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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 保罗·科斯特洛（1964：213，8－9，215）这一章考察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能够（暂时地）胜出。在这一章里将提供两个答案，并对这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一个答案是，亚洲人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人变得强大了。这听起来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是什么使亚洲人变得虚弱，是什么使欧洲人变得强大，是什么把这两个过程联系在一起。另外，这个问题和答案本身也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因为其他各种“解释”实际上都基于某种假设或论断：亚洲原来是而且被认为始终是“传统的”（社会）。这些“解释”还宣称，欧洲先是凭借自身力量使自身“现代化”，从而脱颖而出，然后又慷慨地把这种“现代化”送给亚洲和其他地区。由于西方的这种“示范作用”，有些地区自愿地接受了这种“文明”和“进步”的赠予。另外一些地区则不得不接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这种礼物。据说，其他的亚洲人，更不用说非洲人、拉丁美洲人甚至某些欧洲人（以及少数北美洲人）因浸润于他们的传统而衰弱。 前面几章的论证已经显示：亚洲人并不比欧洲人更“传统”，实际上远不如欧洲人那么“传统”。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欧洲人本身没有任何创造，更不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推翻了鼓吹“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的人文科学。它们实际上发生了交汇，但根本不是以欧洲中心论所谓的方式。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交汇？ 我在前面几章里试图逐渐搭起一个脚手架，目的就是基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动来建构一个初步的答案。第2章勾画了全球经济的生产和贸易轮廓以及地区间联系。第3章考察了金钱是如何在世界流通体系中运行并刺激世界旋转的。第4章考察了随之产生的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技术性质和制度机制，并且考察了亚洲几个地区是如何维持、甚至加强了它们在全球的优势。第5章提出了一种全球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和进程往往与共同的经济周期相关联。 这一章将要探讨1400－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否与如何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这种转换的发生也许是由某些世界经济联系和某种机制造成的，至少是由它们创造了条件，第5章对这些联系和机制作了探讨：自1400年开始的长期扩张周期（或者说“A”阶段）似乎持续到18世纪，但是从那以后转入衰落的“B”阶段，至少对于亚洲来说是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周期，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危机既产生了危险，又造成了机遇——正如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因为各个经济部门和地区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角色不同，它们在危机时的情况也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前几章得出的结论和建构的脚手架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的原因与后果了。这一章分成4节：（1）是否有一种长达几个世纪的世界经济“滑行”周期——在亚洲该周期的扩张的“A”阶段转入收缩的“B”阶段？（2）亚洲的“衰落”是什么时候与如何表现出来的？（3）欧洲和西方是如何“兴起”的？（4）这种衰落和兴起是如何通过全球与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生态运动而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联系起来的？ 1．是否有一个长周期的滑行轨道？ 我们在第5章说到，普遍的“17世纪危机”是不存在的，自1400年起从亚洲开始的长期全球经济扩张至少持续到18世纪中期。这个结论使我们可以按照吉尔斯和我提出的五百年长周期而进人到近代早期。写作本书的最初动力之一就是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承认早在1500年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具有“A／B”交替阶段的长周期的古老世界体系（FrankandGills1993），那么这对于沃勒斯坦的1500年以后的“现代世界体系”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周期中，每一个扩张的“A”阶段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收缩的“B”阶段，每个阶段都持续两到三个世纪。我们经过追溯、辨认和确定，发现自公元前对机年以来非洲一欧亚大部分地区共同经历着这种周期性演变，后来又把这种时间推前到公元前3000年（Frank1993a）。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长周期是否持续到近代早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此我们不想回顾这些长周期的整个历史，但是需要指出，公元1000—1050年到1250—1300年是一个新的重要扩张时期。在那个时期，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1983）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把他们所考察的从公元930年开始的大约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最初4个周期都放在中国。沃勒斯坦（1992：586－588）也指出：“在各种有关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论著中已经清晰地论述并广泛地接受了扩张与收缩的模式。……例如，1050－1250年是欧洲扩张时期（十字军、殖民运动）。……1250－1450年的‘危机’或大收缩也包括了黑死病。”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认为，这个最后阶段的第一个百年，即1250－1350年，是第一个扩张时期，从1300年以后则是收缩时期。她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她对整个非洲一欧亚地区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分析。吉尔斯和我（1992，1993）则考察了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体系中直到1250年前后的扩张的“A’阶段和直到1450年前后的收缩的“B”阶段。 吉尔斯和我（1992）把1450年前后定为又一个新的“A”阶段的开端，这或许很接近沃勒斯坦问974）对欧洲的世界一经济的分析。拉维·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把1400年定为印度一次大扩张的开端，而当时我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在再来回顾世界经济，这次扩张确实是从1400年开始的，但不仅在印度如此，而且在东南亚也如此，很可能在中国也如此。 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活动，以及热那亚人通过地中海向西进入大西洋的扩张活动，都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次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复地运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问题是，上述的长周期中的这个扩张的“A”阶段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把这种周期运动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时，我们实际上停在1450年，“暂时接受’其他学者所描述的自那时开始的周期运动的“基本轮廓”。 博斯沃思（1995：224）在根据城市发展资料修改自己过去对这个周期及其阶段的起迄时间的研究结论时写道：“吉尔斯和弗兰克似乎过早地听到长时段周期的丧钟……转而投身于较短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立场）。这两个现象……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的。”的确，那实际上可能是我们的实用立场，但在理论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两种周期在原则上是互相包容的。这实际上就是前面第5章讨论“通货分析与1640年的危机”时的主旨，尽管我还没有论述在一个长周期阶段里如何包容若干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请参见第5章对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观点的评述）。 但是，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是，这个（可能的）“A”阶段持续了多长时间。回答是，至少持续到1750年。博斯沃思也根据他的城市发展资料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资料也“肯定”了有一个较长的“A”阶段的观点：由于有一个16世纪的下降曲线，对于全部25个世界最大城市来说，长周期并不完全适用；但是，“东亚的相对城市等级（反映了25个大城市中东亚最大城市的发展）直到1650年前后一直很高，在那以后，它才与欧洲一大西洋城市体系的发展速度同步。这种“蹒跚”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Bosworth1995：221－222）。在他的表8．4中，东亚和欧洲一大西洋城市的相对城市等级曲线直到1825年才相交，此时亚洲的经济政治力量都衰落式微了。1850年，伦敦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罗兹·墨菲（1977）也把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交叉点定在1815年前后。 因此，这再次表明，这个（迄今最后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扩张阶段——至少在亚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之久，即从15世纪开始，贯穿整个17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前半期，甚至到18世纪末。前面所考察的17世纪的证据也支持这种从1400－1450年开始，贯穿整个问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初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概念。另外，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A’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B”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个统一的全球经济具有自身的长期发展周期。这里要论证的是，在1750—1800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自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上升“A”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另外，正如我在以前（1978a）和第5章里所证明的，1762年到1790年是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一个“B”阶段。 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性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局势：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也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所谓“新工业化经济体”得以兴起。我们会发现，与这些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欧洲当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当时是在“主导”工业，即原先依赖亚洲进口的纺织品制造业），然后也逐渐实行“出口拉动”——先是面向西非和美洲相对受保护的市场，然后面向整个世界市场。 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正如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所说的，有些（并非所有的）处于边线或边题的“边疆国家”对处于“核心’的经济体、社会或政治体（或帝国）发出革故鼎新的挑战。有些（半）边睡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发生危机时抓住机会（同时避开危险）而获得好处（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地位变化（正如枪座位游戏一样）每一次都主要取决于比较突然地在体系中心发生并波及整个体系的危机，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原先的（半）边睡地区或其新兴的“领先”部门的长期“准备”或可预见的“兴起”。 因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18世纪晚期是否从亚洲开始了世界政治经济衰落的“B”阶段，从而有利于原先处于相对边缘的、此时迅速上升的欧洲人。以前我们已经确认的世界体系周期（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暗含的意思是，众多大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清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同时“没落”，应该伴随着一场世界体系危机和一个“B”阶段。我们在这一章结束时将对这个长周期（其“B”阶段看来是18世纪末在亚洲开始的）的历史连续性进行一点反思。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将放在第7章。 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亚洲的政治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准确的时间）开始的，原因何在，这些衰落过程是不是一个长周期的“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涉及更深远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东方这些国家的衰落是由“西方的兴起’引起的，还是仅仅由此而加速？ 2．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这个标题出自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大作《在欧洲霸权之前》（198）。遗憾的是，她的回溯局限于公元1350年以前。我们看到，“东方”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才“衰落”，“西方’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兴起”。我们对亚洲各经济体以及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莫卧尔帝国和清帝国衰落的原因知之甚少。实际上，对于亚洲18世纪的讨论一直是含糊不清、众说纷法： 在很长时间里，在有关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著述中，18世纪一直被视为衰落时期。英国人把这种衰落当作（大英）帝国的辩护理由；荷兰人在这个时期看到的是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没落；阿拉伯人仅仅把这个时期当作他们的现代时期的背景。近年来，这种衰落观受到研究各个重要地区的历史学家的批评。……（有些人警告说）不应简单地把政治分裂当作衰败证据。……（但是）就经济的大部分特征而言，现有的少量证据更多地显示出（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急剧的变化。 但是，我们应该遵照弗莱彻的劝告，在体系中寻找导致亚洲最终“衰落’的进程和原因。而且，我在研究更早的时期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尝试着得出一些重要结论（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因此我们也应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否及如何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 阿萨尔·阿里近年也研究同样的问题。尽管他所作的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满意，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很值得在此转述。他指出，莫卧尔帝国的衰亡一直被归结为各种“内部”因素——从女人祸国到各种制度弊病，后者在剥削农民时既无能又严酷，由此激发了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人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相关因素加以综合；但是，在进行这种综合的尝试之前，应该先把它们放在“适当的脉络”中。阿里指出： 在了解有关莫卧尔帝国崩溃的学术讨论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一讨论的眼界竟然会如此狭窄。在18世纪前半期，不仅莫卧尔帝国崩溃了，而且萨菲帝国也崩溃了，乌兹别克汗国也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也开始进入缓慢的、但不可逆转的衰落进程。 阿里接着提出，如果断言同一种命运在同一时间征服了这些重大地区纯属巧合，那就过于强词夺理了。因此，我们应该遵循弗莱彻的建议，探讨是否有可能发现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背后的某种共同原因。阿里接着说： 这里也有一个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线索的明显之点。帝国的崩溃恰好在西方殖民列强（尤其是英国和俄国）武装进攻的冲击之前。但是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间隔。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甚至在欧洲挟着军事优势与东方国家直接对峙之前，西方的兴起是否就以某些迄今尚不知晓的方式颠覆了东方的政体和社会。在我们有关中东和印度的经济史研究中，对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新商业关系所引起的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市场模式的变化，迄今没有人尝试着作出总体分析。这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 但是。阿里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所作的尝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竟然一开始就断言：“1500年到1700年之间的主要事件当然是欧洲的兴起，欧洲从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Ah1975：387）。本书所汇集的证据否定了他的这个出发点，因而要求我们寻找一种新的解释。