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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战后国际政治舞台，美国总是主角。无论世界各地哪里出现争端，美国都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不能说不讲公道，也不能说没有夹公带私。海湾地区争端中，美国的表演便是佐证。 海湾地区由于它盛产石油和拥有石油航道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热点”地区，由于两伊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海湾又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中的热点”地区，美苏都想进入和控制这一地区。 两伊战争发生后，美国和苏联虽然都想加以控制和利用，由于两伊所采取的独立自主政策，美苏都无能为力，它们只 好采取表面中立的态度。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1979年美国使馆人员被伊朗扣作人质事件而中断，“人质事件”既体现了伊朗人的反美情绪，又说明了美国对伊朗内政干涉的动机。美伊交恶便始于此。 自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策动推翻摩萨台的政变、把国王扶回孔雀宝座后，伊朗就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据点。伊朗国王成为美国的一个亲密合作者。美国依靠伊朗来维持波斯湾的稳定，而伊朗国王则要利用美国的支持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以称霸波斯湾。尽管伊朗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它在该地区的作用日显重要，国王在美伊关系中的主动性也有所增强，但是，美伊特殊关系的发展，长期以来使国王对美国具有依附性。 巴列维国王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一向比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融洽。1953年王位失而复得是在艾森豪威尔任内，马列维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有特殊关系，尼克松与福特都对他颇为推崇。而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当政时，美伊关系曾经历了一段波折，因为肯尼迪要国王裁减军队，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来。卡特在竞选时高喊“人权”，他如当选对实行专制统治的伊朗国王将是一个打击。伊朗驻伦敦大使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王担心卡特具有肯尼迪式的要求，因此更希望福特再次当选。” 卡特总统上台后果然以“人权”压伊朗放宽政策。巴列维国王为呼应美国的政策，在皇室、高级官员和“民族复兴 党”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运动，宣传伊朗的“人权”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卡特1977年初发表的人权声明，促使国王稍微放松了对反对派的镇压。同时，反对派在卡特声明的鼓舞下，成立了一个“维护人权与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久就成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的中心。由于镇压有所减轻，群众对国王的政权普遍怀有的失望情绪公开表达出来，并有所发展。这种失望情绪一旦公开化了，便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民主运动。 伊朗此时民主运动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现代化的有力推动。 国内的不断压力以及华盛顿的冷落态度使国王意识到，仅仅是口头上的表示并不能满足人心，还必须采取一些象征性的措施。1977年7月伊朗议会接受了一项修改军事诉讼法的议案，对政治犯的条件略有改善；8月辞退了首相胡韦达，由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代替；恢复了三个机构，其职能是检查政策实施情况、民族复兴党是否接受公开批评，以及改组内阁后的状况。然而这些措施远不能满足人心，1977年下半年伊朗内部的骚乱开始扩大，学生罢课增多，一些院校已被迫停课。 在这种形势下，国王感到有必要访问美国，他急于摸清华盛顿的态度，要求卡特政府作出支持伊朗的保证，以便放开手脚处理伊朗内务。 1977年11月中旬，伊朗国王访美，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明确保证。卡特向他保证完全支持两国发展了30多年的特殊关系，承诺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系，强调双方在波斯湾和全球范围内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对伊朗为达到双方的共同目标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重申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强大、稳定、进步的伊朗的重要性，美国将继续奉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与伊朗合作、满足伊朗安全需要的政策。当年年底，卡特结束波兰的访问后到达德黑兰，在新年祝酒会上再次称赞伊朗由于国王的伟大领导，是“世界上一个多事地区中的一个稳定的小岛。” 从此以后，卡特政府不再关心伊朗的“人权”问题。而此时伊朗国内一股强大的反政府暗流正在形成，并非像卡特所说有那么“稳定”。伊朗国王在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后，更加有恃无恐，当国内出现动乱时，多次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此时卡特不仅不提伊朗的“人权”问题，而且几次表示支持国王的统治。整个1978年，美国政策唯一的目的似乎是寻找各种办法来帮助巴列维国王存在下去。美国政府用船给伊朗运去燃料，帮助军队对付石油工人的罢工，在危机期间，布热津斯基也不断与国王及国王最亲密的顾问们保持接触，给他们出主意以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美伊关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军事关系，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是维系美伊亲密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尽管卡特在竞选中和就任总统后，多次强调要与其盟国一道限制武器的外流，但是由于卡特仍然需要伊朗“成为波斯湾这一关键地区强大、可信、友好的盟国”。维持波斯湾的稳定，遏制苏联，所以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出售武器的政策依然如故。1977年5月万斯出访德黑兰，并通知国王，美国将尊重全部现有武器出售条约合同，并准备向伊朗出售空中警报与操纵系统飞机。在卡特政府的头三年里，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数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1977年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协定额为27．6亿美元，移交额为24．16多亿美元，达历史最高纪录。1978年伊朗爆发革命，反美情绪急剧增长，美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同年3月，伊朗国王还迫不及待地执行价值五亿美元以上的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而卡特直到7月份还批准出售六亿美元的美式武器。