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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历史学家……关注千百万人生活的大规模变迁——其中有些变化是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提出与回答问题支配着宏观历史学家所能发现的东西……（而且）使宏观历史学具有意义。……通过提出与人类交互行动的地理范围相吻合的问题……就会从过去中提炼出真正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只对世界某一部分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所捕捉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真实会随着历史考察范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方面。 威廉·麦克尼尔 现在应该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一些结论，并指出其中的某些理论意义。我们比较容易根据本书的论证得出一个结论：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或假定不能得到史料的支持。但是，开始寻找出这种论证对于建立另外的理论命题的意义，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的结论会造成双重的打击。否定这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的史料十分丰富，而且极其全面，因此会从实证方面完全推翻这些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揭示出这些命题本身就经不起检验这一事实，也就摧毁了这种理论的历史实证基础。因此，这种“理论”就会暴露出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的面目。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一直被用于“辩护”和支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证明这些命题的虚假性也就会使这个欧洲中心论是帝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将一件件地剥掉这个欧洲中心论皇帝的外衣。结论的理论意义至少也是双重的。一个意义是，我们需要建构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另一个相关的意义是，我们在建构这种理论时至少应部分地通过分析历史证据而进行归纳。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历史证据可能对于另外一种更现实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此我们只能先来探讨它对于建构一个更整体性的全球社会理论的意义。反对进行这种考察和探讨的人可能会指责说，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就算是这样吧。1．历史研究的结论：欧洲中心论皇帝没穿衣服 （1）亚细亚生产方式 佩里·安德森（1974：548）主张给“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举行一个它理应得到的体面葬礼”。他是太温文尔雅了，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甚至几乎不值得他这样礼遇。我们无须深入考察这个概念的争议史就能明白，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我说“从一开始”，是因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发明出来之前，世人就已经知道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那样的。本书中援引的各种言论证明，甚至在欧洲人们也知道埃及、西亚、南亚和东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进展。1776年，亚当·斯密证明，根据各种报道，中国和印度甚至在技术方面也领先于欧洲。那么他为什么还说中国似乎在五个世纪里没有变化？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意味着中国早就如此发达，欧洲甚至发展了五个世纪还追不上。实际上，中国当时还要更发达，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经济还在扩张和发展。亚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指出，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 因此，马克思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绝对没有事实依据的。他所谓的流行于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也是如此。正如蒂贝布（1990）尖锐地指出的，这不过是“涂成红颜色的东方学”。马克思主张：“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代。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阶段性转变的概念，无论这种转变是“社会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不过是转移人们对真实历史进程的注意力，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但在横向上是整体性的，在纵向上是周期性的。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做的亚洲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整个分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这种分析建构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Brook 1989：6）。“东方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观念：与西方社会不同，伊斯兰（及其他东方）文明是静止的，是被自身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封闭起来的”（Turne 1986：6）。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资本主义理论”有两方面的致命缺陷，一方面是他L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另一方面是同样欧洲中心论的断言：欧洲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应该从那里起源。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更谈不上是因为任何所谓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囊括了全世界，也包括欧洲。 在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冲，她与几位撰稿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行了另外一种严肃的理论和实证批判。该书显示，无论是牵强附会地论证这个武断的概念，还是逃避这个概念，这些盲从的、甚至反叛的努力都不能帮助和扩展撰稿者对史料的分析，而是会阻碍和扭曲扭这种分析。她的这部著作还生动地显示，不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奥斯曼帝国或亚洲其他地区‘被并入”该体系的观念，对人们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缚。 （2）欧洲特殊论 基于六个相关的理由，我们必须驳斥这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 首先，亚非东方学和欧洲特殊论的各种论点从经验和描述上歪曲了亚洲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正如我们对亚洲参与世界经济情况的考察所表明的，不仅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而且那些所谓的亚洲非理性和反对追逐利润的特征以及前商业和产业资本主义特征的种种说法，都是不着边际的天的放矢。历史上，亚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及相关制度不仅达到了欧洲标准。而且在1400年时超过了欧洲，在1750年时依然超过欧洲，甚至到1800年还高于欧洲。 其次，从1400年到至少1600年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更早的时间，欧洲毫无‘特深’之处可言，除非说欧洲在地图上占有“格外”边缘性限遥远的半岛＆置，因而也相应地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它由此而具有了某种“落后的优势”（Gerschenkron 1962）。正如霍奇森（199）在40年前就警告过的和布劳特（1993a，1997）近年所明确论证的，那些所谓欧洲“优越”的特殊论没有一种经得起欧洲的史实还是其他地方的史实的检验。因此，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关键因素。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或政治意图，也都与托尼、汤因比、波拉尼、帕森斯和罗斯托的历史研究与社会理论一样，没有他们所宣称的那种历史依据。正如亚洲不是死气沉沉、墨守成规的，欧洲也不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举起来的。 第三，这种比较方法本身不仅缺乏充分的整体意识，而且在具体研究上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最糟的情况是，武断地把某些“特征”宣布为根本性的（对于什么是根本性的？），而且是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欧洲有。马克思的分析也属于这些有致命缺陷的分析之列。最好的情况是，西方的学者（遗憾的是也包括一些来自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学者）把“西方的”文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特征”——总之，种族“特征”——与“东方的”相应“特征”加以比较，发现按照这种或那种（欧洲中心论的）标准，后者总是缺少什么。在经典作家中，韦伯在比较这些因素方面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的观点作了精细的修饰。他的许多追随者进一步用更具体的描述丰富了这种比较研究。即使这些比较在经验上是准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大多并不准确——它们也还是有两大弱点：一是如何解释被比较的所谓重要因素；另一缺陷是为什么首先——和最终——要比较这些特征或因素。究竟挑选哪些特征或因素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一个明确的或不言而喻的先验决定：欧洲的特征是重要的、独特的，因此也是值得与其他地方的特征进行比较的。我们下面将依次考察这些决定与不言而喻的选择。 第四，有一种有时明确、但更经常是不言而喻的假定：生产。积累、交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及其功能运作，是由“传统的”历史遗产和当地的、民族的或地区的发展决定的。这种“分析”甚至从未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因素是该地、该民族或该地区对参与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和进程所作出的回应。但是，正如我们所坚持和论证的，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各地的积累、生产、分配以及它们的制度形式实际上是适应和反映它们共同的相互依存关系。诸如霍尔木兹和马六甲这样的商品集散中心以及其他大多数港口和陆路中心的制度形式和活力当然取决于它们扩大还是缩小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但是，在它们身后进行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内地也是如此。我对1520－1630年墨西哥农业的研究就显示，招募和组织劳动力的一系列制度形式乃是当地对世界经济周期变动所作出的回应（Fran 1979）。在本书第2．3、4章，我们已经看到孟加拉边疆（Eaton 1993）、中国南方（Marks 1997a）、东南亚（Lieberman1995）和奥斯曼帝国（Islamoglu－Inan 1987）类似的制度调适和发展。甚至相关的“文明”或“文化”的变量也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或独立性，因为它们本身也是由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与进程衍生出来的，并且依附于这种经济结构与进程。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它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世界经济海洋的变化，而当地的变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波浪和现象。