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27个字。一封举报信引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受贿案…… 三十多万元现金，四张国际通用信用金卡，两本洪都拉斯护照，二十多万元港币消费帐单。公寓里住着一个“百万富姐”…… 午夜，电话铃声不断。当检察院的搜查就要结束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接着，闯进一个不速之客…… 黎明来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王建业像一滴水一样挥发得无影无踪…… 一个没有四季的国度，蛰伏不了一个孤寂的灵魂；88天后又踏上这块故土，王建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试图沿着一条人生的轨迹去寻找一个灵魂，他严严地藏在云山雾海之后。相互矛盾的形象，使人们看不清其真面目。 28本小山一样的案卷，近两年艰辛不倦的采访，走访了几十个知情人，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每一个人都向我勾勒出他那多棱镜似人格的一面，每一个人都难看清他云遮雾罩后的灵魂。 人，一生的跋涉，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灵魂的家园”。这个“家园”，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你的价值体现和你的人生最终坐标。 王建业，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从一个普通家庭走出，战胜“口吃”的自卑，“老三届”知青，上过山，下过乡，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6年南下深圳，后提拔为处长，又是局级干部候选人，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伴随着一个成功；他曾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个国家的护照，境外有着三个银行帐户，帐户里有着数百万美元，但他是一个没有归宿、没有“最后家园的灵魂”。 “探微”并非去猎奇。本文我将许多生活奇闻都略去，为的是拂去混沌，去剖析一个人的欲望伸张，一个灵魂的千重万复。我不做雕琢不去描绘，只求细致地把王建业特大受贿案的前前后后，把自己在采访中的真实感受，把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原原本本地展现给大家，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思考。 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27个字。一封 举报信引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受贿案…… 1993年6月的一天早上，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冯百友刚走进办公室，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是检察长熊秉权的声音：“老冯，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 几分钟后，冯百友走进检察长的办公室，坐在藤椅上。熊秉权递过来一封举报信，薄薄的一张信纸上只有寥寥27个字：“蛇口石化公司史燕青勾结计划局的人利用批外汇额度从中受贿。”举报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具体受贿细节和受贿数目。在众多的举报信中，这封信太容易让人忽视了。冯百友从举报信上抬起头来，望着熊秉权，二人都从中掂出非同一般的分量。 立即，侦查一处的正副处长被紧急召到检察长办公室，接着又匆匆离去。 于是，一桩受贿贪污千万元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的侦破，就从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早晨，一封难以引人注意的举报信，一间简陋的检察长办公室开始了…… 早在一个月前，熊秉权和冯百友曾找侦查一处的正副处长谈过一次话，谈话的背景：是在中央提出反贪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四个重点部门”之后；谈话的内容：是社会上反映，作为“四个重点部门”之一的经济管理部门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有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谈话的结果：是派人先去“摸一摸情况”。 不久，检察人员在不动声色不惊不扰之中“摸”清楚了社会反映计划局财贸处“热点”问题的背景，并向检察长作了汇报（请读者耐心认真阅读以下文字，也许它枯燥无味，但对理解本案的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上反映计划局财贸处的“热点”主要有三方面：一、外汇额度的审批。在外汇汇率没有并轨之前，有国家牌价、市场调剂价、市面（黑市）价三部分，其中存在很大差价。以1993年5月为例：当时1美元兑人民币国家牌价约5.8元，市场调剂价约8.9元（一段时间市场有价无市），市面（黑市）价达10.3元（最高曾到10.8元）。中央每年给深圳市一部分国家牌价外汇额度，这部分外汇额度指标，市政府规定重点扶持：高新科技项目、重点工程、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区属企业等，其分配计划由计划局财贸处负责。二、进口免税物资的审批。国家给深圳一部分进口物资兔税优惠，其中包括：成品油、钢材、胶合板、水泥、棕桐油等。其审批权也在计划局财贸处。1993年拿到一吨钢材的免税指标就可赚200元左右人民币。三、进口免税汽车的审批、更新，走私罚没车的分配也由计划局财贸处负责。换句话说，计划局财贸处管理的这些“额度”、“指标”，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价，因此，“额度”、“指标”都可变钱，谁拿到了这些“额度”、“指标”，谁就能稳坐家中不动赚大钱。 “摸”来的这些情况说明社会反映并非“空穴来风”，但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也不能轻易断定就一定有人搞“权钱交易”。 熊秉权检察长曾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有一种入木三分的敏锐。他说：“检察机关抓反贪要站在国贸大厦53层高楼上扫描，从貌似平静的水面上，看到水下的大鳄鱼而主动出击。社会上有人反映，国家给特区的优惠政策有些落到一些企业承包人个人口袋里了，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搞权钱交易？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也是中央要求我们打击的重点。”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个月后这封举报信为什么会引起两位检察长如此的重视。 冯百友与侦查一处的正副处长认真地分析研究了这封举报信。举报信虽然只有27个字，没有具体受贿情节和受贿数目，但信中指出的利用“外汇额度”受贿，正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摸”情况中的重点，这个“外汇额度”的审批过程，存在着受贿的条件。可是，举报信虽然提到“勾结计划局的人”，但此人是谁，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提供一点查找的线索。举报的具体对象乃是蛇口石化公司的史燕青。史燕青是个什么样的人？ 研究最后决定，侦查工作从史燕青开始……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工作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经过几天多侧面的调查，很快弄清楚：史燕青，女，1962年出生，湖北黄石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未婚。现任蛇口石化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史燕青并无特殊复杂的背景，却神通广大，能弄到紧缺的“外汇额度”和“免税指标”。 这时得到一个重要情况：史燕青最近为蛇口石化公司弄到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向公司索要了452万元人民币的“差价”。检察人员弄到了这笔款的转帐凭证，并且查明这笔款已分四次全部转入了某城市信用社，又被史燕青全部提走现金。 这样大的一笔巨款目前下落不明？ 史燕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通过什么关系弄到这么大数额的“外汇额度”？ 取走巨额现金是否用于行贿？ 行贿给谁？！ 侦查人员仿佛看见了水下的“大鳄鱼”。要抓住这条“大鳄鱼’必须从史燕青突破。于是，检察院果断决定：立即立案，秘密传唤史燕青，并搜查其居所。 三十多万元现金，四张国际通用信用 金卡，两本洪都拉斯护照，二十多万元港 币消费帐单。公寓里住着一个“百万富姐” 当决定秘密传唤史燕青时，侦查一处迅速调集人手，调查清楚了史燕青一人独住蛇口文竹园二栋703室，并弄到了史燕青办公室、居所的电话号码和传呼机号码。 就在准备采取行动之前，突然找不到史燕青了，她多日未到公司上班，也未回居所居住。 难道是走漏了风声？！ 冯百友把正副处长找到一起，认真分析了前一段工作，查找漏洞。分析的结果认为没有走漏风声的漏洞，于是决定严格保密，继续秘密查找史燕青的行踪。 派人伪装成“生意人”到史燕青的公司找，公司说，史燕青可能回老家了。了解到史燕青有一个弟弟在深圳工作，便派人装成“湖北老乡”打电话去问，史燕青的弟弟说，“我都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打电话到她的居所，每一次电话铃响很久，就是没人接。用不同的电话，传呼史燕青的BP机，始终没回音。 史燕青失踪了！ 这是1993年的6月下旬，酷暑骄阳灼烤着大家焦急的心。办案人员通过各种办法，耐心地寻找史燕青，但是史燕青像那烈日下的水滴一样蒸发了。 6月28日的下午，主办该案件的检察官天明在下班的途中，又想起多日来一直没有史燕青的音信，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又用连日来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史燕青BP机号码再试着传呼一次史燕青。突然，史燕青复机了。情急之中，天明为了不惊动史燕青，自己装成“湖北老乡”，说从家乡来，并说家乡有人带了一封信要给史燕青。史说过两天再联系。 史燕青终于露面了！ 后来才知道史燕青这段时间和自己的情人去泰国旅游了，接到天明传呼的这天刚从泰国回来。但此时仍确定不了史燕青是否在深圳，BP机在广州、惠州、东芜都是可以复机的。天明又往史燕青的居所打电话，以确定史是否在家。电话没人接。一连三天，办案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史燕青的下落，但史燕青是只闻其声，不见其露面，就是始终找不到她的影子。 又过了两天，1993年的7月1日，上午9点，天明往史燕青的居所打电话。响了好长时间，仍是没人接、就在天明失望地准备放下电话时，突然有人接电话了，正是史燕青！原来，生活一向无规律的史燕青可以几天不睡，也可以一睡几天，这天尽管已是上午9点多，史燕青还在睡觉。后来听见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就懒懒地接了。 天明向检察长汇报后，决定当晚行动！ 1993年7月1日晚上9点，侦查一处的几位处长带着办案组的同志准时出发。事前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勘查了地形环境，了解了附近交通，甚至连大楼有没有防盗门都事前查清楚了，并联系了地段民警配合。所以大家熟门熟路地很快就到达了蛇口文竹园二栋楼下。 可是，当大家正准备行动时，发现史燕青的房间漆黑一团，不知道她在不在家。打电话上去试探，电话铃响了很久就是没人接。史燕青又不在家！ 