阿里接着表示，欧洲的经济势力肯定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破坏和削弱了亚洲各经济体（Ah1975：388）。这种推测也与有关16世纪的证据、尤其有关17世纪的证据以及有关18世纪前期的证据相抵触。相反，在这些时期，亚洲各经济体更强大了。 阿里又认为，由于亚洲的收入被转移给欧洲人而不能落入亚洲统治阶级手中，因此亚洲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收支而不得不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当然就导致了大帝国的终结”（Ah1975：388）。然而，剥削的加强，尤其对农民剥削的加强，与其说是统治阶级收入减少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统治阶级有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剥削农民获得收入。这是种植园和其他农业出口经济的普遍经验（Frank1967）。这就使社会经济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后面我们还会看到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大量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济扩张伴随着收入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从而也导致了造成经济扩张的那种进程本身的萎缩。因此，亚洲帝国的政治稳定之所以会遭到破坏，主要不是由于阿里所说的欧洲人在这些帝国经济内的竞争。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愈益紧张，更多地是由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尤其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可想而知，这使得收入分配越来越扭曲，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从而导致对有效需求的制约以及愈益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 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最后30年，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衰落趋势才愈演愈烈。或许是由于波斯和印度自18世纪中期起先后逐渐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而且金银流向出现逆转（出大于进），因此这两个国家也就最轻易。最迅速地衰落了。 除了萨菲王朝的波斯跤帖水儿王朝和布哈拉王朝的中亚之外，印度的衰落看来是最容易的；而且我们能看到的有关研究也最多。因此，我们先来考察印度，然后再考察亚洲其他部分。 （1）印度的衰落 有关印度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孟加拉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先后发生的饥荒和工业凋零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西方观点的学者和印度民族主义学者一致认为，1757年英国在孟加拉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乃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持西方观点的人往往声称，英国把文明和发展带给印度。一些19世纪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和许多20世纪的苏联、印度及其他“反帝”学者（包括我过去的论著，Frank1978a）都认为，印度的衰落是那场战役失败的结果，那场战役导致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普遍化。由此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洗劫”、纺织业的毁灭、土地占有的柴明达尔（大土地占有）和莱特瓦尔（小土地占有）结构、对印度资本的“榨取”等等。 在此我们不想继续这场争论，但是我们需要追问，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有人主张是从1757年以后才开始的，有人（如阿米亚·巴格齐）主张是从1800年以后才开始的，有人（如伯顿·斯坦）主张实际上是从1830年前后才开始的。但是，这些人都肯定至少会看到一些相反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在这些日期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值得重视的经济衰落现象。流行的说法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处于“停滞”状态。与这种说法相反，我们在第2．3、4章以及第5章关于“17世纪危机”的那一节里看到，在印度，基本的经济增长也同样持续到18世纪。这也是斯坦（1989）对有关18世纪印度的历史证据的总结性结论。但是，在他看来，直到大约1830年为止，英国的政策没有在印度造成重大的经济破坏。 其他人则认为，早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印度的经济就开始衰落了。“从18世纪30年代初，孟加拉的丝绸和棉布生产就明显地衰落了”。穆赫吉（Mukheree1994）举出孟加拉丝绸生产中心卡辛巴扎尔的资料。当地有一批商人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供应丝绸。从1733年到1737年，平均每年有55个商人，投资17000卢比；到1748—1750年，商人人数下降到36人，投资减至7，000卢比。1754年发生危机后，这些商人就在一夜之间从工厂记录中消失了。采购一供应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与印度沿海地区一样，内陆地区也日益凋敝。另外，由于中国人在孟买和马德拉斯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孟加拉丝绸的需求也在减少。穆赫吉（1990／199）还研究了孟加拉最重要的棉布产地未格迪亚。当时那里的“生产领域危机也日益逼近”。那里也出现一系列采购问题，如交货拖延、供应短缺、质量下降、突然的价格上涨以及普遍的不守信用等等，因此，在外国资本比较强大和本地商人组织过于孱弱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到18世纪中期，工业凋敝的某些迹象就已经显露出来”。奇怪的是，理查德·伊顿（1993）对孟加拉边境的研究几乎或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经济衰落的迹象，至多发现在18世纪中期以前孟加拉境内的经济活动有一种从西向东转移的趋势。 P．J．马歇尔（1987：290）也指出：“孟加拉的稳定持续了几十年，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破碎。最近的一项研究展示了一幅凄凉的画面……”接着他引用了乔杜里门的结论：“孟加拉的经济被推到全面崩溃的边缘。”乔杜里本人的著作（197：308）中具体地谈到“纺织品生产的瓦解”。另外，乔杜里（1978：309，294）还指出：“18世纪30年代是印度南部的厄运时期”，“18世纪中期的英一法战争进一步破坏了原来已经陷入困境的贸易；马德拉斯受到的损害尤其严重。”辛纳帕赫·阿拉萨拉特南（1986：211）在考察科罗曼德尔贸易是否陷入停滞或衰落时写道：“（尤其在1735年以后，）毫无疑问，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出现了衰退，商业活动当然也出现了衰退。” 雷乔杜里和哈比布在（剑桥印度经济史）第1卷里也认为： 18世纪初，比孟加拉航运业的衰落更重要的是，古吉拉特的庞大海运业崩溃了。在此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政治保障的逐渐丧失起了加速作用，但古吉拉特海上贸易早在法律和秩序的崩溃真正开始侵噬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莫卧尔帝国的苏拉特港的衰落以及以港口为基地的船队的消失——实际数字从1701年的112艘下降到1750年的20jfor－一被认为是该时期印度洋贸易最重要的变化。 但是，西海岸的苏拉特，东部的默苏利柏德姆与其他科罗曼德尔地区沿海中心以及它们的内陆地区在18世纪初期的衰落乃是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同时衰败的一个后果（DasGuptaandPearson1987：140）。欧洲人趁着亚洲的这种衰落、趁着亚洲竞争对手倒霉之机占据商业竞争的有利地位。马歇尔指出： 无论英国人是否提供服务来与他们竞争，这些时候都是亚洲商船的艰难岁月。……只是在印度同行迅速衰弱之时……英国人在西印度贸易中的势力才开始扩大。……18世纪初，所有的亚洲商船似乎都丧失了在东南亚和中国的立足点，而把地盘让给来自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美国商船。 但是，印度的经济困难似乎在该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蔓延开来和日益加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一直具有很强的经济力的地区，如孟加拉。另外，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亚洲的进口额（按申报价值和销售价值计算）也下降了（但是在1750年代又恢复过来），从而“证明了这种假设：这是欧亚贸易激烈竞争的时期”。1740年，华商在荷属巴达维亚遭到大屠杀。这也是“欧洲殖民贸易全面衰退的”时期（Steensgaard1990d：110）和战争时期——自1739年开始的詹金斯的耳朵战争与1740年爆发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沃尔特·多恩（1963：164）指出，后者“本质上是一场商业战争，是（争夺海外贸易的）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厮杀”。但是不仅多恩这样看。亚当·斯密（［1776］1937：899）早就认为：“上次战争…邻应算在殖民地的账上，（……这就是）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 再回到印度，看来确实有必要进一步地探讨，政治困境以及欧洲殖民主义是不是步印度各地——以及其他地区——早已开始并继续发展的经济衰落的后尘而来，是不是仅仅加速这种衰落的进程。同时也有必要探讨，甚至在欧洲殖民主义对衰落地区进行政治军事介入之前，这种衰落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欧洲的兴起有关，甚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欧洲的兴起造成的。 阿拉萨拉特南（1995）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考察了科罗曼德尔海岸。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活动以及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的谋利活动也同时损害了科罗曼德尔海岸及其印度商人的利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尤其是爪哇的政治和商业控制及其对马六甲的遏制也割断了科罗曼德尔与东南亚之间的长期纽带。这种纽带乃是我们在前面所勾画的更广泛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此时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联系日益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科罗曼德尔排挤出原先的重要贸易活动。阿拉萨拉特南对18世纪初期和中期科罗曼德尔的某些商业变化和“最关键的特征”，即对东南亚贸易的衰落，作了如下概括： 就科罗曼德尔而言，由于欧洲人的贸易活动具有新的形式和新的方向，困而极度地损害了该地区的传统贸易。……这条除南亚）命脉在17世纪被荷兰人粗暴地破坏了。印度与摩鹿加、望加锡、西里伯斯、班特姆、北爪哇港口以及苏门答腊西岸的贸易联系被逐一地割断了。经过一系列的陆海军事行动后，这些港口和市场不再允许竞争性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对科罗曼德尔的批发商关闭了一个可以谋利的纺织品出口市场。这也意味着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向科罗曼德尔进口香料的生意。这还意味着他们不能向印度进口一些有利可图的矿产——金和锡。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都是用粗暴的武力而非高超的商业技巧造成的。……18世纪后半期对华贸易的高涨及其引起的亚洲地区间贸易的变化成为对科罗曼德尔贸易的最后一击。……与孟加拉一样，科罗曼德尔的金银不断外流，用于购买中国的出口物，从而导致资本的普遍短缺。科罗曼德尔的商人在这种新兴的贸易模式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随着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重要部分的直接控制日益扩大，科罗曼德尔商人作为中间商的作用也日益丧失。……随着欧洲人权力的增长，一败政治权力的代理人。对它的依附和支持也愈益增强。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他们还站在欧洲主子一边来反对内陆势力，为了前者的利益而损害后者的利益。 总之，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印度的衰落，尤其是孟加拉纺织业的衰落，早在门对年普拉西战役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莫卧尔帝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失序使亚洲人难以抵抗欧洲穷凶极恶的商人势力、海军力量以及最终的政治力量。18世纪中期，欧洲人从当地运输业和商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一带的贸易经营权，并在一个新的范围进行贸易活动。印度是第一个开始“落入”欧洲霸权之下的亚洲政治经济大国。 （2）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 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西亚、东南亚和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扩张似乎在17世纪末达到顶峰。在18世纪前半期，奥斯曼经济逐渐衰弱，到该世纪最后30年，奥斯曼经济更加急剧地衰落。在18世纪晚期，欧洲人的新工业中心的兴起及其商业优势的加强逐渐破坏了奥斯曼的经济权势。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随着拿破仑远征埃及，奥斯曼的政治权势也因欧洲人的强大而黯然失色了。 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在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中的总体份额先是保持不变，然后是逐渐下降。具体地看，对欧洲的贸易衰落了，另外，法国人逐渐取代英国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贸易伙伴。再有，18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出口贸易、甚至国内市场都开始受到外国竞争的损害；与法国的联系，尤其与美洲的联系，为害最为明显。北美的廉价棉花开始取代安纳托利亚的棉花，加勒比地区的廉价咖啡开始取代通过开罗出口的阿拉伯咖啡。加勒比砂糖侵入了奥斯曼的国内市场。而这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都是美洲用奴隶劳动生产出来的。 奥斯曼经济的“衰落”似乎是在1760年以后开始加速的。这种“衰落”的迹象包括：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的人口增多了；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看，地主的农业用地越来越多地免除了捐税；与此同时，征税负担越来越多地落到剩下的已经陷入贫困的农业人口身上；这就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促使他们离开土地，并且使得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农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的生产与出口增长得十分缓慢；虽然它们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但是这是由于棉纺织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份额下降了。尤其在1760年以后，棉纺织业和棉布出口业都衰落了；对外贸易的一部分被奥斯曼境内的地区间贸易取而代之。由于中央机构的威力减弱，地方分裂势力增强，奥斯曼政府的控制能力日益衰弱。伊斯坦布尔和另外一些城市从市场获取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了。查尔斯·伊萨维（Issawi1966：30一对污I述的历史文献也证实，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港口城市，法国人和奥斯曼人的竞争能力此长彼消。 根据有关奥斯曼帝国纺织业和其他工业的各种研究成果，18世纪60年代也是一个转折和衰落时期（参见Islamoglu－Inan1987；MehmentGene）。在阿勒颇，1750年已开始显露衰落迹象（Masters1988：30ff．）。伊纳尔西克和夸塔尔特（1994：703）总结道：“对这些趋势的描述还是基于不完整的资料，但是它们符合有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风雨飘摇的商业状况的基本印象。”胡里·伊斯拉莫格鲁（私人通信1996）甚至怀疑奥斯曼经济“衰落”的说法，理由是19世纪中期奥斯曼纺织品在国内外与英国纺织品的竞争中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这些学者没有探讨而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这种“风雨飘摇的商业状况”是木是、为什么是和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一大西洋经济自1762年起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个“B”阶段的发生可能缩减了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市场，增强了殖民地奴隶生产在西方的竞争能力。很显然，奥斯曼人不可能、至少不太可能从世纪之交开始的“A”阶段复兴中分享好处，而欧洲人则能够享受这种复兴。伊南提到的棉纺织品出口有可能从这种复兴中分沾到某些好处。但是，进入19世纪后，欧洲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纺织业，并且阻止了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设这一工业的努力。 在清代中国，衰落来得晚一些。中国在18世纪无疑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由于明清之际的政权交替和国家重建，中国直到大约1683年才从第5章中讨论的17世纪中期危机中恢复过来。这个时候，台湾被重新收复，对于贸易的各种限制也取消了。接着，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经济繁荣景象。但是到18世纪20年代，白银进口突然急剧下降，到该世纪中期下降得更严重，在1760年以后才重新上升，在80年代达到了特别高的水平（Lin1990）。1793年，由英国赴华使臣马冥尔尼转达的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著名敕谕中写道：“其实大朝……种种资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199）把清代中国内部衰败的开端定在1744年的山东起义和1775年的白莲教起义（我们知道，这时正值前面分析的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期间的美国革命等事件）。只是到18世纪末欧洲人才在中国海域取代中国商人；甚至到这个时候，贸易平衡还是严重地向中国倾斜（Marks1996：64）。众所周知，只是由于英国人诉诸在印度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鸦片，才在19世纪最终扭转了这种形势。 因此，中国经济只是在19世纪初才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这种衰败过程在鸦片战争和中国“崩溃”时达到顶峰。维克多·利皮特的文章（中国低度发展的发展）主要讨论了19世纪中国的情况。利皮特言之凿凿地批驳了大多数有关中国低度发展的流行解释所依据的历史和理论基础。