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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他把自己视为穷人和城市平民的代言人。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当过农民、劳动者、小学教师和共青团干部。他并不抱怨过去，也承认市场改革尽管带来很大的阵痛，但其推行却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梁晓声197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已出版的文集有《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年轮》。 平民代言人 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梁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利谋取私利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相反，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所奔波，但却享受着精神生活上的充实。在这种层面上，反映了梁晓声在“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的抗争与回归，主张回归质朴，知足、正义的人性，摒弃那冷冰冰的理性，那装饰得漂亮的诺言。梁晓声的这种价值立基点与他早年的成长是分不开的。他出生于哈尔滨的普通工人家庭，1968年初中毕业后曾赴北大荒在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这些切身的体验为后来梁晓声的知青系列小说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年轮》、《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重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的成长轨迹，感人至深的是剧烈的社会变动所带来的人性的展现、扭曲与回归。当年为了回城，多少知青抛弃理想与良知，使尽种种办法去整人。到了城里，面临人生的新起点，又如何重新适应，重新定位。那是一个人性张扬的年代。但这种张扬是以青春的流逝为代价的。可能这就是“伤痕文学”的由来吧！在巨大的社会运动面前，小人物被洪流挟裹着前行，独立的个人思考成为无助的苍白的呻吟，更多的是被潮流冲昏了头脑，将无知与激情发挥到了极致。一切平静下来，反思与懊侮已无补于前事，但却可能昭示于来者。作为一个文革的当事者，梁晓声可能正是受此刺激，选择了一条为无助者申言，为道义彰显而奋斗的批判家的道路。 很多人批评梁晓声有“仇富心态”，称梁晓声近来似乎一直以平民的代言人自居，人为地将我们的社会划出尚未富裕者和富裕者的对立立场，并以此来确定自己观察社会，剖析社会，拯救社会的角色形象，然而他的观察剖析及抨击好象嫉妒大于其他，将一切富裕者统统看成“无商不奸”者，该狠狠痛打。当然，梁晓声面临的批评还不止这些。不管是梁晓声观点偏激、举例失当，还是批评者理性现实，但都无法否认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现实：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不干净！无疑梁晓声的批判触及了很多人的痛处，也可能他的激奋言辞会导致打击面过宽，把那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人们也变成“敌人”，但却引起了那些贫民。平民、流民的强烈共鸣。1997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刻画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共生现象，在此作品中也肯定了作者为平民申诉的代言人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著作中梁晓声坦白了自己的收入，作为一个靠卖字为生的作家，他的收入虽比不上老板，但与一般人相比，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了。 所以梁晓声并不是“仇富”而是仇“不正当之富”，这也是很多海外评论把梁晓声视为不同于仇视一切进步与开放、一切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老左派的中国新左派的作家代表。梁晓声尤其仇视那些认为社会转型时期造成贫富差距是自然的因而对之采取泰然自若态度的论调。 梁晓声认为这一切什么“腐败必然论”、“改革代价论”都是有权者阶层损公肥私、掠夺社会下层人民的财富的可耻的幌子，可能受过文革中崇高口号的蒙骗，醒悟的作家亦不相信当权者的诺言，而更相信人类良知和个人判断。梁晓声的作品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一大现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较为平静安稳的生活被打破了，很多人尤其那些低收入者、下岗工人、流民又逐渐“边缘化”，这既带来了他们物质生活的困窘，也带来了他们存在的精神之苦闷，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有权有钱者一掷千金的黑色消费。