这天下着雨，雨水一阵紧似一阵地往下酒，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蹭。夜深以后，楼前已少见人影，大家只好隐避进汽车里等。办案人员在这几个小时里只是重复着两个机械性的动作：低头看表，抬头看史燕青的窗户。 史燕青的窗户仍是漆黑一团。 约到午夜一点钟左右，史燕青的居所灯亮了。这时大家的心情差不多像平时停电很久，突然来电一样地惊喜，恨不得发出一阵欢呼。 为了证实史燕青是否回家，又往史的居所打了一个电话。这次电话铃响几声就有人接了，“喂，……”正是史燕青的声音，办案人员支吾了一下，就把电话放了。 行动开始了，地段民警带路上楼…… 史燕青住在7楼，由于是深夜，大家都尽量放轻脚步，一口气爬上7楼还不敢喘粗气，怕惊动了左邻右舍，也怕惊动了史燕青。 703室灯是亮的，侧耳到门上听听，只听见里面有一个女人在接电话。 地段民警敲门，里面女人问：“谁呀？”地段民警回答：“查户口的。” 开门的时候，史燕青刚淋浴完，穿了一件睡衣拿着一个电话子机正给其弟打电话。她边与其弟弟逼着话，边打开了房门。见是地段民警，就从电话里对其弟弟说：“查户口的来了，过一会儿再给你打。”说完收了线。 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史燕青并不漂亮。当时刚从泰国旅游回来，显得又黑又瘦又憔悴，脸型窄长，颧骨突出，身材瘦削，像一个没有发育好的女孩。再加上刚淋浴完，没有化妆，大家还以为是史燕青家的保姆呢。 “请问你是史燕青吗？”办案人员问。 史燕青回答：“我就是。你们有什么事？” 在证实是史燕青后，办案人员拿出《传唤证》和《搜查证》，说：“我们是深圳市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和搜查。” 史燕青强作镇静地在《传唤证》和《搜查证》上签了字。 史燕青的居所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单身公寓，并不显特别奢侈，甚至没有装修，但冰箱、彩电、空调、音响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搜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先的发现是从史燕青的卧室里搜出一些避孕套，又从洗手间、橱柜里搜出一些男人的用品。 办案人员在卧室里发现有一大一小两个密码箱，小的较沉，大的很轻，都锁着。办案人员将两个密码箱拎到客厅，让史燕青打开，史犹豫了一下上前打开了小箱。哗！整整一箱钱，一扎一扎的全是崭新的百元大钞，点一点，一共有30多万兀。 办案人员又让史打开大的箱子，史燕青说：“是空的。” 检察员天明说：“空的也请你打开。” 史燕青沉默了一会儿说：“密码忘了。” 经验丰富的天明，认定箱子中有问题。他说：“史燕青，箱子是肯定要打开的，是你开还是我们开，由你决定。打开一个箱子是难不住我们的，希望你能跟检察机关很好地配合。” 史燕青在沉默。室内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地沉重。办案人员望着史燕青，史燕青抱着胳膊低着头。一种无声的较量在进行着。终于，史燕青走上前蹲下来，一下一下拨着密码。小小的密码轮转得特别地沉重。史燕青的失常使办案人员坚信不疑地认为箱子里一定有十分重要的“东西”。 几分钟后，史燕青终于把箱子打开了。 办案人员伸头一看：箱子确实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史燕青又想把箱子盖上，天明伸手拦住了。他看见箱盖上有一个夹层。天明走上前，往皮箱的夹层里伸手一摸…… 这一摸，摸出了震惊中国的特大受贿案！ 这个箱盖的夹层里简直是个“潘多拉魔盒”，办案人员从中摸出的一件一件东西叫人惊叹不已！ 首先摸出来的是：四张国际通用的信用金卡：两张“VISA”信用金卡和两张“MASTER”信用金卡。这二种信用卡，在国际上信用度都很高，可以在世界各国通行无阻。据说在香港办一张这样的个人信用金卡，你的银行个人帐户上至少要有几十万美元的存款。 与信用金卡缠在一起的是一些信用卡消费帐单，翻一翻大部分是在香港消费的。有住宾馆的，去高级酒楼吃饭的，买首饰的，还有在离史燕青的家不远的深圳蛇口五星级酒店南海酒店的住房费，一张一张厚厚一沓，粗略算一算共计有20多万港币。 摸出五本银行存折，户主都是史燕青，共计有732017.73元人民币（后又查出，史燕青还有无存折存款1682156.96元）。 在箱盖的夹层里，还有一个小记事本。记事本的背后记有三组数字（后来查清是香港某银行一个户头下的三个帐号，一个是活期、一个是定期、一个是储蓄）。 还有一些项链、手链、戒指等首饰。 箱盖里还有一叠一个名叫余芬的与一个名叫李亚平的结婚资料。 还有两本护照，打开一看是洪都拉斯的护照。一本贴着史燕青的照片，姓名栏却填着：余芬（英文名：FEN SUZAN YU）。另一本是一个约40岁左右的男人，叫李亚平（英文名：YA PING JOHN LI）。护照上盖满了出入洪都拉斯、美国、荷兰、瑞士、泰国等国的签证章，而且是两人同时进出。还有多次出入香港的签证章。 望着这个男人的照片，天明仔细地辨认着。 午夜，电话铃声不断。当搜查就要结 束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接着，闯进一个 不速之客…… 搜查工作开始不久，史燕青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大家停止了手中的工作望着带队的处长，处长一边制止了史燕青去接电话，一边示意大家继续搜查。以后电话不停地响，一声比一声急，办案人员就将电话线拔了。 约在凌晨二时左右，正当搜查工作就要结束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由于是在夜间搜查，为了不惊扰四邻，大家都将声音放得很小。敲门声使大家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敲门声又起，而且越来越急，办案人员上前打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位约40岁左右的男人，约1.75米的个子，国字型的脸，一头自然卷的乌发朝后梳着。他想必是跑上楼来的，气喘吁吁地左手拿着一根链条锁，右手拿着一支电击手枪，一副随时攻击状。来人见屋内情景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大家正打量着门口这个人是谁的时候，一晚上没开口的史燕青突然说道：“喂，你是不是敲错门了！” 来人一愣，马上支吾了一句：“哦，对不起！我敲错门了。”转身想溜。 这时，事先安排在楼下以防万一的两位干警见有一个人急匆匆地上了楼，也跟了上来，此时正好站在来人身后。 检察员天明的手上正拿着那本名叫“李亚平”的护照，一看来人正是护照上的男人，就说：“没有敲错门，请你进来。” 来人身后的两位干警听见天明这样一说从身后轻轻一推，此人就进了屋。 来人是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 一会儿楼下又有动静，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史燕青的弟弟。 原来，检察院的人进屋时，史燕青正在跟其弟弟通电话，她收线时说过一会儿再打。可等了半天没来电话，就往史的住处打，打了很久没人接，因为曾听史燕青说有人进屋查户口，现在又没有人接电话，他以为有人打劫，心里一急就打电话给王建业。王建业一听自己的情人可能有意外，立即开车从市区赶往蛇口。 这一赶就把自己“赶”进了罗网。 史燕青的弟弟也从市区赶来，在楼下正在辨认王建业的车，也被办案人员发现。 王建业进屋以后故作镇静。 天明：“你是哪个单位的？” 王建业：“我没有单位。” 天明：“我们是深圳市检察院的，现在这里执行公务，请你出示身份证件。” 王建业：“我没有身份证件。” 天明笑笑，说：“那你是‘三无人员’，我们要带你走。” 王建业慌了，忙说：“我是市政府的。” 天明正色说：“我知道你是市政府的，而且我知道你是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 这时，王建业和史燕青的脸一下都白了。 办案人员搜查了王建业的包。里面有一部手提电话和一本部队军官证、一本部队驾驶证。王建业开的一辆三菱吉普车挂着部队的车牌。包里几乎没有钱，加起来还不够买上一包他正在抽的三五牌香烟。在电话征求检察长同意后，办案人员将王建业一同带回检察院。 出门的时候，办案人员看见茶几上一串钥匙里有一把崭新的进口“公爵王”轿车钥匙，这正是由王建业以更新车指标批给史燕青的免税进口轿车。在楼下车棚里，找到了这部刚买的由史燕青自己驾驶的豪华轿车。 当天晚上，办案人员将王建业、史燕青带到了检察院工作点。 此时已是7月2日的凌晨3点。 审讯中，史燕青抱着枕头不说话。王 建业大发雷霆，责问检察院为什么扣留政 府官员。黎明来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到了工作点以后，大家都来不及吃点夜宵，就立即紧张地投入第二阶段工作——审讯。由于王建业闯了进来，原定工作计划扩大了一倍，侦查一处所有参加行动的办案人员都投入了审讯工作。 王燕青和王建业被带到两个房间里分别审问，重点是史燕青。 审讯人员对史燕青反复交待政策与法律，清楚地为史燕青指出一条出路：彻底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但是检察官们苦口婆心地从凌晨3点说到清晨6点，说得口干舌燥，史燕青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地抱着一个枕头就是不说一句话。 一个一言不发，一个却振振有词。 由另外两位审讯人员和王建业谈话。 王建业抱着侥幸的心理，端出市政府处长的架子先发制人，同时也在试探检察院到底掌握他多少情况。 王建业气势汹汹地责问办案人员：“我是市政府官员，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我带到这儿？！” 平时说话有些结巴的王建业努力使自己字正腔圆，梗着脖子摆出一副一身正气的样子。 从楼上下来站在一旁看着王建业“表演”的侦查处长，心里在盘算着如何一下打掉王建业色厉内荏的气焰，击垮他的心理防线。 他知道这将是今后案件突破的关键。 处长盯着王建业，突然一字千钧地说：“李亚平，你说完了没有？！” 王建业像遭到电击一样愣住了，站在那儿半天没有了声音。“李亚平”是王建业办理外国护照和在香港多家银行开户用的化名。 侦查处长乘王建业还没有缓过神来又重磅出击：“你不要在这儿摆官架子，你手中有那么大的权力，又是计划局一个最有权力部门的处长，没事我们敢轻易叫你上这儿来吗？还是老老实实地想想你的经济问题！” 王建业哑了。 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要轻视他，在以后二年的时间里，办案人员与王建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每一个回合的胜利，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读者将会在我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看到一个非同一般的案件，非同一般的王建业，也就有了一个非同一般意义的故事。 短暂的沉默后，具有高智商的王建业在震惊中迅速调整自己，再一次试探办案人员。他装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说：“我有什么经济问题，别人把几万几万的现金送到我家中，我从来不收。” 处长笑了笑说：“你是小钱不吃，吃大钱。” 王建业的心理防线又一次受到冲击，他内心世界翻江倒海般地激烈搏斗着，在他那波涛汹涌的脑海中浮起一个巨大的问号：那骇人听闻的巨额受贿罪行，检察院究竟知道多少？ 王建业一声不吭地埋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办案人员在与王建业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中，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李亚平”、一是“吃大钱”。这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两颗重磅炸弹。在决定拘传史燕青时，虽然知道史燕青与计划局的人有“勾结”，但这个人是谁？“勾结”有多深？实际上还不了解，也没有怀疑到王建业的身上。由于侦察阶段的严密和决策的果断，在史燕青和王建业无任何察觉的情况下，迅速对史燕青采取了措施从而掌握了重要的证据：化名“李亚平”。“余芬”的洪都拉斯护照；其在国外消费的世界通用的信用金卡和20多万元港币的消费帐单；还有那个一时还没有弄明白的但怀疑是银行帐号的神秘“记事本”。试想一个政府机关的处长和一个公司部门的副经理不“吃大钱”，哪能有世界通用的信用金卡和自己个人消费20多万港币的能力？！