有趣的是，1979年初国王出走国外，伊朗革命取得成功后，美国武器装备仍源源不断地流向伊朗，全年的美国武器移交额仍保持在14亿美元以上。推行军火外交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特点，美国持续不断大规模的向伊朗出售武器，一方面增强了国王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他称霸波斯湾的野心，并强化了他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镇压，引起了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 卡特自从在1977年底的新年祝酒会上给伊朗下了“稳定的小岛”评语后，就没有对伊朗局势给以足够的重视，直到伊朗局势急剧恶化，才回过头来关心伊朗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巴里·鲁宾所说，“戴维营会谈耗尽了美国决策人的注意 力，而这个时刻正需要他们了解伊朗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性。” 1977年的伊朗已是山雨欲来。1978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上下，伊朗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当美国明显看出国王注定要失败之后，它就开始笼络国王所任命的、基本上是作为国王代理人的巴赫蒡亚尔总理，并帮助国王安全地离开伊朗，希望以此来左右伊朗的革命。但是，巴赫蒂亚也迅速被推翻，美国在伊朗的势力急剧下降。正当埃以和约签订时，伊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2月，流亡国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巴列维王朝被彻底推翻。 在如何对待伊朗国王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早就有不同意见，革命到来之后，不同观点之争更趋激烈。卡特总统左右摇摆，没有能统一决策圈内的各种思想，制订出连贯而有效的伊朗问题对策。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伊朗的的战略位置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对我们异常重要的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 由此产生的政治混乱很可能被仇视我们的利益和同情我们的敌人的国家所利用，使整个西方面临一场重大挑战。”他主张不论国王采取什么措施，美国都应坚决支持，认为伊朗的动乱是能够控制的，为挽救国王，美国可以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以万斯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对伊朗的政策应留有退路。 两人的观点相持不下，卡特本人动摇于二者之间。在1978年11月之前，他一直把伊朗问题简单化，认为只要国王实行一点“人权”、“民主”、“自由”，伊朗出现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他曾多次表示美国坚决支持国王的统治。但是当伊朗实行军人统治后，伊朗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总统的调子开始有所变化，摆出姿态作两手准备，以防止国王倒台后美国无退路可走。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不干涉伊朗内政”，国王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应由“那些国家的人民作出决定。” 伊朗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社会经过30多年的演变，封建君主专制的上层建筑已经与逐渐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基础产生激烈矛盾。专制已经成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向，人们把一切社会弊病与不满情绪都归根于国王的统治。同时，宗教势力又十分强大，国王长期压制宗教力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以宗教为号召的全社会的反国王运动。霍梅尼利用了这一次自发性革命，重返伊朗建立起了中世纪政教合一式的政权。伊朗国王倒台后，美伊关系滑向危机的边缘。 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后，十分仇恨美国对伊朗前国王的支持，他对1953年“巴列维国王复位”这一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对美国一直抱有戒心。美国国务院伊朗科科长1979年10月赴德黑兰，私下与伊朗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及伊朗宗教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这引起霍梅尼和伊朗当局的疑虑。接着，美国不顾伊朗当局的抗议，于10月22日让前国王赴美治病，就更加深了伊朗方面的疑虑。 伊朗人愤怒了。10月29日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伊朗人民必将予以回击。”于是，本来就被这动荡的局势弄得心惊肉跳的美国驻伊朗外交官们便在1979年11月4日这个初冬的上午迎来了使他们终生难忘的时刻：1979年11月4日，在首都德黑兰，几千名自称信奉霍梅 尼主张的伊斯兰教信徒的学生上街抗议美国接受巴列维国王，他们高呼着：“送还巴列维！处死巴列维！”等口号，在市内大街上举行了游行示威。不久，他们来到美国大使馆，上午10点30分，约500人冲进大使馆。大使馆的美国武装海军陆战队士兵，用摧泪弹进行了抵抗，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学生降下了挂在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代之而挂上了写着：“真主伟大”字样的白旗，在馆内外进行演说煽动，气势咄咄逼人，并将66名外交官当做人质扣押。 学生们高呼着：“美国接受犯罪分子巴列维，帮助反对伊朗革命的分子！在伊朗各地策划阴谋！进行反伊朗宣传！”等等口号，要求“将巴列维引渡到伊朗，以便伊斯兰革命法庭进行审判！”下午1点过后，学生们完全占领了美国大使馆。 这个事件虽然和伊朗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朗外交部4日傍晚发表一项声明，语气强硬谴责美国说：“事件反映了伊朗国民的感情，是由于美国接受巴列维而引起的。”5日，伊朗最高领袖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要求英国引渡正流亡在那儿的巴赫蒂亚尔前首相。并说：“美国大使馆是间谍的根据地，许多阴谋都是从这儿产生的。”因而表示支持学生。 大使馆一被占领，美国就立即在国务院内部组织一个伊朗工作小组，该小组昼夜不停地为人质问题而奔忙。人质被扣次日，布热津斯基为人质危机召开了特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以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会议建议向伊朗派出两名特使，这两个人便是伊朗宗教领袖与革命者都能接受的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和参议院工作人员威廉·米勒。随后，特别联合委员会将注意力迅速转到紧急计划方面，并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考察当人质受到伤害或伊朗开始瓦解时，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计划，而且重点集中在拟订一项营救计划。5日夜里，美国国务院设法与伊朗要人贝赫斯蒂取得了联系，并通知他美国计划派遣特使的消息。