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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业状况为什么日趋恶化？ 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均是适度的、健康的——均保持在处于萧条与繁荣之间的一种平稳的水平上。美国度过了一个过度繁荣的年头；印度和英国自治领也做得相当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已经不存在了或无足轻重了；德国在近6个月里领取救济金者的比例急剧下降了一半以上，目前约为4．5％，而我们却是10％。世界生产总量也许是自1914年以来最大的一年。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困难既不能归咎于世界范围的萧条，也不能归因于国内消费的缩减。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很明显，它是一个关于国内和国外相对价格的问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价格太高了。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不同意见的。 为什么出口价格那么高？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人应当为此受到责难，因为他们干得很少，拿得却很多。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劳动等级，特别是不熟练工种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如铁路部门，冗员实在太多了。但是同去年一样，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那些出口行业中，工人并不是干少拿多，那里的失业太严重了。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众所周知，英镑的货币价格在国外上涨了10％，然而它对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却没有变化。英镑的国外价格的这种改变是政府和财政大臣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出口行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是上述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 我们实行提高英镑外汇价格的政策，使它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这一政策意味着，无论我们对外出售何种东西，国外买主若以他的货币支付时，支出将增加10％，而我们若以我们的货币收取收入时，将减少10％。这也就是说，除非国外的价格有了提高，否则为了维持我们的竞争地位，我们只得把煤、铁、运输费或不论是什么的英镑价格，降低10％。由此可见，提高英镑外汇价值10％的政策造成我们出口行业的英镑收入减少10％。 如果这些出口行业在工资、运输、捐税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也同时降低10％，它们就能承受这种削价，处境也不会比以往糟糕。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既然它们所使用的、其雇员所消费的一切商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因此除非国内工业的工资和其他支出普遍下降10％，否则它们是不可能削价10％的。这样的话，相对比较薄弱的出口行业将会陷入破产境地。如果黄金本身的价值不下降，除了国内价格和工资的普遍降低以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摆脱目前的处境。因此丘吉尔先生提高英镑外汇价格10％的政策，迟早会成为一项降低工资的政策，具体来说，原先拿1镑工资的人将只能拿到18先令。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手段。现在政府面临的是如何执行自己决策的棘手任务，而这个决策本身既是危险的，又是不必要的。 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下表的数字本身就是对与一年前相比我们出口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一个充分解释（以战前为100）：
①假定的数字 表中的数据表明，在我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即，若以英镑计，则其价格的下跌与英镑汇价的贬值程度保持一定比例）一年前同在美国的以美元计的生活费用保持一致。自从那时开始，英镑的汇价上涨了10％，而我们国家生活的英镑费用和工资的英镑水平，与美国生活的美元费用相比，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已经上涨了10％。政府的这种政策造成我们在出口方面减少了10％的英镑收入，然而我们的出口实业家们必须支付像往常一样多的工资，其雇员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得不支出像以往一样多的费用。偏离均衡的趋势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以后随着汇率的提升还将逐渐地发展；引发这一现象的首先是对恢复金本位的预期，其次是金本位的恢复已成为事实，而不是英镑国内价格的提升。贸易委员会主席曾向下院明确表示，金本位的恢复对我们的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一切都好”。而财政大臣的意见却认为，金本位的恢复与煤炭业中的事态发展毫不相干，正同墨西哥湾暖流与英国煤炭业无关的情形一样。这些观点都是轻率的、未经思考的。这些部长们尽可以说，金本位的恢复是值得牺牲的，而且牺牲也是暂时的。他们也可以确切无疑地说，那些面临困境的行业，多数是因为它们自己内部的困难。当某一普遍因素发生作用时，脆弱分子会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一蹶不振。但是不能因为流行感冒只夺去了虚弱者的生命，就说它是“一切都好”，更不能说它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对人类的死亡毫无干系。 由于我们并没有从一年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所以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在那个时候，以英镑计的工资和生活费用的价格与美国基本一致，但与欧洲其他各国相比却太高了。