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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 一早醒来，晴空万里，日照中天，难得的好天气。我一点也不夸张，来到南极快两个月，这样晴朗的天气还是很少见到的。你很难想像，昨天乔治王岛还飘着雪花，山坡和海滩铺上了厚厚一层白雪，长城站的钢架上结着一层冰凌，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还抓紧时间补拍雪景的镜头呢。可是今天，雪却全部融化了，气温已经回升，你在山坡和海滩很难找到雪的踪影。我们心里都有点迷信，莫非老天爷也知道今天会有贵客来临，所以收敛了它那往日可怕的尊容，不然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 长城站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站区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施工仍得满地的木料钢管早已归类堆放到指定地点，主楼广场上又垫了一层松软的沙土。我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把站区的垃圾用塑料袋装了起来，又跑到宿舍楼挨门挨户收集废物，将它们统统装进塑料袋，然后运上卡车。就在这时，副站长董兆乾把我叫住了。 “给你一个任务，你们这些笔杆子见多识广，扎几朵绸花吧！”说罢，他不由分说地把整整一匹红绸扔给我。 “绸花……”我莫名其妙地抱着几十米红绸，不明白这是什么任务。 原来，长城站落成典礼这天，要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交给我的任务是为剪彩扎上几朵绸花。但是天知道，我这个记者虽然也可算得上见多识广，也曾经出席过这样那样的剪彩，但是那整匹绸子扎成的绸花是怎样鼓捣出来的，以前却忘记去采访采访。 老董把任务下达以后，踏着笨重的帆布靴吧嗒吧嗒地走开了。这位海洋学家是我国最早到达南极的科学工作者，1980-1981年南极的夏季，他和张青松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第一次踏上了南极大陆，访问了澳大利亚的凯西站。他们回国之后，我曾经采访过他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结识了，并且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知道，从那以后，老董又多次来南极考察。他曾经随极地抗冰船“内拉顿号”，在南大洋的惊涛骇浪中度过极为艰苦的77天，航程47，700千米，那是1981年1-3月间。那次考察是著名的BIOMASS计划（南大洋生态系和生物资源考察）行动的一部分。后来，为了选择合适的建站站址，董兆乾又三上南极。他和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以及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的高钦泉、万国才，乘阿根廷科学考察船“天堂湾号”，访问了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而这次由他出任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和长城站副站长，是第四次上南极了。比起以往几次，压在董兆乾肩上的担子要数这次最重。他是个科学家，但是这次南极建站，他却不得不从事他并不熟悉也并不擅长的施工指挥和大量的组织工作。他的脸庞被风吹日晒变得黧黑，两眼也因为睡眠不足熬得通红。在长城站，他比谁都起得早，而当别人已经休息，他的小帐篷里却长久地亮着灯光。他告诉我，每天晚上他都要计划第二天的工作。尽管如此，你却看不见他愁眉苦脸，他永远是那样乐观、开朗，不时说几句笑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但是一旦于起活儿，他那山东人的执著、豪爽的性格，使他从来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望着老董的背影，我却犯了愁。平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做起来却笨手笨脚。我把绸子抖开，尝试着折成蓬松的花朵，根本不行，简直不像个样儿。 于是，我跑去找几位同事，也许他们比我见多识广，但是他们摇摇头，跟我一样毫无办法。 这都是女人的活儿，可我们这里偏偏没有一个女同志。我捧着整匹绸子足足跑了一圈，最后只好原封不动地送还老董。我承认我的低能，连这点小小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最后，还是心灵手巧的陈富财完成了这个难题。他是上海科教电影厂的摄影师，当他挽起绸子，三下五下很快就把绸花扎好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很简单，可我就是没有想到，就像哥伦布把鸡蛋立在桌上一样。 这也是南极生活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10点光景，海军的超黄蜂直升飞机掠过长城海湾，在长城站海滩上降落。我和一些人进入机舱，接着飞往智利马尔什基地空军机场。