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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参观好莱坞影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较迪斯尼乐园为差。美国经济不景气，似乎也已波及到电影业。我们乘火车和旅游车参观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拍摄现场，除在一处看到有电影在拍摄外，其余都一片寂静、了无人影。我曾想，这或许因为今天是星期日，电影从业人员都不上班的缘故，但，参观游览的人也少得出人意料。好莱坞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影城，确实有许多值得参观的地方，看了使人大开眼界。但它也像是美国的缩影，虽然还是很繁华，很引人入胜，却也正逐渐走向没落。听程豪说，昨天美国股票市场狂跌，一天就跌了股值的5％。这就是说，一个持有百万美元股票的人，一天之内就只剩下了95万美元，难怪有人要为此跳楼。还听说，连昨天我们刚参观过的那个使美国儿童引为骄傲的乐园，日本的一家公司也要花巨资买去。只是由于舆论界的强烈反对，谈判还没有成交。听了真让人扫兴。 晚应电影导演康雪德姆的邀请，参加斯诺基金会在洛杉矶的一些领导成员的聚会。应邀参加聚会的还有海伦·F·斯诺的侄女碧萧夫妇以及汉学家陶慕廉教授等人。在座的人，几乎全都不止一次地去过北京，陶慕廉教授去过10次。康雪德姆去过6次，碧萧去过3次。康雪德姆有一个独生子，9岁时去过西安，还在西安的一个小学校里上过一天学，回来后索性改名为康西安。聚会是在康雪德姆的家里进行的。因为大家都对埃德加·斯诺和海伦·F·斯诺充满崇敬之情，这次聚会实际上成为麦迪逊镇颁奖会的继续，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之夜”的活动。康雪德姆为我们放映了他随海伦·F·斯诺去中国访问时拍摄的录像带，我们也为他们放映了《架设友谊桥梁的人》。大家说不尽的中国，道不完的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频频为逝去的埃德加·斯诺的贡献和健在的海伦·F·斯诺的健康干杯，欢声笑语不绝。屋外虽然下起了小雨，屋里却洋溢着暖融融的友情，把我们这次美国之行推向了令人永生难忘的高潮。今年8月21日，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为海伦·F·斯诺的84岁生日隆重举行集会的前夕，她从美国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认为我是在架设桥梁。现在中国人要缅怀过去的30年代和探求美国斯诺的奥秘，并非偶然，而是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了。”还说：“我们可以寻找星球的结合点，也许是织女手中的丝线，跨越太平洋和天空，将东西方连结起来。”此刻我在想：这次我们到美国来，也是在寻找星球的结合点，做架设桥梁的工作。20多天来风尘仆仆的奔走，我觉得已经将连结东西方的这个星球结合点找到了，它就在世界各国普通人的心里，在埃德加·斯诺和海伦·F·斯诺的笔下，在麦迪逊镇海伦·F·斯诺和洛杉矶康雪莱姆温暖而俭朴的小屋中。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美国了。夜已经很深很深；华奇还在为我们准备明天长途飞行时的食物。程豪也在忙着替我整理行囊。这个曾经被我认为是魔鬼式的人物，通过短短几天推心置腹的交谈，已经在我的心目中逐渐变得非常亲热起来。看到他那手忙脚乱的模样，我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阵温柔的波浪。他是18岁独自来到美国，现在总算开始筑起一个温暖的小窝，仍然要不停地为生存和发展顽强地拼搏。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对于他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曾经以为华奇是受到金钱的诱惑跑到美国来的。到这里后，才知道：程豪狂热地追求华奇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在美国演出期间，程豪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跟着华奇转悠，一场不拉地观看她的演出，起始并没有觉得那就是爱情，等到华奇离开美国，他忽然感到空前的失落，便发了疯般每周都要给北京挂上两三个电话，有时竟抱着电话机谈上一整夜，他每月那点并不宽裕的薪金，几乎全部送进了电信局，有时还要到处打工来支付电话费。等到华奇终于招架不住他的狂轰滥炸不顾一切地来美国和他结婚时，两人加起来的全部存款，就只有华奇带来的200美元。有人说，爱情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自己也曾经年轻过，疯狂时，但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却缺少对这些年轻人的理解。 理解和友谊是启人心扉的钥匙。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甚至在那些最亲密的人们之间，都需要真诚的理解，需要真挚的友情。理解和友谊，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亲人们！朋友们！如果我由于偏颇，由于无知，有时甚至是由于爱，一时误解了你们。那么，请原谅，请给我以时间，让一切都重新开始吧！ 