总之，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因此，我的第五点反驳是，即使是最好的比较研究也违背了整体主义的基本要求，因为它们没有研究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从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引申出需要比较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因为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塑造了那些制度形式本身。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土耳其杂志《Metu》1995年专门讨论研究欧洲史的新方法。这一期杂志可以成为一个生动的反例。该期杂志刊登了约翰·霍尔的倍于“西方的兴起”的理论解释》以及一组土耳其学者的评论。霍尔（1995：231－232）承认自己“颇为得意”，因为自己“能够（对西方的兴起）提出一个全新的说明”，“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决马克斯·韦伯的问题”。他首先考察了中国，并简略地提到伊斯兰世界和信奉印度教与佛教的印度。他还是像原先（Hall 1985）那样，强调这些地区相对于欧洲的短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不发展是因为帝国制度，印度是因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伊斯兰世界是因为游牧民族的部落文化；这些地区都没有欧洲的那种独特的国家与国际体系。这样，霍尔不过是兜了一个新圈子，又回到了陈旧的欧洲特殊论。一位土耳其学者把自己的评论称作“更像是为霍尔先生辩护”。他说：“我认为，大多数反对意见本身是缘于某种误解。”遗憾的是，他的土耳其同行的“反对意见”仅仅驳斥了霍尔的欧洲特殊论和实证比较的一部分。他们自己没有提供别的解释，甚至根本没有提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而只有整体主义的思路才能在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对欧洲人和奥斯曼人加以比较，而且把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在此只是刚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最后，“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就已经因它们对所比较的特征或因素所做的选择而变得没有价值了，除非这种选择本身是出自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对所比较的特征或因素的选择只是出自对世界某一部分的关注，这一部分或者是英国，或者是欧洲、西方，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这种研究只是借助欧洲的路灯，牵强附会地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寻找需要解释的东西。而真正的任务应该是首先用望远镜来获得一个全球整体及其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图像。只有那样才能揭示我们需要用放大镜来极其小心地观察的消极特征或积极因素。我们在本章第二部分讨论理论意义时再来谈这项任务。现在我们先来得出一些木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因为如果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就会妨碍我们“如其实际”地从全球整体观察历史。（3）究竟是欧洲的世界体系还是全球经济？ 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的错误说法相反，我们的研究也必然导致一个结论：近代早期的历史不是由一个欧洲的世界体系的扩张塑造的，而是由一个早就运转着的世界经济塑造的，我以前就论证过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模式与理论是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论证和分析自相矛盾的（Frank 1994，1995）。本书所作的历史回顾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第2章显示了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是如何通过环环相连的贸易关系和贸易（不）平衡而运作的；第3章显示了金钱是如何通过一个流通体系走遍世界并且转动了世界；第4章不仅显示亚洲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优势，而且证明亚洲的技术和经济制度及经济进程是由世界经济本身衍生出来的，并且适应着世界经济；第5章显示了共同的周期性进程和其他进程同时普遍地决定着世界各地相距遥远但彼此相连的经济、地区和政体的兴衰命运；第6章致力于分析这些联系本身的结构与转变是如何造成了相互关联的“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趣’。因此，只有愚蠢而自负的欧洲中心论才试图在一种“民族”经济或“民族”社会的框架里，或渴望仅仅用一个“欧洲的世界体系”来说明或解释这些事件、进程或它们之间的联系。 因此，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不可能被塞进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①结构的，因为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尽管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一边睡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一边睡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是否有沃勒斯坦所谓的“半边睡”，很值得怀疑；而且它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一直也没有说清楚。 但是，如果因此断言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种反驳意见也是不可接受的。相反，显然曾经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实际上只有一个。它具有一种全球的劳动分工和商业金融联系，尤其是通过世界范围的通货市场。另外，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显然也有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和运动，很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因此，这个关于全球经济的第三点结论不仅与史实相吻合，也与前两点结论前后一致。 （4）1500年：连续还是断裂？ 另外一个必然引申出来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所谓以1500年为界的前后之间的断裂。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世界”历史在1500年出现了一个断裂。尽管本特利（199）提出了新建议，主张不应仅仅根据欧洲进程，而应根据世界范围的进程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但是他依然把1500年定为最近一个时期的开端。迄今为止几代欧洲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确认这种断裂。世界体系理论家，如沃勒斯坦（1974）、桑德森（1995）以及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也都如此。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早就体现了所谓1500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断裂的说法。他们把1492年和1498年定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也许这两个年份对于新世界的人来说确实如此，间接地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布罗代尔（1992：57）驳斥了沃勒斯坦关于欧洲这个时候发生断裂的说法，认为，至少从1300年，甚至从1100年以来欧洲保持着连续性。 诚然，甚至沃勒斯坦（199）也提到一个得到公认的观点：1050－1250年的扩张的“A”阶段之后是1250－1450年的收缩的“B”阶段，然后又是一个从1450年到1640年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A”阶段。但是，我们在前面的论证显示，这个延长的扩张阶段早在1400年以前就在亚洲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了，而且在这些地区至少持续到1750年。沃勒斯坦所说的欧洲的“延长的16世纪’大概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一种更晚的和更短暂的表现。实际上，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活动大概应被视为这次世界性经济扩张的表现，当时欧洲人渴望到亚洲加入这次经济扩张。因此，与所谓的断裂或新开端相比，贯通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更为重要得多。 因此，我认为，通常那种把近代早期和现代历史视为一次重大历史断裂的结果或预兆的论点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各种流行的断裂说法不仅无助于，而且大大妨碍了人们理解真实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当代现实。这些引人误入歧途的说法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诞生”、“西方的兴起”、“亚洲被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等等，更不用说所谓西方的“理性主义”和“文明使命”了。我倾向于赞成别的地方的另外一些人的哲学思考：近现代历史是不是直线“进步”或其他方式的“进步”的载体或体现？ 这里，我倾向于反思和质疑这样一些概念与术语在欧洲和亚洲的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表述时间（时代）的概念，如“原始资本主义’域“原工业化”；相关的‘微量”概念，如“小型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等。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等的“发展”、“兴起’域“衰落”的来龙去脉。 （5）资本主义？ 自马克思以来，布罗代尔（1982：54）所说的那种把1500年定为与过去决裂的新开端的“执迷”主要出自这样一种观念：这个新开端引进了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原先从未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当然是从马克思和桑巴特到韦伯和托尼的观念，也得到与他们同时代的信徒的赞同。这也是从沃勒斯坦（1974）和弗兰克（1978a）到桑德森（1995）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世界体系理论家的观念。甚至阿明（1991）和市劳特（1993，1997）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激烈的批判时，也没有抛弃把1500年当作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破晓时刻的说法。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者、波拉尼主义者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家，更不用说大多数“经济”史学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敢冒犯资本主义这头神牛及其所谓的极其独特的“生产方式”。 因此，哪怕是仅仅主张或许这种信念允许甚至应该接受质疑，就已经会被当作不可容忍的异端而受到批驳了。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徒劳地宣扬过这种异端思想（Frank 199la，b，Frankand Gills 1993），所以在这里也不想再作进一步的论证。我们只是想指出，能够支持上述四个结论的那些论证，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质疑。这四个结论否定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了欧洲特殊论，但肯定了有一个世界经济的存在，肯定了贯穿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但是，世界体系理论家和布劳特接受前两个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欧洲特殊论的结论，但反对后两个结论（即肯定一个全球经济的连续性和否定1500年的断裂）。布劳特也否定1500年前后有断裂，而且实际上承认有一个全球经济，即使并不能把这种全球经济塞进他提出的“欧洲的世界经济”模式。但是，这四个结论必然至少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所谓的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意义的质疑。