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二十四

　　于是，她骂人了。我那绷紧的脸部肌肉，向她示威，向她宣战，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在演一个被捕的游击队员。接着，母亲开始打我了，我勇敢地夺门往外逃去。有时，我一逃就是一整夜，漫无目的地走。

　　那年冬天，我已经在上中学了，我又一次逃出家门，风呼号着。

　　风刮在脸上，火辣辣的。我怀着义愤、委屈，缩着脖子，在寒风中慢慢地走，默默地想。我的脸庞热辣辣的，那是母亲手印的余温。后来，火辣辣退去了，变成了冷冰冰的。再后来，它又变成火辣辣的——那是因为羞耻屈辱。那时的路灯还没有换上白炽灯，昏昏的。我看着自己模模糊糊的身影，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觉得人生真有意思。

　　路两旁的房子都是黑魆魆的，家家户户都放下窗帘睡去了。我想到了自己一次次的出逃。从懂事起，我就会往外逃。没有谁教我，哥哥姐姐也从不逃夜，这是我的天性。也许我上辈子就是个善逃的人，所以这辈子罚我落个瘸腿。腿瘸了本性却未改。人的本性是个多么可怕的东西，哪怕转世投胎还摆脱不了。当我向外奔的时候，我总想要是姐姐或哥哥他们来抱住我，那多好啊。开始几次，他们确曾追出来抱住我。后来，后来他们知道，我反正会回家的，也就不浪费气力了。我穿过几条马路，被冷风一吹，或是看看人来人往的街景，一肚皮非逃不得发泄的怨气烟消云散。这时候，我多么希望姐姐哥哥或是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热泪盈眶地张开双臂来拥抱我。可是，他们就不给我下场的台阶。我对这种冷酷咬牙切齿地痛恨。我怀着“永别”的悲壮心情，一直向前走去。不管朝东，朝南，朝北，一直向前，除非马路被房子阻隔。有时，走着走着我想，最好我能够迷路，被民警、纠察或者“文攻武卫”之类的人发现。于是，他们一个电话，让母亲他们把我领回去。有时，我还想，最好让民警之类的人对母亲他们发一次训话，不许随便打孩子。不过，这种想法刚露头，我就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破天地所不容的罪恶感。我知道，母亲看见“文攻武卫”的影子就会战栗。于是我又想，算了，还是向前走吧，最好走得昏过去，摔倒在一个好心的老婆婆的家门口。第二天大早，她起来买小菜，打开门，发现一个可怜巴巴、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男孩躺在门前，就把我抱进去。而我是醒着的，装出迷迷糊糊的样子，躺在她的怀里。她解开我的衣服，看见我瘦骨伶订，浑身青紫，一滴滴眼泪掉在我的脸上。

　　接着，她就给我喂牛奶。牛奶很甜，蜜蜜甜——放了糖精，不，是放了蜜糖，听说蜜糖比糖精还要甜。我喝着放了蜜糖的牛奶，她又从饼干听里拿出两块华夫饼干——在姐夫还没有正式成为姐夫以前，我住院他给我吃过华夫饼干。于是，我在那老婆婆的家里住了下来。对了，她家里有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小姑娘。那小姑娘是老婆婆的女儿，不，不能是女儿，做母亲的会对我百般挑剔，不肯把女儿嫁给我。其实我的毛病并不太严重，并不太可怕，还不及高血压。高血压弄得不好立时脑充血，一命呜呼。我在医院急诊室里见得多了，一个老伯伯，退休工资有一百多，洗洗脚歪倒就去了，哭得儿子媳妇死去活来。现在小青年高血压的很多，医生说的——但这些跟一个“丈母娘”是说不清的。那小姑娘应该是她的孙女、外孙女或者是远房的侄女。总之，她的父母最好在外地，不能在上海。如果他们在上海，他们就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天下父母都是很傻的，能有几个独具慧眼？就这样，我和这可爱的小姑娘住在那位好心的老婆婆的家里。我给那小姑娘讲故事。当然，不讲“恐怖的脚步声”之类的故事，她听了要害怕的。于是，我重新编，编那些类似小公主和小讨饭的故事，总之，要有点暗示。那时候，我讲故事已经有了点小名气，替代了九间楼那已经搬家的“外国人”。有年，我还在读小学，住了五天医院回来，见已是中学生的凌家的小儿子也竟然在家门口摆起了“故事摊”，吸引了一批儿心里很不以为然。我过去听了几句，哦，原未都是从我这里批发去的。我在鼻洞里轻轻“哼”了一声，说：“这个故事有什么好，它的下篇更精彩，不信，我当场讲——”说完，我扭头就走。哗啦一声，一群听众抱起凳子，扛起椅子，噼噼啪啪，蜂拥跟来，连凌家那小儿子最后也熬不住过来投奔我。我也不象“外国人”那样戏嘲他，只是不对他看。不过，我把那预先编好的或者即兴编起来的故事，一概冠之以听来的。还补充说，是听病房里那个大学生说的。那大学生，是“作者”，北京人，三十四五岁，戴眼镜，拄拐杖，眼镜片有啤酒瓶底厚，他躺在床上还写故事。这一着，很灵。我的故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甚至，在几条马路上广为流传，多数还是靠了这位大学生。

　　如果我说：“这故事是我编的。”那么，哗的一声，人们会撒腿就跑，甚至还会骂我吹牛，叫我“牛皮大王”。有的，还会给我吃几只“毛栗子”。不过，对那小姑娘，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使是看来听来的，也要说是自己编的。每天都要有新故事，要叫她入迷，舍不得放我回家……

