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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厉以宁并不以为关闭国有企业是改革的方向。早在80年代后期，他主张建议员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观点就浮出了水面。在政府意识到需要在养活庞大的国有企业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这种观点更不足为奇了。 厉以宁坚持认为简单的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并不是最好的治疗方案，因为它解决不了最基本的所有权问题。关键是在于政企分开。他说：“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仅仅使他们变小不能够解决所有权问题，也不能解决政治与经济分离的问题。”很明显他的观点在政府官员中引起了震动——69岁的他经常被请去帮助制定经济法规。厉以宁不仅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与院长，而且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近几年，他一直建议政府增加供给施行一些创新性的方案以刺激需求。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建议，但在厉以宁看来，具体实施可能会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他的方案是：“在国有企业的运行状况完善改善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形成市场环境。如果我们做得早一些，会容易些”。厉还坚持写了大量关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文章。 厉以宁教授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年—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年—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曾担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 厉以宁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被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十多年前的“厉股份” 他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广受推崇，最近香港理工大学还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他一直以思想超前著称，在80年代初，人们大谈价格改革的时候，他就提出企业改革才是真正的出路，1987年的时候人们热衷于承包制，他又说股份制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90年代初他又表示，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失业问题比抑制通货膨胀更为重要。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认为应该时刻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同时就该说真话，说实话，供决策者参考，由于他一贯地提倡股份制，所以他也有一个外号叫“厉股份”。真正的“厉股份”在十年前就出现了。 十多年前国家体改委委托全国九个单位研究1988之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方案。在北京大学校庆90周年的时候，厉以宁介绍了他领衔制定的“1988年—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的北大方案。 鉴于当前我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均衡的经济体系：“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仍是行政附属物，在垄断的旧计划体制下产生的市场，是先天不足和不完善的，价格信号是扭曲的、不灵敏的，商品和某些资源短缺；其次，政府行为不是理想化的：政府并没有掌握、也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政府的决策是受限制的，长期以来领导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是不足的，一个政府的政策往往被无数个企业、个人的对策所抵消，政府政策效率是递减的。 下一步改革的出发点：必须先进行企业改革，也就是先进行所有制改革，目的是成立新的公有制企业，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逐步形成市场，最终实现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因此，进行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此外此方案还强调：承包制与股份制并举，前者主要解决企业经营机制问题。后者主要解决企业产权关系问题。通过这两个层次的改革，实现两个层次资源的合理配置。从总体上说，企业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的改革向高层次的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未来企业形式将以股份制为主：①股份企业是主要的企业形式，只有大中企业才需要实行股份制；小企业该卖的就卖，该租的就租，可以使用经营的就改为使用经营。②确定二元经济模式，几百家大的企业集团（代表基础发展方向）与几百万家小个业、乡镇企业、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并存。③“小政府、大市场（他认为用‘大社会’要领太含糊）”，“市场调节经济、政府调节市场”。④企业家与家庭农场主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⑤工人具有企业决策与管理的参与者和企业所有者的双重身份。⑥十二亿人口在城市、农村、小城镇各三分之一。 很显然，厉以宁领衔制定的北大方案浸透了这位经济学家几十年的心血，在其中很多处，都会发现这位厉股份的影子。想说的终于说了，当然，说了不一定大家都听。 十年前的十评 敢与厉以宁商榷的就不多，敢批评的就更少了，中国改革的成功为厉以宁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权威的支持。不过。这些只是现在的情形，十年前，可不一样，有人评他，而且评了十次。这不是在文革中，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学术上。无疑，厉以宁受到绝对的重视。 厉以宁所遇到的一个评论者便说明了这个情况。这个评论者是当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的程恩富。1989年—1990年之间他在《社会科学报》连续撰文。评点厉以宁的改革观。或许正是他的评点，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厉以宁，认识了厉以宁的改革观。回顾这些，似乎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经济学家。因为对他来说，理解才是真正的关注。 评论在十个方面展开，其中在怎样认识国家控股的股份化、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战略是什么、什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是何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什么概念上发生正面冲突。 怎样认识国家控股的股份化 厉以宁认为建立股份企业将解决“产权主体缺位”的矛盾，从根本上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从而可以把企业办成一个完全经济性的实体。即国家不能对股份企业直接进行干预，而只能通过股权去影响其经济活动。这样，企业与政府在经济上主要体现为纳税和守法关系，企业的经营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见《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序言） 程恩富则认为，在大中型全民企业中如果推行由国家直接控股的股份制不可能根本改变政企不分状况，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问题也不会迎刃而解。理由是：在国家是最大的股份持有者的企业里，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局投资公司等经济管理机构派出政府董事和董事长控制着董事会，直接制约企业高层次的重大经营决策权利和行为，又通过董事会招聘的经理，间接地制约企业低层次的经营决策权利和行为。这里的内在权利制约链表现为：政府权利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权利一企业董事会权利一企业经理权利。可以看到股份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耦合著，国家有关经济管理机构对企业的控制不会得到本质的削弱，反而合法化了。 以普通推广国家层层控股的股份化来对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完全有可能导致改革进程中又一次出现大的经济混乱。程恩富主张，在保持财产全民所有的前提下，除了极少数全民企业由政府有关机构直接控制外，绝大多数全民企业彻底与政府分离，让其自由决策，自由经营。包括根据需要采取股份形式来筹集流动资金和生产要素。这是真正解决全民企业自主经营决策权的根本所在。 这一说法从逻辑上分析，如果某企业的领导或职工只拥有该企业股票的十万分之一、万分之一、千分之一，怎么会因此而极尽全力工作呢？