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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明显的弊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人们开始正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这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是随着邓小平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开始的。在这以前，在前南斯拉夫，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和实践。 无疑，在邓小平政治上靠边站的漫长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思索过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他一旦控制了中国的大局的时候，立即不失时机地揭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然而尽管他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威望，面对着由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强化了的人们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护卫着的僵死的经济体制，他也不得不小心行事。这被他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 面对着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词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采取了不争论，用事实说话的态度。总起来，他做了引导中国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四件大事。 邓小平思想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实践。这有些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如老子的“道”，无所不包，“无为而无不为”；孔子的“仁”，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其根本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之处，其余则因势利导，度体赋形。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得意之笔。其它方面的改革的石头也许需要一个一个去摸索，但这件事小平同志一定是有成竹在胸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于毛泽东所搞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而赞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对农村的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主张。 所以，邓小平选择农村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众所周知，中国的一大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穷在中国有八亿农民。然而，尽管搞了人民公社，搞了计划经济，中国的农村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农民天生就是小商品生产者、小商人，中国的农村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取消过，尽管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发行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甚至返销粮本都普遍被农民拿到自由市场买卖，成为了有价证券。这固然是由于穷，然而正因为穷，使得农民欢迎改革，而不在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毛泽东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要改革能有饱饭吃。也许人们会认为农民的政治觉悟太低了，然而赶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以土地为号召的。 选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还由于一，中国的城市人口中的工人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城市居民，很多都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有亲属在农村，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农村人口虽然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样，改革不至于对经济全局牵动过大而冒太大的风险，同时改革的成功可以得到最大的社会影响。依当时的生产状况，应该说只要不引起大的政治对抗，在经济上农村改革是必然成功的。 果然，被称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并取消了原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政权建制。农民通过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热情，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一大批农民通过改革富裕起来了，有的成了万元户，为他们的邻人和城里人所羡慕。满面皱纹满面笑容的老农数着大把钞票的照片，成了新闻报道的热点，登在了党报的显著之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极大地打动了装了满脑子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的心。中国人民被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诺征服了。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效果是好的，为了使农民放心，从1979年起，在差不多十余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1号文件，强调农村政策不会变。 二 经济特区 中国于1980年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计划主要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经济政策。 经济特区在经济上，一般认为有两个作用：一，起窗口作用，作为中国内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同时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二，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摸索经验。到了1997年，如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已成了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无疑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富想象力的部分。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应该说，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明确的，而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则不是那么明确，或者不能明确。这反映在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不仅是由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其中对比如价格体制的任何改革都将直接影响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国民经济全局的牵动和影响更大。而且在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在城市人口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僵化认识，以及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的近乎狂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因而对所谓所有制的任何改革都可能掉入政治泥沼。而这些都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政治上的对抗，从而危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进行。所以当时一些有见识的人说中国的改革要过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关和所有制关。 因此应该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举步维艰，一动即重的。所以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走了迂回曲折的路，在当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里，先是为物资刺激正名，恢复奖金制度，然后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把“包”请进城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利改税等等。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前进。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邓小平心中也许是有数的。