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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 金坚范昨晚住在朋友家去了。今天是星期日，Z女士有晚起的习惯，还没有过来，独自呆在小酒店里，周围全是异国人，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百无聊赖，出去走走，发现附近有家公园，里面有个大操场，一群年轻人正在大呼小叫地玩篮球，操场旁也横七竖八地躺着些人，大多衣冠不整，意态倒还悠闲。我从小是个球迷，想进去看看球，身侧走来位中国老者，碰了碰我的身子，和我攀谈起来。我好不容易遇到位有共同语言的人，当然喜出望外。一了解，原来这里竟是著名的世界乞丐中心。美国真是个世界级大国，连乞丐都有世界中心！我问：“那些打篮球的年轻人难道也是乞丐吗？”他点点头，又说：“他们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今天是星期日，所以还有一些人没有出去。到了晚上，这里的人就更多了，林荫道上，亭子里，操场上，全都住满了人。”我出于好奇，邀他一同进去看看。他连忙摆手，说：“还是别惹是非为好。”说完，便搭讪着走开了。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惹出了点麻烦，将来没法说清楚，便也跟着怅怅地走开。 快11点了。Z女士才赶了来，领我去一家台湾快餐店里吃了烧饼、油条、豆浆，油条奇大，烧饼酥而又香，豆浆也很地道，我小时就习惯了这种吃法，早晨上学总是用一块烧饼夹上两根油条，边吃边走，吃得津津有味。没想到，今天在美国居然又重新领略了一些儿时情趣。 和Z女士夫妇认识已经十几年了。Z在国内先是学医，后来改学艺术。四年前随她的丈夫B来到美国。B也是搞艺术的，风流倜傥。照我看，他们应该是很般配的。但不知为什么，一直争争吵吵的，关系总是搞不好。现在两人虽同到美国，却分居两地。我昨晚到后，向Z问了B的情况，Z只笑笑没有正面回答，我也不便再多问。看来，人和人之间确实有个缘分问题。 对于我的到来，Z确实是很高兴的。今天吃完饭，她就领我去逛商店，一定要替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小女儿买些东西。她出手大方，去的都是高档商店。我却被这些商店里的衣物价格吓住了。我总是要把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来计算，看到一双皮鞋二三百美元，一件上衣三四百美元，想想这快要抵上我的大半年工资了，说什么也不愿让她买下来，怕因此引起心理负担，她嘲笑我太土、太葛朗台。两人跑了一家家商场，却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买成，闹得她老大不愉快。 下午和之一起去看了C女士。C是Z到旧日金山后结识的朋友。她是从台湾到美国来的，现在已经做到了大学的数学系主任，在学术界算是个有些地位的人了。据说陈省身和丁肇中教授都对她很赞赏。她的哥哥是台湾的一位已经退职的经济部官员，去过北京，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友好，我们见面后，正好有人邀请她去参加加州的一位女众议员竞选参议员的小型招待会，为了见见世面，我也一同去了。原以为这是一个豪华的宴会，去了才知道单是在加州今晚就有300多个同样内容的招待会，无非是发一点宣传竞选人的材料，喝点咖啡，吃点茶点，把一些志同道合者邀到一起，彼此联络一下感情，商谈些对策而已。由于竞选者本人并不到场，所以形成不了高潮。我们是局外人，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惟一使我高兴的是：在这里，我竟然意外地结识了一个自称是美国共产党员的人。他的名字叫Jack Kurtweic，是一个大学的电机系教授，年纪约有60来岁，身体很结实。听说我们是来给海伦·F·斯诺颁奖的中国作家，他便主动过来和我们交谈。他说：“我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作者注）开始的。”他还讲到了周恩来总理，说：“周恩来是国际性领袖，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人。”还说：“周恩来去世时，北京到处都唱‘国际歌’，这是很恰当的。因为周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谈到西安事变，他则表示了不同看法，说当时不该放了蒋介石，否则以后中国的事情，不会那样复杂，我们谈得很融洽，本来还想接着说下去，因为和他同行的人要走，我们也只好握手话别。 晚上，在C的寓所里，由她约请了几位学术界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其中多数是C的同事。这些人，不仅喜欢数学，也喜欢文学。一位姓马的来自国内的留学生写了不少诗，他给我们朗诵了一些，都被Z一一否定了。晚餐很丰盛，有豆腐、苋菜、红烧排骨、海带等，都是我爱吃的东西。C还特地用炭火为我们烤了红薯，更是别有情调。席间，大家谈起爱荷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他的同学山林华和几位美国教授的事情，竟然一致对卢刚流露出相当的同情。他们认为：卢刚的行为，固然是令人憎恨的，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但是，他一定还有许多难言之隐无从诉说，最后才走向极端。他们说起美籍教授对于中国留学生知识财富的剥夺，一个个都很愤慨。一位姓石的教授感叹地说：“卢刚对美国的幻想可能太多了。你想登上美国这块大陆，就必须准备付出十倍的代价。如果你只想用一倍的努力，就想要获得与白种人同样的东西，等待你的将只会是失望以至幻灭。卢刚事件只不过是无数个幻想破灭之后，酿成的一个最极端的悲剧。” C已过不惑之年，至今仍是独身。她收藏有不少艺术精品，其中包括齐白石的画、于右任的字等，都很令人羡慕。据Z说：在美国，这种有成就的独身妇女，似乎越来越多了。