这些解释的基点是“家族制度”（马里思·利维），“前工业社会阶段论”（A．埃克斯坦，费正清，杨联险）以及“贫困的怪圈”（拉格纳尔·纳斯克）等。而这些无一能解释1800年以前中国的成就，也不足以解释180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取得过去那种成功的原因（参见Lippit1987）。 但是，利皮特过于强调中国官僚体制和阶级结构的致命影响。实际上，我在为黄宗智主编的那本书撰写的文章（Frank1980）中已经指出，从几个方面看，收入这本书中的利皮特的文章使用了不恰当的标题，其中一点是，他认为18世纪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其实中国经济还在扩张。诚然，他自己后来也修正了这个判断（1987：40，42），承认从16世纪到18世纪“新的经济扩张”和“蒸蒸日上的经济活动”。但是，他一直把19世纪的“低度发展”归结到阶级矛盾造成的内部虚弱，根本不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18世纪最后30年，东南亚大陆地区也有某些经济衰落和社会政治危机的迹象。但是，安东尼·里德（1997）及其同道的研究成果使这幅画面变得复杂了。这个修正派的论点是：“大约从1760年起，该地区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商业扩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多数指标显示了该公司的衰落。抵达马六甲的船只从1761年的188艘增长到1785年的539艘。其中，马来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4艘和242艘，中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5艘和170艘，英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17艘和37艘。所有的船只中几乎有一半，新增加的船只几乎全部来自夏克河，只有20艘来自中国，大约40般来自印度（Reid1977：tablesl，2）。但是，里德也发现，东南亚的砂糖出口在1760年达到顶峰，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群岛进口的纺织品w72，000匹下降到102，000匹（Reid1977：table5）。里德的评论是：“汇总的有关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和其他进口一样，恰恰是在文献资料最缺乏的18世纪末出现了新的上升趋势”（Reid1977）。这些发现以及尚未发现的情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1760年后是否真的有这种上升趋势？不仅缺乏文献资料，而且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衰落也可能不止反映了二者的经济衰落（这种衰落或许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利，因为该公司从印度港口出发的船舶量在1765年到1785年之间一直很稳定）。从依然相对繁华的中国港口出发的船舶从7艘增加到21艘，但是在数量上与东南亚内部之间的船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id1977：table2）。另外，任何意义上的东南亚“特有的商业扩张”都肯定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周期性潮流发生冲突。实际上，根据里德的表4，东南亚平均每年出口胡椒、咖啡和砂糖的价值（以西班牙元计算）在18世纪50年代为864，000元，在60年代为1，236，000元，在70年代为1，043，000元，在80年代为1，076，000元，在90年代为1，310，000元。也就是说，从1750年到1800年的50年间，增长了50％。在1760年以后增长了5％（尽管在70年代和80年代绝对数量下降）！看来这很难说是一次“特有的商业扩张”。如果再深想一下，这更像是东南亚茶杯中的风浪。因此，东南亚也很可能是与其他地区保持同步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资料来确定18世纪中期重要地区的和（或）亚洲普遍的经济衰落以及与之伴随的或继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率衰变。这样就能把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相对优势的兴起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和历史视野中。就此而言，无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欧洲特殊论，还是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主义对这个时期的解释都是远远不够的。或许当时确实有一个长波经济周期，在这个周期的下降“B”阶段，亚洲各地区和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然后，就像今天东亚的各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原先处于边缘的欧洲人以及后来的北美人从亚洲的这次周期性“B”阶段衰落中渔利：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人下赌注式地宣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霸权——不过是暂时性的！但是，不仅“西方的兴起”是继“东方的衰落”而来的，而且这二者是同一个全球经济中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彼此在结构和运动周期上相互依存。这就是我在下面几节所要证明的内容。 3．西方是如何兴起的？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而——暂时——赢得这场竞争的呢？本书的导论考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和答案，而这些理论和答案都主张某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甚至是各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的综合。导论也指出，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韦伯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都有欧洲中心论的根本缺陷。布劳特（1993a）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和欧洲中心历史学》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十几种答案及其缺陷。我们在第1章也谈到古迪、赛义德、伯纳尔、阿明、霍金奇、蒂贝布、刘易斯和威根如何破除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对公开和隐蔽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第1章还谈到我本人（Frank1994，1995）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分别提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经济体系”的批评。但是，虽然我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提出另外一种世界体系解释，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也主要局限于提出批评。 本书的历史实证部分已经证明，从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世界的真实情况与流行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同。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认为或宣称的欧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片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更谈不上有什么欧洲人或西方引发、扩散、传播或维护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只是欧洲中心论的想象产物，甚至正如伯纳尔已经强调指出的，只是迟至19世纪以后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是否早已有某种‘贺本主义低度发展（的发展）”。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这种论点（Frank1966，1967）很可能还站得住，就非洲进行奴隶贸易的地区而言，也可能站得住。按照这种论点，只是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之后印度才开始这种进程（Frank1975，1978a）。但是，这种考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强加”给它们的。 前面几节中的数据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在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就一直叫嚷着要归顺它。正是这个原因驱使着他们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道路，尤其是最佳道路。但是，在这些欧洲开拓者（不是世界开拓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还是在十分艰难缓慢地爬行，勉强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他们只是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 （3）爬上亚洲的肩膀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究竟是怎么找到钱的呢？ 最基本的途径有两个，或者说是三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第二个途径是，他们在那个最好的赢利行业中“制造”了更多的金钱，主要是开采出白银，更准确地说是强迫美洲当地人给他们开采白银。欧洲人也参与他们在美洲经营的或对美洲经营的其他各种赢利的商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西、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的奴隶种植园；当然，他们也经营维持和扩大这些种植园的奴隶贸易。按照布劳特的统计（1993a：195），在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中，欧洲人大概始终雇用和剥削着一百万的劳动力。欧洲人通过向美洲的这些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销售欧洲制造的产品而挣得更多的金钱。这些产品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市场的，因为它们在亚洲没有竞争力。 但是，凯恩斯所谓的收益增殖率也在欧洲起了作用：先是通过注入美洲金钱，继而又通过把从美洲、非洲和“三角贸易”（尤其包括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用于在欧洲投资。当然，欧洲也从前面提到的面向美洲和非洲的商品生产和出口中获取利润。在本书前面的实证论述中提示了欧洲的这些发现与制造资金的来源与机制。这里也无须再详细加以论述，因为有关的研究和阐释已经不计其数。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探索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后果，也没有得出相关的必要结论。 为了避免哆嗦，也为了避免使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汗”的说法，这里只须引用大家都宠爱的学者亚当·斯密的论述： 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好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都在农业和制造业上有相当大的进展。第二，美洲本地是它自身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随着该地表业、工业和人口的进步……对金银的需求也自然增加得更快。英属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但是。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 正如斯密所了解的，正是美洲造成了欧洲居民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另外，斯密反复重申，甚至波兰、匈牙利以及欧洲其他没有与美洲直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也因此而使自己的工业获得间接好处。再有，正如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和分析的，欧洲人对土著奴隶和从非洲输入的奴隶的剥削，再加上美洲的资源，不仅给欧洲的消费与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源，而且也减轻了欧洲本身资源稀缺的压力。 斯密也承认，亚洲在经济上远比欧洲发达和富裕。“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渊远流长的。……甚至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和印度斯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即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 另外，斯密也懂得贫穷的欧洲人怎么使用他们新近获得的钱财购买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接着前面援引的论述，斯密写道： 第三，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发现这些银矿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把白银运到中国更有利）。……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相隔遥远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东印度的贸易由于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或者用近似的说法，为那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就一定会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欧洲不再是面向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现在（1776年）已经变成面向美洲众多兴旺的耕作者的制造业者，和面向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面向他们的制造业者了。 正如斯密指出的，由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亚洲市场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与白银同样重要的东西。首先，白银是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其次，因此欧洲人的主要实业就是把白银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和交易。这是欧洲人从他们在亚洲内的贸易以及他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布罗代尔宣称，“作为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惊讶地”发现，18世纪晚期，红海贸易依然与16世纪一样是西属美洲白银流向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中枢渠道”。“贵金属的这种流向对于印度经济，无疑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活跃部分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实上在许多世纪里屈从于一种货币经济，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Braudel1992：498）。“据说，坎贝（古吉拉特的另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的一只手伸向亚丁，另一只手伸向马六甲”（Braudel1992：528）。黄金和白银“也是使整个庞大机器从其农民基础到社会顶端和商业世界能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机制”（Braudel1992：500）。布罗代尔自己的结论是：“说到底，欧洲人不得不求助于贵金属，特别是美洲的白银，因为这是进入这些贸易的钥匙”（Braudel1992：217）。“从一开始，西属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许不正是美洲……才是欧洲强大的真正原因吗？”。 这也正是市劳特（1977，1992，1993a）的解释。他在这些方面似乎是亚当·斯密的现代“化身”。对于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这一问题，他们两人都熟悉和解释了两个基本答案：（1）他们利用了他们从美洲获得的金钱；（2）他们利用了从他们在（对）美洲和非洲的生产与进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以及他们在这些过程中在欧洲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但是，前面所暗示的第三个答案是，欧洲人也用美洲白银货币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买到了进入亚洲财富的资格。正如斯密指出的，也正如前面考察的各种证据所显示的，欧洲是用它的商品来换取亚洲产品，几乎可以说，它唯一能够在亚洲出售的商品是美洲金银。另外，也正如前面论证的，欧洲是利用它的白银购买力挤进被欧洲人称作“乡村贸易”的亚洲内部贸易。正如前面指出的，白银——以及黄金——贸易乃是各欧洲公司的支柱。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略可以概括如下： 欧洲的贵金属、主要用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获得的日本白银、主要用日本白银和印尼胡椒在台湾获得的黄金都主要被用于投资印度纺织品。这些纺织品大部分被用于换取印尼胡椒及其他香料，但也被运到欧洲以及亚洲各地。大宗胡椒及其他香料被出口到欧洲，但也有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到印度、波斯、台湾和日本等亚洲各地工厂。波斯和中国的生丝也被运到欧洲。…问世纪，荷兰人参与亚洲内部贸易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日贸易的必要性决定的，因为日本是当时该公司获取贵金属的最重要来源。…唯一些年份里，从日本获得的贵金属比从荷兰运到巴达维亚的贵金属更多。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1619年关于荷兰贸易的那段描述更为形象，也更经常被人们引用：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 也就是说，欧洲人竭力挤进‘业界上最豪华的贸易”，但是这使得荷兰人向这口亚洲财富和资本水井里注入了不止“一点水（指钱）”。当然，这笔钱来自美洲。这样，欧洲人从参与亚洲境内“乡村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要多于他们向欧洲进口亚洲产品而获得的利润，尽管后者中有许多又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给他们增加了新的利润。总之，欧洲人可以通过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从这些最富饶的亚洲经济体中获得利润；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达到这一目的，完全归功于他们掌握的美洲白银。 如果没有这些白银——以及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在欧洲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利润——欧洲人就根本不能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插入一脚，甚至连一个脚趾也插不进来。