，到哪儿去找王建业被捕时住的公寓呢？我不能去警察局查，因为我是以旅游者身份来的，尽管我带着记者证，但泰国不一定买中国记者证的帐。记者的职业让我又想到了报纸，我脑子中一亮：当时王建业在曼谷被捕时，曾是一桩有影响的案件，泰国报纸一定有报道。我问泰国的导游，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是哪一家，导游告诉了我一家报纸的名字。我请导游带我去，导游答应了。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正是大塞车的时候。曼谷的塞车闻名世界，这次让我明明白白地领教了一次，站在马路口，一眼望去看不到车流的尽头，而且一动不动，只叫人头皮发麻。我们坐在出租车里，望着计价表从几十元往几百元上翻，最后竟翻到上千元泰铢（约合人民币四百多元），而车仍然是一动不动。我心急如焚，知道晚了报社要下班了，问导游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导游说，你怕不怕，要不我们坐“飞车”。我一咬牙说，不怕，飞机都不怕还怕坐“飞车”。导游和我下了车，叫了两辆摩托车。这可让我领教了一次什么叫曼谷的“飞车”。由于长时间的塞车，有人需要办急事，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摩托车载客。曼谷的摩托车手，那都是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两位摩托车手都如非洲黑人似的，穿着一件背心，汲着一双拖鞋，脚丫子里是厚厚的黑泥。我们坐上了摩托车，他让我抓着他的肩膀，可他肩膀上满是汗，滑溜溜的。摩托车一发动，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飞车”。曼谷街头塞满了车，要走就得从车缝里钻。我坐的“飞车”，就像好莱坞电影里表演摩托车特技似的，简直是在别人的汽车轮子里钻来钻去。举一个例子，公共汽车到站了，还没有下客，我坐的摩托车，斜着车身竟从汽车和马路牙子中间那窄窄的空间飞过。飞快的车速，使我都难以呼吸。只见身边全是汽车轮子，稍有偏差我就会躺在别人的汽车轮子底下。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完了，最大的遗憾，就是这部报告文学结尾还没有写完呢！我只好用高声的尖叫来释放我的紧张。在泰国首都曼谷的街头，在不见首尾的车流里，回荡着我肆无忌惮的吼叫和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排放的尾气像轻机枪扫射一样的声音。那种随时会被摩托车手送进汽车轮子底下的刺激，那种在人间与地狱门口飞驰的感觉，那种对生死无奈的茫然，至今回荡在心头。 摩托车手终于在下班前，将我们送到了《世界日报》社，当然车资比带有空调的出租车要贵一倍。导游告诉我，在曼谷摩托车比出租车贵，原因是摩托车比出租车快。报社里都是华人，同说中文，一位先生带我去翻旧报纸。这家报社有五层楼，旧报纸不在资料室，而在五楼平台上一问库房里。没有电梯，当天气温摄氏34度，爬到五楼平台已经满身是汗。打开库房，报纸堆得像小山一样，我要一捆一捆地翻下来。翻开报纸我又傻了眼：泰国报纸的时间，不是用公历，而是用佛历。我不知如何换算，就用了一个笨办法，找到一张新报纸，上面是佛历2539年，今年是1996年，王建业是1993年的9月20日在曼谷被捕的，那么佛历应该是2536年。我就在报纸堆中找这一年的报纸，从上翻到下，有2537年的，有2535年的，就是没有2536年的报纸，连泰国报社的先生也感到奇怪。这时，导游告诉我附近还有一家中文报社，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我们立即下楼，导游说，坐车比走还慢，我们还是步行去。我们在曼谷下午下班高峰期的车流中步行，警察忙于疏导车流，根本无法顾及我这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我在异国首都的马路中间，大摇大摆地寻找着最近的点与线。当我有一次蓦然回首时，我看见一轮巨大的落日就悬挂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后面，使人感到芸芸众生都在这个巨大的太阳的注视下。三年前的王建业和三年后的我都不例外。 在第二家报社里我终于找到了当年抓捕王建业的新闻报道，报道上写的名字是“李亚平”，消息不长，简单地介绍了曼谷警方抓捕的经过。我还意外地发现一张新闻照片。照片上的“李亚平”就是王建业。他当时穿的就是后来他回国时穿的那件紫红色短袖T恤衫，既没戴手铐，也没被绑，和青山泉等人坐在一张会议桌后面，周围的一圈全是摄影记者。 我希望人人拥有一个“枕头” 1996年元月8日，我在曼谷参观完泰国的国宝玉佛寺出来，有泰国佛教协会的人上车卖佛像。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老百姓95％信佛。泰国主要信奉五大名佛：四面佛、玉佛、如意佛、招财佛、平安佛。卖的佛像也是这五大佛，主要是金的佛像胸坠。佛教协会的人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向人们解释五大名佛，解释得非常功利，如买了招财佛就可以保佑你发财，买了如意佛保佑你事事如意。同行的有各色人等，小姐们买如意佛的多，老板们买招财佛的多。旅游团里有一位中年人，看不出职业，他的女伴叫他买一尊招财佛，他却伸手拿了一尊平安佛。这事勾起了我的联想，在史燕青被捕前，她曾和王建业一道来泰国旅游，所有来泰国旅游的人都必来这玉佛寺，而且一定会遇上佛教协会卖佛像的。我在想，当时王建业会挑那一尊佛像呢？ 文章在写作中，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这篇作品该如何结尾呢？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作家都会非常重视结尾，何况这篇作品已经有了影响，读者又在关注着。一般来说，这篇作品有两个结尾：一是对王建业的一生来一次总结；一是把王建业的案件提高到社会治乱兴衰的高度进行批判。可是对这两种结尾，我都觉得不满意。总结也好，批判也好，都是告诉读者的，读者自会有自己的思考。我居高临下地来一番说教，是一种非常讨人嫌的作法。 一天，我接到一位不知名的读者的电话，他说他是一位大公司的退休老总，退休后一直睡不好觉，原因就是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行为。他说，他当老总时，全公司只有一辆日本丰田车。而现在公司里仅奔驰车就有四辆。他看不惯，有时甚至后悔当初大权在握时，没有捞一把，因此，睡不好觉，看了许多医生也不见效。读了我的作品，他突然睡得着觉了。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地感谢我。 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这个世界上何止这一位退休老总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人太多了。清贫的人因为清贫睡不着觉，暴富的人因为暴富睡不着觉，当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因此，我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认为，这是人的最大财富。于是，我找到了我的文章的结尾。 作品续篇完稿时，已经是20万字了。 在北京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雷达老师说：“我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两个罪犯的剖析杰出了当代最大的精神课题。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王建业找不到家园，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变时期，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经受着考验，遍尝诱惑之苦后，仍然难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雷达老师说出了我的思索。在研讨会后，不少人都建议我把在泰国采访的详情以及后来收集的资料充实一下，再写一个续篇，深化当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我答应了，于是就又有一个4万字的续篇。 1997年春节凌晨于深圳特区报公寓 灵魂家园的失落者 ——读《没育家园的灵魂》书后 唐达成 在当前纷杂的社会现象中，最为群众所切齿痛恨的，莫过于执掌着一定的权力，不用这个权力为人民谋福社，不为国家强盛创业绩，却是借机大肆贪污腐败、鲸取豪夺。对这种丑恶现象已是千夫所指、人神共债。深圳王建业贪污大案就是轰动全国的一件犯罪大案，报纸上曾有过报道，只是详细情节并不了解。因此，当杨黎光同志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及其续篇发表并出版后，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全书，感慨良多。我觉得这是一部深入剖析贪污腐败分子堕落过程的力作。这在当前反腐反贪的斗争中，既是一篇声讨犯罪分子的檄文，也是力图揭示犯罪分子的犯罪根源及其黑暗灵魂变异状态的心理记录。作品中从社会的、环境的、人际关系的、心理的以及个性特点等方面提出的问题，值得深切关心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的读者深入思考和研究。 杨黎光同志无疑是一位心忧时世、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作家，他为了了解王建业这桩特大贪污案的来龙去脉，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做了尽可能的追踪采访，并将全案错综复杂的面貌，条分缕析地揭示给读者，这不仅有警世醒人之意，而且对于立法者、执法者、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者，都有深刻的启迪作用。我想，在当前贪污腐败之风相当猖獗、权钱交易的丑恶行径顽固膨胀、屡禁不止的时刻，这部力作恰如敲响了黄钟大吕，震撼人心，是十分及时也是十分切合时宜的。对于一切疯狂贪污受贿的贪官污吏们，更有当头棒喝的作用。 