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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见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起床，快起床，小艇马上要来了……”我连忙坐了起来，心脏还在狂跳不止。 这是副队长董兆乾的声音，他那沙哑的声音在宿舍的过道里嗡嗡直响，不时地还抡起拳头狠狠地砸着房门。 我似乎是刚刚睡着，就被他的喊声吵醒了。这些日子，也许是意识到在长城站的时间不多了，我的工作不得不加快速度，白天采访，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晚上钻进帐篷整理素材。有几篇大的通讯已经开始动笔，听说几个兄弟单位的新闻记者决定乘飞机回国，我想请他们把稿子带回，这样既保险又要快得多。这就势必要开夜车，否则是来不及的。何况这几天长城站的事情还特别多，代表团回国以后——他们是开完落成典礼的次日就离开的，根据武衡同志他们的决定，长城站由原来的夏季站改为越冬站。规格升高这固然很好，但物资方面的准备和人的调派都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越冬的8名队员的名单总算定下来，并且和代表团一同离开南极返回祖国，他们将回国休假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长城站。除此之外，在两船两队全体撤离乔治王岛时，还必须留下几名同志看守长城站，这个名单也定下来了，5名留守队员，他们将等待休假的越冬队员回来之后才离开此地。为了保证8名越冬队员在南极安全越冬，武衡、杨国宇、钱志宏等同志从智利拍来急电，要求两船给长城站留下充足的食品和各种物资。这几天，两条船上的小艇都纷纷送来许多急需物品。站区的房屋尤其是几栋木板房按照越冬的要求重新加固，所有的帐篷已经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全部拆掉打包，大部分运回国去。琐琐碎碎的事情还有很多，整理仓库呀，清点物资呀，把一些不需要留下的装备仪器运上船呀，清扫站区呀，处理垃圾呀……除此之外，南极洲考察队还在最后一个晚上召开支部大会，发展了5名新党员，日程排得满满的。 我是被一场凶猛异常的暴风雪赶进宿舍楼的。来到长城站采访有10多天了，我一直住在海边的小帐篷里。在那无地可坐的帐篷里，我接待过武衡同志，驻智利大使和夫人，智利使馆的段继承、李辉和袁世亮等同志，当然很抱歉，我只能请他们席地而坐，招待他们的也只是清水一杯。这都是可纪念的趣事。不过，对于我来说，帐篷里的木箱这时的利用率特别高，只要有空，我就趴在上面，忘掉了帐篷外面呼啸的狂风、漫天的飞雪和密密的冷雨。我的时间老觉得不够用，好些构思都来不及整理成文。 这天晚上，大概是代表团离开后不久，南极的天气又露出狰狞的面目。我从主楼归来，踏着坑坑洼洼的砾石滩，远远就看见帐篷在狂风中挣扎，像一个浑身乱颤的怪物。帐篷门外原先用木板钉了一个挡风的屏障，不知什么时候全都被狂风撕碎掀掉，那四面用来固定的绳索扭曲着，蠕动着，随时可能从地上拔走。我旁边的另一个无人住的帐篷，已经完全扑倒在地，像是拳击场上被对方击败的拳斗士，在那里呼呼喘息。我见势不妙，连忙用绳子加固帐篷，但也无济无事，帐篷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滑溜溜的，绳子挂不住。 看来，这个晚上是难熬了，我心想。但是，我也毫无办法，钻进帐篷，我找了一块大石头将门帘从底下牢牢压住，四壁用多余的充气垫子衬了衬。我还把电灯拉在木箱上，木箱上钉了一块木板，电灯就缠在木板上，这样就不致随着摇晃的帐篷乱晃了。 我摊开稿纸，就着灯光继续爬格于，一篇题为《他们是开拓者》的报告文学还刚刚开头，我必须抓紧时间在长城站写完。另外，著名作家叶圣陶、丁玲、舒群、牛汉、魏巍、刘绍棠为他们创办的《中国》文学月刊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约稿信。一个月以前，丁玲和舒群同志给陈德鸿总指挥发了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怀着崇敬、兴奋的心情，热情地祝贺你们征服艰难险阻，胜利地登上菲尔德斯半岛，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洲的土地上……反映你们的英雄业绩，颂扬你们的高贵品质，是《中国》文学双月刊的神圣责任。我们继续注视着你们。恳切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陈德鸿总指挥把电报给我们看了，但我们只有应付发稿的时间，哪里还有余力完成其他刊物的写作任务。也许是这封电报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文学界的老前辈又发来亲笔署名的信函，托祖国代表团专程送来。 不仅仅是这一家杂志，还有许多报刊编辑部辗转寄往乔治王岛的约稿信，也由代表团捎来。看到这一封封热情感人的信，我们既感到全国人民对南极考察的关心，同时也感到无形的压力，即使我们不睡觉，24小时不停地写，也无法应付这么多的约稿。 帐篷外面的风声像野兽在嗥叫，被石头压住的门帘不住地撕扯着，钻进一股股寒气。最麻烦的还是帐篷经不住狂风的推搡，像是风浪中颠簸的一叶扁舟，东倒西歪，左右摇摆，有时整个地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然后又挣扎着弹回去，这样不停地反复来回。