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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年2月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传统，五大银行行长，每年都要抽出一天的时间举行一次聚会。平时他们一直忙于劝说他们的客户接受贷款，向大家解释银行业务的理论依据；而在这一天他们却可以抛开这些繁琐之事，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以语言为武器，畅谈他们的观点。每逢此时，大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这种聚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都是金融界的代表人物，提出的都是关于金融的时尚蓝图。那么，关于货币政策，他们在这一年里说了些什么呢？ 只有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华尔特·利夫先生一个人完全没有发言，其他的四位都讲了一些。他们四人分成了两对：一对是劳埃德银行的波蒙特·皮斯先生和国家地方银行的哈里·戈申爵士，在他们看来，讨论这些事情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另外一对的巴克利银行的古德纳夫先生和米兰德银行的麦肯纳先生却绝对不反对讨论问题，而且大胆地参与其中。 我已说过，皮斯先生反对思考，他把这称作“精神机能的耗费”。他希望“直截了当地面对事实，而不是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绕过事实”。他认为由货币数量理论引起的那些问题，有空想、也有实质的成分，“在价值方面，后者当然不会亚于前者”。总之，金本位已经被列入了道德或宗教的范畴，在那里，自由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地位。他接着说道：“就任何一个普通的联合股份银行而言，我不相信它是有意识地把政策的决定建立在纯粹的货币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至于是否要遵守某一理论，却不在考虑之列。它的行为不是商业活动的起因，它是跟在商业活动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其前面的。”我认为，从大体上讲，这段话倒是对事态的一个正确解释，皮斯先生对这一点的强调，是他发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由于联合股份银行反应中的无意识成分，才使英格兰银行关于各银行余额和贴现率方面的政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皮斯先生的结论是，他在目前不赞成采取任何步骤去建立任何一种本位制。不过，他却“希望将来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尽管它存在着某些缺点和困难，但事实上它在过去的运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哈里·戈申爵士的发言比皮斯先生更胜一筹，他所讲述的令人愉快的一节值得全部引述： “我不禁想到，近来有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对优缺点的不负责任的讨论实在太多了。这类讨论只会引起我们邻邦的猜疑，疑心我们是不是要在两者之间选取一个。假使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一切顺其自然吧！” 面对这些天真的感情表露，我们是发笑好呢，还是发怒好呢？也许最好的方式，还是让哈里爵士也“顺其自然”吧！ 让我们把这两位未经世故的老处女丢在一边，来看一看古德纳夫先生和麦肯纳先生那既富于理性、又无所顾忌的畅谈吧！关于当前的政策，两者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一致认为货币政策是可以决定价格水平的，因此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当遵循的方针是多思考、多讨论。古德纳夫先生侧重的是银行利率，而麦肯纳先生侧重的则是掌握在银行手里的现金资源的数额。他们都反对这个时候恢复康利夫委员会的通货紧缩政策。他们都以国内情况而不是外汇作为信用扩张或收缩的依据，不同的是，麦肯纳先生主要关注的是就业水平，而古德纳夫先生特别关切的是国内价格的稳定。后者说：“关于通货问题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在通货和商品之间尽可能地保持现有的平衡状态。”他们两人对于价格的适度上涨，都不十分反对，但前提条件是（根据麦肯纳先生的观点）国内的生产性资源还没有达到其使用限度；或者是（根据古德纳夫先生的观点）这种价格上涨既不是由于投机性的商品囤积，也不是由于英国价格相对美国价格的上涨。麦肯纳先生建议目前的政策应当是“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实行一条中间路线”，同古德纳夫先生一样，其目的在于在一定的限度内取得一般价格的稳定，并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减少信用循环的弊病。关于我们提议的最终目标，他并没有提及，不过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把上述目前的建议作为长远的政策。他说：“商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明智的货币政策却能够防止循环运动走向极端。在膨胀式繁荣下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长期萧条下的贫穷困苦，都是可以避免的。它们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灾难，并不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无法理解的或无法阻止的。”另一方面，古德纳夫先生虽然不主张在眼下实行金本位，但是他在上面所引的发言中继续讲道：“……尽管我们应当始终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回归金本位。”同时，他希望美国发生通货膨胀，通胀的程度正好使英镑恢复到战前的金平价水平，而不致使英镑对商品的现存平价产生任何干扰。 麦肯纳先生的发言特别精彩，也许是他一系列著名讲话中最成功的一次。他对我们货币体制的运行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部加以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此次发言的原文。但是应该提及另外一件事情，古德纳夫先生和他都对它着重地加以详述过，即：将由康利夫委员会的建议而形成的财政备忘录强加于我们的货币发行是很不适宜的。 这个备忘录的目标是坚决主张一个连续的通货紧缩过程。此类政策已经被废弃了，但是这个备忘录仍然保存着。两位发言人对此都表示不安。古德纳夫先生指出，只有通过把黄金从英格兰储备银行移交到通货票据账户的办法，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开此备忘录。