贪污腐败现象，史不绝书，这似乎是官僚体制、官僚社会的瘤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翻阅史书，类似王建业的贪赃枉法之徒，触目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凶狠贪婪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上钻天庭，下入底层，无孔不入，不择手段，所作所为只能称之为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随便举几个例子：早在东汉时，有个梁冀，从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做到大将军，大权在握，权钱交易，长期搜刮民脂民膏，聚敛钱财，后被揭露，财产全部查封，所贪之财达到三十多亿钱，相当于全国一年租税的一半；清朝雍正年间的大将军年羹尧，恃功自傲，贪婪无度，为了贿赂尚书隆科多，用金银打了两座峨眉山模型相赠，事败没籍时，仅抄出的现银即达百万两，当时省级官吏的年俸一般为一百五十两，按此计算。仅他家中现银的款项，相当于七千三百三十三名巡抚的年收入；至于乾隆年间的和珅就更惊人了，当被籍没家产时，贪污的财产珍宝金银多到无法计算，据后来梁启超研究分析，他的全部家产有八亿两之巨，比清王朝十年的总收入还多，真所谓“小盗盗物，大盗盗国”。所以早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在描写一个贪官时说：“侵欲崇侈，不可盈厌，乐敛积实，不知纪极。”天下的老百姓则比之为“三凶”，称之为“饕餮”，这个形容非常形象也非常准确，这些贪赃枉法之徒，确实像传说中的怪兽“饕餮’，它们张开血盆大口，几乎什么都要攫取吞食，巨细不遗。 王建业也是如此，大约从1992年开始到1993年6月东窗事发为止，也不过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情妇史燕青狼狈为奸，猖狂索贿受贿，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力，疯狂贪污攫取钱财达到一千多万元，而且化名在香港存款，开了帐号，买了外国护照，早早地为自己准备了出逃的后路。所有这一套，大致和许多贪污腐败分子并没有多少不同，只不过利用的手段、索取钱财、掩藏钱财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其核心无非是一个“贪”字。贪权、贪财、黄色。但是透过他和史燕青作案的手段、方式以及心路历程，又无不烙印着他们独自的个性色彩。在这方面，杨黎光同志以一个作家的眼光，以作家探索人性幽秘的角度，力图探求出他走上犯罪道路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我以为这是作品写得最有深度、最有内涵的部分。读这部分时，更能引起我的兴趣，在挖掘犯罪者的心理状态、个性色彩和情感的表现形式上，也更见力度，是这部报告文学超出其他同类作品的重要特点。王建业此人智商并不低，也有相当的才干，虽然口吃却极有心机。案发后，始终不认罪，拒不作任何交代，抵赖到底，顽抗到底。作者尽了极大的努力一点一滴地从多方面探索，任何心理上的蛛丝蚂迹都不放过，终于为这个黑暗灵魂画出了错综而完整的面貌。细细想来，在权和钱这两个贪欲的魔鬼支配下，这个心机极深，有相当才干的中层干部的性格与内心，已扭曲变异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实际上几乎到了人性泯灭的程度。被捕后他架子不倒，道貌岸然，但毕竟掩盖不住内心黑暗的真相。他装作无辜的、受冤的模样，甚至在最后判决时，他还大喊一声“冤枉”。其实他始终“顽抗”恰恰证明，他作为一个掌管经济大权的干部，非常明白，他所犯下的是无可逃遁的死罪，认帐是死，不认帐也是死，反复掂量的结果是他断然采取了后者，并且为自己精。心编织了一个自以为圆满，足以抵赖的故事，而把自己打扮成故事中无辜的主人公，并死不改口。这种姿态，正说明他对罪行之巨大想透了结果。他的所谓“冤枉”云云，其实不过是他认为与他同类的贪污犯罪分子，或数额甚至更大的罪犯，尚未被发现缉拿归案，而他却碰在枪口上，心理极不平衡状态的暴露而已。他在自己罪案上费尽了百般心机，终于不能不是枉费，大约这也是这类人的一个特征吧。但王建业还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从一开始，他就是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在野心家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权一是钱。他最初是图在“权”的仕途上求取发展，因此在毕业分配工作上，他就竟敢不择手段地写了冒充省委副书记的推荐信，让吉林省财政厅接受安排了他；到深圳闯天下时，他又处处拉拢、联系、帮助人，给不少人留下了好感好印象，为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进一步铺平道路，并为自己在必要做另一选择时，布下人际关系的网络。为什么他从1986年到深圳，直到1992年才张开血盆大口，据作者探索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滴水不漏，群众在他的活动中，有了自己心中的评价，他在单位的“民意测验”中结果并不佳，于是这个野心家敏感地觉得这条向上爬的路是不容易走通了，他毫不犹豫地改弦易辙，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化名、换美金、境外存款、置办护照等等，为自己“下海”做准备，其设计不能说不周密，甚至事发后居然让他逃到泰国隐藏了起来。但这个精明的野心家在与国法的较量中，终于证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他编造的故事再神奇，再天衣无缝，也经不住铁证如山的事实铁槌的击打，终于化为一场泡影。作者历历如绘的刻画，生动地留下了这个当代野心家黑暗灵魂的下场，供人细思细索。唐人魏征有云：“小人不耻不仁，不恩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王建业。史燕青正是如此，王建业的野心及利己所趋，使他在相当程度上心如铁石，父母、姐妹、妻子女儿都不能使他动心，不能激动他流下一滴眼泪，人性邪恶的一面已淹没了他的全部良知与情感，但野心和贪欲这把双刃利剑也最终戮杀了他自己。这既令人触目惊心，也令人毛骨悚然。 老黑格尔曾经向住过未来这样一个境界，他说：“未来世界是一个完美的构造，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在劳动的欢乐中回到那些幸福而无罪的状态之中，每一种职业都是使人从异乡回归家园的一段路途。”王建业之流是永远地失去了回归家园的路途了，但那些仍在步其后尘，还在这条黑暗路上翻滚摸爬的人们，会从王建业的教训中幡然悔悟，从自己勤奋劳动的欢乐中，找到回归灵魂家园的道路么！？ 这是值得人们去思索的。 选自《博览群书》 追寻与迷失 ——读杨黎光报告文学 《没有家园的灵魂》 李炳银 如今，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中不时看到听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贪污受贿案件，人们对此尽管早就愤恨不平，但司空见惯，慢慢地也似乎习以为常了。王建业受贿案起初被揭露出来时，据说是国字号第一大案。 最近，王建业已被判了死刑，但这个案子留给人们的记忆和它本身包容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过时。若不是出于某种醒人警世的责任感；不是有感于此案发生过程中许多社会的、人生的、情感的畸变内容可供“探微”的话，杨黎光也许就不会花费丙年时间去面对“像山一样的28本案卷”，采访追踪许多当事人的足迹，记下几十万字的笔记了。作品打开的绝不仅仅是一桩大案的案卷，还有社会的肌体与人的内心生活世界。 从杨黎光对案件较为简练明晰的叙述过程中，我们感到，这并不是一个作案手段多么隐秘狡猾的案子。王建业尽管也不失为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但他大量的索贿受贿却决不是因为他的精明，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的“外汇额度、进口免税物资、进口免税汽车”的审批权。因为有这样的权力，王建业一下子由因为有“口吃”而自卑的人变成了深圳市政府乃至深圳地面上极不平凡的人了。王建业在深圳，“已经到了上街几乎口袋里可以不需要带钱的地步，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为他结帐”。因为王建业以手中的权力“帮”了别人，别人给王建业“结帐”也似在情理之中。然而，王建业“帮”别人是牺牲国家的利益。他收受别人的“结帐”却肥了自己的私囊。这种不断的相互“帮助”渐渐地改变了王建业的“感觉”，“权力”和“权力创造的金钱”，渐渐地影响并改变了王建业的心理平衡。慢慢地，王建业由一个甘守清贫的政府官员变成了一个疯狂索取金钱的“魔鬼”。他以几十万、几百万的数额公开地向人索贿，受人贿赂。他手中的“权力”变成了神奇的“摇钱树”，说来就有，实在是便当得很。对于王建业这种权钱交易的运作过程，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已叙述得比较明确了，即使是捕捉审判王建业、史燕青过程中的那不少带有极强的戏剧性的故事性情节，也未能掩盖它的明晰程度。 尽管政府对于“权钱交易”的犯罪行为采取明确的打击措施，但这种“交易”仍好像屡禁不绝。总有一些人为权而花钱，为钱去弄权。因为这权钱的获得，多少人马失前蹄。原深圳中信银行行长高森样受贿百万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看守所里，声泪俱下地与人叙述的是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如何地清苦，如今他想回老家去种田。然而，这种悔悟来得太晚了。权、钱，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关键在于是否用权正当，取钱有道。许多人的悲剧，往往是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出问题，开始步入泥淖。 这篇报告文学突出地强调了“权力”和“环境”对王建业的影响，同时，作者又以“探微”的方式，从王建业、史燕青各自。的人生际遇方面对其走上犯罪道路的轨迹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分析。这种分析是人们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王建业、史燕青犯罪过程的重要部分。王建业不满于大学毕业几年了才在老家长春“混了个小科长”的官，于是南下深圳，以求发展；史燕青自小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可早年丧母、婚恋不顺、也不满足于在湖北黄石市卫生学校当个英语教师，也奔到深圳谋生。到了深圳，王建业手中的权正是史燕青谋生要借用的，于是，一来二去，两人越走越近，先是男女之防消解，再是同谋作案。王建业意识到当了处长，似乎仕途到顶之时，又奔经商之道，结果“欲”望大增，一切党纪国法、道德是非的准绳全都被他们置之脑后，剩下的几乎是抢夺一般的聚钱，终于从有所作为的人生走上了“欲壑”难填、鲸吞犯罪的道路。