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二十三

　　但这样一来，现在她或许会重病缠身，甚至，可能已经告别了人世。

　　母亲所以能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坚强地挺过来，可能倒要归功于她的没有文化，不懂得涵养，想发泄便发泄。这些想法，是我在看《天云山传奇》之类的影片或小说时经常浮现在脑海里的。甚至那些编得非常蹩脚，几乎令人不屑一顾的影片，只要一出现那些妇女忍辱受苦，乃至含悲夭亡的场面，我总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不过，在流泪的时候，我又有些提心吊胆，生怕邻座的同事或朋友不理解，会被他们认为“娘娘腔”。因此，鼻孔即使被酸泪阻塞了，我也不敢吸鼻子。

　　不能用鼻子呼吸，我便觉得心里很闷，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只好张大嘴，大口地吐气。如果是天冷，从银幕上反射出来的白光里，总会映出我嘴巴前的那一团团茶杯口粗的气柱。好在后来我戴上了眼镜，镜片可以挡住我的泪水。还有，鼻洞里阻塞了，可以装着是镜架从鼻梁上滑下来了，举起手来抬抬眼镜，悄悄地捏一捏鼻翼，吸吸鼻子。

　　母亲在受苦，我用我的肉体——她给予我的肉体——分担她的精神痛苦。但我不能说母亲打我就因为她需要发泄，这样说无疑是美化我自己。我决不完全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其实，有许多次的打，是我H招的，罪有应得。我不象童年时那样听话了。我会顶嘴子，常常强词夺理、滔滔不绝地表现自己非凡的见解。她实在无法容忍我那张哇喇哇喇的嘴巴，就用柴爿或扫帚柄向我的屁股出气。

　　母亲是相信神灵的，尤其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不管逢到什么节气，不管有没有钞票，她总要供奉老祖宗。黄昏，她把窗棂、门户严严密密关上，放下厚厚的窗帘，然后，拉开大方桌，供上大碗的鱼肉。

　　还插上几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棒香。那时，蜡烛是绝对买不到的。于是，香烟缭绕，弄得满屋都是烟。房间不透气，那些烟见缝就窜，往人的眼窝，鼻腔里使劲钻。要咳嗽，又不敢大声只好狠命克制，弄得眼泪直淌。我反对母亲这样做，在我看来，理由是很充分的。母亲年年都供奉，而那些老祖宗几乎不为所感，我家仍然厄运不断，度日如年。专吃人家，却不给人家办事，即使是神仙，也不是好神仙。平时，我家常常几星期不食腥，而到那敬祖宗的一天，母亲却买来许多荤腥。

　　早就闻到鱼鲜肉香了，可是，就是不能吃，惹得舌底下的馋唾，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好不容易等到棒香燃尽，仪式完毕。食欲早就随那轻飘飘的烟向门外消遁了，而鱼肉也早已冷冻。我哪里来得及管它是冷是热，抢到筷子就吃。一连吃下两块冷肉，第二天就拉肚子。我常想，这些鱼肉，如果慢慢吃，天天吃，细水长流地吃，热融融地吃，那多好。为什么非要等那些只吃不做的老祖宗吃够了，才轮到我们？

　　所以，当我觉得已成长到有发言资格时，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母亲的这种供奉仪式。

　　我意识到我有了发言的资格，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初通马列”。

　　什么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的前途是十分光辉的，正象“马列主义”的前途是无限美好的一样。距离我家五六开间门面的杨家，有个不常露面的大儿子，据说，他就是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而成为“马列主义者”的。你看看，他每次回家，不是轿车就是吉普卡。有时，他家门口还站着一两个雄赳赳的小伙子，说是他的“警卫员”。他不靠别的，就靠“马列主义”做了官，当起了区里不小的头头。他的父母，过去和我的父母一样，也开店，是洗染店。