只是由于他们掌握的美洲金钱，而不是由于任何“独特的”欧洲“素质”——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发现，欧洲的“素质”一直远远达不到亚洲的标准——才使欧洲人能够购买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获得一个三等厢的座位。这是从需求的一面来看欧洲人在亚洲的“生意”。从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的供给方面看，欧洲人掌握的美洲金钱使他们能够购买用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实用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 换一个比方，美洲给欧洲人供应的赌注使他们能够进入亚洲经济赌场。为什么他们最终能够在那里发财？完全是由于他们拥有起伏不定但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正是这种来源使欧洲人在众多亚洲竞争者中具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其他人没有美洲大树上结出的金钱。但是，尽管欧洲人拥有这种资源和优势，他们在亚洲经济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牌桌上也不过是一个小赌家。然而，欧洲人把他们的美洲赌注押在了他们在亚洲的全部家当上，在那里坚持了三个世纪。虽然欧洲人也把他们在亚洲挣到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购买亚洲经济牌桌边更多更好的座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种做法，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美洲持续不断的现金供给。有资料显示，甚至到了18世纪，欧洲人还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给亚洲人，因为当时的欧洲制造业依然没有竞争力。斯密夸大了欧洲工业品在世界范围的销售情况，我们只能把他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一限定理解为“几乎没有”。 可以肯定，欧洲人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更不用说高超的）种族的、理性的、组织的或资本主义精神的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亚洲提供、传播其他什么东西或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正如我们在下面以及在总结时会进一步考察的，欧洲人所能有的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1962）所说的“落后”的某些优势，而这种优势是由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指出的位于世界经济的（半）边睡地位而造成的！ 那么，欧洲人在亚洲的这种原本看来是毫无希望的赌博怎么居然会取得成功，而且最终中了头彩？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人从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积聚他们的力量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日益衰弱，最终正如罗兹·墨菲（1977）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的，两条曲线在1815年前后相交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另外一个——第四个——因素加入了欧洲一亚洲的方程式。众所周知，虽然亚当·斯密主要针对殖民主义垄断而写了“论殖民地”一章，但是他认为殖民地没有付出什么。另外，斯密是在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革新之前写的。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是否真的有这样一次“革命”，是否像罗斯托（1962）等人所说的资本积累率真的“起飞”了。 （4）技术变革的供给与需求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哈特韦尔指出： 克拉潘在1910年写道：“即使……‘这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一个‘被榨平的桔子’，里面还会剩下数量惊人的桔汁。”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兴趣有增无减。……例如，关于工业革命的起因，有些是空白，有些失之简单化，有些则含混不清。主要动力是什么，或者哪些动力起了作用？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技术革新？贸易扩大？资本积累？这些因素都有人进行论证。是否应该在非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宗教、社会结构、科学、哲学和法律的变化？……似乎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最棘手的问题是确定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外源的（即该经济体之外的），例如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需求增长…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内源的（即在该经济体内部产生的）……？ 但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体是什么？我的观点是，澄清混乱的钥匙应该在哈特韦尔的最后一句话中寻找：虽然克拉潘所说的那只桔子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无数次压榨，但始终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英国的、欧洲的、至多是“西方”的水果。再有，格雷姆·斯努克斯（1994：1－2）也曾写道：“对于一片需要长期深翻的土地，我们不过刚刚划破了地皮……我们需要从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工业革命。”斯努克斯及其主编的《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一书撰稿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在追根探源时依然局限于欧洲，探讨欧洲一千年来以及“整个前现代时期英国（和西欧）的运动特征”。因此，尽管甚至到今天他们的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之中无人真正试图对整棵桔树作出一个全球整体性的世界经济／体系解释，而只有这样的解释才符合我在开篇时所引用的列奥波德·冯·兰克的格言：“实际上除了普遍历史外，没有历史！”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到1800年前后原来一直落后的欧洲、接着是美国‘埃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了亚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努力和胜利乃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出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欧洲（西欧）和美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技术进展和其他方面的进展，而且把它们应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中。但是，绝不能像斯努克斯（1994，1996）在他的“工业革命新视角”中依然主张的那样，在追溯这些变化的根源时仅仅限于或主要限于欧洲的一千年历史。罗伯特·亚当斯在“探讨西方技术”时也是如此。虽然他追溯到东地中海和西亚的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但是他也基本上限于对欧洲的考察。 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技术进展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欧洲的成就。更准确地看，它们乃是世界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以前长期在东方徘徊，当时才向西方移动和在西方穿行。真正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促成工业革命的“独特的”西方特征或因素是什么，不如说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这种从东向西的工业转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转移的原因应该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这两个方面来寻找。对于“为什么与如何”这一问题，迄今流行的“答案”有三个缺陷。首先，它们错误地把原因归结到所谓的欧洲“独特性”或优势。布劳特等人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其次，它们仅在欧洲本身寻找欧洲兴起的原因，因而不去分析相关的（若干）东方地区的衰落。这两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还隐含着第三个错误：他们没有在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中寻找“西方的兴起”圩‘东方的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世纪欧洲为什么和如何在经济竞赛中大大落后，它是如何主要借助于获得与利用美洲金钱来购得亚洲列车的车票并逐渐取代车上的一些乘客，从而改善自己的地位。 但是，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那样一个答案也肯定会超越从马克思到韦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提供的各种欧洲中心论的荒谬答案。一种世界经济分析肯定优于那些荒谬答案，尽管我们在下面是以很粗浅的方式论述有限的因素，提出有限的假设和证据。 通过发明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而取得的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在一个高工资的经济体制中、尤其是在北美谋求利润的产物。高工资产生了一种刺激，促使人们为了减低生产成本而用节约人力的机器取代高工资的人力。正如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学者指出的，北美的工资一直比较高，原因在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较低，而且边疆的扩张绪低工资的工人提供了出路。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促使人们发明。改进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的那种动力逐渐从欧洲越过大西洋转移到美国——由于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减低生产成本和维持或取得市场份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这种分析与论证应用到欧洲工业革命期间机器的发明、改进和使用上。18世纪英国经济增长的80O——1740—1780年经济增长的30O——都被归因于生产力的增长（Inkster1991：67）。欧洲人也处于世界经济的竞赛与角逐中（美国人还远逊于欧洲人），他们为了争取市场而不得不首先与亚洲人竞争。但是，相对而言，欧洲人也是高工资一高成本的生产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欧洲人基本上没有东西能够卖给亚洲人。亚洲人的生产力要大得多，而工资成本要低得多，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亚洲许多地区的人口一土地资源的比例比人烟稀少的欧洲要高。 另外，正如本杰明·希金斯（1991）指出的，欧洲也有边疆——先是在美洲，后是在澳大利亚。的确，在19世纪，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向美洲移民也有助于减低人口一土地资源的比例。因此，欧洲较低的人口比例以及作为安全阀的向美洲移民这二者所产生的发明机器的刺激要比亚洲人口一资源状况所产生的刺激大得多。 亚当·斯密写作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初露端倪；他在“论劳动工资”一章的末尾写道： 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跃、勤勉和敏捷。……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当发生）劳动工资增加时……雇用很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个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这些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不只是劳动量的减少所抵偿的。（Smith［177611937：81，83，86） 在稍后一节“论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中，斯密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粗金属制品的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了，未来会更显著地下降。他也发现，纺织业“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价格（或生产成本）下降”。虽然斯密谈到了粗精毛纺织业中出现的三种主要技术进步和许多细小进步，但是他在亚776年没有提到棉纺织业的任何技术进步或“工业革命”！ 马森在（18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导言中指出： 但是，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无论发明的动力是什么，革新者和企业家肯定都受到这样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相对价格、市场前景、利润前景等。在这方面人们对具体企业做了大量的专门历史研究。这些成果已经广为人知，而且数量庞大，无法在此—一列举。 但是，尤其是在像纺织业这样的竞争激烈的产业里，这些相对价格、利润前景当然是相对于世界市场前景而言的。正是纺织业这样的产业在英国发动了工业革命。 实际上，斯密在1776年就已经从这个角度把英国、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在讨论它们在运输业方面的相对价格时，他发现，与欧洲陆地运输费用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内河交通已经节约了人力，降低了许多产品的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 同理，纺织品的漂白过去是靠阳光暴晒来完成的，在英国这种阳光很少的国家发明和应用氯气漂白法，也就理所当然了。由于烧制木炭的木材愈益短缺，把煤作为工业革命的燃料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并且显得更为经济（中国也缺乏烧制木炭的木材，但是那里的资本供给不足，煤炭也昂贵）。 哈特韦尔（1971：268）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甚至哈特韦尔本人也没有认识到，没有受到充分理解的最主要的含义是，英国是与其他“经济体”通过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与金钱的流通而相互联系。因此，相对的供求不足和劳动与资本的可得性这二者造成的竞争力量不仅在英国起作用，也在世界范围起作用。也就是说，结合供求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也必须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实际上，斯密在比较欧洲和亚洲运输业的人力和其他成本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因此，令人不解、当然也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虽然斯努克斯（1996）也强调相对的要素价格，但是他主编的那部著作的撰稿者，如里格利（Snooks1994）却把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英国和西欧的竞争。诚然，里格利重新考察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的论述，但是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例如，李嘉图提出国际比较优势法则），里格利的注意力只在英国。斯努克斯的视野开阔一些，但是他也认为：“工业革命是从一大群势均力敌的西欧小王国之间上千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出来的”（Snooks1994：15）。 然而，最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的首要领域——纺织品市场，英国和西欧首先不得不与印度和中国以及西亚展开竞争。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于是成为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内部”环境）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与选择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欧洲“内部”环境与经济决策过程无先问题在于，欧洲（或曼彻斯特或瓦特的蒸汽机工场）的“内部”环境乃是由于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了不同的比较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对于世界各地同一进程的不同的理性反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阿里基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的观点是，（1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初、18世纪晚期）英国三次工业扩张之间的主要历史联系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不断的金融扩张、重建与改造的组成部分。英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金融扩张的时候必然会强化欧洲贸易和积累体系对政府与商业机制施加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主要由于各地对自身在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动中的地位优势与劣势所做的不同反应，有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衰落了，另外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兴盛了。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进程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另外这里所涉及的阶段、工业以及重建的程度也值得注意：内夫（193）、沃勒斯坦等人之后，阿里基与他们一样强调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扩张”，而不是“革命”。在每一个周期的相应时候，纺织业就成为中心部门，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是生产性行业（不同于金融服务部门），竞争最激烈。但是，第一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弗兰德的竞争地位，第二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地位。只是第三次调整才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地位。