我想，这不光是一种时尚，一定还有许多无法排解的苦衷。石教授的话，更证实了我的想法。 旧金山 从Z的家里，找来一本台湾出版的《随园诗话》。昨夜辗转反侧，信手翻翻，居然难以放下。今晨无事，索性正襟肃坐，认真阅读起来。记得最初接触袁枚的作品，已是40多年之前，那时我还是个休学在家的中学生。先是在塾师徐老先生的教诲下，背诵了他的《祭妹文》，后来又选读了《小仓山房尺牍》中的一些篇章，接着便得到了一套线装本的《随园诗话》。参加革命时，竟然把那套《随园诗话》也带了来，受到周围同志好一顿批判，说我迷恋封建士大夫的陈词滥调，中毒太深。在那之后，我当然和这位康乾盛世的一代才子绝了交。其后一些年，我一直起起落落，南北奔波，难得有多少坐下读书的机会，接触袁枚作品的机会就更少了，如今重读，依稀如见故人。觉得他所倡导的性灵说，“诗情愈痴愈妙”，“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以及他所说的“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等，都很有见地。平心而论，袁枚在我国的诗歌史上，虽然不能占有很高的地位，但还应该是明清而后一位重要的诗人和诗评家，沈德潜编《清诗别裁》，以正统的学者自居，把他视为野狐禅，完全不录他的作品。建国以后，我们的诗坛对于他也长久采取漠视、冷视的态度，都未免有欠公允。 和纽约不同，旧金山没有那么多摩天大厦，除了金融、贸易中心还有少部分高层建筑外，多数都是低层的别墅式的房子，许多房屋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这里气候宜人，季节之间的界线模糊得很。现在的时令虽已是初冬，到处却都还绿意葱茏，花木扶疏。难怪许多华人到美国后，喜欢选择旧金山做为定居的地方。 下午和Z等去海湾风景区拍了不少照片。这是我来美国后拍照片最多的一天，中间几次经过海湾大桥。像这样多层次的长达数公里的跨海大桥，整个海湾区就有6座之多，单是这一点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富裕程度。美国在建国的200多年历史中，只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一场南北战争，其他时间国内都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这就给了他们积累财富、进行建设的机会，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还发了一笔战争财，这都是我们很难和它比拟的条件。在当前的世界格局里，我们怎样抓紧有限的和平间隙，努力维护安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经济建设，确实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课题。 G教授从外地赶了回来。她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终身制教授。不久前去过中国。我在北京接待过她。就是受她的热情约请，我才答应到伯克莱分校讲演的。她不仅在文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追求。在她的寓所里，我看了许多由她设计制作的陶艺术品。感到其中的不少作品，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情趣高雅，构思奇丽，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我们在一起商讨了能否把这些艺术品运往北京进行展览的问题，还谈了13日去伯克莱讲学的一些事情。 晚，继续躲在酒店的房间里读《随园诗话》，周围寂静无声。我泡了杯从国内带来的龙井茶，慢慢啜饮，书香和茶香一齐淡淡地沁入心中，令人陶醉。迷离间，仿佛又回到万里之外的祖国，回到了我那间小小的书屋…… 旧金山 凌晨3时，和北京通了电话。知道北京的各大报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载了我们在康涅狄格州为海伦·F·斯诺颁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早晨的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详细的新闻报导。景超在电话里为我念了《人民日报》等报纸的新闻稿，并且介绍了这件事情在作协和基金会内部以及我们的一些朋友中间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我听了很振奋，当即给金坚范挂了电话，把这些情况向他一一转告。 9时左右，金坚范来到酒店。虽然只两天未见，却似乎觉得已经和他分开了很久很久。在作协的干部中，金是一位精通业务、办事认真、恪尽职守的人。这次我们同来美国，朝夕相伴，彼此间又加深了许多了解。 晚，G教授在唐人街的岭南小馆设宴招待我和金坚范。应邀出席的还有旧金山旅美华人中几位女作家和资深的大学教授，以及《星岛日报》总编辑、《世界日报》记者等，其中一位S女士的丈夫，据说是旧金山华人中的富豪，有半条街都是属于他的产业。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华文学基金会概况，着重谈了正在筹办的华夏文学奖的情况，引起了参加这次宴请者的共同兴趣，大家谈论得很热烈，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为了筹办这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奖，我们已经奔走了好几年，我两次访问香港，也都参加了和今晚同样内容的活动。