但是，“我们仍旧需要考虑每一步骤，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现有的通货发行实行信用限制，那么这种方法也许是令人满意的。然而我认为，必须承认，提前制定任何周全和可靠的规则，是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他的结论是，如果认为额外货币的需求现象“是商业活动真正扩张的表现，那么这种现象应当被看作是健康的，过分地限制显然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麦肯纳先生认为目前的确需要进行某些改变，他明确地指出了有趣的一点，即现在我们的通货数量与战前相比，显得更加没弹性。在战前的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利用注入黄金收回多余的通货，然而现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无法增加所需的通货。 这些发言究竟会产生什么实质结果呢？对于坚信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信用循环的抑制值得争取、并且是可以达到的那些货币改革者来说，这些发言是有力的支持。发言还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它表明，伦敦的两位极有影响势力的人物，对当前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了解，而且还会在正确的方向上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此我们是可以给予信任的。麦肯纳先生和古德纳夫先生两人都对上述改革者的目标表示同情。不过如果认为那两位老处女也坚决反对这些想法，那是不公道的（尽管他们有许多不正确之处，头脑思维也欠敏捷，但是在考虑某件事时，他们是朴素诚实、无所偏袒的）。他们的书面格言是“坚持面对事实”和“节俭和艰苦工作”，如果能耐心地劝导他们超越他们的格言，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们对于促进价格稳定和商业平稳的认真努力，也不会横加反对。尽管他们主张“顺其自然”，对“干预”这种自然秩序的任何建议都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这就像在小孩未出世之前就要确定其性别一样；但是他们也并不准备对他们内心的偏爱坚持到底，并不是非要用某些纯属偶然的办法来解决这类事情。 二、1925年2月 银行行长们又一次提出了他们在金融方面的时尚蓝图，供我们检阅。标题有所变动，但蓝图的内容与以往大体上一致。第一位发言人把金本位吹得天花乱坠，认为它与所有国家的结合都是最符合意愿的、最迫切需要的、最体面的、最有效的、最有前途的，总之是最令人向往的。另一位发言人则对跃跃欲试的新郎发出警告，说婚姻意味着现在的自由之身要承担沉重的负荷，结果可能会更好，也许会更糟，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承受和服从。在他是单身汉的时候，价格和银行利率都符合家庭生计的需要；但在结婚以后，这种快乐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婚后还得承担更多的事务。如果金小姐碰巧是位美国人，那么在将来对他最重要的也许是葡萄和爆米花的价格，而不是鸡蛋和熏肉的价格。总之，还是让他最好不要过早地陷入其中。有的人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死后会在极乐世界中获得无穷的美妙享受时，他当然会说，对，是这样。但是从根本上，他并不愿意讨论这种令人不快的问题；而我们的某些行长们说的话就同他一样。 同去年一样，这里也有两个明确的问题——金本位的理论优点和回归金本位的期限和方式。关于第一个问题，麦肯纳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们还处于探讨阶段，还没有获得明确统一的意见，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正统学说的理论体系。”关于货币改革，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我对此较以往有了更大的信心，认为它是在增进经济福利方面我们能够采取的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措施。但是改革的支持者为了克服旧习惯势力和普遍的愚昧无知，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论点作进一步完整而又简明易懂的解释。这不是在一天之内胜败可见分晓的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迅速地回归金本位，所有的事情就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了，这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回归金本位仅仅是一个开端。决定成败的，不是来年的官方决策，而是此后实际发生的经历和对反对派观点的相应澄清与完善的共同影响作用。例如，阅读过伟大的奥弗斯顿爵士作品的人肯定会记得，百年以前的货币改革者，经过了多少岁月，经过了何等艰苦和惨重的历程，才克服了英格兰银行的重重阻挠，建立了以银行利率和银行储备为基础的战前政策（在那个时候，这的确是一个重大进步）。 另外一个问题具有实践的和眼前的重要意义。去年所讨论的是关于利用谨慎的通货紧缩来促进事态的发展是否妥当的问题；今年所讨论的是关于利用取消禁止黄金出口的办法来促进事态的发展是否妥当的问题。今年同去年一样，银行家们在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时，都略有一些紧张不安。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有缘由的，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 同许多人一样，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美国的货币状况迟早要引发一次价格水平的上涨和初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当实行的正确政策是用通常的办法来控制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防止我们的信用效仿美国而变得脆弱。这一政策如果能运用成功，结果将会使英镑的汇率逐步得到改进；而且在不需要美国出现一次很狂热的繁荣的条件下，就完全可以使英镑的汇率提高到至少与战前平价水平保持一致。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英格兰银行采取健全的货币政策，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这方面健全性较差的话，英镑汇率迟早会回归到战前的平价水平，这一结果不但是人们所期望的，而且也是有可能取得的。 实际发生的情况又怎样呢？在1923年春天，美国的繁荣状态似乎正在发展之中，但是主要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繁荣的发展势头不久便中止了。