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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千上万个闯深圳的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一言难尽的“背景和经历”,史燕青也不例外。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母去世,父亲再婚,1988年她只身来闯深圳。人们告诉我,早先的史燕青是个热情、真诚、朴实并有原则性的青年。史燕青在认识“正处长”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初在木板床上能酣然入睡的史燕青却得了失眠的“富贵病”,以致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张日本的磁性床垫,这样才能入睡。接着史燕青又买了手提摄像机、空调、彩电、冰箱、金银首饰。衣服必须名牌,动不动一次就买几千元的化妆品。一天,有人惊奇地看见,史燕青开着一辆崭新的进口豪华型“公爵”牌轿车兜风,完全是一种“百万富姐”的感觉。健康的人和我们的社会都有一双“眼睛”,史燕青终于被这双“眼睛”盯住了,于是她的悲剧就开始了。我曾五次见到史燕青:两次在法庭上。一次在看守所里。一次是1995年8月11日的上午,广东省高级法院王建业史燕青案二审审判长安排我在押送史燕青的囚车里,采访了史燕青22分钟。最后一次是1996年11月20日,在广东省韶关监狱与史燕青进行了一次半天长谈。每一次见到史燕青,留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 熟悉和了解史燕青的人告诉我,史燕青自从1988年来深圳以后(以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都说史燕青是89年来深圳的,这次在我采访史燕青时,她纠正说,我不是89年来深圳的,我是88年来的),其先后变化,判若两人。 跟成千上万个闯深圳的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一言难尽的“背景和经历”,史燕青也不例外。史燕青一言难尽的“背景和经历”,除了我前文所说的原因,恐怕还有家庭的原因和情感上的因素。 史燕青,1962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生母是一位医生,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在史燕青上大学时,生母因病去世了,留下史燕青和一个弟弟。后史燕青的父亲再婚。 史燕青非常怀念她的生母,据说,她后来的化名“余芬”,好像就是取其生母的姓。史燕青对家庭的感情是矛盾的,她爱自己的父亲,理解父亲的再婚,可她又非常怀念自己的生母。 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不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着她后来的情感世界的形成。童年和少女时代,没有得到充分的母爱和父爱的姑娘容易早熟,早熟的姑娘择偶喜欢找成熟的男人,因为在成熟的男人身上,她们朦胧地感觉到父爱的影子和一种踏实的安全感。另外,没有对家庭的留恋,也是她义无反顾地闯深圳、要出国的原因之一。 1988年,史燕青已经26岁,来深圳后很少有人听到她说过在家乡的婚恋史。难道这位聪明伶俐性格早熟又深受西方开放文化影响的英语教师,直到26岁还是一个“大龄未婚青年”? 有一位早期曾和史燕青同住过一间宿舍的人说,史燕青在情感方面肯定有过挫折。早先她们住在一起,曾经无所不谈,每谈到感情问题,史燕青都像一只受伤的“鸟”,有一点舔着滴血翅膀的感觉。她说,曾经亲耳听史燕青说过,在家乡有过婚恋经历,她并不爱这个男人。 我由于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一趟史燕青的家乡,所以暂时无法弄清史燕青这段经历,但从史燕青来深圳后,在婚恋方面的选择,可以看出她在情感方面是有过重大挫折的。 史燕青到深圳后,曾有过数次情感方面的经历,她的选择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是找成熟的男人,而且不计对方婚否,也不与所爱的人以婚姻为最终目的。她与王建业的关系,以及早期的此类经历,都说明这一点。 这也是酿成她悲剧人生的一个基点。 史燕青来深圳的初期,有一个男人对她帮助很大,史燕青很尊重这位已有家室的男人,心里一直深深地爱着他。 史燕青的一位朋友劝告她赶快了结了这一段感情,不要陷得太深,因为这个男人是一个责任心事业心都很强的人,他不会抛弃家庭和史燕青结婚。 史燕青说,我并不奢望和他结婚。我心里完全明白这一点,我也不希望他的家庭破裂,但我爱的就是他的这份成熟,这份社会责任感,这份男人味。 话是这样说,可史燕青会不顾别人家庭的安定,突然把电话打到这个人的家里,只用英语说一句:“I am missing you(我很想念你)!”然后不等对方说话,就把电话放下了。