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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的资金不是私人的财产，要全部投入事业。 经营事业，当然需要追求利益，至于私益与公益的关系应该怎样去想呢？一项事业如果是必要的，社会对它就有所要求，希望它越发展越大，也就是要求的更多，因此就需要资金。这些资金的筹措有两种：一是以利益的型态筹措；二是以借贷型态筹措。如以借贷型态来筹措资金，不能认为是健全的经营，所以应该以利益型态来筹措资金。本质上，因为这个公司所做的工作对我们有效果，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再扩大。扩大便要资金，所以以利益的型态提供资金；因此，本质上不能把这钱当作是自己的。公司为了增加生产需要资金，这资金是以利益的型态由他人提供，所以本质上应该认清在事业不做的时候，资金是该还给人家的。 松下先生认为这种想法是能够成立的，事业不做就不需要资金，自己能温饱就可以了。要做事业才要资金，所以集来的资金不能视为私人之物，要全部投入事业、扩大事业，使之能贡献社会。 大众参加企业，不论是对企业本身，或社会团体，都是利多弊少。 今天，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企业，各依社会的需要而生存。可是随着时代潮流，各种企业都逐渐扩大规模，而产生很多大企业。 这些大企业都是股份公司的组织，而股份都是大众所共有。二次大战以前，有所谓“财阀”，股份由少数的人占有。现在欧洲也还有相当大的企业由个人或家族来经营。 可是现在的日本，个人想在大企业中独占股份，几乎不可能。因为所得税法修正后，个人所得税的累积税率很高，一个人虽然赚了很多钱，可是一大半都变成了税金，因此不能象以前的日本或现在的欧洲，个人能拥有很大的财富。 个人创设的公司想扩大规模的时候，个人的资金已经无法应付，不得不引进外来的资金；所以事业愈扩大，个人的股份反而愈减少。现在大企业创办人持有的股份能占百分之一已经很好了。“住友”、“三并”等财阀系统的大企业，原老板持有的股份已经等于零，现任董事长的股份也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往日相比。 现在所有大企业都从以前那种由特定个人占有的形式脱胎变为以大众为基础的近代式股份公司组织了。也就是说从独占资本转移为大众资本，这是很好的现象。 大众成了股东以后，对自己出资的公司会很关心，时时提供意见，加以督促勉励；这样，公司的发展就更加迅速了。公司发达、利润增加，而这些利润又以各种方式分配给股东，如此良性循环……所以说大众参加企业，无论是对企业本身或是社会团体都是利多弊少。 可是最近这种大众股东的持有股份越来越少，而所谓“法人”股东占的股份却越来越多；大众股东持有股份的比率，到了今年三月已经跌破百分之三十的大关。虽然“法人企业”也是以大众为基础，但是这种情形，毕竟不是好现象，应该想办法改善才好。 以自由化的经营方式，突破区域性的限制和增加国际性竞争的能力。 对资本自由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意见。可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国民的幸福，进而关系到世界繁荣的观点来看，基本上，资本的自由化是件极重要的事项。也就是说自由化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由不限于经济界。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是有弹性的活动。在广泛的被认识以后，才有创造、发展的可能。换句话说，处在自由之下，才可作真实、正确的竞争。这也是基于人类本性是追求繁荣与发展的原理。 举例来说，如果现在在日本的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之间，限制资本的移动，那么结果如何呢？假如，东京有一家公司，想在九州建立一座工厂，但是九州的经营者会以怕受到压迫为借口，限制开设这个工厂。如此各企业和地域间的发展，也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要突破这个限制，就惟有自由才能做到了。今日的日本企业能不受限制地急速发展，正是因为自由经营的活动所促成的。 对于自由化的体制，并不是十分完整和妥善的，所以政府应给予辅导。延期之年的自由化计划，或许就是因为政府认为有予以指导的必要。自由化既是繁荣的主要条件，而且也是时势所趋必须推行的事项，经过一定时间后，必须毅然决定如期实施，所以在一定期间内，各企业应培养国际性竞争的能力与实力。