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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首次解密公布部分战国竹简内容
上海新发现《孔子诗论》战国竹简
上海战国竹简解密
上海在战国竹简中首次发现音乐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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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简文
简牍常谈
上海将首次解密公布部分战国竹简内容2000/08/16 中新社网站 中新社上海八月十六日电
上海博物馆数年前自香港古玩肆抢救回的一千二百枚流散楚简，经考证研究，近日将首次解密公布百枚竹简，其中三十一枚有关《诗经》的内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相悖，填补了先秦文献空白，并破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千古之谜”。
据此间媒体今日报道，上海博物馆近年来对这批举世瞩目的珍贵竹简进行了脱水去色保护。同时组织专家用数码放大仪对竹简文字逐个进行审视、考证。从初步审视内容来看，其内容庞杂，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音乐等多方面的内容。自一九九七年起，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对其中一篇共三十一枚有关《诗经》记载的竹简进行了详尽研究、考证，并发现许多地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大不相同。
例如，关于孔子如何向其弟子授诗，以往文献全无记载。而此三十一枚竹简共九百八十余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孔子在此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具有准则性的说法，在文学史上还是初见。
此外，竹简中论诗次序以颂、大雅、小雅、国风为顺序，与今本《诗经》排列正好相反。竹简诗论序中的论次也与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与今本不同。竹简孔子诗论也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有关“美”、“刺”的内容。
又例如，通常说《诗经》数量为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而竹简中出现的六十个篇名中又发现了轶诗六篇。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音调的竹简中，也有为今本所未见的轶诗。由此可推断《诗经》的篇数远远超过三百，而从竹简诗的篇名记载还可证明孔子当年并没有如传统说法那样删过诗。
再例如，对于中国古代音乐，过去一直有“五音”、“七音”之说，而竹简中所载古代唱诗伴奏已有四声和九个音调，显得相当规范化。音乐界专家日前对竹简音调进行鉴定后惊喜地发现，古代的音调表示法同现代的音调竟如此相似，确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据悉，上海博物馆有关专家将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向中外学者公布这一批竹简解密的重要内容。(完）
光明日报 新华社上海8月20日电
上海近日从一批整理出的战国竹简中发现，有30枚简中记有孔子关于诗的论述。而且在诗的篇目、诗的顺序、诗的用字上，都与流传至今的《诗经》有不同之处。这一发现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影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期。据《史记》等书记载，《诗经》系孔子删定。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计305首。在遭受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汉代传《诗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流传今天的《诗经》多为“毛家本”。
这批新发现的孔子诗论，因没有书名，上海博物馆将其定名《竹书孔子诗论》。全书是孔子学生有关孔子授诗时的记录，其中涉及的诗有60篇。经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2年多的研究考证，60首诗中，有十分之一多是《诗经》中没有的。新发现的诗篇是《肠肠》、《卷而》、《涉秦》、《河水》、《角幡》等。
《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和“颂”，在《竹书孔子诗论》中是“邦风”、“大夏”、“小夏”和“讼”，两者完全不同。为何“讼”为“颂”、“夏”为“雅”、“邦风”为“国风”？马承源解释，讼和颂、夏和雅，是儒汉用字规范的结果。《说文》：“讼，争也，从言公声，曰讼。”所以，讼与颂，为古今字。雅与夏，在古字中也是相通的。至于“邦风”为何成了“国风”？马承源认为，流传至今的《诗经》是汉代人后辑的。很可能是因为汉高祖系刘邦，由此“邦”也就改成了“国”。
在排列顺序上，《诗经》是风、雅、颂，而《竹书孔子诗论》中却是讼、夏、风，倒了个头。究何原因，值得史学家研究考证。
《竹书孔子诗论》，为一人书写，字体匀称秀美。在一、三、七等简中，都记有授诗者的名字，即孔子。在其中的5枚简中，记载了孔子论述赋诗、奏乐、着文时必须有的志、情、言。孔子说：“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等等。这一论述，尚未见到有文字记载。
《竹书孔子诗论》，还记载了孔子授诗时的情形。在一些诗篇中，有的记有诗的讲题，有的就某一篇一记再记，说明孔子曾以一论、二论、三论的方法来解释诗义。这是孔子作为教育家循循善诱形象的一种体现。孔子解释诗义，大多数是从道德规范、思想行为上阐述的。这与后人的释解，也有很大不同。
文汇报