据调查，在目前试点的全民股份企业里，职工劳动积极性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事实表明：职工持股极其分散，根本不可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除了必要的思想工作外，主要应靠利益机制，而不是职工和干部持股，掌握企业的所有权。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战略是什么 厉以宁提出，在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方面应大幅度提高私营经济的比重，主张把私营经济的产值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程恩富则认为，这种试图依靠迅速扩大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来猛促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关键在于掌握发展的“度”。这里所说的“度”，除了包括单个私营企业发展所容许达到的规模外，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主张通过发展私营企业并把其产值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似乎没有违背以公有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但这政策主张暗含的理论倾向是清楚的，即全民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和这种混合经济的活力难以同私营经济相比。 适当发展私营经济，使之成为推进生产力发展的一支辅助力量和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同时积极改善各类经济，使之发挥出应有的主导作用，这才是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正确战略。如果大规模培育私营经济，可能给本社会带来经济负效应和社会负效应：一是资产阶级重新崛起，形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二是经营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投机性，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容易受冲击。三是对社会风气具有相当的腐蚀性，一些企业主存在“一切向钱看”、非法竞争和高消费等做法，必然广泛影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思想道德的形成，这来源于私有制的弊端，即使加强管理和监督，也难以根治。 什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厉以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书中，把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方面的所有制问题，并以此作为推行社会主义股份制的理论依据，认为股份制这类新型公有制形式接近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 程恩富认为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当前很有必要真正搞清其理论含义和现实意义。第一，从马。恩、列的一贯阐述来看；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因为马克思是在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紧接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在逻辑上只能理解为是在消费品方面重建个人所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德文版中，把“重建”改译为“给予”或“分配”，因作为给予的对象，只能是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转摘马、恩的上述字句时，更明确指出：“公有制普及于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而个体所有制普及其余产品即指消费品。”第二，马克思的公有名言是有现实意义的。它的重要性还在于能为社会主义全民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和包含个人股在内的股份制提供直接理论根源。在马克思的主体思想中，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未来新社会要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全社会的，而不是多元化的占有、支配和使用。据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或用现行的政策措施去附会马克思论断的含义。 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是何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一个“尖端”问题，就是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二者的关系，厉以宁的“二次调节论”认为，应首先让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当这个市场调节的“搅拌机”出了故障，再由政府进行第二次调节来弥补。第一调节时时处处存在，第二次调节可多可少，可有可无。其总的原则是“大市场，小政府”。 程思富认为，“二次调节论”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分为时间先后的两次调节是失当的。实践中无法及时有效地引导和矫正企业行为。我们不能等到市场调节出了大问题，再想起国家调节来，而必须预先估计某一领域由市场调节的正负效应。并事先或事后及时发挥国家的调节功能，使企业运行趋向合理。 “二次调节论”在评价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作用上有偏倚。由于国家对少数产品和企业仍必须实行指令计划，那么，这里计划直接调节的对象就是这些产品，以及这些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所以并不是“市场调节时时处处存在”。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作用普遍存在，因而计划机制和国家调节并非处于“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再说，如果从“指令性计划可有可无”、“甚至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可以缩小”的角度出发，推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当然失当。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什么概念 厉以宁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级阶段，从1949年至2000年，第二阶段由不发达状态进入中等发达状态，第三阶段是发达阶段。 对此，程恩富提出： 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完整概念。撇开上层建筑标志不谈，在判断某一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否有变化时，生产关系要比生产力更加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生产力变化只有在引起生产关系发生部分质变时，才标志着社会发展阶段起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全过程，由于生产力这一终极动因的影响，生产关系将在三方面逐渐演化：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将经历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以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这三部分性质的变化，依次显示着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其次是分配形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它与所有制结构变化相对应。最后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运行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它受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形式的制约。将经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合商品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 二、目前流行的有关初级阶段始点和终点的提法，事实上只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视角来观察的，属于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初级阶段”范畴，并非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阐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任何抛弃生产关系的变化来勾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提法，都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做带有随意性，以至于决策与理论解释不尽一致。 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不是事事超过“I临界点”才引起重视，而是实行客观的科学试点，及时健全经济政策体系和机制。 