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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认为，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中庸之道并非松下的独创，中庸之道素来是中国古代儒家推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 对于中庸，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就是说，中庸一要不偏不倚，二要无过无不及，控制好合适的程度。松下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法显然是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吻合的，他抓住了中庸的主要内涵。 中庸之道何以受到人们的推崇？我们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非经过人们的艰苦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注意与人为善，以诚、以宽、以礼待人。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决不偏听偏信，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而正道只有一条，定理只有一个。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松下曾特别留意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地的纷争不断。近六七十年来，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确实可以看到惊人进步的痕迹。但在另一方面，因为互相冲突对立，多少人遭到惨死，这也是以前所未有的事情。 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二次大战的伤亡人数，据说已经超过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其间因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和暴动，又使多少人流血牺牲，更难以想象。更可怕的是，世界各国正竟相研究制造大量屠杀武器。 一九四五年春天，松下因公到东京的前一夜，东京刚遭大轰炸。举目尽是凹扭的钢筋，冒烟的残柱、瓦砾、焦土，而且，遍地横尸。战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残忍的事呢？眼见这种惨绝人寰的情景，松下沉思良久。 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安和乐利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丝毫不见解决迹象，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原始的蛮荒时代，还可以理解，但在这种现代文明社会中怎么也会出现呢？ 松下认为，原因之一，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 也可以说物质与精神两面的进步，并不一致。不管物质文明如何进步，如果精神涵养无法跟上，则问题便源源而起。在过去六七十年间宗教有之、道德有之、自由主义有之、社会主义有之，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尽管如此，冲突磨擦，照样层出不穷，实在是全世界人心的危机。我们对精神上的落后，必须作切实反省，我们已到了人类发展关键性的转换期。 俗话说“历史会重演”，我们都不希望人类的争斗会重演，而且我们也可以避免历史的重演。 为此，松下提出中庸之道以解决人类的诸多纷争。中庸之道在许久之前，就被先哲们提倡。为什么需要中庸之道呢？松下认为，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因此，要订定正确的生存目标，也非常困难。古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近来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但仔细一想，古时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尊贵，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善的环境，街道整洁也会小心维持。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 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乃是要互相尊重，共同繁荣。