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馆藏1200余枚战国竹简真相大白了！日前，原该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古文字学专家马承源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首先解密 公布百枚竹简，其中31枚竹简，提供了孔子是怎样向他的弟子讲诗的、《诗经》 以外的佚诗和若干诗篇篇名以及弦歌时规定的音高等内容。
这批被学术界称为上海战国竹简的解密，填补了先秦文献的空白，破译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千古之谜”。孔子是怎样向他的弟子讲授诗的？以往的文献没有记载，31枚竹简共980 余 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如第一简，“孔子曰：诗亡（毋）隶 （）志，乐亡（毋）隶（）情，亡（毋）隶（）言。”这句话意思是说 ：赋诗必须有自己的意向，作乐必须有自己的道德感情，写文章必须直言。31枚 竹简中有6 枚竹简记载“孔子曰”等字样。春秋时期，诗在各国诸侯公卿大夫中 相当流行，当政者必须具备一定诗的知识。为了加深弟子对诗的义理的理解，孔 子对他的弟子讲诗，常常是一讲、再讲，甚至三讲，不厌其烦，循循善诱。从竹简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思想家授徒讲课的真实情景。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 小雅》、《大雅》和《颂》。竹简中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 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竹简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刺”（讽刺）、“美”（赞美） 的内容。通常说《诗经》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这批31枚竹简新发现了佚诗6 篇，另外在7 枚记载诗曲的音调竹简中，发现了40篇诗曲的篇名，除《硕人》和今本《诗经》同名外，有的与今本《诗经》篇名类似，也有为今本《诗经》所未见的佚诗。由此推断，《诗经》的篇数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从竹简诗的篇名记载还可证明孔子当年没有删过诗。
采访中，记者有幸一睹两千多年前孔子论诗的竹简。在那7 枚竹简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如宫音有宫穆、宫、宫讦、宫祝，其他的商、征、羽音之前后也都附有这样的前缀字或后缀字，这表明当时人们对音调已经相当“规范化”。
前几天，上博邀请几位上海音乐界的专家来对竹简音调进行鉴定。他们惊喜地说，没有想到古代的音调表示方法同现代的音调是如此的相似，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马承源和竹简课题研究小组成员本月19日将在北京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向中外学者公布这一批竹简解密的重要内容。
这批战国竹简系上海博物馆五年前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在数量和涉及 到的古籍种类方面要远远超过以往已公开发表的战国竹简。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先秦古籍几乎毁于一旦。因此，原始的、第一手的先秦古籍是极为珍贵的。
这批战国竹简共有1200多枚，字数在35000 左右。最长的竹简有5.1 厘米， 最短的有24.6厘米。竹简涉及到80多种（部）先秦战国的古籍。
新华网上海9月14日电（记者赵兰英）
上海博物馆新近在战国竹简整理和研究中，首次发现了音乐声调。
关于春秋战国乃至以前的音乐记载，在此以前仅是各种乐器及其器形、铭文和音频测定。1977年，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使人们对先秦古乐器的研究，由青铜打击乐器到拨弦乐器、吹管乐器拓展。然而，这一时代的音乐是怎样演唱的，有没有声调等等，由于没有考古发现，都是空白。
上海博物馆在对1200支战国竹简整理和研究中发现，有7枚简上端正地抄录着各种演奏诗曲和吟唱诗的音高，即声调。计有宫、商、征、羽等4个声阶和穆、和、讦、祝、（赶字，干改为田下加女字）、（君字旁加芾字）等9个不同音调。
每个声下有不同调，如宫有宫祝、宫穆，商有讦商，征有征和、讦征，羽有讦羽等等。这些声调分别出现在40种不同名称的诗篇上。如宫穆《硕人》、宫讦《野有英》、《出门有东》、宫祝《君寿》、（赶字，干改为田下加女字）商《高木》、讦商《（报字，扌改为午）》、讦征《城上生苇》、《道之达尔》、讦羽《北野人》等等。40篇竹简诗中，《硕人》之名与《诗经》中的《硕人》相同，其余皆不同。专家认为，竹简中的这些诗篇有可能是《诗经》305首以外的诗作。
诗篇皆能入乐，诗乐伴随诗而产生。孔子时代诗是不能随意演唱和吟诵的，必须有规定之音高，如《硕人》只能以宫穆演唱。上海音乐学院一批古代音乐研究教授和博士生在看到战国竹简中的这些音名以后认为，竹简中的4声9调就是今天的 A 调、D 调、F 调等。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我国音乐曲调就很规范。
上海战国竹简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2257年（正负65年），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时间相同。楚国的郢都，在当时是长江流域的音乐文化中心。
所谓“曲高和寡”的典故就出自那里。由竹简上的诗名分析，这些歌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流行歌曲。如《野有英》为《野地中的花》，《奚言不从》是《为何忘了我》，《良人亡不宜也》即《美人的一切都是可爱的》，等等。（完）