我们的出口行业在工厂设备和劳动力方面，都存在着存货过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把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内工业上，是符合要求的，归根结蒂，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反对提高英镑国际价格的论点之一所依据的事实在于英镑在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的已有差距，由于英镑对外价格的提高，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加恶化。这种状况使我们只得转入通货紧缩时期，结果势必延缓国内资本扩张的积极势头，阻碍劳动力向国内商业的转移。英国的工资，以黄金衡量时，现在比一年前提高了15％。英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相比，显得太高了；那些国家的工人，可以接受低于我们工人30％的以金计的工资，但以实际工资衡量时，却一点没受损失。这也就难怪我们的出口贸易要陷入困境了。 我们的出口行业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们是第一个必须接受降低工资10％的要求的行业。如果每个人都同时接受同样的降低工资要求，那么生活费用将下降，因此较低的货币工资所体现的实际工资，将同以往大致相同。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响各方面工资同时下降的手段。因此，蓄意提高英镑在英国的货币价格，就意味着各个独立集团之间要互相地展开斗争，这场斗争并没有获取最终公平结果的希望，而且也无法保证较强的集团为了利益就一定不以牺牲弱者为代价。 工人阶级对于当前情况的了解程度，肯定不如内阁阁员。那些首先遭受打击的人们将面对生活标准的下降，因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不会下降，除非所有其他人也同样遭受打击，所以，这些人捍卫自己的处境是有理由的。受到货币工资降低损害的部分阶层，并没有获得保证，说在随后生活费用相应降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获得补偿；也没有保证说不会以他们的牺牲来换取其他部分阶层的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他们就一定会坚持到底，而这必然会导致一场斗争，一直到那些经济上最薄弱的分子被彻底击垮为止。 目前的事态并不是生产财富能力的下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健全的管理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平均实际工资必须下降。这是在错误指导下的货币政策的后果。 二、是什么误导了丘吉尔先生？ 第一章的论点并不是反对金本位本身的论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不打算涉及。这些论点所反对的是恢复金本位的时机，即反对在需要对我们所有货币的价值作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回归金本位。如果丘吉尔先生恢复金本位时，把黄金的价值固定在低于战前的平价水平上，或者等到我们的货币价值已经调整到战前平价水平时再恢复金本位，则这些论点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偏偏在去年春季的现实环境下实施他的主张，这简直是在自找麻烦。因为他应做的是压低货币工资和一切货币价值，但对于这件事如何进行，他却没有一点打算。 丘吉尔先生的行为也许部分是由于他缺乏本能的判断力，以至于无法防止发生错误；另外正是由于他缺乏这种判断力，使他在传统财政的一片嘈杂呼声中无法辨明真伪，失去了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专家们使他严重地误入歧途。 我认为他的专家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对于恢复英镑战前金平价引起的货币价值失调程度，我怀疑他们作了错误的估计，因为他们所注意的物价指数，与当前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是不相称的。如果你要了解英镑价格是否与汇率的提高相适应，仅仅观察利物浦的原棉价格是没有用的。这一价格肯定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因为在输入原料的情况下，它们几乎随时与国际价值的平价保持联系。但是如果由此断定码头工人或临时女工的货币工资和邮资或旅费，也随时与汇率的变化相适应，那就是缺乏常识的说法。然而，我猜想财政部的想法，也许正是如此。他们把这里的一般批发物价指数与美国相比较，不过这类指数所包含的商品，其中至少有2／3是属于国际贸易的原料品，而它们的价格必然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结果是国内价格的实际分歧，被冲淡到了只占其价值的极小一部分。这使他们相信，要弥补的偏差只有2％或3％，然而生活费用、工资水平和我们制造的出口品价格等方面的指数却显示，真正的分歧数字是10％或12％。这些指数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适用的，尤其是如果各项指数相互一致，就比批发物价指数要适用得多。 同时我还认为丘吉尔先生的专家们对于使国内价格普遍降低的这一程序在技术上的困难也过于低估，存有误解。当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把约10亿英镑的资金从大家的口袋里拿出来转到食利者的口袋里，这会使国家的债务负担增加约7．5亿英镑（这等于把从战争以来对偿债基金的辛勤贡献，一笔抹去）。这种结果的确很糟糕，但却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如果有其他途径能使其他一切货币支付同时降低10％，那么就不会有其他的不良后果。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就同战前水平相差不多。我认为，丘吉尔先生的参谋们，头脑仍停留在那种虚幻的、学究气很浓的世界里，在那里尽是报纸编辑、康利夫和通货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之流，那里的人认为，在英格兰银行的“稳健”政策引导下，必要的调整会“自动”完成的。 这些人的理论是，出口行业首先受到侵袭，出现衰退现象，同时也许会发生货币紧缩和信贷限制现象，进而这种现象会均匀地、平等地迅速渗透到整个社会。