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集                  附录2


                         人性战胜兽性的艰难历程

                          ——评莫言的《红蝗》

                                 封秋昌

  继《红高粱》之后,莫言推出了他的又一部中篇力作——《红蝗》(《收获》
1987年第3期)。
  《红高粱》的发表,曾使莫言名噪文坛,但尔后相继发表的“红高粱”系列诸
篇,却给人每况愈下之感。于是,击节赞叹者有之,惋惜担忧者也有之。有人说:
“红高粱”系列是一部“奇书”,有人说“莫言,莫可言”。这都是见诸报端的评
论,但在街谈巷议之中,笔者也听到过“莫言,莫过于然”的说法。及至读到《红
蝗》,我们有理由认为,莫言并非江郎才尽,确乎是“莫可言”。
  当《红高粱》问世时,令人不无惊诧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
战争写得那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异于他有那样丰富、奇诡的想象力;惊异于
他的文字是那样无拘无束,舒卷自如;惊异于他把那宏阔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笔
酣墨饱,淋漓尽致,震颤人心;惊异于他有那样新颖独特的主观艺术感觉。上述一
些特色,在小说《红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强烈。
譬如,时空界限更为模糊。在《红高粱》中设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过去时”写
爷爷和奶奶的爱惰;“现在时”写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
作者分别叙述,交叉进行。但这两条线索,都已属于历史,与现实无涉。《红蝗》
的历史跨度长达五十年,即写五十年前(1935年)和五十年后的两次蝗虫灾害,熔
历史与现实于一炉,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在叙述
方式上,则更加灵活自如,作者不再将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严格地划为两条平行线,
而是打破时空界限,采取交叉渗透叙述法,尽量使历史和现实勾连、相结,浑然一
体。再如,其描写更带主观色彩和荒诞色彩。《红蝗》写了生活于五十年前和五十
年后两个时代之中的两组人物。前者如九老爷、四老爷、四老妈、锔锅匠李大人,
后者如“我”、黑衣女人、遛鸟老人、教授和姑娘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人物
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彼此间没有任何关系和纠葛,即使在同一组人物中,特
别是“现在时”这组人物中,其关系也是如此,象黑衣女人、教授和姑娘等人物,
甚至是游离于作品的大背景“灭蝗”之外的。另外,关于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最终的
结局,以往的作品总是想让读者感到无可置疑,总是想让读者相信造成某一结局的
客观必然性和唯一合理性。但莫言写黑裙女人的死因时,在描述四老爷和红衣小媳
妇的偷情过程时,完全是出自“我”的主观推断。这种推断有其可信性或合理性,
但并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至于写到四老妈和锔锅匠的死,其主观性和梦幻感就更
为明显了。“我”是一个现代青年,四老妈和锔锅匠死于五十年前,作品却让“我”
充当见证人和目击者,这就只能说关于他们的死是出于“我”的想象和幻觉。这种
描写显然带有荒诞性。
  由此观之,《红蝗》从人物设置到叙述方式,都给人一种扑朔迷离、恍惚不定
的杂乱感。好象作品未经精心构思,只是作家的随意挥洒和非理性的表现。细思之,
并非如此。在这里,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这两组人物虽无直接的外在的联系,却有
些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组成一个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艺术整体。我以为,以
表面的不合逻辑揭示出内在的合逻辑,以无序显示有序,正是这部中篇在结构上的
匠心独运之处。作家那种敢于超越常规的独创性,也于此可见。
  莫言在艺术上别具一格,他的作品能在被别人写滥了的题材中发掘出新意,故
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纵观近年来对他的评论,多是从艺术的角度着眼,在这方
面又特别称赞他的艺术感觉。这就造成一样印象,好象莫言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那
与众不同的艺术感觉。这样看法自有道理。但仅仅看到这一点,就难免失之片面,
尚不能揭开莫言之谜。全面地认识莫言,不仅应该分析他的艺术表现,也应该分析
从作品中具体体现出来的思想意蕴。谁都承认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一定的思想需
要由一定的具体形式才能得以体现。那么,在新颖的形式之中就必然寓含着新颖的
思想。记得莫言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如下情况: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是受了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的影响。但莫言矢口否认,说他根本没读过《百年孤独》。我愿意相