“血统论”已被许多事实所否定。但是，权钱名利对人的诱惑却时时存在着。杨黎光对于王建业、史燕青人生经历的“探微”正可以告诉人们，在权钱名利的诱惑面前，始终把握住自己，当是多么地重要啊！从一桩特大受贿案中，从罪犯的犯罪过程中追寻犯罪的轨迹，探视人生的不正常印迹，这正是犯罪给予人们的启示所在，也是杨黎光这篇报告文学有别于不少同类作品而富有内在意义的地方。 在目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种片面化的倾向。一种是缺乏理性精神的纯客观描述，使大量外在的信息资料取代或掩盖了作家的灵智之光；二是过多的主观性借题发挥，把报告文学变成了作家自己的主观独白，在失去现实性的同时客观性也受到了削弱。杨黎光的这部作品，既是有着分明现实性的要案报告，又是在报告中较好地注入理性思考的现象“探微”，因之，它较好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品性，应当受到人们的看重。在1995年的岁末，王建业以他的罪恶给人以震撼，杨黎光却以对此案的成功报告而让人感一份欣喜。 选自《人民日报》 魅力从何而来 ——对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的艺术探微 何镇邦 杨黎光反映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特大受贿案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发表后，反响相当强烈，全国不少报刊选载或连载。作者又据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而且一续、再续。据作者在他的一篇创作谈上说，此篇作品采访与写作历时二年，而且是在与读者同步交流的过程中进行的。一部报告文学的写作过程如此漫长，读者反响又如此强烈，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看来有必要对这部对一个特大受贿案进行“探微’哟报告文学作品也进行一次艺术上的“探微”。 读完《没有家园的灵魂》后，我也常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是那曲折离奇的追捕王建业的过程吸引着读者吗？有一点。作品的第一章中，把追捕特大受贿犯王建业的过程写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从检察院人员在蛇口史燕青住处突破案件，抓获史燕青的同时也抓住来看望史燕青的王建业写起，接着写在工作点突审王建业，以及黎明时王建业乘看管人员不觉逃脱。从而经历一连串惊险出逃泰国，案件侦破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后来，检察院人员用外松内紧的办法麻痹王建业，并利用他对史燕青的思念之情，进行释放史的谈判搞到王在泰国住处的电话号码，于是，案件审理过程有一个新的突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同泰国警方联系并取得支持后，深圳警方派出特别小组到泰国曼谷追捕王建业。当他们到达曼谷时，恰好是周五傍晚，按泰国法律，每天晚上和节假日不能逮捕罪犯。于是他们只好冒着40度的高温，监视王的住处，不敢离王住的公寓半步，等待周一黎明的到来。读到这里，读者会同追捕王建业的中方和泰方的警察们一样紧张。这样紧张且跌宕起伏的破案追捕过程的描写是有吸引力的，而关于检察官斗智的描写也是有吸引力的。但如果杨黎光仅仅写到这一步，对当前通常读到的’一些写破案的报告文学就没有什么超越。这篇作品也就不可能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那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灵魂。 我以为，《没有家园的灵魂》的艺术震撼力首先来自杨黎光敢于突破公安法制题材文学创作的某些禁区，把写作的重点放在罪犯身上，敢于从正面去描写罪犯，写他们的犯罪过程，并把笔端伸到罪犯的灵魂深处进行“探微”。 公安法制文学创作向来有一不成文的规定，用重要笔墨正面描写和汇歌公安法制人员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的英雄业绩，而不去写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以及他们的犯罪活动。如果写一点，也只是作为正面写公安法制人员必要的陪衬。这无形中成了影响公安法制文学创作水平提高的一个障碍。诚然，正面歌颂公安法制人员是必要的，正确的，但规定不能用主要笔墨写犯罪分子及其犯罪活动，这就成了一种禁令了。要提高公安法制文学的创作水平，必须突破这一禁区，既要努力正面歌颂公安法制人员的业绩，塑造他们的英雄形象，又要敢于用主要的笔墨写犯罪分子以及他们的犯罪活动。当然，这样写，不仅仅是为了暴露，更不是用猎奇的态度陈列罪恶，而是像杨黎光在《没有家园的灵魂》中这样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过程以及他们的心灵进行“探微”，以便让人们从这种“探微”中“感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受到一次灵魂的震撼。 我们看到，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杨黎光是把王建业和史燕青这两个犯罪分子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写，着重写他们走向犯罪的心理历程，写他们人性扭曲的过程，也敢于写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的搏斗。这种对罪犯心灵深处的“探微”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品格。 如果只是写王建业特大受贿案的曲折的侦破过程，那么写完第一章就可以说完全任务了。杨黎光不满足于只写案件的侦破过程和案件的审理结果，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写罪犯走上犯罪的过程，用于对犯罪分子进行内心的“探微”。这部作品的第二章至结尾，以至后来的续篇，都是用来完成这一在作者看来更为重要的写作任务的。杨黎光在进行这种“探微”时曾这样写道：‘“今天我们来剖析王建业这个案件，分析王建业和史燕青的犯罪根源，应是客观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这样才会使人们从王建业案件中感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杨黎光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王建业的官场一路风顺，四处撒网，结交朋友到仕途受挫，准备下海，于是到处伸手及至认识史燕青后，更快地走上犯罪道路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客观的，辩证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作品的第二章第七节追述王建业与史燕青认识的过程，用了这么一个小标题：“王建业在财欲与情感的困惑中与史燕青相识，于是疯狂地走上通往地狱之路”。这个标题概括得很准确。照作者的分析，一方面，王建业的婚姻给他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两次失败的婚姻，使他陷入感情上的深深苦闷和失落。尤其是被称为“女强人”的第二个妻子多次到领导处告状之后，使他的感情上出现“真空地带”，于是史燕青乘虚而入，成了他的“无怨无悔”的感情寄托。而他国史燕青这种感情上畸型的结合，加上他仕途晋升无望，财欲膨胀，于是很快地走上犯罪道路。我以为，作者这个分析和描述是客观的，准确的，也是可信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大胆放开笔写罪犯之间的感情，既写王建业对史燕青的“无悔无怨”的感情寄托，写他出逃泰国蛰居曼谷时对史的思念和多方设法“营救”，写他在狱中给史写的信中表示“感惰的事，我无悔无怨，真情长留，春蚕到死丝方尽”，希望她再为他唱两首歌：《哭砂》和《萍聚》，也写史燕青在审讯中陷入一种沉思状态，多次脱口说出“想王建业”，写她绝食于狱中，后来只有在王建业为她调了一杯牛奶写了劝解的字条后才恢复进食，等等。这些关于王、史之间的感情描写，并没有美化罪犯之虞，反而可以更好地揭示罪犯的内心世界，也有助于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探微”。而续篇中，作者写到粤北韶关监狱采访服刑中的史燕青，表现对罪犯人格的尊重，也敢于写史的感情世界，同样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此外，《没有家园的灵魂》的艺术震撼力还来自它具有相当深刻而又有启迪性的思想。 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决不止于客观生动地描述事件的过程，刻画人物的形象，而应该对它所反映的生活作出独特的评价和进行深入的开掘，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告诫，有所启迪。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不仅生动地描述了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曲折的破案过程和审理结果，以至罪犯改造情况，更重要的是在对罪犯的犯罪过程和犯罪心理进行“探微”中让读者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这就是一种理性的光辉与力量。 杨黎光善于在叙述案件的过程中适时地进行议论，这些议论往往成为一种闪光的东西。例如关于“清贫是金”和作品结尾处“希望人们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能给你最大安全感，使你安然入睡的‘枕头’”的议论，还有第一章第八节在描述破案过程中关于“欲望”的议论，都是相当精彩的，有启迪意义的。关于欲望的议论，相当长，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摘几句来品味一下： 欲望，作为一个人心灵深处的原始动力，它并不是一个魔鬼。……爱情、生活、求知、奉献都是一种欲望。有欲望，才有情感、表现、创造，才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欲望是水，合理地宣泄，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用乳汁哺育着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欲望是兽，闭塞理智地冲动，它就会变成一个危害社会、表现人性丑恶的魔鬼。