因此，第一次出击就打在了王建业的要害上。 这时，7月2日的早晨在不知不觉中来临，窗外已是一片明媚喧闹的世界，只是王建业感觉不到这一切。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了王建业，他并没有崩溃，甚至思维都没有混乱，他那具有高智商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他以沉默来掩盖自己的思考。 办案人员给王建业送来了早餐，王建业没有胃口，只吃了一点点。7月2日谈话进行了一天，王建业以沉思代替回答。 7月3日中午王建业勉强吃了一点，晚餐基本没吃。 到了晚上7点，王建业开了口：“我想了一天，生活问题有，经济问题没有。”王建业继续负隅顽抗。 办案人员心里明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让王建业开口。 晚上，王建业突然说：“我心脏不舒服，让我好好想一想。” 办案人员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他，给他买来了换洗衬衣和一条烟，让王建业躺在床上想。 那么，从7月3日的晚上到7月4日的清晨，这中间长达10个小时的时间里，王建业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决定了王建业以后的一系列行动，影响了整个案件的发展。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在采访当中翻遍了案卷，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录。从泰国将王建业抓回来以后，办案人员也没有再作这方面的追究。后来王建业自己始终也没说。难道这些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我不甘心，在以后大量的采访中，我终于掌握了一些细枝末节。我分析了这些细枝末节并研究了王建业脱逃以后的每一个行动，最终找到了答案，这一点对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王建业这个人和理解案件的发展很有意义，我将在以后专门的章节里叙述。 7月3日一天，史燕青仍是一句话不说。 夜里，王建业睡了，好像睡得很平静，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值班人员却不能睡，为了防止意外，办案组24小时都有专人陪着王建业。 7月4日的黎明来临之前，从1日开始已经3天没有休息的值班人员实在太困了，低头打了一个瞌睡。10分钟后他醒来，睁眼一看立即惊出一身冷汗：眼前的床上不见了王建业！ 值班人员立即搜查了走廊、厕所，没有见到王建业，就心急火燎地跑到处长们的房间大声地说：“不好了，出事了！” 此时，几位处长都没睡，正在商量下一步的审讯方案，听到情况立即组织所有办案人员把工作点的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 可是，哪还有王建业的影子？！ 案件侦破峰回路转，通缉令发往全国。 史燕青突然说，请给我一支烟…… 冯百友接到电话时天还没亮，他立即驾车赶往工作点，并马上和家住蛇口的熊秉权取得联系，两位检察长在电话里商量了紧急对策。赶到工作点以后，仍是星星满天。 冯百友立即了解了全面情况。经验丰富的冯百友首先让办案人员火速通报各口岸、海关、边防检查站协助监控，防止王建业外逃；同时迅速抽调力量到车站、机场、二线检查站布控，控制其逃往内地。 上午9点多钟各路人马汇集情况，均未见王建业的踪影。冯百友预感：王建业恐怕已逃离深圳了。 王建业的脱逃使整个案件侦破工作变得十分复杂，一股无形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办案人员和指挥者的头上。检察院果断地采取了几项措施： 一、严密封锁消息，尤其不能让史燕青知道； 二、组成追捕小组，查找王建业的行踪； 三、集中全力突破史燕青，尽快查清王建业、史燕青的犯罪事实 四、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求得各方支持。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无论王建业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捕归案；广东省检察院及反贪局全力协助缉拿王建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检察系统下达了协查王建业的通报； 公安部向全国发布了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向世界各国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审讯史燕青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史燕青又是三天不开口。案件进展成胶着状态。审讯人员真是到了心力交瘁的程度。处长不停地告诫大家不能急躁。 总结这几天不顺利的审讯工作，大家觉得用“要史燕青和王建业划清界线”的审讯方法恐怕行不通。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觉得这是一场攻心战，应该全面了解一下史燕青的家庭＼经历、个性，以分析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于是决定把文燕青的弟弟找来，由天明跟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两个多小时。 谈话好像有很大的随意性，没主题，没中心，全是家庭琐事，儿女情长，天明却在这貌似闲聊的谈话中对史燕青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因此也就找到了下一步突破的方向。 乘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对史燕青作一番简单的描述：史燕青，湖北黄石市人，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英语专业，分配到黄石市卫生学校任英语教师。史燕青有着倔强的个性，独立精神很强。自小聪明伶俐，能歌善舞，但并不刻苦，从其只考取了武汉师范学院的咸宁分院，可见她当时成绩并不是很好。史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在其档案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评语：“组织纪律性差。”一般来说不安于现状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容易过高估计自己；二是很难有好的“组织纪律性”。史燕青在读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向往西方的生活，一心想出国留学周游世界，但当时又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可是，一个小小的卫生学校怎么能圈得住史燕青要周游世界的心（几年后，史燕青变成了一个百万“富姐”，持着外国护照进出国门，果然实现了“周游世界”的心愿）。 这时，史燕青决定来闯深圳。她抱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走出深圳火车站，一头扎进人海中去寻梦。很快，无情的现实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在人才云集竞争激烈的特区，在充满机遇也充满拒绝的深圳，一个大专学历且无一技之长的小姐俯拾皆是。她在痛苦中明白：一切都必须从“0”开始，从每天的每一个“面包”做起。 史燕青找过不少工作，有的是她被“炒”，有的是她“炒”别人。后来，她在一家企业家俱乐部稍事安定下来，并不是这间俱乐部工资待遇高，而是聪明的史燕青在这里看到一种机会，可以认识不少企业老总。史燕青案发以后，不少人合理地想象史是个靓女，甚至进而分析，王建业被她的娇艳所迷惑。其实史燕青既不靓，也不艳，她脸形窄长，颧骨突出，身材瘦削，没有曲线，再加上生活无规律，成天寻找机遇东奔西跑，显得面色憔悴，神情疲惫。我多次看见史燕青，觉得她长得最滋润的时候，是其关在看守所一年多以后第一次开庭受审的时候。 但是，我认为史燕青身上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她的气质，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学的是英文，且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史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使她具有一种特有的丽质；二是她性格活泼，能歌善舞，又会察言观色，但并不显轻浮，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与你成为“朋友”。用时下的语言，叫公关能力强。第一次见面她就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不管这印象是好还是坏，她都给你留下了印象）。因此被人看中推荐到蛇口石化公司当了一名业务员，大量工作就是跑批文，跑市政府，跑许许多多管理机关，做的是“公关”，这样就有幸认识了使她具有发财机会的王建业。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史燕青是个轻浮的女子，王建业看中她的绝不是这一点。王建业大权在握，不少人想送钱给他都送不上，要找几个艳丽的小姐，用一句广东话说，立即会有人送上来“大把”。史燕青是有一定内涵的女人。这个内涵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史燕青的聪明伶俐和她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受的教育，使她善解人意，有较细腻的情感；二是史燕青闯深圳的艰辛所积累的社会阅历，使她在生活中独立精神强，勇于冲破重重逆境。案发后，我们翻看了她的存款记录，早期的存款都是一百、二百地往里存，最多的一笔是八百元。后来是几十万、上百万往里存。有了这么多的钱，可是史燕青并不大把的给其弟弟花。史只有这一个弟弟，感情又很深，为什么不给他钱？史燕青说：每一笔钱都是来之不易的，人不能只会花钱，而应学会赚钱，尤其是男人。这个社会女人学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学坏（我不知道这包不包括史燕青自己）。 到蛇口石化公司并不表明史燕青寻到了自己的梦，准确地说，使史燕青根本改变命运的是认识王建业以后，王建业手中的权力改变了史燕青的“价值”。可以说，没有王建业就没有史燕青的今天，而且史燕青与王建业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双双对对出入国门周游世界，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一起，相互的依存使他们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史燕青的弟弟坦率地告诉天明：“我姐对王建业的感情很深。” 进一步地了解了史燕青后，天明在寻找突破口。与史的弟弟谈过话以后，他又打开了史的皮箱，把搜出的所有物证全部清查了一遍，然后拿出那一叠帐单一张一张地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一些“门道”来：王建业和史燕青经常在周末去香港，住得最多的是香港弥敦酒店；两人最喜欢吃日本料理，而且专去中环的一家高级日本料理店；有时两人还去蛇口五星级的南海酒店开房幽会。掌握了这些情况，天明重新制订了审讯方案。 7月8日，天明带着全新方案再审史燕青。 审讯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着一个审讯室，有一个高高的审讯台和一个矮矮的被审讯椅。工作点是临时租用的旅馆，审讯也就在史燕青住的房间里，因此从表面看更像谈话。 没等天明说得太长，史燕青突然将手伸到天明的面前说：“你看我的无名指跟常人不一样，别人是三节，我是四节，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活不过30岁，今年我正好30岁。我不怕死，坦白地告诉你，我现在就想死，我已经吞过金（史燕青在关押期间曾乘办案人员不注意，把自己项链上的金坠吞下，由于金坠太小，后来排泄下来了。这时她已经知道金坠拉下来了，故意告诉办案人员。其实，办案人员已经悄悄加强了这方面的戒备。）