孔子（公元前551 —479 年），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青年时代曾做过管仓库和畜牧的小官。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琴于师襄。年五十，任鲁国司寇。旋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但未能得到各国诸侯的赏识与重用。68岁时返回鲁国，晚年致力于教育与文献整理，相传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余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那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后来汉初儒生尊其为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的作品记载了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 的历史。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简文(竹简、木简) 我们在历史博物馆里参观，常看到一些竹、木片，上面写着毛笔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竹简、木简，统称为简。简是中国古代第一种正式的书。
古人用简写书大约始于商代(公元前16一前11世纪)，一直延续 到东汉(25-220)，前后约有1600-1700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着的《史记》130篇，全书约52万字，记叙了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首尾3000年左右的历史。这部古代史就是用简写成的。当时中国古代的著作很多，例：《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九章算术》--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专着等等都是用简写成的。 1972年，中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206-24年)古墓中，出土了4924片竹简。简上记述的多为军事知识。其中有中国古代最早的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和《孙胺兵法》。后者早已失传，这次终于发现了它的原作。
用简来写书很麻烦。就拿竹简来讲，先把竹竿按一定长度截成竹简，劈成竹片，然后在火上烤干，使竹片里的水分蒸发尽，这样可以防腐烂和虫蛀。没有竹子的地方，就用木片来取代。一般竹简的长度约20-70厘米。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写沼书律令的竹简长约68厘米，抄写经书的56厘米，民间书信则为23厘米左右。在简上写的都是毛笔字，如果写错了，便用刀子削去墨迹，然后再写。今天我们把修改文章叫做"删削"就来源于此。古人写文要随身携带三件宝：笔、墨、刀子。那刀子的作用就同现在的橡皮一样。在简上写字，一般都是从上到下分行书写，每行字数不等，多则40字，少则10多字或几个字。要写一部几万字的简书就得用数千片竹简。简写好后按顺序把竹、木片用绳子穿订成册(策)，就成了书本。有的书重，携带时还需用车子来运载。也有先编成册，然后再写的。据说西汉时，有一位文学家叫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3万字的奏章，一共用了3000多片竹简，由两人抬着进宫。传说中国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每天要批阅60多公斤的竹、木公文。在今天看来，也就不过几个文件罢了。
用竹、木片制作的书虽然笨重，但在中国古代，这种简书对传播政治、文化、军事、医学等各种知识发挥过重大作用。汉代以后，中国发明了纸，简的使用才逐渐绝迹。
徐苹芳
简牍
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纸被普遍使用后，简牍才逐渐废弃。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简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古代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尊贵的书法墨迹。对它们的发现与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简牍的发现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次是西汉时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另一次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冢竹书的发现，它们对中国经学和古代史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1972～1981年间，又先后在居延、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2万余枚汉代简牍，为研究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各地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简牍。有些是随葬的“遣册”，如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中，，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中，都曾出土过。曾侯乙墓出土的记丧仪车马兵甲的简，也应属于“遣册”一类。秦代简牍比较重要的发现有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编年记》、《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见云梦秦简），以及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在甘肃武威和甘谷的东汉墓中曾出土过赐王杖和优复宗室的诏令简，赐王杖简是较完整的册书。在有些汉墓中还出土了各种书籍，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苍颉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见银雀山汉简），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和医药书，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都有很高的价值。银雀山汉墓中还出土了一份完整的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历谱。