政府方面，也要提出强而有力的援助和指导。并欢迎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同时促使企业之间的共存共荣，也使日本的企业能扩展到国外，并受到各国企业界的欢迎，而与世界各地的企业同享共存共荣的成果。 资金方面也需要“水坝式的经营”来调节，必要时提出来用，不需要时蓄存起来，这样不断地调节，才能有安定的经营。观看日本，几乎可说都没有资金水库可言，水库都是空空的，就象久旱的农民祈求早降甘霖一样，向银行要求货款，但银行又会说他们的水库存量不多，所以很难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为了增加资金，只好将产品降价求售，完全忽视了适当的利润。所以没有资金水库的经营，可以说并不是好现象。讲到战前的情形，当时银行是不轻易把钱贷放的，要经过严格的调查，或有不动产的抵押才能借贷，也就是非常注意安全性。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当时常发生银行挤兑事件。所以银行也很为难，如果经营稍微马虎，或随便借贷给不健全的企业，一传出去，马上会有挤兑的情形发生。所以要放款时，就谨慎再谨慎地调查。当时的银行绝不超贷的，有了一亿的存款，只会贷放八千万，其余两千万当预备金寄存在银行内，这是很坚实的经营法。 在那样的时代，松下先生就考虑到从银行多借一点钱，以自己的名义再寄存银行。今日的银行为了安全起见，常在贷款时或支票贴现时，要求三成款暂存银行。当时是没有这种规定的，因为不容易贷放所以也没有这种必要，可是松下先生在当时就做了象现在积存银行的事。他说： “我准备做某某种事业，请贷放三百万元给我。” “哦，如果是这种情形那很好，我们乐意放款。” “谢谢你，但这资金我不是一次使用，所以贷出之后暂时存在你们行里，等公司需要时再领出来用。” 就这样把资金存在银行，这当然不是受银行之托而存，而是他自动自发的。为何这样做？因为要用钱时再临时跑银行去借贷，既费时又费力，何况如果那时请求贷放被拒，那事情不就变糟了？所以这样做，随时都可以领出来使用，就是事先多贷一点，又暂时存入银行。 有人会说这样做不是多花利息，那不是损失吗？的确是如此，虽然是损失利息，但把它当做是为保存企业资金安全的保险费；松下先生一直这样做，所以战前他从来没为资金的问题伤过脑筋。银行方面也认为是你自己自动要存款的，对银行有利，何乐而不为？松下先生很早就用这种方法，这不就象是一种资金的水库吗。 象设备与资金都需要水库一样，货品的库存方面也该考虑水库的问题。最近各企业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吗？不得已而成为库存的是有，但总是认为存下来会麻烦，尽量要想办法卖出去，而成为廉价竞争，这就变成了恶性竞争而互相伤害。如果把存贷想成放入水库存起来，又何必廉价出售？在适当的时期卖出就好了。有否考虑这种水库，对经营的安全度就会相差很多。 在谈到“水坝经营法”中，谈到了设备、资金、库存三种水库问题，其他还有很多问题存在。关键是，今后如何去考虑这些问题，使经营法有很大的改变。如果大家能对“水坝经营法”有正确的认识，就可从今天忙了大半天得不到利益的不安定状态，渐渐移向健全而高利润的经营状态。 当然，这种“水坝经营法”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为了确保正当的利润，安稳地经营下去，并求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一定要断然实行下去。象今天这样没有水库，让水任意地流失，资金与设备随便使用，必要的库存也任意卖掉，那是绝不会有适当的利润，经营也不会安定的。不但不能对社会繁荣有所贡献，反而妨碍了社会的繁荣。 应该在经营方面发挥“水坝经营法”的想法，期求企业的安定与成长。不知道美国他们的经营是否在“水坝经营法”的意识下进行，不过他们确实经常是开动设备的八成，而很成功地得到一定的利润，我们应该承认人家的优点，慢慢地走向这方向。企业不论大小、种类，这一点可说是共同的问题，不仅各企业、各行业，甚而全经济界都应该如此。虽然已有很多公司强力地推进这种“水坝经营法”，但是以全国整体而言，这种思想还应该有更大的推广。 为了做生意才订预算，不是为了预算才做生意，所以要有变通的弹性。 一个国家的营运从财政方面来看，许多政策都是按照编定的预算实施。也就是说把国民缴纳的税金分配到各个省政机关去办事。而这些预算必须由议会承认，也就是由议会代表国民承认这些编列。在实施政策时，要以预算的范围为准则，不能有超出的情形。 在日本的买卖里，也有很多人同样在预算范围内经营生意。正因如此，公司和商店的营运才能顺利进行，并很有效率地展现成果。总之，在计划的预算范围内做买卖是最理想的。