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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所作的第一个回答是很不全面的——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人口原理，这种制度就会在短短30年间完全垮台。 人们阅读葛德文先生的独出心裁和才智洋溢的《政治正义论》，看到他的文笔气势雄浑而有力，他的某些推理精密而有说服力，他的思想炽热而强烈，特别是他那给人深刻印象的诚挚态度，使全书具有真理的外观，不能不为之感动。同时，又必须承认，他没有以似为正确哲学所必需的谨慎态度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结论常常不为他的前提所认可。他自己提出的异议，有时也不能加以排除。他过分依赖那些不能应用的一般而抽象的命题。他的推测无疑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质朴。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已存在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仅仅凭借理性和信念所进行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权力施行和维持的任何变革都将更为持久。无限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种极其伟大而有魅力的原则，远远优于那些一切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机和动因，是人们热诚地希望看到的一种成就。总之，看到这一美好的制度的一切，必然会抱有喜悦和羡慕的心情，热望有朝一日它会实现。但是，可惜得很！这个时刻决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的“庄严的神殿”，如果我们了解实际生活，并细心观察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它们就会象“空中楼阁”一样消失。 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结尾谈到人口，他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比如，我们发现，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多少世代，人口并未增加到需要耕种土地的程度。”葛德文先生作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原因提及而未试图加以研究的这一原理，我们将看到，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重大根源，是使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则从世间完全消除罪恶，就似乎不是一伴没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的非常合适的手段了。但事实真相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葛德文先生在论述平等制度带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说：“压迫精神、奴隶性和欺骗的风气，都是现存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为敌。妒忌、怨毒和报复等其他恶行是上述精神和风气不可分的伴侣。在富裕而人人同样分享自然的恩赐的社会状态下，这类感情必将消失。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原则也会消失。任何人也无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储备或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每个人也就能把个人的存在溶合到关心普遍福利的思想之中。任何人也不会以别人为敌，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你争我夺；结果仁爱将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统治权。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而操心，得以自由地遨游在与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在扩大知识的工作上，人人都会帮助我而我也会去帮助他们。” 这确实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是，这只是一种想象的情景，与现实毫不相干，这一点恐怕读者已经充分觉察到。 人无法生活在富裕当中。井非一切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现行财产制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尽力保护他的少许财产。利己心将大获全胜。你争我夺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将经常为肉体需要操心，而没有一个有才智的人能够自由地在思想领域遨游。 葛德文先生没有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意一下地球上人类的真实状况，看一下他准备用什么方法克服人口过多带来的困难就可以充分他说明这一点。他说：“……对本章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明确回答是：现在设想困难未免过早。地球上四分之三可以住人的土地还没有耕种。已经耕种的土地还能进行无限的改良。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已经指出，认为在地球绝对无法增加生产物以前人口过多不会带来困苦和困难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暂且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实现，并看一下这个困难会怎样迅速地在这种完善的社会形态下压在人们身上。一种理论倘若无法加以应用，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暂且假设产生贫困和罪恶的一切原因在这个岛国都已消除。战争和你争我夺已停止。有害身心健康的职业和工厂已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宫廷的阴谋、为商业目的、为邪恶的满足而聚集于疫疠丛生的大城市。单纯的、健康的和适度的娱乐代替了饮酒、赌博和放荡。没有任何城镇大到会对人体发生有害的影响。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都居住在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每座房子都清洁、通风和宽敞，坐落在有益干健康的地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必须进行的农业劳动和睦地由一切人分担。