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天明望着史燕青半晌没吭声，然后说：“你是学英文的，那你一定读过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没等史开口天明继续说，“当你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望着蓝天，你能想像一下在那一望无际的雪原上，一个饥饿的汉子为了摆脱身后紧紧跟着的那一只饿狼的感觉吗。再来想想生命就是那样一钱不值！” 史燕青莫名其妙地望着天明，努力理解着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句话好像触动了她什么，她突然跟天明说：“请给我一支烟。”天明问：“要抽什么牌子的烟？” 史燕青说：“紫罗兰牌。” 天明没有这种薄荷香型的女人烟，他立即请人去买。 去买烟的时候，天明抓住这个气氛比较“随便”的时机进一步深入，他笑了笑，像闲聊一样地说：“史燕青，你和王建业很有意思啊！”又故意把话打住。 史燕青抬头问：“怎么有意思？” 天明继续说，“你们生活得挺浪漫的，一会儿欧陆风情，一会儿南亚风光，经常去香港度周末，住弥敦酒店，吃日本料理，再不就到蛇口南海酒店浪漫浪漫，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几句话像是随意说出来的，却使史燕青震惊，她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的？” 天明笑笑反问：“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这时香烟买来了，史燕青抽出一支，点火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此时，她脑子却在想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只有她和王建业两个人知道的“幽会”，检察院怎么知道了？难道王建业已经交待了？！史燕青精神防线开始崩溃。她狠狠地吸了几口烟问：“你要我说什么？” 天明装出一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神态：“先把帐上的钱讲清楚。” 史燕青想了想说：“我和王建业在深圳认识的人太多，为了避人耳目，买了洪都拉斯护照以后，就经常到香港去度周末。带钱不方便，就请朋友在香港银行帮我们开了一个帐户。帐上没有钱，从一位香港朋友那儿借了20万美元，我在深圳还他人民币。”史燕青交待得躲躲闪闪，总体上还是在遮掩其和王建业的犯罪事实。但是她毕竟开口了，尽管说了很多谎话，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谎言可以扯得天衣无缝。检察院就是顺着这些“缝”一项一项调查的。 日探夜伏，南查北调，东北铁岭的蚊子 和广东宝安的蚊子一样叮人；20天足迹遍 及二省、三市、四县，王建业像一滴水一样 挥发得无影无踪…… 王建业逃往何方了？ 在审讯史燕青工作进入白热化时，追捕王建业的工作也在十分紧张地进行中。当时分析王建业逃跑去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可能逃回老家；二是仍然留在广东，因为王建业的一些朋友主要在广东；三是偷渡出境，逃往海外。海外追捕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办案组的追捕工作主要放在国内，分两组进行。 侦查一处的一位副处长带着检察员许建国奔赴吉林长春王建业的老家。他们冒着酷暑出发到了长春，通过一番调查，很快找到了王建业父母的家。他们决定不去惊动王建业的家人，而是通过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了解情况。 王建业父亲是一位工会干部，他们的家住在一个工会宿舍大院里，门口有一看门传达。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同志很支持，热情地帮助侧面了解情况。追捕的两位同志甚至昼夜蹲伏，观察王建业家的动静。 几天调查下来没有发现王建业回家的迹象。两位同志分析，根据王建业的情况，他藏在家中的可能性不大。 这时，又听说王建业有一个姐姐在长春某汽车制造厂工作。二人来到厂里，发现此人不是王建业的姐姐，而是王建业原来的妻子。她带着和王建业生的一个女儿一道生活，这孩子已经12岁了。车间的同志介绍说，她在厂里是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工人，一直独身带着女儿含辛茹苦地生活。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与王建业已离婚，她也不愿意说。别人问她怎么总不见丈夫回家，她说丈夫在深圳生意忙，没有时间回家。她现在仍然住着和王建业结婚时的房子。这是王建业过去在长春工作单位的宿舍，这里熟人太多，王建业不太可能藏在这里。 一周过去了，仍没有一点头绪，二人的心情就跟那北方八月烈日下的蝉鸣一样，焦躁难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锲而不舍，抓住一点线索也不放。 得知王建业有一个姑妈在大连，二人又立即赶到大连，这位姑妈基本上与王建业没有联系，又无结果。后又得知王建业有一个叔叔在四川成都，正准备去成都，得知他已调回长春，又赶回长春，在一个机械厂里找到他，他与王建业联系也不多。 从王建业的亲戚当中了解到，王还有一个姐姐在沈阳铁岭一所农村中学教书，这所学校比较偏僻。根据以往经验，逃犯一般都会逃往偏僻的地方，二人立即奔向铁岭。这所农村中学交通很不方便，二人坐着破旧的汽车来到这儿。旅途的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农村招待所的蚊子，也像北方大汉一样，一个个大得像是蜻蜓。 王建业的这位姐姐是早年下放知青，如今仍留在这农村中学教书，家庭条件十分简陋，住在农村中学的校舍里。她是当年把青春奉献给“广阔天地”的一代知青中，最后真正留在农村不多的一批中的一个。她与王建业的不同是安于清贫，在这偏远的农村中学里宁静地生活，培养着乡村子弟和培养自己的孩子进了大学。她说，王建业跟她们联系很少，也只有她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去过深圳，王建业平时就跟家中的亲戚交往不多。 在整个东北追捕中，办案人员发现王建业跟家人来往不多，亲情感情很淡，再加上王建业的亲戚几乎经济条件都一般，对于差不多光着身子逃跑的王建业，投奔亲属的可能性不大。 在与冯百友电话中汇报了情况以后，冯百友让他们返回深圳。 20多天的追捕，二人返回时又黑又瘦。 追捕小组跋山涉水，吃尽了千辛万苦，仍然没有找到王建业的行踪。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通缉令，也没有收到回音。 另一组办案人员在市内寻找，希望可能查出一点王建业的蛛丝蚂迹。尽管他们知道王建业回家的可能性极小，但侦察工作有时就如同大海捞针，他们坚持在王建业家楼下“猫”了好多个夜晚，仍是没有结果。 他们又转而寻找王建业的关系人。 大家在调查中，得知有一个知情人是王建业的密友，而且此人活动能量大，又特别讲义气，王建业最信任他。办案人员四处寻找这个知情人。 这个知情人是个行踪无定的人，他虽然有家但很少归家，找他十分困难。办案人员在他经常出没的酒楼、卡拉OK厅埋伏，不见踪影；又到他家门口夜伏，一夜一夜，一蹲就是一通宵，日查夜伏了20多天，仍是不见其踪迹。 办案组除了天明，还有三位年轻人，都是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之一就是刚从东北追捕回来的许建国，没有休息又投入了工作。大部分夜伏工作都是他们承担的。当守候在酒楼门口，望着别人酒足饭饱油光满面地走出来，这时，也正是小伙子们饥肠辘辘的时候。夜晚，守候在这位知情人家的楼下，四周无处藏身，呆在汽车里闷热，开了空调怕发出轰响暴露了目标，关上空调打开窗户，那一群群蚊子无孔不人。广东的蚊子虽然个小，但是领教过它的东北人说，这蚊子是“东北虎，西北狼，比不过广东的小绵羊。”那又小又黑的小麻蚊子，把大家叮得奇痒无比，搔后出水出血。 几位年轻人在整个王建业案的侦破工作中，吃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但在我的多次采访中，他们说了案件的曲折，说了腐败的危害，说了领导决策的果断，我们甚至在一起探讨过幸福的含义和钱权交易的悲剧结果，却没有一个人说到自己工作的艰难和辛苦。 一个多月的追捕工作毫无进展，甚至没有找到王建业的一点蛛丝蚂迹。 那么，王建业到底逃到哪里，真的像一滴水一样挥发了吗？！ 惶惶如惊弓之鸟，四天贯穿整个中 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蚂迹，最后消失在 国境线的那一边…… 一个多月过去了，王建业像一滴水一样挥发掉了。 检察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王建业逃跑的消息渐渐泄露出去以后，流言四起，有人怀疑是检察院有人故意放的，甚至有人民来信要求调查王建业逃跑的原因。 办案人员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之外，又承受一份委屈，且无法申辩，唯有埋头工作。 那么，王建业到底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来回答前面我所讲的王建业逃跑前在想什么。 当办案人员一声“李亚平”揭穿了王建业的身份后，震惊之后的王建业脑子中首先想到的是他化名“李亚平”存在香港三家银行里的巨款是否露馅了。他非常明白，这样一笔巨款，如果让检察院掌握，有十条命也保不住了。恐惧像一只遮天巨手伸来，罩在他的头上，使他吃不下，睡不着，两天的时间里抽掉了6包烟。 当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后，求生的欲望调动了他的智商，他在寻找逃生的办法。 7月3日的凌晨，他发现在他房间里的值班人员太困了，强打着精神支撑着自己沉重的眼皮。外面的走廊上也是静悄悄的，王建业的眼前闪现出一丝希望之火。 他装出一副平静入睡的样子麻痹值班人员。天将亮未亮的时候，也是人最困倦时候，而此时，王建业却竖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那闪着求生之光的眼睛从微微眯着的眼缝中，死死地盯着值班人员。 当值班人员实在撑不住低头打了一个瞌睡的时候，王建业悄悄起床，像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离开房间，穿过走廊，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逃出来的王建业知道：自己今后或生或死都将离不开这笔钱。他溜进一家超级市场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帮他在香港开户的一位密友，让他马上去香港将三个帐户上的所有美元赶快转移出去。这位密友当天就去了香港，把所有的钱都转走了。 打完这个电话后，王建业才又打电话给自己的两个贴心弟兄某建材保税行经理青山泉和某石化公司一业务员，让他们立即把身边所有现金都带上，在自己家楼下等。然后又打了一连串的电话给所有知情人和行贿人，告诉他们出事了，检察院很快要抓人，让他们赶快走！ 王建业逃出来以后，打了很多电话，以后在逃亡生涯中也给国内打了许多电话，就是始终没有给他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打过一次电话。 打完电话，王建业知道不能久留，他拦了一辆“的士”接上青山泉等人，立即往广州方向飞驰。到了广州火车站从票贩子手上买了高价票，急奔长沙找另外一个“弟兄”。5日到了长沙，但这个“弟兄”不愿见他。王建业当机立断又在长沙买了高价票，直奔昆明。7日一早车到昆明，王建业立即联系一个专门跑泰国、缅甸、昆明生意的泰籍华人颜佳。颜佳叫他们在西双版纳等他。 7月8日，王建业等人在昆明包了一辆“的士”，匆匆上路，一路上日夜兼程。王建业如惊弓之鸟，惊魂未定一路催促司机开快车。尽管是7月酷暑之中，但近年云南边境贸易十分发达，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公路上车满为患，而不少路段路况不好，结果未到西双版纳，他们乘坐的“的士”翻了车，幸而人没受伤。三人惊魂未定爬出来又拦了一部车，这才赶到西双版纳，人住一家与颜佳约好的旅馆——荣寮酒店。 三人在西双版纳度日如年地等颜佳。 7月10日，颜佳匆匆赶来，经过一番安排，领着他们走进了边境小道。中国和缅甸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原始森林，没有自然屏障也没有人工屏障。颜佳是一个做边境生意的商人，对中缅边境十分熟悉。