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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反论家们


   
第五章 梦游病患者和神秘论贩子:科学和伪科学


  植物的心搏动使出席牛津会议的科学家大为震动

  欣社·萨范特(Hindu Savant)由于指出了植物的“血液”流动,引起了进一步的轰动。

  听众全神贯注地端坐着

  着迷地倾听着金鱼草与死亡作斗争的讲演。

  《纽约时报》,1925年8月7日,第一版。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惯于宣讲“信仰的意志”,至于我,我将希望演讲“怀疑的意志”……需要的不是信仰的意志,而与此恰好相反,需要的倒是发现问题的愿望。

  伯兰特·罗素:《怀疑论论文集》(1928)

  公元二世纪,在罗马大帝马库斯·奥里留乌斯(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的希腊,有一位名叫阿波奈蒂丘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bonutichus)绅士。他美丽聪颖又无所顾忌,用他的一位同时代的人的话说,他“靠伪装过日子”。他最著名的欺骗行为是,“只在腰间缠上一块闪闪发光的缠腰布,赤身裸体,冲进市场;他带着短剑,摆动着他那长而散乱的头发,活象一位以大神母的名义搜集钱财的宗教狂,他登上高高的祭坛,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预言一个新的聪明的神将要降临。亚历山大接着飞快地跑到神殿建筑工地,象潮水似的人流尾随着他;他一到神殿,就找出一个鹅蛋(是他事先埋在那里的),这个鹅蛋里封装着一条小蛇。打开这个蛋,他宣布这条小蛇就是他所预言的神。亚历山大回到自己的家里,隐居了几天之后,宣布容许被挤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群可以进去,并且可以看到有一条大蛇缠住他的身。那条小蛇在几天里已长成一条大蛇了。
  实际上,早在马其顿王国,蛇就是为达此目的而可以很方便地加以驯化的动物,在蛇的身上配上一个由亚麻布织成的多少有点象人的面部表情的脑袋。在亚历山大的房间内,光线晦暗,人群又拥挤不堪,没有一个来访者能够长时间停留或细心察看一下这条蛇。于是,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位预言家确已迎来了一位神。
  亚历山大接着宣布,神准备回答装在密封袋内的各种书面提问;当只有他一个人时,他把密封袋拆开并复制封条,阅读了内容后,重新装入袋中并加进一份答案。帝国各地的人,成群结队蜂拥而至,以便亲眼目睹这一奇异怪物——一条聪明的人头蛇。在那些提问事例中,聪明的人头蛇的回答,后来证明不只是含糊其词,而且整个说来都是错误的。亚历山大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改动一下他的答案就行。倘若在一位富有男人或女人的问题中端详出某些弱点或私隐,那么,他就毫无顾忌地进行敲榨勒索。所有这些欺骗的结果,所得收入相当于现今每年好几十万美元,他的名声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与他相匹敌。
  我们也许觉得亚历山大这位神秘论贩子实在可笑。当然,我们可能也愿意预知未来,也愿能与神接触。但我们今天不至于再被这种欺骗方式愚弄了。那么,我们是否真的不会再被愚弄呢?拉马尔·塞恩(Lamar Keene)先生已当了十三年的降神术通灵人了。他是坦帕新时代议会教堂的牧师,是全世界降神术协会的董事,并且多年来还是一位美国降神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他自认,这是一种骗局。据他亲自体验,实际上,所有有关神灵的读物,巫人的降神会以及从死人那里得到的通灵者的神示,都是有意识的欺骗,意在解除人们由于失去朋友和亲属而感到悲痛和哀思。基恩象亚历山大一样,也回答装在密封袋中向他提出的问题,不过他不是私下回答而是在布坛上回答。他用一盏隐藏着的灯,或用涂抹发亮的流体,或用能够暂时使袋子透明的流体照明,以窥视密封袋中的内容。他能发现丢失的东西,能发现“无人能知”的私生活而使听众大为惊奇。他可以与降神术会场里暗处的附在灵媒身上的神灵和鬼魂密谈。这一切都基于一种最简单的幻术,基于一种虔诚的自我信念,最主要的是基于他看出他的教区居民和信徒中那种盲目的轻信和完全没有怀疑的精神。基恩象哈雷·霍迪尼(Harry Houdini)那样相信,这种欺骗不仅能在唯灵论者中蔓延,而且唯灵论者们还能严密组织起来,并在可能发展为信徒的人中间互换情报,以使得降神会上能够做出的事情更加令人惊奇。象窥视亚历山大的蛇一样,降神会全都在黑暗的房间内举行——因为在光亮的房间内,骗术太容易被戳穿。在赚钱最多的那些年,基恩赚的钱多到其购买力可与阿波奈蒂丘的亚历山大相提并论。
  从亚历山大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也许自从这个行星上出现人类到现在——人们就已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装神弄鬼而赚大钱。对其中的一些欺骗作出迷人而具有启迪性的说明,可以在1852年伦敦出版的一本著名书中找到,此书作者是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书名为《超常的幻想和愚蠢的群众》。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k)声称,这本书使他挽留了几百万美元--大约由于这本书使他改变了原想投资的愚蠢计划。麦凯从炼金术、卜卦和迷信治病,一直谈到闹鬼的房子,十字军东征以及“政治和宗教对头发和胡须的影响”。这本书的价值,正象神秘论贩子亚历山大所说的一样,在于指出了这些欺骗和幻术是由来已久、古已有之的。有许多欺骗并不具有当代的伎俩,只是微弱地交合着我们的热情:它使我们了解到,以往的人们是怎样受骗的。但在读了许多这样的事例之后,我们对当代的说法与以往的说法竟是如此的相似,而开始感到惊奇了。人们的感情总是强烈的,而怀疑论可能在今天已不象任何别的时代那么时髦了。于是,当代社会里必然会有花样翻新的欺骗。而且也确有许多欺骗。
  在亚历山大时代象在麦凯时代一样,宗教乃是最容易地被人接受的观念和流行世界观的源泉。那些欺骗民众的意向,往往是用宗教语言表达的。当然,这种做法依然还在继续着,悔悟的唯灵论者们的供词和其他后来披露的消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过去五年内——无论是好或是坏——科学在民众的心目中,都是作为洞察宇宙奥秘的基本手段而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当代的许多欺骗者会玩弄科学的伎俩。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上一世纪内,许多人对科学的边界或边缘提出了各种主张和断言,而只有当这些主张和断言是真时,它们才能引起公众兴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才具有深远的科学意义。我们即刻就来考察他们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这些主张非同寻常,是对平凡世界的一个突破,并且常常暗含着某种希望:例如,我们具有巨大末开发的能力,或者看不见的力使我们自我保存,或者有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模式,并与宇宙保持和谐。的确,科学有时确实作出这些主张——例如,认识到,我们代代相传的遗传信息被密藏在称为DNA的单一长链分子中,发现了万有引力或大陆漂移,开发核能,还研究生命起源或宇宙早期的历史。所以,如果作出某种另外的主张——例如,通过一种意志的特殊的努力而不借外助就能漂浮在空气中——那么,关于这一点与上述有什么不同呢?除了证明问题之外,没有什么不同。主张可以漂浮起来的那些人,有义务当着怀疑论者们的面,在被控制的条件下,演示他们的论点。证明的责任在他们身上,而不在那些产生怀疑的人身上。这些主张太重要了,以致难予粗心地思考。许多关于能漂浮起来的断言,几百年前就已作出了,但是,那些已作过充分阐释认为不借外助能升到空中去的人,只要不是在欺骗的条件下,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十五英尺的高度。如果漂浮起来是可能的,那么,其科学意义,甚至更广泛地说,它对人类的意义将是极其巨大的。那些不加批判地进行观察,或提出不诚实主张的人,会把人们引入歧途,并使我们偏离理解世界这一人类的主要目标。正因为这样,胡乱对待真理显然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