实际上，这四个结论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首先，这些概念是由狭窄的“社会”’或“民族”的眼界产生出来的。然后。这种公认的思维方式继续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更重大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而这些结构和进程所造成的组织形式被指鹿为马地命名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 人们不断地讨论着非资本主义阶段、前资本主义阶段、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兴盛阶段、资本主义的全盛阶段、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后资本主义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的量与质等等。这种讨论把我们引入歧途，使我们不去分析真实的世界。本书第1章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盖茨在《中国的原动力》一书中出色地考察了一千年的商业精神与家长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她坚持使用“纳贡生产方式与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有关它们之间不协调关系的概念，结果反而阻碍了她对真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分析。 第1章中对范赞登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考察也批驳了这样一种论点：这种‘满业资本主义”乃是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的联结”，利用了“世界经济”“体系外”的劳动和“世界市场”内的其他要素。但是，这场讨论有一个方面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很能说明问题：不管讨论者支持哪一方，他们都反复使用上述（带引号的）的术语。而且他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都不加引号，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对被这些术语所排斥的东西有一致的意见。而且，范赞登等人甚至列举出其中的一些：西非和东亚的奴隶、农民以及在家里从事茅舍工业的人（va Zanden 1997：260）。在这场讨论以及所涉及的文献中，这些生产者乃至商人都不在讨论之内：“众所周知，荷兰共和国变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市场”；因此“阿姆斯特丹既是世界贸易的中央仓库，又是欧洲的世界经济控制站的主要金融和资本市场”。当然，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阿姆斯特丹与荷兰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这些讨论“生产方式”的学者来说，真实的世界经济——阿姆斯特丹不过是它的一个偏远港口——并不存在。 诚然，沃勒斯坦（1997：244）甚至出面干涉，强调说：“我们不要在分析单位上争执不休了！”但是，这场讨论的要害问题恰恰是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就是这些讨论者视而不见的整个世界经济，而不是他们关注的那个小小的欧洲世界经济。我们发现，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个讨论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闲扯，而且也转移了人们对真正问题的关注。这些讨论参加者都极力想避开整体主义分析。 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我早已多次提出这个主张；乔杜里（1990：84）在（欧洲之前的亚洲冲也论证了这一主张：“现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作的无休止的探讨，无异于炼金术士寻找能够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其实，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在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6）霸权？ 大部分历史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和通俗作品都暗含有欧洲和西方支配世界的“霸权”的概念。近年来从克拉斯纳（1983）和基奥恩（Keohene 1983）到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8，1996）的国际关系文献明确地谈论政治霸权。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明确地谈论经济霸权。我以前就对这种霸权概念的理论价值提出怀疑。本书第2．3、4章的论证足以埋葬任何宣称欧洲某一部分或欧洲整体支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霸权具有历史依据的说法。在本书论述的四个世纪里，没有一个经济体或国家说得上能够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文化或历史行使了某种有重大影响的霸权、甚至领导权。如果说世界经济曾经具有什么地区性的生产和商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在亚洲，而且是以中国为中心。欧洲实际上完全处于边缘。 欧洲的任何一部分更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甚至行使什么经济领导权。16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这种经济领导权或政治强权、甚至“均势”（例如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之后）的概念本身不过是由“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近视眼光所产生的幻觉。这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有人会说，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可能先后是欧洲的或大西洋地区的小经济池塘中的大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贬低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欧洲和大西洋的经济体及其政体不过是世界经济的角落。它们甚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发挥什么重大的领导作用。在明一清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萨菲帝国的帝国政治棋局中，欧洲国家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面对这种史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和修改这整个“霸权”概念吗？ (7)西方的兴起与工业革命 那么西方是怎么兴起的呢？如果说西方或西方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且西方在1800年以前甚至不抱有任何霸权的奢望，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有另外一些因素起了作用，或者有另外一些尚未提到的情况使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大多数探讨都不免牵强附会、生拉硬套，因为它们仅仅在欧洲路灯的光亮下寻找这些因素。但是，既然西方乃是全球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兴起就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力量。相反，任何“西方的兴起”肯定是在世界经济之内发生的。因此，仅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个部分来寻找这种兴起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效用”的话，那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效用，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前面六个结论及其所凭借的史实意味着，“西方的兴起”这个问题整个需要用新的概念和表述来重新探讨。史实表明，这种探讨应该考虑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不应仅仅考虑它的某一部分，无论是英国、欧洲、西方，还是今天的东亚。我知道，如果我同时指出，许多用来解释“西方的兴起”的欧洲一西方“原因”（无论是单一因素还是复合因素）与史实不符，那么我会被指责为循环论证。但是，工业革命这个桔子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榨了多次，现在还是能提供足够多的桔汁让人们无休止地争论，问题就在于，这种争论局限在英国的或欧洲的进程或事件的狭窄范式里。 因此，在欧洲，“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事件，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亚洲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周期性？）衰落使欧洲人更容易攀登。罗斯托等人所谓英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出现突然跳跃的说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证实。 唯一的出路是，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死结，从另外一个范式的角度来探讨这整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下面这样一个争论，就更需要这样做了：究竟是有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只有一场世界经济的“革命”和扩张。 （8）空洞的概念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这里要补充说，无论是前面所考察的史实还是在分析这些史实时使用的更整体主义的思路，还提示了另外一些关于不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公众意见，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极其隐秘的活动：把亚洲史实塞进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和模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前面已经指出，这些理论和模式基本上既无实证内容，又无科学理性，即使在它们的欧洲故乡也是如此。把它们推而广之的做法就更心怀叵测了。例如，人们对支持和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证据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包括由布鲁克（1989）编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卜书所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再有，关于各地各个时期封建主义的争论有扩大之势，数不胜数。相反相成的是，有关资本主义——它在亚洲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被外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输入／强加的，究竟受到后者的推进，还是受到后者的限制甚至摧毁——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我们在第2章已经指出，恰守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是如何损害了苏联学者对其中亚地区的研究。 近期类似的情况是关于“欧洲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否与何时把亚洲和非洲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兼并了、边缘化了或弃之不顾的探讨。例如，皮尔逊（1989）的专著从头至尾都是把印度放在沃勒斯坦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截长续短。这就使得皮尔逊去探讨这个“世界经济”如何受到或不受“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束缚，其各类商品是否名副其实。他由此来界定欧洲的世界经济的界限：在不同时期这些界限是什么，印度洋本身是否够得上一个“世界经济”。施耐德（1977）等考古学家早就指出，争论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问题乃是由一种无益而有害的区分所派生出来的，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对此作过评述。