他领着王建业等人从西双版纳的勐腊偷越国境到了缅甸。 离开了中国，中国人王建业这才感到安全，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彻底放松地和几个弟兄昏昏地睡了几天。 7月28日，颜佳找了两部“的士头”小货车载着王建业等人直奔泰国。几个人一路上颠簸了20几个小时，又偷越了泰缅边境，于7月30日进入了泰国。 车到曼谷，颜佳将王建业等人交给一个叫“六叔”的泰籍华人，委托他照顾王建业等人，然后就消失了。 六叔安排王建业等人住进了市郊一个偏僻的酒店。这一路的开销，已使他们囊空如洗。王建业急电香港的一个朋友，让他速从王建业帐户上转出去的钱中，先送一笔钱来泰国。这位香港朋友立即给王建业送去170万港币到曼谷。有了这一笔钱，王建业在曼谷市郊旅游区租了一套高级公寓，准备长期过逃亡生活。 有了这种长期打算，对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王建业只能是一个偷渡客，虽然泰国在查身份证件方面没有像香港那样严格，但他毕竟是一个“黑户”。王建业心里明白自己已是“一个没有家园的人”，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正式的身份证明。 王建业通过黑社会花了三万泰铢（泰国货币单位，1人民币约合泰铢2.8元），买了三本中国护照，拿回来一看傻了眼：全是假的。 这时六叔告诉王建业，柬埔寨目前正在准备大选，由于多年战火，使柬埔寨人流离失所，现在大都返回家园。为准备大选，柬埔寨移民局正在登记身份。你只要到移民局说是战争期间流离异国的柬埔寨人，再找柬埔寨人证明，你就可以办到合法的柬埔寨护照。王建业一听，让六叔马上找证明人。六叔通过泰国的一间公司，花钱买到“证明人”，王建业和小兄弟们立即直奔金边，以欺骗的手法办到了柬埔寨护照。 8月27日，王建业等人以柬埔寨公民的身份从金边飞回曼谷，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活使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今天拿到了真的护照心里好像吃上了“定心丸”。当天晚上酒足饭饱，六叔提议出去“散散心”。 四人来到了一家高级“泰国浴”按摩院。走进大堂，灯光一片昏暗，人与人迎面相碰都看不见对方的面孔，唯有大堂正面一排玻璃房里灯光辉煌，里面坐着几十个身穿三点泳装浓妆艳抹的“陪浴女郎”。青山泉等人很快挑到了自己喜欢的小姐，急急地进了房。 王建业站在“玻璃房”前，望着满屋子年轻貌美出卖姿色的泰国姑娘，徘徊很久而没有挑出自己满意的小姐。陪同来的六叔问他怎么不挑，王建业答非所问地说，“怎么没有一个像小史（燕青）的？”然后兴致索然地坐到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王建业突然想起了身陷囹圄的史燕青。 王建业音信全无，史燕青招供翻供，行 贿人全部“失踪”，案件侦破成胶着状态。 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案出台…… 在深圳检察院的工作点上，史燕青已从刚被抓时的绝望中逐渐走向平静，自从企图吞金自杀未遂以后，她再也没有表现出十分激烈的抵触情绪，一直“心比天高”的史燕青，突然变得“心如死水”，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办案人员继续和她谈话，她长时间地沉默。一天，她非常平静地对办案人员说，“人啦，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其实我对今天已有预感。”接着史燕青谈了她有预感的原因。 史燕青和王建业在泰国旅游回来以后，她一个人在宿舍里昏昏睡了几天。天明第一次传呼到她，她复机时，其实她就在宿舍里，只是她不想见老乡，她要睡觉。办案人员到处找她的时候，史燕青在宿舍里正昏昏入睡沉湎于梦乡。 7月1日一早，“睡美人”一般的史燕青终于醒来，她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以后，就站在窗前慢悠悠地梳头，心里回味着与王建业在泰国的美好时光，充分享受着人生一个美好的早晨。突然，窗户上一块玻璃无缘无故地掉了下来，就砸在史燕青的脚背上。史燕青望着脚背上流出的殷红的血，没有感到揪心的疼痛，却有一个预感：这块玻璃是个不祥的预兆。 这时的史燕青还不知道王建业已经逃跑，但多日没有王建业的消息，也听不到王建业的声音，使她虽“心如死水”但又感六神无主。1988年只身一人闯深圳以来，自小独立精神就很强的史燕青全凭自己闯世界。但自从和王建业相识相知以后，她大事小事都喜欢问王建业。几天听不到王建业的声音；她就感到心里空得慌，有时甚至忍不住，星期天冒着被王建业妻子发现的危险，给王建业家打电话。现在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故，她听不到王建业的声音，有事更无法和王建业商量了。 这几天史燕青怎么也睡不着，心情变得十分烦躁，她突然坚持要办案人员帮她借一本《圣经》。她对办案人员说，看看准经，能使她心情平静。这一天，当王建业坐在曼谷“泰国浴”室里抽间烟的时候，史燕青在看《圣经》。 王建业逃脱一段时间以后，检察院对史燕青的审理变得越来越不顺利。她虽然交待了一些问题，但对重要的犯罪事实遮遮掩掩避重就轻，遇到实质性问题，就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又东又西。用办案人员的话说，“史燕青眨一个眼，就是一个谎言。”同时，办案人员也考虑到，史燕青不一定清楚王建业的全部受贿事实。 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王建业和史燕青一部分重要罪证：已查明从史燕青家搜出的小记事本上的三组数字是王建业和史燕青在香港某商业银行开的一个互有授权的美元帐户。 那么王建业究竟受贿多少？怎样受贿？王建业和史燕青在香港开有几个银行帐户？都在哪几家银行？这些问题如果不弄清楚，案件无法审结，被王建业转移到境外的赃款无法追回，甚至因缺乏证据而无法给王建业和史燕青定罪，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有可能流产。 7月23日，深圳市检察院正式逮捕史燕青。 为防意外决定转外地看守所关押。从检察院的工作点转押至正式看守所，从招待所的客房关至看守所的号房，这个人生转折，对史燕青来说，是一次撕心裂肺的体验。 7月23日，在《逮捕证》上签字的时候，史燕青已没有7月1日晚在《传唤证》上签字时的那份故作从容。签字后，那双平时戴名贵手表的手腕上，“咔嚓”一声戴上了亮晶晶的手铐。手铐，平时史燕青只是从电影电视上看见，即使在街头偶然亲眼所见犯人戴上的手铐，那也是一种虚无遥远的感觉。如今低头望着这副实实在在戴在自己手上的手铐，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仿佛把自己的心压向一个无底深渊。那种绝望，那种迷惑，那种怀疑恶梦成真的感觉，那种像掏空了五脏六腑的痛苦，只有在这种时刻，只有在这冰冷的金属扣在自己的手上时才能体验到。 这时，如果生活再给史燕青一次选择，在“百万富姐”和“清贫村姑”之间，我想史燕青一定会选择生活贫寒、但有着一份安宁和与世无争的“村姑”生活。 生活中，有一个普遍的体验，人们总在失去的时候，才感到一份可贵。原深圳中信银行行长高森祥受贿百万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看守所里，声泪俱下地与人叙述的是自己小时候在老家广东梅县山区是如何如何的清苦，如今他想回老家去种田。可惜这种悔悟来得太晚了！如果在他行长办公室里，在他自家的卧室中，高悬四个大字：“清贫是金”，我想他既不需回乡种田，也不需重尝儿时的艰苦。他只要真把这四个字“悬”在心中，他甚至可“消灾避邪”。 有一位官至重位的朋友在看完我写的这一段文字原稿后，沉思良久，突然建议我在文章里加一段话：把“清贫是金”四个字送给所有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干部，守得清贫将保得他们一生平安。我说，这话由我一个作家说出来，显得太狂妄。再说，绝大多数党的干部远远高于“清贫是金”的这个觉悟。守得清贫，才保得一份廉洁；保持一份廉洁，才会使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兴旺发达；作为执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才能最终改变中国的贫穷，使人民（包括我们党的干部在内）真正富裕起来。 但是，人的心中有一个幽灵，它的名字叫：欲望。欲望，作为一个人心灵深处的原始动力，它并不是一个魔鬼。有了食欲，才有人的生存。有了性欲，才有人类的繁衍。有了创造欲，才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爱情、生活、求知、奉献都是一种欲望。有欲望，才有情感、表现、创造，才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欲望是水，合理地宣泄，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用乳汁哺育着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欲望是兽，闭塞理智地冲动，它就会变成一个危害社会。表现人性丑恶的魔鬼。控制欲望，靠的是文明人的理智和社会制约机制。但是欲望非理性的冲动，几乎每时每刻在与人的理智进行着搏斗，一旦人的理性和社会制约机制不能控制欲望，欲望就会变成洪水猛兽，破坏人的美好愿望，破坏社会的公平机制，破坏党的事业发展，也破坏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平静安宁的生活。对欲望的控制能力，每一个人都是不尽相同的。“苦药良言”总是在病人膏育的时候才有体会。 在转至外地看守所的囚车里，史燕青那张平时富有表情。充满欲望的脸，变得像一块生铁，冰冷漠然。 在外地看守所里，这位从湖北黄石走出来的女教师，周游了世界的“百万富姐”，住惯了五星级酒店豪华客房的“余芬”，如今和杀人犯、诈骗犯、贩毒犯以及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妓女等社会渣滓同居一室，和那些身上有着褥疮和性病的女人挤在一张地铺上，史燕青的心态有了重大改变。她心里产生了怨恨，有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史燕青在得知王建业逃跑后，她又心存一种侥幸。她并没有奢望王建业来救她，只是希望王建业平安逃脱。那段日子没有王建业的消息，她以为王建业已经脱离危险，那充满怨恨的脸上，又有了一点笑容。 当得知王建业又被抓获归案，史燕青产生了绝望的情绪。她拒不揭发王建业，并对当初的交待全部翻供，再也不与检察机关合作。 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办案人员苦苦思索着新的突破口。毛泽东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今天在进行案件分析，寻找新的突破口时，忽然启发了我们的检察官：谁会这样“爱”王建业，将大量的金钱送给他？一定是得到王建业好处的人。而王建业能给人家好处的，只能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这个“爱的情结”的实质是权钱交易。这就打开了下一步侦破工作的思路：从王建业行使职权的“源头”查起，寻找行贿人与受贿人的“情结”。 检察院抽调人员查阅经王建业手批出的外汇额度、免税进口物资的审批材料原件，从中排出有关受益人。又查阅了史燕青从某城市信用社提走的452万元巨款，存放进了哪些人的帐户；再通过各种途径调查王建业平时活动的小圈子里关系密切者，并从史燕青的口供中寻找蛛丝蚂迹互相对照进行筛选。 终于，一批涉嫌人浮出来了。 办案人员拿着这份名单，经过仔细研究，反复斟酌，排出重点涉嫌人，分头查找这些涉嫌人员。 在布置任务的会上，检察长要求大家在调查王建业犯罪事实的同时，注意寻找王建业的行踪。 那是个太阳晒焦树叶的炎夏，阳光带着火辣辣的炽热，纠缠着人们烦躁的情绪。办案人员冒着烈日，东奔西走，汗水掉在水泥路面上，不等摔成八瓣就挥发掉了。 当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回来时，汇集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消息：几乎所有涉嫌人都在王建业出逃的那几天，先后消失了！ 进一步调查这些涉嫌人的下落，有的说“公差”外出，有的说去了香港，有的甚至去了美国，有的则去向不明（后来才知其中涉嫌人青山泉等人与王建业一同出逃了）。总之都离开了深圳。涉嫌人的“消失”，使案件侦破刚打开的缺口，又被堵上。 检查院决心把这个缺口再打开，调查所有“消失”了的涉嫌人的情况，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是所在单位的承包人。