控制欲望，靠的是文明人的理智和社会制约机制。 这一关于欲望与控制欲望的议论，我以为是相当精彩的，有启迪意义的，因为它既辩证、又有一种总结了不少生活实际的发现。 最后，我还以为，《没有家园的灵魂》之所以有那么强的艺术魅力，还由于它重视艺术细节的描写。作为报告文学作品，一切都要求是真实的，事件、人物，固然要求真实，细节也必须是真实的，这就要求作家在采访过程不能粗枝大叶，而要细心地采集细节，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这些细节，并使之艺术化，这样，作品才能真实动人，才具有艺术的魅力。杨黎光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是精于此道的。他在采访过程中善于捕捉那些生动的细节，在写作过程中又善于使用这些细节。关于王建业在管教人员的启发安排下为史燕青调一杯牛奶劝其停止绝食的细节描写是富于人情味的，也是动人精彩的，而作者在描述约见采访王建业的妻子时，对她的举止、服饰、言行的描写，也是相当细致入微和传神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杨黎光彩访之细心和描写之细微。而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 于北京亚运村 家园和枕头 读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 何西来 前些时候，读了深圳作家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没有家园的灵魂》，觉得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能够给人以丰富的多方面的联想与启示。作品以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的特大受贿案为题材，却不胶着于具体事件来龙去脉的过细交待，而是始终着眼于王建业及其同案犯史燕青的灵魂的解剖，这就比一般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了相当不同的切入点，有所超越，写出了新意。作品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欢迎，应该说事出有因。 杨黎光在作品的副题中特意标出了“探微”二字。“微”字在释义上有细微、微小的意思，作家对人物灵魂的解剖，对有关材料乃至细节的收集，也确实做到了不厌其详，不厌其细。然而，“微”字的汉语释义还有幽微、机微、玄妙、奥秘等意思。杨黎光所探之“微”，显然更多地属于这一方面。他向自己，同时也向读者提出的问题是：王建业和史燕青，并不生来就是罪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从普通人一步步走向犯罪，走向深渊，走向灵魂的地狱？ 曾经是一位有能力的党员干部的王建业，他的腐败和堕落，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更有自身的原因。不少评论家认为，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写得不充分，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缺陷。这当然不能说不是事实，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据作者说，他是有意略去了那些更广阔的外就环境描写和背景分析的，为的是集中笔墨来透视人物的心理，解剖他们的灵魂。这似乎更有道理。因为，既然文学一向被称为人学，那么作家也就只能把他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人及其灵魂上。 灵魂需要家园。没有家园的灵魂，是游魂，是孤魄，失去了安顿自己的地方。杨黎光从他的多少有点诗化的灵魂与家园的表述中，同读者一起审视了王建业和史燕青堕落的内在依据以及内心过程，结论是：他们的灵魂没有了家园。 家园，在这里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特指理想或幻想中充满了幸福、安谐与温馨的所在。一切宗教都为人的灵魂设计了这样的归宿，基督教有天堂，佛教有西方极乐世界，伊斯兰教有天国，道教有三清。这类归宿都可以说是专为灵魂而设的家园，它们作为全世苦难的精神补偿，只存在于彼岸，并为教徒们所笃信。他们只有按照各自的教义行善、苦修，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在俗界，家园其实指的就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人因其在现实生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观念的不同，其所向往的家园会是相当歧异的。 王建业和史燕青似乎都没有皈依过任何宗教，更说不上有多么高尚的信仰，他们只知道无展足地去追求俗世的享乐。以王建业而论，如果他也有过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曾经从追求高位的权力拜物教一变而为金钱拜物教。在他身上，无论是追求权力，还是攫取金钱，都是为了满足其不断膨胀的私欲。他要为自己和史燕青营造一个现世的而非彼岸的爱巢，一个藏娇的金屋。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幸福的家园，案发以前，他一直如痴如狂地追求着，营造着。 按常理，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必须以不危害社会、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原则。如王建业一样，想用巨款贪污受贿的非法方式来缔造他的个人幸福，其结果不仅家园找不到，反而进了地狱，连做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可能了。这还不是悲剧？王建业和史燕青的悲剧还在于，认为金钱可以为自己带来安全感，但不干净的金钱属不义之财，这种不义之财攫取得越多，就越没有安全感。因此深圳沙湾刑场执行王建业死刑的枪声响后，作家忽然想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这个问题。他觉得既非权力，亦非金钱，而是一个能每天送你进入温柔乡，让你想睡就可以安心睡得着的“枕头”。这可真是异想天开；然而又非常非常实在。 我猜想，杨黎光的这个关于枕头的奇想，大约来自我们老祖宗用“高枕无忧”来形容的那种安逸境界。古诗云：“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说的是隐者、遁世者的安逸境界。摆脱了权力和金钱的羁绊，既不争名于朝，也不争利于市，随便拿一块石头就可以做枕头，就可以睡得安心。这当然不错，但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很难做到。 那么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枕头呢？杨黎光一再提出“清贫是金”的价值准则和作人规范。然而，商家讲赚钱，官员望升迁，也是人之常情，盖属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之类。清贫自守，安贫乐道，之所以作为美德，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风范，不断地被有识之士提倡着，就是因为古往今来真正做到的人不多，何况，贫穷也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能够富裕一些，当然好。问题在于取之有道。有道，虽万金不辞；无道，则分文不受。这就对了。我们毕竟要走民富国强的路。 手里有权的人，是应该发扬方志敏在《清贫》里所张扬的那种廉洁自律的品格。这种自律、慎独的精神在今天仍是弥足珍贵的。从这一点来说，杨黎光所念念不忘的那个枕头就在你自己的手里。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还需要有效的监督，特别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的监督。只要保证这种监督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不完备，曾经关过王建业的那间死因牢，就很难空着。而如杨黎光一样的关于家园和枕头的呐喊声，就不会消歇。 灵魂不能没有家园，家园不能没有枕头。难得杨黎光的一片济世之心，我想。 选自《中华合作时报》 防范于未然 ——读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 所想到的 李国文 最近，读到一本饶有兴味的书，题名《没有家园的灵魂》，写的是发生在深圳特区的一件特大经济案件。作者杨黎光，为《深圳特区报》记者，也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从侦破这个案件开始，到最后将案犯押赴刑场枪决，一直锲而不舍地追踪采访。所以，写得生动，全面，深刻，富有文彩。我是不大读报告文学的，但这件震惊全国的大案，先前曾有所耳闻，后来拿到这本书，便手不释卷地读完了。 贪污，腐败，是列入当今中国人十分反感的不良现象之一。多次社会调查，民意测验，都把这种丑恶现象放在首位，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党和政府一贯反腐倡廉，对经济犯罪也是严惩不贷。为什么这种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以至出现像深圳这样的一个千万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读后掩卷，不觉沉吟。 这个原深圳市计划局的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当法庭宣判他死刑的时候，喊出了‘冤枉”二字，恐怕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儿子，一个学经济管理的高材生，一个据说很有能力的干部，走到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地步，自己也心有不甘吧？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有个情妇，是某公司的业务部副经理。近年来，这个叫史燕青的女人，一改往日朴素形象，高消费得令人起疑。于是，检察机关收到了一封只有二十七个字的匿名信，提出了疑点。正是这封检举信，把这两个贪污犯送上了审判台。在查她的住处时，不但发现了王和史的洪都拉斯护照，香港的银行账号，和几十万元现金。