区分世界体系与世界帝国，硬要把真实世界的各个部分塞进这些概念，也是徒劳无益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皮尔逊以及帕拉特和沃勒斯坦问所提出的问题：“欧洲的世界经济”是在什么时候“兼并”了印度、印度洋及其原本可能独立的‘业界经济”。这就好像问一个人：“你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打老婆了？”（回答却是：“我还没结婚呢。”）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与“印度洋的世界经济’相独立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前者“兼并”后者，而不可能相反（Frank 1994，1995）。皮尔逊等人本应该在世界经济的亚洲部分寻找启示，他们却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必须明白，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很早以来就一直是同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共同参与塑造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这些争论只有用流行理论的那些“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概念才能讲得通。但是这些概念本身不仅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而且丝毫无助于分析和理解世界历史。它们唯一真正的用途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由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就好像争论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大使跳舞。答错了，不是被送上火刑台，就是被交给行刑队枪决。答“对”了，什么也得不到，至少得不到科学验证。实际上，这些概念在科学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们转移我们对世界现实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理解。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这个死结，挣脱所有这些无用的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因为它们只是把人引向神秘的讨论，使我们对真实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 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许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依附”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为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是在欧洲的特殊性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原因”、“性质”、“机制”以及“本质”。所有这些所谓本质上的特殊性，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出自同一种欧洲中心论视野，而根据本书的考察，这种欧洲中心论视野在历史真实中——即在“如其实际”的“普遍历史”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依据。它们都出自欧洲／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而这种欧洲／西方种族主义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传播到全世界。 这种欧洲中心视野的西方版本可以用一些流行理论的名称来概括，例如，从“传统社会的消失”到“成就社会”之间的“经济增长的阶段”（Lerner 1958，McClelland 1961，Rostow 1962）。“现代化”的“发展”就是像美国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所唱的那样“照我的方式做”。“依阶’理论乃是一种回应，否定那种方式的有效性，反而宣称“消除联系”也许能提供另外一条道－一去做基本上同样的事情，正如我最近才在“发展的低度发展”的标题下认识到的。 “东方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概念的无休止争论，以及争论哪些是当地的或地区性的、全国性的、部门性的现象，哪些片断的“现实”适合或不适合这些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概念。当然，因为这些概念其实是空洞的——即没有任何真实世界的意义——所以这些争论肯定会无休无止，直到我们最终抛弃这些概念。这是很显然的，除非这些概念阻碍着争论者看到现实的真实情况。他们在无休止地争论时会竭力修饰这些概念，使之适合现实。于是就发明出了各种变体与组合，如“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结合’，由此提供了一种“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可以模仿也可以不模仿西方的道路。（这些概念也迫使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学者辩论“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必经之路”。）伯格森（1995）说得对，无论是把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加以改造，还是把现实截长续短地塞进沃勒斯坦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年都同样徒劳无益。基于本书的论证，我们必须赞同他的意见。 这整个“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争论乃是出自欧洲种族中心论这一原罪。这种错误反而被马克思、韦伯及其众多拘泥于“发展”这一僵直狭窄思路的信徒乃至一些反叛者奉为社会“科学”而顶礼膜拜。但是，他们的视野曾经——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依然——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的眼罩，使他们看不到整个更广阔的真实世界。更可悲也更糟糕的是，非西方人吮吸甚至大口吞咽了许多这种对世界和他们本族历史所做的欧洲中心论的（非）“科学的”的错误理解。这或许最戏剧性地体现在各地——俄国和被其殖民地化的中亚（见第2章），中国（毛主义、文化大革命、四人帮、“黑猫和白猫”）、印度（各种不同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关于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迫害中。 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种族中心论。很滑稽的是，种族中心论本身似乎是普遍性的，也似乎会普遍地因政治经济危机而恶性发展。只不过其他大多数种族中心论迟迟没有获得同样的传播机会，更谈不上强加于人了。而西方的种族中心论不仅有这种机会，并且凭借着他们的金钱和武力而强加于人。马克思主义的种族中心论是对前者的反击，而且是以苏联的和中国的政权为后盾。当前，针对这两种种族中心论，也出于对政治经济危机的反应，非洲、印度、伊斯兰、再加上俄国、中国和其他的种族中心论正在四处蔓延，提供“西纳特拉式”的拯救之道：“照我的方式做”或“按各自的方式徽。许多人会至少欢迎其中的某些态度，视之为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一毒药的解药。但是，它们并不是良方——多样性的统一才是唯一的良方！ 用一种欧洲的或中国的或其他的微观视野，绝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更看不清整个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尽管这样可能看不清远方的某些细节。不仅从欧洲或其他什么“特殊论”的角度观看世界势必成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一体系（或以中国为中心、以伊斯兰为中心、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也不啻坐井观天。借助一盏欧洲的（或中国的、穆斯林的）路灯的光亮来寻找“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兴起”或“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误入歧途。 因此，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和最容易忽视的任务就是倾听约瑟夫·弗莱彻生前的主张：进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和分析。他的这个主张毫不过分，有助于纠正研究1500一1800年这段近代早期历史时的那种遗漏。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曾主张应该“如其实际”地研究历史。兰克也说过：“只有普遍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只有世界历史才能显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如果不抛弃欧洲中心论的狭隘眼界，就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甚至不可能理解其中的某一部分，因为这种欧洲中心论的隧道的尽头没有任何光亮，只会越走越黑。 总之，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视野和理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首先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其次是这二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最后是为什么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变化。人们过去一直错误地从微观的角度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所谓西方“内部”的变化，其实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把它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进程。前面得出的八个历史和理论的结论显示，流行的说法没有任何史实依据。但是这些相对容易得出的结论导致了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即引申出对于建设与史实相符的理论和分析有价值的结论。 2．理论意义：从一种全球视野看 如果说流行的社会理论是基于很糟糕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建立起来的，令人很不满意，那么怎么办呢？答案显然是，重新写出一种更好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但是，为此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好的——更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码是这样一种视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弗兰克（1978a）的“世界经济／体系”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与过去的以“民族”和“社会”为单位的历史和理论相比，涵盖了整体中的更大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走得不够远，本身又变成了前进的障碍。约翰·沃尔（V。111994）讨论以伊斯兰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文章也算是沿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但这只是一小步，而且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即受制于伊斯兰意识形态。非洲中心论其实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滨下武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体系（1988）似乎也是沿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乔杜里等人关于印度洋世界经济的论述、里德关于东南亚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这些可喜的进展也都极其有限，因为它们的视野极其有限。这些拼块乃是整幅画面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它们每一个、甚至合起来都不能显示整体画面，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塑造着这些部分本身！ 只有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普遍的、全球的世界历史——“如其实际”——才能给一个更好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历史学的基础。