但是，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却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渗透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关于这类问题，丘吉尔先生曾要求财政部通货委员会为他提供意见。后来他在预算报告中宣称该委员会的意见“包含了一系列言之有理的论点，博取了政府的信任”。他们的论点——如果他们那些含糊、空洞的想法能被称为论点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但是他们应该说的却没有说，在这里，我用一段话来代表这些应说之话： “由于您一再宣称要恢复金本位，由此引起的预期已经使汇率有所提高，可是货币工资、生活费用和价格，却没能配合出口业的要求，没有与提高的汇率相适应。现在汇率已经过高，偏高程度约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按照金平价规定汇率，那么结果是要么国内金价提高，从而诱使国外商人支付较高的金价来购买我们的出口品；要么您只得执行某种政策，把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压低到必要程度。 “我们必须提醒您，后一种政策的执行并不是简单容易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引起失业和劳资纠纷。如果像某些人想的那样，认为实际工资在一年前已经过高，那就更糟了，因为必要工资的降低，以货币计量时，将会更大。 “把赌注放在国外金价提高这一点，很可能会成功。但这也不是绝对有把握的，您必须得为其他事态的发展变化作好准备。如果您认为金本位带来的利益的确很重大、很迫切，以至于即使因此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也在所不惜，那么事态的发展也许是这样的： “首先出现的将是出口行业的大萧条，这一点本身是有帮助的，它可以营造一种有利于削减工资的氛围。生活费用也将下降一些，这一点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很有力的论据，有利于降低工资。但是生活费用的下降不是充分的，结果除非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下降，否则出口行业不可能充分降低它们的产品价格。要知道，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不会仅仅由于不受保护行业内出现了失业而下降，因此，只有受保护行业内也出现了失业，其工资才会有所降低。信用限制将促进这一过程。通过英格兰银行实施的信用限制，您可以故意扩大失业到任何需要的程度，直到工资降低了为止。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生活费用也将下降，到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与这一过程开始以前一样。 “我们还应当提醒您——虽然这一点也许有些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如果您现在为了削减工资而公开承认您是在故意扩大失业，那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此您不得不把目前发生的一切归结为可以想像出的原因，而不能说出真正的原因。我们估计，大约在两年内，您不能在大众面前吐露一句关于事实真相的话。两年以后，或者您已经离职了，或者调整过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已经结束了。” 三、英格兰银行的政策 汇率提高以后，进口品与出口品的英镑价格都将下降。进口食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生活费用的降低。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并没有对生活费用的降低施加更多的影响。也许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部分是由于时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期望这种情形造成生活费用的进一步降低）；部分是由于当一种商品，甚至是一种进口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它的费用一般都包括了各种国内的服务费用。但是，第一章的统计表却显示，由此而出现的货币工资的某些下降事实上可以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尽管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点不容易达到。较高的汇率并不会给予我们较高的实际工资，它只是把这种恩惠给予工人，因为这种恩惠可以尽可能地随时从工人那里拿走。同时，外来品的逐渐廉价可以使我们用同样的支出购买更多的这些物品；出口品英镑价格的下降将减少出口行业的贸易额。 汇率提高的结果是促进进口，但抑制了出口，这样会使贸易余额出现不利于我们的转变。这时英格兰银行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因为若不采取对策，我们必须用黄金来偿还贸易逆差。于是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两种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一种措施是借助实施对外贷款禁令来阻碍我们惯有的对外借出，近来，对殖民地也实施贷款限制；第二种措施是使伦敦的证券利率高出纽约1％（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从而鼓励美国借给我们贷款。 这两种措施在恢复收支平衡方面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它们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效力。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实力还留有相当余地。根据商业部统计，战前我们的对外借出能力约为1．81亿英镑，按现在的价格水平计算，约等于2．81亿英镑；甚至在1923年，商业部估计我们的净剩余仍有1．02亿英镑。由于对外的新投资并不会立即带来收益，因此如果我们减少对外投资1亿英镑，则即使在出口方面出现了同额的减少时，也不至于发生缺乏偿还能力的危险。对于维持金本位这一点而言，我们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对外投资还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失业，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那些过去从事出口品生产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而且以前用那些出口品来偿还的贷款也有了同样程度的缩减，则我们的财政均衡依然安然无恙，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也不会面临黄金外流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借入者，我们仍能保持良好的信誉。