接着她会一个人痴痴地坐在那儿,陶醉在自我感觉里。 她和王建业相好以后,也曾不顾后果地把电话打到王建业的家里。 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史燕青醒来,躺在床上突然心血来潮,拿起电话就拨了王建业家的号码。王建业还在睡觉,是王妻接的电话。王妻是一个精明的女人,拿起电话听到是女人的声音,首先问是谁?史燕青当然不愿说。王妻立即就明白了是谁,于是恶狠狠地说,“你连名字都不敢说,你难道是‘鸡(妓女)’?!”史燕青可不是那种“占”了别人的男人就心虚的女人。她听后,没有像一般偷情人会处理的那样,一声不吭地悄悄把电话放下,而是在电话里怒火冲天地把王妻骂了个狗血喷头。为了骂得淋漓尽致,她用的是并不十分地道的广东话,挑的是最低俗的语言。 史燕青自己说她是88年到的深圳,但她只是89年到了蛇口一家石化公司后,漂泊的生命小船在生活的大海里,才算暂时靠上了岸。这时候的史燕青,仍是一身家乡的本色。熟悉她的人告诉我,刚来蛇口的史燕青,像一个乡下人,第一次与人相识,总说自己是武汉人,而不肯讲自己是黄石人,因为黄石是个小城市。人们说,当时的史燕青比较朴素,衣着都是从内地带来的,所以显得“乡气”。 史燕青工作上热情负责,待人接物也很真诚。单位上来了新同事,她总是热情地忙里忙外,像一个大姐姐。 那时候史燕青的生活标准也很低,衣食都不讲究。有一次,搬去和一位同事同住,她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去了,连毛巾浴巾都不带,毫不讲究也不注意别人愿不愿意,拿起别人的毛巾就用。晚上和同事谈心谈得很晚,无所不说,然后沉沉地睡去。夜里,除了自言自语地说几句梦话,一般总是一觉睡到天亮。这时候,史燕青的心事也不多,没听说过她有失眠的毛病。 这段时间,史燕青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还有一定的原则性。有一位当年与史燕青比较要好的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蛇口工业区给职工配瓶装液化气,由史燕青所在公司负责。当时有一个规定,即必须是夫妇双方都在本地工作。这位朋友爱人的户口已经调进蛇口,但人还没来上班。为了能早一点用上液化气,就去找史燕青帮忙。没想到,史燕青断然拒绝,说按规定不能办就是不能办。直到这个朋友的爱人上了班,她才帮助办好。这位朋友说,当年这样有原则性的人,后来竟发展到今天,犯了这样大的事。人啊……这位朋友叹了一口气。 史燕青在公司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对待同事们也很热情。她喜欢与一帮男朋友玩,并且能歌善舞很惹人注意,但不显轻浮,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桃色新闻。只是她内心仍很清高,跟一般人只是一种礼貌性的关系,在公司里也是独往独来,和大家保持着一种无形的距离。 史燕青在公司里的工作就是负责跑批文,跑外汇,跑许可证,跑各种需要审批的“指标”。干这项工作的不止史燕青一个人。史燕青所在的公司是一个用汇大户。它从事石油和液化气的供应业务,从国外进口的石油和液化气都需要外汇,而到国内销售后,收回的相当一部分是人民币,所以公司外汇缺口很大。因此需要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一开始,史燕青与王建业的相识应该说完全是工作上的关系。而且公司里与王建业相识的人很多,与王建业很熟的人也不止史燕青一个人。当然,这时候的王处长也不是跟任何人都可以熟起来的。1992年,该公司新任老总上任,当然首先朝拜这位手握重权的王处长。王处长在酒宴桌上,当着该公司好多人的面,盛气凌人地对手下有几百名员工、每年几千万利润的公司老总说,你一个卖电视机的(这位老总原来是搞商贸的)怎么跑来卖油?一句话,就居高临下地把他和公司老总的关系摆得明明白白。 王处长与公司老总都是这样,史燕青公司的一般人看王处长,还不是抬头落帽,仰人鼻息?! 再说,史燕青又不是那种让人见面眼睛一亮,又脉脉含情风情万种的女子。最初见多了靓女的王处长,不会一下就对史小姐留下“无怨无侮”的印象。 闯深圳的史燕青是来寻“梦”的,到了蛇口某石化公司并不表明史燕青寻到了自己的梦,她那一颗躁动的心,只不过经过1988年到1989年近一年的“漂泊”,生活的无定和人情的冷落使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所以现在进了国营大公司,又把户口调进,她感到一种安定,有一种漂泊的小船驶进港湾的感觉,她想好好地休憩一下。 如果此时她满足了;如果此时她把生活的标尺定在“实际”这个尺度上;如果此时,她让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平静下来;如果此时她没有认识王建业;如果……史燕青的人生路恐怕就会是另一番情景了(在这篇文章里,我用了太多的“如果”,这表达了我对王建业史燕青人生悲剧的一种痛心的叹息,对人们从王建业史燕青身上吸取教训的一种委婉的叙述。其实,生活的法则是不接纳“如果”的,就像你自己在人生的白纸上画上的图画,有些是擦不去的)。 