　　“三反、五反”，他父亲被当成“老虎”关了进去。据他母亲后来说，他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是靠他的记性，而后来，他所以成为阶下囚，客死在异域，也是因为他的记性。童年、少年乃至青年，他的脑子并不好使，常常因背不出课文或公式被老师罚站，关“夜学”。他也会把《洪湖赤卫队》和《白毛女》唱到一块去，“娘啊娘，你要把我埋在那大路旁……爹爹，爹爹，你死得惨啊！”让人不知道到底是死了女儿，还是父亲。可是，他的自尊心又极强，不许人家说他乱唱，更不许人家嘲笑他。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夜晚。那天，他坐在家门前一只小椅子上，前面，放一只方凳子，凳子上摊着本什么东西。后来，我看见他把凳子椅子都移向电线木杆旁——那里没有人乘凉，气味不好闻，附近的男小孩，几乎都喜欢对准那电线木杆小便。当时，我以为他一定要讲故事了。我对故事始终是很入迷的，就端着凳子去听。我一过去，他便用眼白看了我一眼。因为我是小孩，他也没有介意。他挺挺胸——他的胸肌是很优美的，方方的两大块，象乔家栅的奶油蛋糕——接着又润润嘴唇，然后埋头读书。我失望了，正要跑开，却马上产生了新的兴趣。他嘴里在唱着什么，两只手拼命拍打那凳面，显得很吃力。那些“淘、来、米、发”，从他嘴里吐出，几乎是一个音调，没有高低。我们中学有“革命文艺”课，那位女老师曾经教我们：“淘”是一个音阶，“来”是一个音阶。那些音，就象一级一级楼梯（那天，她确实在黑板上画了一级一级台阶）。唱歌，就是在那楼梯上奔上奔下。可杨家的儿子却象是始终在第一级楼梯上踏步。于是，他只好借助两只巴掌，拼命拍打那个凳面，想用自己的巴掌，把那音调赶上去赶下来。看他憋得满脸通红，我也难过了起来。他在练什么歌呢？仔细听听，原来这歌，坏小子们都会唱，“我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不过，在他们嘴里，除了“我们工人有力量”之外，其余的词全被他们改了，变成了一首下流的歌。那歌尽管我不喜欢，但它的曲调我是熟悉的。于是，我在旁边哼了一句。

　　不料，他白了我一眼，对我挥挥手：“去，去，去。”那时，他已经是工人了，当然不能让一个小孩子来教他。

　　不管怎样，我认为他脑子笨。听他母亲说，他不服气，对自已的脑子坚决对着干。每天回家，他就手捧宝书，念念有词。靠他的硬记，竟然能把整本“语录”背出来。后来他又背《毛选》一至四卷。他这一背，果然“立竿见影”。他先在厂里，后来是局里，再后来在文化广场背。我看过他作报告。他作报告时，黑眼球老往上吊，露出的尽是眼白。这可能是他在背《毛选》和语录时养成的习惯。我不知道，他在接待“外宾”时，是否也是这副样子。不管怎样，他总是靠那记性做了官。于是，接二连三，我们这条马路上经常出现了轿车。我们这条马路，除了婚丧嫁娶和以后的“九间楼”勒石纪念活动，是不常见轿车的。那时，他的轿车，就常常停在马路边。不过，他的车，白天不常来，都是在晚上来的。自从他坐车回家以后，他的父亲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以往，他每年总要从“白茅岭”回来探亲一次。后来，他被关进了监狱，他的父亲倒回来了。而且一来而不复返。他代替了他父亲的位置，他的家族似乎同监狱订有长期合同。

　　到他颓败以后，他母亲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地对我们说，他好就好在“记性”，坏也坏在“记性”。那时，他母亲看见他这等炫耀，就告诉他：你的脑子不好，虽然没有生过脑膜炎，自幼就脑子不好，唱歌也乱唱；你不要以为这种车子乘来乘去，不要化钞票，那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翻车。他对他母亲说：“妈，你懂什么？我已经跟阿爸脱离了关系，还怕什么？我十六岁进厂当学徒，早已是个十十足足的工人阶级了，再说，我也不能让人家笑话一辈子啊。”他后来不幸竟被他母亲说中了。不过，他母亲当时是否真对儿子这么谆谆教导，我总有点怀疑。因为在那时，周围街坊确实没有听到一星半点他母亲对儿子前程的担忧。也许他母亲十分有政治头脑，心里焦虑，对外则非常注意维护儿子的光辉形象，不象我母亲骂起我来，兴之所至，会激动得把她经常供奉的老祖宗都“扫荡”到。也许他母亲的担忧并不十分明确，十分强烈，只是受了孟母、岳母的影响，觉得应该在儿子发达的时候给予一些老生常谈的忠告，心里却一门心思地期望他能光宗耀祖。也许我的怀疑都是错误的，世界上哪有母亲会对儿子下井投石，以显示自己有着“事后诸葛亮”的智慧。不过反正那时，他在我的眼里是个十分了不起的“马列主义”者。因此，母亲在敬奉祖宗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想起他，有两种意思：一是，做个“马列主义”

　　者，改变处境，不靠祖宗靠自己；二是，怕这事让他知道，被他知道，被他作为典型到大会上一讲，那罪一定是不轻的。

　　母亲可不管我相信马列，不但自己烧香磕头，还要我们跟着做。

　　我哪里肯呢。我在旁边故意把板凳、竹椅弄得乒乓响。其时，正是母亲全心身被一种肃穆笼罩的时候。“乒”地一声响，叫她突然惊醒，困惑地眨眨眼，久久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充分表明我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