或许这种整体历史本身也需要浸透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各种要素。二者都将会更好地处理下面所谈的这些还会继续争论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1）整体主义，还是部分主义 当下时髦的“全球化”理论把20世纪90年代定为这种世界范围进程的新开端。有些学者则不太情愿，认为这种“全球化”是从1945年以来开始的，或是整个20世纪以来的现象，最多追溯到19世纪。但是，本书已经论证，全球性（远不止全球化）乃是至少自150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只有太平洋上极少数人烟稀少的岛屿（也仅仅在很短的时间里）除外。麦克尼尔（1963，1990）、霍奇森（1993）、威尔金森（1987，1993）、弗兰克与吉尔斯（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少数学者认为，至少有一个非洲一欧亚“人类世界”或“核心世界体系”在此之前早就已经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发挥作用了。 那么，如何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1500年以前还是1500年以后的这个全球整体？我在以前的著作中（Frank and Gills1993）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人们、包括我的著作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生态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经济基础，尽管有所谓的“经济史”。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还远远未得到应有的研究。经济史专家根本无视它。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说成是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把所谓的“民族”国家当作基本单位，研究他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体系分析家则仅仅局限于分析1750年以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欧洲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这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做的没有什么两样。研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学者，更不用说研究中亚和非洲的学者，几乎很少有人考虑把自己研究的地区放进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中考察。即使有人这样做了，也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近年来也有例外，如乔杜里（199）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由于在考察整个世界经济方面缺少足够多的先驱者，因此本书也就只能尝试着迈出几小步。不是仅仅从这个或那个地区（包括欧洲）的狭隘视野看，而是从一种真正全球性的整体世界体系的视野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 （2）共性和相似，还是特性和差异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习惯于寻找和强调各个“文明”、“文化”或“社会”的独特之处及其各自的历史进程和事件。这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事；他们在得到社会支持或经济奖励，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而撰写“民族”或本地历史时，尤其会施展这种手法。社会科学学者则会更卖力气地进行理论概括。而且，他们的理想类型和比较研究，以及他们的学科分工，也会使得他们更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差异，而不是共性和相似，对于研究“主体”就更是如此了。在受到追问时，大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实际上都会宣称，差异比共性和相似更重要，他们的工作就是研究前者而不是后者。否则他们就不能从事他们所钟爱的“比较”多种变量和因素的分析。 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考察则包含着一个相反的理论意义：共性多至比真正的差异更普遍、也更重要，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差异了。许多所谓的差异——“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在最好的情况下至多是同一个，根本性的功能结构和进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现象。否则，它们就像吉卜林的这个著名诗句一样，纯粹是掩盖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 更重要的是，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考察所包含的另一个理论意义是，许多具体的“差异”本身乃是由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造成的。这种分化不仅无助于而且有碍于理解某一地方的某种特点。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差异！很遗憾，真实世界的这种情况使连续性的地方史或民族史的科学价值（且不谈意识形态效用）大大地降低了。它也对按时间顺序和跨领域的比较分析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因为这些比较分析局限于随意选择的分化出来的进程。所有这些多变量“因素”分析及其对某个因素的所谓“特征”的界定都侵犯了整体主义的科学法则，因此都偏离全球性真实世界。当然，如何把历史学对具体特征的研究或者如何把按照科学方法对变量的严格“控制”与真正的整体分析结合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很遗憾，几乎很少有人去尝试，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应该这样做。 （3）连续性，还是不连续性 在强调历史“特征’节面，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是，现在或者最近的过去标志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起点。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最新的时髦说法是所谓的“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观念也假设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断裂。把这种断裂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1100年、1300年、1500年还是1600年，人们或许各执一词。但是，人们一致认为，由于“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 本书要说的是，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所谓这种重大的新起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断裂的观念主要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如果我们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采用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世界视野，哪怕是一种欧亚全局视野，那么不连续性就会被更大的连续性所取而代之。换一个角度呢？如果我们用更整体主义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性会显得更长远，尤其在亚洲。正如前几章所提示的，“西方的兴起”以及“东方的（重新）兴起”乃是这种全球历史的连续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流行的理论把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所谓西方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这些所谓的原因又被归结为所谓西方为起飞而长期以来、甚至自中世纪就开始做的“准备”。这种归因于西方的说法找错了地点，把“具体的”延续和转变安错了地方。只要他们仅仅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而不是在整个体系的世界范围的灯光下寻找，就绝不可能找到转变的“原因”。 本书从比较和联系的角度所考察的真实世界的史料显示，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相反，使得欧洲在1800年以后起飞的，不是所谓欧洲先前的“发展”。也就是说，西方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其实并不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连续”准备的结果，更不能归结于什么希腊或犹太根源。实际上，工业化也不是承续欧洲“原工业化”的结果。波梅兰茨（199）和王国斌（1997）证明，同样的进程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就没有产生出同样的结果，而那里的原工业化更发达。他们以此论证工业革命是一个新的独特的起点。对于他们的解释，我们必须用其他因素来修正。 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世界发展的进程也包括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显得是不连续的新变化。就像以前的农业革命一样，工业革命很可能是连续的全球发展中的一个偏转，在方向上标志着一个“起点”，与以往的方向不同，或许是不可逆转的——但没有发生大灾变，这个起点本身就在原来航线的端点。因此，全球体系的结构和连续性造就出西方的兴起，也在西方划出一个起点。西方从此不再承续其原先的边缘地位。全球经济中断了，转而进入一种以工业为主的方向，西方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更促使人们关注长远的历史连续性，因为东亚的崛起本身乃是其中的一部分。东亚的兴起被说成是没有历史连续性的事件，其实是东山再起。这种重新崛起也应该被看作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结构与连续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专注于那些断裂之处相比，承认和分析这种连续性能够揭示出更多的东西。或许更好的例子是近代早期发生的两次“偏转”。它们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一种基本连续的历史进程运动中的“偏转”。一次是自1500起新世界被并入旧世界后的“哥伦布交流”。另一次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人口和经济生产力以及资源受到的生态压力的“交流”，这次“交流”造成了3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二者完全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偏转。在这两次变化中，欧洲人与其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工具。 （4）横向整合，还是纵向分割 我们还需要在下述两种方法中作出选择：要么作传统的纵向历史研究，钻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的时间隧道，或一个特定地点的特定问题（政治、文化或妇女问题）；要么从事弗莱彻（198，1995）所建议的那种全球横向历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种方法时也采用后一种方法。弗莱彻很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就1500年而言，我只看到许多自我封闭的历史著述”。由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引进了“地区研究”，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眼光、甚至更狭隘的地方眼光”，使传统方法及其使用者的视力变得更糟糕了（Fletcher 1985：39）。 如果说这种实践本身就有缺陷，那么它被上升为理论和方法论后就更糟糕了。我（1978a）早就批评过佩里·安德森的下述说法：“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因为主要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恰恰是极其不统一的……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来涵盖它们。……它们的年代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时代是不同的。”这种观点和理论取向以及安德森的主张本身在方法论上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种绝对主义或者任何“年代相同”的事件。