华文文学有着悠久、灿烂的传统，全世界使用汉语和用华文进行阅读及写作的人口达十数亿之多，而至今却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举办了几十届，竟然完全漠视华文文学的存在，没有奖给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华夏儿女为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统筹合作，创办一个其规模和影响以至奖金数额都不低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奖呢？！许多人长久以来都有着这个梦想，我是这个梦想最热烈的追求者之一，有时候，看来距离这个梦想仿佛只有一步之差了。但真正动手去做，才发现仍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今晚的宴席上，我多少有些感慨地说：“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梦想的实现。”一些人说我这个估计太悲观了，也有一些人同意我的看法，大家都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花毕生精力认真去做。 宴会后，S女士邀请我们去她家喝咖啡，见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她的家坐落在一个半山坡上，室外有篮球场，室内有游泳池，客厅也布置得富丽堂皇。S女士和她的丈夫，对我们的态度很热情。但，稍一交谈，就发现彼此在对我国国内情况的估计上有很大差距。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争论，加上时间也实在太晚了，我们便婉言告辞。S女士亲自驾车把我们送回旅社。 夜2时披衣起床，赶写明天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讲稿：《中国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 伯克莱 上午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讲课。这次讲座的时间虽然不过一个多小时、我却做了仔细的准备。在北京时就写了讲课提纲，昨晚又把提纲复核了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部分做了补充，考虑到目前的中美关系仍然较为微妙，我原以为会出现一些挑衅式的提问，没有想到会场秩序和气氛都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来听讲座的人，对我国文学现状和作家近况，大多有个基本的了解，态度也很友好。他们提了一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我和金坚范一一做了回答。讲座结束时，整个会场已经充满交谈式的亲切。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紧张情绪，逐渐松弛了下来。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中美两国人民和学者之间，友谊始终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做更多的沟通。在平时应该如此，在关系出现某种障碍时，更应该如此。 这座大学的规模之大，出乎我的意外。归来时，因为和陪同我们前来的人走岔了路，我们竟在校园里迷失了方向。幸亏金坚范同志遇到了一位熟人：原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过的陈元珍女士。她也是文学爱好者，见到我们真个是：“他乡遇故知。”她送了我们几本近作，又一直把我们送到大街上。 中午在作家陈若曦家吃了午饭。她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海外理事，前不久曾去过北京，给我打过电话，正好我去了外地，和她失之交臂。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面了，现在既然来到了她的附近，当然应该前往看望，她曾经长期在国内生活过，还在我的一个亲戚工作过的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教过书。由她亲手做成的饭菜，至今还保存有我国江南一带的口味，我吃来很可口，她和金坚范同志也早就熟悉，我们在一起边吃边谈，得知她正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说：在美国，想当一名专业作家是相当困难的。除了少数畅销书作家外，多数作家都必须依靠从事其他职业来养家湖口，业余进行创作。由于美国目前经济萧条，房地产生意很不好做，所以她又在考虑是否要改做其他事情。 在陈若曦的家里，看到南京画家、书法家田原为她题写的：“可来居”，知道他在不久前曾来旧金山办过画展，田原是我的老朋友，“四人帮”被粉碎前后的那段时间，我们曾有过密切的交往。还记得周总理刚刚逝世，我就和作家韩瀚一道去他家盘桓了好几天，还一同去拜谒梅园，在周恩来总理手植的梅树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捡拾着落梅，其中的几片梅花瓣，被田原镶嵌在一个镜框里，曾长久由我保存着。我还为此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落梅风》：“寒彻骨，香如故，谁曾料冰雪未消，落梅无数。哀情万缕谁与诉，普天下泪如雨注。梅花落，报春来，待看那红千紫万，雨霁云开，高歌一曲落梅风，永记您德薄海天，功高泰岱。”当时的情景仿佛犹在眼前，屈指算来己是十六七年前的往事了，我这些年北走南奔，少有定处，有时路过南京，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极少同他打过招呼，不知这位多才多艺的朋友，现在已是什么模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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