这个岛国的人数及其生产物，我们假设同现在一样。仁爱的精神受公平无私的正义的支配，使这些生产物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在社会上的一切成员中分配。虽然或许不能做到每个人每天都有肉吃，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尔吃到的肉，已可满足俭朴的人民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体力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葛德文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是完全一致的。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腐败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因而在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中不可能很普遍。每一个男人都会自己选择一个伴侣，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将是无关紧要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会从多余的地方流向缺乏的地方。每个人都乐于尽力教育年轻的一代。 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社会形态。现存婚姻的不可补救性，无疑使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性交则会成为早婚的最有力的诱因，而由于我们假定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的抚养担忧，因而我以为，在100个23岁的妇女中也许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妇女。 由于上述这一切大大促进人口增加，减少人口的各种原因又假定已经消除，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快于任何已知社会。我曾经说过，据斯泰尔斯博士发表、普赖斯博士曾引用的小册子所载，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数在15年间增加了一倍。英国当然是比美洲腹部殖民地更有益于健康的国家，并且，按照我们的假设，这个岛国的一切房屋都是通风和卫生的，而对人们组织家庭的鼓励又大于美洲腹部殖民地，因而，其本上人口为什么没有（如果有可能）以少于15年的时间增加一倍，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给予说明了。但我们决不背离事实，我们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25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 无可怀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的均等化，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用于农业，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生产物的增加。但是，要满足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计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或许每个人必须以一半时间用于这一目的。可是，即使作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了解我国土壤的性质、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25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心存疑虑。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许是耕种全部放牧地，并几乎完全不再食用肉类。但这个方案的一部分也许自己就行不通。英国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产出大量食物的，而要制造出最适合于英国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据说，中国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不施肥稻一年仍可收获两次。英国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地。 虽然这一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25年间增加一倍，但我们暂且假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届满时，食物（纵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养增力同了一倍的人口：400万，使其保持健康。 在第二个人口倍增的时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愈益增加的人口的迫切需要呢？哪里有生荒地可以开垦呢？那里有必不可少的肥料来改良已耕的土地呢？对土地略有所知的人都会说，在第二个25年间，按相当于其现在收获的数量来增加我国的平均产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增加不可能实现，我们仍假定它会实现。我们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力量，允许我们作几乎一切让步。然而，即使我们作这种让步，在第二个时期届满的时候，仍会有700万人没有给养。仅够2100万人糊口之用的食物量将由2800万人分担。 天哪！所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无需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也会消失，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操心，得以自由地邀游在与人的意趣相会的思想领域之中，这样一种情景安在？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物一经事实的严格检验便消失了。由富裕培育和激励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的寒冷气息所抑制。已经消灭的可憎的感情将再次产生。自我保存的强大法则将驱除人们心灵中一切较温柔、较高尚的感情。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非人类的本性所能抵制。谷物在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切撒谎骗人的不道德行为马上就会发生。子女众多的母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活必需品。由于缺乏食物，儿童体弱多病。