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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一大清早，我费力地穿过浓密的灌木丛，攀上陡峭的山岗。我不时停下细心地环顾四周，并倾听那最轻微的沙沙声。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却连一只黑猩猩也没遇见。再过两小时。薄暮来临，黑暗就将笼罩贡贝河禁猎区。趁现在还有一丝亮。我还要去我特别选中的那个观察点——呆在那儿，期待也许能在夜幕降临前，看到黑猩猩是怎样搭巢的。 这时，我正注视着山脚树丛中的一群猴子。突然，黑猩猩在叫唤！我忙举起望远镜向树丛搜寻；可是，还没来得及找到发出叫声的地点，却沉寂了。经过一阵仔细寻找。才终于发现了四只黑猩猩。他们刚结束了一场小的争吵，而正在安静地吃着一种类似李子的黄果子。 我和黑猩猩之间相距太远了，很难看清楚它们的全部活动，我决定挨得近些。我细心地祭看了一遍地形，发觉如果悄悄钻进那边的大片无花果树丛，对猿群就能看得清楚得多。做到这一步大约要十分钟。可是，当我十分小心地最后走近那棵粗大而多校的树时，却发现树枝上空荡荡的：黑猩猩早就溜啦！一种久已熟悉的绝望之感向我心头袭来。猿猴见了我又一次——多少次了呀！——悄悄地躲了起来。突然间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 这时只见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面上，坐着两只成年公黑猩猩，正凝视着我。我屏住呼吸等候着，深怕它们慌张地窜进密林深处，而这类情况在我们间突然迎面相遇时，是屡见不鲜的。可是这一次，任何类似的事都没有发生。两只身体魁梧的黑猩猩不停地向我注视着。我慢慢下到地面，过了几秒钟它们开始怡然自得地彼此捋着身上的毛。此情此景，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然而，在另一边林中草地上，突然又出现两个脑袋——只见一只母的和一只幼仔，透过密密的草丛朝我望着。当我刚一转脸，它们刹那间就消失了，可是很快地，开始是一只，以后是另一只，在离我约四十米的一棵树的矮枝上重新露面了。它们坐在那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细瞧着我。 半年多来，我竭力想消除黑猩猩遇见人时所固有的、那种本能的恐惧；正是由于这种恐惧，我一出现，动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在五百米开外见到在山谷另一边的我，它们就逃之夭夭。在后，彼此的距离慢慢缩短了。而如今，两只黑猩猩离我如此之近，以至它们的呼吸都清晰可闻。这确是我一生中有幸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之一。两位“高贵的人物”，当着我的面彼此翻搜着对方的毛，这说明它们已经认出了我，但却毫不在意。这两只公黑猩猩，我是很熟悉的：一只是白胡子大卫，它总是不象别的黑猩猩那么怕我；另一只是大力士戈利亚，它获得这一雅号决非由于它个子大，而是由于它那出众的体格，和在其他雄性中的首领地位。在黄昏柔和的光线下，它们那一身黑毛在美丽地闪烁着。 黑猩猩们继续彼此捋着毛，过十多分钟后，大卫站了起来，向我凝视着。正好这时太阳快要藏到地平线下，并将我的长长的背影直投到大卫身上。在这一瞬间，第一次那么近地和野生黑猩猩接触所带给找的喜悦，以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我的影子落到大卫身上时，似乎他也正在力图捉摸我的心思——将使我永生难忘。在后，这一巧合几乎是有象征性的：因为在一切目前生存的生物中，唯有具备发达的脑和智力的人，才压倒和超过黑猩猩；唯有掌握了枪炮和控制了热带密林的人，才能危及野生黑猩猩的生存；最后，唯有人，才把黑猩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在那一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一切。我只是纯粹欣赏起大卫和戈利亚来了。 黑猩猩群最终离去时，我感觉到，所有逝去岁月中所经受过的颓丧与绝望，都将无法和我此时心头洋溢着的欢乐相比拟。