通过支付相当高的利率，我们不仅能弥补一切赤字，而且银行总裁高兴的话，还可以借入任何数量的黄金，给他每周公布的报告增光添彩。 据商业部部长估算，到去年5月为止的一年里，我们的贸易账户上并没有出现实际的赤字，收支借贷大体上是相抵的。如果这一估算是准确的，则现在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赤字。此外对外投资方面的禁令也只能部分奏效。它并不能限制所有类型的对外投资，也不能防止英国投资者直接从纽约购买证券。因此，英格兰银行必须寻找其他的补救措施。我们一方面由于入超而出现贸易逆差；一方面英国投资者在禁令之下，仍然购买对外投资证券，这两方面使我们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面对这种情况，英格兰银行提高伦敦的贴现率，使其比纽约的贴现率高出不少，就可以诱使纽约的金融市场出借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资金给伦敦的金融市场，从而弥补赤字、平衡收支。而且一旦我们提高了利率去吸引纽约短期贷款市场的资金，那么即使我们不需要增加借入款，为了保留我们已有的借款，我们也必须继续保持高利率。 法国的政策是借助摩根先生（美国摩根公司的总裁）的贷款来支持汇率，对此我们曾多加指责；但是我们现在把伦敦的货币利率维持在一个足以吸引并保留来自纽约的贷款的水平上，这种政策同法国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区别。如果说我们的政策跟法国的政策确实有区别，那么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我们提高贴现率的目的不仅旨在吸引美国的资金，而且也是限制国内信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为应付失业使我们从一个借出国转变成为一个借入国，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损害极大的举措，我相信英格兰银行也是抱有这种见解的。他们不喜欢限制对外投资，也不喜欢从纽约吸收短期贷款资金。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一个喘息的时间。但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方针办事，说得含蓄些，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个喘息时间来进行所谓“基本调整”。为了达到此目的，在他们权力范围内所能进行的，只有限制信用这一个办法。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是实行金本位国家的传统政策；贸易逆差表明我们的价格太高了，使价格降低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限制信用。等药到病除之后，就没有必要再限制对外贷款或向国外借入资金。 如果用简明易懂的言语来表达，那么这一点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要降低货币工资，由此进而降低生活费用，当这个圈子绕完之后，实际工资将同以前一样高，或者相差无几。那么信用限制是在怎样的运作方法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呢？ 实际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故意扩大失业这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限制的目标就是向雇主们回收融资手段，使他们无法在现有价格和工资水平上雇佣劳动力。要使政策达到其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无限制地扩大失业，直到工人在严酷的事实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货币工资的必要降低为止。 这就是所谓的“稳健”政策，它是把英镑固定在某一金值上的鲁莽轻率行为的必然结果，然而英镑的这一金值，在用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衡量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达到。任何通情达理、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在这一政策面前畏缩不前。根据我的判断，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对此也存有这种畏缩心理。但是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又能怎么办呢？现在看起来他采取了妥协的策略。他半推半就地奉行着这种“稳健”政策；总是想避免道破事态的真相；他只是希望将来或许会有什么转机，那对他来说，是最幸运的了。 英格兰银行的工作涉及了大量的机密以及大量的不能公开的重要统计资料，因此要想确切地了解它究竟在做些什么，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已经实施的信用限制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方式部分地互相独立。首先，对新币发行实施限制，这也许会减慢货币流通的正常速度；然后在3月份提高了银行利率；接着市场利率也有所提高，接近于银行利率；最后——也是所有方式中绝对最重要的一点——英格兰银行通过某种运用资产和负债的方式，来降低各会员银行作为信用基金的可利用的现金数量。最后一点是信用限制的主要手段。由于无法获取直接的信息，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这一限制影响的最可靠反映是各会员银行的存款状况。