社会不公平的鸿沟越来越深，社会公正被践踏而且随着世俗化社会的到来，为这种践踏，为这种不公正呼号呐喊的社会良心也越来越少了。梁晓声要将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位良心的代表，很可能不是作者刻意去成为某种人，而是真正的失望。真正的愤怒、真正的悲悯令作者不得不如此。对此梁晓声并不总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而只是为平民代言，因为他觉得他做得还不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他。至于他的申言能不能被社会正视，并被有效地纳入决策领域，真正地改变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是一个问题。但梁晓声并不看重这些，他认为“语言就是力量”。即使他不能影响社会的运行，但他的呼吁能引起下层人民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是力量，民间孕育的力量是巨大的。即使这些都不能，那也可以起到一种情感发起的作用。饱尝物质、精神双重压力的现代人，那些生长在平民化社会里的人们多么需要一些热闹后的宁静和满足。尽管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意义”，但毕竟有“意义”。 对梁晓声的更严历的批评是说梁晓声是“伪平民意识”或是干脆称梁为“新民粹派”即只有贫贱者、下层者才是道德的，好象道德与财富势成水火不能兼容。到底梁晓声是真心为平民呐喊，还是借此呐喊哗众取宠，仅仅从其作品还看不出来。这也许只有梁晓声一人知道。梁晓声一旦被定位为“平民代言人”是否就会限制他的观察视野，是否让道德激情蓬勃而失禁？人们不禁担心。这似又关涉到梁晓声的理性和感性话题。 理性抑或威性 梁晓声的作品，尤其是反映当今社会题材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清晰地暴露了残酷的现实面前。作家梁晓声的失望、愤懑及至失去理性的激情。社会良知被践踏后的麻木无知是作者痛心疾首的一个题目，可能恨之甚深，作者的倾向性很明显。似乎完全成感性的倾诉，而缺少了理性的逻辑。感性与理性原本就是一对矛盾。一般人在一般生活中很少会遇到二者冲突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但《拯救大兵瑞恩》在中国的放映又使一个老话题“张华救老人”重新被提起、被评价）“张华救人”就是这样一个“感性与理性”，确切地说是“温暖的人性”与“冰冷的理性”冲突到你死我活的案例。梁晓声《再谈“冰冷理念”》一文中似乎表示了失望，因为张华这个曾被广泛提倡的舍己救人的典型在今天竟被质疑，这在十年前根本不可能，但现在不仅是被质疑，可能甚而被否定。也反映了社会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也暗示了梁晓声以其‘温暖的人性”去统驭“冰冷的理念”所遇到的阻力。作家原要假定为人人都会接受的人道主义原则竟被冷冰冰地不带任何感情地理性解剖得面目全非，其情感可想而知。但情感终归还是情感，不能诉之于清晰的逻辑，也不能说服那些提着种种数学模式和优化选择的“智者”。而要想说服他们，则必须质疑理性者的逻辑前提，例如像康德那样预先假定理性不可靠。理性应为人的信仰留下一块地盘面为道德立法，显然梁晓声不具备康德的哲学素养，只能倔强地固守着他执着不渝的道德信条而略显无奈。理性者的理由似也充分。人道原则应该坚持，但似乎也不必太过认真，理性是拯救人道狂热而使之免于走向极端的有力保障。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个政治理念狂热膨胀而缺乏理性制约的悲剧吗？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讽刺剧：作为文革的反思者的梁晓声似并未从此悲剧中体悟到理性的可贵和个人权利的重要，但他也认识到他的个人呼吁，他的良知在当今社会回应者少，这究竟为什么？批评家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梁晓声的道德激情在现代社会中，在一个被种种规则勾连起来的社会中多少显得空洞无力。因为激情与感情只能适应不健全的、不民主的、不完善的前现代社会，才能调动起人们的热情，才能动员民众力量为某一社会目标牺牲个人的一切。以前中国社会中这种东西太多了，这种激情往往掩盖的是肮脏的动机，人们已经厌烦了。因而批评梁晓声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将梁晓声比作穿着盔甲、执着长矛、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滑稽可笑。梁晓声说过友谊是易碎品之类的话，并以自己的行动为此作了注脚。有一次梁先生搬家不叫朋友，也不叫搬家公司，只是一个人用三轮车搬了一个星期。 梁晓声到底需不需要吸收理性，单纯依靠感性声音是否还能赢得读者，这似关涉一个现代性命题。然而从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来看。