他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向，所以一方面在国内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放开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搞了经济特区。无疑，如何把资本主义的企业极高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实体结合起来，是他开办经济特区的目的之一。资本主义的效率在美国、在香港，国内的大多数人无缘得见，而在经济特区，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了。 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推进改革开放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内地的人们潮水般的涌向经济特区，或者寻求机会，或者参观学习，当然其中也不乏公款旅游者。由于经济特区的所具有的试验性质，人们普遍地把经济特区的今天看作是中国的明天。以至于当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在1992年对南方的经济特区巡视所发表的讲话，竟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建开发区的热潮。对邓小平高度崇拜的各级地方领导，差不多在全国的每一个县甚至乡镇都辟出一块地，规划制定若干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搞起了开发区。希望本地经济借此迅速起飞，有一天能达到经济特区的富裕程度。虽然这对当时过热的经济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但由此也可以见到经济特区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了。 三 一国两制构想的经济学意义 中国在18世纪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出于开拓世界市场的目的，将香港地区强行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了去。一国两制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他们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和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先进的、最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最为博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吸收人类文明历史一切进步的东西，有益的东西。这个高明的构想一提出来，立即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同时给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一个新的推动力。很快，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就有了“一厂两制”的说法，三资企业很快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期，小平同志已经年迈退休。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仍然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关注着世界。 苏联的解体，在中国引起某些恐慌。虽然是中国一直把苏联作为修正主义来看待，口头上不承认他是社会主义。但对苏联的变动，人们仍然有一种免死狐悲的苍凉感觉。人们担心发生在苏联的事在中国重演，担心西方某些人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些报纸上已经开始出现警惕“和平演变”的话头。似乎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应该重于经济建设任务。 但邓小平不顾88岁的高龄，于1992年春天亲自巡视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根据这个指示，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立即作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正式把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们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在设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式时，最常引用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在1947年，由于战败后的价格管制和政府的规章制度使德国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生作用，人们不能按照自由市场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或销售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有钱买不到东西；工厂由于缺乏原料而关闭；火车由于缺煤而无法运行；煤因为矿工没有饭吃而无法开采出来；而农民因为高通货膨胀而不愿意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而在1948年，一次彻底的货币改革使得市场机制重新发生作用。生产和消费立即高涨。人们称之为“经济奇迹”。 参照上述“币制改革”，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了所谓“休克疗法”。主张激进的市场改革，同时放开物价、全面私有化、全面放开市场。但这并非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唯一道路，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一，在战后的联邦德国，被占领军管理的德国人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生活也不可能再下降了，总是会越来越好，同样的改革与在和平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前苏联和中国的人民带来的影响可能完全不一样，至少由于改革而使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下降的可能性被忽视了；二，前苏联和中国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建设，在计划经济管理下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却未必适合在市场环境下运行产业体系，物质性的产业体系的转变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不可能由于“币制改革”或“私有化”“市场化”的魔棒一挥，就大功告成了；三，自由市场的秩序是最终在无序中形成的，然而市场的无序和过渡过程中的混乱结合起来，是双倍的混乱，这不可能给一个并没有灵活的适应性的经济马上带来好处；最后四，长期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一下了就可以改变的。 然而，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越南在进行价格改革的时候，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当然效果并不完全一样，这首先与我们在上面指出过的越南刚经过战乱，而俄罗斯处在和平环境有关。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并没有采用上述办法，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过渡的步骤和方法上特别注意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以过渡步骤和方法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改革开放的直接目的。如前所述的事实证明，这是最稳妥有效的办法。 在社会主义国家，最早对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疑问的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是他们最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先知先觉者。然而，自1979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来，无论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从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来说，中国都是无与伦比的。随后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又进行了改革。 不能认为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帆风顺的。尽管邓小平小心翼翼，然而，由于改革开放直接造成了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的调整，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聚，再加上国际上一些人的煽风点火，仍然引发了1989年夏天的那场政治风波。作乱的人们以反腐败为号召，其实质是想要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全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直接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当时的中国，真是处于危急的关头。其真正的危险所在，并非是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统一全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发展经济。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都是分崩离析、内战频乃、民生凋敝的景象。