存款趋于减少的现象表明，信用限制已经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不过，由于季节性波动以及6月底统计表中的人为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出近3个月来，信用限制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就目前的推测而言，直接限制的影响结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目前的方针策略，这种限制究竟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 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这样有限度的措施，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来失业之所以扩大，这类措施当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信用限制这种手段具有难以置信的威力，即使略微使用一下，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局势需要采取相反措施的时候。旨在强制压低工资的主动扩大失业政策，已经在部分实施中。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幸的是，官方硬是要把由错误观点所引导的政策说成是在理论上有很有据的。无论鲍尔文先生的演讲多么动情、多么真诚，没有一个部门的工人，会响应他的观点而愿意接受降低的工资。我们之所以降低工资，是迫于来自失业、罢工和雇主停工方面的压力，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却在主动地扩大失业。 英格兰银行在金本位的规定之下，不得不缩减信用。这种做法是尽职尽责的、“稳健”的。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信用的严格控制——没有人否认该银行的确是这么做的——在国家的目前情况下，必然会使失业扩大。而今天我们要重建繁荣，所需要的却是宽松的信用政策。我们需要鼓励企业家开创新企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击他们。通货紧缩并不会“自动地”缩减工资。它是通过引起失业的方法来缩减工资的。昂贵的货币，对于正在开始的繁荣，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有些人，在错误信念的引导下实施了这类政策，从而加剧了萧条。这些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四、煤炭工业的例证 以下我将利用煤炭工业的例证来说明我的上述观点。战后以来，除了鲁尔煤矿区停工期间出现过暂时的正常生产以外，整个煤炭工业一直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金本位的恢复，更主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而丘吉尔先生却正是以这些其他的原因为借口，企图编造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来证实他的所谓结论，即汇率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对煤炭工业造成丝毫的麻烦。因此，这里所挑选的例证也许会对丘吉尔先生有利，因为乍看起来，它明显不利于我的结论。 （1）在《经济学家》（出版于1925年6月27日）上，一位通讯记者写道：“在巴西，当我写作时，美国的煤炭标价为每吨8．85美元，而英国的同类产品标价为每吨39先令（合9．32美元）；美国方面的运费大约是每吨4美元，而英国则是3．76美元（合15先令9便士）。” 在这位记者写作的时候，英美两国货币的兑换率约为4.78。在今天的汇率下，英国的煤炭价格（39先令）将是9．48美元，运费则是3．83美元；而在去年6月的汇率下，煤炭价格就是8．40美元，运费则是3．40美元。 由此可见，在去年6月，我们每吨煤炭的标价低于美国45美分；而现在美国的每吨煤炭标价却低于我们63美分，而这一切仅仅是由于汇率条件的改善。在加拿大和整个南美地区，10％的汇率变动已使我们在煤炭方面的竞争地位同美国相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或者可以说，代价太高了。在欧洲，由于金本位的恢复，使英镑对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通货的汇价至少提高了10％，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金本位的恢复，那么现在的局面决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煤炭业为了恢复一年前相对于外国的有利竞争地位而被迫降低煤炭价格的话，每吨的英镑价格必须降低1先令9便士。 难道现在还能说，每吨价格下降1先令9便士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给煤炭工业造成任何困难吗？就拿矿工工资来说，它在矿主所要求的整个价格下降中占据了很大一个部分。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中，煤炭工业每吨净赚6便士；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足以使其每吨亏损3便士。 （2）除了矿区用以支撑坑道顶的支柱以外，煤炭工业几乎不消费任何国外产品。而且，工资支出构成了煤炭生产总成本中很大的一个部分。相比于国内其他行业，煤炭工业不得不以英镑的国外价格售卖其产品，而以英镑的国内价格购买所需物品。因此，提高前者而不提高后者的这种不成比例的做法，肯定会对煤炭工业造成不利的后果。 （3）上述做法不仅对煤炭工业的出口造成了直接影响，使煤炭贸易趋于不景气，而且也使那些大量使用煤炭的工业，如钢铁工业，在贸易上陷入萧条状态。 （4）对于煤炭工业来说，其本身就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目前的煤炭需求状况下，煤矿工人的数量太大了，因此煤炭工业迫切需要削减矿工的数量。然而，由于在煤炭工业内出现了局部化、地方化的趋势（例如，南约克郡的繁荣是以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整个工业实际上反而吸收了大量的新的劳力。对目前事态的发展局势，也许有几种解释。但是，唯一的可能补救措施只能是利用发展其他行业来吸纳煤炭工业的富余劳动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要条件是其他行业必须正处于繁荣扩张状态。而目前实施的信用限制政策却正好阻碍了其他行业的扩张势头，从而间接地造成了煤炭工业的困难局面。 因此，到目前为止煤炭工业存在的困难虽然也出于一些其他缘由，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正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它使煤炭工业遭受的损害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另一方面，大家认为煤炭工业前景非常黯淡也是事出有因的，这是由于它另有困难，从而已经削弱了它的抵抗能力，因此当遇到了新的困难时，它就再也没有余力去抵抗了。