　　这么想着，我已经离家很远了。自从我的“启蒙老师”带我游遍列国之后，借大的上海，没有一条可使我“迷”的路，这使我很伤心。

　　在少年时代，我只能“不迷途而欲返”，在家里附近的几条马路上逛来逛去，希望能被哥哥他们撞见。有几次，在这个时候，我确实被哥哥撞见了，于是，他拉我回家。我不肯，装出又要逃跑的样子。可是，我瘪瘪的肚子与疲软的双腿，注定我跑不快。哥哥拉不动我，就抱紧我。于是，我半推半就，被哥哥拖进了家门。听到门外声响，里间的灯“啪”的一声亮了。哥哥用手指指饭锅，自己睡去了。我掀开饭锅盖，见饭锅被破棉衣裹着。那饭还是滚烫的，饭里几乎都炖着半碗我喜欢吃的小菜——看得出，那些都是母亲为我精心安排的。而那时，她总是装出熟睡的样子，不理我。吃完饭，爬进热融融的被窝，头一靠上枕，我就立即入了梦。一觉醒来，昨天的事便忘得干干净净。

　　那是我在少年时代表演的伎俩，读中学了，我不好意思再用这些小手段。我想了又想，最后向北火车站走去。那时候的候车室又脏又乱，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外地人特别多。我实在饿坏了，心想只要有人给我吃东西，哪怕他让我偷东西，我也干。我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等候着这么一个人。可惜，我没有等到。或许，他们根本看不上我。我失望了。于是，我想当务之急还是弄点吃的。我终于看见一个身着黑棉衣、黑棉裤，腰里系着根布绳的老头。他的身边，有一只大网袋。网袋里装着许多大饼。我装着手插在裤袋里，随随便便地向那网袋靠拢。待我断定老头在打瞌睡，就伸出手用手指从网袋缝里去挖。这些大饼，硬得象铁做的，手指根本抠不动。我咬咬牙，好不容易抠下一块来，很小很小的一块，没有拇指大。我把那一小块放在袋里，再用手去抠。这次，我胆大了。我想好了，如果那老头发现我，我就给他两分钱，向他买半只。我袋里有两分钱。我用力太大，网袋被我拉动了。老头醒了，也许他根本没有睡，只是他的又粗又密又长的花白眉毛，筑成了一道战壕。他的眼睛始终在那战壕里注视我。

　　我刚要逃，却发现他朝我笑了笑。他这笑，又不象笑，倒象在哭——这一笑，使他的脸上布满了又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见我惊疑，便招呼我一声。我听，那是山东口音，同时，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大蒜味。

　　他开始解网袋。我在袋里摸着那枚两分的镍币。我没有把它拿出来，我在考虑是否要哭与耍赖。网袋解开了，他递给我两只又焦又黄又小的大饼。“去，去，去吧，回家去吧！”老头朝我挥挥手，真把我当成了小讨饭。我接过大饼，谢也没有谢就匆匆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候车室。以后出逃，我多数是在黄浦江边逛来逛去。有时候，想到后半辈生活的艰难，我真想一头扎进臭烘烘的江水中去。不过，我又想这样做不合算。我这条命是化了大价钱的，既然本钱也已经化了，而且是化了大本钱，那就应该等候出利息。本钱越大，利润就应该越多。于是，我就不再想什么了，慢慢向家里走去。在出逃的时候，我总胆战心惊，我怕我会发病。否则的话，我会混上火车，或者轮船……那时候我就想，这种病实在是一种桎梏、一条绳索。

　　因此，在面临分配的那一刻，我真正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难关。

　　我需要顺利地渡过这个难关，否则的话，我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老师站在讲台上摊情况：学生父母的工作单位，家庭情况，兄姐去向。往常吵吵闹闹的学生，此刻鸦雀无声。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了，个个侧起耳朵听着，我也象他们一样提心吊胆，但我担心的内容与他们不同。我那条有三块丑陋无比的疤痕的小腿为我赢得了前途。

　　那条腿的肌肉开始萎缩了。当时我曾经为此感到揪心的难过。腿部肌肉萎缩，全身失去了支点，投足举步，常会骤然摔倒。这些日子正面临毕业分配，心烦意乱，度日如年，干什么都没兴趣。为了解脱，便和唯群去看电影。那天，我差点从那家“登山”电影院的顶楼滚下。

　　“登山”其实不是这家电影院的名称，因为它高，在大东门信太祥布店的五楼，看一场电影，要爬五楼，故有此名。我那没有肌肉的左腿攀到三楼，已支撑不住了。走到五楼最后两级梯子，我刚提起右腿，左腿便猛的向下一挫，身子的重心霎时向楼下倒去。那楼梯是钢筋水泥的，我的头颅不经它碰。千钧一发之际，多亏唯群奋不顾身，伸出他那又细又长的手臂，钩子似地勾住了我，这才使我幸免遇难。接下的电影，我几乎没看懂，我的眼前尽是一摊摊翻泡沫的鲜血、一片片白磷磷的碎骨头……我恐惶，万一摔下去，丧命大概是最佳的结果，如果不丧命，摔得血淋漓，被学校发现我的病，取消了分配资格，那么，我只能向人间告别了。只是，这是一种多么不光彩的结果。电影在乱七八糟的意识流中结束了。我向唯群发誓：永远不看电影，尤其不看他请我看的这种需要不顾性命的“登山”电影。

　　路上，我情绪低落，一句话都没说。我把手搭在唯群瘦骨嶙峋的肩胛上，想，这辈子过得太亏了，仅有的这点可怜的“享受”都要冒生命危险。唯群却兴致高涨，谈天说地，对电影展开了评论。他边评论，还边联系实际——对照自己的长相，阐述了起来。他说，他不满意自己又瘦又长的胳膊和腿，它们简直象竹竿筒，长在身上难看死了。

　　要么，它们再短那么三四公分，要不，就粗四五公分。这样，他的外观就均称美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