即便是第三次调整也需要花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816年，英国出口到原先的竞争领先者印度的纺织品价值才超过了它从印度进口纺织品的价值。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述这种世界性发展历程，但是我们可以引述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的对比资料来说明问题。第5章已经提到，自1642年起，有三个条约使葡萄牙人控制的市场对英国人开放，1703年英国一葡萄牙的梅休因条约巩固了英国进人这一市场的权利。1702年12月，英国政府要人梅休因就大声明确地宣布：“这项协定将在葡萄牙产生影响：他们目前所有的粗制滥造的纺织业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制造业都将立刻停产关张；没有一个民族的布匹和货物将能（在葡萄牙人的市场上）与英国的产品竞争。”他的葡萄牙对手路易斯·达·库尼亚至少有部分的同感：“英国人的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制造业，摧毁在葡萄牙刚刚起步的制造业”。我曾指出（1978a，b），最后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世纪之后，李嘉图为了捍卫英国工业，在论证他的“比较成本优势法则”时举的是英国纺织品换取葡萄牙酒的例子。 谈到世界纺织品市场的竞争，我们可以援引布罗代尔的论述： 刺激是绕着弯子起作用的——（通过印度的出口物）刺激欧洲受到威胁的工业。英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印度纺织品关闭大门，而把印度纺织品转口到欧洲和美国。然后，它竭力把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抢到自己手中——这只有通过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才能实现。机器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肯定不是偶然的。……英国受制于国内的高物价和高劳动成本，从而成为欧洲费用最高的国家，无法应付法国与荷兰在离它最近的市场上的竞争。它被赶到地中海、黎凡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市场……（但是）它在最早被它切实征服的市场之一葡萄牙的市场……以及俄国市场上依然独领风骚。 1776年，亚当·斯密就发现：“应该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全取决于劳动分工……事实证明，（这）必然受到市场程度的调节。”他在同一段里补充说：“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国外市场，它们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斯密也许读过马修·博尔顿在1769年给他的合伙人詹姆士·瓦特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值得花费时间只为三个国家而制造（你的引擎），但是，我发现为了全世界而制造它是值得的”（转引自MOkyf1990：245）。那么，为什么莫基尔、斯努克斯等人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主要从英国角度、至多从西欧角度来考察要素价格和产品竞争呢？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Steams1993：24）；这些占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4；到1650年，占了一半（Braudell992：572）。到1839年，比利时人布里瓦安回顾时指出： 欧洲在许多世纪里依赖印度的最贵重的产品和最广泛的消费品——平纹细布、印花布、本色布、细毛料……只能用香料来换取它们。……由此使欧洲日益贫穷。印度具有既廉价又熟练的劳动力的优势。由于制造方式的变革……印度工人无力竞争……（于是）贸易平衡从此对我们有利。 接下来是交通运输业的竞争（或者说一直进行的竞争，但此时形势逆转）。在这个领域里，亚洲过去也占据优势。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在3个世纪里一直未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只是到19世纪，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轮船才使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长驱直入。 世界市场上的亿万次微观经济决策也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后果。这些宏观经济关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供给克’经济学家的分析，也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需求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帕西汉蒂（1981）等学者为了理解技术进步，熊彼特（1939）等学者为了追溯长周期波，都把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在此不能切实地对这些分析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经济学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如何重要。这种革命应该最终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供给方分析与需求方分析、周期分析与“发展”分析的两方、四方乃至六方联姻，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一人口一生态范围的经济分价‘大家庭’。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探索这样一种经济分析，请参见我以前的一些评论和一般性意见（Frank1991C，1996）。 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至少是提出问题：在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模式中，甚至在更长的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式中，工业革命的技术进展为什么和在哪里成为宏观经济背景中的重要微观经济选择（因此也必须用后者来解释和说明），或者反过来，为什么和在哪里微观经济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 因此或许可以说，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可以使某些企业、部门和地区通过“新工业化经济体”的措施来改善它们的微观和宏观地位。而且，只有在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适当的时机时，人们才能采取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比那些实行者先前所做的任何长期“准备”更关键。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人在亚洲市场乃至世界经济中没有竞争力的状况是如何被他们能够诉诸美洲金银来源所报销的，即便当时只是部分地抵消。另外，这种金银的流动和供给必须不断地得到充实。但是，美洲金银供给哪怕是出现暂时的短缺或下降，例如在17世纪一段时间出现的情况，也肯定会使欧洲人基本上退出亚洲的生意。因此，美洲金银供给问题就对欧洲人产生了暂时的或越来越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种选择将能维持、甚至扩大他们对美洲白银的获取与依赖，以及获取用他们的银钱来担保的亚洲信贷。我们能否证明，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获取美洲金银的可能性开始相对下降，从而威胁了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如果是这样，就会刺激欧洲人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劳动成本来保护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早就主张把176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看作是康德拉捷夫“B”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墨西哥的白银供给再次增加（但巴西的黄金供给逐渐枯竭），但欧洲人在国内外的利润都下降了，尤其是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下降了（Frank1978a）。我还认为，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导致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以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亚洲各经济体和帝国在这同一时间的逐渐（长周期的？）衰弱和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就给某些原先十分边缘的经济体和部门提供了最佳机遇和刺激，使它们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争夺更好的竞争位置。欧洲一些地区和部门抓住了这个机遇，变成新工业化经济体（与今天某些东亚人一样）。他们通过使用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先是在欧洲市场上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实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导向。欧洲较高的工资和生产要素成本提供了这方面的机遇和刺激。 至少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情况也帮助了欧洲人。一个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即他们在一些亚洲市场上的本地的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陷入经济和政治困境。 但是，他们的亚洲竞争对手不仅陷入各自和普遍的（周期性的？）衰落，而且欧洲人对亚洲更猛烈的入侵也加速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的衰弱。在那里，当地人进入市场竞争、更不用说参与出口竞争也受到政治和军事的压制。由此出现了印度原先最富裕地区的“孟加拉洗劫”以及英国人对印度其他部分的征服与殖民地化，由此还出现了19世纪通过向欧洲资本‘门户开放”而导致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欧洲人的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动同时既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殖民地市场，也给英国在本国工业的投资提供了资本。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生产力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也许到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还高于日本的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很富饶，在政治上还很强大，很难渗透进去，英国人不得不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迫使中国“开放门户”——尽管英国人在19世纪费尽心机，接管中国的企图从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尽管我们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在此有一个建议：应该从亚当·斯密就欧洲情况和伊嫩可（1973）就中国情况所分析的微观经济需求状况的背景中来寻找这种解释。不过，我们应该把这种背景扩大到世界经济的范围。下面我们讨论另外一个情况，即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3）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有利于欧洲人更猛烈入侵的另一个情况是他们的、尤其是英国人的资本的供给与来源。哈特韦尔（1971：268）在评述了一些学者关于资本供给的著作后明确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哈特韦尔（援引Hill1967）讨论的含义之一，农业和商业的资本乃是“从国外——通过奴隶贸易、尤其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有组织地掠夺印度——数量惊人的（资本）流入英国”的结果（Hartwell1971：269）。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殖民剥削方式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 殖民地是否付出的问题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亚当·斯密写道： 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没有什么耕种事业能与之相比。栽种烟草的利润虽然比不上栽种甘蔗，但是高于（在英国）栽种谷物。（Sin计h 然而，与拜罗克等学者一样，帕特里克·奥布赖思（1982，1990）曾在几处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对欧洲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有什么重大作用。因为根据他的计算，18世纪晚期由此所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不过他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更大”（1990：177）。遗憾的很，奥布赖恩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的消费大于它本身的收入，它的投资大于它本身的节余。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作用。 尽管拜罗克、奥布赖恩等人否认这些外部作用，何塞·阿鲁达还是重新考察了有关资本与市场的殖民主义来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之，在殖民地的商业投资成为商业资本循环中的一部分，与重商主义政策的制约密切相联，对于西欧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战略性的促进作用。它们为投资开辟了新领域——对于资本的增长、流动和流通至关重要的领域。……殖民地有所付出。（Arruda1991：420） 的确，殖民地有所付出。它们不仅几乎无偿地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棉花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钱使欧洲人能够从亚洲买到丝绸、棉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使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境内的“乡村贸易”而赚到更多的钱。 因此，与我们现在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是，对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于1815年开始逆转之前欧洲直接从殖民地（包括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印度）获得的利润进行统计。欧内斯特·曼德尔（1968：119－120）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仅在1750年到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到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例如，正如埃里克·威廉斯（1966：102－3）所回顾的，“西印度所积累的资本在资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机。博尔顿和瓦特曾获得贷款。”但是，到1800年，投入到蒸汽为动力的产业中的资本依然少于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利润。研究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学者菲利斯·迪恩（1965）以严谨著称。他详细阐述了“对外贸易促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六种主要方式”（Frank1978a：227）。 或许正如罗伯特·德内马克所建议的，对于殖民地资本的流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这一问题，另外一个“测试办法”是，看它是否驱使利率下降，从而使人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部分投资更低廉、更容易。货币史专家约翰·芒罗（私人通信1966年）对我的询问所作的回答是，在英国，利率从17世纪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8％下降到1752年的3％。此时，英国的利率已经变得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了，从而使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资本流入英国的漏斗，而英格兰银行则越来越“控制”了这些资本。 这种趋势只是偶尔被战时暂时的利率上涨所打断。迪金森（1967：470）对这种趋势作了论证。根据他的统计，17世纪90年代英国公债的利率为7％一14％，1707年到1714年为6％一7％，此后到18世纪30年代为5％，然后下降到3％－4％，到1750年降到3％。迪金森还发现，私人借贷的利率紧紧追随着公债利率，尤其是在大量的荷兰资金流入英国市场时。虽然这些资金有许多是由英格兰银行经营，用于支撑公债，但是也有一些资本流入私人投资，而且公债本身也解放了私人资本，使之可以到其他经济领域投资。 当时的英国人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和欢迎这种利率下降，并且讨论了无数“英国宪制”理由，以推动这种利率普及到英属爱尔兰的最偏远角落（Dickinson1967）。亚当·斯密（［1776］1937：78－79）指出，经过一代代英国君主的修改，最高法定利率逐步地从贝％减到5％，但是“它们看来是跟在市场利率变动之后，而不是走在前头”。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与对资本的需求有关，反过来也与资本的供给有关。 除了英格兰银行外，“三姐妹”中的另外两姐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也对英国资本存量的增加与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以及其他资本来源，包括阿姆斯特丹漏斗，当然都是直接从殖民地获得资本。但是，它们也有间接而同样重要的影响，因为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利率下降是由于它们参与整个全球经济的世界范围的结构与运转而派生出来的产物。 因此，除非这些国内的制度理由中的哪一项或全部能被证明是比资本的流动和存量及其世界范围的来源的根本性增加更重要，德内马克的假设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拥有资本只是进行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如哈特韦尔所强调的，仅仅获得可用于投资的资本的供给及其国际贸易乃至殖民剥削的来源，还不足以引发或解释对工业革命中能够降低成本、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设备的实际投资。这种实际投资需要有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刺激。 但是，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任何地方的和部门的微观经济刺激无论在哪里都是与竞争性地参与整个宏观经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运动有关，实际上也是由这种参与而派生出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4．