就在这个时候，王建业出现，这也一并落网。后在拘留期间逃逸，该犯经云南偷越国境，隐藏在泰国，后被我万发现抓捕归案。 由于这个案件，故事曲折，情节跌宕，该文先在报纸连载时，便轰动鹏城，顿时间，案件的进展，是深圳，也是南中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当然是与杨黎光作为记者，同时又是作家的职业敏感，政治嗅觉，观察能力，写作技巧分不开的。记者着重于事实的描写，作家倾向于人性的开掘。他拥有两者结合的优势，便使这部书成为近年来报告文学抢手的佳作，《十月》和《中华文学选刊》竞相刊载，也算是一时盛况了。 有的作品，令人感动，有的作品，则令人思索。这部《没有家园的灵魂》，给人启发，它肯定能给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机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以警醒的教益，不妨认为是一份为政之道的生动教材。应该怎样识别眼皮子底下那些类似王建业式人物，防止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换，贪赃枉法，聚敛无度的勾当，纯洁我们的政权机构，具有参考价值。虽然贪污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流行病，按说和我们共产党是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在商品社会中，经不起考验的共产党干部，难逃物质诱惑而堕落腐化，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通过这个特大贪污案，值得汲取的教训，也真是太多了。 第一，对于党和人民所赋予的这份权力，交到什么样可靠的人手里，必须是慎之又慎的事。像王建业这种貌似忠谨，心怀叵测，看似干练，天性食酷的人，有他的欺骗性，很容易以韬晦赢得领导之心，以伪善蒙住群众眼睛。因为我们谁也不是神仙，无法预知一个人在握权以后的变化。故而在交给一个人权力以前要考察，这倒是我们组织部门很在意的事情；但在交给权力之后，也不应停止对其政绩的考察，这就常常被忽视和放松了。因为，权力这东西，对于把握不住自己，意志薄弱的人，犹如鱼放在猫的嘴前那样，要他不受诱惑是不可能的，必然由小而大，由浅入深，走上犯罪道路。 第二，对掌握了权力的人，加以严格的制约，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要有监督和约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建业就是一个例子，权力的膨胀，欲望的升腾，财色的诱惑，行贿者的千方百计，使他一步步堕落下去。所以，个人的品质、素养、党性和自制能力，这自然是很重要的。但客观上，必须要有起作用的监察巩构，要有一定的对权力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核查的制度，要有经常性的民主评议干部的措施，要有群众和舆论的公开监督。这样，即使王建业有信手一批几千万美元的权力，但也有严格的制约手续和监督力量。 第三，一个干部长期在同一岗位上担当领导工作，天长日久，有其驾轻就熟的便利，也有因循守旧的可能，有其相对稳定的优势，也有积习成弊的堕性。所以，轮岗就保证了源头活水的常新态势。最近提出来的公务员轮岗制度，不但有现实意义，也是及时的积极之举。王建业从吉林南下深圳，开头是谨慎的，表现也还可以，但在这位置上时间长了，便经营起为自己的地盘。因此，久握权力，必致腐化的说法，虽是不全面的，但也有道理。权力和腐败，并不构成必然的联系，但权力，对意志薄弱的人，确实是种可怕的诱惑。 第四，从这次特大贪污案，起于一封群众的匿名信来看。不明来源的财产，是观察干部是否廉政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反贪污受贿的一个突破口。对于这些握有权力的干部，他们的消费水平，超过其工资十倍、数十倍者，如无正当来源，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诡密。不要把这些苗头，看作生活小节，或视若无睹，或不以为奇，因为是百丈之堤，往往会溃于楼蚁之六。 于是，我不禁想起《资治通鉴》里，唐德宗与宰相陆贽的一段对话：帝曰：“卿清慎大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蚓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轮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己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皇帝劝手下的宰相，收受礼品，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实属荒唐。我们今天某些干部，一掷数万、数十万元地装修房屋，建造小楼；花钱如流水地宾馆包房，餐厅大嚼。甚至像桑拿浴，卡拉OK，也绝非区区工资能负担得起的高消费，他们的上级主管，倒未必劝他的部下“受亦无伤”，但只要没人告发，绝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看不见的。陆蛰说得好，你今天收下鞭和靴子，下一次就该要人家的金子和钞票了。所以，要杜绝贪污现象，加强办案力度，使王建业这样胆敢贪污者伏法，是一个方面。防微杜渐，防范于未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使得那些心怀不轨之徒明白，像陈老总那首诗中所写：“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样，政治生活，社会风气，才能健康地发展。 这部书受到欢迎，在于作家把握住“民心所向”，写出了人民群众对于贪污现象的切齿痛恨。另外，书中政论文笔的犀利锋利，批判语言的尖锐深刻，描写王建业和史燕青的欲望膨胀，堕落变质，陷入犯罪深渊的心理剖析，探微寻踪，入木三分，也是成功的原因。唯一遗憾的，产生王建业式罪犯的温床，那些官僚主义者的嘴脸和行径，要是加以深挖的话，这本书的价值会更完备的。 不过，像这样警醒世人的文学作品，多出现一些，也是作家对于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承诺吧！ 选自《党纪》杂志 别样的探索和开掘 ——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 谢永旺 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探索人的灵魂，我们常见的是辉煌的牺牲者，有大功业者，普通人的精神放射出异彩者。由这样的人开掘和显现的是生活的美，人的美。这种作品，风格多属清新壮丽，富于激情。 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及其续篇，也在探索人的灵魂；不过，却是一个受贿的罪犯，一个终于押上法庭和刑场，用自己的行为葬送自己生命的人。这在当前的创作中并不多见。作品的特色与得失，均与这样的构思有关。 当然有案情的叙述。发现案件，追捕案犯，叙述依时间顺序展开，生动，清晰，有层次，可作者的叙事功力如果局限于此，那就仅仅是新闻性加上若干文学的色彩，一般化了。作者另辟蹊径，对审理判决过程再没有依对序叙述，而以八节、八个题目的“探微”，从不同角度切入事件，同时更注意切入人的心理。作者说：“作为一个作家，更感兴趣的仍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思维万式。”结构上的变化，缘由于此。扣紧人的精神世界探索和展示开去，正是这部作品的新颖和出色之处。 作品中引述了一位老法官的话：“一个当官的只要沾上了一个贪字，无论是贪财还是贪色，就一定会身败名裂。”这话当然有道理，却是一种概括。作者对王建业贪欲的剖析，却像拿着锋利的解剖刀一样游刃而进，现出分明的脉络。其中“心理落差”的描述，无疑是相当精辟的。当王建业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时，他看到他手中的权力（审批外汇额度、进出口指标等等），能马上使人赚到大把的钱。原来权力可以“创造”金钱，这金钱经他手笔一划而落入别人的腰包（甚至一下子“暴富”起来），他自己却依然“囊中羞涩”。他的心不安分了。然而他还有“心理防线”，他要继续升官，得到更多更大的权力。权力对他是一种诱惑，但金钱对他是更现实的诱惑。他的身上开始出现高消费而有人会帐一类“小问题”。一旦他觉得升官无望“心理防线”撤除，他迅速地、无所顾忌地捞钱了，他要为“下海”捞取可观的资本，半年时间竟然索贿受贿上千万元，真让人触目惊心。过去说干部蜕变，有懒、馋、占、贪、变的说法；现在不同了，“权”与“钱”的交易，成为新时期的突出特征。王建业说：“这个世界我算是看透了，无非是把共产党口袋里的钱往自己口袋里掏。”这是一种心理平衡的藉口。他不是看透了，他是看歪了。贪欲使他丧失理性，听不进任何警告。作品中有句话很有哲理性：警钟是敲过的，不过，“睡着的人，敲得醒。装睡的人，难敲醒。” 这是说贪欲。再说情欲。熟悉王建业的人，有的说他“好色”，问题主要出在他身上；有的说史燕青害了他，罪过主要归于史燕青。作者没有简单地把他写成一个好色之徒，而是细致地描写他的感情世界。他同史燕青称得上“情投意合”。在疯狂的敛财上，在不计后果的冒险上，他们沆瀣一气，但不排除他们在私情上的真诚。王建业第一次被抓，是他主动撞在正受检查的史燕青居室的门上，因为他担心她出事。他逃往曼谷又被逮捕押解回国，也是为了寻找营救史燕青的机会。在押审理两年里面，他唯一想念的人是史燕青。临刑，他唯一不放。心的仍是史燕青。显然不只是利害相关，更多的是有关个人之间的情爱——尽管这种情爱如他爱唱的歌曲《萍聚》所表露的，带着虚飘的、浮萍一般无根无土的心理特点。作为对比的，则是他对家人亲属的冷淡，不负责任，甚至不尽人情。有情与无情集于一身，这是一个活的人，一个生动的有其个性血肉的形象。作品写他受审期间，求生欲望表现为拒不认罪的形态，应该说同样抓住了他内心和思维方式的独特一面。 王建业当然不是一个深刻的灵魂，也不可能是一个深刻的灵魂，而且“没有家园”，魂归无所。但作者表现这个受贿犯的精神时，没有回避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既不简单地归结为客观上体制和环境上的弊病，也没有简单地归结于个人品质的邪恶。作者在剖析，在追索，在开掘。风格是严峻的，笔法是精细的。许多描述和议论是淋漓酣畅的。王建业是个典型，作者亦把他当作一个典型人物来塑造。不过，作为报告文学，面对一个完全实在的人物，不能像小说那样借助于想像和虚构，而是严格地遵照生活的实际，有选择，有开掘，有展现，写出这一个人真实的人生。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以至体制改革、监督机制等诸种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就渗透在这个人物及诸种人物关系的叙述之中了。“文学贵在画魂”，报告文学亦如是。 