我们得到准确的消息，我国代表团已经从智利南方的彭塔阿雷纳斯起飞，很快就将在乔治王岛降落。我们是专程到机场去欢迎他们的。 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游子，虽然身在南极，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万里之遥的祖国，怀念自己的亲人。这种感情在国内是很难体会到的，只有一旦离开祖国，这种思乡的情绪就像一种无法医治的顽症，时时刻刻折磨着每个人的心灵。何况一年一度的春节快要到了，而今年的春节，我们却不能和亲人们在一起包饺子，吃年饭，也不能去访亲探友，领着孩子到公园里去玩耍。她们将在思念中度过一个冷冷清清的春节，而我们也将在南极的荒原迎来牛年的降临……这些都不能深想，最好谁也不要提过年的事，还是紧张地于活，从早忙到晚地干，也许还要好受一些。 但是，祖国代表团的到来却使我们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温暖，祖国没有忘记我们，10亿人民没有忘记我们，他们将给我们带来母亲的祝福，亲人的问候……这又怎能不令人激动万分。 直升飞机在马尔什基地空旷开阔的机场降落。这是一座简易机场，跑道是沙石夯实的，没有柏油或水泥跑道，也没有草坪的绿茵。跑道上停着几架直升飞机，一架漆成红色的海豚式直升飞机正在起飞，几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智利军人在那里指挥。不远的前方，靠近跑道一侧是机场的建筑物，像个很大的仓库，附近山头上安装了通讯雷达。 智利机场人员见我们拥挤在跑道附近，连忙走过来示意我们让开。 “大家靠边站，飞机马上快来了……”人群中有人喊道。 太阳的热力把机场跑道晒得直冒热气，四周的山坡雪已融化，天空湛蓝湛蓝，无限深邃，只有几片羽毛似的云翳一动不动地点缀在那里。这里是乔治王岛一个平缓的山岗，顶部已经推平。向西望去，可以看见菲尔德斯半岛陡峭的绝壁和蓝幽幽的冰山，如果不朝那边张望，眼前黑黝黝的跑道和裸露的山岩很难叫人相信这是南极。 人们窃窃私语，不时地看着蓝天。 “来了，来了……”人群中一阵骚动。智利机场值勤人员急忙挥手让我们后退。我们被赶到跑道旁边的一个小山包的后面。 一架草绿色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像一只肥胖的大鸟从北向南飞来，跑道上的沙石被风卷起，顿时飞沙走石，尘土飞扬。所有的人都赶忙掩面转身，背朝跑道。有几个来不及躲闪的摄影师，摄影机的镜头被打上了几个麻点…… 飞机从我们面前掠过，在海上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接着从相反的方向飞来，不断降低速度，机翼下的起落架着地了，一阵巨大的旋风夹着横飞的沙石又朝我们扑来。 人们涌了过去，机舱的门打开了，穿着清一色红色羽绒服的代表团鱼贯走出机舱。他们之中有我熟悉的武衡同志——70高龄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钱志宏，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两位大使也来了，我驻阿根廷大使魏宝善和夫人李苹，驻智利大使唐海光和夫人郑玉兰，还有使馆的外交官李辉、张治亚、段继承、袁世亮，人民日报驻阿根廷记者管彦忠，以及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热情的握手、问候、笑声、掌声，把代表团包围了起来。 超黄蜂直升飞机又起飞了，飞回长城站。这一天是欢乐的节日，汇报、参观、交谈，但是对于我们，却有更大的欢乐——代表团给每个人都带来厚厚一摞亲人们的来信。我们的心情如同有的同志所说“南极已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兴冲冲地拿着亲人的来信，一头就钻进小帐篷里去了。 夜里，风雪又袭来了。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很紧张，他们打算次日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然后走访附近的科学站，并且分头跟两船两队的考察队员、船员和海军官兵共度新春佳节，然后立即踏上归程。但是，南极的天气却有意挽留他们，暴风雪一夜之间将长城站附近的山山岭岭包裹起来，在他们眼里展示出南极的冰雪风光，主楼的广场和海滩铺上厚厚的银色地毯，而在麦克斯韦尔湾，巨浪澎湃，浮冰冲到岸边，太阳也钻进云层里去了。 原定2月19日举行落成典礼的计划不得不推迟，因为海上风浪太大，两条船上的考察队员和船员、水兵都无法上岸，小艇根本不能下海。 这天晚上，像往常任何一天晚上一样，夜幕早早地笼罩在海滩和大海的上空，气温骤降，冷雨不时地敲打着长城站主楼的外墙板。有人敲响了悬挂在檐柱上的铜钟，钟声悠远，在夜色沉沉的荒原久久回荡…… 从帐篷和宿舍楼纷纷而出的考察队员，走进了灯火通明的餐厅。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华丽的餐厅就餐，漂亮的桌子，满墙的画屏，丰盛的佳肴，还有坐在首席的代表团的祖国亲人。这一切都使他们猛然想起，这不是平日的晚餐，今天是除夕，这是除夕之夜呀。 他们还和平日一样，穿的是满是油迹的衣服，蓬乱的头发和满脸的胡子很久没有梳理，脸色也因为成天劳动变得黧黑粗犷。就凭这身打扮，不难想像他们在南极建站的艰苦，他们在风雪中经受了怎样的磨砺。