我急忙下山，向坦噶尼喀湖岸下帐的营地走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三年前令人难忘的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首次见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然而，或许这一切还要推到更早，要推到我那遥远的童年时代。记得我刚满周岁，妈妈就买了一个大的蓬发的玩具黑猩猩给我，以庆祝伦敦动物园头一回生下了一只小黑猩猩，而且取的名字和这只小黑猩猩一样，也叫朱比里。而玩具黑猩猩朱比里就成了我最可爱的朋友，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个旧时的玩具哩！ 当我刚学会爬行的时候，动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闷热的鸡窝，和我孩提时代最早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我钻进鸡窝一直呆了五个钟头，就是要看看母鸡究竟怎么下蛋的。这件事引起了家里的惊恐，妈妈甚至还将丢失孩子的事报告了警察局。 过了四年，我刚满八岁，就第一次打定主意：一旦长大我就要去非洲，去和野生动物为伍。当我十八岁中学毕业时，虽然我已参加秘书训练班，并且已安排了工作，可是想去非洲的念头依然活跃在我心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的中学女伴邀我去肯尼亚她双亲所在的农场作客时，我不但当天辞去了新闻电影制片厂里的工作，毫不惋惜地和令人羡慕的职务分了手，还在夏天，到我的老家博恩默思城里的餐馆当了一段时间服务员，以便为这次旅行积攒一笔钱。而如果要在伦敦生活并储存起一笔钱来，那是很难做到的。 到达非洲一个月后，有人劝我去见利基博士，说：“如果你喜爱动物，就一定要去找找他。”在内罗毕的国家自然史博物馆，我见到了当时任馆长的路易斯·利基。他从交谈中感到我对动物一向抱有兴趣，因此立即提议我担任秘书助理的工作。 在博物馆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所有同事都是富有经验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热心于自己的事业，乐于教我知识。然而，当利基和他的妻子玛丽要我参加当时塞林盖蒂平原上奥杜韦峡谷的古生物考察时，我才获得了最幸运的机会。此时尚未发现“东非人”和“能人”，游览者还未光顾这块地方，它还是杳无人烟的。可是有谁能想到，过了几年，这里却建起了繁华的街道，游览者穿梭不息，而在空中又震响着飞机的轰鸣声呢？发掘工作本身是十分有趣的。我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从奥杜韦峡谷的粘土和砾石层中，挖出了生活在几百万年前的生物的遗骸。我已习惯于眼前的发掘，可是对这些深埋在地层里的化石，有时仍不免感到惊异。我想，现在我手中拿着的这具骨胳，不正是昔日一度能够运动、摄食、睡眠、繁殖的活生生的生命吗？它的外貌是怎样的？身上的毛色怎样？它又有什么气味？这些都唤起了我的思索。 回忆起在考察队工作的那些傍晚，是特别令人神往的。每当发掘在晚六时结束，我就和同事们一道返回营地。我们向着峡谷的高处走去；穿过夕阳映照下的平原。那里白昼的余暑还未退尽。在现在这干季，奥社韦峡谷几乎成了一片荒漠，可是当我们穿行在低矮多刺的灌木丛中时，常常会和大小与兔子相仿的文雅、小巧的犬羚迎面相遇。有时。小群的羚羊或长颈鹿闪过我们的眼帘；也有多次，见到黑色的非洲双角犀蹒跚地漫步在峡谷间。又有一次，我们竟和一只年青的雄狮面对面地“遭遇”；当听到它喑哑的叫声时，离我们只不过十几米，不一会儿就亲眼见到了这猛兽本身。这时，我们正在向峡谷底走去，那儿有几处植物长得比较茂密，见此情景我们就赶忙向那里撤退。狮子觉察了我们的行动，小心翼翼地甩动着尾巴。后来，据我猜想，它可能纯粹出于好奇，竟尾随着我们一直追了过来。这时我们停止了爬山，故意挑了一块不长树木的开阔的斜坡走去。狮子落到了后面并消失在灌木丛中。此后我们就再未见过它。 在这段考察近结束时，路易斯·利基和我谈起了坦噶尼喀湖沿岸生活着的黑猩猩。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占据着西至海岸、东至坦噶尼喀湖的赤道附近的森林地带，地域相当宽阔。