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 松下指出，“中庸”不是将两者相加除以二，而是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目前世界上更多的是左右两派势力的冲突。因此有许多学者主张：要解决这种事态，最好多学习东方的“中庸之道”。 事实显示，左右极端对立，便会演变出各种事端。这或许可以视为一种进步的过程，然而事实上，由此所产生的损害或不幸是非常大的。所以，左右尖锐对立、争闹不已，未必是好事。 松下觉得还是不要拘泥或偏执于一种事物，而要寻出一条适当的路才好。自古说“过犹不及”，再好的一件事，倘若太过拘泥，则会产生弊害。以人的欲望来说，任其为所欲为固然不可以，过分压抑，也会使人痛苦，所以，适度的满足，才能使人幸福。政治也是一样，过分严格地限制，国民会感到压迫，太放松又会使社会上增多坏人，秩序大乱。 因此，我们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据此，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政治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可惜今天尽管各方面都在阐述中庸之道，却依然到处进行激烈地争斗，这可能是口头上提倡者多，实际行动者少的缘故。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松下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日本今后必须重视如何加强国家的综合性力量。不过这种力量还是要以“德”为支柱，因此，今后的日本应该朝向“精神大国”的道路走。 每一个国民都有健全的心理，朝气蓬勃地勤奋于每日的工作，创造精神与物质都富足的生活，并进而能积极为整个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国家及全体国民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 战后，日本的物资极为缺乏，因此大家一心一意地追求物质方面的改进，终于在经济方面有了高度的成长，甚至可称为“经济大国”；但另一方面，大家却忽略了充实精神生活，结果，社会上反复地产生无谓的对立或纷争混乱的局面，甚至遗弃孩子、放火杀人及其他的犯罪行为不断地发生。但很多人不仅不惊恐，还漠不关心。松下觉得，今后每个日本人都应该重视心理建设。惟有建设身心健康、“心物如一”的繁荣社会才配称为“精神大国”。 不过，不能为了成为“精神大国”，只把重点放在充实心理的健康而忽略物质的层面。因为人类本来就有“物欲”，为了提高人类生活的素质，必须先适当地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需要。如果只重视精神生活，是不切合人性的。 当然，人类不会完全被“物欲”所左右，也有自行克制这种“物欲”的本能，有超越得失的精神。为了使日本及日本人迈向“精神大国”的境界，必须培养人类这种天赋的美德，使大家在生活、行动上充分发挥。 如此正确地把握人类的本性，既充实物质生活，又充实精神生活，以期实施“心物如一”的繁荣，就是今后日本及日本人应该追求的“精神大国”目标。 今日，世界各国都有物质方面获得相当满足，精神方面却落后的困扰。甚至居于领先世界各国地位的美国，也治安紊乱、物价暴涨，呈现社会动荡的局面。 处于这种世界情势下，日本及日本人应该有怎样的作为呢？应该做的事当然很多，但松下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不外是领先其他国家迈向“精神大国”的大道，并为各国作示范。如果今后日本能向“精神大国”大道迈进，充实国家的综合性力量，确立独立自主的精神，那么日本必能居于世界重要的地位，完成其神圣的使命，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及欢迎。 在今日一片低迷的世界局势下，如果日本想最先脱离这种混沌的局面并为其他国家示范，那么，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认识、理解这种态度，共同努力实现真正理想的日本国。 松下认为，以物质、金钱衡量一切的时代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因为人在本质上不是“物质的俘虏”。 今天已是只凭“经济大国”行不通的时代了。也许眼前能以充实的经济、物质力量，决定是非于一时，但是自今以后，这种以物质、金钱为中心而决定是非之方式，可能行不通了，因为不能这样做的时代已来临，如果长此以往以物质为中心的话，总有一天人类将会被物质所驱策。 为了避免成为物质的俘虏，我们需要改变物质万能的思想，认识天地万物皆为人类而生存的哲理。 迄今为止，人类总是担心物质不足，粮食不够，因此万事以生产为最重要，赴快生产衣料、建设房屋，盲目发展经济。