另一个重要人物史燕青，应当说也是一个典型，一个独身闯深圳，由“乡气”到“躁动”，再到贵财敛富，直至败露灭顶的女性人物。这个人物，同样写得成功。她能歌善舞，颇具招人喜欢的“气质”，又有不管不顾的骄横。她浅薄外露，急忙忙驾驶起自家新购的“公爵王”汽车，使受贿隐惰露出端倪，她在受审期间烦躁，痛苦，觉得“对不起”王建业，是真实可信的。同样不能排除她私情上的真挚。固然她同王建业的“爱”浸满了贪婪的毒液，但她的贪财敛富依附于实权人物王建业，这是她的性格特点。宣判大会上，作者继续观察她，捕捉与描写她的眼睛始终“痴痴”地望着王建业，这一笔写出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的人性也没有丧失殆尽。作者称她的人生为“悲剧”，未必是同情她这一个人，而是为这一类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寻求发展、却终于走向悲剧的女性人物惋惜吧。我以为这样的情怀是动人的。 在这部报告文学新作里，作者关注着和剖析着没有家园的“灵魂”，视角独特。但也给自己出了难题，或者说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知情人”（有的实为行贿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访，王建业本人拒不认罪，更逞论说出内心的隐秘。因而，在作品里，他何以至此的内心世界，便留有不少的空白。对他的灵魂，剖析相当深刻，刻画尚未十分真切。文字也还有精练的余地。不过，作为一种可悲又可鄙的人生写照，足以启示和警示世人了。 警钟长鸣 ——读《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 肖晴 反腐倡廉打食业已成为当下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国，廉政风暴也以其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热土上刮起。它既表明贪污腐败已日益成为一个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并严重影响到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显示出我们党和政府对贪污腐败现象实行坚决打击的意志与行动。这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贪”的特大贪污受贿案便是出现在这场廉政风暴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深圳青年作家杨黎光历经2年艰辛的追踪采访，终于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题为《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的长篇报告文学，再度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案件本身的确是触目惊心的。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长王建业利用手中权力，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共收受他人财物一千万元，其数额创中国历史上贪污受贿之最；不仅如此，其案惰的暴露到归案又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本身充满了故事性和传奇性。倘若因省事，杨黎光只需客观上录下本案从案发到结案的全过程肯定也会成为一部好看的作品，时下的许多同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杨黎光却偏偏放弃了这条省时省力的捷径，而给自己设置了一条艰难得多的创作之路。一方面，他通过艰难的查阅卷宗将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破案审讯中的种种艰难曲折忠实地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入的采访，将笔触深入到王建业和另一名同案犯史燕青的灵魂深处，这样就不仅有了事件的完整性，同时又有了人物的鲜活感。 于是，在杨黎光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王建业从一个依靠个人的勤奋工作逐步走向成功尔后又一步步坠入罪恶深渊的灵魂轨迹。但凡一件贪污受贿案的形成，不外乎两方面的成因，一是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一是个人的道德缺乏自律，尤其是当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善时，个人的自律就变得更加重要，王建业特大贪污受贿案的形成不正是这样的结果吗？杨黎光将笔墨重心投向王建业的内心世界而由此向世人敲响的警钟的确是振聋发聩的。法制的健全与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作为人，尤其是身居要职的当权者，你将如何面对手中的权力？你将如何面对物欲的诱惑？你将如何自律……？ （选自《经济日报》） 艰苦采访还要加上积极思考 ——读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 贺绍俊 深圳的王建业特大受贿案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关这个案件的文字自然也不少。但影响最大的、尤其是至今仍留在读者印象中的恐怕就是由杨黎光撰写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了。我想，这就不仅仅在于这一事件的轰动价值，而在于作者杨黎光在写作上的取舍以及对这一事件所作出的思考。 思考，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分量，虽然曾有不少文章谈论过，但似乎都谈得不是那么充分，那么明晰。而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恰恰是在思考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想说的第一点便是，杨黎光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具体实在的思考。 曾有一段时间，报告文学的思想性被强调到特别重要的位置。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也纷纷追求着宏大的思想性。于是宏观鸟瞰式的报告文学风行一时，并几乎成为一种模式。但思想是抽象的，往往要牺牲具体形象的细节。虽然那种宏观的思考一度给报告文学带来思想的震撼力，但也造就了大而不当、空洞无物的流弊。后来，“思想”简直就成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偷懒取巧的防空洞。不必作艰苦的采访调查，不必作认真扎实的研究，就剪辑一些现成的材料，与一些现成的思想拼接在一起，一篇宏观的报告文学就问世了。因此，现在很需要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倡导正确的思考。首先，这种思考应当是从很具体的所报告的内容中培育出来的。杨黎光从一开始接触《没有家园的灵魂》的事件起，就没有满足于这一事件的轰动性和重大性上，而是一直进行苦苦的思考。他的思考伴随着他的采访而延伸，与事件的具体细节紧紧相连。这就决定了他在作品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具体实在的思考。本书的有一章是“探微后的随想：反腐倡廉的艰巨”，你可以说这是作者总结性的思考。作者在这里也联想到当前世界各国的情况，但作者仅仅点到为止，并未去追求所谓宏观的铺排。即使在这章只有两页篇幅的总结性思考里，作者下笔的重点仍在具体的细节。他通过在王建业被枪毙后的再一次采访深圳市看守所的描写，包括提审室里满地的烟头这样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更加感慨反腐倡廉的艰巨性。这种具体实在的思考也许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我还想说的一点则是，这部作品的思考又是一种不画句号的思考。 杨黎光的这一思考特点同样是一个不随潮流赶时髦的特点。现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品在宣布一种思想时，总爱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仿佛在向读者布道。而《没有家园的灵魂》则更多的是在展示作者思考的过程，你一边读作品，一边也就跟著作者对那展开的事件去分析思考。何况作者基本上不急于给自己的思考画上句号，不轻易为思考作一断然的结论，读者便可以沿著作者预设的思考方向，尽情地放开自己的思想。比方说，作品中谈到一个“好人”与“坏人”的话题。显然，王建业的作为已经证明他很坏，但为什么还会在社会上出现这一话题呢，作者对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加以展开，虽然最后未对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断定，但在展开这一话题的过程中，涉及到权钱关系、环境关系、社会风气等各种复杂的原因，读者也许会从中得出更为丰厚的结论。因此，我称这是一部足以令人掩卷深思的报告文学作品。 选自《新闻出版报》 走在灵魂的边缘 燕子 杨黎光在叙述他来深圳前夕一夜的故事时，似乎坠入了一种缅怀。 那是一个哈气成冰的大雪天。在一间借用外单位的电脑室里，杨黎光在赶写《大混沌》的最后一章，取暖炉灭了，只有一盆用来湿润空气的凉水还淡淡地氤氲着一丝雾气。他孤零零地坐在水盆前，试图享受一下那最后一点温暖。夜色与魔影聚集在窗扉，悄悄窥视着他。杨黎光的内。心开始产生某种奇特的感觉，他感到他的体内有什么在融化，慢慢地他失去了对外部冰冷世界的感知，他的心另开了一扇与人类灵魂相联系的血肉之门。他奋笔疾书，当他在电脑上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偶一回眸，那盆与他相伴一夜的水已结成了一块结实的冰蛇。 天色已微熹。马上，他就要收拾行装奔赴深圳了。 很难说是命运选择了他，还是他选择命运。 杨黎光在大学时学的是中文，毕业后却教哲学史；考进大学原本是为了写剧本，日后却去参与创办《法制文学选刊》。“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当人们都在赶潮“闯深圳”之际，他却埋头写不再时髦的长篇小说。1992年才来深圳，虽然姗姗来迟，但无疑，深圳是他一个正确的选择。 