一种全球经济的人口解释 让我们再次从全球人口和经济的角度来回顾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的过程。这种回顾会向我们显示，亚洲在前几个世纪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的扩张本身却反过来阻止1800年以后继续扩张。前面几章已经考察了长期的全球经济扩张，尤其是亚洲的经济扩张，指出这种扩张是由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支持的，但不是由此而启动的。我们还指出，这种扩张的程度在亚洲比在欧洲大得多。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新增的美洲金钱看来在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则造成了生产、拓殖和人口的较大扩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就一直较高；因此，在亚洲许多地区，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压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欧洲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正如下面要论证的，欧洲有更多的排放阀），那么全球性扩张就会扩大东方和西方之间人口一资源比例的相对和绝对差距。 （1）一个人口经济模式 至少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以来，人口与一般的经济增长及具体的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人口学专家和发展经济学专家至今众说纷纭。例如，多米尼克·萨尔瓦托雷（1988：Xiil）就指出，时至今日，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组所提交的报告依然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后者于1986年发表的著名报告考察了大量的有关文献，概括地提出了九个不同的争论问题，但仅仅试探着得出一些有待商榷的结论。 因此，对于像我这样贸然闯入这一争论的人来说，可能会一无所获。例如，仅仅就解释自18世纪中期起欧洲人口增长加快的原因而言，专家的观点就从死亡率下降转移到出生率上升。但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198：5）最近提出的论断是：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极其确定的解释或盖棺定论”。因此，思考整个世界范围的人口、经济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地区差异，就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了。的确，正如罗纳德·李（1986：96－97）在论述他自己的专业性很强的模式和分析尝试时所说的：“我们能否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来解释非洲、中国和欧洲的相对技术成就？……当然，在这样普遍的范围来考察这样高度抽象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困难，甚至陷入荒谬的境地。但是，我确信，这些问题极有意思，因此值得探讨。”我很同意；不仅这些问题有意思，而且考察它们对于理解世界历史的真相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本书始终主张的，这就需要在更大的普遍性层次上，即全球层次上来考察这些问题。由于专家们哪怕仅仅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斥责为荒谬而不敢涉足那么大的范围，所以就只能让一个傻乎乎的外行来冒犯更荒谬错误的风险了。 李（1986）考察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埃斯特·博瑟鲁普（1981）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动态综合”。马尔萨斯认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在后来的马尔萨斯主义复兴之前，马尔萨斯的观点似乎受到世界人口迅速和大量增长的挑战，因为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资源的供给和（或）回报，因此使报酬递减律失效了。博瑟鲁普（1981）在她的研究人口与技术变迁长时段趋势的专著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说是回到了斯密，因为在斯密看来，人口增长会造成更大的资源回报。博瑟鲁普提出，人口增长以及相应的资源压力增大本身会造成技术进步，从而使报酬递减律失效。李把普赖尔和莫勒（PryorandMaurer1983）视为开拓者，紧随其后，力求对马尔萨斯和博瑟鲁普两家对立的观点作一番“综合”。由此，他至少建立了六个不同的模式，阐释人口与技术的变化或不变可能会如何相互作用。 我所提出的关于大约1800年之前欧洲先于亚洲发生的迅速技术变革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解释”，可以说是基于李的一个假设模式的变种。我的解释不是马尔萨斯式的，因为后者不考虑这种技术变革；也不是博瑟鲁普式的，因为后者把这种技术发展归因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与李的模式不同，我的主张不是他们对立观点的综合，而是对二者的否定。实际上，我的主张是与博瑟鲁普对立的，而不是与马尔萨斯对立的。我的主张比李的观点“更抽象、更概括”：亚洲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在与亚洲的竞争中！在李的六个“假设模式”中有一两个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李似乎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可能性。我的论证远不如李的模式、表格和方程式那么精致，但是我的方法可能更贴近现实，因为我引进了三个新的变量，把李的模式变得更复杂充实了——但最终简化成一个符合真实世界的解释。这三个新因素是：（1）我把亚洲、非洲和欧洲放进同一个全球经济的世界经济篮子里，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和思路；（2）我对各经济区域内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及其价格、对产品的需求都加以区分，进而也把整个竞争的世界经济中的各地区经济之间加以比较（基于第一个因素）；（3）我强调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和各个地区的这种资本来源（或资本缺乏，或资本流入），而不是那些投入资本、生产节约人力和（或）产生动力的设备器械的经济区域。 由于李没有对这三个变量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他没有注意到加入这三个变量后可能造成的模式“运动”。我可以先简略地描述一下这种“运动”：在1800年前后，欧洲发生了技术进步，而亚洲没有发生，因为亚洲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长，但其收人分配也更加两极分化，而且缺乏资本。非洲也没有发生这种技术进步，因为那里的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比欧洲低得多；而且非洲根本没有像欧洲那样获得外界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2）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让我们再重新回顾自1400年开始的这个长期的“A”阶段扩张，看看亚洲和欧洲的经济与社会为什么及如何会越来越分化。正如我们在第2、3、4章中看到的，自14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扩张伴有生产的重大增长。正如在第2．4章中看到的，这也使得亚洲主要经济体尤其自17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人口大增长。因此，正是世界经济扩张在亚洲主要核心经济体和社会产生了这些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在亚洲比在比较边缘的欧洲更明显。因为更富饶的亚洲经济对新的美洲货币的流入作出了“更好的”回应。 欧洲、美洲和非洲不那么富饶、也更边缘的经济不可能那么迅速和那么大规模地通过更高的生产力作出回应（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反而至少经历了更高的通货膨胀（正如第3章指出的）。另外，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直到1750年，欧洲的人口增长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1600年到1750年，人口增长率仅仅是18世纪后半期的1／4（Livi．Bacci1992：68）。因此，欧洲的工资也一直比亚洲高。 另一方面，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世界和地区经济增长促成了人口增长和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从而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产品的有效需求。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同一个结构和进程迫使生产的工资成本下降，而又没有强化促使人们向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价格刺激。亚当·斯密注意到，与欧洲相比，“中国下层人民”更高的劳动供给和劳动者更严重的贫困压低了使他们心甘情愿劳动的工资。另外，马克斯（1997）认为，在中国，与人口增长相比，水稻生产的较快增长和大米价格的较慢增长抵消了提高生产力、尤其是使用节约人力的器械的投资刺激。诚然，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农业改良（以及可能还有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走在了欧洲前面。“但是，当然很矛盾的是，所引起的中国人口的增长反而阻碍了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立的经济增长。” 伊俄可（197）援引斯密的有关论述作为他对所谓的“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所作的著名论证的一部分。他力图解释为什么中国看来在其他条件和“前提”都很充分（正如我们在考察生产、贸易、制度和技术时看到的）的时候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伊激可的核心观点是，在人力丰富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例如，放牧的草场极其缺乏，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却使得劳动十分廉价。因此，低廉的水路运输和昂贵的牲畜饲料就使人力运输成为合理的选择。例如，1742年的一份材料谈到一种水泵可以节省灌溉农田所需劳力的4／5。但是，制造这种机械需要用铜，而钢是极其昂贵的——也就是要牺牲货币，因为流通的货币是用铜制造的。因此，投资制造这种水泵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合理的。 伊俄可认为，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资源短缺，比劳力更珍贵： 显然，许多资源的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地区缺少建造房屋、船舶以及机械的木材。燃料……纺织纤维……耕育也都短缺。金属，尤其是铜……还有铁和银也供给不足。最重要的是良田短缺：这个时期新开垦的土地质量急剧下降。造成这些短缺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条件下人口持续增长……到18世纪晚期达到了报酬急剧递减的程度。 但是，伊撤可认为： 正是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农业剩余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由于劳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节约人力的机械，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什么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性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救办法。这种形势可以描述成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李（1986：124）沿着博瑟鲁普的思路，也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太高，不能“支持……实现技术突破所需的……进一步的集体投资。……中国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密度的人口，中等技术的引力平衡”，很像是伊像可所说的“高度平衡的陷阱”。在这种陷附中，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坦认为，印度的精英消费和国家军事开支的扩大“把越来越沉重的需求压在劳动者身上，降低了他们的消费，也逐渐况灭了他们自身的生存追求，在18世纪晚期尤其如此”。我们在前面考察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衰落时已经看到这种情况。 由类似的供求所决定的实物交换支撑着燃料供给和其他能源的选择与发展。它们的供给范围可能受到大宗原料运输成本的限制而限于当地或本地区，尽管也有一些木材运到千里之外。但是，对这些产生生产动力的物资的需求主要受制于成本考虑，而成本考虑也取决于世界范围的竞争的或受保护的产品市场价格，例如纺织品就需要这些物资作为燃料。 利皮特（1987）在否定伊赖可的观点时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生产剩余额很高。这种理由似是而非，是站不住脚的。可用于投资的剩余与资本是投资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已经指出，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可用于投资的剩余，而是把它们投资到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技术中是否合理。中国人毕竟对跨地区的运河及其他基础设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我认为，伊俄可说得对：中国人具有经济理性，因此他们在一种中国和地区经济范围的供求视野和计算中回避了某些投资。这也肯定了我的观点：尤其在出口产业，这种经济理性肯定会扩展到世界范围，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这个观点既能够和应该应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和应该应用于世界范围。亚洲的许多生产和出口，尤其是中国丝绸生产和出口，是高劳动供给和低劳动成本条件下的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先前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与扩张产生了类似的供求关系。在印度，也不是“停滞”，而是相反的情况——经济扩张、人口增长、甚至制度变革，总之资本积累的（正常）进程——必然导致报酬递减的开始。 （剑桥印度经济史）指出：“（在印度）劳动力极其廉价……使节省劳动的器械变得多余”（RaychaudhuriandHabib1982：295）。哈比布在别的地方（RoyandBagchi1986：6－7）也指出，印度有充裕的熟练劳动力和“技艺补偿”，因此采用节省劳动的器械就变得不经济了（尽管在该书附录第143页弓除了巴格齐的反对意见）。 因此，伊激可的思路和分析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也可以应用于东南亚、印度、波斯、奥斯曼帝国或其他地方——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观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地方。这也包括欧洲。在欧洲，伊俄可有关中国的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的论点（或该论点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应用）恰好与亚当·斯密关于英国和欧洲的论点以及后来一些人关于北美的论点相反相成：劳动力短缺因而资本相对剩余。 在欧洲，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需求，再加上可以获得资本，包括从国外流入的资本，就使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合理又可行。这种论点也适用于有关动力设备的投资。英国的木炭和劳动力价格较高，因而促使人们转向煤炭和以机械为动力的生产工艺，以后即使在拥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和更缺少（或）非机械动力的地区，煤炭和以机械为动力的生产工艺也变得更经济了。当然，这里还要补充说的是，欧洲与中国、印度及亚洲其他部分之间在世界经济的市场上的竞争，使得这种节约人力和产生能源的技术对于欧洲人来说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对于亚洲人来说则不是。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时，收入金字塔的顶部不会产生降低劳动成本的强烈需求，而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会维持工资水平或驱使工资下降。因此，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越会阻碍节约人力机械的革新，阻碍对产生动力的工艺的投资。那么，我们对于收入分配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戈德斯通（199la）认为，无论劳动力的使用是如何组织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会使收入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并且会压低工资和有效需求。而且，我们已经证明，更多的货币和更多的人口也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些常见的原因到时就会破坏经济的活力和政治的稳定。是否有证据显示亚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种进程呢？答案是肯定的。 确实有理由认为，正是生产和人口的长期增长本身反而促成了至少在这两个方面的增长率的低落。亚洲的证据显示，其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造成了资源压力，使经济与社会都两极分化：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 贫富差距的拉大改变了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正如蒂莫西·布鲁克（199）关于明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著作《享乐的错乱》所描述的，各种人，尤其是商人和投机商的向上流动和铺张浪费都加剧了。按照利皮特（1987：90）的估算，19世纪，士绅和其他人榨取的经济剩余至少占国民收入的30％。早先的经济繁荣很可能产生了更大数量和更高比例的剩余。人们还描述了印度在19世纪衰落以前由于经济扩张而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上，波兰梅教（私人通信1996）在对印度和中国（以及欧洲）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后确信，印度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比其他地方更扭曲。社会金字塔顶部对奢侈品和舶来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购买力偏离了当地和地区消费产品的大众市场。 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穷困潦倒），完全被边缘化了。大批失去生计的农民变成低工资工人，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廉价劳动后备军。在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的、或许还在扩大的人群。