洛杉矶——东京——香港 别了，美国！别了，这一片美丽而又陌生的土地！别了，我的曾经是那么亲近而又那么疏远的亲人们！别了，我的这次虽然只是短暂的邂逅以后或许还会反复的再见的朋友们！当我走近洛杉矶机场的登机处，回头望着华奇和程豪等人高高挥动着的手臂时，泪水忽然蒙住了我的眼睛。16年前，在我长期工作过的第二故乡安徽蚌埠的工人俱乐部里，当我和小华奇的父亲韩贤臣并排坐在台下紧张地注视着她端起一只小板凳才爬上台前的坐椅为大家演奏二胡乐曲《赛马》时；其后，当我一次次牵着她的小手，顶着春天的风沙，踏着冬天的冰雪，穿过北京一条条狭长的胡同，为她寻求名师学习二胡艺术时，怎么也无法想象会有今天的一幕。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曾经以为已经永远从我身边消失的她，却又从地球的这一边冒了出来。岁月悠悠，海天遥隔。在这异国异乡，她往后的人生旅途，又将会怎样？我不禁又留下了几分牵挂。 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凭窗俯望，窗外又是一派混浊的、白茫茫的云海，透过云海，偶尔又能看到机翼下面碧蓝、碧蓝的海水。打开华奇准备的食品袋，发现她为我料理的简直太周到了。几乎每一样都是我平素最爱吃的东西：柿子削了皮，切成了小方块；一粒粒经过精心挑选的葡萄全部洗净揩干；还有油炸鸡、苹果排，装了一盒又一盒。天呀，这哪里是一个飞机航班可以吃完的食品，简直可以吃上十天半月。我的心里不禁又像机翼下面的海水一样，翻滚着，奔腾着…… 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实在过于短促了，我们即将从地球的那一边，又飞回地球的这一边。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距离变得越来越短。难怪有人说，全世界的几十亿人口，现在就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仅仅依靠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所看到的一些浮光掠影的人和事，就来对美国这样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国家说三道四，未免过于浅薄。这三个星期，我只是进一步弄懂了一个最简单、最起码的真理，那就是：地球的那一边和地球的这一边是不能分割的，就像海水不能分割、空气不能分割一样，地球两边已经建立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分割。这种联系，将日益频繁，日益紧密。 飞机正以每小时将近1000公里的高速往前飞行。再过一昼夜，我们即将经由东京，飞抵香港，在那里稍作停留，然后返回北京。我在飞机上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着时间，看着手表上每一次时针的挪动，我都要在心底里呼唤：近了，祖国！近了，地球这边生我养我的热土！ 1980年秋天，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由家乡乘飞机飞往祖国的南方时，曾经写过一首七律，其中有句云：“高飞始觉瀛寰阔，远去方知故里亲。”过了这么多年，随着我去过的地方愈来愈多，这种对故土的依恋也愈趋强烈。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觉得这一片土地才是我最后的归宿，是我最最亲近的地方。这里，留有我们祖先艰难跋涉过的足迹，留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胞，留有我混合着甜蜜和痛苦的记忆，也寄托着我和我的子孙们对于未来的希冀。这里，只有这里，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可替代的地方。 我相信，怀有这种感情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世界上千千万万华夏后裔，包括我在美国这次见到的那些朋友和乡亲们，一定也都怀有同样的感情。我凝视着迅速向后退去的片片白云，仿佛又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忍不住轻轻地、轻轻地又向他们说了一声：“再见！” 再见了！地球那边的同胞们，乡亲们！再见了！我将永远系念在心上的新老朋友们！让我们同声祝福：祖国，您快些、再快些强大起来！ zz附：情生方命笔，苦吟始成篇 什么是文学？我说不大清楚。说千道万，我觉得：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一个理字，一个情字，一个美字。理是思想，是主脑，是骨干；情是血液，是精髓，是肌肤；美是衣衫饰物，是各种必要的、恰到好处的梳理打扮，关于理，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情和美，则容易受到忽视，以为文学作品毫无例外地都是感情的结晶，也毫无例外地都应该是美文，要有美的情操、美的意境、美的结构。美的文字。一篇文章只是把道理说清楚了，还不能算是文学，有理有情又有美，这才能构成一篇文学作品。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学习文学创作的人。实际上，我是很笨的，尽管我曾经自以为很聪明，十三四岁时，我冒名顶替参加过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侥幸得了个第一名，以后又在报纸上发表过几首似通非通的旧体诗，便愈发觉得了不得了。我们家的一位长辈，常拍着我的肩膀对人夸耀说：“此吾家千里驹也！”