结果产生了无比的物质进步与繁荣，出现了经济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成功。可是，以后是否仍盲目地继续以这种方式去建设呢？松下认为不可以了，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原因是：以物质扩张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已经完结了。 如果我们能在此时，将“物质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转移为“人类精神思想升华为中心的目标”，将人类旺盛的精神力量复苏起来，这就是我们在此所言的“人类精神的复苏”，否则，只有经济物质的发展，便会踏上美国的覆辙。因此，我们应预期有第三思想的出现，我们还要准备应付这种时代的来临。 一千四百年前，佛教就由中国引进，然后将其吸收消化，缔造了日本的佛教文化。人的道德思想行径，亦由中国的孔孟思想传入，采其教义，加以日本化。更将其他外国的物质与新思想文化，引起日本，造成了现在的日本文明。 在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一艰巨的工作中，日本可算是最积极的，与他国比较，日本有着更进步的突出表现。也因为这样，日本由各国引进种种事物，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将其吞入腹内，消化为血肉，然后再产生新的思考方法，逐渐地独自缔造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真正面目。 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在日本国民心中一脉相传的传统思想，松下相信将来也会继续流传下去，而且也一定会在日本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迄今，凡是日本所得到的东西，都已经悉数日本化了，以后得到的东西，一定也会将其日本化。由于这种情形，松下感觉到，日本是在过去二千年至一千五百年之间，从他国吸取各种有益的东西，可能以后就不会是这样了，日本以后要产生新的事物，提供给他国或其他民族。…… 松下认为，将来会成为这样的时代。那么也许称它为“第三的思想”，或者其他各种名称都可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心里有所准备，促进这个新时代的早日来临。 松下指出，希望和欲望，都是人生的利器，个人与人类社会的进步，都要依赖二者。希望是人们所必须抱持的，欲望则要有某种程度的控制。 松下感到，以人类渺小的智慧，不管如何思考，解决不了的问题依然很多。 犹豫不决，是由欲望而产生的。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希望面面俱到，才会犹豫不决。这时只要把这些迟疑不定的想法抛开，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要冷静地考虑自己的才能，选择适合本性的工作。松下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自己很难了解自己的才能，当然也有人具有自知之明，但不知道自己本质的人终究比较多。这时候，就要听自己所信任的人的意见了。松下对于自己不懂的事，都诚心诚意地请教前辈。年轻人有所不了解时，要请教父母；父母不知道的事，还要向父母的朋友请教，然后冷静地加以考虑，一定能找出一条可行之道，一旦决定下来，就能产生希望。回顾过去半生，松下觉得他很少有犹豫不决的经历。因为他一件工作接着一件不断地做，这一次这样做，下一次要那样做，这样是好是坏？适合自己吗？认为适合于自己的就做，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别人。被请教的人是第三者，没有利害关系，所以看得清楚，会提供给他客观的意见。他把这意见仔细分析一下，觉得应该完全按照这意见做时，就照做；觉得对于这意见不十分明了时，就再度请教，如果听到三次相同的意见，那么不管怎样，他会立即作出决定。 否则，不论自己一个人如何伤脑筋，不懂的事依然不懂。所以有许多可信赖的前辈，实在是人的幸运。不过前辈的意见若是强调野心或欲望，这种忠告就不能接受了。 不但如此，松下认为年轻人非抱着理想或希望不可，对个人的欲念，则要给以某种程度的抑制。 当然对利害关系做某种程度的考虑，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完全被利害关系左右也不行。任何人做一件工作，都会先想到薪资或待遇问题，但松下觉得此时更应该先仔细考虑：最适合自己的是什么？选择学校？或毕业后选择工作的场合？进入大公司，不见得就幸运，这要因人而定。有的人在大公司很称职；有的人在中小企业反而会有更好的发挥，获得珍贵的经验，变成一个成熟的人。 人生一世，理想和希望是必须的，但欲望和野心也是可以有的，但却要控制，不能任其膨胀。实际上，欲望和希望，野心和理想相隔的仅是一个“度”，超越了，就可能转化成对方。因此，即便是在构筑理想和希望之时，也要踏实一些。