他们承包的方式是向本公司承包任务基数，固定上缴利润，余下除了缴税就是自己的了。这些人承包时间都不算太短，生意也越做越大，积累下相当一部分财产，其中有车辆、物资、房地产等。有一位涉嫌人甚至刚刚进口了一批钢材，还没来得及办完海关报关手续，就仓促“消失”了。大家分析，这些人的财产和生意往来，使他们与深圳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和割不断的利害关系。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基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使他们躲得一时躲不了一世。时间一长，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工程、他们的业务往来，最终使他们必须“露面”。但是，被动地等待涉嫌人露面，我们耗不起时间。 案件侦破再一次陷入僵局。 主管这个案件的冯百友感到沉重的压力，办案组也在一筹莫展之中。大家都在想办法。大家分析这份行贿人的名单，认为：这是一张围绕着王建业所编织的“网”，这张“网”可以保护王建业，也可以“网”住王建业。因为，王建业从这张“网”里得到极大的经济利益（受贿款），同时，这张“网”也掌握着王建业受贿的罪证。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这张“网”。他考虑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该采取特殊的策略和方法，案件才会有所突破。 两位检察长经过充分的研究，制订了一套周密的方案。 第二天，熊秉权、冯百友和侦查一处的同志一同到了广州，向省检察院党组汇报了方案，得到省检察院领导的肯定。又向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作了汇报，得到支持。 这套方案的谋略是：用好用活法律法规、围绕重点分化瓦解、政策攻心宽严结合。乍一看，你也许觉得没什么“新鲜”，但是随着案件的深入，你就会拍手称绝。 方案的第一步：对在侦查中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就是行贿人的，检察人员公开调查其个人财产以及所承包部门的资产，并予以冻结、查封，同时放出风声，如果本人不说清问题，将依法对其财产进行没收。 方案的第二步：静等“消失”了的行贿人露面。果然行贿人按捺不住了，有人派来律师交涉，有人请熟人探听消息，有人甚至根据办案人员留下的电话号码，亲自打来电话试探底细。检察人员严肃地指出：任何与检察机关对抗的行为，不管是软磨还是硬抗，都将会使自己陷入没有出路的困境。 方案的第三步：对行贿人提出：1、主动回来自首，说清问题；2、检举王建业和其他人的经济犯罪问题；3、退清全部非法所得。检察机关将根据本人的表现从宽处理。凡顽抗到底不交待问题的，调集力量查证事实，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办案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个决定传达到行贿人的单位、亲属和本人。 这种政策攻心、宽严结合的谋略，很快分化瓦解了行贿人，行贿人纷纷投案自首，交待问题，有些人还积极协助检察机关追回王建业转移到境外的赃款。检察机关根据行贿人的交待和揭发，迅速查清了王建业的犯罪事实。 这种做法，为我国打击经济犯罪，侦破重大经济案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面对查实并追回了的王建业部分受贿款，办案人员心情并没轻松，因为，虽然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但至今，王建业还是不知藏在何方。 一个没有四季的国度，蛰伏不了一个 孤寂的灵魂；“大海捞针”变“守株待兔”， 办案组奇招引出王建业…… 冯百友和办案人员在一起仔细研究全部案情和追捕行动，总结前一段工作，感到目前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方法恐怕很难奏效，必须另辟蹊径。 这时，省反贪局正副局长到深圳帮助工作，同时来的还有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几位资深检察官。大家在一起共同研究了王建业案的进展。 会上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家经过充分讨论认为：以往办任何一桩案件，都会有大量的说情人出现，这些说情人不一定跟案情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和当事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一根线，我们应该设法牵出这一条线，把案犯“拉”出来，“拉”到我们的身边。会议上决定改“大海捞针”为“守株待兔”。 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法是放出风声：既然王建业抓不到，这个案件就暂时挂起来，解散办案组，人员抽调去办别的案件。检察院内紧外松张网以待，等待着王建业的出现。 为了假戏真做，熊秉权亲自在检察院的大会上宣布：王建业案暂时挂起来。 一时间，王建业案好像真的无以为继。 检察院无奈地撤消了办案组； 办案人员纷纷回到原工作岗位； 主办人员又在忙别的案件； 主管检察长很少再谈起王建业案，在检察院的大小会议和工作简报上，也很少再提王建业案； 史燕青转外地看守所关押； 王建业案好像不了了之了。 实际上，检察院内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这个方案只局限在几个人之间，其他无关人员一概不知道。王建业案的办案组还存在，并且在更紧张地工作，密切注视着社会上的动态。 果然，当将王建业的案子挂起来的消息传出去以后，说情人就慢慢出现了…… 身在异国过着逃亡生活的王建业，虽然有了柬埔寨护照，又有从香港送来的170万港币，住在曼谷市郊一处高级公寓里，生活暂时稳定了下来，但心情却一直不好。 泰国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国家，一年当中只有冷、热、雨三季。7、8月份正是雨季，绵绵不断的雨水在天地之间仿佛用千针万线织成一个恢恢的天网。 站在公寓的窗前，王建业望着在天地之间匆忙织网的雨丝，心里如同窗外天空一样灰暗，今后怎么办？ 青山泉等人也门得无聊，几个人正在那里说笑，不时发出一阵阵哄笑。王建业心里却一阵一阵地发冷。青山泉等人虽然是陪伴着自己一同逃亡的“患难兄弟”，一路上也吃尽了苦头。但实际上，并不能算“共患难”，因为案子毕竟不是发在他们身上。当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以后，他们就逐渐下意识地流露出与己无关的神态。他们在深圳有妻儿，有生意，有基业。特别是青山泉，家中有着一个他十分宠爱的娇妻和一个幼小可爱的孩子。深圳香港两地都有他的生意和事业，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他回去处理，甚至自己买的房产都还未装修完工。因此，王建业知道他们迟早是要回深圳的，要想长留他们也不现实。一想到今后自己将要孤灯单影独居异乡时，王建业就不寒而栗，顿生一分凄凉。 他转身又望着窗外的雨。雨，越下越大，网，越织越密。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王建业仿佛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总是充满富有激情笑声的女子朝他走来，她是史燕青。 王建业知道只有史燕青是与自己同命运共患难的“知己”。在孤独和苦闷之中的王建业，此刻真想张开双臂去拥抱朝他走来的史燕青，但是一张巨大的天网，把史燕青牢牢地困住，使他们无法在一起。他仿佛看见史燕青在网中张着一双孤苦无望的眼睛望着他。 王建业的心，一直牵挂着深圳，王建业的魂，仍然依附在史燕青的身上。这就为检察院今后抓获王建业留下了玄机。 自从出逃以来，王建业一直与他的“哥们”保持着联系。千方百计地打听深圳检察院办案动态，了解史燕青的情况。但检察院保密工作十分严密，除了熊秉权、冯百友和几位具体办案人员，就是检察院内部人员，包括侦查一处里的其他同志也不了解案件进展情况。王建业久久得不到具体消息，一直焦躁不安。 忽然得知他的案子已被检察院挂起来，他像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彻夜睡不着觉。 王建业熟悉国内情况，他分析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出逃，使检察院处在一个尴尬的处境，无法把此案办下去，不得不把案子挂起来。时间一长，就会不了了之。 王建业兴奋的不是案件办不下去，而是他想到案件不了了之，作为此案疑犯之一的史燕青也一时无法定罪。这时，他竟利令智昏地想到要解救史燕青！ 王建业此时还有“本钱”，在香港还有被他转移出去的一大笔美元，他作为一个受贿者，知道行贿的能量，他想用这笔钱去行贿，去打通各种关节。王建业直接授意与他保持着联系的“哥们”，不惜花大价钱弄史燕青出来。 案件已经挂起来的消息传出去以后，说情人不断地出现。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来探听虚实，被找得最多的是案件主办人。所有情况都按事先安排好的步骤进行着，说情人的情况都汇集到办案组来。大家仔细研究了这些说情人，分析他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王建业有着间接的关系；一种是与王建业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的重点是找到现在有可能与王建业有着直接联系的人。 这时有一位说情人引起办案组的注意，他多次来找案件主办人之一的金勇，要请金勇吃饭。金勇向检察长作了汇报，检察长让他如约赴宴先行试探。饭桌上话题天南海北，慢慢地就转到了史燕青的身上。说情人绕着弯子打听案件近况。金勇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你关心这事干什么？” 说情人笑着说：“受朋友之托。” 金勇说：“打听这事的人太多，这案子王建业一跑就麻烦了，一般的朋友就不要去管那么多。” 说情人说：“当然不是一般的朋友。”说完露出一个深奥的笑容。 金勇不语，埋头吃菜。 说情人又说：“王建业的案子已经挂起来了，有没有可能放出史燕青，有人愿出大价钱。” “有人”肯定是王建业，但又不能急于追问。半晌，金勇装出一副动了心，但仍在犹豫之中的样子抬头说：“这事非同小可，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再说吧。”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一定不让王建业生疑，才能引蛇出洞，所以假戏要真做。金勇在没有跟领导汇报前，也不能一次就答应。吃完饭，金勇好像心思重重地走了。 那说情人望着金勇的背影，思量半天。 金勇回去立即将此事向熊秉权、冯百友作了汇报。两位检察长听完汇报以后，酝酿了一个将在中国司法史上写下辉煌一笔的方案：派金勇打进去，利用说情人摸清王建业的下落。 熊秉权和冯百友仔细研究和完善了这个方案后，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亲自到广州向省检察院领导汇报了这个方案。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王骏和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陆成景，以及后来接任反贪局长的副检察长张学军都大力支持这个方案。陆成景还亲自带领省反贪局几位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赶到深圳帮助制订具体细节完善方案。 第二天下午，金勇接到冯百友的电话，两分钟后金勇走进冯百友简洁的办公室，冯百友满面凝重地坐在办公桌后，出人意外地让他把门关紧。金勇预感到有重要的任务。冯百友言简意赅地交待了任务，强调要绝对保密，要随机应变，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作为一个检察官，金勇办过许多大要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承担这种任务还是第一次。王建业具有相当高的智商，又有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他顺利出逃，并且藏匿至今，可见其绝非是一个等闲之辈。