夸得我昏头胀脑。自以为我大概真是一匹千里驹了。在文学创作上探索了许多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终于懂得了我这匹自命不凡的千里驹，其实不过是一只小毛驴。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写过电影，都不见长进。因为每一次写作，都是为写作而写作，龇牙咧嘴地当作负担，累个不轻，连自己都不感动，怎么能感动别人呢？！ 1980年，我受《当代》杂志的约请，去河南写一篇报告文学，在河南住了一两个月，跑了大半个河南省。一边跑，一边记下我想记下的东西。不知不觉间，便被许多新鲜事物打动了。那时的河南，正是拨乱反正、新旧交接的历史时期，有辛酸的血与泪的记忆，有正在前进着的脚步声，我又刚刚平反出来工作，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的事情，感情容易激动。采访原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时，他讲到自己参加革命四十几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我们自己的监狱，最难过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监狱。因为心里实在委屈得不行。说着说着，他就失声哭了起来。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由他也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想起了我所熟悉的许多老前辈的遭遇，我们俩哭成了一团。一个已是白发萧萧的老人，一个则是刚刚平反的中年右派，泪水把我们的心灵完全融合到一起了。那次采访像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得很不少。所以后来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热流》时，简直有着克制不住的冲动，写得顺手极了。不少章节，我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 还有，海南建立大特区，我从主观上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写一篇有点分量的报告文学。我跟着现已去世的原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和梁湘同志一同去了海口，还和世杰同志一道从海口去三亚，又从三亚到了西沙群岛。表面上看来，该走的地方都走了，该看的也都看了，实际上采访得并不深入。等到写作时，才觉得脑子里全是空的。硬着头皮写了17000多字，回头一看，几乎全是别人写过的废话、套话，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失望极了，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作。过了一年，我又去了次海南，这次我有意识地避开了省里的领导，一个人单独行动。有时直到深夜一点，我还要跑到海口街头外地年轻人开设的馄饨摊上吃馄饨，边吃边和他们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心里觉得有了些底，仿佛可以写作了，但我还是没有写。因为，还有几位该采访的人没有采访到。比如雷宇。雷宇是个有争议的热点人物，他原是海南区党委的领导人，因为出了个汽车事件，犯了错误，被调离海南。可是老百姓仍然尊重他、怀念他，海南有个五公祠，供的都是历史上的清官，雷字调走时，老百姓要再立个雷公祠。共产党的干部在他还活看的时候，就有人要给他立生祠，这可是件新鲜事。我读过一篇有关雷宇的文学作品，读着读着，止不住嚎啕大哭，我为雷宇的命运哭泣，也为美丽而又贫穷的海南哭泣，为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哭泣。写海南建立大特区的报告文学，见不到在建立大特区中立过功、也犯过错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雷宇，我这篇文章怎么写呀？于是，我又千方百计地在广州找到了雷宇，和他谈了一个晚上。这时，也只有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可以动笔了。于是，我写了报告文学《热岛》。这篇报告文学的完成稿只有800多字，但是我曾经为它三下海南，付出的感情分量确实是很重的。 我很羡慕那些下笔千言，倚案可待的才子。人的天赋和颖悟程度不同，我对他们无可厚非。但我太笨了，我不能那么做，我宁愿多花些功夫，用以补拙。在写作过程中，我还习惯于做苦苦的构思，通常都要搭上几个架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开中药铺，完全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一套。文章初步写好之后，再做无尽无休的修改，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底子薄，文字不过关，所以每次写完后，我总要逐段逐句逐字地苦苦琢磨，哼哼叽叽地念个没完没了，直到自己觉得可以心安时，才重新抄写寄出。我的文章写得少，这也是一个原因。 情生方命笔，苦吟始成篇。这是我写作的一点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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