6日清晨，克拉克与米勒被召到国务院，万斯及其他人向他们通报了伊朗形势，并准备了一封概括美国关于人质危机立场的指令信，它包括下列基本要点：“关键目标是使所有被关在伊朗的美国人立即得到释放，第二个目标是就如何解决美伊关系的困难与伊朗宗教当局进行谈判。” 可是就在11月6日，霍梅尼和伊朗政府宣布支持学生们的行动，还宣布废除1959年签订的伊美安全条约。拥护霍梅尼的各政党和团体纷纷响应，并在德黑兰举行了100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引渡国王”、“处死卡特”的口号。这样一来，就将基本上是政治对抗的象征性行为转变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全面对抗。通过直接与伊朗领导人接触迅速解决人质问题的希望遂破灭。 1979年11月第一周内美国政府终日为人质问题所困扰。人们提出各种建议，从交出伊朗国王到向德黑兰投颗原子弹。一系列营救计划也一个个被搁置下来，因为这些计划要么不切实际，要么会使双方伤亡过大。妨碍这场危机的解决有几个原因：第一，“美国当时长达数月无法确定伊朗权力中心何在。 它们包括霍梅尼及其神职专制机构，执掌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包括总统、首相、外交部长等），以及议会（直到1980年5月才选举产生），还有扣押美国人的穆斯林好战分子，使人难以断定谁是伊朗的真正负责者。结果，美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处理这场危机。”如万斯所说：“由于对德黑兰的政治动态缺乏了解，给美国政府制定一项确保释放人质的有效战略增加了困难。” 第二，在谈判中，白宫坚持有些问题不能讨价还价：安全释放全部人质、声明无权把外交官当作间谍来审讯，但是，“是通过外交妥协，还是采取惩罚性行动迫使伊朗释放人质，卡特政府犹豫不决”，结果导致美国外交上的被动局面。7日，当卡特总统派遣两位特使携带总统的信件赴德黑兰商谈人质问题时，霍梅尼竟拒绝会见他们，美国特使离开德黑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停留后被卡特召回。 第三，解决人质问题的关键在于霍梅尼的态度，扣压人质对于霍梅尼巩固政权是有利的，它吸引住了全国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至于过多地注意国内出现的问题。伊朗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之后，尚处于巩固政权的阶段，政治不够稳定，经济混乱，一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青年人、妇女和知识分子对霍梅尼的统治流露出不满情绪。人质被扣，美伊关系出现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掩盖了国内矛盾，霍梅尼可以利用人民的仇美情绪大作文章，在即将举行的立宪、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削弱温和派的力量。因此在危机的初期阶段，伊朗的态度是强硬的，拒绝与美国谈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发出呼吁，或从中调停，谋求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利比亚那样对美国并不友好的国家。 人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朝野哗然。美国先采取了一些“讨伐性”措施孤立和制裁伊朗，企图迫使伊朗释放美国人质。 10日，美国决定中止向伊朗提供武器和运送军事装备零件，冻结伊朗在美国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官方资财。12日至14日，美国又停止了同伊朗的石油贸易，禁止在华盛顿的伊朗学生举行示威，并宣布对在美国的伊朗学生进行特别移民审查，凡是不符合手续的一律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通过联合国和中间人进行活动，号召西方盟友对伊朗进行制裁，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及早解决人质问题。 但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反而更加激起伊朗的敌对情绪。针对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伊朗革命委员会于13日决定，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禁止在全国各地放映美国影片，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进入伊朗领空和领海。13日至14日，伊朗政府还宣布，它将取出存在美国银行的约120亿美元的存款。美伊双方僵持不下，人质问题陷入了僵局。 尽管如此，双方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问题。11月17日，霍梅尼下令释放美国使馆的13名妇女和黑人，被扣人质尚有53名。12月21日，霍梅尼同意美基督教传教士探望美国人质。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已离开美国到巴拿马居住。17日美财政部宣布，允许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伊朗银行从国内调款，供伊朗留学生使用，并开放了伊朗驻美国的使馆的四个银行户头。19日美国政府还决定，暂不要求联合国对伊朗采取国际制裁行动。1980年2月15日，卡特表示，美国对它同伊朗之间存在的误会感到遗憾，希望同伊朗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美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出面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于1980年2月23日至3月11日在德黑兰调查了伊朗对美国和前国王巴列维的指控，但未能在探望人质、解决美伊危机方面取得进展。2月23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说，释放人质必须由即将选出的伊朗议会来决定。3月31日伊朗革命委员会决定，让学生把人质交给政府照管和监护。4月7日霍梅尼拒绝将美人质从学生手里移交给革命委员会。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政府4月7日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要求伊朗关闭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和领事馆人员必须在8日午夜之前离开美国。美国还宣布，立即对伊朗实行正式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伊朗的出口，清理冻结在美国的伊朗政府财产，并调查美国公民和公司对伊朗政府的财产要求；吊销发给尚未去美的伊朗公民的全部签证，并决定不给伊朗人发新签证。8日伊朗革命委员会就美国同伊朗断关发表文告，号召伊朗人准备对付伊斯兰敌人和压迫。这样，美伊矛盾就更趋尖锐化了。 1979年11月9日，也就是美国人质被扣押的第5天，美国陆军“蓝光”反恐怖特种部队的顾问梅多斯和一名助手被召到华盛顿，他们奉命拟定一个一旦伊朗人开始屠杀人质，就使用武力救出人质的应急营救计划。该方案的指导思想是：在适当的时机采用远程偷袭的方式，以武力一举救出人质。由海军出动舰载直升机负责提供战斗支援，空军出动C—130型运输机负责撤运人质，为了解决目标距离远，与直升机航 程有限的矛盾，在航行途中设置2个休整点，代号分别为“沙漠1”和“沙漠2”，“沙漠1”位于伊朗东部霍腊散省的塔巴斯附近，“沙漠2”位于德黑兰东南80公里处的加姆萨尔附近。整个行动的地面指挥由“蓝光”反恐怖特种部队司令贝克威思担任。 根据预定计划，“蓝光”突击队在抵达使馆之后，应立即发起营救战斗。先派几个战斗小组用M—60机枪封锁所有通往大使馆的道路，其余人员借助于携带的铝梯翻墙跃入使馆院内。用冲锋枪射击抵抗者。美国人预料，战斗一打响伊朗人就会遭到重大伤亡，除了突击队的地面火力之外，几架C—130型特种作战飞机将把数千枚炸弹倾泻到抵抗者的头上。 按照计划，至少有1架海王式大型直升机降落在使馆内，把所有人质——无论活的还是死的，全部运走。每个人质都将系上一条发光的汗带，以便贝克威思能准确地掌握人数。