其次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做买卖时，就象活生生的东西一样，并不是死死的依照预算才能做买卖。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才订预算，而不是为了预算才去做买卖。 对于政府机关而言，若在国民承诺的税金总额以上，要求再增加款项，是可以用“没有此项预算”来拒绝这项支出的。除了遇到战争的非常时期，政府机关会编列特别预算来应急。而商业买卖可说天天都在战争；因此，以没有预算为借口来拖延必要的措施是不容许的。 这些事大家都非常清楚，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犯这种错误。一宣布没有业务推广预算，就等于是在终止与顾客的交流，必要的广告来源也被扼杀了。 而顾客看不到这家公司业务推展活动，就可能到别家去购买他们的需要品。 在预算的范围内做买卖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可向外贷款来增加预算，这才算活用做生意的方法。松下的经营太完善了，连给他贷款的银行，都要向他学习。 目前经济不景气，资金短缺，以致生产不顺利，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顺利经营公司实在不容易。这一点银行也很清楚。偏偏在这个时候，松下公司必须考虑向银行借款；而借款的第一个条件，必须银行或社会认定松下电器公司是一个值得信用的公司。无论产品的品质、生产数量、公司营运、员工旺盛的工作意愿等，都必须是令人放心的公司，银行才愿考虑。所以松下公司首先必须痛加反省：生产是否逐渐增加？勤怠情形如何？为了公司，员工是否拼命努力？对顾客的服务态度如何？等等。 这一切，松下公司在战前都已做到。全国多数的代理商、经销商，也都能把握松下经营方针的精神，努力推销松下产品。另外，与协力厂商的关系也非常容洽，无论在经营管理或价格合理化方面，双方都能朝一致目标前进。 公司内部也对所谓经营精神、作业精神之类的精神教育非常注重，使每位员工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旺盛的工作精神。这一方面，松下公司做得很成功。 上述这种经营态度，也给银行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因此对松下的借款申请，连一次都没有回绝过。“松下的经营太完善了，我们应从银行的立场来学习松下方针。”这就是战败前松下的情形。 今天固然可将公司经营不善，归咎于战败后一片混乱的影响，但是本公司情况不理想的责任在哪里？经营者本身有责任，各位员工也有责任，战败的事实也是一个因素。这样下去，要获得银行信用恐怕很难，而目前却有赖于银行的贷款。所以，必须尽快把松下带回从前那种生气蓬勃的状态，以此做为礼物，申请贷款。松下兴亡在此一举。 在资金调度困难的时代，企业要对自己的实力，做客观、严厉的评估，如此才能提高企业信用。 最近因为银行吃紧，各种行业的资金调度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想向银行借钱，但银行本身都没有钱，怎么能借给你？这种时期想借钱谈何容易？可是松下无论什么时候向银行开口，还没有被拒绝过。 也许你会说：“松下电器是大公司，银行当然放心你呀。”对，如果是现在或许有可能。可是从个人小企业开始，包括家庭工厂时代，五十五年来向银行借钱都有落空。 这和历任银行的负责人都很明智也许有关系；但是松下先生一直认为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都应该借到才对。为什么呢？银行是靠放款赚钱的呀！存款是生意，贷款当然也是生意，所以无论是存款或是借款，都应该受到同样待遇才对。当然他们不会无条件借给你，那么应该怎么借呢？ 松下的经验是这样，当松下需要借钱的时候，就先对自己及公司的实力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了解自己的实力就可以知道什么程度的贷款银行会答应。假定自我评估的实力是一百万元，你千万不要借一百万元，如果是八十万元，保证一定答应借给你；甚至有时还会问你这样够不够？ 松下始终遵守这个信条，所以借钱一次也没有落空。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定你有一百五十万元的实力，而想借一百五十万元，可是银行对你的评估都会比较低，可能认为只有一百二十万元，他们怎么会答应借给你呢？有人明知想借的数目高一点，仍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以为万一被拒绝也没有什么损失。其实不然，有了这样的前科，银行对你就会有一种不信任感，你的信用也会大打折扣了。