好象工业社会所倡导的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当代人生存的信仰危机，只好在价值领域重新诠释道德、伦理这些带有温暖色彩的东西，才能防止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在今天的中国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多了，真正身体力行，哪怕从道义上去谴责，去批判的人少了。梁晓声认为张华救老人这样的问题被重新质疑，这本身可能就是可耻的。因为崇高与正义是不能被“小人之心来度之”的。但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这种质疑也许有助于澄清各种谬误，使人们对好的东西继续支持，对不好的东西坚决摒弃。这样梁晓声所代表的正义的道德呐喊和他的批评者的不屑的嘘声响成一片。才避免了社会生活的单调及走向极端，整个社会因而更呈现出大的张力。 批评家们担心的是，从梁晓声的思想成长经历看，似乎他个人以前还比较理性，但越来越不理性了，好像人上了年纪总愿意发脾气。也象是练武功的人因路子不对而导致走火入魔。梁晓声早期的作品卜个红卫兵的自白》、《雪城》等真实感人，因其扎根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梁晓声后期的作品却由于过分放纵非理性，使人物形象缺乏真实感，其作品中的商人有被妖魔化的倾向。其实真正生活中的人性是很复杂的，并非作家梁晓声笔下的那样善恶分明和脸谱化。理性不是万能的，但要强于非理性。而对越来越理性的人们作家是否应该从其书中学到一点道理，变得理性一些，然后再去战胜他们的非理性呢？ 批判的力量 作家批判社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感型；一种是思想型。前者往往是那些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后者则是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很严格，但为了给作家梁晓声归归类，也只能这样粗略分析了。前者诉诸于情感的喧泄，没什么思想深度，是一种感染力较强的批判，后者则相对冷静，擅长分析，有强大的理性力量，可能不如前者来得痛快和感染很多人，但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则比较长久。梁晓声无疑属于前者，因为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重性，做到前者很困难，它需要太多的激情去批判社会，激情并不总是能预期产生的。当激情为某种需要被强制出来时，会显得有些滑稽、做作和媚俗。这种批判家可能会对人人都习以为常的小事喋喋不休，非得寻出什么大道理来并以道德家的口吻训诫别人。其对真理和正义的把握是不容别人质疑的。梁晓声是一个很激情的人，但这种激情是真的生发和假的伪装，别人是无缘知道的，这似乎牵涉到一个人的动机问题，较难评判。但若抽去价值判断，而只保留是非判断，从效果的角度来看待梁晓声的批判，其成熟与否，自然不难判断。最引起争议的莫过于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在一片谴责反美声中，作家梁晓声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愤怒之情，在愤怒之外，似乎总牵涉到一些与此事不相关的东西。使人想到那句名言“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也想起了那个鲁迅笔下的典型中国人形象“阿Q”。美国该骂，克林顿该骂，但是要骂得有水平，骂到点子上，但若对问题不加仔细分析，仅凭一腔热情，信口乱骂，寄望于歪打正着，只能招致人的反感。真正的批判家应该具备社会良知，这种良知是植根于人类共同文化知识的，是超越种族国界的，而不是由个人爱恶来引导，否则只能对人对己两条标准，显得虚伪做作，损害批判的力量。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武器的批判决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在批判之前，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批判之剑是否锋利。是能否能砍破坚固社会之一鳞一甲，否则只能象唐吉·河德那样在现代社会里做“游侠梦”。梁晓声是个很坦诚的人，敢于坦诚自己的月收人、稿费等，敢于坦诚自己的初中文化水平，也敢于坦诚自己因获小说大奖而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误。他将“运交华盖”理解为交了“华盖掩盖下的命运”长达二十年，不知“历下”乃济南也已多年。这些小事在别人理解来看则以为是作家在幽默，而作家自己知道后却倍加汗颜，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任何一位大师都会犯类似的低级错误，但错误若由疏忽导致是一回事，若源于无知则是另一回事了。梁晓声对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缺陷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我们也真的希望看到今后的梁晓声能有更具批判力的文字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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