  灵魂出窍

  试考虑一下有时被称为灵魂出窍这件事吧。在宗教迷魂术或催眠术的条件下,或者有时在一种能使人产生幻觉的药物的影响下,人们会报告说,他的灵魂会离开肉体而外出游荡,能毫不费力地漂浮在房间的其他什么地方(往往是靠近天花板处),并且只有在游荡完了之后,才重新归附于肉体。倘若这样的事真能发生,那的确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暗示出人类独特本质的某种东西,甚至暗示出有“死后生命”的可能性。事实上,有些有过临近死亡经验的人,或有些临床诊断已死而又复生的人,报告过类似的感觉。但报告过这种感觉,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例如,可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或者在某些环境下人类神经解剖学中的线路缺陷,总会导致灵魂出窍的相同幻觉(见第二十五章)。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检验这种灵魂出窍术。当你不在时,一位朋友把一本书巧妙地放到图书馆的一个高不可攀的书架上。然后,如果你从来就有灵魂出窍的经验,那么,你就会漂浮到书那里,并读出其书名。当你的肉体重新醒来,并正确地说出你读到了什么时,那你就提供了灵魂出窍的物理实在的某种证据。但是当然你必须没有其他方法,例如,没有其他人悄稍偷看后告诉你,也没有你的朋友或你的朋友的朋友告诉你,而是你自己知道这本书的书名的。为了避免别人告诉的可能性,实验必须在“双盲”(double blind)的情况下做;这就是,选书和放书的人必须根本不认识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的存在,也不去判断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就我所知,还没有灵魂出窍的演示实验始终在这些被控制的条件下,向听众中的怀疑论者报告过。我断定,尽管灵魂出窍的说法没有被驱除,但也很少有理由值得相信它。另一方面,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医师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积累了一些证据,说是印度和近东的幼童,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很远地区去生活,然后让他们非常详细地报告他们这个地区从前的生活情况。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一个新近死去的人与幼童所述的情况非常相符。但是,这不是在受控条件下做的实验,而且至少有可能是幼童从旁听来的,或者是研究者本人的无意识的提示。史蒂文森的工作,大概是关于“超感官知觉”的所有当代研究中最有趣的。

  鬼魂说话

  1848年,在纽约州北部,生活着两个小姑娘,玛格丽特·福克斯(Margaret Fox)和凯特·福克斯(Kate Fox)。人们谈论着有关她俩的神奇故事。只要她俩到哪里,哪里就能听到神秘的响声,接着就能得知来自鬼神世界的暗语:向鬼魂提出问题,鬼魂就能以敲击声来回答——响一声表示“不”,响三声表示“是”。福克斯姊妹就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由她们的大姊带领,周游全国各地,并且成为欧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诸如伊利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Browning)之流,欣喜若狂地注意的中心。福克斯姊妹所表演的“显灵”,是现代唯灵论的起源,是一种迷信,它认为少数具有天赋的人,通过意志的某种特殊努力,就有可能与死去的鬼魂相通。福克斯姊妹把基恩之流的职业继承下来了。
  第一次“显灵”后的四十年,玛格丽特·福克斯为一种内疚之心所激励,发表了一篇签名的坦自书。响声原来是在一种不明显的使劲或动作的站立姿势下,通过弄响脚趾和脚踝的关节而发出来的,与使手指节发出响节很相近。“这是我们开始玩弄的游戏。原先只是要用来吓唬我们妈妈的,后来,当这么多的人来瞧我们这些孩子们时,我们自己也吃惊了,而且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便迫使把这种把戏玩下去。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些年幼的孩子,所以,也不会有人怀疑我们是在捣鬼。我们受我们大姊有目的的引导,也受到妈妈无意识的指引”。带领她们周游各地的大姊,对于这种欺骗行径似乎是完全意识到的。她的动机是为了钱。
  福克斯的例子最富有教益的方面,不在于竟有如此众多的人受骗,而是在于,当骗局已经供认之后,在玛格丽特·福克斯已在纽约剧院舞台上公开表演了她那“奇特的大脚趾”之后,许多原来信以为真的人,依然拒绝承认鬼魂说话声是一个骗局。他们借口说,玛格丽特是受某种理性主义者的胁迫而供认的。人们对于揭示他们的轻信竞抱很不以为然的态度。