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煤矿业主提出建议，要求不管生活费用是否有所下降，必须降低工资以弥补亏损，也就是说，要降低矿工的生活水平。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以牺牲矿工利益为代价的建议，只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局势。可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局势的形成，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况且，也是无法控制的。 这类建议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处理经济事务方式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样的建议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虽然要求煤矿业主承担损失，似乎也同样不合理，除非以这样一个原则为依据，即承担风险的应该是资本家。如果矿工可以自由地从本行业转到其他行业，或者当他们失业或所得过少时，可以另谋他就，转变成为面包师、砖瓦匠或铁路搬运工，情愿接受低于这些行业现行的工资水平，那就成了另一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他们并不是如此自由的。就像在过去经济过渡时期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矿工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受饥饿，要么屈服于现实。屈服就意味着牺牲，而牺牲的果实却为别的阶级所得。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和竞争性工资水平的有效流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还不能肯定他们目前的处境在某些方面一定好于他们祖父那一辈。 为什么偏偏要让煤矿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工人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群懒惰、无所事事的家伙，工作不认真，工作时间也短。但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懒惰、更为无所事事呢？ 以社会公德为准则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降低矿工们的工资。他们是贾格纳特式经济的受害者。为了满足一些市参议员们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所谓的“基本调整”来跨越4．40美元与4．86美元之间“有限鸿沟”，而矿工们正是这类政策的牺牲品。为了保持金本位制的稳定，肯定还会需要他们（随后还有别人）做出“有限的牺牲”。这就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在此政策下，陷入困境的，煤矿工人是第一个，但——除非我们运气特别地好——不是最后一个。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两种经济社会理论的十字路口。第一种理论认为，应当在各阶级间，根据“公平”和“合理”的原则来确定工资。第二种理论——属于那种贾格纳特式的经济理论——则认为，工资的确定应当取决于经济压力，或者称为“严酷的事实”，认为我们庞大的经济机器应当勇往直前，在前进道路中只能顾及整体的平衡，至于对单个集团偶然造成的后果，只好置之不顾。 在金本位制下，依靠的是纯粹的时运，信赖的是“自动调整”，对于社会的细枝末节，一般是置之不顾的；而对于位于社会经济机器顶部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制度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或偶像。他们对社会细节漠不关心，对前途则抱有模糊的乐观信念，并且认为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态。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鲁莽、轻率的。从过去的情形来看，十有八九的确没有出现真正严重的事态，只是某些个人或集团受到了一点损害。我们过去所依据的经济原则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却正在迅速地与这类假设相脱离，因此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种经济原则运用到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就得冒第十次危险。这种行径简直是愚蠢透顶。 五、有没有补救办法？ 在1925年年度预算案中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我们工业发生困难的真正根源，除非改变目前的政策方针，否则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新建议。不过可供政府采用的仍然有几种办法，其中某些办法相比于其他而言，更为可取一些。 一种办法是继续大力实施所谓“稳健”政策，目的在于在传统的方式下进行“基本调整”，为此需要进一步限制信用，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在秋季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这样，通过扩大失业以及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武器，来压低货币工资。主张这一办法的人们坚信，当这一过程结束之时，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从而使实际平均工资仍然恢复到以前水平。这一政策如果得以贯彻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取得成就的；虽然由于它引起的变化不是均等的，比较强有力的集团会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而获取利益，因此将遗留许多不公平问题。在利用经济压力的方式下，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比较脆弱的行业，它们的工资本来就很低，结果将使不同行业集团之间现有的工资差距趋于扩大。 问题在于公众舆论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将容许它进展到何种程度。