健康的红润脸颊将被贫苦造成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仍在少数人的内心萦回的仁爱心作了几次无力的最后挣扎以后，利己心最终便恢复了其经常的绝对统治权，得意洋洋地横行子全世界。 葛德文先生将最坏的人的原始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腐败，但这种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也不存在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理性指定要留归公众的那些利益没有被人独占。谁也不受不公正的法律的驱策去破坏秩序。仁爱之心已深深扎根于一切人的心中；可是，在短短50年中，使现在的社会状态堕落和阴暗的暴行、压迫、虚伪、苦难，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就会由各种最紧迫的事情、由人类的本性所固有而与一切人类制度毫无关系的法则再生出来。 如果大家仍不十分相信这种令人忧伤的情景的真实性，不妨看一下第三个25年的情况，我们当会发现，那时将有2800万人没有生活资料；而在第一个100年终了时，人口将为11200万，食物则仅足供养3500万人，其余7700万人没有给养。到那时，人们将普遍感到匮乏，劫掠和谋杀将在世间盛行，尽管我们一直假定，土地的生产物是绝对无限的，其每年增加的数量比最大胆的思辩家所能想象的还要大。 毫无疑问，对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困难所持的这种看法，和葛德文先生的看法大不相同，他曾说：“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完全知道，我提到的那过剩的2800万人，或者说7700万人，是决不会存在的。葛德文先生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律是什么？是某种暧昧而不可思议的原因吗？是上帝的神秘干预——在一定时期突然使男子无性交能力，使妇女不能受孕吗？或者是这样一种原因，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是能够加以探究的，人们可以看到，在人类所处的任何状态下，它都持续不断地（虽然是以不同的强度）发生作用。这不正是一定程度的贫困吗？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决没有加重它，而是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 在我们所假设的情况下，现在支配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则会相继听命于最紧迫的需要。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人类是其所接受的印象的产物，因而匮乏的鞭策持续不了多久，就必然会发生侵害公众资财或私人资财的行为。由于这种侵害次数增加、范围扩大，社会上比较活跃、富有才智的人士很快就会察觉人口在迅速增加，而年产量却在减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社会的安全。那时会召开某种会议，井以最有力的措词说明国家的危险状况。可以说，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时，谁劳动最少，或者谁占有最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每个人都十分愿意并随时可以满足邻人的需要。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应不应当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而是他应不应当把自己生存所绝对必需的食物送给邻人。应当指出：缺少食物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供养他们的人数和手段；这种按照本国的生产状况不能完全满足的迫切的需要，导致了对正义的若干公然侵犯；这种侵犯已经阻碍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某些方法制止，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紧迫的需要似乎在命令人类无论如何要使生产物逐年增加：为了达到这一基本的、重大的和责无旁贷的目的，应更加全面地分配土地，并应通过最有效力的惩罚，甚至死刑，来保障一切人的资财不受侵犯。 某些反对者也许会提出，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些人得到的份额可能大大超过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利己心的支配权一旦确立，没有某种补偿作为报酬，他们决不会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拿出来分配。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大可悲叹的不便，但是，这种弊端同由于财产不安全而必然会带来的一系列阴森恐怖的灾难是不能相比拟的。一个人所能消费掉的食物数量必然要受人类有限的胃容量的限制；他肯定不会把余下的部分扔掉，而会以剩余的食物来换取别人的劳动，从而使别人在某种程度上靠他生活，尽管这是一种有偿的让予，也还是比听凭别人活活饿死要好。 因此，救治一直折磨着社会的最好（虽然仅此还不够）方法，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建立一种同目前各文明国家所盛行的没有很大差别的财产管理制度。 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就是两性之间的交往。一些人已注意到了社会遭受各种困难的真正原因，这些人或许会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安然地认为他的一切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仁爱心而得到适当的抚养，则土地的能力将绝对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供养由此必然增加的人口；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指向这唯一的目的，而且由于财产得到完善的保护，以及其他各种可以设想的鼓励，因而生产物逐年增加的数量可以达到最大限度，但食物的增加仍不能与人口更加迅速得多的增加相适应；所以对人口的增加必须实行某种控制；最自然、最明显的控制似乎是使每个人抚养他自己的子女；就某一点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人口增加的测度和规准发生影响；可以预料，人们如果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但即使如此，为了做戒他人，让轻率地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入贫困和匮乏的个人，遭受随同这种行为而产生的耻辱和麻烦，似乎是必要的。 婚姻制度，或者至少是每个男人要承担抚养自己子女的某种义务（明确的或暗示的）的制度，在我们所设想的存在种种困难的社会里，似乎是上述推理的自然结果。 对这种困难所作的考察，揭示了女子贞操的破坏比男子发生这个问题蒙受更大耻辱的很自然的根源。不能指望妇女具有足以抉养她们子女的资力。