信莫言的话,因为完全有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否则,就不会形成流派。读莫言的作
品,固然使我们感到他在艺术表现上力求独辟蹊径的不懈追求,然则之所以如此追
求,目的并不仅止于此,而是为他所要传达的情感和思想见解寻求与之相适应的传
达方式。所以他并不把某种方法奉为一尊,而是根据需要,为我所用。这就导致了
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同时又将夸张、虚幻、意识流、荒诞等现代派手法杂
揉其问,以至于使你很难说他属于什么“派”。例如在《红蝗》中,既有现实主义
的写实,又有主观表现;既有逼真的描绘,又将幻觉和推想穿插其间。另外,在结
构上他之所以极力打破时空界限,把一些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和事件捏合在一
块,并不是为了花样翻新,而是为了确切地传达他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
  事实上,我们肯定和赞赏这部作品,除了艺术上有创新之外,还在于作家能以
现代人的眼光(作品中由“我”体现)和意识,在追寻历史足迹的过程中,对历史
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在于作家不是孤立地“寻根”,而是极力寻找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它揭示出历史进步的艰难历程。
  那么,什么是历史呢?作品在描写到五十年前那场冰雹的袭击之后,通过“我”
之口这样说:“我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寻找家园的历史。”换言之,也就是求生
存的历史。“家园”之所以需要“寻找”,就因为它不是唾手可得。寻找——失落
——寻找,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正是经历着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家园”
的失落,一是来自客观上的天灾人祸,一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弱点和缺陷。莫言是喜
欢和善于描写灾难的。《红高粱》描写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红蝗》
则写在蝗虫、冰雹的袭击下,使“家园”转瞬即失的惨景。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
在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一方面经受锻炼,增长着才干,一方面,又往往把自身的
缺陷不由自主地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时,我们也最能清楚地看到人的“最英雄最
王八旦”的双重性,而人的“王八旦”的一面,又往往与灾难构成一种合力,成为
人们寻找家园的巨大障碍:“经年干旱之后,往往产生蝗灾,蝗灾每每伴随兵乱,
兵乱蝗灾导致饥馑,饥馑伴随瘟疫;饥馑和瘟疫使人类残酷无情,人吃人,人即非
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而在一
个“人非人”、“人吃人”的社会里,哪里会有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可言。所以,人
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过程,是人性战胜兽性的过程。
  但是,人类自我战胜的过程,即人性战胜兽性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之所以艰
难,一是因为人的动物属性(兽性)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战胜兽性的过程是一
个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进化的过程,而决非一次性的革命所能奏效的。二是因为
在历史的积淀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而后者就是人类自我战胜的负
累。在《红蝗》中,莫言多次写到那片沼泽地里的红色淤泥,就是历史积淀的象征:
“红色的淤泥里埋藏着高密东北乡庞大凌乱、大便无臭美丽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是红色蝗虫、网络大便、动物尸体和人类性分泌的
混合物。”这种“独特的文化积淀”,不要说昔日食草家族的成员们难以摆脱它,
就连渴望现代文明的“我”,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诱惑:“我一再走火入
邪魔,是因为那片红色沼泽,沼泽里奔腾着狐狸与野兔,刺猬与白鼠,成群结队的
螃蟹在腐败的草叶里喷吐着团团簇簇的泡沫,远看宛若遍地花开”。
  人类自身的缺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质”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在
莫言笔下的“吃草家族”的历史上,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没有法规的时代。由于没有法规的约束和限制,人的兽性的一面便
以公开的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便有近亲通婚、人与驴交配的丑事发生。近
亲通婚的结果,使手脚上生蹼的孩子不断出生,导致了食草家族的衰败。一些有识
之士,为家族兴盛计,制定了严禁同族通婚的法规。族中一对手脚生蹼的青年男女,
无视这个法规,他们依然相爱,并公然宣布结婚,结果遭到了火焚的惩罚。而这对