尽管通货委员会的成员，在扩大失业问题上，自有一套理由来加以支持，然而要由政府公开承认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影响却有可能不被觉察。通货紧缩即使起端甚微，一旦开始以后，便具有过程中的累积性效果。如果企业界内普遍出现了悲观预期心理，货币流通速度将放慢，这时银行不必提高银行利率，也不必降低其存款，通货紧缩仍然会进一步发生作用。由于公众通常所了解的，只是某些个别起因而不是一般的实质性起因，因此会把萧条现象归因于各种具体因素，如劳资纠纷，因为它往往伴随萧条而发生，如道威斯计划、中国、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关税、高税率，总之除却一般货币政策以外的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情况，然而正是这类政策导致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演变。 此外，这一政策并不一定非要在轮廓分明的方式下进行。英格兰银行可以暗地里偷偷地实行信用限制，而鲍尔文先生（在我们的爱戴下，他已经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原有的地位）方面则相机行事，以社会慈善的名义对信用限制所造成的后果加以缓和，提出一系列其实并不合理的补助办法。鲍尔文“女王”的仁慈心肠可以使我们忍住心中的怒火，而这种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勾当却在幕后继续进行。由于预算的限制，这类补助在数额上决不会很大。最终，除非社会出现了剧变，否则“基本调整”将如期实现。 有些人也许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向处之泰然，而我却不会这样。这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社会收入的巨大损失，而且当它结束之后，还会残留许多不公道的社会问题。但世事是难以预料的，意外的情况也许可能出现，而我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正是寄托于这种可能性之上。它使我想到了另一种补救办法。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促使所希望的事情实现呢？ 在目前的局势下，有两点可以转变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个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如果国外的黄金价格下降，那么就无须使这里的工资水平作出任何重大变动。另一个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如果生活费用首先跌落，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要求工人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因为到那时情况非常明显，降低工资的意图并不是为了降低实际工资。 最初宣布恢复金本位的时候，许多权威人士认为我们把前途寄托在美国价格的提高上。然而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促使美国价格稳定，而不是促使它上涨。事实在于伦敦的利率较高，从而美国的银行愿意向伦敦出借资金，因此造成纽约的利率比不存在这一情况时为高，使世界市场的残余黄金剩余，不流向纽约而流向伦敦。由此可见，我们的政策正好解除了纽约在低息贷款和额外黄金存量方面的压力，否则，这些压力会迫使那里的价格上涨。伦敦与纽约两地利率之间存在的不正常差异，甚至使金本位不能按照其规律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正常原则，当A的商品价格高于B时，黄金将由A流向B，从而使A的价格趋于下降，而B的价格趋于上涨，最终B的价格上涨趋势与A的价格下降趋势将在中途会合。 目前，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却阻止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建议，应该采取相反的政策方针，不妨降低银行利率，停止实行信用限制。如果由于实施这一措施，使现在威胁伦敦金融市场的“有害的”美国货币开始返流美国，我们不妨用黄金来偿还，或者，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存放于纽约的美元贷款准备金来偿还。在我看来，相对较为可取的是使用黄金，因为所需费用较低，而且黄金的实际流动，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我们在黄金库存方面的规定，使黄金存量的3／4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如果能把此规定修改一下，我们就可以减少6000万或7000万英镑的黄金存量，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然而它却会使其他国家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做法将使我们在美国有一笔随时可以动用的收支余额。试问，为了买进这些无用的固定黄金而支付4.5厘的利息，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除非英格兰银行放弃信用限制政策，利用其他资产，例如国库券，来取代黄金，否则这样大规模的黄金流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放弃利用经济压力和主动扩大失业的方法，来实现基本调整。但是，这一政策本身也许就会引起众多批评，认为此举把前途过多地寄托在对美国价格上涨的预期上。 为了应付这一点，我建议鲍尔文先生应面对现实，本着以下方针，开诚布公地同工会领导人合作。 内阁阁员们总是佯称现在的工资下降趋势与货币价值毫无关系，只要他们抱有这样的态度，工人阶级自然会把政府政策看作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如果财政大臣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货币政策与工资降低无关，就同墨西哥湾暖流与工资降低无关的情形一样，那么可以断定，目前降低工资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一次攻击。只有当政府当局承认的确存在我在这几篇里所指出的病源时，他们才能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础上，获取工会领导人的合作。 只要政府当局承认当前问题主要是货币问题，他们就可以对工人这样说： “这并不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的含义是货币工资必须降低10％，但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当调整过程结束之后，生活费用也将降低10％。