松下认为，不为名利所动，在适合你的岗位上工作，才是人生的真正乐趣。倘若为名利地位而去干那些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必然惨遭失败，从而剥夺了自己的工作乐趣，也会给社会造成损失。 松下说：“明智光秀没有顾虑到与主人织田信长在个性上的配合，种种作为与信长背道而驰，终于遭到失败的命运，我认为这是野心作祟所致。丰臣秀吉非常了解信长的性情，他以适合他的个性作为，得以生存下去。秀吉不断地协助信长发挥他的个性，因为他了解唯有这种做法才是共存共荣之道。” 松下在当学徒的时候，喜欢阅读章回小说和历史传记，对于日本历史上的人物多所了解，而且往往能从中得出些经验教训。对于光秀和秀吉，松下作了如上的评价，并且总结说：“如果因利欲薰心，而忘了自己的个性与判断能力，经常会丧失自己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假如你有升官或提高薪俸的念头，可是你的工作能力不被人们认可，你必定不能如愿以偿。”在松下的身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认识一位以前曾经在某公司当中坚干部的人。有一天，另一个公司希望他去担任社长的职位，他跟朋友商量，“你认为如何呢？”那位朋友高兴地回答道：“你要当社长吗？太好了。这么一来，我也可以沾你的光呀。”于是他接受了朋友的意见，毅然赴任。经过一两年之后，事情愈来不对劲，同行的业绩不断上升，可是，他的公司却到达非缩小营业不可的地步。追究责任时，他终于被迫辞职，遭到了完全失败的命运。仅仅二年时光，他便断送了社长的职位。松下分析说：落得如此下场，是他缺乏当社长的适应能力所致。假如那个人继续在原来的公司担任中坚干部，会比当社长幸福多了。可是，当时他却认为自己可以胜任社长的工作，他的朋友也基于友情，不加思索地要他赶快上任。然而，他本人及朋友都没有仔细考虑适应性的问题，所以造成了这种后果。 社长具有独特的权责，在社会上具有非凡的地位，收入也相当的可观，可是自己要先考虑是否能胜任那种职责。假如他认为目前的工作非常适合自己，并且能抱着浓厚的兴趣拚命地工作，那必定不会遭致失败的命运。所以认识自己是相当重要的。 假如能够充分认识自己，就不会遭受那种挫折。即使听见任何花言巧语，也不会去做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只要你认为目前的工作适合自己，无论地位如何，你会感到那种工作具有价值，而拚命地工作，然后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刀匠制造了名留千秋的宝刀而永垂不朽，那是因为他非常适合从事刀匠的工作。每个人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即是造成社会繁荣与安定的基础。人人知才适用，才可能创造安和乐利的社会，过着更美好的生活。依照世俗的观念，你因工作而得到崇高地位，受惠的人可能不是你本人，甚至你可能称不上是一位成功者，但是从工作中得到的乐趣，却只有你自己才能感受到。 假若你发现工作适合自己的能力和个性，而拚命地工作，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乐趣。当然，若能不侵犯别人，不羡慕别人，以服务别人为份内的工作，更是能让别人快乐而自己也快乐的人生。 松下指出，金钱为人所欲求，这并不是什么过错，不过，有支使金钱者，有被金钱支使者。不为物所支配，是古今中外圣贤慧哲的教言，后人当谨遵而行。做金钱的主人，不是什么高尚的口号，而是每一个人幸福的要诀。 对于金钱和物质，许多人看得很重。他们把财物据为己有，宁肯放着，也不愿让其发挥作用。有一些人则与此相反，把金钱和宝物当做暂时寄放在自己身边的东西，社会需要时则愉快地交出去。松下就是这后一种人。 在松下的经营中，有这样一段经历。当时为了决定纳税额，税务人员奉派到镇上的寺庙里工作，松下也来到那间寺庙里申报，并且核定纳税额。当时松下告诉税务人员，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营利额只有这些，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核准。后来随着经营的扩展，松下将营利额一一呈报上去，３００元、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以后逐年增加为１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００元等，从未虚报。假若金额太大，不只是呈报上去就算了事，税务人员还会亲自到办公室去调查，一副不信任的样子。每当碰到这种情形，松下就会想：“我诚实地呈报，难道吃亏吗？”因此在调查的前两三天，他会感到十分困扰、苦恼。可是到了当天，他又想着：“无论赚再多的钱，它本来就不是我的，它是世人的钱，不妨随他扣吧。” 松下认为，假若认为金钱跟宝物都是自己的东西，就会产生奇怪的欲望。如果将它看成是寄存在身边的东西，就敢随便地使用了。只有有效地使用金钱，让金钱回归社会，才会减轻责任，且使我们所拥有的社会更加欣欣向荣。 