  加的夫巨人

  1869年,纽约西部加的夫村附近有一位农民,在掘井时发掘出一个比现代人还大的石人雕像。牧师和科学家们都一致断定,这是一具古代人的化石,认为也许这证实了圣经中所述。“古时有巨人”。对这人像的细节有许多评论。这个人像看上去比艺术家在石头上所能雕刻出来的纯粹艺术品,要精美得多。何以见得呢?因为甚至人像上居然有微小的蓝色静脉网状组织咧!但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White)。他宣称这是一种出自宗教热忱的欺骗,而且也是一件拙劣的雕刻品。经过了非常细致的考查表明,它是一件近期的产品。这样,人们才弄明白了,加的夫巨人只不过是一具塑像,是由宾厄姆顿的乔治·赫尔(George Hull)设计搞出来的一个骗局。乔治·赫尔自称是“烟草商、发明家、炼金术士和无神论者”,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蓝色的静脉”乃是被雕岩石上的天然花纹。这个骗局的目的是为了骗取旅游者们的钱财。
  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揭露并没有使美国企业家P.T.巴纳姆(Barnum)感到困惑,他竟提供六万美元来租贷加的夫巨人三个月。当巴纳姆未能获得巡回展出的担保时(因物主要价太高,不肯放手),他只做了一件复制品拿去展出。这件复制品居然使顾客们肃然起敬,并使巴纳姆中饱私囊。大多数美国人所能看到的加的夫巨人,仅是他的复制品。巴纳姆展出过一件伪造品。原物如今正存放在纽约库普尔斯城的农民博物馆内,无人问津。人们说巴纳姆和H.L.门肯(Mencken)两人都提出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看法,即从未有人由于对美国公民智力的低估而吃过亏,赔过钱。这个评论也许广泛适用于世界。但所缺乏的不是智力,智力是有丰富的储备的;真正缺乏的倒是批判思维的系统训练。

  聪明的汉斯——懂数学的马

  二十世纪初期,德国有一匹马能阅读书籍,能演算数学并且显示出具有深刻的世界政治事务的知识。或者看起来好象是这样。这匹马就被叫做聪明的汉斯。它的主人是威廉·冯·奥斯顿(Wilhelm von Osten)。奥斯顿是位上了年纪的柏林人,谁都说他的本性与骗人无缘。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仔细察看了马的奇事并且宣布这是真的。汉斯用它的前蹄有规则的踢打来回答向它提出的数学问题,而用惯常的西方方式点头或摇头来回答那些非数学问题。例如,某人说。“汉斯,九的平方根的两倍再减一是多少?”停了片刻之后,汉斯就顺从地抬起它的右前蹄,轻轻敲打了五次。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吗?它摇摇头。是圣·彼得堡吗?它点点头。
  普鲁士科学院派出了一个以奥斯卡·芬格斯特(Oskar Pfungst)为首的委员会前去作更深入的观察;奥斯顿完全相信汉斯的能力,欢迎委员会前去探究。芬格斯特注意到许多有趣的规律性。有时,问题越困难,汉斯回答它所需的时间越长;或者当奥斯顿不知道答案时,汉斯就显得比较的无知;或者当奥斯顿不在房内,或者当马被蒙住眼睛时,就得不到准确的答案。但别的时候,在一个陌生地方,有怀疑论者在场,奥斯顿不仅不在房内,甚至不在这个城镇,汉斯却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事情的真相终于变得清楚了。当向汉斯提出一个数学问题时,奥斯顿稍微显得有些紧张,因为害怕汉斯次数敲少了。然而,当汉斯敲到正确数目时,奥斯顿难以觉察地点头或显得安宁了——实际上对所有观察者来说虽难以觉察,但对汉斯来说则已觉察到了,它因为有了正确答案可得一块方糖的报偿。甚至一批怀疑者一当提出问题就立即察看汉斯的脚,而当马得到正确答案时,他们作手势或作姿态表示答复。汉斯对数学完全无知,但对不知不觉的非语言提示却非常灵敏。当问题提出时,类似的信号不知不觉地传给了马。聪明的汉斯真正是名符其实的聪明;它是一匹在某些条件下略通人性的马,并能发现其他在以前从未见面的人提供给它的所需要的提示。但除了芬格斯特所绘的证据的确凿无误之外,类似于马那样能数数、阅读和政治上聪明的故事,猪和鹅也在继续使许多国家容易上当者困惑莫解。