有人说,王建业有今天全是因为史燕青,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王建业与史燕青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就像酒酿的发酵,既有本身的质量,又有外部的温度。你有再合适的温度,也不会让石头发酵。王建业落到今天确实是有史燕青的原因,反过来说,史燕青如果没有认识王建业,没有依附上王建业的权力,她会有今天的结果吗?另外,王建业会不会遇上张燕青、李燕青? 这时,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一种人生的偶然。 一次周末,王建业和部分同志受史燕青所在公司的邀请,到蛇口与史燕青所在的部门联欢。吃完饭后,有人提议去游泳,游泳中有人拍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嘻嘻哈哈中拍的,谁也没有对这件事认真。由于是在游泳中,因此大家都穿的是泳衣,其中有王建业和史燕青在一起的合影。 照片拍完以后,有人将它冲晒出来送给了王建业,王建业将它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事情从夏天到冬天,相安无事。但是又有一个偶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92年元旦前后,有一次王建业的妻子偶然去王建业的办公室。看见王建业的钥匙就插在办公桌的抽屉上,她就打开了抽屉,顺手在里面翻了起来。这一翻就翻出问题来了。 我们的一些机关干部办公室的抽屉里,恐怕都有一点小小的秘密,一点可怜巴巴的“隐私”。这点“隐私”也许是一点加班费,一沓旧情人的信,几件过去的女朋友送的小小(一定是小小的,否则抽屉里装不下)信物,几张女人的照片(也许是过去的情人,也许根本就不相识,或是自己精神恋爱的情人),和一本不愿意给老婆看到的日记本…… 有些妻子,又特别对男人的抽屉感兴趣,尤其是那上了锁的抽屉,但又不便公开要求自己的男人打开抽屉让自己“参观”一下,而男人是不会主动把自己的抽屉打开让妻子来检查一番的;如果主动让妻子来检查,那一定是事先已作好充分“准备”的。 我说,女人不要去打开这个抽屉,打开男人这点可怜巴巴的“秘密”,给男人留一块小小的“天地”。要知道绝大部分的男人,是一些“有色心没色胆的人”,只有这点小小的“隐私”,女人们别去“逼”他们,你这一“逼”可能就逼出问题来了。 王妻本来就一直怀疑王建业有“猫腻”,现见王建业的抽屉开着,她又是一个遇事一定要立即弄出结果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立即在里面翻了起来,结果发现了王建业和史燕青穿着泳装的合影照片。 一直就对王建业在家中的一些反常表现存有戒心的王妻,怎么会不管不问这样的事情?她要向王建业问个明白。 可是,王建业怎么说得清楚这种事。于是就吵,从家里吵到计划局,又从计划局吵到蛇口。王妻亲自跑到了史燕青的公司去找史燕青问问明白,史燕青躲着不见。 这事在计划局,在蛇口闹得沸沸扬扬。 今天,有一位熟悉王建业又熟悉史燕青的人对我说,她认为,当时王建业和史燕青还没有发展到过密的关系。 我一开始也是接受这种观点的。但是随着我采访的深入,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和那位熟悉王建业和史燕青的人一样,都被王建业骗了。其实,有证据说明王建业是1990年7、8月份与史燕青相识,1990年底两人就“相好”了。那时,他们还没有到后来那种因种种“利益”而“难分难解”,王处长是在众多的靓女包围中看到史燕青与众不同之处,而史燕青看王处长的实际利益恐怕要大于感情。只有王妻一直被蒙在鼓里。 王建业和史燕青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的感情发展到同时患上了传染性很强的“乙肝”。这是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最明白的只有王建业、史燕青本人。 此事发生以后,王建业与史燕青平时交往中的“演戏”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王处长不敢公开打电话给史燕青了,就是打电话到公司来找史燕青,也要一定装成不结巴。接电话的人是认识王建业的,奇怪王处长怎么说话腔调变了?有一次,在史燕青休假的时候,公司有事要找王处长,“恰巧”王处长也不在。后来有人在海口看见王建业和史燕青在一间宾馆里一同进出。 再以后,史燕青就不怎么公开去找王建业了。可公司有关找计划局的事,比以前办起来更利索了。 史燕青“办事的效率”越来越高,能量越来越大。 这时候的史燕青自身也开始发生了一些质的“飞跃”。首先,人们见到史燕青的机会越来越少,她到公司里来,也只是十天半月才有一次,与许多老朋友交往也是越来越少,发展到最后就几乎不交往了,大家发现她有空就往深圳跑;其次,史燕青的衣着越来越讲究了,与当初乍到蛇口人们戏称“乡下人”的史燕青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史燕青不但越穿越好,而且逐渐是一身名牌,并且当初一身本色的史燕青,也开始美容化妆越来越“漂亮”;再就是,人们发现史燕青讲话的口气越来越大。