然而自1924年7月起，出现了强劲不断的价格上涨趋势——始终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影响之下——预计还将继续发展下去。随着美国价格的早期上涨趋势，英镑汇率也有了相应的改进；后来退步时也相应出现了退步。类似地，在过去的6个月里美国价格的上涨也伴随着英镑汇率的改进，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正如麦肯纳先生指出的那样，英镑的价格在稳定性上已经略微超过了美元的价格，与这种较稳定的物价必然相对应的是，汇率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状况。 不过，过去6个月的价格运动由于存在一些反常因素而使情况变得错综复杂。英镑汇率的改进，单单由我们的货币政策来说明是不够的。诚然，英国的短期利率曾经保持在高于纽约0.5％的水平上，英镑的价格上涨幅度也略低于美国。但是一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商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去年资本账户下的由纽约流向伦敦资金（大部分也许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大约为1亿英镑。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在总额内占多大比例难以估算）原先存放于纽约的对外余额的回流；部分是由于道威斯计划引发的华尔街投资热潮的高涨，致使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也有了进展；部分则是由于预期英镑价格对美元价格会有所改进引发的对英镑的投机性购买。这种没有先例的价格运动给形势带来了一个不安定因素——我们无法预期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也许在某个时刻会发生部分逆转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休整时期，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负债，其方式或者是促进相对于进口的出口，或者是提高长期贷款利率，提高到足以抑止目前的外国投资的流入趋向（依我之见这方面的投资量是过度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借出的是长期贷款（例如给澳大利亚），而从纽约借入的却是短期贷款。我们战前时的地位之所以得到巩固是由于（通过证券市场）我们借出的大量贷款都是短期的，是可以收回的。而现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恰恰相反，虽然这也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理由。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有两种主要的选择道路。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美国的初期繁荣状况越来越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应当像两年前一样，把局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几乎是委员会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处的情势同18个月以前极为类似，我们只能就我们面前的两条路中择一而行：要么保持英镑的价格稳定，使之对美元的汇率低于平价水平；要么为了保持汇率在平价水平之上而实行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过早地宣布取消黄金自由输出的禁令将预先把我们限定于后一种选择上，而两年前我们对其曾有意识地加以躲避。这是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选择。由于我们的失业数字目前依旧没有改观，这种选择也许不会是明智的。 另外一种选择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听任事态沿着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如果是这样，美元的价格将会有很大的提高。在1924年的某一段时期内，委员会在公开市场上决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后来价格的迅猛上涨主要是由这一政策造成的。目前他们在政策方面，较以往更加谨慎小心，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有任何平稳的或深思熟虑的政策。如果他们对我们提高英镑汇率的努力产生了错误的同感，那么他们就会将其行动推迟；如果他们推迟得过久，繁荣状态也许会真正确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英镑价值提高到战前平价水平，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们只需实行坚定的货币政策来抑制英镑价格的上涨趋势，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所谓积极的通货紧缩策略，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黄金出口的禁令由此就可以取消。美国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我们却没有完全分享到，繁荣的结果是美元的价格接近了最高点。这时在信用循环的过程中把英镑价格与美元价格连接起来无疑是自找麻烦，因为当美国的繁荣状态衰落时，我们将要承受萧条带来的全部打击。只有当美元价格的平均水平略高于近一时期的水平，而且看起来已经趋于稳定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把英镑价格与美元价格连接起来，而不致立即危及我们的福利状况。 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意味着对外宣告，英镑与美元是处于平价地位的，而且这一状况将继续存在。而我认为，正确的行动秩序是先确定事实，再宣告；而不是先宣告，再碰运气。因此禁令的取消应该是恢复战前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适宜的声明应当是，只有到英镑处于平价地位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而且所有由此引起的基本调整已经适当完成时，才可以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同时——如果我们想回归到平价水平——就应当采取提高银行利率和抑制对外发行的手段来争取实现上述的事实。我并不是有意看重于恢复平价，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我们自己局势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我相信，在目前的价格水平趋势下，银行利率的略微提高不会对商业和就业的发展造成危害。不管怎样，为了维持我们自己的均衡，需要较高利率的支持。