  梦兆

  超感官知觉最引人注目的明显情况之一是预兆经验。当一个人感到有一件必定马上就要发生的灾祸,一个心爱的人死亡,或与长期失去联系的朋友通讯,以及一件预料事件就要泄露时,就会有这种预兆经验。有过这些经验的许多人报告过,预兆及其结果得到证实的情感上的强烈程度,提供了一种与另一个实在领域接触的极强的感觉。我自己就有过这样一种经验。多年以前,在一个深夜我出了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使我似乎得知,一位近亲已突然死去。这种强烈感受萦绕我的心头使我久久难以平静,以致使我不敢打长途电话去找他,因为怕他会被电话线(或别的东西)绊倒,并使我把这一感受看成是自我预兆。事实上,这位亲戚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无论经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学依据,但它不是一种实在世界中灾祸事件的反映。
  然而,若设这位亲戚那天夜晚真的死了。你就会很难一时使我相信这纯粹是一种巧合。但人们善于计算出,如果每个美国人在他一生中有少数几次这样的预兆经验,那么,仅仅关于保险统计员的统计每年在美国将得出若干明显的预兆室件。我们能够计算出,这种预兆事件必定相当频繁发生,但对极少数人来说,梦兆的灾祸也许会很快随之发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和令人可畏的。这种巧合对谁来说,每个月都定会发生。但许多感受过正确预兆的人,不言而喻会拒绝用巧合来对它作解释。
  我在那次感受之后,并没有写信给与强使人相信梦兆有关的灵学研究所,以说明这种梦兆并非是真实的。这样的信是不值一写的。但如果我梦兆死亡的事真的发生,那么这样一封信定将会作为梦兆的证据而被记载下来了。碰上的事被记载下来了,没有碰上的事就没有被记载下来。因此,人类本性无意识地共同促成带有偏见地把这些事件说成是经常发生的。
  这些事例——神秘论贩子亚历山大,基恩,灵魂出窍,福克斯姊妹,加的夫巨人,聪明的汉斯和梦兆——都是在科学边缘或边界上所作主张的典型。一个令人惊奇的断言,有的出自普通的事情,有的出自奇事或出自使人畏惧的事情——或者至少还不令人生厌。这些断言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人们认识肤浅,而有时著名人士和科学家未作更详细的研究而认可了。那些以为这些断言是属实而加以接受的人,承袭了一切习惯的解释。最共同正确的解释有两类。一类是有意的欺骗,通常是图谋发财,如福克斯姊妹和加的夫巨人就是。接受这类现象的人一直被蒙骗着。另一类经常运用的解释是,当现象非常罕见和复杂,其性质比我们所猜测的更为错综复杂和难以捉摸时,为了理解而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聪明的汉斯和许多梦兆适合于这第二种解释。在这里极通常的情况是,人们自己欺骗自己。
  我选择了前述事例,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这些事例全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例如,与人类行为或动物行为,评价证据的可靠性,锻炼常识的需要等密切相关。在这些事例中,没有一件涉及到复杂的技术或深奥的理论发展。我们无需高深的物理知识,就会对现代唯灵论的假面目产生怀疑。然而,这些骗局,蒙骗行为和误解居然迷惑了千百万人。在与科学较少类似的边缘上——比方说,关于无性生殖,或宇宙灾变或大陆消失或飞碟——要对这些介乎科学上有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主张作出评价该有多大的危险和困难!
  我把恶意创立和提倡介乎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信念系统的人,与那些接受这些信念系统的人作了区分。后者往往是被这些系统的新奇性所吸引,也为他们提供的洞见和堂皇的情感所吸引。事实上,这些都是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目标。设想出看起来象人类一样的外星来访者,驾着空间飞行器以及甚或乘坐象我们乘坐的那种飞机。并教给我们祖先以文明,这自然是容易的。这样想并不太费劲,倒非常类似于十分熟悉的西方圣经故事那样,可以从中得到慰藉。而从星际生物化学角度探索火星微生物,或者探索生物学上极不相似的星际智能生物发来的无线电讯号,则是更难掌握,也不是那么轻松安逸。然而,前一种观念竟广泛流行和普遍,而后一种观念却极其罕见。不过,我以为受古代宇宙航行思想所激励的人,都受真挚的科学的(以及偶尔还有宗教的)感情所促动。最深奥的科学问题总会吸引广大公众的兴趣。对许多人说来,脱胎于介乎科学边缘学科的劣等思想与已有效的易于领悟的科学最为接近。为了边缘学科的普及,就应谴责学校,出版社和商业电视,因为他们在科学教育方面宣传太少,即使做些宣传,也很呆板,效果不佳;同时也应谴责科学家,因为他们在使这一课题通俗化方面也做得太少了。
  古代宇宙航行的鼓吹者,最著名的是埃里奇·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在他的《诸神之车?》一书中断言,有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我们的祖先过去曾与外星文明有过接触。印度的铁柱;墨西哥帕伦克的匾额;埃及的金字塔;伊斯特岛上的巨大石碑(按雅可市·布劳诺斯基[Jacob Bro-nowski]看来,所有这些巨石碑都与贝尼塔·墨索里尼相似);秘鲁纳斯卡的几何图案。所有这些,据说都是由外星人建造或者是在他们的监督下建造的。但在各种情况下,这些人工制品都有似乎有理的和更为简单的解释。我们的祖先并不蠢笨。他们也许缺乏高超的技术,但他们与我们一样精明能干,而且他们有时把献身精神与他们的智力和艰苦工作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甚至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产品。有趣的是,古代宇宙航行的思想在苏联官员和政治家中颇为流行,或许是因为这种思想在一种可接受的现代科学范围内保留下古老的宗教观念。古代宇宙航行故事的最新说法是这样一种主张:在马里共和国的多冈族人有一种关于天狼星的天文学传说,这种传说只有通过与外星文明相接触才能学会。事实上,这看来似乎是正确的解释,但它与古代的或现代的宇宙航行毫不相干(参见第六章)。
  金字塔在古代宇宙航行的著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惊奇;自从拿破仑侵犯埃及以后,使古代埃及文明在欧洲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就竟成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柄。许多著作谈到假设性的命理学信息储存在金字塔尺寸上的,尤其是吉泽大金字塔的尺寸上,例如,以确定单位表示的高宽之比,被说成是亚当和耶稣之间的年龄之比。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人们看到一位金字塔专家用锉子锉掉了一个凸出部分,以致使观察记录与他的思辨结果较好一致。对金字塔感兴趣的最新标志,就是“金字塔学”的出现。有一种观点说到,我们在金字塔内比在立方体内感觉要好一点,活得也要长一些;甚至我们的刮脸刀片也要好使一些和耐用一些。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也发现住在立方体住宅内确要气闷一些。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大多没有生活在立方体住宅里。但金字塔学的论点还从未在适当的控制条件下,获得证实。再者,证实的重担至今也无人去挑。