利基所说的上述种群，据分类学家鉴定，属于施氏黑猩猩亚种（Pan troglodytes schweinfurthii）。它们生活在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山区。利基还讲到，谁要立志献身于这类动物的研究，就应当具备非凡的耐心、坚韧以及自我牺牲精神。 利基又说，只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过野生黑猩猩的行为，他就是亨利·尼森（Nissen H．W．）教授，他在几内亚的密林里搞了两个半月的研究。可是对于认真的科学研究来说，这么一点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它或许需要花上两年。在这初次交谈中，利基和我谈了很多。他解释说，他之所以热衷于湖两岸的黑猩猩行为的研究，是由于史前人类的遗骸正是常常在湖两岸发现的；而他认为，对类人猿行为的研究，会有助于了解人类远古祖先的行为特征。 停了一会儿，利基建议我把这项考察工作干起来，这时我心想，他是在和我说着玩的。虽然这项考察正合我平生夙愿，可是我却缺少研究动物行为所必备的专业训练的基础。我跟利基说了这个想法。而利基呢，对于这一点看来是早就考虑了的。他要找相信，不一定需要大学的文化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不利因素呢。他希望挑选的是不抱成见、不为某种传统观念所束缚的人，他们从事研究的唯一目的是探求真正的知识；同时，这样的人也将怀着对动物的同情心，去研究它们。 利基不仅指出搞这项研究是必要的；而且列举种种理由说明：一位年青而缺乏经验的姑娘，是能够胜任这项重大而又复杂的任务的；他的挑选决不会错。因此，我以十分喜悦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哪里去搞到必需的装备呢？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最后，资金弄到了，购买小型船只、帐篷、飞机票以及半年野外考察所需的款项，由伊里诺斯州的威尔吉基金会支付。 那时我已返回英国，获知这一消息后，开始为非洲之行作准备。基戈马未来工作点上的当地政府同意研究关于考察的事，但是当听到一位英国姑娘将只身进入非洲密林从事考察。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有一个欧洲人陪同。这时我的母亲琬恩·古多尔（Vanne Goodall）已在非洲，她自告奋勇。愿作我的探险工作的同伴。 1960年，我们到达了内罗毕。开始一切进展顺利。贡贝河禁猎区（现辟为贡贝国家公园）所在的行政区负责人，立即发布了关于开展黑猩猩考察的有关决议。他十分热情好客。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有关禁猎区的气候、地理状况的宝贵资料，诸如这一地点的海拔高度，昼夜和季节气温的变动幅度等等并向我们描述了当地土壤和植物区系的特征。—一列举了我们可能见到的一些主要动物。最后传来消息说，利基为我们购置的小型铝艇已顺利运抵基戈马。并且东非植物标本馆馆长伯纳德·维尔库博士自愿陪送我和母亲去基戈马。维尔库博士想顺便搜集一些当地的植物标本，因为这一地区的植被以往很少研究过。 我们已经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出现了挫折。从基戈马传来的消息说，禁猎区的非洲渔民中出现了纠纷，我们动身的日期因而不定期地推迟了。幸好正在此时，利基建议我开赴维多利亚湖的一个孤岛上去考察长尾猴的行为。我们乘坐的摩托快艇劈开水流，驶向荒无人迹的洛尔夫岛。和我们同行的有船长霍桑，和一名来自肯尼亚西部卡卡买克部落的助手。霍桑是一位挺好的人，他和利基曾一起共事了三十年。他总是那么镇静和坚定，遇到危急情况也依然沉着、果断而富有幽默感。这一切，使他成为我们的一位不可缺少的同志，尤其是当他后来同意和我一块去黑猩猩聚居的禁猎区时，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们在岛上度过了三周，住宿在停泊小港的一只汽艇上。入夜，水浪柔和的拍击声催人入睡。破晓前，霍桑划着小船送我到岛上，观察长尾猴的行为，直到薄暮降临。