这时，不管你再怎么把自我评估的实力降低，他们也不会相信了。松下向银行借钱，金额一定比自己的实力低；银行也有信心，信用也一天比一天好，结果每一次借钱都能够借到。 最近银行越来越紧，这种做法不一定完全行得通；可是处在这个资金调度极端困难的时代，实行严厉的自我评价，渐渐提高信用，不是更重要吗？ 企业向银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其对社会的服务。松下先生曾谈到他向银行借钱，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在这里，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段插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松下公司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了。过去曾经向银行借过十万元或二十万元的资金，到期都能按时归还，并向他们说明这一笔贷款的使用经过。这一次为了扩大事业，需要二百万元的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是松下先生去找银行经理商量。经理说：“很好啊，看贵公司过去的表现，信用非常好。这一次我也很想借给你，不过金额超出了我能裁决的权限，趁这个机会我介绍您去见敝行的高级人员，能不能麻烦您去向他们说明一下？”他是好意的。 不过，当时松下先生的回答是：“经理，那样不好。”他听了一时愣住了，忙问：“为什么？”松下先生说：“见了贵行的高级人员也不过重复刚才向您讲的话。如果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倒无所谓，不然我想没有必要去找他，由您传达也是一样。”经理听了好象很为难，可是最后还是答应：“好吧，我去传达您的意思。”结果，二百万元还是借到了。 通常，为了借款的事，经理好意要介绍你去见他们的高级人员，一般人都会顺口答应说：“那就麻烦您了。”可是松下先生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认为： 经营企业不完全是为自己，一半是为了社会。具体地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需要电器用具；公司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才想建设工厂来制造这些东西。为了顺利建厂，正当的、该做的，都义不容辞去做；可是若超出这范围，要委屈自己，低声下气去求人家，松下先生认为不必要。心里时常要有这样的想法：“我做的是半社会服务工作，借钱是要建设工厂，生产大众需要的物品，提高生活水准。若是银行不肯借，就将计划搁下，暂时不做就是了。”所以对银行经理的好意，他也能理直气壮地说：“为了重述同样的话，是不必去见高级人员的。你们认为可以，就借；不可以，就不借，都没有关系。”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而言之，松下先生是以这种态度来经营公司的。这种想法加上正确的自我评估，相信不会有借钱被拒绝的事情。 在政府的各种保护政策及支援制度下，仍要建立自主经营的精神和观念。 那是松下创业不到十年的事。一九二七年发生了所谓“金融恐慌”，使银行陆续陷入止付关闭的状态。当时与松下来往的是五大银行之一的“十五银行”，一般都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谁知道有一天早上，报纸上刊登着“十五银行止付”的消息，才知道糟了，可是来不及了。松下大约有三万五千元存在那里，却一元也提不出来了。还好，两个多月前就与住友银行来往，靠它的帮助，松下才勉强度过难关，却也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如今，这种事情想都想不到了。可是从前即使是银行，也会有周转不灵而倒闭的事情发生，何况是一般企业机构。那时还没有“公司更生法”的保护，凡是组织不健全的、该倒的统统倒了，是一个标准的残酷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非常干脆的社会。 现在有了公司更生法，提供了很多复苏的途径。而且银行、母公司等也会多方设法，帮助你度过难关，以免倒闭。公司的倒闭，对员工、来往厂商、消费大众以及社会当然都有很大的影响。公司愈大，影响也愈显著。在前述的金融恐慌，由于银行止付而失去毕生积蓄以致自杀的人不少，无法调动资金而被迫倒闭的企业机构也很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政府各界都多方面配合，想办法伸出援助之手，避免发生倒闭，实在是必要的措施。