  百慕大三角之谜,是关于在百慕大海域的广阔洋面上,船只和飞机失踪而得不到解释而引起的。这些失踪事件(仅指实际发生的失踪事件;有许多所谓失踪,只是传闻)的一种最合理的解释是船只和飞机沉没了。我一度对电视上关于船只和飞机神秘地失踪而火车却从未失踪过颇感惊异的节目,表示过反对意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迪克·卡夫特(Dick Cavett)答复说,“我能看得出你从未等候过从长岛来的火车”(因长岛与大陆没有铁路相连,当然没有火车,此处意即不存幻想——译者注)。如同热衷于古代宇宙航行一样,百慕大三角之谜的鼓吹者们,使用草率的学士作风和词藻华丽的提问。然而,他们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他们也没有挑起提供这种证据的重担。
  飞碟或不明物(UFO),几乎尽人皆知了。但看到天空中的光亮并不意味着就是金星人或遥远银河系上的人前来访问我们。例如,它也许是汽车前灯的光映出一朵高层的云,或者可能是发光的昆虫在飞行,或者是一种非常规的飞行器,或者虽是常规飞行器但却装有非常规的照明设备,例如配有用来作气象观察的高强度探照灯。还有许多事例——具有规律性的较接近的相遇——这里有一两个人认为是被外星的飞行器捉去并用他们特有的医学仪器测试,然后又把被捉人释放回来。但在这些事例中,我们仅有的只是这一两个人的非实质性的证据,尽管这一两个人是诚心提供证据,而且看起来似乎是可信的。在我看来,自1947年以来,提出申请备案看见UFO的成千上万的报告并不确有其事,因为其中没有单独一个是可以由许多人独立可靠地观察到,并借以说明直接相遇的不是别的,恰好明显的是外星飞行器。
  不仅缺乏较可信的奇闻轶事的证据,而且也没有任何物理证据。我们的实验室已是非常复杂高级了。外星人制造的东西,我们也有可能进行鉴定了。然而,谁也从来没有通过任何物理检验可以证明哪怕是外星空间飞行器的一小块碎片——更不用说能见到外星飞船船长的飞行日志了。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拒绝总统办公室关于认真研究UFO各种报告的建议。当骗局和纯粹的趣闻被排除了之外,似乎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供研究了。
  一次,我在一家饭馆里,瞥见了一个明亮的、“盘旋着的”UFO,并当即指给几位友人看。我很快发现,一大群顾客、女服务员、厨师和店老板闹哄哄地挤在人行道上,用手指或叉子指着天空,我自己被挤在人群中间,挤得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可大家却都显出惊喜交集的神情。但当我回家拿来双目望远镜一看时,发现那个UFO却原来是一架非常规飞行器(后来了解到原来是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一架气象飞机),这真使人大失所望。有些人为当众暴露了他们的轻信而深感局促不安。另一些人则只是因为失去了一个美妙故事,一件不平常的东西--另一世界的来访者——而为之惆怅不已。
  在许多这样的事例中,我们并不是无偏见的观察者。我们对结果有一种感情上的赌注——或许仅仅因为介乎信仰系统之间,如果是真的,那就使世界处于更有意义的地位;但或许因为有某种更深地扎根于人的灵魂中的东西存在。如果真有灵魂出窍的话,那么我的某种思维和感觉部分,离开我的身体并且不消费力地到达别的地方——一种使人振奋的期望,就是可能的了。如果唯灵论是真实的,那么我的灵魂将在我的躯体死去之后继续生存下去——这也许是一种让人得以安慰的思想吧。如果确有超感官知觉存在,那么,我们许多人都是潜存的天才,只需要加以开发,就能使我们比现在更加强而有力。如果占星术是正确的活,那么我们的个性和命运就被紧紧地维系在宇宙的其余部分上。如果真的有鬼神、妖精和神仙(有一本有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图画书,其中有六英寸高的不戴面纱的贵妇人的像,她们用轻纱裙角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男子亲密地连在一起),那么世界就将是一个比多数成年人历来所相信的更为奇独和更令人困惑之所。如果我们现在正在接待或在历史上已经有过高级的和善良的外星文明的代表来访,那么,或许人类目前的处境似乎就不是那么可怕了;或许外星文明会把我们从自身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但是。这些吸引和激励我们的设想,并不能担负起它们的真理性。它们的真理性只有赖于证据是否足以令人信服;我自己有时还不免有些勉强的判断是,对于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想法,简直不会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至少目前还没有)。
  除此之外,许多这样的学说,如果是假的话,则它们是有害无益的。在过于简单的流行占星术中,根据出生月份用十二种属相来判定一个人的命运。如果这种属相是假的,我们就会冤屈了被定属相的人。我们把他们置于一套早已拼凑成的框框里,而并不根据他们本人,即性别和种差中类似的属相来作出判定。
  对UFO和古代宇宙航行的兴趣,似乎至少部分上为了满足宗教的需要。外星人通常被描绘成外表上是智慧聪颖,体魄强壮,和蔼可亲的人,有时他们穿着白色长外套。他们非常象神和天使,来自其他行星而不是来自天空,是利用空间飞船而不是利用翅膀。略具伪科学的外貌,但神学的前提是清楚的:在许多情况下,被假定的古代宇宙航行和UFO的占有者都是受人崇拜的神,只是稍加改装和现代化,但还是易于辨认的。事实上,新近英国的一个调查表明,多数人相信是外星的访问者而不相信是上帝。
  古希腊流传着种种故事。故事中诉说诸神来到了地球,并与人类结成姻缘。中世纪出现了天使和仙女的形象也同样丰富多彩。神、天使和仙女都被作为最明显有着可靠性的人,而一再被载入史册。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所有的仙女如今又在何处呢?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又出了什么事呢?近代或更具怀疑的年代是否把这些神一股脑儿抛弃了呢?或者这些早期的传说能否反映出迷信和轻信以及证据的不可靠呢?由此可以推测,由于对UFO迷信的扩散将预示着一种可能的社会危险:如果我们相信仁慈的外星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将有可能被引诱成不去自尽其力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相信太平盛世会自动到来的宗教运动正是这样产生的。
  真正有意义的UFO的所有事例,都依赖于这样的信念,即一个或几个证据不易欺骗人,或被欺骗。然而,目击报告的受骗机会则是惊人的;(1)当着一个法律学校学生的面,演示了一起假抢劫案,其中很少有学生能确切描述出闯入作案的人数,他们的穿戴、武器或话语,以及抢劫案发生的事件经过或时间。(2)教师带进两群孩子,他们在所有考试中都考得同样好(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可是,教师发现一群孩子机灵敏捷,而另一群蠢笨沉默。后来的评分等级反映出评定往柱凭学生最初的错误印象而不凭学生的行动。有先入之见就会得出具有偏见的结论。(3)先让人看一部有关汽车事故的电影。然后,向他们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蓝色小汽车已跑过停车线了吗?”,等等。一星期后,再问这个问题时,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会回答说,看到了一辆蓝色小汽车——尽管事实上电影里并没有出现过蓝色小汽车。看来在目击事件之后的一段短时间内,我们用言词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见到的,然后把它固定起来,长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是非常容易受骗的,任何流行的信念,比方说,奥林匹斯诸神或基督圣徒或外星宇宙航行员等等,都能无意识地影响我们的目击报告。