人质将被直升机运到德黑兰以南80公里处的曼扎利椰赫的一个简易沙漠机场，与事先等在那里的另一批突击队员汇合，然后换乘C—130型运输机飞离伊朗。同时，仍在使馆院内的美国突击队员将用40磅炸药把使馆的院墙炸开一道缺口，突击队员将从这道缺口冲出使馆，穿过罗斯福大街，进入附近的一个足球运动场，登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另外几架直升机，撤出德黑兰。该行动方案最后被送交美国最高行政当局审议。 为了尽快搞清人质的确切位置，美国不得不铤而走险。12月底，中央情报局派出的第一个特工抵达德黑兰。这是一位60多岁已经退休的情报官，绰号叫“鲍勃”。鲍勃顺利地通过了伊朗海关的检查。他一连在德黑兰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又从那里几次出入雅典或罗马汇报工作，鲍勃频繁出入德黑兰而丝毫没有遇到麻烦，使中央情报局确信，德黑兰附近的麦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海关并不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戒备森严。 不久，中央情报局派了另一名特工——一位富有的伊朗流亡者协助鲍勃工作。但是，对人质关押的确切位置，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情报局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中央情报局决定再派一名可靠的特工潜入德黑兰。 1980年2月，梅多斯以理查德·基思的化名，住进了德黑兰的谢拉顿旅馆。另外一批特工也在同期偷偷地溜进了德黑兰。他们当中包括两名会讲德语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从西柏林渗入德黑兰，负责侦察伊朗外交部。因为扣押人质事件发生的当天不在使馆内的美国临时代办和另两名外交官一直被扣押在外交部。另有两名伊朗籍美国军人，担任梅多斯的助手和司机，他们在德黑兰都有亲属，对市区非常熟悉。 营救行动发起前三天，伊朗人突然允许一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巴基斯坦厨师离开伊朗回国。他报告的情况说：“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被扣押在使馆领事处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伊朗警卫人员在领事处楼内的部署情况：“每层楼各派有1名哨兵把守，在每层楼的军械库前还有两名哨兵。” 梅多斯实地勘察了“沙漠2”地区，准确地记下了由“沙漠2”至美国大使馆的距离和途中所需时间，他还查看了使馆周围的每一条道路，唯恐卫星所获情报不完整。甚至还专程前往那所用来隐藏车辆的仓库作了一番勘察。经过周密的调查，梅多斯于4月21日电告华盛顿，一切准备就绪。他以他30年的经验保证说，在华盛顿拟订的行动方案将能够在德黑兰的大街上顺利实施。 11月9日，美国总统叫来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指示他们研究营救作战问题。按照当初的想法，拟采取下列步骤：用几架直升机将营救队送至大使馆附近，由于路途遥远，C—130加油机随行，以到达预定地点，乘坐携带的车辆冲进大使馆，抢走人质。后来，虽然大体上没有多少变化，但在冲进大使馆时，改为使用当地的伊朗支持者和秘密潜入伊朗的特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车辆。 根据这个计划，于是从陆海空三军的海军陆战队抽调队员，组成一支以直升机、C—130机队，营救队为骨干的联合特遣队。各队根据各自的任务进行了训练，11月29日，完成大体的准备工作。到了3月，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进行，但谈判却毫无进展。4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完成计划制定工作，以备任何时候发出实施作战的命令，都可以马上执行。4月15日和16日，各级指挥官集中到国防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作战成功，进行了最后的磋商。16日，参 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计划，当晚卡特总统下达了“同意执行”的命令。 关于这次行动，一直到最后，秘密都被严格地保守着。卡特总统同往常一样，处理公务，会见记者。甚至连白宫内部成员，除了参与者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计划，当然卡特夫人也不例外。 1980年4月19日至23日，联合特遣部队各队已布署在指定的基地和军舰上。24日下午（当地时间，下同），各队在新的位置上已准备完毕。4月24日晚，“饭碗行动”正式开始。 从亚速尔群岛起飞的6架C—130型运输机，载着97名突击队员，经埃及并在阿纳加油后飞向伊朗南部。与此同时，从停泊在阿拉伯海的“尼米兹”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RH—53型海王直升机，也向伊朗进发。二者企图在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塔巴斯附近的“沙漠1”地区汇合加油后，飞往位于德黑兰西南80公里处的“沙漠2”地区。8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母起飞，进入伊朗不久，便遇到沙暴。很快，2架直升机发生机械故障，1架被弃于伊朗东南部，另一架返回“尼米兹”号航母。剩下的6架直升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抵达“沙漠1”地区，与C—130型运输机汇合。但是又有1架直升机出了故障。 按照计划要求，至少有6架直升机才能顺利完成营救任务。贝克威思不得不向五角大楼建议中止这次营救活动。卡特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商。会商结果是，剩余的5架直升机不足以将53名人质和93名突击队员安全运出伊朗，继续此项行动必将冒更大的危险，而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总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撤退的命令传到“沙漠1”地区，已经乱作一团的突击队员纷纷爬上飞机。这时，更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慌乱之中，另1架直升机与1架C—130型运输机相碰。随着一声巨响，大火立即吞噬了这2架飞机。8名突击队员当即被烧死，另有4人严重烧伤，其余突击队员被迫遗弃4架完好的直升机，抬着4名伤员，搭乘5架C—130型运输机，仓皇撤出伊朗。 突击队在仓皇撤离“沙漠1”的时候，除了放弃了4架完好的直升机外，还把有关这次行动的绝密地图，侦察照片，无线电通信呼号和频率表都丢在了现场。在撤出伊朗的途中，贝克威思曾向华盛顿请求，派舰载机摧毁遗留下的直升机和绝密文件。但是，华盛顿唯恐事态扩大而拒绝了他的要求。下午6点21分，传来了C—130机和直升机相撞的消息。白宫的成员们不胜惊愕，25日上午1点，政府第一次向新闻报界公布了在伊朗进行了一次营救作战，并且已告失败的消息。 一直期待着胜利消息的卡特总统此时非常沮丧，他不得不去做他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25日上午7点，卡特总统通过电视广播通告全国，为了营救被伊朗扣留的53名美国人质，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作战，但由于直升机的技术故障，不得不放弃。营救人员在撤退时，在伊朗境内沙漠地带，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而造成8人死亡。作战是人道的，没有发生战斗。而后又说道，实施作战也好，中止作战也好，都是出于我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这时美国公民们发现总统的形象这时候糟透了。 反对营救作战的总统最高顾问万斯国务卿表明了辞去国务卿的意向。国会的领袖们也不满意，这是因为总统没有事先同国会协商。 