深圳很喧嚣，喧嚣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深圳充满诱惑，诱惑像一块吊在嘴边的骨头，一时够不着又忍不住蹦跳着去追逐。也许杨黎光真是个做大事的人，他居然做到了“五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看球、不做嗜好的奴隶。 一个作家在冥思苦想时手指中间不夹着一根袅袅冒着青烟的香烟，形象似乎不太逼真；一个记者云游四方，接触三教九流，能在各种宴席上不抿一口酒，似乎很难有太大的出息；不打牌也不难做到，可一个曾经是超级球迷居然能忍着不看球，用一连串道德的樊篱来封锁自己，我想那毅力已几近圣人了。 杨黎光说其实他刚来深圳时，也一度好像淹没了自我，就如同一枚种子落在酒杯里，很容易很自然就会让酒泡得发醇发酸。杨黎光在最初的晕眩中很快便清醒了。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很有理性很有目的的。 先是在《深圳法制报》编辑文艺副刊，读者不知不觉发现全新的栏目和面貌；接着创办《深圳法制报·星期天版》，以大篇幅报道热点焦点引人注目；其后，调到《深圳特区报》社工作，便有了一系列获奖的“好新闻”。 在接触杨黎光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激情而理智，超然而又入世。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透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言行不假思索不需粉饰便直袒自己的心灵。他是个热血动物，这很可爱也很可亲。 这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中有和谐，和谐中有乱，世界本来就是这副样子的。 乱世出英雄，也出枭雄。现在人们提起杨黎光必提起王建业，莫非他们是孪生兄弟？ 一个英雄，一个枭雄。 英雄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扛炸药包冲锋陷阵的人。英雄可以是很平凡的，但英雄必定是有责任感的，有彰善抑恶的激情的，有舍身取义的豪气的，就像杨黎光。他为了撰写反犯罪文章，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打入了犯罪分子内部。 枭雄不仅仅是那种贩毒、烧杀掳掠，恶行昭彰的强盗。枭雄亦可以是很平凡的，平凡得你在人群中根本无法将他辨认出来，就像王建业。”但他提取财富的欲望和心狠手辣并不亚于那些犹如在额头上戳了记号一样的强盗。 换一种时态，也许杨黎光和王建业永不遭遇。但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除子王建业本人，最了解王建业的莫过于杨黎光了。 凡是读过《没有家园的灵魂》一书的人，都可能会有这种结论。 作为一部灵魂由平凡到堕落终至毁灭的历史，《没有家园的灵魂》同时也成为一部命运的启示录。这本书的深刻在于它不仅仅揭示了一种丑恶或者悲伤，它已经超越了感觉。文学是一本闪光的生活之书，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让读者身心震撼。这种效果也许连诗歌、哲学、科学或别的什么书都不易达到，《没有家园的灵魂》达到了。它引发了被物欲洞穿或即将洞多或没有被洞穿的人们的颤栗与思索。有一位也被视为“理想主义者”的“老总”坦言“我的心里就有一个王建业”，另一名“老总”也说“我差一点就成了王建业”。所幸的是，有了王建业第一，谁想做第二都不得不认真敲着脑袋想一想。一个王建业的消亡，也许拯救了许多接近失落灵魂边缘的人。 杨黎光告诉我，在写《没有家园的灵魂》的时候，他的灵魂也一直在搏斗。他不停地想一个良知的记者应该对人民、对社会说些什么。他从中感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前进和搏斗中的灵魂是最痛苦和最富有的，他的灵魂在探究另一个灵魂。科学的和真正艺术的作品所带来的真正伟大的发现是人的全部意识智力合作的结果：本能、直觉、理性和智力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意识去把握完整的真实、完整的想像和完整的有声启示。王建业和史燕青的故事已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暴炒得火热，但杨黎光却自信自己能做得最好。他的确做到了，他完成了案件——人——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的三级跳，使作品跃上一个高度。 《深圳特区报》的首载，《北京晚报》、《羊城晚报》等全国近30家报纸的连载，大型文学刊物《中华文学选刊》和《十月》的发表，北京《没有家园的灵魂》作品研讨会上的中肯评价和褒扬，使杨黎光的名字家喻户晓。 于是便有人说，杨黎光靠着一部《没有家园的灵魂》“发”了。无疑这有点不大公平。杨黎光写王建业自然沾了一点题材的光，但如果没有付出超常的劳动，如果没有自身的修养，如果没有客观、辩证、严肃的创作态度，《没有家园的灵魂》决不可能成功。而且，杨黎光的作品当然不仅仅是一部《没有家园的灵魂》，在此之前有引起文坛注目的长篇小说《走出迷津》和《大混炖》，《大混沌》已于1996年8月被美国纽约BROOKIYN公立图书馆收藏。在此之后有《美丽的泡影——一个“经济畸人”的悲剧》（《深圳特区报》连载，《当代》1996年第4期发表）。接着又有1997年5月在深圳轰动一时的长篇报告文学《伤心百合——一个好男人的故事》。还有数百万字的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事实上，杨黎光是个勤奋的记者和作家，他的“发”并非偶然的。 1996年春，深圳曾有过一场关于“大师”和“文化沙漠”的论争。深圳的文化一直被人无情地形容为“沙漠”。沙漠不长绿草，但博大、荒凉、神秘。深圳曾根冲动地发出“要引进大师”的豪言壮语。其实深圳不缺文化人，不乏作家，但深圳总慨叹出不了自己的大师。 我希望会有例外，会有惊喜。杨黎光自然不会因为一部《没有家园的灵魂》就即刻成为“大师”，但至少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深圳的文学并不那么令人绝望。许多很纯粹的文化人来到深圳，都抱着天真的幻想渴望能够影响社会，却又力不从心。于是便很清高很有正义感地大骂深圳，自认为与深圳格格不入。他们的感觉一直游离于深圳之外。杨黎光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不把自己悬浮起来悲哀地呻吟生活在别处而是真正地深入进去探索这个城市内在的东西。历史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每前进一步都会毫不留情地筛落许多细小的生命，只有能把持住自己，把梦想牢牢地种植在现实的土壤上，才会有幸留在筛子上面。 在金钱的欲望和大儒的幸福成为普罗大众的快乐追求，在理想信仰艺术和良知不再是许多中国作家心灵的依仗的时代，寻找和构筑我们的精神家园便成为一种呼唤和期盼。杨黎光说他一生都在寻找那能令灵魂安慰的精神家园。在《没有家园的灵魂》的结尾，杨黎光写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一个每天能送你入梦的枕头。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不是每个人想睡时就可以睡得着的。 杨黎光，在甜甜地睡醒一觉后，你又会拿出什么新的东西再让我们惊喜一下？ 选自《青年文艺家》 欲望的膨胀与灵魂的失落 ——《没有家园的灵魂》北京研讨会纪要 8月6日，连续多天沉闷阴雨天气过去，太阳忽地大放光彩，照得雨后京城满眼亮亮堂堂。中华文学基金会文采阁内气氛热烈，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深圳特区报》、《中华文学选刊》、《十月》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作品研讨会在这里召开，首都著名作家、评论家及备大报记者5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者就作品敏锐抓住这一重大题材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作品艺术表现形式畅所欲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唐达成（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评论家）： 看了这部作品，思索良久。当前人们对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最切齿痛恨的是什么？是一些干部掌握了一定权力，不为人民谋福利，专为满足一已私欲的腐败现象。这部作品感时而动，有为而发，深入剖析腐败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分析腐败者的心理，不仅有警世告诫作用，而且对于立法部门、执法部门、掌管经济权力的有关部门都有借鉴作用。 贪污腐败是个痼疾，历史上不乏其书，可以用“触目惊心、令人发指”8个字来概括，春秋时就把这一类人比为“饕餮”，是再形象生动不过的了。王建业和史燕青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贪污受贿那样多的钱财，不得不令人深思。作家以深入的采访，敏锐的感受能力，探索挖掘罪犯的犯罪心理，这是这部作品超出于其它报告文学作品之处。王建业非常明白自己所作所为是不可逃避的死罪，并且处心积虑编造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谎言，他是把事情想透了以后才采取一种顽抗态度的，这着实使人可怕；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家，最初想在官位上发展，当一感到向上爬的路不那么顺利时，遂疯狂地攫取钱财。这样的一个人生行为轨迹，为一些已经做、或正在做、或跃跃欲试将要做的大大小小的“王建业”们，活画出了一幅肖像。当然，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罗网，是一颗永远失去家园的灵魂……我们的党固不讳言自身肌体内的毒瘤，但也有充分的信心铲除它。我送作者几句话：“独立思考，巨大勇气，相当胆略。”诚不容易，这部作品已可显见功力。 李国文（著名作家）： 关于王建业和史燕青这两个人的故事，我在深圳听到数个版本，这部公开出版发表的作品，应该是最权威的吧。我特别赞赏这部作品的议论部分，有警示意义，甚至这议论的吸引力超过了事件本身。 何镇邦（鲁迅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这部作品引人关注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更是它的写法。有意思的是在“探微”二字上做文章。