打进去的过程，就是一个斗智的过程，跟这个有着高智商的案犯斗智，稍有差池，就会失去抓住王建业的时机。 金勇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经济犯罪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犯一般都有一定的职权和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因此每办一个经济案件，都会得罪一批人。金勇在跟记者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是国家执法人员，代表着国家的利益，怕得罪人，就不能当检察官。”可是这次要利用的熟人是自己过去一个要好的朋友，得罪人是无法避免的事，还要背上一个“出卖”朋友的名声，这是金勇感到万分痛苦的。 那天下班铃响了很久，同事们都已离开，他还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没挪窝，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烟蒂。 “嘀铃铃……”电话铃声把金勇从沉思中拉回现实。 “喂……”是那位说情人的声音。金勇振作起来，答应今晚和他见面。 走出检察院的大门，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红岭路上车水马龙，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正以蓬勃之势向前发展着。为了保证经济特区高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经济秩序，最终将动摇这个社会的基础。维护这个社会安定健康地发展，维护这个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一个执法人员，金勇别无选择。 在酒楼的包房里，说情人又是旧话重提。金勇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并不急于开口，只是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微笑。 他知道，要想引出王建业就必须取得王建业的信任，一下就答应了这件事，反而会使王建业生疑，最后会打草惊蛇。吃完饭，金勇就和说情人分手了。 回来后金勇立即向冯百友作了汇报，两人又进一步研讨了细节，准备下一步的方案，然后，静等王建业的反馈。 果然，很快接到说情人的电话，又约他吃饭。 又一次见面的时候，金勇装出一副下了决心的样子：“这件事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我得为我下半辈子生活着想。王建业在境内我不干，他是全国通缉犯，没准哪天被抓，我不就变成垫棺材的了！” 说情人怕金勇变卦，脱口而出：“你放心，王建业不在境内。” 终于弄清楚了王建业逃到了国外，继续追问又怕生疑。金勇把话打住了。情况立即汇报给了两位检察长，下一步的重点是查清王建业到底在哪个国家。 冯百友告诉金勇一定要设法弄到王建业住地电话，这样才能查到王建业藏身之处。金勇与王建业直接通话了。他利用王建业急于要救出史燕青的焦灼心情，在与王建业多次通话中，取得了王建业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建业渐渐有点迫不及待了，在一次商量具体细节时，王建业终于将他在泰国曼谷住地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金勇。这样，终于摸清了王建业藏身之处的线索。 跨国追捕，历经艰难，检察官书写反贪 新篇章；“柬埔寨公民”，国际通缉犯，异国 落进恢恢天网…… 查出王建业的下落，立即向省检察院汇报。省检察院派出反贪局两名资深检察官，当天晚上就赶到香港。在买好了第二天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后，突然天公不作美，晚上热带风暴袭击了香港。第二天，所有飞机停飞。两位检察官心急如焚，担心泰国曼谷情况有变化。第三天，台风过去，两位检察官在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下飞赴曼谷，具体协助泰国警方缉拿国际通缉犯王建业。 各国司法制度并不相同。在泰国，如何严格遵守该国法律，又要保证抓获王建业归案，两位检察官遇到了全新的课题。根据电话号码的线索，他们很快调查清楚，王建业藏身于曼谷郊区一个叫明灿的高级公寓。但是他们在外国没有司法行使权，也就是说，尽管知道王建业就藏在这幢大楼里，他们也不能去抓，只能依靠泰国警方。泰国警方给予了全力支持。 1993年9月18日下午，泰国警方开始行动。两位检察官将王建业的照片复印了几十份，分发到每一个参加行动的警员手上，以保证万无一失。 深圳这边，冯百友和金勇严密配合，呆在办公室与泰国保持热线联系。9月18日下午，冯百友接到泰国现场检察官的电话：即将行动，让金勇给王建业打电话，证实王建业在不在房子里。冯百友拿着电话给守候在同一间办公室的金勇一个手势，金勇立即拨王建业住宅电话。通了，是王建业接的电话。金勇一边跟王建业周旋，一边给在走廊外边仍拿着电话的冯百友打了一个王建业在房里的手势。冯百友立即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在泰国曼谷现场的人。然后就等着抓住王建业的好消息。可是一直等到天快黑了，也没有消息。 原来。泰国那边，检察官把王建业就在房里的准确消息转告泰国警方以后，就焦急地等待警方行动。警方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待太阳已经西沉时，一切才布置完毕。负责行动的警官看看落日，又看看表，举手下了一道命令：不是行动，而是原地不动！两位检察官大惑不解。泰国警官解释，根据泰国法律规定，在曼谷旅游区，太阳下山到太阳出山前的这一段时间以及节假日，不能进屋搜查。 心急如焚的两位检察官，只能遵守泰国法律，耐心等待。 漫长的黑夜过去以后，又是一个慢条斯理的白天，两位检察官别说睡觉，就连瞌睡都不敢打一个，生怕王建业坐着小车溜走，因为，你不可能检查每一部车。如果让王建业再次逃走，那可是前功尽弃，而且再抓王建业那将是难上加难了。 在深圳，冯百友和金勇也不敢休息，他们坐在冯百友的办公室，与泰国曼谷的两位资深检察官保持密切联系。为了稳住王建业，两位资深检察官请金勇用电话继续与王建业周旋，同时将王建业的动静告诉他们。这两天里，王建业楞是在公寓里没挪窝。 9月19日是个星期天，王建业突然打电话给金勇，说：“这两天好像不对劲，准备转移。” 金勇听后非常着急，但又怕王建业从中嗅出什么，故意激王建业一下：“那么史燕青的事是不是暂时放一放？” 王建业一听忙说：“不不，仍然依旧，请你抓紧。” 金勇问：“以后怎样与你联系？” 王建业想想告诉了一个手提电话号码。 放下电话，金勇火速转告了冯百友，一直在办公室的冯百友立即通过国际长途通报给泰国的两位检察官。 已经几天没有休息的两位检察官，得到情况更是焦急万分，怕已到嘴边的“鸭子”又飞了。立即把情况通报给泰国警方。他们整天冒着40多度的高温，一直不敢离开王建业所住的公寓半步。 入夜，泰国警方参加行动的人换班休息，两位检察官却一夜没有离开现场，睁大着眼睛，等待着黎明来临。 在侦破王建业的案件中，有许多办案人员，在侦察追捕。调查取证、追回赃款和为国家挽回巨大经济损失的工作中，废寝忘食地工作，吃尽千辛万苦，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我的这篇报告文学中不能一一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无名英雄。 今年4月的一天，我闻知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张学军来到深圳，并且于当晚要赶回广州，我立即赶去采访张学军。兼着两所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有着学者风度的张副检察长，在分析总结了王建业案侦破经验后，忽然指着与他同行的两位同志说，他们就是去泰国追捕王建业的两位检察官。 我真没想到，这两位传奇式的人物就一声不响地坐在我的旁边。我在采访中，早已耳濡了这两位检察官在泰国的追捕中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经历，很想能亲自采访到他们本人，经多次联系都因他们工作太忙而未如愿。现在他们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有一种像一个历经千难却空手而归的淘金者正准备放弃淘金的时候，却一屁股就坐在金矿旁边的感觉。我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不放。可是在与他们交谈中，两位为追捕王建业而立下一等功的检察官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就像你的采访写作一样，做的都是本职工作。”并且一再要求我不要写他们。他们站在反贪工作第一线，与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活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工作的性质要求他们只能当一个无名英雄。 1993年9月20日的清晨姗姗而来，当太阳挂上天空以后，冯百友又接到来自泰国的电话。赴泰国的检察官告诉他和金勇，行动即将开始，让金勇给王建业打电话，拖住王建业。 冯百友拿着手提电话，拨通赴泰国检察官的手提电话以后，再告诉金勇准备联系王建业，他将金勇联系王建业的情况随时转告在曼谷现场的检察官。 金勇立即拨通了王建业的电话。 王建业还在睡梦中，一听到是金勇的声音，就以为是有关史燕青的事，立即来了精神。 金勇给了冯百友一个手势，告诉他王建业在房间里，正在和他通电话。 冯百友立即用一直接通的手提电话，告诉赴泰国检察官，王建业在房间，正在和金勇通电话。赴泰国检察官让金勇按照事先的布置，尽量拖住王建业，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便于现场外面的泰国警察行动。接着，赴泰国的检察官告诉泰国警察，王建业在房间里。 泰国警方开始行动，现场警察慢慢收拢包围圈，大家一步一步向公寓移动。 国内的金勇继续和王建业通话。他想清晨给王建业打电话，一定要找一个充分的理由，否则聪明的王建业会生疑的。金勇装出史燕青的事有新进展，说释放史燕青已有眉目，并且和王建业商量细节。 王建业很兴奋，他说，能不能在八月十五之前放出史燕青，他将派人来接史燕青，希望能和史燕青在八月十五团圆。 王建业越说越兴奋，口吃的毛病也厉害起来。 忽然，金勇从电话里听到王建业房间里一阵躁动，有人撞门冲了进去，一阵像潮州话似的泰国语大声叫唤。只听见王建业惊慌失措又结结巴巴地说：“什、什……什么？警察！”随后电话就断了。 在曼谷，几十名泰国警察终于行动了，全副武装冲进了王建业住的公寓，青山泉等人惊得目瞪口呆，王建业正拿着电话，见到中国检察官，一下瘫倒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 王建业再次被抓以后，心里非常明白，像他这样一个特大受贿犯，又偷越国境外逃，第二次被抓，回国以后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于是，他想千方百计留在国外，以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一开始他拿着欺骗得来的柬埔寨护照，一再声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柬埔寨公民，这个谎言被及时戳穿，使他的欺骗投有得逞。 王建业又在泰国监狱里苦思冥想。 那几天，他坐在地铺上像老君人定一样一动也不动，把他的今后想了又想，把各种可能分析了又分析。最后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贿赂泰国警官，给他一个轻罪指控，争取判他在泰国服刑。因为，他在泰国犯的最大的罪是偷越国境，这个罪在泰国量刑很轻，顶多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出来。那时他持有合法的柬埔寨护照，以柬埔寨公民的身份，可以来去自由，以短时间的皮肉之苦，换来一生平安。然后，以他在香港银行里的巨款，再图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王建业简直为自己这个妙策欣喜若狂，但他仍不动声色，脸上毫无表情。 1993年9月29日，王建业在泰国警方对他案件的审理中，对负责他案件的一位泰国警官说：“如果将我送回中国，我将必死无疑。你若能设法指控我触犯了泰国的一般法律，判我在泰国服刑半年到一年，我将付你100万美金。” 