松下认为，当今之世，并不缺乏十分努力卖劲的人。只是有些人营营以求，孜孜不倦，丝毫不肯“懈怠”，非要满足自己的欲求不可，结果搞得身心交悴，甚至闹出笑话来……如果说世界上缺乏主动出击的人，好多人恐怕要提出反对意见来。人同样是受欲求驱使的动物，同样要为满足欲求而奔波劳累，因此主动出击者并不乏其人。 不能说主动出击是缺陷，但有时候等待却更可贵，就如沉默是金，辩解不过是银一般。人们都希望利益早些到来，好运早些垂青，成功就在眼前。慢了一些，便着急得不得了。这一着急，烦恼苦闷、失意颓唐、迷惑悲观就可能统统袭上心头。故此，一个想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必须学会忍耐和等待。松下是个急性子的人，也有过急不可待的时候。在生活和事业的磨炼中，他逐渐学会了等待。只要自己努力了，做足了十分的功夫，就不再火烧火燎，而是耐心等待。他颇深有感触地说： “古语云：‘尽人事而知天命’，我认为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到了今天，我有时也会把这句话念给自己听。我现在也常会碰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有时难免会感到迷惑、悲观，也会产生‘人世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的感觉。只要是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么一来就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对自己当然就非常不利。 “于是，我想到了尽人事而听天命这句话。这是自己认为正确后才去做的事，以后的成果请他人代为判断。到了今天，我还是有这种想法。” 不管对个人或公司，这种情形都是相同的。公司当然要努力工作，可是公司能否有更大的发展，只要我们尽了力，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就要看别人给我们什么样的评价了。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自然会有所迷惑。 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无论如何营求，恐怕也还是迟迟不肯到来。馒头蒸熟了，不妨放在旁边凉着，等等再动手，否则就“着急吃不了热馒头”。吃馒头是小事，等一会儿即可；大事呢？松下说：等待时机，等待天命。 松下感到，精神上有所信仰，就如同口腹有所嗜好一般，差不多是人的一种本能。信仰神明，以获得精神的安宁、明洁，这是好的；但过分信仰，尤其是信仰那些四不像“宗教”所制造的“神”，则是糊涂。 现今日本人对宗教的看法非常淡薄，年轻一代更是如此。信神、敬神，不再视为一种精神的依靠，反倒有依赖科学知识的倾向。教育制度也是如此，不重视人格的教育，而只注意知识的传授。松下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现象。 教育应重在人格的培养，在教养逐渐培育而成中，再授予科学知识与技术，才能以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只传授技术或科学，而不重视德性培养的教育态度，松下认为，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虽说松下一生没有信仰过某种宗教，但他把事业当作信仰，也接触了一些佛教的高德大师，所以对宗教的一些内容，还深有体会。他一向以为，人类本来就有依赖某种东西的本性，这种互相依赖的本性，即是一种信仰的本能。 青少年们在周遭找不到足以依赖的事物时，往往会迷失方向，做出各种想象不出来的怪事，以求发泄或麻醉自己。松下认为这是缺少宗教信仰、失去精神支柱的缘故。 人类本有口腹之欲，所以当饥饿时什么都吃，所谓饥不择食，就是因为有此食欲本能。二战末期及战后时期，日本的人们还将甘薯叶子磨成粉，做成食物，以填饱肚子。 正如人有食欲本能，人应该也有信仰本能。因此，总是想信仰某种事物，以为依靠。当没有宗教可供信仰时，就会像饥饿时以甘薯叶粉充饥一样，乱找东西信仰。例如赛车、赛马（赌博行为），虽然这些并不是宗教，但是为了想满足某些欲望，或者为了有所依靠，所以胡乱选择，以致迷失方向。就像为满足口腹之欲而研究精美的食物一样，为了满足信仰本能，就有必要去寻找或创立好的信仰或宗教，现代社会种种的问题，可归因于缺乏宗教信仰。 关于满足食欲本能，现在与从前已大不相同。食品公司创造了许多精美的食物，使人能尽量享用，所以几乎人人都有营养过剩的现象。如果宗教也能像食品公司一们，创立一些主旨光明的宗教，来引导、教育青年们，社会问题一定会得以较好的解决。在美国同样也有社会问题，不过一到礼拜日，他们大部分都到教堂，虔诚地作礼拜，求得心灵的平安，这是宗教生活的一面。 而在日本，这种传统宗教的活动比较少，但代之而起的所谓“新兴宗教”却很多，几乎多达六百五十种。这种过多似宗教而非宗教的宗教，使人眼花缭乱。就像过多种类的食品，使人不知如何选择，只能肚子饿了，随便买了就吃。因此，食物不管其成分、营养，只要有香味，便可以大量地推销出去。 