  许多介乎信仰系统之间的那些怀疑论者,并不必然是害怕新鲜事物的人。例如,我和我的许多同事对其它行星上有生命、智能或其他东西的可能性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我们必须谨慎,不可将我们的愿望和恐惧强加给宇宙。相反,在通常的科学传统中,我们的目标是找出真正的答案,而与我们情感上的先入之见无关。即使只有这一点,那也是一种有真理价值的知识。如果具有智能的外星人来访问我们的行星,没有人会比我更欣喜若狂了。这将使我的专业工作变得大大的容易了。事实上,我为此而花费的时间比我留神思考UFO和古代宇宙航行问题上的时间更多。我相信,公众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至少部分的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向现代科学提出的各种令人眩惑的可能性开放,必定会受到某种顽固的怀疑论所干扰。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结果完全是错误的。向新可能性的开放和提出难对付问题的意愿,都在于需要促进我们的知识。难对付问题的提出,具有额外的利益:美国的政治和宗教生活,尤其是在最近十五年中,以公众的过度轻信为其特征,没有提出困难问题的意愿,这已产生了对我们民族健康的明显损害。消费者怀疑论促成优质产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政府、教会和学校系统以恰当的热情鼓励批评思想的缘故吧。他们知道,自己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专职科学家们一般都必须选择他们的研究目标。有某些目标,如果一旦达到,则非常重要,但它们成功的希望甚微,以致谁都不愿意去追求这些目标。(多年来,探索外星的智能人就是一例。情况已有了改变,主要是因为无线电技术的进步,已容许我们能建造巨大的射电望远镜,这些望远镜配有灵敏的接收器,可以收听到可能是发送给我们的任何消息。这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是从来不可能的)。还有另外的科学目标,这些目标非常容易达到,不过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大多数科学家选择一种中间路线。其结果,很少有科学家实际投身于对介乎科学边缘的或伪科学的信念进行检验或向之挑战的泥潭中去。发现某种真有意义的东西——除了人的本性之外——机遇看来是较小的,但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却似乎是较大的。我相信,科学家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这些问题,但一个已知论点缺乏强有力的反对,决不暗示出科学家认为它便是合理的。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信仰系统是如此荒谬,以致很快就遭到科学家们的反驳,但又从不把他们的论证发表出来。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科学依赖于公众的支持,在今天尤其是过样。不幸的是,由于多数人具有一种很不合适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要想对科学问题作出理智的决策是困难的。有些伪科学则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而不少支持者则不仅把伪科学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连系起来,而且还从中大发横财。他们不惜花费大笔钱财以维持他们的观点。某些科学家似乎不愿意去参与公开面对的科学和伪科学之争,因为这需要花大力气,而且还有可能会使他们在公开的争论中丢面子。但是,有一个极好的机会表明,科学是怎样在它那黑暗的边缘上工作的,并且还是一种交流科学的力量及其乐趣的方式。
  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暗淡不明的稳定性。漠视科学和反对新鲜事物是导致公众轻信的大问题。一位著名科学家曾威胁当时正患病的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Spiro-T.Agnew),反对我坚持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名义组织一次讨论会,就UFO的起源是外星空间飞行器假设进行讨论,无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均可发言。科学家们被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的《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的结论激怒了,也被维里科夫斯基对许多确凿的科学事实的全然无知激怒了。他们虽则成功地但却是不地道地强使维里科夫斯基的出版商放弃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另一家公司出版而且赚了很多钱——而当我安排了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第二次会议专题讨论会来讨论维里科夫斯基的思想时,我也受到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批评。他认为,任何引起公众对维里科夫斯基的注意,尽管是持否定态度的,都只能是帮维里科夫斯基的忙。
  但这些专题讨论会还是举行了。听众们似乎发现这些会议是有意义的,讨论记录也汇编出版了,现在在德罗斯或弗雷斯诺的青少年们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能够找到介绍来自这个问题另一面的一些书籍。如果说学校里和宣传工具中把科学说得平淡无奇的话,那么或许可以通过对科学边缘上的问题开展一些准备充分和内容广泛的公众讨论,以唤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占星术可以被用来讨论天文学;炼金术可以用来讨论化学;维里科夫斯基的灾变说和诸如大西洋这样的大陆沉没假设可以用来讨论地质学;唯灵论和信仰疗法则可以用来讨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广泛问题。
  美国还依然有许多人相信,凡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必定是真的。由于有那么多未加论证的思辨和荒唐而无意义的东西出现在书中,从而就会严重地曲解真正的东西。我饶有趣味地读到了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的总编辑所说的一段话:“我们认为,出版者有责任检验某些有争议的非虚构作品的正确性。我们的程序是把书送给一位该领域内与书无涉的权威去有目的的审阅”。这段话是在我看完了报纸上过早发表H.R.霍尔德曼(Haldeman)的一本书的内容以后读到的,使我感到十分恼怒。霍尔德曼是前任总统的助手,并且是一位已判了罪的重罪犯。事实上,正是这位总编所属的公司,近几十年来已出版了一些最恶劣的伪科学书籍。但从另一方面来介绍这种故事的书,如今却变得畅销了。下面我列举一些比较突出的伪科学学说以及力图从科学上对它们进行反驳所作出的最新努力。有一种已受批判的观点,说什么植物具有感情生活并能演奏乐曲,还有加里·特鲁多(Gary Trudeau)的“多尼斯堡”连环画中所描绘的与蔬菜作数星期交谈的故事,几年前曾风行一时。正如本章的开首题词(论金鱼草的临死搏斗)所表明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论题。或许唯一有鼓舞作用之点是,比起1926年来,今日则以更加怀疑的精神看待它了。