代表团的一些领导同志看着他们鱼贯走进餐厅，仿佛看见披着一身征尘从前线归来的战士。70高龄的武衡同志和杨国宇副司令员打量着一个个年轻的脸孔，心情不禁有些激动。 在以往的晚餐桌上，考察队员们谈笑风生，非常活跃，一天的紧张劳动，难得有个轻松的时候，于是他们一边用餐，一边说说笑笑。可是今天，他们却有点拘谨，心神不宁，很少有人大声说话。是嫌饭菜不好吗？当然不是，这天晚上是建站以来最好的饭菜，美味佳肴，红白名酒，还有祖国代表团从国内专程带来的速冻三鲜水饺。是因为劳动太紧张了吗？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建站劳动基本结束，返回祖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我无法揣测每个人微妙的心理活动，但是我却在注意观察他们的情绪。许多曾经来过南极的考察队员一走进主楼富丽堂皇的餐厅，不禁回想起他们以前在其他国家科学站工作的情景。那时候，他们做梦也想在自己国家的科学站工作。这一天终于来到他们的身边。许多第一次来到南极的队员更是激动，他们想起临行前夕亲人的嘱咐，祖国人民的期望，现在面对代表团的祖国亲人，他们觉得喉咙哽咽，有许多话要说啊，他们想告诉祖国，告诉自己的亲人，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 感情的激流在他们心中奔腾激荡。我这时的任务是帮助伙房的炊事员端菜送饭，穿梭往来于餐桌之间。掌声噼啪作响，武衡同志，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古稀访南极，壮哉亿寻行。起飞毛毛雨，降落万里晴。长城已屹立，冰山照眼明。佳节探至亲，欢声举岛盈。”这是武衡同志在赴南极的飞机上写下的诗句。作为我国南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武衡同志不顾年事已高，亲赴南极，给考察队员带来了党和祖国的温暖。他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代表团前往乔治王岛的途中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逗留。“我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科学基金会极地规划局局长贝德·威尔克尼博士。”武衡同志说，“仅仅几个月以前，那是1984年夏天，我曾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过美国极地局。当时我国在南极建站的可能性还很渺茫，所以我们只是向美国朋友了解在南极建站的各种设施，希望他们提供一些地图和资料。但是，这次见到威尔克尼博士，一见面我就告诉他，中国南极长城站在2月20日前后举行落成典礼，正式邀请他出席。这时，威尔克尼大为惊讶，他说：‘过去人们总认为中国人办事慢吞吞，想不到这次这么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也许是亲眼看到我国南极健儿不负祖国人民的重托，用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建成了长城站，武衡同志心里特别高兴，他即兴赋诗，称赞了考察队员为国增光的丰功伟绩。杨国宇副司令员也是70老翁，这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歌颂母亲的民歌。充满激情的歌声拨动了大家的心弦，由对母亲的思念想到伟大的祖国，座中不少人跟着唱了起来，有的人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这时，轮到郭琨队长讲话了。 容貌消瘦的郭琨，今天破例地剃掉了满脸胡须。他默默地站起来，端起手中的酒杯，他的目光接触到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那胡子拉碴的脸膛，那留着冻伤痕迹的脸颊，那熬得通红的眼睛。在这一刹那，这个性格刚强、作风凌厉的男子汉突然一阵子鼻子发酸。思想的闪电一下子映照出那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45个昼夜，艰苦的鏖战，风雪的搏斗，夜以继日的拼搏，顿时像潮水一般涌上心头。是的，就是眼前这些可爱的队员们，是他们征服了极地的暴风雪，忍受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用他们的双手，叩开了冰雪王国的大门，在南极的旷古荒原筑起了新的长城…… 感情的潮水，积蓄，压抑，终于不可阻挡地冲开封冻的冰面，激起汹涌的波澜，在他的心头激荡，奔腾。 他说了一些感谢大家的话，突然喉咙哽咽，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这时，在场的考察队员也一个个激动地哭了。他们有的默默地落泪，有的低着头忍住眼眶里滚动的泪水，有的激动得抱头痛哭，有的推门而出，跑到暴风雪的旷野里…… 此刻我才真正地懂得了什么是胜利的欢乐。当洛杉矾的体育场上空，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几万人的目光中升上旗杆，这时我们顽强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不也是抱头痛哭吗？