种类和形制
根据已发现的简牍形制，可以分为5种：1,简，是简牍的最基本形式，或称札，用竹或木制成。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居延、敦煌出土的文书档案、信件，以及一般书籍和重抄的诏令文件等，都用这种简抄写编册。但是，按照汉代的规定，有些抄写经书和正式的诏令文本，要用较长的简，如武威《仪礼》简中属于经的甲本和丙本，简长55.5至56.5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属于经传的乙本简则长50.05厘米，合汉尺二尺一寸，比经书简要短。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等简长27.6厘米，为汉尺一尺二寸。居延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简长38厘米，合汉尺一尺六寸。敦煌出土的诏书简长24.3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一寸，即所谓“尺一之诏”；居延出土的诏书简还有长至36.5厘米的，已合汉尺一尺五寸，最长的是居延出土的诏书目录简，长达67.5厘米，合汉尺三尺，此即《汉书》上所谓的“三尺律令”。“迁册”和历谱也有长至三尺以上的，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简长72～75厘米，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简长69厘米，是目前所见最长的简。上述这些简都是每简抄写一行字，宽度约在0.5～1厘米左右。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2厘米左右，每简上抄写两行字，这种简称为“两行”，它和普通简一样，也可编连成册。
2,牍，是一种比“两行”还要宽的简。有的可宽至6厘米，实际上已成板状，所以《说文》解释为“书版”。其长度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质。牍多用来写书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敦煌、居延出土的“过所”（通行证）也多用木牍抄写。墓中发现的木牍多是记随葬品的“冒方”（即“遣册”）。
3,觚，是一种多棱形的木棍，有的则直接用树枝括削而成。断面一般多呈三角形或方形，可分三面或四面书写，也有多至7面的。长度都在30厘米以上，有的长达82厘米。在居延、敦煌发现的觚多用以抄写檄书、小学字书（如《急就篇》、《苍颉篇》等），或作临时记事起草之用，有时也用以练习写字。
4,检，是传递文书信札和财物时所用的封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用“两行”式的宽简题署收信者的名称和传递方式，如“肩水侯以邮行”。另一种是传递机密书信和财物时所用的加封泥盖印章的封检。机密书信用上下两片木牍作成，下牍称函，用以书信，上牍称检，封盖函牍，检上有捆绳的刻沟和置封泥的方孔，以便绳封盖印。传送财物时施于囊袋上的封检，只有一片木牍，中间凹下，以便绳封盖印。
5,揭,是一种短而宽的木牌。有的首端作半圆形，中间有一小孔，有的首端两侧各刻一凹口，皆作系绳之用。多系于簿册或器物之上，题写名称，犹如标签。除以上5种形式的简牍之外，在居延和敦煌的烽燧遗址中还发现很多从旧简上削下来的带字的薄片，称为“”或“削衣”。
简牍的材料
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湖北云梦秦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都是竹简，多就地取材制成。敦煌、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都是木简。1944年敦煌出土的木简，其材料经鉴定，有青杆、白毛杨、水柳和柽柳，都是杨柳科和松柏科的木材。削衣多为杆儿松之类，以其不产于本地，取材困难，故将废简削去一层，重新书写。居延汉简的材料与敦煌汉简大致相同，还有一种非常坚硬的类似枣木的材料。敦煌和居延的烽燧遗址中都发现有很少数的竹简，有的是书信，有的是抄写《苍颉篇》和医方的，大概都是从中原带过去的。
简册的修治编联
简在书写以前，必须经过修治。木简要将写字的一面打磨光滑；竹简则要经火炙干，使之易于书写，并起防腐防蠹的作用，这叫做“杀青”。抄写书籍，多先用丝绳将简编联成册，然后书写。编册以前，为防止丝绳松动，多在简两侧编绳处刻三角形契口。根据简的长度决定编绳的道数，一般23厘米左右即汉尺一尺长的简，多编两道，长简有编5道的，如武威仪礼简丙本就是编5道。现存最完整的简册原物是居延简中的“永元器物簿”，两道编绳犹在。很多文书档案简册，由于是单简书写，然后再编联成册的，所以在简上没有刻契口，也没有留下编绳处的空隙。
简册的复原在简牍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工作。在考古发掘中应认真分辨简的出土状态及次序，然后结合简册的书写格式和内容，进行复原，将零碎片断的单简上的文辞，恢复成较为完整的簿册式的文件或书籍，使之成为更有价值的史料。
参考书目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窗丛刻》，仿古香斋本，即于东京，1914。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中国先秦史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