在泰国，犯人可以在狱中往外打电话，王建业见这位警官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以为他不相信可以拿出这么多的钱，当即拿起电话打给香港的一个朋友，以证明他是有这笔钱的，并说，可先付50万美金，判刑以后再付50万。 这位泰国警官开始并不完全了解王建业受贿到底有多大，一听一下能拿出100万美金，吓了一跳。心想，一个中国政府的处长哪能有这么多的钱？！他在事后亲笔写给中国检察机关的信中说，“王犯提出这么大数目的款项，我就感觉到他是贪污了中国人民很大数量的血汗钱，罪行重大。” 王建业自知罪行重大，千方百计想拖在泰国。 青山泉等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要犯罪的是王建业，他们不过是作为“哥儿们”陪同王建业逃跑。尤其是青山泉，家中有一个新婚的妻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他想念妻子疼爱幼子，非常想回家。可是落到如此地步，如果提出要回去，又怕对不起朋友王建业。青山泉进退两难。 青山泉是一个四川农民的儿子，父亲已去世，家中还有母亲和姐姐。当年参军进了工程兵部队。后来党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中央军委把这支工程兵部队派到深圳，是最早开进深圳的基建队伍。后来这支部队在深圳就地集体转业，青山泉就留在了深圳。但是他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没有后台，没有关系，因此，转业后什么都干过：当过保安，擦过地板；也曾找不到工作，一个月只拿几十元的生活费。绝望中，曾在夜里望着星星想回家乡。但是家乡太穷，那时父亲又多病，还要他往家里寄钱给父亲治病。青山泉咬咬牙凭着农民的孩子能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深圳苦苦地寻找一席之地。后来，青山泉在一家国营公司当业务员，以农民儿子的“诚”和“信”，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这个天地十分窄小，汗水摔成八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也只能有一个基本“糊口”的收获。 后来他认识了王建业，帮助王建业家换煤气，接孩子，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又是司机，又是帮工，忠心耿耿，他的“诚”和“信”，深得王建业的好感。王建业开始“关照”青山泉的时候，青山泉就“财运好转”了。青山泉慢慢“发”了起来，后来成了某保税行的经理。如今，这个当初当保安，擦地板的农民儿子，深、港两地都有豪华私家车，深圳有数处私房，其价值至少在几百万，银行里还有数百万的存款，香港银行还有帐户，又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自己10岁的妻子。所以，在泰国青山泉想回家，有人骂他，“没有王建业，哪有你的今天！”青山泉处在进退两难之中：要求回去，对不起王建业；不回去呆在泰国监狱里，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最后青山泉想一死了之以求彻底解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行人，一同被捕的同行人也感到此期绵绵无尽头，愿跟着一块死。 青山泉有了钱以后，在外面花天酒地，狂嫖滥赌，但他又十分爱自己的妻子。他说，女人是女人，老婆是老婆，男人要“花心不变心”，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里。所以，他爱自己的家，爱妻子，爱孩子。这恐怕也是农民儿子的本色。 在他决定自杀以后，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想到了后事，想到了自己远在四川的母亲和姐姐们，甚至想到了自己早已去世的父亲。他在死之前要把这一切都交待清楚。 当晚，青山泉打电话给自己妻子说：“不要管我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要把孩子带大；给我母亲和家里人每人一笔钱；再帮我父亲修修坟就找个好人嫁出去吧广 夜里一点钟，王建业睡着了。青山泉把监狱里发的囚衣拧成一个条，当着同行人的面，上吊了。准备和青山泉一道自杀的同行人见青山泉被勒得青紫，面部肿胀变形吓得大叫起来，引来监狱看守，但抢救已经来不及了，青山泉成了异国的孤魂。 青山泉的妻子是一位广东姑娘，却长得一副北方姑娘的高挑身材，加上皮肤白皙，一对黑漆一般的眼睛，典型的一副窈窕淑女的形象。当年她和小姐妹们一道来闯深圳，由于模样漂亮，个子又高，被一家酒楼老板选中当了迎宾小姐。在这家酒楼干了十天，就被来酒楼吃饭的青山泉一眼看中。 青山泉一见钟情，立即让她辞去工作，给她买了一套房子，“金屋藏娇”。青山泉与她认识以后，对她十分爱恋，感情也是真诚的，为此多少小姐妹对她羡慕不已。 不久，青山泉就与她结婚了。结婚以后，她成了一位贤妻良母，在家中为青山泉带孩子。 青山泉的妻子美丽善良又很怯懦。青山泉死后，听办案人员说，她忠实地按照青山泉在电话里的叮嘱，给了青山泉家里所有的人每人一笔钱，自己所剩无几，带着孩子开始自食其力。可是，仍然有人不理解她。这位善良怯懦的姑娘只能夜夜以泪洗面。我的原计划采访名单里有她。一次，在检察院采访时偶然碰见她，见到她那一副身心交瘁的样子，据说每当检察院有事要找她核实材料，她都会吓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其实办案人员都很同情她，就这桩案子而言她是一个无辜者，同时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受害者。她是真正的家破人亡。见她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去惊扰她。我想她的人生路还很长很长，她的生活艰辛还得慢慢地尝。 电视剧《渴望》里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唱出千千万万个善良人的心愿。也许有人说，好人并不一定一生平安。再说“好”与“坏”的准确界定实在太难。但我仍想为千千万万个善良人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包括青山泉的妻子。 青山泉的骨灰从泰国运回来以后，据说一些人自发地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人还不少。人们称赞青山泉为人忠厚，待人诚实，乐于助人。我在采访当中，认识青山泉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诚实而讲义气，就连一直认为王建业就是一帮朋友害了的王建业的妻子也说青山泉好。有人曾经称青山泉为《渴望》里忠厚善良的“大成”。我想：这些评价如果排除人们对一个死者的同情因素，恐怕还是青山泉身上保留着的农民的本质。如果当初他能甘守一份清贫，如果他没有认识王建业，他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生活呢？ 偷越国境，原以为会成异国孤魂；没想 到88天后又踏上这块故土，王建业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1993年9月29日，泰国法院判处王建业非法入境罪，罚款3000泰铢，遣送出境。 1993年9月30日，广东省反贪局两位资深检察官，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地跨国追捕，将王建业押解回国。 这是1993年9月30日，正是国庆节的前夕，一架从泰国飞来的波音747大型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广东汕头机场。飞机舱门打开了，两位风尘仆仆的检察官跨出舱门，踏上了祖国的大地，抬头看见当时的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陆成景亲自接机来了。 王建业戴着手铐面色蜡黄地走出机舱，他抬头望一望那碧蓝碧蓝的天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口气恐怕还是泰国曼谷监狱里的混浊空气。走下舷梯的最后一级，王建业那迈出去的脚悬在空中稍事犹豫，但那一脚落在祖国的大地上时，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7月4日逃跑后，当他从西双版纳偷越国境逃离中国，那时就在想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故土；十天前，站在曼谷明灿公寓的窗前，望着天地间剪不断的雨同，还伤感自己要成为异国孤魂。可是，从7月4日逃跑到今天，只有88天，这个被中国人认为最吉利的数字，对王建业来说却是一个讽刺，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周而复始地又回到了中国。 难道真的是如王建业后来在看守所里写给史燕青的信中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切都是天意”？ 还是应了那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地间有一只命运之手？ 王建业咬紧着牙关一声不吭，那蜡黄的脸上木无表情。一双眼睛不正视任何人，也回避任何人对他的审视。但人们常常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一种冷冷的，让人心寒的目光。 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却仿佛踩在棉花堆上，东倒西歪地没有一步有踏实的感觉。身子也仿佛没有了重量，有时他真担心自己会倒下去。他感到自己的意识也是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他有一种在黑夜里走路的感觉，深一脚，浅一脚，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踩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能走到何方？ 检察人员立即将他押上警车，从汕头机场直接拉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汽车在广汕公路上急驶，王建业一路上微眯着眼睛，他不看窗外的景物，仿佛在沉思。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汽车轮子磨擦着广汕平原的大地。 冯百友早已带着天明等在广东省检察院。 早在王建业还没有押回国时，办案组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检察长们研究决定，王建业就关押在广州，由省检察院抽出两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负责审讯工作。 王建业押到省检察院，大家立即商讨下一步工作。 王建业静静地坐在那里，从这一刻开始，他准备顽抗到底，准备与检察机关“磨”到底。 1993年9月30日，王建业被押解回国的当天，即被宣布正式逮捕。 王建业心里完全明白自己问题的性质，早在泰国监狱里他就对泰国警方说，自己回国难免一死，他了解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也知道国家正在加大反贪力度，而深圳市委和市政府这几年抓反贪的决心，他亲眼目睹。高森祥（原深圳中信银行行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陈炳根（原深圳房产局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余强（原宝安县国土局副科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等人的下场，都是他的前车之鉴。由此就可以理解王建业为什么采取了抗拒的态度，拒不认罪，更谈不上交待问题了。 审讯工作艰难地进行着，日复一日，王建业始终不认罪。 史燕青此时也关押在广州，闻知王建业又从国外被抓回，她也绝望了。史燕青同样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仅不再交待问题，也不揭发王建业的问题，而且推翻自己以前的口供，否定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和对王建业的揭发。她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