  一些最近的边缘学说以及对它们的批判

  虽则新近许多边缘学说被大肆宣扬,但对它们未加怀疑地讨论,它们的致命缺陷也未为人所共知。本表则为对之进行这种批判提供指南。

  百慕大三角
  《百慕大三角之谜--解决了》
  劳伦斯·库什,哈伯和罗,1975年。
  唯灵论
  《神灵中的魔术师》
  哈里·豪丁尼,哈伯,1924年。
  《通灵的黑手党》
  M.拉马尔·塞恩,圣马丁出版社,1976年。
  尤里·盖勒
  《尤里·盖勒的魔术》
  詹姆士·兰迪,巴兰丁,1975年。
  阿特兰提斯和其他“失去的大陆”
  《地球的传奇:这些传奇的地理起源》
  多萝西·B.维塔里昂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73年。
  《失去的大陆》
  L.斯普拉格·德·坎普,巴兰丁,1975年。
  飞碟
  《飞碟释疑》
  菲利普·克拉斯,兰登姆·豪斯,1974年。
  《飞碟:一场科学的辩论》
  卡尔·萨根和桑顿·佩奇编,诺顿,1973年。
  古代宇航员
  《天神的显现:对埃里奇·冯·丹尼金种种理论的细察》
  罗纳德·斯托里,哈伯和罗,1976年。
  《古代工程师》
  L.斯普拉格·德·坎普,巴兰丁,1973年。
  维里科夫斯基:《碰撞中的世界》
  《科学家质问维里科夫斯基》
  唐纳德·戈德史密斯,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
  植物的感情生活
  《植物的“原始知觉”》
  K.A.霍罗威茨等,《科学》,第189期,第478-480页(1975年)。
  几年前,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魔术师和其他人组成的委员会,旨在提供对科学边缘持怀疑论的各种论点。这个非营利的组织被叫做“各种超感觉主张的科学调研委员会”,本部设在纽约布法罗区肯辛顿大街923号(邮政编码是14215)。它正着手进行一些有益的工作,包括出版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争论的最新消息,这场争论是围绕着从前亚历山大这个神秘论贩子和在他同时代是理性主义者的享乐主义者们之间的论战展开的。该委员会已向它的分支机构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发出正式通知,禁止在电视节目中播放那些未经特殊批判的伪科学。委员会内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辩论。一方认为,一切带有伪科学气味的学说都应在坚决反对之列;另一方则主张,每一个问题都应按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但证明的责任则应该由提出建议的人直接承担。我是非常赞成后一种主张的。我深信,超常事件确实应该追求探索。不过,超常主张则需要有超常的证据才行。
  当然,科学家也是人。当他们的热情奔放时,他们有可能抛弃他们的学科的理想。尽管这些理想和科学方法已广泛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找出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需要预感、直觉和天才的创造性兼而有之;它也要求具有怀疑精神对每一步加之细察。正是这种创造性和怀疑论之间的张力,才导致科学中惊人的和始所未料的发现。在我看来,介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各种主张比起下面这些实际科学中成百项新近活动和发现来,确要乏味一些。这些成为新近的活动和发现中包括有:每个人头颅中两半球彼此独立的大脑。黑洞的实在性;大陆飘移和冲碰;黑猩猩的语言;火星和金星上大规模的气象变化;人种古迹;外星生命的探索;控制我们遗传和进化的精巧自我复制的分子建筑术;以及整个宇宙的起源、本质和命运的观察证据。
  但是,科学的成功,无论是活跃智力还是它的实际应用,都有赖于科学的自校正特征。任何正确的思想,都必定有检验它的方式。任何正确的实验,也都必定有可能重做。这与科学家的性格或信仰无关;一切都在于证据是否支持他的论点。用权威作为论证是不能算数的;权威们往往是错的事情多的是。我很希望看到能将这些行之有效的科学思想模式在学校中和宣传中加以传播;可以肯定,把这些思想模式引进政治也将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科学家们都懂得,当有了新证据或新论据时,就要彻底而公开地改变自己的观念。我至今尚想不起有一位政治家表现出作这种改变的胸怀和诚意。
  处于科学的边缘或周围的许多信仰体系,并不能经受得住实验的检验。它们都是趣闻轶事,完全取决于目击的正确性,但谁都知道目击通常是靠不住的。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这样的边缘体系结果都是不正确的。正象我们不能拒收有价证券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这些论点一概拒之门外。例如,巨大的岩石能够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在十八世纪的科学家们看来是荒诞可笑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ll)竟说,他宁愿相信两位美国科学家撒谎,却不相信石从天降。然而,石头确实从天而降。这些石头被叫做陨石。自然,我们的预感不能对这件事的真理性负责。只有通过仔细分析大量独立地目击普通陨石下落的证据,同时得到一大堆物理证据的支持,其中包括在屋檐下和耕种过的田野上得到的陨石的支持时,这一真理才能得以确立。