帐篷门对面的透气孔以前是盖得严严实实的，这时被一只无形的手掀开，对流的空气把门帘掀开，一刹那间，大风卷着雪花从洞开的窗户里钻进来，帐篷立刻被掀倒了。 我就是这样狼狈不堪地被风雪赶出了帐篷，迎着风雪在黑暗中摸索。因为这时旷野里风雪弥漫，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抱着一床棉被踉踉跄跄地朝主楼的方向走去，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那窗户中透出的灯光，像是遇难的水手在无边的海洋中游向陆地。 在长城站的宿舍，我度过了南极的最后4天。这里的条件和帐篷确是天壤之别。室内暖融融的，只需要穿件毛衣，床铺是席梦思的软床，但是最喜人的还是这里有真正的桌子和椅子，对于我来说，有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写作速度无形中大大加快了。 但是，离别南极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2月28日清晨，我们听见董兆乾副站长的喊声，纷纷离开温暖的被窝。消息来得并不突然，昨天已经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离开得这样匆忙，却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才6点多钟，天还刚刚亮。干嘛这么急呢。 很快，我们听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天气马上就要变坏，一个强大的极地气旋飞快地向乔治王岛移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撤离麦克斯韦尔海，突然降临的冬天很有可能使我们不能按时返航。阿根廷方面提供的情况，麦克斯韦尔湾在2月底可能被大量的浮冰堵住出入口，而眼下已是2月的最末一天了。 南极的夏季快要结束了，短暂的夏季，几乎是不知不觉就离开我们而去。天空是阴沉的，笼罩着铅灰色的云层，群山披上了白雪的轻纱，显得异常肃穆。太阳隐没了，谁知道它会不会重新露面，还是从此坠入冰原的背后，让漫长的黑夜重新统治这冰雪的大地。多么希望再看一眼极地的太阳，那热力微弱却是无限光明的太阳，可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匆匆忙忙吃了早饭，从长城海湾远远开来两艘救生艇。所有的人忙着把自己的行李和仪器、器材运上码头，装上小艇，接着又在主楼前方的广场集合。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踏上返回祖国的归途，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但是一旦要告别长城站，离开生活了两个月的南极洲，我们却又感到怅惘，难舍难分。这荒原上的房屋，这屹立的长城站，这高高的天线塔和气象观测场，都留下了我们每个人的汗水，留下了我们终生难忘的足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论天长日久，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将伴随着我们，永远，永远…… 考察队员们的脸色都显得异常严肃。他们排成一行，面对着长城站的主楼，目光凝视着门楣上闪闪发光的长城站站标。郭琨队长走出队列，率领大家向长城站敬礼致意，随即他发表简短的告别辞： “今天是我们在长城站度过的第61天，马上要离开她，我们大家都有点难舍难分。希望留守的同志们爱护它，管理好，使她更加完善……”他的神情激动，声音哽咽了，“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说不下去了。 告别仪式很快结束，在最后的5分钟，撤离的队员和留守的5名同志依依惜别。许多人在这最后的时刻，在主楼前面留下了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镜头，把自己的心永远留在了南极洲，留在了艰苦奋战的长城站…… 小艇启动了，慢慢离开了码头。留下的5名同志站在那里激动地朝大家挥手告别，船上的队员们纷纷向他们招手，一股惜别的离愁笼罩着每个人的心，许多人的眼里含着热泪。 风雪把长城站包裹起来了。纷纷扬扬的雪幕中，那屹立在海滩上的房屋，白色的气象台，像巨人一样挺立的天线塔和停放在露天里的车辆，此刻在视线中渐渐远去，连站在码头的5名队员的身影，也越来越小，变得模糊起来。但是我们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永生难忘的长城站，深情地向战友们频频招手。 “再见吧，长城站！再见吧，南极洲！” 我们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呼喊。是的，我们还会再见的，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重逢在南极，重逢在长城站。 1984年2月20日上午9时39分，“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一声长鸣，告别了冰雪茫茫的乔治王岛，踏上了返回祖国的万里航程。 我们的前面，波涛滚滚，满天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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