低收入也压低了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扩大了生产内销和出口产品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就印度而言，哈比布（1963：351）解释了“莫卧尔帝国（如何）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莫卧尔统治阶级通过剥削农民生产的剩余而攫取了国家的许多财富。哈比布（1963：320）援引了当时人们的两段评论：“富人的穷奢极侈与平民的饥寒交迫”之间的反差之大，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农村被迫承受苛捐杂税，以维持庞大宫廷的奢华和供养庞大的军队来确保民众的屈从，农村因此而遭到毁灭。”这必然会降低大众的收入与国内有效需求，导致工资劳动供给的低廉价格。实际上，哈比布（1963a：324－329）也证明，农民受到的剥削越来越重，因而逃离土地，可想而知，增加了城市和其他方面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也大大促成了莫卧尔王朝的垮台和马拉塔人的取而代之，而后者甚至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阿里（1975）也援引哈比布的观点来证明，农业方面的剥削日益沉重，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和柴明达尔起义。（正如恩格斯与霍布斯鲍姆后来指出的，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挣钱谋生的机会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重）。 那么，亚洲的收入分配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相比怎么样呢？亚当·斯密（［1776〕1937：72）在谈到中国时指出，那里的最穷阶层的贫困程度远高于欧洲，因此欧洲的最低收入也比中国或许还有亚洲其他地方的最低收入高。另外，亚当·斯密（［1776］1937：206）还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劳动工资以及劳工用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数量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 但是，波梅兰茨（1997，私人通信1996）则认为，印度的收入分配确实比欧洲更不平等，但中国比欧洲更平等。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劳工能够获得农村的家庭支持来解决某些生计，而欧洲和英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没有这种支持了。波梅兰茨认为，因此，即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欧洲的木平等程度一样，中国工人也能接受比英国或西欧低的工资。就此而言，中国农村的家庭支持就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于印度那种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功能替代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波梅兰茨的看法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无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比较而言是什么情况，工资商品①还是比欧洲、尤其是工资较高的英国相对地、可能绝对地低廉。也就是说，相对于机器和其他动力的成本而言，由于工资商品低廉，即使中国和英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相似，在中国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较少的资本就比在英国更经济合理。但是，不管这些低廉的谋生工资商品是通过什么制度机制分配的，它们只有通过中国的那种农业才能获得，这种农业比英国和欧洲的农业更具有生产力，因而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这些工资商品。这些看法也就肯定了另外两个观点，或者至少与那两个观点前后呼应：正如马克斯（1997）所宣称的（见本书第4章），中国的农业更有效率；另外正如伊撤可（1973）和我所认为的，正是中国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阻碍了其他经济领域里节约人力的技术革新和从事资本经营的投资。 从相应的物价水平的差异中或许也能找到另外的答案。货币计量学说（认为物价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涨）也许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表明，一般来说，距离白银／货币来源越近，就越容易获得白银／货币，物价水平就越高；距离货币来源越远，就越难获得货币，物价水平就越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洲肯定更接近美洲银矿，因此也比西亚、南亚和东亚更早更多地获得白银供给。我们不是看到，欧洲（更不用说北美）较高的物价和较高的工资结合在一起依然使大多数欧洲人过着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甚至更差的生活，而亚洲社会金字塔底层却提供了更多的低工资劳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拜罗克、麦迪逊等人所说的，欧洲的高工资与亚洲的低工资也应该是与很可能相近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甚至与欧洲可能更低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如果说这种收入分配在亚洲更不平等，或者如果中国、甚至印度也有前面所说的那种低廉工资商品所凭借的“功能替代品”，那么亚洲的低工资就与其低生活水平更匹配了。这种情况也就使欧洲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尤其亚洲市场上、甚至欧洲市场上都竞争不过亚洲商品。 是否有证据支持、否定或修正这种说法呢？的确有。我们有关于1400－1800年这一时期末期的相对人口／土地资源比例的证据，也有基于以前的人口增长率而推测出来的早期变化的证据。另外，我们在第4章也展示了有关世界和欧亚主要地区之间的比较人口增长率的证据。 （3）有关1500—1750年的证据 为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和美国，而没有发生在亚洲甚至非洲，就需要一种更好的世界经济理论。这种相对工资水平的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长周期的宏观假设乃是这种世界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能够检验这种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宏观假设吗？ 这方面的证据当然很丰富，而且有些证据已经在前面援引过：亚洲的工资比欧洲低得多；因此欧洲的生产没有竞争力。至于相对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拜罗克（1996：154－155）考察了人口与耕地面积的比例，并追溯了1800年前后亚洲的这种比例。他发现，亚洲的比例达三四倍之高，170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平均每公顷分别为3．6人和3．8人，而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人和1．5人（日本在1880年的比例却是每公顷5人）。 当然，人口及其增长的数据很难找，也很不确定，有关经济增长的数据更是如此，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压力的数据就更难寻觅了。但是，表41和42根据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世界和各地区人口数据作了总结，显示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模式。我们发现，很可能是由于第2章和第4章所勾画的经济原因和营养原因，世界人口在1400年以后开始恢复，在1600年以后，尤其从17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一个向上的曲线。但是我们在第4章也看到，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世界人口的18％到19％。在同一时期，亚洲在世界人口的份额从60％增加到66％。这是因为，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亚洲，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而欧洲的增长率仅为0．4％。根据李维一巴齐（199：68）后来估算的数字，此时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0．3％，也就是亚洲的1／2或2／3。这样，按照表4．1和表4．2的估算，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57％，而整个亚洲人口增加了87％，中国和印度增加了90％。另外，在资源已经稀缺的亚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的4倍多，从1600年到1700年增加了1．1亿，到1750年增加了2．16亿，而欧洲仅仅分别增加了2600万和5100万。 因此，亚洲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欧洲增长得快。这种差异本身就暗示着，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增长比欧洲快得多。如果亚洲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渐变得比欧洲更大，那么廉价劳动力就更多了。这种推理是由于前面谈到的两个原因：亚洲人口增长更迅速，亚洲的生产和收入有更大的增长。非洲的人口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对收人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无法确知。但是，我们知道，与欧洲不同，非洲没有从外面流入大量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在世界市场上与亚洲进行激烈的竞争。因此，非洲不可能产生促使人们发明节约人力的技术的刺激。李没有详细阐述理由，只是表示，非洲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一种“低度平衡的陷阱”。 （4）1750年的转折 在18世纪后半期人口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指出，大约在1750年人口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一种尚未得到解释的变化。表4．1显示，从1650年到1700年，再到1750年，每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20％，但是从1750年到1800年则有一个更高的增长，即增长23o。然而，亚洲在1750年以前的增长率是26O，从1750年到1800年则仅有20o；印度的增长率从1750年以前50年的30％跌落到后50年的20％。在表4．2上，克拉克（1977）的估算显示了这段时期的另外一种增长率。在第一个50年，世界人口总和增长了24％，在第二个50年仅增长了14o，从1750年到1800年又恢复到21％。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第一个和第三个50年都在50％左右，但是在1700－1750年的这个中间阶段却令人费解地仅为40％左右。另外，克拉克的估算还显示，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大跌落，从1700年以前半个世纪的33O下降到1750年后半个世纪的0，绝对数字在1750年到1800年间（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下降了0．5％。 其他估算数据则显示，亚洲与欧洲相比，亚洲人口增长率下降更多，欧洲人口增长率有所上升。根据联合国至今使用的卡尔一桑德斯（1936）的估算，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750年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平均每年0．3％左右，在水后的半个世纪里则下降到平均每年0．2％，甚至0．1％。其中主要是因为亚洲在1750－1800年间从平均每年0．6％急速下降到平均每年0．13％或0．14％。根据更新的估算，在亚洲境内，中国人口增长率为1％，而印度在经济衰落和被英国征服和殖民化的时期人口增长率仅为0．1％（NamandGustavus1976：11）。因此，所有这些人口估算尽管有所差异，但都明显地显示，亚洲人口在18世纪从高增长率转向低增长率。 从表4．1看，欧洲的人口增长则加速了，从1650－1700年的15％上升到1750－1800年的34％和1800－1850年的41％。在表4．2上，欧洲人口增长率也从第一个50年的问％上升到第H个50年的23O，又继续上升到第三个50年（即1750－1800年）的33％。也就是说，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从原先的年平均0．3％或0．4％跳跃到三750一1800年的年平均1．6％。李维一巴齐（1992：68）的最新估算数字是，欧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600－1750年为0．15O，在1750－1800年为0．63o（比亚洲同期数字要低）。无论这些估算有多大差异，但无可争议的是，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上升了，而亚洲没有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印度的情况可能相反。另外，这些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在19世纪前半期还加速了。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工业革命对童工的需要不断增加，因此生育率高于死亡率，导致了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这种说法很容易被驳倒。因为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并不限于新兴工业化的英国乃至西北欧，在东欧和俄国更为明显。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支持了它的人口增长，而东欧和俄国的工业化速度总体上比西欧慢。正如兰格（1985）所表示的，我们也许永远搞不清欧洲人口突然起飞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亚洲没有。 那么，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一事实是否会否定我对亚洲和欧洲命运逆转以及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的原因的解释呢？不会。我们可以对这一事实作出两种解释吗？是的。 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增长率的绝对和相对变化不一定会破坏我提出的解释，甚至可能给这种解释提供新的支持。首先，亚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乃是亚洲衰落的一种表现和证据，而亚洲的衰落乃是我的解释的核心内容。同理，欧洲人口及其增长率的上升也是在经济上“欧洲兴起”和西方兴起的表现和证据。附带地说，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种博瑟鲁普效应！博瑟鲁普（198）认为，在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不利于农业或工业的技术创新。她强调，只是在那以后欧洲的人口增长才提供了这种刺激，而且在此前夕欧洲没有出现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她认为，尽管1800年以后情况才更加明显，但是欧洲人口越来越快的增长也能支持在节约人力的技术、更省力和更廉价的动力以及原材料利用方面的革新。但是，要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就需要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外大大地扩张欧洲产品的市场。 但是，欧洲还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源，才能负担得起技术投资，正如扩大了市场才能使这种投资有利可图。尤其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和自1800年起，世界经济本身和在世界经济里就满足了这些条件。在这同一时期，亚洲的衰落本身，更不用说欧洲殖民主义，就给欧洲人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和市场份额，也提供了额外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另外，向美洲移民也排泄了欧洲大量新的过剩人口。欧洲边疆的这些人口与在新世界获得的额外的新资源结合起来，则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生产和出口的世界市场。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如果没有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格局，上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波梅兰茨（199）对这种结构与格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了考察。他指出，以前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增长（即我们所说的漫长的“入’阶段，而且他也发现主要体现在中国）造成了世界各地在不同资源基础上的不同的生态需求和机会。按照他的分析，到18世纪末，这些生态压力反过来刺激和促成英国和西欧转向新的能源，尤其是用煤炭取代木材，用蒸汽动力取代机械和畜力牵引。这种生态一经济刺激和人口一经济结构与格局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也需要进一步地联系起来分析。 （5）对这种解释的质疑与修改 上面是对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所作的一种人口学的和世界宏观与微观经济的解释。人们可以基于一些实证理由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也可以对其分析有所保留。但是，这反而有助于修改和加强这种论证。下面的论证建立在1996年8月和10月波梅兰茨、戈德斯通和我三人通过电子邮件展开讨论的基础上。目的是对我们的讨论作出一个更好的综合，在实证和分析方面更易于我们三方接受，也更经得起读者的推敲。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世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解释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以及是否和在哪里进行投资来降低生产的比较成本和扩大市场。 1．对简单的供求假说的主要挑战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其说是“节省”劳动，不如说是“扩展”劳动，从而提高了劳动和资本二者的生产力。 2．在中国某些地区（例如长江流域和华南）以及印度某些地方，直接工资价格或成本可能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某些地区一样高（甚至更高）。 3．中国和欧洲的收入分配情况可能相似（我认为，中国不比欧洲更扭曲），印度则很可能更不平等。 4．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按照企业核算，绝对的、相对的和世界范围的比较工资成本问题也与当地和地区的劳动配置问题有密切关联。 5．尤其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配置有一些经济差异，而这些差异与某些制度差异有关。但是，还不太清楚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表面上的劳动配置的根本原因，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把劳动配置组织起来的不同的制度机制。