当我们的登山队员，艰难地登上陡峭的冰坡，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珠峰之巅，他们不也是含着激动的泪花吗？在这南极的除夕之夜，面对祖国的亲人，郭琨和他的队员们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次在茫茫冰原留下自己的足印，我们在南极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立足点，我们神圣的国旗将要在狂风飞雪中高高飘扬，这翘首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第二天，也就是载入史册的2月20日，当祖国人民迎来牛年的大年初一，长城站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早晨钻出帐篷，风停了，一夜的风雪洒满了山山岭岭。我端着脸盆跑到小溪边洗脸，从宿舍楼出来的我驻智利大使夫人郑玉兰见到十分惊讶：“冷吗？”“习惯了。”我回答道。这时武衡同志在郭琨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踏着松软的积雪，从主楼朝我们住的帐篷区走来。他看了看考察队员住的帐篷，还钻进拥挤狭窄的帐篷里坐了坐，“这里才能体现出你们艰苦的生活。”他向郭琨说。 “比起刚来时已经改善多了，”郭琨笑道，“现在有电灯，还有电热器，暖和得多。” 接着，他们爬上山坡，走到站区迄西的一个小淡水湖。那山谷中的小湖，静极了，清极了，像一块放在白色山谷中的碧玉，岸边系着一个木板钉成的小木筏。 “这就是西湖，”郭琨告诉武衡，“木筏是队员们自己做的，生物学家用它来采集湖里的生物和水样，大伙儿叫它‘长城3号’——因为我们船上有两艘运输艇，分别叫‘长城1号’和‘长城2号’。” “这里水深吗？”武衡同志很感兴趣地问。 “测量过，最深的地方有10米。” “南极还有这样好的水，真想不到。”武衡同志这时在几个年轻人的搀扶下走上木筏，郭琨解开了缆绳，用一柄铁鍬当桨，轻轻拨动湖水。于是“长城3号”离开湖岸，朝湖心慢慢荡去。 人们笑声不迭，欢乐的笑声震碎了平静的湖面，激起阵阵涟漪。 吃罢早餐，南极洲考察队54名队员整队集合了。不久，4艘草绿色的运输艇从长城海湾开了过来，200名海军官兵一律海蓝色的呢制服，精神抖擞地列队上岸。天上，直升飞机像蜻蜓似的掠过白雪茫茫的山岭，欢快地飞向海边的简易机场，从机舱里走下的是乔治王岛各国科学站的来宾，智利、阿根廷、波兰、巴西、乌拉圭、联邦德国的科学家。苏联站的站长和科学家是乘一艘水陆两用车从别林斯高晋站开过来的。“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上的船员和考察队员，分乘两艘小艇飞奔而来…… 我在这天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天色越来越好，不久云开日出，又出现了南极的好天气，落成典礼看起来可以在今天举行了。 “今天的长城站披上节日的盛装。主楼橘红色的墙面光彩夺目，房顶已预先插上了出席典礼的来宾所在国的国旗：苏联的斧头镰刀的红旗，智利的一颗星星的蓝白旗，阿根廷的淡蓝色和白色各占一半的双色旗，巴西的淡绿色国旗……每个房檐柱上飞起一个彩色气球，正面是一条横披，红绸上写着‘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典礼’几个大字。门媚上悬挂着铜质镀金的长城站站标。 “临时会场布置就绪。主楼大门的阶梯下面，摆了几张长桌，当中的主席台上放着邓小平同志题辞的金匾——‘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贡献’。两旁的长桌上依次放着各种礼品，国内各单位赠送的礼品放在右边，其中有人民海军赠送的一艘玉石雕刻的军舰，有代表团特地从祖国带来的大花篮，北京绢花厂的姑娘们用她们灵巧的手，给冰原送来一篮姹紫嫣红的花，仿佛也把春天送到了南极。各国科学站赠送的礼品放在左边，有木雕和一些工艺品。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盆青翠欲滴的水仙花，是考察队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精心培育出来的，在草木不生的南极荒原，它是那样不同凡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上午10点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南极洲第一次出现中华民族表达自己情感的独特方式。在主席台前方的广场上，军容整齐的海军官兵和英姿焕发的考察队员列队肃立，主席台上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所有人的目光都凝集在广场前方高高的旗杆上。 “嘹亮的震撼人心的国歌奏起来了，鲜红的五星红旗徐徐升了起来。郭琨队长和两名考察队员光荣地把第一面国旗升在南极洲的上空。无数的摄影机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我当然没有忘记立即向国内发稿，这是南极健儿献给牛年的一份厚礼，是献给祖国母亲的珍贵礼物。 历史将会记住这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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