我已经敲响警钟，反对“安德森显然是想用经验的必要性来塑造历史学品格的尝试”（Frank 1978a）。我主张并且在本书第5章中重申：“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是与前三个引申出来的理论启示——整体主义，共性／相似、连续性——是一脉相承的。 弗莱彻也会提出同样的告诫。在本书第5章的卷首引语中，他呼唤一种尽可能涵盖世界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Fletcher1985：38）。可惜的是，弗莱彻本人未来得及这样做就去世了。不过，特加特在撰写《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1939）时已经这样做了。布罗代尔虽然对“局势”、“长时段”。“世界视野’特别敏感，但是正如第5章指出的，他在处理1762年、1772年和1782年的事件时却没有这么敏感了。尽管它们在世界范围的同时性如此醒目，他却把它们分别安排在完全按纵向联系组织起来的不同章节里。如果他在组织自己的“世界视野”时更注重横向联系，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我在还没有理解特加特、弗莱彻和布罗代尔的主张和做法之前，在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a）中就是这样处理这些相同的“年代”的。借助于布罗代尔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我（1995）在批评他的著作时以及在本书第5章中延续了这种做法。结果表明，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去看，1762年、1772年和1782年都标志着世界性的衰退，这种衰退导致或促成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我所看到的许多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但是，无数论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著作都不考虑这些以及其他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周期性动因或它们之间的世界性联系。 本书第5章也试着这样处理其他“相同的时代”，尤其是1640年前后那个时代。这也是对弗莱彻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弗莱彻（1985：54）问道：“17世纪是否有一个普遍的经济衰退？当时似乎有一种平行的现象。”只有对这种表面上的横向平行现象进行考察后才能作出回答。而我的初步回答是：“根本没有这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在17世纪似乎世界经济在继续增长和扩张。对此有必要进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个否定的回答也给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当然，第5章只是盲人摸象般的一个孤零零的尝试。真正需要的是对同时发生的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横向组织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宏观历史研究。这种宏观历史本身有着周期的起伏跌宕，需要对这种起伏跌宕加以确定和分析。但是，在尝试这种宏观历史之前，最好是进行另外一些更局部的“横向”研究。 弗莱彻本人提出，在1500－1800年的近代早期，还有另外一些平行现象也值得研究，其中包括人口增长、“某些地区”的城镇发展、城市商业阶层的兴起（复兴）、宗教复兴和传教运动（教会改革）、农村骚动以及游牧方式的衰落等。然后他问道：“还有其他的平行现象吗？是否仅此而已呢？”（Fletcher 1985：56） 学者们已经对其中某些平行现象有所涉及。戈德斯通（1991）对人口增长的同时性特征作了认真研究，以此作为分析“人口一结构”危机的基础。为了检验我和吉尔斯（199，1993）关于延伸到1500年以前的五百年周期假说，威尔金森（1992，1993）、博斯沃思（199）以及蔡斯一邓恩和威拉德（993）对全球横向的城镇发展的同时性作了考察。我和富恩特斯（199，1994）经过考察，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有世界性的农村骚动，在西方一些国家也同时有各种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环保运动、觉醒运动等等）。与许多有关周期的专门研究一样，这些研究似乎也都显示了世界范围的周期模式。 （5）周期，还是直线 人们常说，“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黑格尔在19世纪初首先表述了这种“进步规”。最近，福山（1989，1992）又在论述历史的“终结”的著作中加以重申。而各种关于同时性的横向平行现象的发现以及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考察则显示，在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甚至所有的历史时，我们能够回到一种周期性的观点上。 连续性不一定是直线，而横向整合不一定是整齐划一的。相反，正如物理学中的混吞理论所证明的，一个系统的结构和运动似乎就取决于非线性和非整齐划一性，而且不断地产生出非线性和非整齐划一性（Gleick 1987，Prigogine 1996）。在我们看来，非整齐划一会表现为不平等，如中心一边睡关系，或阶级差异和阶级关系。（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强调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原因与后果。）同理，一个连续性进程可能——通常显然也确实——包含着加速、减慢和暂时稳定的各种时期，而只有最后一种才表现为平缓的线条，甚至表现为直线。也就是说，连续性进程也有脉动，普利高津（1996）在《确定性的终结》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系统和进程中，脉动并不是间断的表象。相反，它们可能是内部结构和运动机制的表征，维系着该系统的运转，推进着连续性本身的发展。因此，问题就变成：表面上的脉动究竟是不是实际的周期。 周期性运转似乎是万物的普遍特征，体现在许多乃至一切方面。无论是物理、天文、生物和进化领域，还是文化和理念领域，仰俯皆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周期研究学会”。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社会生活领域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周期史呢？至少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一旦看到这种周期史就能承认它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出，社会生活看来是周期性的，但是生活在周期各个阶段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们，因为这些阶段可能比他们的寿命更长。 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以及政治和社会史）显示出各种周期，至少显示出显然很有规律的波动和脉动。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确认了其中一些周期，我和吉尔斯（1993）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还曾经试图确定更早的一些周期。另外，本书还证明，这些周期是世界性的，而且至少在非洲一欧亚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 这些周期以及承认和分析它们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为社会活动，即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活动等等创造了可能和限制。在扩张的“A”阶段，上涨的潮水会涌动所有的船只，提升它们的位置，便利它们的驾驶。它也扩大和促进了它们彼此的联系，但也不能保证不会有在最好时机发生沉船的情况。在收缩的“B”阶段，潮水下退也会造成社会活动可能性的紧缩和限制，会导致更多的船只沉没。它也会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彼此分裂。原有联系的破裂会表现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从而也表示或“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体系。 但是，由此造成的内卷化（involution）甚至内部破裂（implosfon）实际上是参与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结果，而不是没有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表现。如果目光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放眼远眺，则看不到这种参与。因此，同样地，分裂的内卷化使社会活动在“B”阶段显得主要是由“内部”产生的和主导的，在相互联系和扩张的“A”阶段显得更多地受到“外部”影响。其实，二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本身的表征。可以理性地（而不是迫于危机才冲动地）推断：任何社会（尤其政治）集团，只要能意识到“人’阶段的结构优势和“B”阶段的结构缺陷，就会增强他们在这些时候把握自身及其“社会”的能力。 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进程置身于长周期中，但也因各种较短的周期而变得更加复杂。熊彼特（1939）试图分析大约三四年、10年和50年长度的周期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过于刻板，甚至不考虑20年长度的周期（库兹涅茨1930），更不用说想到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或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了。由于短周期及其各个阶段存在于长周期之中，就使各种周期不同阶段的识别和影响变得复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周期不存在或不重要。 相反，这些周期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同一时间共乘一条世界经济的大船，同时受到相同力量和事件的影响。这些力量本身有自己的潮涨潮落，往往会周期性地在某一时刻用上涨的潮水同时明显地抬高所有的船只，而在另一时刻又同时明显地造成所有船只的低落。因此，大体上看，在上涨的“A”阶段的“美好时期”比在继之而来的下降的“B”阶段的“艰难时期”，各“经济体”——其实是统一的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及其相关的政治体有更多、更好、更容易的可能性。 但是，中文里的“危机”包含着危险与机会双重意思。因此，在危机时刻，尤其当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体系最好位置的部分面临危机之时，也就给某些——不是全体！——更边睡或更边缘的部分创造了一个改善自己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概括分析，请参见Frank and Gills 1993和Chase－Dunn and Hall 1997。）我们看到，正如两个世纪以前西欧的情况一样，今天东亚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本书仅限于讨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分析19世纪和用世纪的这种进程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然而，即便是上述对1400－1800年这一时期所作的稍微超出常规的整体考察也有助于表明，我们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才能说明和理解后来的“西方的兴起”，因为“西方的兴起”实际上是在这种范围内发生的。另外，这种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包括“东方的衰落”。“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的兴起”来说即使不是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决定因素。西方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 对于这种“交换”，本书仅仅初步地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三个初步的原因分析。第一个是有关能够节约劳动和资本与能够产生动力的技术的微观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假设。这种微观经济供求有助于说明暂时发生在西方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第二个是长周期宏观经济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东方的“衰落”乃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运转和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解释包含了前两个假设，对世界发展的全球和地区结构与进程进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说明1800年前后亚洲与欧洲分道扬镖的原因。