把人的心路历程分析得相当客观，对于王、史两个人的感情，把握得也并不失分寸，让人觉得这是一部真实的“心史”记录，不仅有声有色地描写事件，而且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从侧面写出人的复杂性，这该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案件——人——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如此三级跳，使作品达到了应有的高度，作为朋友，我应该向作者表示祝贺。 谢永旺（《文艺报》编审、评论家）： 贪欲、情欲、求生欲，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很明显地感受出王。史二人命运的轨迹——欲壑难填，明知东窗事发国法难容，但只能一直走下去。王建业的死不认账，可看作是他求生欲的特殊表现。从这点来说，作者既把王、史二人当作罪犯写，又把他们放在“人”的位置上来审视，因而更具有它的普遍意义，尤其对于史燕青的描述，让人感慨。 作品不足之处我想用这么两句话来概括：剖析相当深刻，刻画似嫌薄弱。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 我以为这部作品通过对两个罪犯犯罪历程的剖析，提出了我们当代最大的精神课题。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王建业找不到家园，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变时期，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经受着考验，遍尝诱惑之苦，都难以找到自己的家园。好人与坏人，罪与非罪，仅是一步之遥，王建业和史燕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普通人。这种欲望潜藏在很多人的内心之间，只不过没有那个条件使之实现罢了。他们是普通人，这更值得人们警醒，要知道，欲望的膨胀，精神的贫乏，极端的自私，游荡在世间失落了家园的灵魂，不是一个两个。一段时间以来开展的共建精神家园活动，并非心血来潮，自有它时代的必然性。 作品冷静客观，却又不乏激情，这应该归结于对王建业和史燕青不是绝对化的思维，不是先确立本质后找材料，而是先存在后本质的写法，避免了一般报告文学作品的简单操作程序，应该说给人的回味是绵长的。 张胜友（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作家）： 我想简单讲四点，一、反腐肃贪是世界性的问题，它的艰巨性我们从这部作品中也可见一斑。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种东西只能是必然发生，不断发生，可以以“随形物”称之。三、在目前我们的许多机制还要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报告文学作家表现这一类题材，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部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案情本身扑朔迷离，破案又很精彩，分析也颇透彻中肯，难能可贵。四、要说作品还有不足的话，就是没有把这一事件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扫视。经济要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工程：民主进程、法制进程、权力制度的完善进程等等，在这部作品中似没有看到更深入的触及。 吴泰昌（《文艺报》副主编、评论家）：我去年到过几次深圳，对这一案件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传言，联系作品来看，感受尤深。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待这一案件，王建业只不过是目前走上审判台的最大贪污犯而已，史燕青所要求的“公正”，恐怕不是指法律对自己，而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吧。到处是诱发性的土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模式本身就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要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这一顽症，尚须艰苦的努力。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助理、评论家）： “报告文学”，顾名思义，有“报告”和“文学”两部分在内，这部作品以记者的眼光掌握材料，描摹事件，更主要的还是以作家的眼光来审视筛选，因而正像大家所说，文学性为主，定位在“探微”上，是这部作品的特色之处。从文人的角度，从常人的角度来写，对于细节过程，感情纠葛，非常真实地以常情常性对待，使这部作品达到了客观性、细腻性、可信性。王建业和史燕青并非简单的合谋贪污关系，可以说他的人性并未完全泯灭，两人之间还有一种真挚的东西，以此而言，说这部作品还闪烁着一道人道主义的光辉，也不为过吧？ 我们一直在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处以上领导干部，更应该在这一点上加强自身修养——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是如何很容易地造成了人的异化。除了按照国家发展常规作出诸多建设以外，建立一种舆论制衡和心理平衡机制也是刻不容缓，当前我们非常需要这样针砭时弊的作品，我是这样认为的。 李炳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评论家）： 看到王建业，我自然想到了于连这个人物。王建业出娘胎时并非一个个恶人，他一开始是想走到他所向往的一部分人中去，来到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的顶层，一旦这样的欲望或曰野心落空，则以捞钱为主，从另一个方面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和价值。他和社会作战，他专注个人奋斗。可以说，这是生活在底层人们在欲望中挣扎而没有实现的一种悲剧，作品正是这样带着冷静的思考，把问题提到了理性的高度，做到了事实（包括犯罪）、灵魂、本质三个方面的真实再现。 这些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报告文学领域，说实在话，近几年报告文学单位和面积产量很高，但好的、高质量的作品不得多见，直面人生、振聋发聩之作更是难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作品对近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刺激，我希望这样的刺激越多越好，以使我们的报告文学再振雄风。 丁临一（《昆仑》杂志副主编、评论家）： 作品写法上是大题小作，这是一种追求。我想作者是找到了一个切入口，能够淋漓尽致地将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出来，将自己凝重的思想批判力量发挥出来，以感染读者。现在事情最可怕的就是漠然，当此之际，我为有这样一位作家的努力感到欣慰和兴奋。对于社会分配的调节，一靠法律，二靠道德，文学作品的功用，只能在道德的建树上摇旗呐喊。使人痛切感受到的是如今道德水准的下降，尤其是某些干部，他们的道德水平已在一般的道德水平之下。就像王建业这样一个人，手中一旦掌握了权力，便可随时拾起“和尚能动得，我怎动不得？”这样的阿Q哲学作为理论依据，大肆贪污受贿，其犯罪行为是建立在道德沦丧基础上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移位倾向，并不仅仅是王建业一个人吧？这尤其让人忧愤。 张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评论家）： 在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时常联想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大墙下的红玉兰》是革命者最初造就了监狱，又进了监狱。这部作品是犯罪分子进监狱。对此，人们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适应能力。 社会变形，经济变形，权势变形，灵魂的失落，这些被现在的文学一直在关注着，表现着，我一读这部作品，很显然地感受到作者是个思考型的作家，作者是发现了灵魂。我有理由相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探微”将会一直受到欢迎。希望作者今后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来。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评论家）： 我是从四个方面来体会这部作品的。一、作者的本意是剖析工、史这两个人的灵魂，把家园与灵魂联系起来。作为整个人类来说，都在寻求家园，因为灵魂需要一个安歇之处。王建业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家园，只是走入邪道，把性命都搭上了。王、史之情是真的，而且两个人都有一点牺牲精神，检察人员正是精明地抓住了这一点。抓王建业的突破口不是以他的恶，而是以他仅存的一点善——看到这里，很有点悲剧色彩。二、权力的自律和制衡，这是一个极大的课题，放在全社会面前以待解决。光靠灵魂的自律，提倡“慎独”，毕竟是有限的。三、清贫是金。要理解这一点，不知如何的难。人类的欲望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安逸，不可否认，有时可以金钱来撬开幸福之门。连马克思也说“恶的动力”，我们还讳言什么呢？只是如何来制约才为关键。四、王建业在公审大会上，法官宣判的间歇呼喊的一句“冤枉！”，有一定的真实性。 几家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张楔、周明、何启治、邹海岗等也在会上对该作的得与失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作者杨黎光最后发言，在感谢与会者热忱发言的同时，介绍了自己对王建业一案的采访甘苦，畅谈了创作体会。（人文根据发言整理） 选自《深圳特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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