目前的宗教界也是如此，千奇百怪，充斥人间。当然只有一个宗教是不行的，因为人口那么多、想法又各不同，纵有几十种宗教都还嫌少。但宗教必须是能使人心灵有所启发、领悟，而且能获实益才行，绝不能是迷信。否则，多不如少，少不如无。 松下认为，一个人应有“恰逢其时”、“好运当头”的自觉，充满抱负和希望地向前迈进。命运并不对某人苛刻，苛刻的是自己没有在自己的希望之灯中多多地注油。 人之一生中，青年时期是黄金时代，大概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异议。每一个人的青年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任何人都会羡慕的年纪。问题是，这些青年人有没有自觉青春年华的重要性？如果青年人有所自觉，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华是无价之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解他们的烦恼和不平；同时也可以产生一股无比的信心与志气，在遭遇任何困难与障碍时，就会启发向前冲的心理。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觉得生不逢时，认为“时机不好，不容易成功，工作也很难”。松下认为如果今日的年轻人抱有这种想法，那是很糟了，实际上，今日的情形，不仅不是很难成功的时代，反而是非常容易成功的时代。这是松下由本身的体验中所发出的感想。 松下的孩提时期，是封建性的时代。任你有很好的创意，或者非常勤奋努力，当时没有广播电视的传播工具，社会大众周知的机会很少。在经营事业方面也是一样需要长年的岁月，所以当时要想成功极为困难。比较来说，今天这个时代，是最容易成功、又是最能达成志向的时代。 松下指出：“我所说的话，也许许多人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也许有人觉得‘今天这个时代里，要想成功是很难的。一旦就职公司职员，那么这一生就要拿薪水过生活了’。像这种自艾自怨、失却希望的人，我想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果将眼光放远一点，以宽厚的胸怀，举目眺望，必会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最佳时代。假如你有志气迈向成功之路，社会上要帮助你成功的机遇到处都是。” 生于今时今世的人，应该有“生而逢时”的自觉，应该有好运当头的自觉。命运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容易成功的时代，就应该充满希望和抱负，向前迈进。 松下认为，正如不可能连续都是好天气，晴三天，接下来的一天就可能下雨一样，好事经过了三次，接下来就可能失败。因此，愈时胜利之时，就愈是该谨慎的时候。 人间社会就是那么奇妙。“事不过三”，好事情接连出现了三次以后，就会有失败相随而来。为什么会如此呢？人的本性往往是连续胜利三次之后，就会自大起来，做事也就不专心谨慎了。如此就变成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该做的事情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反倒做了。 越是胜利越要谨慎，虽然有这样的思想时时提醒我们，但是看看历史或当今世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很难做到胜利后的谨慎了。如果有三年的好景气，一般人往往会没有必要地拼命扩大经营，以致造成将来的失败。 有一次，一位客户对松下说：“虽然各位都在努力工作，可是今年的前途非常黯淡，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大前年赚钱了，前年赚到了，去年也赚钱了，如果今年还能赚钱，那就太好了。可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顺利的事。也就是说，赚了三年以后，第四年是不是还会赚呢？事实往往是相反，大家应该有赚了三年就退回一年份的想法才好。如果有了这个决心，现在就不用惊慌，就算退还一年份，还会剩下二年份。尺蠖虫就是前进二寸又退回一寸，这是很值得学习的。赚了三年以后，第四年还想赚，那是尺蠖虫的身体完全伸直，以致无法后退的时候，也是它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死亡好，还是退回一年份能生存好？当然是现在损失的比较好。紧接着就是第二年再赚，下一年还要赚，现在就要有这种想法。”松下认为，有了这种想法，就不会有苦恼，因此也就不会慌张。因为不慌张，所以能轻松地处理事物。这时候也会出现智慧，说不定在第四年还会有赚钱的事。不过，那仍是困难的。现在还是要以退回一年份，以尺蠖虫那种决心做事才对。 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却很不容易做到。赚来的钱用尽之后什么也没留下来的人，大有人在。