波梅兰茨（1997）也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更强调生态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示，应该把19世纪以及至少是20世纪前半期看作是亚洲的一个“B”阶段。鉴于亚洲原先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B”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安置这个时期西方发生的生产力、生产和贸易以及人口的大扩张呢？从一种西方的观点看，过去两个世纪很像是一个“A”阶段，至少是东方的一个漫长的“A”阶段之后的西方的“入’阶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原先的边缘地区的“A’阶段接替了东方原先的“核心’地区的“A’阶段？另外，西方的这个“A”阶段是否也会被现在在东方刚刚开始的又一个“入’阶段所取代，随着西方的时代夕阳西下，是否核心又重新转移到东方？这就使我们看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连续“A”阶段，而根本没有世界性的“卫”阶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所说的“长周期”会怎么样呢？它难道仅仅是一种错觉吗？ 两个“微观”供求假设和这个长周期的“宏观”解释都需要受到更多的检验，或许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另外，我们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考虑，并且与其他有待考虑和提出的世界经济／体系假设和分析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经济学需要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成一种动态结构经济理论，而社会“科学”也需要建构一种真实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也需要真正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包括生态史）的联姻，从而为世界整体历史与理论的统一提供一个真正的基础。 这些思考又导致了另一个推测：正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内的不平衡的周期进程成为其结构转变的一个机制。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考虑生物界的变异是如何影响了进化过程和自然“系统”。斯努克斯在《动态社会》（1996）一书中根据自己对工业革命的研究，提出一种类似的劳动一资本一资源要素价格和周期的分析。这个分析乃是他对过去两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所作的经济解释的一部分。正如本书第6章以及我写的书评（Frank1998a）所指出的，他所作的较近时期的要素价格分析的缺点是仅仅局限于西欧。因此，虽然对正在发生“变异”的新工业化经济的关注可能符合人们一时的兴趣，但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长远意义也值得注意——已有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这种周期性的“变异”有时也受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过分关注，例如“西方的兴起”。但是，这种关注大部分是牵强附会的结果。这种关注仅仅反映了表象：这个事件是极其独特地通过无性繁殖产生的。其实它主要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进程的一个周期性现象。因此，虽然迄今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予承认，但这一事实值得更多的注意， 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出的某种反应。如果要确信某种脉动确实是周期性的，就必须证明这些脉动的上下转折点或曲线的转折起因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也就是说，不仅上升之后有下降，下降之后有上升，而且上升本身就造成随后的下降，下降本身也造成随后的上升。（有关康德拉捷夫周期转折的内因和外因之争，参见Frank，Gordon and Mandel 1994。）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很少有历史学家考察脉动或周期，而像布罗代尔这样从这种“局势”乃至“世界视野”来思考的人也不在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范围的基础上来叙述它们，更谈不上分析它们了。人口学家也帮不了多少忙。他们没有努力去识别尽可能长的人p周期，更很少把它们与经济长周期联系起来。全球宏观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吗？ （6）能动性，还是结构 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此不可能加以解决，甚至不可能深入探讨。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究竟是个人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个人？马克思认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本书旨在勾画出近代早期乃至现当代世界经济史的基本经济结构与转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条件至少制约着我们过去创造和未能创造历史的方式，也制约着我们将来能够和不能创造历史的方式。 根据本书的历史考察和本章所作的结论，可以得出两个主要教训。首先，有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产生出多样性。其次，这种统一是连续的，但也是有周期的。这两个结构状况和进程状况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坦白地说，本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描述”，而没有充分地进行“分析”，更谈不上彻底揭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而揭示出这种结构，才能更好地描述各种特征和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 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王庚武曾仿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写了一段话：“历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过去，而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的确，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但“过去”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过去”是统一的世界历史，差异只是它的统一体中的组成部分。 （7）一个世界经济果壳里的欧洲 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对1400－1800年世界经济和欧洲的认识放进一个果壳里。近代早期历史和现代（可能还有未来的）历史本身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另外，至少整个非洲一欧亚有一个连续的共同历史。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新起点”，那就是美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被并入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范围的体系中。不仅这种兼并的发端，而且这种实现过程的原因以及方式，也都是出自非洲一欧亚历史进程本身的结构与运动。 非洲一欧亚的历史很早以来就是周期性的，至少是有脉动的。迄今为止的一千年始于一个整个体系的政治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扩张显然是以“东端”的宋代中国为中心的，但是也加速了“西端”的欧洲特别明显的重新嵌入。后者的反应是，进行了数次十字军东征，为的是使自身处于边缘的经济更有效地挤进这次新的非洲一欧亚运动。继之而来的是13世纪晚期，尤其是14世纪的一个非洲一欧亚普遍的政治经济衰落乃至危机时期。14世纪初，在东亚和东南亚再次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扩张时期。它很快就席卷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在15世纪中期以后，也蔓延到非洲和欧洲。美洲的“发现”和征服以及随后的哥伦布交流，乃是这次世界经济／体系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和组成部分。 因此，“延长的16世纪”扩张实际上是从15世纪初开始的；它持续到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次扩张的持续也主要以亚洲为基础，虽然欧洲人从美洲带来的金银货币的新供给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亚洲，这次扩张采取的形式是，中国、日本、东南双、中亚、印度、波斯和奥斯曼领地的人口、生产、包括进出口贸易在内的贸易都迅速增长，收入和消费可能也迅速增长。在政治上，这次扩张表现为中国明一清帝国、日本德川幕府、印度莫卧尔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盛。欧洲各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比除奥斯曼帝国外的所有这些亚洲帝国都要慢；而且欧洲各国的增长也有很大差异。欧洲的“民族”国家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它们都比亚洲的大国小得多。货币和（或）人口供给的增长在欧洲造成了比亚洲大多数地区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后者的生产增长更快，因此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直到17世纪仍然如此。但是，在欧洲许多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制约，在某些地区甚至转化为严重的“17世纪危机”。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却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亚洲的人口增长比欧洲更快，数量更大，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到1750年以后才发生逆转。 在这个漫长的扩张“入’阶段，早已存在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体系”不断地扩展和深化。但是，与通常一样，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地区在这个实际基于“银本位”的积累、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作为分工和交换的基础，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分化体现为贸易的不平衡，主要由银币的远距离流动来“弥补”。大部分白银产自美洲，还有一些产自日本和其他地方。 白银在世界的流动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对微观经济谋利机会的主动反应。白银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政治经济体不够灵活、缺乏扩张能力的地方，生产的增长跟不上货币供给的增长，货币供给的增加就未能促成生产、消费以及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长促成了通货膨胀。欧洲就是这种情况。 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美洲货币——只有美洲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但是世界市场的所有活跃中心都在亚洲。从供给方面看，占有和利用廉价的——对于欧洲人实际是无偿的——美洲货币，使欧洲人拥有必要的钱财，从而获得世界各地供给的实际消费品和可投资获利物品：在美洲开采白银的奴役劳动和资源；出自非洲的奴隶劳动力；欧洲人眼中的美洲处女地和有利气候。这些资源被用于生产蔗糖、烟草、造船木料以及其他大宗出口物品，尤其是供欧洲消费的成本低廉的棉花。西欧通过波罗的海进口的东欧和北欧的粮食、木材和生铁，也用美洲货币和一些纺织品来偿付。当然，欧洲人在进口亚洲著名的香料。丝绸、棉纺织品和其他可供消费的实用品，以及转回输出到美洲和非洲时。美洲货币是他们的唯一支付手段，亚洲人生产这些商品出售给欧洲人，仅仅是为了换取他们的美洲白银。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欧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白银——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 此外，这种由欧洲之外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也解放了欧洲内部的相应资源，使之可以转为他用。