有几位银行家声明，如果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不会造成银行利率提高的话，他们将予以赞成。除非他们的观点只是不赞成取消禁令的一种委婉说法，否则我不同意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 对我而言，在这里所容许的篇幅内，我不可能详细说明关于我主张实行长期管理通货体制的理由。在这里我只准备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商业和就业波动是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同时也是最有补救希望的病症，它们主要是由我们的信用和银行体制的缺陷所引发的。如果我们把通货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实施挽救办法是比较容易的。不过我们可先将这些基本问题搁置一边，这里我提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论点，当然，它同我在上面所讲的有关联。 实际上，金本位的含义不过是保持同美国一样的价格水平和一样的利率水平（概括而言）。整体目标在于使伦敦和华尔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请求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以及那些暗中左右我们命运的不知名的其他人士仔细地反思一下，这也许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美国正处于规模庞大的迅猛的发展阶段。大范围的波动在我们这里造成了失业和贫困，在美国却消失在一般的向上发展趋势之中。对于美国而言，其整体的经济活动每年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在扩张，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暂时的失调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是可以应付得起的。我们在19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情形就类似现在的美国，我们的增长率太高了，以至于在细节方面的稳定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现在我们的处境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发展速度在最好的时候也算是缓慢的，所以当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忽视经济结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在美国也许还可以承受，但对于我们却是致命的。在1921年的萧条中，美国的情形比我们更糟，但是到1922年底，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恢复；然而我们直到1925年还带着100万的失业人员蹒跚而行。美国在将来的年月里也许还会遭受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大风暴，但它总能够对付得了；然而如果我们也被拖进了这场风暴，我们也许会完全崩溃。 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战前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借了大量随时可以收回的贷款；我们对美国的投资使我们成为它的债权人；我们可供对外投资使用的剩余资金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由于那时美国还没有联邦储备制度，它的银行业既脆弱又混乱，事实上，我们那时在金本位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回归金本位就意味着过去状况的恢复，那只会是痴人说梦。现在我们是美国的债务人。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去年是我们的两倍；他们用于对外投资的净余额也许是我们的10倍。他们持有的黄金存量六倍于我们。去年联邦储备系统各银行，单单是存款的增加额就几乎达到了我们存款总额的一半。伦敦与纽约之间黄金和短期信贷的一次移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小涟漪，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次大西洋的大风浪。如果对外贷款在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对美国银行家和投资家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的后果却不亚于一场地震。如果黄金、短期信贷和国外债券可以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自由流动，既没有限制，也不存在损失的风险，那么某种程度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和对他们的影响，是绝对不成比例的。我们向金本位的回归是符合美国意愿的，他们准备在早期阶段为我们承担某种义务。但是如果认为在长期中他们一直会为顾及我们的需要而安排他们的事务，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有没有坚实的利益来抵消这些风险呢？对此我并不知晓。我们的银行家们谈到了“心理”利益。但是如果“十个人里有九个”期望得到利益，而结果却一无所获，那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的银行行长们没有别的追求，只是要求“回到1914年”，他们认为这是最值得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凡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大多数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受制于贫困的失业方面的种种混乱，至少部分是由于我们信用制度的缺陷引起的。“五大银行”应当对公众负有重大的责任。它们一方面是那么庞大，但另一方面又是那么脆弱，因此存在着巨大的诱惑使它们迷恋于一些教条、常规和旧习俗。当银行行长们讨论基本经济问题时，其依据的理由大多数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归根结蒂，在这些问题上过分的保守主义态度以及缺乏研究精神，是否会对银行的安全或稳定有帮助，是令人怀疑的。在英国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这时已经不能再单单依靠发展这一因素，我们必须致力于完成改进经济体系结构的科学任务。 三、1927年2月 我们的老朋友银行行长们的发言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他们关于今年的发言，语气中多少有些拘谨，只有哈里·戈申爵士是个例外，他认为“没有理由使我们垂头丧气”，同往年一样，他觉得“全国的各个行业都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再也想不起过去的情况有比现在更乐观的了。”