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了，并且逐步强大起来了。而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迅速发展经济，造成繁荣的经济和富强的国家。所以在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闹动乱的人即使有一千条理由，也没有理由破坏国家的稳定局面。 这实际是经济自由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必然表现。然而如果让无政府的政治民主化破坏国家的稳定局面，它必然反过来破坏本来已经在经济自由化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功。这恰恰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获益的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政治动乱是平息了，然而它的政治影响却越出了国界，直接地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波澜。接下来人们看到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搞资本主义，因而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从他们搞市场经济的短暂经历来看，可以说走过的路并不平坦。 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方面可以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一个比较。可以认为，就向市场经济过渡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因为在90年代以前，中国并没有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1990年以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经济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在到1996年这段很长的时间内，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的局面不断创造新的纪录。与上一年相比，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负6％。如果把1989年底的生产水平看作100，那么俄罗斯现在的生产水平还不到50。 而中国在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则达到14.2％，此后在截止1995年的连续4年里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高增长率。即使在经济增长显著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中，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高的。即便在担心经济过热而采取紧缩政策的1996年，其增长率也达到了9.7％。 如果从工业生产和固定设备投资的增长率来比较，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在工业生产方面，中国在1992年和1993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都达到了约21％，而俄罗斯这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18％和负14.1％。此外，在投资方面，与上一年相比，1992年中国的投资增长了45.4％，而俄罗斯却下降了40％。 在农业生产方面，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就一直是负增长，而中国农业的增长率虽然不能与工业生产的增长同日而语，但迄今为止农业生产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由于价格改革造成了物价的上涨，中国消费物价上涨率最高的1994年达到了24.1％，但这主要是由于宏观失控造成的。到了1996年，中国的物价上涨率已经降至10％以下。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消费物价上涨率是惊人的。1992年俄罗斯的消费物价比上一年上涨2510％，创造了最高纪录。1993年上涨840％，1994年上涨220％，1995年上涨13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迄今为止俄罗斯一直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取得了成效，1996年物价上涨率稳定在21.8％的水平上。但是，这样一来，资金便出现了不流动的严重现象，企业之间不能偿还债务，拖欠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的工资等问题也日趋表面化。 人们也许要问，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同样是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为什么现在两国同样以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结果却大不一样呢？ 第一，到1991年为止，俄罗斯经历了74年的不讲效率，不讲竞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谓积重难返。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有40余年时间。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大的。这种差别包括物质的和社会观念的差别。特别是大量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对市场体制必然是不能适应的。而要使长期形成物质生产力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远不是休克一下的私有化改革可以胜任的。 第二，经济转轨时期的改革过程不同。俄罗斯首先彻底改变了政治体制，然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在政治动不稳定的局面下进行经济改革很难收到好的效果。而中国采取了维持稳定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推进经济改革的做法，把稳定看作是发展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压倒一切的前提条件。 第三，由于俄罗斯经济改革采纳了哈佛大学J·萨克斯教授小组建议，实行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休克疗法”，便产生了不能适应迅速市场经济化的诸多问题。这反映在，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在金融资本市场尚未完善下实行国有企业股分私有化，在法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实行土地自由化等改革，不但没有让老百姓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益处，反而暴露出恶性通货膨胀、生产效率低下等弊端。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则采取了谨慎的“渐进”方法，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中国在不触动国有企业的所有制问题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在没有造成经济下降的基础上，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50％。此外，商品的价格也不是一下子放开，而是在开始的时候采用了政府规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并存的“双重价格制度”，此后再逐步减少政府规定价格的品类，向自由市场价格靠近。 第四，中国的领导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落后的经济，有一种危机感。正是由于这种危机感，使得他们善于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搞经济特区的创意就是从国外的出口加工区借鉴而来的。中国从亚洲的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地区和东盟的经济发展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五，推进经济发展的产业取向不同。中国利用外资从轻工业领域入手，一方面引进新的机械设备，一方面通过轻工业的发展纠正了计划经济时代过分注重重工业的产业构成。这样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人民生活水平由于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的发展而迅速的得到了提高。使得经济改革的成效成为看得见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得到了对改革开放的广泛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使得中国渡过了1989年的政治动乱，保持了至关重要的政治稳定局面。而同是产业结构过分重工业化的苏联经济，则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时，一味追求“私有化”这类政治理念的实现，而没有明确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因而在俄罗斯，产业结构没有出现趋向合理的变化，即使实行了股份制，经营实体与旧的国有企业也毫无两样，几乎没有能够加强竞争力，同时也没有带来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以看出，中国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渡是成功的。“欲速则不达”这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最好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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