盟国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以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响应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其它制裁，当盟国正需要相互信赖的时候，美 国却事先不通报就进行了危险而影响面颇广的军事作战行动。这是有悖信义的行为。为此，美国受到盟国的谴责。 伊朗最初保持沉默但不久，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指责说： “美国的行动是野蛮的，是对伊朗的战争行为。”霍梅尼和占领大使馆的学生强烈表示：“如果再来一次，就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 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声明说：“在现场发现美国士兵的尸体将无条件送还。” 后来，学生们为了阻止将来再来一次营救作战，而决定将人质都分散到秘密地点。 被遗弃在沙漠上的8具尸体，后来被送回美国大使馆，并被放在祭坛上祭奠起来。但受到了冲昏头脑的几名学生的残酷对待，尸体旁边贴的字条上写着：“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上帝的一只手。”一名伊斯兰导师向他们的遗体表示了哀悼之意。 美、伊交恶的种子便是此时留下的。在后来发生的其它冲突中，美国人无论如何都克制不住强烈的报复欲望。 最后还是由于下列事态的发展，才出现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第一，国王病故。7月27日，由于巴列维国王在开罗病故，霍梅尼不必再以交回国王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8月31日新任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致书伊朗新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要求早日释放美国人质。9月12日，霍梅尼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首次提出释放美国人质的四个条件：把已故国王财产归还伊朗；取消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所有财产要求；美国保证不从政治上或军事上干涉伊朗内政；解冻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伊朗资财。这一次他没有像原来那样坚持要求美国向伊朗道歉。 第二，伊朗经济困难。此时美国发起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已逐渐产生效果，伊朗经济由于石油出口量的大幅度减少而更加困难，进口货物的价格比世界市场实际价格高出30％—40％，国内通货膨胀率从50％上升到70％—80％，政府每月超支8—10亿美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此外，国内几易领导人之后，政治上已基本稳定，人质问题已成了一个负担。 第三，两伊战争开始。9月份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与伊拉克的矛盾急剧上升，加速了解决人质问题的进程。这时对伊朗来说，继续扣押人质已无利可图，相反，如果能够用人质换回被美国冻结的财产，倒能增强抵御外敌的力量，摆脱不利的国际处境。这时伊朗向美国发出信息，表示愿意进行认真讨论，卡特便派遣了一个以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为首的谈判特使小组。谈判经由阿尔及利亚政府间接进行。 第四，里根当选。在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中。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新总统。他在竞选时就严厉谴责伊朗扣押人质的行为。伊朗政府感到里根上台后很可能采取比卡特更为强硬的政策。如果不能在新总统上任前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以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伊朗不愿把这个长达一年多未解决的问题再拖下去。由于伊朗和卡特都渴望在1981年1月20日里根政府就职之前达成协议，克里斯托弗在阿尔及尔同伊朗行政事务国务部长就一揽子协议进行了谈判，并于1月19日签订协议，伊朗决定全部释放美国的人质。但由于在最后关头出现障碍，释放人质工作施延到里根就任一个半小时后才得以最终实现。 1981年1月20日，被伊朗扣留达444天之久的美国人质终于获释。 海湾烟云越来越浓，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逐步占了下风，而美国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造任何借口的机会。 在美伊冲突中，人们很难忘记那场震惊世界的海上惨案。 这是美伊的第五次冲突，它把海湾的悲剧推向极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国际机场。 1988年7月3日，海湾时间上午10时47分。 这里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内6个国际机场中最大的一个。作为波斯湾空中走廊的重要一站，它是由欧洲至美国飞往亚洲或非洲的必经之路，整个航线每天约有250架次民航班机运载6万名乘客飞越海湾上空。一年中，单是使用迪拜机场的乘客，竟高达400多万人次，如果加上其它5个国际机场的吞吐量，可运载乘客2200多万人。 此刻，在这条航线的另一端——伊朗阿巴斯港机场，标号为A—300，编号为655的伊朗客机，已载着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由辅助跑道平缓地滑向主跑道上的起飞线。 机上除了少数外国人之外，乘客大多是伊朗人。他们将直飞海峡对面的迪拜机场。 整条航线的全程为：德黑兰——阿巴斯港——迪拜。 这时，美舰“温森斯”号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执行任务。 当地时间10点10分，“温森斯”号军舰上的1架直升飞机起飞不久，突然遭到炮击。紧接着，4艘伊朗炮艇以飞快的速度朝“温森斯”号冲来，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两艘美国军舰立即作出反应，用火炮击沉两艘伊朗炮艇，击伤一艘。 10点47分，“温森斯”号上的荧光屏出现了一个亮而短的光线，这是一架似乎从阿巴斯起飞的机影映现的。从各种情况判断，这架飞机是伊朗空军的F—14战斗机。 但阿巴斯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机影也存在着是民间飞机的可能性。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依靠民间飞行的飞行指南。而价值高达几亿美元的尖端设备却对判明情况不起什么作用。有关负责人匆匆翻开了航行指南，查阅类似的定期航班。但出现的机影比规定时间晚17分钟，于是便认为是别的飞机。 舰长又指示用敌我识别装置进行核实。第一装置接受到民用和军用双方的信号。在第二装置，来自不明飞机的信号是民用飞机使用的传输模3。但同时，还有军用飞机使用的传输模2的回答。经分析，据说同布署在旁边的伊朗F—14飞机一样。 飞机正向西南方向飞去，对着“温森斯”号的方向。从发现机影仅用了2分钟，于10点49分，“温森斯”号就向该机发出了警告。该舰3次用紧急民用频率，4次用军用遇难频率，前后发出7次警告电报。 为“宇宙盾”护航的驱逐舰“塞蒂斯”号也发了5次电报。但不明飞机既不通报名字，也不答复改变航线的要求。 罗杰斯舰长决定请示上级，便同中东联合机动舰队司令安索尼少将通了话。从前一年的“斯塔克”号事件以后，根据新的作战准则，敌机在靠近30公里以内时，舰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相机行事。但当飞机接近这个范围时，谨慎的罗杰斯舰长又一次请示上级，安索尼少将批准其发射。 10点52分，飞机到达30公里的线内，舰长认定“可能是敌机”，于是便下令“宇宙盾系统”作好发射准备。 2枚“标准Ⅱ型”舰对空导弹被装上了发射台。电子计算机继而调整着导弹诸元。导弹本来是可以自动发射的，但为了等待不明飞机在最后关头退避，决定用手动发射。“温森斯”号用军用和民用两个频率又第2次发出警告。 但飞机仍没有答复，而且从3000米的高度开始下降并快速向“温森斯”号飞来。