这说明，如何对待成功，的确是相当难的。只是难也要掌握，否则就会大败亏输。 松下指出，每个人都赚到适当的钱，社会才可以维护和发展。如果认为赚钱是可恶的，那就永远无法摆脱贫困。鼓励彼此不要赚钱，那就等于要人们走上通往穷苦的道路。赚钱，是一个经营者的职责。松下幸之助认为，这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抱持的原则。自古以来，人们大多把金钱丑化了，认为它是罪恶的东西。其实，金钱无声无言、无思无虑，罪恶的不是它，而是那些丑恶的人，是他们制造了罪恶，金钱不过是“胁从犯”，而且许多时候并不一定“参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发动战争，人们就会陷入最低的生活，此时当然就不顾什么道义了。只要处在战争的穷困境地，甚至父母抢孩子的东西吃，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在前线也有吃战友的肉维持生命的故事。一旦陷入困境，人类就会面临发生这种不幸的宿命。 如果希望这种兽性不要出现，期待我们最理想的人性流露，那是要使人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安定以后才会显出这个本质来。 从这个角度看来，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提高道义，彼此能懂得礼貌，以此滋润社会生活，就必须每个人都能确保自己的收入，如此就能知道确保收入是多么重要的事。换句话说，大家能赚到适当的钱，的确是很重要的关键。 假设现在提出大家都不赚钱会更好的话，在穷极之余，就会发生父母兄弟争相抢夺食物的现象。如此看来，就知道正当的赚钱是多么尊贵的事。基于义务，我们也必须要赚钱才行。 某公司的某人，确保一定的薪资或一定的收入，那是依据义务的行为。此人虽然明白自己不愿意那样做，但为了社会的安定，以及社会的秩序，自己不那么做是不对的。 然而，现在对于赚钱或确保一定的薪资是何等尊贵之事，仍未形成基本观念，甚至于还有认为赚钱是可恶的趋势，这样就无法摆脱穷困。 为了方便社会能保持更好的道义，不论任何一个人，都要赚到能养活自己的薪资。说什么不赚钱比较好，要以便宜的工资工作，要卖便宜的东西，以此来鼓励彼此不要赚钱，就等于是要人们走上通往穷苦的道路。 松下看到，要是一个人自以为真诚，把别人都想象成作表面文章的伪君子，他一定认为别人都对不起他。人生在世，要能正视他人与自己，放开胸襟，积极吸取他人的长处，虽为敌，亦可师。 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能够正确地估价自己，也能正确地评价他人。这样，就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而改善它，能看到别人的长处而吸取它。如此，方可永保积极进取的精神。 松下幸之助曾经评论道：“要是一个人抱持着严肃认真、不负他人的想法，同时别人也抱着如此一本正经、全力以赴的态度，那么人人都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默默地谨守自己的岗位，辛勤地工作。于是，放眼所见，人人都从善如流。力求改进，人人都为恢复善良天性而谨慎自守。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就无所谓成败得失。相反，如果一个人总认为自己很真诚，却误以为他人都是作表面文章的伪君子，那么他必然为‘天下人皆负我’的理念所禁锢，而变得自傲自恋，无视他人的长处。如果更进一步地时时吹捧自我，诋毁他人，那么他必定真正变成心胸狭隘的小人了。如此一来，即使人人都从善如流，彼此却互不信任，那就会削减了彼此的善，从而更减低了大家同心努力的工作成果了。” 松下正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的独特视角来评说众生的。社会的进步，人际关系的改善，全靠人类自己的真诚相待和艰苦努力。生活中如果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固步自封，无视别人的特长，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导致人类的大退步。所以，人活着无论从自己还是从人类发展考虑，都应该正视自己和他人，以开放的胸怀积极学习别人的所长，克服自己所短。松下说，作战的时候，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乃兵家首要之事”，虽然是敌人，若其人表现颇为杰出，那也是值得佩服和学习的。一句话，对敌人和自己都要给予正确平实的评价。 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知彼知己，虽为敌、亦为师这话的真髓，既了解了对方，也了解了自己，那么或许就能够对你我存在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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