有一次碰到一位过去的朋友开着车,这位朋友闲聊说,开车到市政府办事,停车很麻烦。史燕青马上说,我帮你弄一张可以进入市政府的特别通行证,令这位朋友对她刮目相看。 这些变化在逐步升级,当初在木板床上能酣然入睡的史燕青却得了失眠的“富贵病”,以致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张日本的磁性床垫,这样才能入睡。接着,史燕青又买了手提摄像机、空调、彩电、冰箱、金银首饰,所用化妆品全是高级进口的,一次动不动就买几千元的化妆品。 终于有一天,人们惊奇地看见,史燕青自己开着一辆崭新的蓝色豪华型“公爵”牌轿车,在深南大道上兜风,完全是一种“百万富姐”的感觉。 吃的就不用说了,人一旦有钱,命就金贵了。案发后我们才知道,史燕青和王建业已经经常到香港去度周末了。当初吃什么都不讲究的史燕青,现在不但讲究吃的质量,而且讲究吃的艺术,吃的氛围,吃的情调。史燕青和王建业在香港,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坐落在繁华的中环的一家高级日本料理店。史燕青喜欢那儿高雅的情调,和蘸着辛辣的日本芥末吃生鱼片的那分刺激。 这时候史燕青的自我感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蛇口在她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小渔村”了,膨胀起来的史燕青,已不是一个蛇口,一个深圳装得下了,她想的是“一个博大的天地,一个没有人管的自由世界”。 1992年4月间,史燕青所在公司新老总上任。这位老总是一位务实型的企业家,一心想把企业办成一流的实业,把利润再翻一番。上任后,当然希望公司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把企业办好。 他发现史燕青不安心,就找史燕青谈话。史燕青坦率地告诉新老总,她想出国留学,让新老总物色人选接替她。新老总知道她办事的能力,和与有关方面的关系,这些对公司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于是热情地挽留她。她想了一会儿,爽快地说,好,我再帮你半年,半年后,我还是要出国。请你尽快物色人选接替我(史燕青这时所说的出国,不知是否已与王建业商议好,半年后,即1992年10月他们以化名买了洪都拉斯的护照)。 等到新老总认为确实挽留不住史燕青的时候,就物色了一个人跟史燕青后面学,准备同意史燕青出国留学。但是这时候,事情已经不是以史燕青的意志为转移了。新派去的人没学几天,史燕青国没出成,却被检察院“请”进去了。 史燕青出事了。 健康的人和我们的社会都有一双“眼睛”,近些年有两种人被“眼睛”盯得最多:“暴富”的和“弄权”的。当社会在变革之中,这些“眼睛”会变得更为“明亮”。盯久了,盯多了,一些人就容易被盯出“问题”来。 史燕青被这双“眼睛”盯上了,因为,人的眼睛是心目中的一杆“秤”,史燕青的“暴富”,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于是这杆“秤”就要发生倾斜,“眼睛”就会盯住你不放,终于被这双“眼睛”盯出了她“暴富的原因”了。 于是,一封举报信飞向了检察院…… 于是,史燕青的人生悲剧一步一个台阶走向高潮。 8月3日的傍晚,我和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坐在蛇口“海上世界”旁的餐馆里。暮色渐浓,落日的余辉涂抹着西边的天际。 我们两人都无言地望着窗外那艘由邓小平题字,曾名闻遐迩的大船。如今它已经从海上“跑”到陆地上来了。来游玩“海上世界”的人并不多,由于填海,人们要看海就要跑得更远了。有三三两两的人来这儿散步,有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旁边海滨浴场旁的沙滩上玩沙。 新朋友说:“当年,‘海上世界’可不是像这样冷清,”他用手指着旁边的海滨浴场,“那个海滨浴场当时刚刚修好,每天人满为患。吃完晚饭,我们就和史燕青相约来到这儿游泳,小史的游泳技术比我好。她总喜欢边游泳,边大声地说笑,至今我还仿佛能听到她那无所顾忌的笑声。” 这位新朋友是当年与史燕青相处得较好的朋友之一,我因想了解更多史燕青当年的情况,听人介绍说他知道得多一些,经过电话联系后,就径直到蛇口来找他。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一位约三十七八岁的先生正在剪当天的《深圳特区报》上《没有家园的灵魂》连载,然后把它工工整整地贴在一本笔记本上。 他干完这些以后才抬头问我找谁?我自报了家门后,他望了我好一会儿,既不客气也不冷淡地说:“哦,对,您来过电话。一开始,我并不想接待您。史燕青被抓以后,写她的人很多,有些写得我都不认识了。看了你写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我看出了您的良苦用心,您严谨的写作态度使您基本上写出了真实的史燕青。我们好几位当年和史燕青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在剪贴您的文章。”