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使经济改革处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 洋洋洒洒的“苟同”说明了当时学术界的重视，后来的改革，其实在实践上再一次征明：“这确实是一位值得重视的经济学家”。了解近十年的改革过程的人不会忽视这一点。 三、十年后，“厉股份”正变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又想超前了，他认为吸引民间资本的广泛参与是中国改革的惟一出路。 中国经济如何摆脱当前困境 当前失业人口增加、出口下降、财政赤字加大、产品严重过剩等问题严重困扰经济发展，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应当调整分配。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说，当前经济困境是由生产严重过剩造成的，过剩的原因是需求不足，而贫富差距即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而大多数人手中财富有限才形不成有效需求，所以主张调整分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问题，一张小饼，不管怎么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 第二种观点主张财力集中。这种观点认为，中央现在财力小，所以才不能大量投入技改、投入中西部开发，不能做许多该做的事情，所以主张采取各种办法扩大财政收人。厉认为这种观点没有道理。他说，财政像一个水库，上游没水是不行的。80年代的一段时间经济发展之所以快，是因为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现在要集中财力，势必会挫伤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因此是不足取的。 厉以宁说，惟一正确的只有第三种观点，即民营经济的加入。现在居民储蓄存款6万亿元，手头现有1万亿，加起来就是7万亿，假如有117进来，将使当前经济大大改观。现在讲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这很困难，应让非国有资本进入竞争性领域，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不能搞股份制？金融、保险为什么不能对内开放呢？7万亿民间资金就通过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各种投资基金参与进来，经济就活了，届时国有经济将存在并壮大，而国有企业将不存在了，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人们大都在讲加入WTO面临的竞争压力，但在对外开放之前为什么不先对内开放，使国企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参与，增强国有经济力量，带动其他经济力量发展呢？国有企业孤立地发展绝没有出路。因此吸引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的第三种观点是惟一可取的，是中国经济走入顺路的惟一出路。 民营资本如何进入 民营资本的参与有四个方面：一是培养大量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参与到竞争性领域或非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中；二是国有企业协议出让部分股份，其实国有资本控股权并非要占到51％，如果大量民间资本参与进来，不大的股份就能控股。三是可把国家投资改为优先股，不再享有投票权，能保值增值就可以了；四是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转让股份给职工，使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注入再生产中，也解决了资金缺乏问题。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形式下，国家通过控股方式参股的形式，只在极少数领域国有独资，经济发展才会充满活力。 有没有人反对 现有反对意见一是认为是私有化，但采取市场化办法即出售的方式和东欧的分掉与送掉是不一样的，不能叫私有化。二是认为民间资本操作起来不易，资金零散，这个问题可能通过基金来解决。三是认为国有股转让会受制于人，但国有股转让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不存在这个问题。民间经济参与持股和资本主义区别一是国企仍然存在，”二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与香港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区别。 混合经济是主流 产权转让、资产重组是当前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构造的重要方面，民营经济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产权只在国有企业中调来调去，是不会有太大成效的。民营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的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能使生产获得最优配置。通过兼并重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持股，形成“混合经济”，这是今后发展的主流。 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原理，叫木桶原理。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一块长板条的长度，也不取决于各个板条的平均长度，而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板条。这在非均衡经济学中叫作决定长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产权不能流动就是短线。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把短板条替代下来，让木桶多装水，这叫做生产要素的替代；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多个木桶的板条，重新组成若干个木桶，以便多装水，这叫做资产的重组。但在现实中，这两种途径都遇到了困难，长板条、短板条分属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不容易解决生产要素的流动问题。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生产要素跨行业、跨地区的流动。要让生产要素跨行业、跨地区流动，就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大力发展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直接参与资产重组过程中的经营、策划，可以以小的代价完成资产重组。 我国应重点发展直接融资，大力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改革开放实践证明，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相反加重了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依赖，加重了某些国有企业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间接融资还容易造成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等弊端。而直接融资的资金来源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作为投资者就会有选择，搞重复建设的，投资者就不会买它的股票。搞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也比间接融资好，一个项目投资回报率高，风险也大，而另一个项目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小，银行往往选择后者。但在证券市场上，一些投资者宁愿购买回报率大同时风险也大的企业的股票，高科技、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就不会缺乏投资者。 要发展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产权市场，一些证券公司的发展方向是转为投资银行。资金雄厚、信誉好的大的证券公司最终会发展为投资银行，以从事证券业一级市场业务，而由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业务二级市场业务。 中国国有经济发展了40年，仍不完善，许多国有企业老是长不大，处于幼稚阶段，需要国家保护，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竞争者。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就逼着国有企业改革，非改不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对外开放之前先对内开放 在以国民待遇对待外国人时，先用国民待遇对待自己。让民间资本进入国家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公共投资基金，在一些领域如国有商业银行、保险业、通讯业等进行股份制改革，让公共投资投入，使企业形成多元化主体。 国有股比例降低利大于弊。 国有股比例降低的好处是，经营管理机制发生变化，董事会真正起了作用了，从而决策更科学；企业可以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迫使董事会尊重每个股东的利益。将来除少数企业外，纯粹的国有企业已无存在的必要，但由于不少企业还由国家控股，所以国有经济将长期存在。 厉以宁的思路与十几年来的改革思路有着惊人的巧合似乎并不夸大，今天厉以宁的思路是不是又会预示明天的改革思路呢？大家都在等着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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