波蒙特·皮斯先生做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公布了对劳埃德银行业务的一些重要数字的分析结果，它开创了一种提供信息而不是阻碍信息的新政策。华尔特·利夫先生对最近企业合并的趋向以及股份持有分散化的倾向进行全面的观察，并指出，政府应当负起一定责任，引导这种不可避免的演进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除了麦肯纳先生以外——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古德纳夫先生——没有一个人提及货币政策的未来。那么就让哈里·戈申爵士自得其乐吧！让我们同麦肯纳先生一道，进一步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质所在。 麦肯纳先生提醒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势不可挡的繁荣与我们的萧条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宣称，“英美两国在货币政策上的巨大分歧，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目前的状况”。他认为两个国家银行存款的相对增长和缩减是衡量这种政策分歧的标准，具体如下（表内存款量以1922年为100）： =============================== 年份 美国 英国 1922 100 100 1923 107 94 1924 115 94 1925 127 93 1926 131 93 =============================== 他指出，除了严格的限制以外，英国的银行存款量主要不是依靠储户或五大银行，而是借助于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对此他详细加以解释，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结论是，只有英格兰银行改变它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期望出现生产和就业的重大发展。 尽管我并不同意麦肯纳先生论点的每一个细节，但可以肯定，他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货币政策的某些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真理性如日月一般确切无疑。然而整个伦敦却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在黑暗中一样；而麦肯纳的功绩正是在于他把这些基本原则及其重要性传授给民众和他的同事们。 但是，依我之见，这一次他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释清楚，实际上他避开了问题的另一半。英格兰银行政策要转变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与金本位保持一致呢？英格兰银行现在有了一副新打制的金镣铐，它能像麦肯纳先生的政策所要求的那样成为自由的代理人吗？我们只有向本国的读者横向地介绍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情况，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重要的不是称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抽象概念，而是各种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这可以在不同的目的上衡量我们货币的价值。繁荣是受货币因素支配的，就这一点而言，繁荣有赖于各种不同价格水平彼此之间的适当调整。英国出现的失业和商业萧条状态是由于国际贸易商品的英镑价格水平与普通英国人货币收入支出所依据的国内英镑价格水平之间原来存在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仅如此，当英镑价格全面跌落、我们成功地走向一种新的平衡时，国家的债务负担将增加，国家预算将趋于恶化。如果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把保护价格水平降低到它与原来非保护价格水平形成的平衡的水平，那么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与前两年相比，将增加约10亿英镑。 为了概括说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四种价格水平。美国劳动局的批发物价指数是国际贸易中黄金价值的一种准确公正的体现。我们自己的贸易委员会的一般物价指数是上述同类事物的另一种表示方式。这两种物价指数囊括的许多商品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两者在总体上有可能趋于一致——的确，除了一些短暂的偏差以外，这两者非常接近。就黄金价值而言，在过去的30个月里，两者在平均数字上是相同的，即154；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阶段也有相同的数字水平，大约为149。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物价指数作为未保护英镑价格的另一种指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生活费用指数和英国的工资指数。这两种指数是同诸如地租、社会保险费用、铁路费用以及国家预算两方面的各种项目等实际上以货币来确定的事物相联系的，因此，它们是保护英镑价格的指标。这些指数都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出口贸易的困难，可以由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来加以估量。 下页表给出了以黄金计量的四种指数，也就是说，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在参考了英镑的黄金价值以后，也应该回心转意了。表中前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未保护英镑价格，接下来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保护英镑价格，而第五列给出的是英镑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以黄金计算，战前为100）：