若是月夜，我就工作得更晚。我们的晚餐单调得很，常常是豆子、蛋或罐头香肠。可是我和琬恩对这些毫不在意，总是很快就吃得精光，然后就交谈起考察中的新收获。 在岛上经历的这些日子，使我得益不少。它使我了解到，在野外考察，坚持每天写日记是多么重要；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最适宜；人的什么样的手势和动作会使猿猴惊吓，而什么样的又不致惊吓。虽然黑猩猩的行为和长尾猴的有许多区别，可是我在洛尔夫岛上所获得的知识，却为日后开展贡贝河流域的考察提供了帮助。 从内罗毕方面终于传来了等待已久的消息，我们行将和长尾猴分手了。可是当想到恰好此时我开始能辨认出动物群的各个成员，并且理解了它们的行为时，我不禁稍稍感到惋惜。放下未做完的工作，这滋味是不好受的。然而，当我们一到达内罗毕，我整个的心就早已飞向基戈马，早已想象着和黑猩猩行将到来的会面。由于在去洛尔夫岛之前一切已准备就绪，所以只过了几天，我们就和伯纳德·维尔库上了路。前面的路程还有一千余公里。 一路上比较顺利，不过我们的敞篷轿车还是出了三次小故障，并且由于超载，车一开快就发生危险的震动。就这样，我们一路上风尘仆仆，三天后终于到达了基戈马。可是，由于发生了某种意外的情况，我们去禁猎区考察的事又耽搁下来了。 我们都略有几分沮丧。由于经费极为有限，不允许我和琬恩在当地的旅馆长住下去，因此决定找一块地方作临时营地。当我们问到去什么地方合适时，有人竟向我们指出基戈马监狱的庭院这块地方！其实这儿并不象人们设想的那么糟。花园整饰得十分优美，喷香的橙子和柑桔压弯了枝头。从我们的住所望去，是一片壮丽的湖上风光。而唯一使我们感到苦恼的，是黄昏时分蚊子的骚扰。 这段时期我们弄得无事可做。趁这机会我们对基戈马作了一番细心的考察——这是一座非洲的小城，按欧美的标准衡量，甚至可以说它更象乡村。 市内热闹的中心区。集中在天然港湾附近的湖岸上；港口停泊的船只。可以沿湖驶往布隆迪、赞比亚和马拉维、以及对岸的刚果。行政机关、警察分局、火车站和邮政局、座落在湖岸上。 你到每一个非洲市镇，可以发现它最迷人的场所，是它那鲜艳悦目的水果和蔬菜市场。五光十色的水果、蔬菜分小堆陈放着，以供选购；每一堆都有精确的计数和标价。在基戈马的市场，我们发现，比较富裕的商人神气活现地端坐在石檐下；其他的商人就坐在集市的广场上，他们将货物整齐地堆放在麻袋布上，或者地上。数不清的香蕉，青色和桔黄色的橙子，打皱的西番莲的暗紫色果子，构成了缤纷夺目的色调。在它们之间，是盛着鲜红的植物油（由含油的棕榈果制成）的一排排坛子和罐子，特别引人注目。 由行政中心起始，向上穿过城市的主要区域，就是基戈马市引为自豪的主要街道。街道两侧，栽种着高大的绿荫如盖的芒果树，在它后边伸展出成排数不清的小店铺，这在东非称做杜卡斯。到处摆着几乎是一样的百货：成堆的茶壶和碗碟，便鞋和衬衫，小号提灯和闹钟。许多小铺，出售着色泽鲜艳、织成大方块的布料，这在非洲叫做康嘎斯。非洲妇女总是成双地买这种布料：其中一块围裹在腋下，一直下垂至膝；另一块则做成帽子戴在头上。大街上，你可以见到裁缝正在制做衣服。还有并排的小鞋铺，只见一位年老的印度人，正手脚灵巧地制做着一双鞋子，他的手艺叫人见了不由得喳喳称赞。 我们和基戈马的几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官员及其妻子——相处得很熟。他们十分好客。有一天晚上，琬恩因为怕拒绝了一个新交的朋友的约请会使对方见怪。便不得不起初在一家，后又到另一家同时洗了两个热水澡。伯纳德担心我们俩都可能因此有点应接不暇，便开了车带着她到各家去走了一趟，为的是使她不至失约，同时也不让她从身边走开。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已经抛弃了和黑猩猩相见的念头，并且作好随时返回内罗毕的准备。然而，这时去了贡贝的官员大卫·恩斯梯回到了基戈马。经过长时间的会商，我决定奔赴贡贝河攀猎区去从事考察。当我们乘上地方当局拨给运送考察装备的小艇，航行在坦噶尼喀湖上时，我宛若置身梦中，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可是，瞧！基戈马港湾已被抛在身后，而汽艇正沿着湖的东岸向北驶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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