美洲的糖和大西洋的鱼提供了卡路里和蛋白质，欧洲就可以节省出自己的农业土地；亚洲的棉纺织品提供了衣服，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不必使用欧洲的羊毛，节省出大片的欧洲牧场。否则，必须圈占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牧草，喂养更多的“吃人”的羊，以生产更多的羊毛。这样，用美洲货币换取亚洲纺织品，就间接地使欧洲人能够在西欧本土生产更多的食品和木材。这样，西欧人就能够利用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凭借来自西方的美洲和东方的东欧和亚洲的供给和资源来补充自身的供给和资源。这些来自欧洲之外的额外的资源供给也解放了欧洲资源，使之能够用于欧洲自身的发展。 如果用20世纪后半期的相似情况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这个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人为他们开采银币。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由此美国人就能对付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短缺”，用这些纸“美元”向前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购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有资料显示，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另外，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销售国债券。由此，美国人现在还继续获得用越来越不值钱的80年代的美元债务换取的如年代越来越值钱的日元和德国马克。这样，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己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的消费，奢侈地推行更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环境政策，从而拯救自己的生态环境￥欧洲在二500一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当然，西方后来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义活动。 再回过头来看1800年的情况，欧洲当时依然落后的生产状况也能造成格申克龙（1962）所探讨的追赶“优势”。欧洲的落后产生了一种刺激，它的美洲货币供给使欧洲人能够追求微观和宏观经济优势。而这些都是由于1500－1800年欧洲人不断扩大对日益扩张的亚洲经济的参与而造成的。当然，欧洲人也利用了他们与非洲和美洲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是“三角”贸易。这一切，当然也包括把从这些海外政治经济联系获得的利润转手投资于国内，促进了欧洲的资本积累，更准确地优促进了欧洲参与“1482—1789年的世界积累”（我的一部旧作的书名：Frank 1978a）。 但是，无论欧洲的“投资”和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可能对欧洲参与世界积累有多大促进作用，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视野着，亚洲的作用还是更大些。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至少到1800年的整个近代早视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发达。其次，欧洲的积累（参与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本书第6章（援引亚当·斯密）显示，欧洲是如何用它的美洲货币来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当然，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或经济运动，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也就是说，欧洲还会停留在原先的地方：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在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寻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贫穷。 经过三个世纪在亚洲做生意的努力，欧洲最终抵达了（世界经济中的！）某个地方。其实，早在1500年以前，欧洲人就想方设法到亚洲做生意；亚洲财富的吸引力早就导致了12世纪以后欧洲十字军东征西亚的活动以及15世纪欧洲人到南亚和东亚的探险。本书第6章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的根源。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看，亚洲经济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我们的解释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把人口分析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确定，1750－1850年间，人口与经济生产力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而导致亚洲和欧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交换”。通过对世界范围供求关系的微观经济分析，我们证明，这种关系刺激了欧洲在节约劳动和资本、产生动力方面的发明、投资与革新。通过对亚洲和世界的周期性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有效供求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我们看到，这种有利可图的机会是由全球经济本身制造出来的。这些过程及其分析的结合就彻底打破了吉卜林所谓东方和西方永不相遇的死结。 当然，这个‘东方／西方”死结完全是由于割裂非洲一欧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而造成的。我们在本书卷首引用的希洛多德的名言早就警告过这种危险：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之间的界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西方人的一个虚构。真实的世界历史持续地（和周期性地？）往返跳越这种西方的“东方学”的想象分界线。在19世纪发生了这种跳越，在对世纪也可能再次发生这种跳越。 （8）文明冲突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圣战与大世界’ 然而，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依然竭力否认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或者破坏和扭曲它。硕学鸿儒们甚至鼓动老百姓来反对统一性，利用报刊和其他媒体动员“我们”反对“他们”。最近一个时期，报刊成为西方硕学鸿儒们有意制造的耸人听闻之词的世界范围的载体与合唱。继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198，1992）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伯纳德·巴伯的“圣战与大世界”论（199，1995）、罗伯特·卡普兰的“无政府状态”临近论（1994，1996）和萨缀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1993，1996）。在“邪恶帝国”终结之后，这些论调敲响了西方的警钟，让人们警惕新的妖魔威胁，即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所有这些论调都是基于一种割裂了的历史观，即“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但是，在他们的眼中，这二者在一个遍布意识形态地雷的战场上相遇了，“西方”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世界“其他地区”（亨廷顿的说法）的侵害，尤其要防范伊斯兰世界的圣战。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是通过西方的“自由主义”获得的，但遗憾的是，“东方’和“南方”还受制于各种可悲的“传统的”‘育方专制主义”。卡普兰宣称，由于这些原因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其他裂痕，导致了“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临近”。 虽然巴伯发现了一种全球日益趋向“大世界”（Mcworld）的趋势，但是他也担忧各种相反的、对抗的离山圣战倾向。这些倾向竭力通过逃避向心力而获得自我解放。巴伯预见，从长远看，大世界会取得胜利，但是从近期看，圣战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巴伯根本没有想到，自古以来，分裂的圣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大世界造成的。《圣经》上就说：“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另外，《圣经》和《古兰经》都对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批判态度，鼓励受损害者和被剥夺者反抗和纠正这种结构。因此，巴伯所预示的前景——大世界的全球化将会很快消除它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圣战——是相当暗淡的。 亨廷顿走得更远，根本否定大世界的存在。他只看到悠久的“文明”（包括“拉丁美洲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间所谓的对峙。由于他根本看不到南北的经济分裂，发现再也没有东西方的冷战，因此把未来说成是“文明的冲突”。他的这种“解释”不仅针对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而且也针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冲突。因此，这种冲突使得“西方与其他地区对抗”，虽然亨廷顿断言，最大的威胁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和中国——又是“黄祸”！ 这些煽动分裂的意识形态谩骂——很难更客气地称呼它们为别的什么——在学理上都植根于对统一的全球历史的无知或否认。它们都假设多样性是从来固有的，是反对统一性的；它们鼓吹自由主义的要求和普世主义的主张，宣扬独特的——其实是例外论的——多样性（据说由此而使“西方”与“其他地区”不同）。本书中所考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为这些分裂主义的言行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这种社会理论没有历史依据，只能以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 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采取了新的形式。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再次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加剧了他们在这唯一的世界上的生存竞争。一个直接结果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后现代主义者等等愈益感到有必要去挖掘证据，证明“这片土地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因此可以通过“种族清洗”来排除其他争取权利者，或者至少可以用‘哆元文化”来抵制其他要求权利者。遗憾的是，人们，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越是受到他们不能理解和控制的世界性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就越是不想去了解它们。世界在他们周围旋转得越快，或者说，世界越是把他们搞得团团转，他们越是坚持“制止”这个世界的旋转：“我要离开，做我自己的事情！”又是十足的“按自己的方式做”的“西纳特拉理论’。 本书的宗旨则是协助人们建立一个认知基础，使得人们承认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赞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遗憾的是，最需要这种认知基础的人可能对此最不感兴趣。而那些论证“文明的冲突”的人，即使他们意识到本书的价值，也会调动更多的文化学和文明论的论证来反驳本书的论点。这是因为，本书提供的证据会摧毁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根基。说穿了，他们的社会“科学”几乎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霸权意识形态的面具。可喜可贺的是，这种东西已经在受到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颠覆。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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