这立即被认为是一种俯冲的征候。F—14机如果俯冲下来，对“温森斯”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罗杰斯舰长想起1983年在黎巴嫩发生的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事件，担心对方会采取拼命的战术。 随着对方飞机的接近，“温森斯”号舰可供采取手段的范围越来越窄。因为“标准Ⅱ型”导弹在10公里以内是无法使用的。如果对方进入10公里以内，到头来，只能使用那2门只在1500米范围内有效的法兰克斯20毫米机关枪。舰长需要保护舰只，是尽快发射导弹？还是等到最后一瞬，只靠那两门法兰克斯机枪？罗杰斯犹豫起来。 10点55分，飞机已接近15公里处，舰长命令发射导弹。 共发射了2枚导弹，导弹至少击中了1架，荧光屏上的机影和航迹立时消逝，宇宙盾系统显示目标坠落。 据一些目击者后来说：“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普什姆岛东南海域，漂浮的尸体、行李衣物以及飞机残骸碎片，足有三、四英里长。”几小时后，伊朗的营救直升机拖着照明灯，把飞机坠毁的海域照得通明。海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其状之惨目不忍睹。经过几小时的奋战，伊朗蛙人从大海中打捞出150具尸体，其中包括38名印度、巴基斯坦、阿联酋和南斯拉夫等外国人。 同天下午2点，据伊朗国家电台广播，伊朗航空公司IR665航班空中公共汽车A—300；载着274名乘客于7月3日上午10点15分从伊朗南部阿巴斯机场起飞，驶向西南方300公里处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 该机自10点23分向阿巴斯的指挥塔通报了位置之后，就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该电台反复广播：A—300起飞约7分钟后，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领土亨加姆岛附近海面上空坠落。 据正巧在亨加姆岛及附近海面上呆过的伊朗方面有关人士说：“正在美舰队与伊朗高速快艇交火的时候，‘空中公共汽车’飞抵上空，结果被美国舰队发射的2枚导弹击落。据说，这一天，伊朗高速快艇也与正在巡逻的美国舰队遭遇，双方交火，伊朗艇击落了一架美军武装直升机。 据美国国防部公布，交火是3日上午9点40分开始的。 正在巡逻的宇宙盾舰“温森斯”号上起飞的几架直升机受到伊朗高速快艇的袭击。该舰与僚舰“蒙哥马利”号立刻应战，并击沉2艘高速快艇，击伤1艘。另外“温森斯”号又击落1架向该向飞来的伊朗空军F—14战斗机。 当天，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伊朗人说：“我们应该全都赶赴前线对美国及其代理人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称里根是杀人犯，并说，这次袭击是一项野蛮而残酷的犯罪。伊朗在世界各国首都的外交官重复了在德黑兰发出的报仇誓言。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说：“这不是一次误会，这是一次预谋的袭击，是残酷的谋杀。” 在贝鲁特的西方外交官们说，这个事件危及在黎巴嫩的人质的安全。 1988年7月3日下午，美国国防部就波斯湾的交战问题，对新闻报道界承认说：“温斯森”号把民间飞机误为F—14战斗机，并用导弹将其击落了。但又说：这是为自卫而采取的措施。显然，美国还不想承认这件不体面的事。 同一天，里根总统也发表声明，在对牺牲者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时，又说：“已命令法加蒂海军少将为首的小组，彻底调查事件真相。” 但是，事件是公正的，总得有人来解释它。美国军方最高负责人出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就这件事亲自会见了记者。克劳主席不得不承认美军的错误，他的表情充满着痛苦。克劳的谈话内容如下：3日，正在波斯湾上空飞行的宇宙盾舰“温森斯”号上的直升机为了支援直升机而同伊朗海军交上火，这时就把民间飞机当成了敌方的战斗机，为了自卫而将其击落。从目前能够掌握的情况判断，“温森斯”号舰正处于危险之中，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发射导弹。对方飞机大大地偏离民间航线，我方用军用和民用的频率几次发出警告，尽管如此，对方既不回答，也不改变路线，并低空飞向“温森斯”号。美舰还截获了据认为是伊朗F—14的电子信号。由于这几天，伊朗F—14机频频飞到这个海域来，就断定又是F—14。鉴于去年“斯塔克”号事件的教训，舰长被授予以下权限：如果敌对意图明显，为了自卫，可以采取行动。 去年9月，美国要求通过交战区域波斯湾上空的飞机，提供飞行情报，通报所属出发时间、目的地和飞行路线等，并警告：如果不回答而采取威胁行动，将采取自卫措施。美军在4日的独立纪念日后，认为伊朗军有可能袭击，曾命令部队戒备。 当初，据认为“宇宙盾舰”是集尖端技术之精华而装备起来的高性能的舰只（可同时探测200个目标，攻击18个目标），可识别是大型机还是小型机，是民用机还是军用机，也可以区别F—14等机种。但现实并非如此。 克劳主席在回答记者团的质问时，又继续说道：“宇宙盾舰尽管集尖端技术之精华于一身，具有较高性能，但并不是万能的。这次事件，从探测目标到判定敌机只不过是5分钟的时间。考虑到是在特别心理状态的战场上这一事实，可以说当时还是判断错了。伊朗方面，让民用飞机在交战中的海域上空飞行，其用意也是明显的。美国军舰在结束油轮的护航而在归途中，没有接受空中警戒管制机（AWACS）和E—VC预警机的空中支援。”这一发言，一方面表示遗憾，一方面又坚持海军的正当性。 事隔两天后，一个由美国海军少将福格里率领的调查团启程飞往波斯湾进行为期15天的事故现场调查。6人小组7月7日登上“温森斯”号，要求舰长与水兵们在宣誓后回答问题。 对此，“温森斯”号舰长罗伯特向国防部证实说：“这事使我一生歉疚；但我应尽可能保护我的船只和船员，也只有我，应该对‘温森斯’号的一切行动负责。”随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被击落的伊朗客机曾使用两种无线电频道，其中一种为军用通讯讯号，因此，当“温森斯”号一连几次发讯号询问它的身份并在接收到了军用讯号之后，便将他误作为战斗机了。 然而，海湾地区和世界不少国家的军事专家则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 伊朗客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美舰击落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广泛关注。各国政治、军事评论家纷纷发表了对此事的分析及判断。 多米尼加人民在美国和独裁者的残酷统治下，生活困苦不堪，早已忍无可忍。特别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推翻希门尼斯政权和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鼓舞下，多米尼加人民反独裁的斗争迅速发展。1959年初，流亡在国外的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反独裁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于5月间联合组成了“多米尼加解放运动”，发表声明，号召一切民主组织团结斗争，推翻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1959年6月，在多米尼加解放运动解放军总司令希梅内斯·莫雅率领下，人民武装部队在距首都西北60英里的康斯坦萨镇附近向独裁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这次袭击非常成功，反独裁武装人员歼灭了敌军，并烧毁了载运敌人的卡车。两天以后，又占领了康斯坦萨镇，并控制了中部的一个山区，许多农民纷纷参加反独裁的武装队伍。随后，起义部队又占领了多米尼加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列罗斯，控制了这个城市附近的山区据点。同日，在北海岸也爆发了武装起义。据多米尼加解放运动发表公报称，反独裁武装部队同政府军曾连续在多米尼加中部和北部发生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政府军死伤500余人。 