特别重要的制度差异有：（a）在印度，劳动力是受束缚的；（b）中国的妇女被束缚在乡村，她们的劳动局限于农业和家庭工业，如纺纱；中国的一些产业工人还要直接依赖束缚在乡村和农业的妇女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在英国就没有那么严重，生活必需品通常是从市场上获得的；（d）在英国，可能还有欧洲一些地方，为了生产更多、更廉价的羊毛而实行圈地，把男女劳动力赶出土地，抛入城市的雇佣大军（或失业队伍）。 6．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但这既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外来的”棉花供给（对于欧洲来说，这种供给来自殖民地），也需要面向一切人的“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市场上所有的人都必须竞争（除了中国，因为它依然有一个不断扩展的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内和地区市场）。 7．工业革命还需要有更多、更廉价的能源生产与供给，而且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主要利用煤炭来制造和使用产生蒸汽动力的机械，这种机械开始是固定的，后来是能移动的。里格利（Wr＠ey1994）论证了煤炭取代木材成为英国燃料来源的关键作用。 8．这些动力来源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首先是需要（并且允许）劳动和资本集中于采矿业、运输业和制造业。其次它们也通过铁路和汽船使得远程运输变得更迅速、更廉价。 9．在这些“革命性的”工业动力、设备、组织以及相关的劳动方面的投资，只会发生在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地方，而这取决于：（a）劳动力的配置与成本选择；（b）其他生产资料的配置与比较价格（例如，产生动力和用于运输的木材、煤炭、人力和畜力资源，诸如棉花和钢铁等原料），它们与这些资源的地理位置以及获取它们时的生态变化有关；（c）资本的来源和盈利的可能性；（d）市场渗透程度和潜力。 （6）印度、中国、欧洲和整个世界的转变 19世纪初，以上9个因素引起了世界经济的一系列转变。 印度 尽管印度拥有廉价的而且受束缚的熟练劳动力，但是它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支配地位受到威胁。国内的棉花、食品和其他工资商品的供给依然丰富而低廉；尽管日益受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扰，生产组织、贸易组织和金融组织以及运输业还是比较有效率。但是其他的动力和原料供给，尤其是煤炭和钢铁的供给则比较稀少和昂贵。因此，当时几乎没有经济上合理的刺激来促使印度人进行技术创新。还有其他的阻碍因素：首先是从18世纪30、4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的经济衰落；其次是（由此引起的？）从18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人口增长减慢和英国殖民主义活动；最后是经济衰落和殖民主义的结合而导致的英国对印度资本的“榨取”。印度在1816年从一个棉纺织品净出口国变成一个棉纺织品净进口国。但是，印度还在纺织品市场上挣扎，到19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重新增加纺织品生产（也是由工厂生产）和出口。 中国 中国在世界瓷器市场上依然保持支配地位，在丝绸市场上还有部分的优势，在茶叶市场上拥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在纺织品方面基本上维持自给自足。中国直到19世纪初还保持着贸易顺差。因此，中国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获得和集中了资本。但是，中国的煤炭资源还远没有可能用于动力和工业生产，因此虽然山林在逐渐毁灭，但人们还没有觉得用煤炭取代木材做燃料更为经济。另外，内陆运河运输、沿海航运，再加上道路运输依然很有效率和低廉（但不是从边远的煤矿运送煤炭）。 这种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也依赖于绝对的和比较的低廉劳动成本。即使像拜罗克指出的那样，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地方，即使收入分配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不平等（波梅兰茨和戈德斯通的看法），工资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地看和相对地看都是很低的。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力都很充裕，产业工人及其雇主都可以便宜地获得农产品，因此雇主可以向工人支付很低的谋生工资。戈德斯通（1996）强调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妇女被束缚在乡村，因此始终可以供（廉价的）农业生产所用。波梅兰茨（1997）则强调了一个相关的因素：城市产业工人依然部分地依赖“他们的”家乡来维持生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工业化时期的情况），而乡村的低廉农产品部分地是由戈德斯通所提到的农村妇女生产的。换言之，从企业雇主和市场的角度看，工资商品之所以绝对地和相对地低廉，是因为妇女劳动使农业能够有效率地和廉价地生产出它们。这种工业、运输业、贸易和其他服务业的城市工人和其他工人的廉价食品的“制度性”分配在功能上相当于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量大，劳动价格低，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就减弱了；因此也几乎没有什么刺激促使人们投资于节约人力或使用其他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伊俄可（1973）试图用“平衡的陷阱”来概括这种局面。即便如此，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依然具有竞争力，保持出口顺差。正如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所说明的，中国“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西欧 西欧，特别是英国不得不尤其与印度和中国展开竞争。欧洲当时还依赖于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瓷器和丝绸。欧洲把这些商品转口到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来谋取利润。另外，欧洲还依赖于殖民地，需要从那里获得金钱来支付这些进口，而这对于欧洲的转口贸易，对于欧洲自身的消费、生产和出口都很重要。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从非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通过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获得的资金属与其他利润，即使说没有绝对地下降，那么也在收支盈余上有所下降。为了弥补、甚至维持——根本谈不上增加——其在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份额，欧洲人集体地（企业家们个人也）被迫加强他们对某些市场的渗透。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或者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消除竞争，或者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削弱竞争（有时则双管齐下）。 当印度和西亚开始“衰落”时，即使中国还没有“衰落”，机会就来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工资与生产和运输的其他成本依然很高，不具有竞争力。但是尤其在1750年以后，收入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迅速地提高了人口增长的速率和数量。另外，农业中置换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扩充了工业劳动力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统治使长期以来资本流入这个国家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另外，商业措施和殖民措施结合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原棉输入到英国和西欧。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木材和木炭的供给越来越紧张，木材和木炭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在英国，从18世纪30、40年代起，煤炭成本先是相对下降，然后是绝对下降，从而使取代木炭（和泥碳）变得越来越经济，因而也越来越普遍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促成纺织业的技术发明和蒸汽机的改进（蒸汽机先是用于煤矿排水，然后也用于给纺织业提供动力）。在19世纪初，一个“A”阶段（康德拉捷夫所确定的第一个“A”阶段）和拿破仑战争促进了人们对这些新技术，包括对运输设备的大量投资和这些新技术的扩展，也导致了把越来越多的成本依然较高的劳动纳入“工厂体制”。生产迅速地增长；实际工资和收入下降了；“世界工场”通过“自由贸易”征服了外国市场。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还不得不禁止外国人自由地与印度进行贸易，而且求助于从印度出口鸦片来强行“打开”进入中国的“门户”。 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的世界经济分析还没有涉及到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但是，简单地说，我们看到，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至少像欧洲一样有利于节约人力的投资。但是，非洲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源基础（除了南非有尚未得到开发的资源），而且非洲不仅没有资本流入，还苦于资本外流。加勒比海地区也是如此。拉丁美洲有资源和劳动力，但也苦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单一原料出口，而自身的国内市场却被欧洲出口商品所占据。西亚、中亚和东南亚也越来越成为欧洲及其工业的驯服市场（如果还不是殖民地的话），它们向欧洲及其工业供应原料，而原先它们自己把这些原料加工成国内消费品和出口商品。在19世纪，只有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南非的欧洲“移民殖民地”能够在这种国际劳动分工中另外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再有就是中国和日本能够继续进行强大的抵抗。但这是另外一个发生在后来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导致了东亚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的重新崛起。 总之，变动中的世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形势突然地——大多数人包括亚当·斯密在内都没有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投资在经济上变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图了。这些投资范围包括，为节约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以提高生产力、劳动的利用率及其总产出而在机械和工艺上的投资；对动力生产的投资；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生产力的投资。生产过程的这种转变最初集中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地区的有选择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部门。这些地区的比较竞争地位使得——后来继续使得——这种新工业化经济体的进口替代措施和出口拉动措施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这种转变曾经仅仅是而且继续仅仅是世界经济进程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暂时局限于某些地点，只要这种表现没有均匀地遍及全球——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有——就还会转移。这也就意味着，1800年前后在与欧洲进行的世界经济竞争中，阻碍亚洲的不是普遍的贫困，更不是传统或失敢用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的术语说，恰恰是它们的成功导致了失败。因为造成亚洲经济的竞争障碍的，乃是它先前回应长期“A”阶段扩张的经济刺激时取得的绝对和相对的成功——这个“A”阶段是由美洲金钱的流入所支持的，并且持续到18世纪大部分时间。这就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 （1）关于过去的结论和对于未来的意义 最后，我们可以再次总结我们的发现和论证，探讨它们对未来的意义，然后在下一章进一步考察这一切对于社会经济理论和世界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论证和证据表明，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愿弱项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在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与边缘的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开始的普遍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的这些中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这种经济优势在代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的绝对和相对的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生产和贸易也开始衰退。 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我们还可以再加上欧亚太监另一端的日本）有能力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场泛亚洲危机。它们设法成为新工业化经济体，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渐实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但是，这种成功是基于它们原先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相对“落后”地位，也会被证明是相对短命的。这些新兴的、但或许也是暂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现在也正经历着与原先的亚洲经济中心相似的绝对和相对的社会经济衰退，而一些原来的亚洲经济中心似乎正在恢复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力。 因此，与其他周期性衰落和过渡时期一样，18世纪晚期也是衰落的亚洲人与崛起的欧洲人之间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力的时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欧洲势力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才建立起来，并伴随着欧洲迅速的资本积累而产生了一个工业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这个19世纪世界霸权体系最终导致了欧洲内部愈益激烈的角逐以及与美国和日本的角逐。这些角逐最终发展成1914—1945年的普遍危机和战争，从而导致了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新霸权秩序和一轮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当代东亚的经济扩张首先从日本开始，继之体现在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现在也明显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长周期的延续过程。它的“B”阶段大概是在1800年前后从亚洲开始的。从亚洲的、或许更广阔的全球的长时段角度看，这个延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B”阶段的结束可以用20世纪中期开始的新一轮的“第三”世界的政治非殖民化作为标志，其中包括中国和越南的解放。这些政治事件自然也是西方以及西方所支配的世界所发生的长期政治经济变化的反映，其中包括霸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 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至少可以看到同时发生而又相互关联的两大趋势。首先，自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战后大衰退以来，整个西方的生产力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和尚未得到解释的减缓趋势。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经济中的平均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这次衰退和继之而来的1979－1982年衰退曾经被错误地归咎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Frank198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出口国并没有向西方发出另外的政治经济挑战，而且整个经济动荡，包括“调整”和“缩减”其生产活动，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崩溃，都是发生在西方自1967年开始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B”阶段。 另一个同时发生的、相互关联的趋势是，东亚经济的明显复兴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这种复兴始于日本，继之以第一批“四小虎”，包括日本的前殖民地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然后，这种经济增长的复兴蔓延到东南亚其他的“小虎’域“小龙”以及中国沿海的“大龙”。正是这个南（和东）中国海地区及其“海外华人”团体曾经在15一18世纪漫长的“A”阶段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显要位置。这是否预示着21世纪在那个地区，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会出现一个新的“入’阶段呢？ 因此，可以设想，西方和东方会在不远的、已经隐约可见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世界社会中的位置。这种对过去七个世纪的长周期起伏的探讨和思考也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我们所说的长周期循环中各个阶段是如何互相替膻的。不过，最好还是在最后的“理论”一章讨论周期循环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当代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需要有新的更好的理论，才能给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提供哪怕是一些根基本的指南。我希望，本书所提供的与众不同的历史视野也能对这种现实和前景投射更多的光亮，因为过去依然参与着对现在和未来的创造与限制。因此，最后一章将阐述我们就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应该避免什么错误而做的历史说明究竟有什么意义，并且探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如何能做得更好。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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