因而，如果一个女子同没有签约承担抚育子女责任的一个男子结合，一旦这个男子感到不自由而将她遗弃，则这些子女必然要仰给于社会，否则就会饿死。而由于以监禁或判刑来惩处这种很自然的过失，以防止上述麻烦反复发生，或许是很不正当的，人们就可能同意以耻辱来惩处。此外，这种罪过在女子方面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更不至于误认。一个孩子也许常常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但他很容易确切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人们同意，对于犯罪证据极为充分、同时对社会的妨害又最大的方面。应责其承担最大部分的罪责。如有必要，社会可以强迫一切男子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男子为维持家庭生活必然要遇到较多的麻烦，作出较大的努力，因此，如果一个男子使他人陷入不幸，即今只使他蒙受几分耻辱（这是每个人必定会遭受的），也可以认为他受到了充分的惩罚。 现在妇女犯罪几乎要被赶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几乎不受惩罚，这似乎毫无疑问是对自然正义的侵犯。但是，这种习俗作为防止严重妨害社会的事件经常发生的最明显、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也许不完全公正，其起因却似乎是自然的。然而，这个起因现在已在这种习俗后来引致的一系列新观念中湮没无闻。起先也许是由于社会需要而做的事情，现在要靠妇女的贤淑来维持；而这种习俗在其原来的意旨虽然还保存，但人们对它已毫无实际需要的地方，仍以最大的影响力对社会上的那一部分人发生作用。 社会上的这两个基本规则——财产的安全和婚姻制度——一经确立，不平等的状况必然会随之发生。在财产分割后出生的那些人面临的是已被人占有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双亲由于子女过多而不能很好地抚养他们，他们在万物均被占有的世界上该怎么办呢？前已提及，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从土地生产物中得到相等的一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人数增加过多以致原先分得的那份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不能象要求偿还债务那样，要求从别人的剩余生产物中分取一部分。很明显，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必定会因匮乏而受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了空彩。这种索取者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除在一些极端的场合以外，是一种很难识别的标准。剩余生产物的所有者一般都要寻找某种比较明显的识别标准。除在各种特殊的场合以外，他们会选择能够并表示愿意尽力取得更多的剩余生产物的那些人，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使这些所有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一切缺乏食物的人当为紧迫的需要所驱策而提供他们的劳动，以换取其生存所绝对必需的这种物品。适于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超过他们自己消费所需的食物总量。如果对这种基金的需要很大、很多，它就必然会以很小的份额进行分配。劳动报酬将降低。人们提供劳动，将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因而亲属的抚养将受阻于疾病和贫困。相反，如果这种基金迅速增加，如果它在比例上相对于提出要求者的人数而言很大，它就会以很大的份额进行分配。任何劳动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作为报酬，他就不会以劳动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便可以过舒适和安逸的生活，因此能够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国家内，各下层阶级的幸福或苦难程度，主要取决于这种基金的状况。而人口是增加、静止不变还是减少，又取决于这一幸福或苦难程度。 因此，很明显，一个按照人们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美好的方式组成、以仁爱心而不以利己心作为其活动原则、并且靠理性而不靠势力来纠正其一切成员的有害倾向的社会，很快就会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始罪恶），蜕化为与目前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没有本质区别的一种社会；我指的是，会蜕化为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的主要动力的一种社会。 在我所作的假设中，不容置疑，我所举出的人口增长率总会小于其实际增长率，我所举出的生产物增长率又总会大于其实际增长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在我所假设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不能快于任何已知实例中的人口增长。因而，如果我们假定人口增长一倍的时间为15年，而不是25年，并且考虑一下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生产物增加一倍（即使我们承认有此可能）必须花费多少劳动，我们就敢断言，即今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起来，也不用说不要很多世纪，甚至30年不到，就会仅仅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彻底毁灭。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我没有提到移民。如果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这种社会，它们在人口方面当会产生同样的困难，因而不能容纳新的成员。倘若这种美好的社会局限于这个岛国，则它本来的纯净必定会不可思议地减损，其所企求的幸福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实现；总之，在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愿意自动离开。愿意在目前存在于欧洲的那种政体下生活，或甘受极端困苦移居新开发的地区以前，该社会的根本原则当已完全破坏。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看得很清楚：人们只有在苦难极其深重时才会下决心离开祖国；即便是最吸引人的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濒于饿死的人们也往往拒不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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