  偏见(Prejudice)从字面上看就是指前判断(Pre-judg-ment),即在考察证据之前就把一个论点拒斥了。偏见,乃是强烈地感情用事的结果,而不是运用可靠推理的结果。假若我们希望找到一事的真理,那我们就必须尽可能以完全开放的头脑去处理问题,并且还需深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和癖性。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某个主张的证据作了仔细而全面考察之后,如果我们拒斥了它,那就不是偏见。这或许可以叫“灼见”。它无疑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
  批判的、怀疑的考察乃是日常实际事务以及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当我们买了一辆新汽车或用过的汽车时,我们总想郑重其事地索取书面保证、试车并检查其特殊部件。对于汽车出售者在这些方面推诿遁词,都将非常谨慎地对待。然而,许多介乎科学与非科学边缘信念的倡导者们当需要经受类似严密的考察时,却往往怒不可遏。许多声称具有超感官知觉的人也宣称,当他们被细心观察时,他们的能力就会减弱。魔术师尤里·盖勒乐于当着科学家的面把钥匙和餐具弄弯曲,而这些科学家惯于作为诚实搏斗的对手面对自然界;但对于值得怀疑的魔术师愚弄观众却放任自流。这些科学家懂得人类的局限性,他们自己也能用巧妙的技术表演类似的动作。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那些介乎科学边缘的信仰的提倡者,每当受到批评时,往往用过去的天才受到奚落来作辩解。但是,某些天才受到嘲笑并不暗含着所有被嘲笑的人都是天才。他们嘲笑过哥伦布,他们嘲笑过福尔敦,他们嘲笑过赖特兄弟。但他们也曾嘲笑过头脑简单的小丑。我坚信,科学是伪科学的最好解毒剂。
  *非洲有一种淡水鱼是瞎眼鱼。它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场,即使遇到干扰,它仍能区分出捕捉者和被捕者,并以一种相当精巧的电讯语言传达给潜伏的配偶和其他同类的鱼。这牵涉到一个完整的器官系统和感觉能力,它们还根本没有被前技术的人类所认识。
  *有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和自足的算术,其中二乘一不等于一乘二。
  *鸽子——一种地球上最少吸引人的动物——现在发现它们对磁场强度有显著的敏感性,能够感应地球磁极的十万分之一的磁场强度。鸽子显然是利用这种感觉能力来通航,并通过它们对金属无沟、电力线、火警安全梯等的磁特性来辨别它们的周围环境。这是一种从未为人们所发现的感觉形式。
  *类星体似乎在银河系的中心差不多以难以相象的猛烈程度爆炸,这些爆炸破坏了数以百万计的世界,其中的许多世界也许有居民居住过。
  *在东非洲流出时间已达三百五十万年之久的火山灰上留有许多脚印——一种大约四英尺高能有目的地大步行走的生物,这种生物可能是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附近留有用膝关节行走的灵长目动物的足迹,迄今还没有发现过有哪一种动物与这种动物相符。
  *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成打的称为线粒体的微小工厂,这些线粒体把我们的食物与分子氧结合在一起,以便以一种合适的形式提取能量。最近的证据提示出,几十亿年前,线粒体都是自由的有机体,它们缓慢地进化而与细胞结合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多细胞有机体出现时,这种排列就被保留了下来。于是,在一种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机体,而是由大约有一万亿个生命排列而成,而不是由完全相同种类的生命构成的。
  *火星上有一座火山,几乎高达80,000英尺,是在大约十亿年前形成的。金星上可能存在着甚至比这更高的火山。
  *射电望远镜已经探测到宇宙黑体背景辐射,那是叫做大爆炸事件的遥远回波。宇宙创造时产生的光目前正在观察中。
  这个表我能继续列举下去几乎没有完。我相信,对现代科学和数学中的这类发现即使是一知半解,也要比大多数伪科学学说更加令人信服和令人激奋。那些伪科学学说的倡导者们,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被爱奥尼亚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指责为是“梦游者、魔术师、罗马酒神的僧侣、酒鬼的女祭司、神秘论贩子”。但科学则更为错综复杂和精致微妙,揭示出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宇宙,并强有力地唤起我们的好奇心。而且科学具有是真的——不管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的程度如何——这种附加的和重要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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