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将不会有多大的下降。要降低货币工资，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使用经济压力，通过限制信用来扩大失业，直到工资被迫降低时为止。这是一种可恶的、有害的方法，因为它对强者和弱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均等的，而且在进行中难免要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无谓损耗。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协议，实行同一标准的工资降低，但前提必须是，让工人明白协议后的实际平均工资同本年第一季度相比，不会有任何降低。实际困难在于货币工资与生活费用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只有货币工资下降以后，生活费用才会下降。因此为了降低生活费用，必须首先降低货币工资。因此我们不妨在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整个就业范围内，货币工资一律降低（比方说）5％。如果经过一段时期，生活费用并没有下降，因而使工资的降低得不到补偿，则工资降低的办法就宣告无效——我们能否在这一尝试上达成一致协议呢？” 如果鲍尔文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工会领导人也许会立即询问，除工资外，关于其他货币支出，如租金、利润和利息，他准备如何处理。关于租金和利润，他可以这样回答，它们都不是根据货币确定的，因此以货币计量时，将随着价格逐步降低。不过令人头痛的是，租金和利润，同工资一样，富有粘性，下降的速度也许不会十分迅速，从而不能充分有助于整个转变的完成。至于债券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他却无法答复。因为降低价格的任何政策，归根到底总是有利于食利者，而损害社会其他人的利益。通货紧缩的这一结果，根源于我们现存的货币契约制度。总之，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应付工人方面的反对。目前也许只有一种粗略但却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对就业以外的一切收入征收附加所得税，每英镑征收1先令，直到实际工资恢复到以前水平时为止。 这种期望主动自愿地全面降低工资的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依我之见，我宁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外价格提高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现有的政策应当有所改变。此外，我从米德兰银行7月份的《每月评论》获悉，该行高层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所有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难以避免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采取的有关主动改变货币价值的任何计划，总会引起以公道和合适名义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建议只能缓解由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但无法消除错误本身。有些悲观人士认为受到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有货币工资，而且还有实际工资水平，对这些人来说，这些建议是不会得到赞同的。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利用紧缩信用的手段来主动扩大失业，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人和某些行业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强制性调整；但由于一些其他原因，这时恰恰需要放宽信用。我之所以提到上述这些建议，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举国上下知道现在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政策，是决不会答应的。 附录 一、英国黄金储备的现状 1925年7月15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存量接近于1．62亿英镑。银行纸钞和通货金票的有效流通总量约为3·87亿英镑。为了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持有价值1．2亿英镑的黄金存量。因此，我们可用于出口的自由黄金存量，只有4200万英镑，也就是总体的1／4左右。而且由于我们不可能太接近于法定最低点，实际上可以自由支配的黄金数量大约只有原定的1／2，即2200万英镑左右。我们库存的1．2亿英镑的黄金仅仅是满足了法律规定的要求，但就其他目的而言，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二、关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英镑价格上涨的说明 人们通常认为，金本位的恢复是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有鉴于此，我列举了自去年6月以来各主要金本位国家的英镑价格的变化情况（见下页表）： 自1924年6月以来英镑价格上涨的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印度和阿根廷国内的英镑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这种与总体趋势相反的价格运动能够提高这两个国家作为消费者的购买力，但从根本上说，并无多大的帮助，因为它们都不是世界工业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上表还表明，去年的汇率变动使我们的工业竞争地位进一步恶化，与主要对手相比，竞争力下降了12％，甚至更多。由此可见，我在本文中列举的10％，还是对目前情况的一个低估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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