说着,他将手中的剪贴本递给我,要求我签上一个名。他说:“等将来史燕青出来的时候,我想将这本剪贴本送给她。” 我打开一看,在一本印有日期的精装日记本上,整整齐齐地贴着从《深圳特区报》上剪下来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剪报。非常细心的是,每份剪报的出版日期和日记本上的日期相吻合。 他接着说:“我是史燕青的老乡,不过我是武汉人,史燕青是黄石人,只能算是湖北老乡。”接着他又解释,“史燕青也不是地道的黄石人,她的老家好像是山东青岛。”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早已从史燕青的身上转移,他谈兴正浓,一定要留我吃了饭再回深圳。于是我们来到了“海上世界”旁的这家餐馆。 他声音低沉地接着说:“我认识史燕青很久了,我比史燕青早到深圳几年。别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还在体育馆一个企业家俱乐部里当‘公关小姐’。当年的史燕青可不像后来这样,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热情朴素,落落大方地在体育馆俱乐部大门口迎接我们。后来她到蛇口来求职,好像第一次没有被录用,记得那天我们送她上了去市里的中巴,她那单薄的身影带着深深的失望挤上了充满汗味和灰尘的车厢,然后从窗户里伸出手来和我们挥手告别……” 他继续对我说:“前不久,我在深圳电视台的一个经济节目里,看到介绍经济犯罪案件时,作为背景,出现过史燕青在法庭上的图像。我看见史燕青也在和旁听席上的人挥手,那个样子和当年离开蛇口时差不多。” 我知道他所看到的是史燕青在一审判决时的电视图像,那天旁听席上,除了王建业和史燕青的亲属,新闻界就我一人旁听。史燕青穿了一件紫色的灯芯绒外套。在审判长宣判结束后,法警将她押出法庭时,史燕青转身跟坐在身后旁听席上的人微笑挥手。这次宣判,由于王建业史燕青的上诉,需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裁定,不是终审判决,因此没有向新闻界公布。 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史燕青在法庭上的样子,也就像刚到蛇口时的样子。那天我就觉得堵得慌,要是一切都不改变该多好我不理解,后来史燕青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说:“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一层叫生理需求,即人的衣、食、住、行、性。人的欲望又是渐次的,即在第一个欲望得到充分满足后,第二个欲望又会接踵而来,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温饱思淫欲。即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以后,他的欲望会向更高层次伸张。但是这个‘伸张’的过程,如果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公正,违背了道德规范,就会使社会失去一种平衡。那么作为社会的主体,就要制约这种‘伸张’,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保证社会的公正和平衡,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安定祥和,健康发展。” 新朋友点点头,说:“我从你的文章里看到了这一点,所不同的是,你没有直接把这种道理说出来,而是从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中贯通着这种思想。这正是我为什么要剪贴这份报纸的原因,如果仅仅是史燕青案件的报道,那么史燕青自己做的事,一定比我们更明白。” 我继续说:“史燕青到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是她悲剧人生的又一个基点。” 分手的时候,我感到他心情很沉重。我没有满足他的愿望在他的剪贴本上签名,因为我没有给人签名的自信。我说,“连载还没有登完,文章我也没有写完,那么这部作品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我说等出书的时候,我再给你签名。” 有不少人问我,王建业和史燕青发展到今天,就始终没有人给他们敲敲警钟吗? 不是这样的,警钟一直在敲,问题是“睡着的人,敲得醒。装睡的人,难敲醒”。 史燕青已经到了除了王建业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了。再加上疯狂的敛财,使她尝到金钱的瘾头,存折上的钱往百万元上蹿,那种感觉又刺激着她胃口越来越大。这时,有什么力量能把她拉回来呢? 这样,史燕青人生悲剧的高潮就要来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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