从表中最后一列数字中可以看出，到现在为止，由于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两种价格之间的比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缓慢攀升现象。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英镑的保护价格水平实际上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未保护价格水平却一直在下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是金本位的恢复；其次是世界黄金价格的恶化，自从1924年中期到1925年中期之间下跌8％以后，黄金价格已跌至其战前的水平。所以说，目前的形势同18个月以前一样糟糕，丝毫没有改观。 可是现在麦肯纳先生却似乎认为，两年前的确存在的不平衡现在已经消失了。他告诉我们，“今天这类问题只是具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支持他的观点。价格水平之间的不相称状态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实际上比前两年更为明显。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如何谋生的呢？银行行长们发言所流露出来的乐观主义是有理由的；但我认为真正的理由无非是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我们资源的消耗程度并没有达到使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一点难道真是显得那样令人迷惑，或者真是有那么大的安慰作用吗？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保持收支平衡，部分是由于我们为了确保安全，常常在资源方面留有较大余地；部分是由于在煤矿罢工期间，我们在世界各地短期贷款的增加。大战以前，我们在国际账户上的顺差，除了资本交易以外，以英镑现在价格计量，每年大约为3亿英镑。战争和以固定货币支付的价值的下跌，使每年的余额缩减至约2．25亿英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出口贸易仍像1913年时那样兴旺，则此余额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获取的。我们暂且假定，由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相对提高，致使我们的出口总值减少了2亿英镑，即大约为贸易总额的1／4，或者可以说净损失是1．5亿英镑。这也就意味着，由于出口损失的部分是由进口原料而来的，因此我们会出现100万失业人员（假定），如果没有这种现象，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事输出品生产。当然，这里所列举的数字，只是对合理情况的极其粗略的说明，而不是出于统计事实的估计。 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如何维持的呢？每年我们还有7500万英镑的余额。因此，只要对外投资不超过此数额，我们还可以保持收支平衡。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保护价格水平，不过我们得面对由此造成的1／4的贸易损失和100万的失业人员，然而即使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依然有一定的剩余可供伦敦对外投资，也许最高的成就是金本位并没有受到威胁。金本位同一种可以替代它的货币政策相比较，也许要使国民财富一年减少1．5亿英镑。不用担心！正如利夫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经济的储备力量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想像的，还要大得多。”用财政大臣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实力，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强大得多。”总之，我们是有能力负担的！ 以上内容并没有考虑煤矿罢工期间的损失。损失总额约为1亿英镑，主要是借助于我们短期借款债务的增加来弥补的，部分是由于在逆差的清算过程中，总有一段时间间隔；部分是由于伦敦的贴现率具有相当诱惑力，足以吸引外国余资。 在未来国家政策的决策方面，我们面临三种选择方案： （1）我们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恢复战前大量出口和大量对外投资的平衡。但金本位的恢复却使这一点无法办到，除非对工资全面开刀，但这却是首相所反对的；或者是期待国外黄金价格的提升，然而我们已经等待了许久，仍然杳无结果。 （2）我们可以让上述商业衰败和失业百万的虚假平衡状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种虚假的平衡也许不是英格兰银行的本意，但是实际上却是它到目前为止仍在执行的政策造成的。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种状态不久就会转变过来。由于煤矿罢工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诺曼先生（蒙泰古·诺曼先生是英格兰银行的总裁——编者注）未来的处境也许会相当尴尬。但即使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况，只要部分地再度实行禁止对外投资的法令，也许就足够应付了。 （3）第三种方案认为我们应当把出口贸易的损失和对外投资的相应减少作为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然后把原先使用于前者的劳动力和原先使用于后者的储蓄转而用于改进国内生产的效率以及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如果回归金本位最终果能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么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此方案牵涉了许多方面的利益，在此文结束之际，我不能不加以考虑。我相信，大众生活标准的进一步提高有赖于我们对此方案的采用。 在这里我们应该再次提到麦肯纳先生。我认为他之所以主张信用扩张，其目的是想在国内工业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吸纳失业人员，在全力生产的同时，也间接地略助于出口行业。总之，他赞成第三种方案。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保护价格水平的降低或生产成本的节约是依靠信用扩张而取得的。同前几次一样，麦肯纳先生这次也是表面上对金本位的恢复所带来的影响怀有极大的信心，而实际却不是这样，他的这种做法相对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协调。 现在，在金本位的限制范围之内，这是一项非常不容易执行的政策，考虑到在煤矿罢工问题上我们仍欠着1亿英镑的债，因此这也许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如果麦肯纳先生成为可以自由发号施令的英格兰银行总裁，我相信，他可能会在保持金平价的同时大力削减失业人数。但是诺曼先生只是局限在他自己的智力范围内，我们能指望他这样做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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