1959年9月下旬，又爆发了有空军基地人员和首都大学生参加的反独裁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都遭到了特鲁希略独裁政权出动飞机和军队所进行的残酷镇压，但多米尼加人民反独裁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多米尼加的局势，给美国的扩张政策带来了重重阻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扶持傀儡政权，美国的军事力量出动了。1961年美国出兵占领了多米尼加，成立了殖民政府。 1961年5月，拉裴尔·特鲁希略被刺死后，资产政党纷纷成立，人民反对政府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罢市斗争连续不断。在此期间，美国二次出动军舰进行威胁，干预多米尼加内政。同年11月，在美国策划下，组成了以巴拉格为首的7人“国务委员会”，并于1962年1月1日正式执政。1月16日，巴拉格在人民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压力下宣布辞职，由武装部队总司令埃切瓦里亚控制的军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接管政权。18日，一批空军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军政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前“国务委员会”，由拉裴尔·博内利出任主席，继续推行亲美独裁政策，镇压国内爱国民主力量，甚至将大批进步人士驱逐出境。12月，多米尼加革命党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安·博什当选总统，1963年2月17日宣布就职。他颁布了新宪法，采取了一些抵制美国的政策，如规定国家主权和地下资源不容侵犯，实行“土地改革”，公布限制美资糖业公司利润的“最高糖价法”，废除了前政府同美石油公司订立的关于建立炼油厂的合同等。美国于1963年9月25日，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博什政府，废除了新宪法，逮捕进步人士。26日，建立了以卡夫拉尔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再次实行独裁统治。 卡夫拉尔政权一上台，就废除了民主宪法，宣布左翼政党为非法，并进行大逮捕，企图通过残酷的军事警察统治，来阻止国内民主力量的发展。自此至1964年底，人民反美反独裁统治的斗志不断高涨，先后在首都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等地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运动；在农村和部分山区，爆发了反对独裁统治的农村起义等。 1965年初开始，卡夫拉尔领导的“三人委员会”对国内进步的爱国力量大肆逮捕、残酷镇压，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政府军内部也日益滋长了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到4月24日，以卡马诺为首的一批爱国军官终于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卡夫拉尔独裁政权，拥护前总统胡安·博什重新执政。这次起义，迅速演化成了群众性的斗争，美国为了维护其多米尼加傀儡政权，悍然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动了公开的大规模武装入侵。 美国政府在4月以前，由于为侵越战争中日益严重的困难所困扰，对多米尼加的政局变化并不很重视。4月初，华盛 顿决策人在接到美国驻多米尼加大使贝尼特一个“含义隐晦”的电讯后，才表示了强烈的关注。贝尼特告诉华盛顿决策者说，在多米尼加“减少我们的努力或不采取行动，将酿成苦酒”。美国是绝对不想放弃对多米尼加的控制的。这是因为美在多米尼加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经济方面，在1960年前后，美国和古巴关系破裂后，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食糖的主要进口国。美国企业家在多米尼加的投资也在大幅度增长，从1964年到1965年，这种投资达200亿美元。政治方面，美国害怕在加勒比海出现另一个古巴。约翰逊总统说得很明白，他说：“美洲国家现在不能允许，必须不允许并且将来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府。” 1965年4月25日8时45分，美国总统约翰逊借口保护美侨生命和财产安全，下令航空母舰“拳击者”号，载着1100名海军陆战队员，驶抵多米尼加海面。4月27日，驻布雷格登的空降第82师也处于完全戒备状态。4月28日18时30分，美陆战队员开始在多米尼加登陆，19时，登陆部队攻占了离首都圣多明各以西11公里的艾纳港。到4月30日前，美军陆战队和第82空降师占领了圣多明各以东12公里的空军基地圣伊西德罗附近的整个海岸线和该市的濒海地区。数日，美国侵略军出动3．5万多人的兵力，380多架飞机和40多艘军舰以及大批坦克、炮兵部队，对多米尼加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又陆续将兵力增加到3．5万人。 多米尼加人民对美国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抗击。他们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以及丰富的弹药及配给，但还击侵略者的决心却毫不动摇。他们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同美国侵略者抗击了4个多月的时间 5月24日以后，美国一方面拼凑以美军为主的所谓“泛美部队”，使用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海空军力量的支援下，对多米尼加人民继续进行残暴的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出面干涉，以图赢得时间，欺骗舆论，使其侵略的“合法性”得到国际承认。 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武装干涉，遭到了许多拉美国家的反 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约翰逊总统策划组织“泛美部队”干涉多米尼加，遭到一些拉美国家的抵制，如墨西哥、乌拉圭、智利、秘鲁、厄瓜多尔5个国家的政府就宣布不参加，就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些国家如法国、荷兰、挪威、比利时、丹麦、意大利等国，也表示反对或不赞成美国的入侵活动。 国际舆论对多米尼加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鼓舞了起义者的斗志，他们顽强抵抗，使美军陷于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中。为了从“多米尼加危机”中找一条出路，约翰逊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1965年8月，美国同起义者谈判。美国软硬兼施，强使卡马诺领导的“宪法政府”接受了“和解法”，其中规定：成立以前总统博什时期的外交部长加西亚·戈多伊为首的“临时政府”；9个月内，在美洲国家组织的监督下举行选举；“临行政府”成立，“敌对双方”的部队立即开始撤除目前各自控制地区的防务，立即使多米尼加爱国军民控制的地区非军事化和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美国控制的“泛美部队”仍然留驻在多米尼加。1966年6月，美国又扶植巴拉格尔“当选”总统。美国最后一批入侵军直到1966年9月才撤离多米尼加共和国。然而，多米尼加人民的对抗情绪却在美国政府心头留下一块心病，他们不愿意失掉这样一个傀儡政权。美国侵略者1966年被迫从多米尼加撤退后，仍在那里留下2000多名特工人员，在所谓“和平部队”、“粮食用于和平”、“美国新闻处”和各种“援助”机构的外衣下控制多米尼加各部门，镇压多米尼加人民运动。 多米尼加人民的抗美救国热情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同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公开对抗。