只是近年来的做法，似乎有些过火。从前是要垮的，都顺其自然任它垮，没有人会搭救。如今却又同情过度，以致自主责任营运的观念渐渐淡薄，造成很多依赖性特强的“大少爷”式经营者。 在有各种防范措施的情形下，每一个月竟然还有大约一千个倒闭案件发生。这一方面是反应不景气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显示自主责任营运的价值观念日渐淡薄。松下先生不认为从前那种放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是好的。但也不否认，只有在那种环境中，才能不知不觉地磨练出真正的经营者。 从这一个观点看，这一次的不景气是给经营者一个最好的锻炼机会。趁这个机会将公司的状况，经营方法等重新检讨一番，相信不是没有意义的。 贷款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不得已作法；安定期应用自己的资金做生意才会成功。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大家充满了新希望迈向新的一年。可是放眼日本的经济，好象不是太乐观，当然有些例外，不过大体说来经济好象正趋向恶化。面对这种事态，新内阁正在大伤脑筋，探讨恶化的原因，研究如何解决。不仅是政府，国民也有很多地方应该自肃与反省。 原因当然很复杂，可是追根求源地说，日本各企业没有培养强烈的自主独立精神，实为其主要原因。更具体地说，症结在于：企业应该是依靠自己的资金来经营，可是大家都没有坚持这个原则，一再地贷款，依靠贷款来扩展事业。 这点是与许多先进国家相比之下，日本所有的情形。它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就是那次凄惨的“战败”。战败当时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想重建没有资金，不得已，大家互相提供“信用”，也就是支票，互相承认它。 大家都缺少资金，可是互相容许用“信用”而活动，终于产生让世人吃惊的经济成长。单以这过程来看，日本依赖支票重建国家的步骤是相当成功的，这样的应变之道也是对的。可是，重要的是这到底只是非常时期不得已的作法，是因为战败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随着复兴，一切上了轨道，经济活动也趋正常化，这些信用膨胀应该渐渐地缩小才行。 非常时期有非常时期的措施，安定期有安定期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随着复兴的进展，应该慢慢缩小全凭信用的程度；政府该作这样的指导，国民也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事实又是如何呢？不但不缩小，反而继续地膨胀，经济复兴与发展虽已到今日的地步，却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成为贷款公司，公司财务的脆弱令人担忧。 工厂设备都很新，技术也很优秀，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就因为自有资金的比例太低，好象成了靠贷款而成立的公司，这种情形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在美国用支票交易的商业行为几乎可以说没有，因此各企业都得健全地发展。 德国也与日本一样，战败受到毁灭的打击，可是他们主张“自力经营”；即用自有资金来经营，有多少资本就作多少的事业。所以同样是呈现经济发展，但内容却与日本非常不同。借款增加，造成更严重的周转不灵，使倒闭连连发生。 最近常听到倒闭的事。倒闭的案件一天比一天多，尤其是负债额的增加相当引人注目。这虽然与大企业的倒闭有关，但借款增加才是主要原因。借款增加，就造成更多的周转不灵而倒闭。 松下先生从前就主张不能靠借钱来经营事业，必须用自己的资金，以自立自主的方式来经营。借钱经营，在精神上容易松懈，企业的体质也弱，以致银行稍微吃紧，就容易恶化而倒闭。而且借款的数目都很大，更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家公司倒闭了，许多公司跟着倒闭。 不但如此，借款政策会带来不踏实的事业扩张，而使经济过度膨胀；结果物价飞涨，各种弊端跟着发生。日本的现状就是最好的说明。借钱还有一个弊害，就是没有钱的、规模小的借不到；有钱的、规模大的可能借到很多，于是造成资本的畸形流动。 用“万恶的根源”来形容借钱经营、借钱政策，应该当之无愧。如果每一个公司都不靠借钱，完全以自己的资金为主体经营，相信企业本身的体质就会更坚实，经济也会走向安定成长的道路，物价的上涨也会缓和，情形不是比现在更好吗？