情人,置身于熊熊的大火之中,脱光衣服,紧紧拥抱在一起,直到化为灰尘。愚昧
而又钟情,这就是他们的悲剧。至于那位奇丑的男人与一头母驴交配,完全是兽性
的发泄,所以被鞭笞至死。孤立地看,火焚也好,鞭刑也好,都是很残酷很不人道
的,但为了扼止兽性,又不得不采用这种不人道的手段。以强制手段限制赤裸裸的
兽性,正是这一阶段的特点。由此我们看到,莫言并非蔑视老祖宗制定的一切“法
规”,他所蔑视的,只是那种以兽性为基础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法规”。
  第二阶段是五十年前四老爷和九老爷生活的时代。在四老爷生活的时代,近亲
通婚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人驴交配的丑事业已杜绝,这显然是一种进步,食草家族
的文明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人类的缺陷依然存在。人的兽性的一面,不再
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变得较为隐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即由“性欲”
向“情欲”转化,具体表现形式便是男女间的“偷情”。然而这里有两种性质不同
的“偷情”。一种是四老妈和锔锅匠之间那种建立在互爱基础上的“偷情”。在那
个社会里,已婚的女人只有被男人休弃的命运而没有重新选择的权利。她与锔锅匠
心心相印,却不能公开地结合,只能去“偷情”。作家通过四老妈被休离家场面的
描写,使我们从她那从容镇定的神情,从她当面揭穿四老爷和九老爷的虚伪行径并
撕碎休书、打四老爷的耳光,从她把那双作为她被休证据的大鞋堂堂正正地挂在脖
子上的举动,看到了她那种敢恨敢爱,置生死于不顾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她和
锔锅匠的悲剧结局,是对以兽性为基础的“法规”的血泪控诉。一种是四老爷和红
衣小媳妇式的偷情,没有互爱,只有情欲。四老爷对红衣小媳妇并非一见钟情,只
不过是她那件“红衣服”更具新鲜感,由此引起了四老爷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家
花不如野花香”的心理状态发生作用,使他在这个异性面前欲火攻心,坐立不宁。
所以,他们的“偷情”是由见异思迁的性冲动引起的。红衣小媳妇对他也无真情,
只不过为了满足性欲望,为此,四老爷不得不经常服用“春药”。尽管如此,红衣
小媳妇暗中又勾上了九老爷。为此,兄弟俩争风吃醋,刀枪相见,致使红衣小媳妇
死于他们的枪口之下。在这里,你能看到真正的爱吗?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他们在
情欲的支配下,干出了一件件伤天害理的事:为“偷情”方便,四老爷借行医之便,
用药毒死了红衣媳妇的公公;继而设圈套抓奸,用“狼筅”打瞎锔锅匠一只眼,接
着一封体书,将四老妈置于死地;最后在争风吃醋中打死红衣媳妇。请看,因“偷
情”而害死三条人命,兽性乎,人性乎,难道还需赘言吗?
  第三阶段便到了“我”的时代。“我”这个食草家族的后代,生活在远离家乡
的现代化都市里。他向往着现代文明,他对那些时髦男女的轻佻行为颇为反感,对
于那个在课堂上大讲“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暗中却和一位年轻姑娘偷欢的教授
的虚伪更为厌恶。就在这时,他被一位黑裙女人无端地打了一记耳光。由于忌恨和
恼火,他便追赶这位女人,但当他窥视到黑裙下的红裤衩和白皙而又颀长的大腿时,
恼火便被涎羡取而代之,当他第二次被这女人打过一记耳光之后,非但“不恨这个
神秘的女人”,反而想去“犯罪”了。其情感转折之快之大,都是出人预料的。何
以会如此呢?我们从这里仿佛看到了四老爷当年见到红衣媳妇的神态,从恨到不恨
到想犯罪的心理变化,正是他的人性死去兽性复活的过程。但他与当年的四老爷毕
竟有所不同,这就是他能立即清醒过来:“我惊讶地发现我身上也有堕落的因素,
苦读十年孔丘著作锻炼成的‘金钟罩’竟是如此脆弱,这个女人,用她柔软的手掌
温柔地打了我两巴掌,就把我的‘金钟罩’打得粉碎”。这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心理
状态啊!这种矛盾心理,说明他比他的先辈有了较大的进步,也说明在他的潜意识
中还埋藏着红色淤泥里的积淀物。因而,从“我”身上,既体现出历史的进步,也
体现出人性战胜兽性的艰难。同时,我们要指出,黑裙女人生活在当代,红衣媳妇
生活在五十年前;前者死于偶然的车祸,后者死于“情人”的枪口。然而她们的悲
剧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她们在烧起情欲之火后,又被她们的情夫始乱终弃,因而
造成悲剧。我们从教授身上难道看不到象四老爷那种虚伪的东西吗?生活于当今的
“我”、教授、黑衣女人和生活于五十年前的四老爷、四老妈、红衣媳妇,难道他
们没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把
五十年前后的两组人物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种联系中,莫言让我们感到:历史
与现实密不可分。既然如此,而所谓的彻底反传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人类的文明
之花,要在滋养过它的土地上开放!只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然而这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
                  (原载《文论报》198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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