自1965年以来，抗议不断，使侵略者颇伤脑筋。 1969年曾举行大规模反美集会和游行，反对洛克菲勒前去“访问”。 1970年头几个月，多米尼加人民举行了数万人以至20万人参加的反对巴拉格尔“连任”的大示威。 同年6月，各界人民开展强大斗争、反对美国在圣多明各策划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1971年2月，圣弗朗西斯科德马科里斯市20多个政治、工会和学生团体组成统一领导委员会，发动了抗议反动警察暴行的全市性总罢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面积10400平方公里，这个亚洲国家历史上战乱很少，经常在阿拉伯国家事务中充当“调和人”的角色，素有“中东瑞士”之称。1958年5月，当黎巴嫩人民掀起了反对投靠美国的夏蒙政府的武装起义时。 美国为了保住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便同样毫不客气地对黎进行了直接的武装干涉。这次武装干涉是美国镇压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亚欧两洲交界地带。沿海为狭长低地，内地有许多与海岸线平行的山地。贝鲁特是自由港，每年有大量西方商品经过黎巴嫩转运到中东其他国家。美、英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开采的石油一部分也经过黎巴嫩的港口转运西欧各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黎巴嫩曾经是古代腓尼基的一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后，相继为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统治。7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随后被土耳其征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由于阿拉伯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戴高乐的“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贾德鲁被迫在1941年11月26日以盟国名义宣布黎巴嫩独立。 1942年11月22日，成立第一届议会，选出第一任总统。黎巴嫩政府随即规定11月22日为独立日。英法占领军直到1946年8月才被迫撤离黎巴嫩，但是，紧接着美国又插手黎 巴嫩，从政治上收买了夏蒙政府，经济上缔结所谓的“援助”协定，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并“租用”了一些机场和港口。 黎巴嫩反动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黎巴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美国及其代理人夏蒙政府的斗争，此伏彼起。 按照黎巴嫩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但是，夏蒙的任期于1958年9月即将届满，他便玩弄各种阴谋手段，妄想连任，并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1958年5月，黎巴嫩人民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武装起义。最初，群众采取大示威、总罢工和总罢市等斗争形式，最终发展成为人民武装。人们拿起各种自制的武器，不断向政府军的军营冲击，用缴获的武器再来武装自己。至6月下旬起义武装控制了黎巴嫩四分之三的领土，使夏蒙反动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黎巴嫩人民武装起义两个月来取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东地区人民反对美国及其仆从的斗争。美国一直将中东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黎巴嫩当局不仅历史上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而且在黎境内已有美国的几处军事基地。美国为了保住在中东的阵地，一开始就对黎巴嫩人民起义进行了干涉，运送武器支援夏蒙反动政府镇压起义人民，并派遣海军在黎巴嫩沿海进行威胁。1958年7月15日，美国以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和“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悍然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派兵在黎巴嫩登陆，粗暴干涉黎巴嫩内政。7月16日下午3时，在美海军第6舰队护送下，1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贝鲁特以南国际机场附近的哈尔迪湾实施登陆。尔后又通过西德“空中走廊”不断增兵。到8月上旬，美国侵黎兵力达到4．8万人。其中，地面部队达1．5万人，作战部队1．1万人，编成4个陆战营、2个空降战斗群和1个坦克营，后勤部队4000余人。美国侵略军侵占了贝鲁特及其附近的山区、国际机场区、火车站和海港区，还控制了几条公路。执行支援任务的美国空军约3000人，编成一个混合空中攻击部队，有飞机71架，驻扎在土耳其的亚达那美国空军基地。此外，美国海军第6舰队及所属200余架飞机，全部调到地中海东部海域，其中有50余艘舰集中在黎巴嫩沿海活动。 美国的侵略行径，遭到了黎巴嫩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起义部队对美国侵略者不断进行英勇的反击。黎巴嫩一些政党领袖、起义部队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武装侵略，要求美国侵略军撤出黎巴嫩。 人民起义部队对美国侵略军不断反击。7月16日美国侵略军2000多人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冲进贝鲁特区泛美大厦，遭到人民起义部队的猛烈回击。在议会广场和议会大厦附近，人民起义部队对美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俘虏了一部分美国士兵，迫使美国侵略军退出上述地区。起义部队对美国飞机不断进行射击，到7月22日止，仅在贝鲁特地区就有16架美国飞机被起义部队击伤。美国的武装侵略，一开始就陷入了黎巴嫩人民武装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据报道，一个黎巴嫩孩子给美国哨兵送去一篮子汽水，篮子里装着定时爆炸装置，使美国兵送了命。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黎巴嫩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慨和顽强反抗。 黎巴嫩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在黎巴嫩人民英勇斗争面前，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愤怒谴责下，美国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于1958年10月底从黎巴嫩全部撤出侵略军。美国的武装干涉未能挽救夏蒙反动政权的统治，1958年9月，夏蒙反动政府垮台。黎巴嫩议会选举了原陆军部司令谢哈布为共和国总统，以反对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为首组成新内阁。卡拉米在政府的政策声明中表示，新政府奉行中立政策。黎巴嫩人民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美国的武装干涉遭到了失败。 ------------------ allan9扫描校对 || //www.qiuza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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