当然，借钱经营也有它不得已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因战争失去了大量的物资，钱也没有了，几乎是一无所有。经济的复兴，国土的重建，想用自己资金来做，哪有可能？都是互相提供信用，靠借钱来经营事业，从事经济建设的。 所以，战争刚结束的那一段时期，借钱经营是不得已的。不过这种权宜措施只允许非常时期采用，平常应该改走正道。换句话说，借钱政策在经济复兴告一段落时，应该立刻改过来；该改而不改，一直拖到现在，才造成了今天的问题。借钱经营一直延续下去，企业以及日本经济都不可能有健全的发展。现在正是改为以自己资金为中心，自立自主经营最好的时机。但愿负责经营的经济人都有这种认识，政府方面也应该做强有力的辅导。 银行紧缩带来的信用膨胀，会导致金融的紊乱。 通常为了防止景气过热现象，政府往往采取限制银行政策。最近也采取了这种政策，可是经济界为应付或弥补这种情形，就把支付贷款的期限延长，来对抗政府的限制银行政策。一年来支付支票的期限一再地延长，因此资金回收就延长了，这种情况能健全吗？ 政府的用意绝不在此，限制银行是要稳定人心，使企业经营能安定巩固。换句话说就是要去掉企业体的赘肉，消除水肿现象，改善企业的体质，使其健康强壮，这是政策的目的所在。事实却反其道而行。由于银行抽紧，企业界的资金就紧 了，应该想办法减少库存量，或加速贷款的回收。这样做的话，任务当然很艰巨，但经济才会往健全的方向发展。当然，事实上如此做的企业也很多，但如以整个情形来看则并非如此，手头一紧就把九十天的支票延为九十五天，或一百天，尽量想延后付款；结果等于一方面抽紧，一方面却放松，这是今日的情形，说来也真是奇怪。 伪造纸币是扰乱国家金融的重大犯罪，是会被判刑的。日本货币的数量是由日本银行来控制的，按照经济界的实际需要来调节，订定一个目标如五千亿元或一兆元来发行钞票，限制银行就是根据需要来操作的。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日本的通货只有日本银行发行的钞票，那就会发生很大的功效，但经济界却有代替日币的所谓私制纸币在公然横行。这种纸币虽然是私制，但却并不构成犯罪。它不是伪造的纸币，那它是什么？就是支票。支票是经济界很奇怪的产物。 不以信用做基础的支票，大量流通，会造成企业界的混乱。 说支票是私制的纸币，也许有人会责骂，但这却是事实。支票当然不能象日币那样通用，但事实上很多企业都用支票来购买东西。没有现金，只要开一张支票，盖上董事长的印章就能发挥日币的功能，可以买到东西。 这就是日本的实情。一方面政府努力地扼制纸币的发行，另一方面私制的纸币——支票又一直在乱发行。 而且最初支票是以三个月为期，今天它已普遍延长到一百二十天，甚至一百六十天；更有所谓“台风型支票”——二百一十天的，又有所谓“分娩型支票”——三百天的也出笼子。日币的发行是有限制的，可是对这种支票的签发，法律上并没有任何限制；不管政府如何推行金融政策，如果放任这种支票乱发，经济界可以说绝不可能安定的。对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政府好象仍未把它当成一个大问题。 前些日子报纸上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州一家资金一千万元的公司负债四十亿元而倒闭，大部分的负债都是乱开的空头支票，也就是乱发的纸币。一家倒闭连锁地倒了二十家、三十家，其他人都受到连累。 就算没有这样严重，但是类似这种情形的案子在日本国内随时随地可见，倒闭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开出了公司资本外几十倍的支票。 以长期性支票做生意的恶习，将无法支撑远景的经济发展。 今天日本有几万家准“日本银行”，都在无限制地发行“准日币”。真正的“日本银行”在日本仅有一家，但是现在假定有三万家公司，就可以说有三万家准日本银行在发行等于日币的私制纸币。这些“准银行”中，大者发行百亿元，小者发行一两千万元，辗转流通于市面上，政府对此也未加限制，想起来实在可怕。 这样的结果，就会出现散漫的经营，政府金融政策的目的就徒劳无功，等于画饼充饥了。 迎接新年，大家应该互相承认这种事实，咬紧牙关，重整旗鼓，勇敢地向特殊的经济界风潮挑战，才能使日本经济脱困而出。 当然这是不能一蹴而成的，而且一下子做也会引起混乱。只是认清、觉悟这确实是一种恶习，抱着逐步改革它的决心，这是绝对必要的。 日本经济界所面临的事实，不用说是政府，也希望所有国民对此有所了解，实在不可再放任这种现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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